財富管理范例

財富既古老又年輕、既具體又抽象、既現實又理想、既平凡又神奇,財富是人類古老而永恒的追求。不同的財富觀引導人們追求不同的財富并實施不同的財富行為，從而產生不同的社會結果。在一定意義上講，財富觀決定著人類的價值取向，決定著人類的發展路徑、方向和生存方式。如果說農業文明孕育了黃色財富觀，工業文明打造了黑色財富觀，那么，生態文明時代呼喚的則是綠色財富觀。面對飛速發展的經濟和嚴重的生態環境問題，人類社會正從工業文明時代向生態文明時代轉型。因此，在生態文明背景下，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系統地研究和培育人類的綠色財富觀，對于樹立生態文明理念、構建生態文明社會具有極為重要的理論價值。從實踐意義層面上看，系統地研究和培育人類的綠色財富觀，將有助于引導人們在構建生態文明的社會實踐中，主動地創造、追求、擁有、享受綠色財富，同時，也有利于中央和地方政府運用政治、法律、行政、經濟、宣傳、教育、管理等多種手段促進公眾、企業和其它社會組織踐行科學發展觀，構建綠色中國。

  一、關于綠色財富的國內外研究現狀   從國際上看，面對工業文明的負面作用——全球氣候變暖、生物多樣性銳減、生態系統功能退化、資源枯竭、環境問題日趨嚴峻的危機，人類精英正在理性反思與醒悟。國際上關于生態文明與綠色財富的研究與實踐正在呈現綠色革命與綠色潮流態勢。1995年，世界銀行曾頒布了衡量國家地區財富的新標準，即一國的國家財富由三個主要資本組成:人造資本、自然資源和人力資本，綠色GDP核算正在取代傳統GDP核算，[1]（P399）2006世界銀行出版了《國民財富在哪里：綠色財富核算的理論》。[2（]P168）2006年阿爾文•托夫勒出版了《財富的革命》，[3（]P373）2010年7月30日，由國際綠色經濟協會發起主辦的“首屆全球綠色經濟財富論壇”提出綠色財富的時代到來了。由此可見，生態文化正在成為主流文化，低碳經濟、循環經濟、綠色經濟正在成為主流經濟，綠色財富觀正在成為主流財富觀。①   從國內看，同志在十七大報告中指出：“建設生態文明，基本形成節約能源資源和保護生態環境的產業結構、增長方式、消費模式。循環經濟形成較大規模，可再生能源比重顯著上升。主要污染物排放得到有效控制，生態環境質量明顯改善。生態文明觀念在全社會牢固樹立。”面對我國生態環境的嚴峻現實，我們不得不反思工業社會的發展觀、財富觀、幸福觀、價值觀和自然觀。2005年以來中國綠色財富論壇每年舉行一次，論壇旨在宣傳、推廣“綠色財富”的理念，將對如何開展綜合利用，通過經濟發展的人力資本推動把經濟持久發展和綠色經濟資源高附加值運用等問題的思考放在第一位，以知識和技術的進步來使我國徹底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優化投資環境，合理開發生態資源，大力開發綠色財富，全面落實科學發展觀。②我們越來越深刻地認識到，善待生態環境就是保護人類自己，擁有良好的生態環境，就是擁有無限的財富。由此可見，構建人類的綠色財富觀，不僅是整個社會可持續發展的客觀要求，也是人類生存發展的客觀需要。國內對于生態文明背景下的綠色財富觀的研究處于起步階段，只有少數學者對此給予了關注，相關文章主要有：黎祖交著《綠色財富：時代的呼喚》（《綠色中國》2006年第11期），黎祖交著《讓綠色財富成為全社會共同追求》（《綠色中國》2011年第1期），祝列克著《綠色財富：社會生態覺醒的標志》（《綠色中國》2006年第7期），祝列克著《創造綠色財富促進和諧發展》（《國土綠化》2006年第8期），陳瑞清著《建設生態文明發展綠色經濟創造綠色財富》（《前沿》2008年第8期），黎祖交著《綠色財富讓世界更美好》（《綠色中國》2010年第1期），《中國循環經濟創造綠色財富》（《經濟視角(上)》2009年第11期），李光憲等著《發展綠色低碳經濟創造綠色財富》（《中國環境報》2010年7月2日），李鳴著《綠色財富觀：生態文明時代人類的理性選擇》（《生態經濟》2007年第8期）等等。上述文章對綠色財富觀的意義、內涵特征、分類、綠色財富生產技術、綠色財富、核算方法等問題進行了一些初探，但尚不全面、具體和深入，缺少系統論述和深度研究的專門成果。   二、綠色財富的緣起與內涵   財富是一個古老而又年輕、抽象而又具體的概念。財富是人類孜孜不倦追求的一個重要內容。財富的定義較多，例如，古希臘著名的史學家、思想家色諾芬認為財富就是具有使用價值的東西；威廉•配第認為“,勞動是財富之父，土地是財富之母”；早期的重商主義者認為金錢就是財富；西方經濟學的奠基人物亞當•斯密將財富既理解為價值即社會財富，又理解為使用價值即物質財富；馬克思認為財富有三種基本形態，即物質財富、貨幣財富和能力財富[4]。阿爾文•托夫勒在《財富的革命》中提出，與財富相關的三個基本原理，時間原理、空間原理、知識原理，掌握了這些原理，我們也就掌握了獲取革命性財富的鑰匙。劉詩白教授在《現代財富論》中提出，現代財富也就是全面財富，包括商品財富與非商品社會財富兩大類別。滕泰博士在《財富的覺醒》中提出，財富劃分為生態財富、硬財富和軟財富三種。胡潤百富榜創始人胡潤認為，財富不是錢,它代表著一種品質。經濟學家認為，財富是經濟學的核心，財富的創造和財富的分配是經濟學中永恒的主題，離開了財富及其創造和分配，也就沒有了經濟和經濟學。[5]哲學家認為：追求財富既是人的本性,也是社會演進的杠桿。[6]   人類的財富觀是隨著生產力的發展、時代演進而不斷更新的。從財富觀與自然生態環境的關系來看，農業文明是孕育了黃色財富觀，工業文明打造了黑色財富觀，生態文明時代呼喚的則是綠色財富觀。雖然中國傳統文化中蘊含著“天人合一”、“天道圓圓”、“道法自然”等生態道德哲學思想，但是，在農業文明時代，人類還沒有充分認識到綠色財富觀與實踐的重要性；在工業文明時代，盛行“人類中心主義”，人類瘋狂地追求GDP成為時代的主旋律，沒有綠色財富觀生存發展的文化與土壤。工業化時代，人類以驚人的速度創造財富，并以同樣驚人的速度破壞生態環境、消耗自然資源。工業文明時代的財富觀呈現出資本性、生態環境的破壞性、資源的浪費性和無形資產性等特征。于是，社會出現了生態環境危機和人類的生存危機。社會精英開始反思，從卡遜的《寂靜的春天》到布倫特蘭的“可持續發展觀”，從1972年的《人類環境宣言》到1992年的《21世紀議程》，從“人類中心主義”到“人——社會——自然”復合生態系統理論，從生態政治思潮到公眾綠色運動，她們呼喚著21世紀新的財富觀——綠色財富觀。[7]#p#分頁標題#e#   對于綠色財富的內涵，學術界迄今還沒有一個統一而權威的界定。黎祖交教授認為，所謂綠色財富，就是以資源安全、生態安全、環境安全和社會安全為前提的，有利于人類健康繁衍，有利于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人和諧共處，有利于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和人的全面發展的財富。[8]有的學者提出：“綠色財富是對環境友好的財富，即在制造、物流、消費使用過程中不對環境造成危害，即使報廢也能回收利用，創造新的財富；是以保護人類健康繁衍為宗旨，實現經濟、環境、社會和諧發展的物質財富、自然財富、精神財富、創造財富的總稱。‘綠色財富’這一概念體現了可持續發展的總體目標，也為當代防止污染、保護資源與生態環境指明了方向”。[9]中國綠色財富及其評價體系課題研究組認為，綠色財富，即用綠色財富理論孕育的財富，是對環境友好的財富。崇尚綠色財富具有劃時代的偉大戰略意義，它是對人類財富觀念的一場深刻變革，將引發一系列財富命題被賦予綠色內涵和外延，必將促使人類追求財富之理念、道德、標準、方式等等發生翻天覆地的綠色巨變。綠色財富所引發的波瀾壯闊之綠色革命，將是人類走向生態文明的最顯著標志之一。黎祖交教授提出了綠色財富的四條標準：經濟學標準（節能經濟、循環經濟、可持續發展經濟）、生態學標準（生態安全、生態和諧）、環境保護學標準（經濟發展與保護環境雙贏）和人文科學標準（有利于人際安全和人類進步）。[10]有的學者認為，綠色財富觀，是指在生態文明時代，在堅持可持續發展戰略、構建和諧社會的宏觀背景下，人類所持有的關于綠色財富的本質，綠色財富創造方式，綠色財富源泉標準，綠色財富積累、享受、管理以及社會功能作用等理念系統的總稱。從財富性質層面上看，綠色財富具有綠色性、生態性、環保性和安全性等本質屬性；從財富的創造和積累層面上看，它具有資源節約性、環境友好性、生產清潔性和經濟循環性等屬性；從財富流通層面上看，她具有健康、環保、可回收、可再利用等屬性。[7]從上述學術觀點中，我們深切地感受到“綠色財富”理念正向傳統經濟學的財富觀挑戰。   三、綠色財富的分類   祝列克先生認為，綠色財富分為綠色物質財富和綠色精神兩個部類。[11]黎祖交教授認為，綠色財富可以按照不同的標準進行分類，并因而有廣義與狹義之分。廣義可分為綠色物質財富、綠色精神財富和綠色人力財富，其中的綠色物質財富稱為“狹義的綠色財富”。對于綠色財富我們還可以按照其它標準進行分類，譬如我們可以將綠色財富劃分為綠色社會財富和綠色個人財富；可以按照綠色財富的存在形式是否具有可視性將綠色財富劃分為有形綠色財富與無形綠色財富；可以按照綠色財富滿足人類需要的對象將綠色財富劃分為綠色生理財富和綠色心理財富……如此等等。[8]有的學者認為，在生態文明時代，對于綠色財富按照不同的劃分標準可以作如下幾種主要的分類：按財富是否具備綠色性可劃分為：綠色財富與非綠色財富；按綠色財富的存在形式可劃分為：有形綠色財富（雪山、草地、森林、河流）與無形綠色財富（有關生態建設、環境保護的專利權、商權標和版權）；按綠色財富是否經過人為加工可劃分為：原生態綠色財富（原始森林、各種野生動植物）與人造綠色財富（無污染農產品、環保汽車、節能建筑材料）以及組合式綠色財富（舉世聞名的三峽工程）；按照世界銀行衡量國家（地區）財富的新標準，以綠色性為尺度，可以把一國的財富劃分為綠色人造資本、綠色自然資本和綠色人力資本。[7]不同的學者，按照不同理念與標準，從不同的視角，對綠色財富可以作多種分類。我們深刻地感受到綠色財富的客觀性、多樣性和豐富性。   四、綠色財富觀的應用性研究   陳澤偉先生認為，北京2008年奧運會成功舉行，大力推進了中國生態環境保護，讓天更藍、地更綠、水更清，讓生態文明觀念深入人心，這是北京2008年綠色奧運會為中國為世界創造的綠色財富。[12]張書磊先生認為，2010上海世博為中國為全球精心打造了一場低碳盛宴的綠色財富。[13]胥樹凡先生提出，“發展綠色產業，創造綠色財富”。我們不僅要保護大自然的綠色財富，而且要創造綠色財富，要大力發展綠色產業，就必須大力發展綠色科技、綠色設計、綠色制造、低碳經濟、循環經濟、生態農業、綠色工業、綠色服務，等等。[14]運用綠色財富理念投資使巴菲特名列全球個人綠色財富排行榜之首，他主要投資是風能和電動汽車的研發。[15]自1999年海南省率先提出建設生態省以來，目前全國已有海南、吉林、黑龍江、福建、浙江、江蘇、山東、安徽、河北、廣西、四川、遼寧、天津、山西等14個省區市開展了生態省建設，并取得了明顯的成效（另外還有一些省市正在啟動中）。我國中央與地方政府已經形成共識：“綠色生態是最重要的財富、最大的優勢、最大的潛力、最大的品牌”的發展理念，從而把“生態立省、綠色發展”確定為發展的主旋律。[16]全球綠色經濟財富論壇的宗旨是要成就各行業經濟“綠色&財富”的永續發展，并在全世界創新性的率先提出“締造財富與綠色的深度融合”，并為企業的綠色與財富融合性發展打造“產、學、研、資、政”五個方面的全方位合作發展平臺。①由此可見，研究綠色財富、創造綠色財富、追求綠色財富、擁有綠色財富、享受綠色財富正在學術界、產業界、管理界以及社會生活領域普遍展開、蓬勃發展。   五、關于綠色財富指標體系研究   潘岳先生認為，GDP核算法不能全面反映國家的真實經濟情況,核算出來的一些數據有時會很荒謬,因為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也能增加GDP。建立綠色GDP核算體系是科學發展觀的重大實踐。[17]由國際綠色經濟協會組織，卡爾實驗室（國際）與轄屬美國經算研究室、非訴研究室共同調研和運算，建立全球首創的關于“綠色財富”的評價體系。評價體系以財富指數、能耗指數、原材料綠色指數、環境貢獻指數、環境污染指數、影響力指數六項指數綜合得出“綠色財富”評價指數，主張了高財富、高材料綠色、高環境貢獻、高影響力、低環境污染、低能耗的排行榜價值方向。[18]人類財富指標評價體系有很多，最具代表性的有：GDP、綠色GDP、HDI、GNH等。胡鞍鋼教授認為，無論是GDP、綠色GDP、HDI或GHDI，基本上還是物質性層面的東西。GNH核算體系則不僅涵蓋了物質性內容，而且包含了精神性內容。GNH是人類財富指標體系的又一次偉大發明。[19]我們認為，綠色財富指標體系是一個系統工程，它至少應當包括以下五個方面的統一：綠色物質財富指數與綠色精神財富指數的統一，原生態自然綠色財富指數、人造綠色財富指數與組合式綠色財富指數的統一，宇宙可探測的綠色財富指數、全球可探測的綠色財富指數、國家綠色財富指數、企業、組織綠色財富指數與個人財富指數的統一，可持續生存綠色財富指數、可持續發展綠色財富指數與可持續綠色享受財富指數的統一，經濟綠色財富指數、政治綠色財富指數、文化綠色財富指數、教育綠色財富指數、信息化與媒體綠色財富指數、道德綠色財富指數、法律綠色財富指數與管理綠色財富指數的統一。#p#分頁標題#e#

一、引言

新經濟時代，經歷了由新經濟的泡沫化修正、美國景氣大幅成長的時代大背景，發展到知識經濟及科技文明，對人類是的意義超乎想象的、及影響力巨大的。但存有在知識經濟時代進步的大部分財富集中于少數的團體及個人，財富分布不均衡，而這些積聚財富的集團或個人對于新時代的經濟管理同樣發揮著舉足輕重、不可限量的影響和優勢。但掌握財富的他們是否在握有經濟管理和發展的同時，對于人類乃至人類文明的未來發展具有決定性作用呢？他們的財富直接引導著財富的生殺大權呢?當然，在知識經濟目的是為了人類的發展與精神滿足感，但現實是這些財富是集中于少數人的手里的，只有他們基于物質與精神的滿足狀態，而事實上，其他的人類大多數是壓力與不安的。例如，面對工作壓力以及失業率的大幅度提高，財富的數位落差，貧富差距日益明顯形式下出現的新階級歧視等問題。雖然在微觀角度看來，新時代下的知識經濟管理強調的是創新的競爭利益，在宏觀角度看來，知識經濟的影響力是歷史未有的。從這一觀點來看，對“新經濟時代知識經濟管理的發展趨勢研究”不容置否。在文化的角度看來，知識經濟是全球化大發展的歷史趨勢，是中國文化發展人文主義及人文價值的重要條件，“人文精神”與知識經濟下缺失的“人文價值"的關系討論，是具有劃時代歷史前提，并在中國文化中對經濟人文精神的強調，凡是其在知識經濟趨勢下，可為管理學界所帶來的啟發。

二、具有特色知識經濟新時代

知識經濟，是以知識為基本條件的經濟，須與傳統經濟管理的模式區別開來，知識經濟具有不同的思考角度及其特征：首先，在新經濟時代知識本身的內容是信息、觀念、知識、觀察力、創造力，通過知識經濟下的人類活動來表現，是人類在創造創造過程中的產物。因此，知識經濟的源泉是做好服務，是測量服務與知識的重要組合。其次，生產界線與全球化經濟模式的轉變，以導致人類社會分工與經濟管理模式的轉變。比如:代工模式(<CM)的歸屬問題，是委托者與代工者的產品劃分的界限討論問題。再次，外部環境的轉變與以往經濟發展的改變過程，經濟模式影響結過是好與壞的區分，例如空氣質量及污染問題。經濟模式的基礎知識在改變同時，要做好迎接新時代的知識管理的重大變革與知識革新帶來的一系列的發展改變。第四，投資分析與制度要區分開來，是有型投資到無形投資的轉變過程，比如，網絡流程計算的經濟活動的復雜性和難度性的討論研究。第五，是創造性毀滅與資本有效使的轉換階段關鍵時期，舊模式與新模式的資本價值轉換是新經濟形式下迫切適應與解決發展的問題探究。

三、知識管理的趨勢

1.重視知識管理的面向探討。

目前，對于知識管理的定義及看法處于不斷探索前進的發展時期，人們對于新經濟時代下的看待持有不同的觀點及行為管理，例如在不同的管理階層出現的不同管理思維方式與方法，其做法不同，行為不同，取得的成績亦是不相同的，但從個人存有知識管理本質的認知差距問題，推行管理規則方向仍存有大量的不同。首先，新經濟時代下的知識管理，應將知識管理與資訊管理區別開來，知識管理關鍵目的是在營造創新的問題，從知識類型管理則存有深層含義，其一，是感知知識傳授知識的過程，強調在于意會的階段;其二，則是顯示與表現的過程，即通過的具體的描寫刻畫的，經過文字語言的形式展現，呈現出更為具體形象的文字化知識。是組織與轉化的過程，強調的創新的可能性與發展性、呈線性特質。在過程中應用于知識螺旋，誘發創新的只是碰撞與激發。所以創新是新經濟時代下知識管理的關鍵要素。是創新，同樣就面對不同程度上的知識挑戰與知識跨越，是推行知識管理過程中的重要執行與審視過程，是思考與營造知識管理的新環境的呈現。

一、財產傳承類信托的市場需求分析

（一）高凈值家庭人數激增

根據統計數據，截至2013年底，我國個人可投資資產總額達到73萬億元，與上年同比增長約19%。目前，我國高凈值家庭所擁有的可投資資產總額為33萬億元人民幣。從區域分布看，北上廣地區高凈值家庭戶數最多，遼、蘇、閩等東部沿海省份緊隨其后。

（二）家族企業進入財富傳承期

改革開放、實行市場經濟三十多年后，我國第一代創業者的發展周期已經到了向第二代交班的時候。隨著高凈值人士年齡的逐漸增大，子女已具備了接班能力，對財富的傳承需求越來越多。同時，目前世界各國普遍征收遺產稅，我國征收的呼聲也越來越高，避稅籌劃等意識的提升也推動了對財產信托需求的提高。2013年《中國私人財富報告》顯示，在高凈值人士中，三分之一有財富傳承規劃的考慮，而超高凈值人群的這一比例更高，達到近半數。根據《中國家族企業發展報告》，我國的家族治理企業在未來五到十年內，將迎來一輪大規模的家族傳承潮。隨著第一代創業者年齡的增長，逾300萬家家族企業面臨接班人的問題，預計傳承的財富值為4萬億元到7萬億元。如何平穩順利地傳承財富，并且實現保值增值，是高凈值人士普遍面臨的問題。因此，如何順利傳承數額巨大的家族財富，不僅是亟待解決的社會難題，對于信托業也是一個巨大的商機。對財產傳承類信托產品來說，蘊含著一個非常廣闊的市場。

（三）遺產信托市場蘊含巨大潛力

除了高凈值人群傳承常規財產的需求，保險信托市場也蘊含巨大的潛力。根據過往責任事故的案例統計推斷，我國每年因被保險人去世而涉及的保險理賠金約兩萬億元，如果信托機構能夠開發出保險類信托產品，那必然帶來巨大收益?？傊?，國外的家族財產傳承信托已經有了成熟的發展，我們熟知的一些富豪，如洛克菲勒、希爾頓等都采用信托管理家族財富；我國雖然還處于起步階段，但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家族財產傳承信托必然會成為人們尤其是高凈值人士普遍使用的財富傳承手段。

【基金項目】

河北金融學院教學改革項目：投資理財課程體系及內容改革。

【摘要】

本文從投資者教育的困境出發，分析我國理財教育的現狀指出高校理財理念教育的普及化發展的必要性。并提出高校普及理財理念教育的幾點建議：對于財經類專業和非財經類專業差異化的理財教育內容和方式；設立理財理念教育的通識課程；開展投資者教育講座等方式。

【關鍵詞】

投資者教育；理財理念；財富管理

隨著我國金融市場的發展，越來越多的普通民眾變成了名副其實的“投資者”，但由于“投資者教育”的缺失帶來的投資盲目性嚴重影響了我國金融市場的健康發展，更是給金融市場管理帶來了諸多問題。因此，筆者認為在高等教育中普及理財理念教育是解決投資者教育問題的有效途徑。

本文作者：郝云 單位：上海財經大學人文學院經濟哲學系

馬克思對此作了深刻的論述，他認為:“財富的獨立的物質形式趨于消滅，財富不過表現為人的活動。凡不是人的活動的結果，不是勞動的結果的東西，都是自然，而作為自然，就不是社會的財富。”(《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3冊，第473頁)二是從財富追求的目的看，財富的目的不能偏離人的目的。英國經濟學家威廉•湯普遜把財富直接與人的幸福聯系起來。他說:“生產財富的唯一理由終歸是因為它能增加謀求幸福的手段。”(湯普遜，第41頁)可見，人的尺度的強調可以幫助矯正單一的物的尺度，使財富真正成為謀取幸福的手段。三是從財富的價值實現途徑看，財富的價值體現在人們之間通過物的交換，從交換價值中實現財富的價值。早在古希臘時期，色諾芬就用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來定義財富:“一只笛子對于不會使用的人而言，賣出去才是財富。”(色諾芬，第3頁)這表明，財富通過交換把財富與主體、主體與主體結合起來，并在對主體的意義中得到確認。四是從財富的增長角度看，財富的增長不僅是自然的過程，也是價值實現的過程。如今，財富的增長對人們生活的影響不斷加深，對財富的審視尤其不能無視財富和人的關系，關注財富的主體性、關心人的利益實現成為必然的趨勢。其次，從財富的貨幣價值的追求向人的生存倫理目標的追求過渡。

物的尺度的顯性標準在于對財富貨幣價值的度量。任何有價值的物品都能以某種定量的貨幣價值來度量，如土地、房屋、黃金、石油、糧食、債券、股票等等。財富的創造受內在價值增值的驅動，通過最大化的經濟杠桿，使財富價值創造的功能發揮到極致。財富的增長必須與人的生存倫理目標追求相一致。盡管不同時期財富的價值尺度相異，但它們都代表著每一時期人們對財富的期待和生存倫理目標的統一性的訴求。農耕時代的財富是以耕地、谷物以及養殖品等形式出現的，其財富的增長樣式表現為對地理環境的高度依賴。受地理條件的限制，此時的經濟發展處于不均衡狀態。因此，大凡土壤肥沃、交通發達的地區人口密集，財富聚集較多。人們的需求和生存倫理目標也受這些條件的限制。工業時代的財富借助于先進技術的發明創造，表現為多樣化的工業品等以及貨幣資本等;生產要素的增加使人們的需求得到了較大的滿足。后工業時代，隨著計算機信息產業、網絡技術、金融產品、知識經濟的出現，財富的價值形態出現了較大變化。知識產權、商品專利技術、票據、有價證券等形式的出現尤其是金融業的發展，使財富的形態具有不確定性特征，財富的形態更趨虛擬化，個人財富和社會財富的水平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從財富的追求和發展態勢看，人類追求財富的步伐正不斷加快。

在各個時期財富的推進中，經濟學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經濟學使財富的追求建立在理性、科學的基礎上。財富的價值創造功能為人的需要和欲望的滿足提供了現實的可能性，而人們對財富的追求及生存目標的需要又成為財富創造的“動力因”。再次，從財富的經濟合理性向倫理的價值合理性過渡。財富的經濟合理性在于財富的增長合于效率，倫理合理性在于財富的合德性。只有建立在二者統一的基礎上，財富才具備真正的合理性。從效率角度看，以何種經濟手段來促進財富的增長是其重點。財富增長的經濟理論有多種樣式，如勞動生產理論、制度變遷理論等。勞動生產理論認為，要促進財富的增長，就要提高勞動生產力，從而增加財富增長的量。在貨幣經濟中，生產即所得，因此，可借助于生產力的提高使生活改進。因之，追求生產力的提高成為財富不斷增長的動力與目標。新制度經濟學則認為，經濟史的演進與制度變遷相聯系，充分認識到制度變遷對經濟發展的意義。從倫理的角度看，重點在于財富創造的正當性、財富分配的公正性以及財富獲取的合理性等。正如韋伯所說:“確實，一種企業是否有用，也就是能否搏得上帝的青睞，主要的衡量尺度是道德標準，換句話說，必須根據它為社會所提供的財富的多寡來衡量。”(韋伯，第93頁)

“他屬倫理”:從私向化向社會化過渡倫理學的“他屬”要求重在對財富私向化傾向的限定及對其社會化傾向的張揚。財富的追求時常面臨兩種價值選擇的難題，表現為利己傾向與利他原則的矛盾。經濟學觀念與倫理學觀念的差異往往存在于經濟理性的利己傾向與倫理理性的利他原則的對立中。財富的“他屬倫理”表明財富從私向化向社會化過渡?？梢詮娜缦聨讉€方面來認識這種過渡。首先，“自利說”的困境促使財富觀念從私向化向社會化過渡。在財富的倫理觀念上，近代西方的“自利說”一度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存在著對利己主義財富觀的單向度的張揚。然而，現實的選擇告訴人們，利己與利他的矛盾不可回避，主張“人性自利說”者也試圖尋求解決之策。如霍布斯從利己主義出發提出了“自然法”理論的國家政治學說，以契約的形式來調整利己與利他的關系;斯賓諾莎的理性利己主義則賦予理性以調節的功能，用以調節個人與他人的關系。經濟學家們也不可回避個人財富與公共財富的關系問題。如自由主義學派經濟學家亞當•斯密的“自動公益說”、約翰•穆勒的“利益合成說”、馬歇爾的“利益均衡論”，都是對財富分配機制的有益探索;制度經濟學派則用道德、法律、經濟手段(康芒斯)、意識形態(諾斯)、團隊(德姆塞茨)、交易成本(科斯)及產權等約束條件，來控制人的利己或搭便車行為。

以上諸種觀點都認為要有協調和保障機制來解決利己與利他的矛盾，既使個人財富得到應有保障，同時也在客觀上增進社會財富。其次，社會財富增長的實現促使財富從私向化向社會化過渡。個人財富與社會財富是辯證的關系:如果單從個人的角度出發獲取個人財富，而不去推動社會財富的增進，則既不能使社會財富增長，也會阻礙個人財富的獲得。經濟學家阿羅對亞當•斯密的“自動公益說”提出了質疑，他在關于社會選擇問題的研究中提出“不可能定理”，認為無數個人偏好不可能集結形成共同的偏好，因而凝結著共同偏好的公共利益也不可能存在。這實質上否定了亞當•斯密的追求個人財富自動促進社會財富的判斷。而阿羅推論的前提則是假定人的行為選擇是利己的，追求個人財富的最大化。在現代經濟學理論中，許多觀點證明二者不能簡單劃等號，如“囚徒困境”就說明個人理性與集體理性是不一致的，說明在自由競爭的條件下追求自利的最大化不一定會導致集體最優均衡。而倫理學的“他屬”原則有助于解決個人財富與社會財富的矛盾問題。在倫理學說史上，許多倫理學家在對個別財富肯定的同時，對公共利益和社會財富也給予了高度的肯定。以休謨等人為代表的情感主義認為，人類具有無私的仁慈之心，具有促進人類幸福和社會公益的普遍傾向。#p#分頁標題#e#

休謨還提出了正義原則作為外在的規范以保障社會整體利益的實行。再次，追求一般財富的欲望促使財富從私向化向社會化過渡。馬克思早就把個人財富的欲望與所有人的財富的欲望聯系起來，并強調只有上升到一般財富，才是真正財富追求的動力源泉。他指出:“因為每個人都想生產貨幣，所以致富欲望是所有人的欲望，這種欲望創造了一般財富。因此，只有一般的致富欲望才能成為不斷重新產生的一般財富的源泉。由于勞動是雇傭勞動，勞動的目的直接就是貨幣，所以一般財富就成為勞動的目的和對象。作為目的的貨幣在這里成了普遍勤勞的手段。生產一般財富，就是為了占有一般財富的代表。這樣，真正的財富源泉就打開了。”(《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176頁)馬克思在這里所說的“一般財富”體現了共同追求的財富，而只有對一般財富的追求才會成為財富的真正動力源泉。

摘要：挪威主權財富基金的起源可以追溯到20世紀60年代，具有悠久的歷史和龐大的規模。隨著社會發展至今，越來越多國家開始重視主權財富基金的管理和發展，中國也不例外。中投成立于2007年9月，資產總值在2017年已排在世界第二位，僅次于挪威政府全球養老基金。本文通過全面分析挪威政府全球養老基金的投資策略及風險管理，以期能夠對我國主權財富基金的進一步發展提供寶貴的經驗。

關鍵字：挪威政府全球養老基金；投資策略；風險管理；資產配置；投資配比

1總述

截至2019年，挪威政府全球養老基金已在世界9000多家公司中持有股份，其中包括知名的蘋果(Apple)、雀巢(Nestlé)、微軟(Microsoft)和三星(Samsung)等。在近50年的漫長發展中，挪威政府全球養老基金總體規模不斷擴大，即便2008年受到全球性金融危機的沖擊，市值出現大幅縮水，年度收益率跌至-23.31%，但從2009年的各類投資收益指標足以看出其應對危機的反應能力和速度。2020年，無疑是充滿動蕩與不安的一年，新冠疫情的爆發及持續蔓延對世界經貿的穩定造成了顯著影響，全球股市在第一季度大幅下跌，GPFG的2020年度報告中也明確提到其第一季度的投資業績受到巨大的影響，回撤幅度為-14.6%，其中權益資產投資回報率為-21.1%，固定收益投資回報率為1.3%，觸發了基金的“再平衡”機制，最終在年末收益率達到10.82%。GPFG數次對危機的迅速化解當然不是憑借好運得以實現，更多的是依靠挪威政府全球養老基金精準科學的投資策略及嚴格謹慎的風險管理。

2挪威政府全球養老基金投資策略

從挪威主權財富基金投資策略的演講中可以看出，挪威央行在其主權財富基金的風險管理過程中，始終堅持保守穩健的投資策略,早期主要投資于政府擔保債券等低風險固定收益類產品,對于股權、期貨等風險較高的投資都是在積累多年的投資經驗之后才逐步放開。目前，挪威政府全球養老基金的投資主要分為股權、固定收益和未上市房地產三大板塊。2020年，挪威政府全球養老基金的股權投資占比72.8%，固定收益投資占比24.7%，未上市房地產投資占比2.5%。股權方面，近年來挪威政府全球養老基金持續加大對股權投資的占比，2017年NBIM決定將股權資產占比提高至70%，高于固定收益資產和房地產占比總和的兩倍，如此高的配比致使股權收益率成為決定整體組合回報率的核心因素。挪威政府全球養老基金于2010年逐步開始推進房地產領域的投資，在投資偏好上，挪威政府全球養老基金主要從城市規模、成長性和政策限制三個方面考量，2011—2012年主要投資歐洲市場，2013年開始進軍美國市場，近期才開始投資以日本為主的亞洲市場。目前，挪威政府全球養老基金約70%以上的房地產投資集中于歐洲、美國及亞洲的9大城市。從投資方式看，挪威政府全球養老基金主要采用與本土投資者合作的方式進行投資，既能依靠本土投資者對當地市場和特定領域的了解，降低投資風險，保障投資收益，又可以依賴本土機構的行業知名度迅速打開市場，獲得更多的投資機會。從地域分布上可以看出，雖然挪威政府全球養老基金的投資分布于世界各地，但主要集中地依舊是北美、歐洲地區，占比接近80%。近年來隨著歐洲經濟發展的停滯，挪威政府全球養老基金在歐洲地區的投資份額由2012年的48%降低至2020年的32%，取而代之的是北美區域，由2012年的32.3%上升至2020年的45.6%。此外，可以明顯看出的是，挪威政府全球養老基金正在逐步加大對亞洲的投資力度，日本在2018年首次超越英國排在了第二位，占比高達9.1%。從投資的行業分布上看，挪威政府全球養老基金主動順應時代發展，不斷完善自身的資產配置。首先，金融行業始終是挪威政府全球養老基金投資的最大板塊，占比基本維持在20%~25%。其次，挪威政府全球養老基金降低了對于傳統行業的投資力度，例如油氣、通信及原材料等。最后，逐步增加對于新興產業的投資配比，尤其是近年來高速發展的科技領域，2020年挪威政府全球養老基金對其投資占比已超過工業領域。社會責任投資（SRI）也是挪威政府全球養老基金的特色之一，社會責任投資是一種基于環境準則、社會準則和資金回報的投資模型。2008年以來，NBIM陸續發布十多份責任投資報告，主要關注環境問題中的水治理、海洋污染、氣候變化和社會問題中的人權、兒童權利、納稅透明度、反腐敗七大領域。在選擇投資企業時，NBIM不僅關注該企業財務、業績方面的表現，還關注企業社會責任的履行狀況，用道德、社會和環境的高標準衡量所投資的公司，以保持金融發展的長期可持續性。

3挪威政府全球養老基金的風險管理

自然資源和生態環境是人類賴以生存的基礎。在現代生態價值觀念下，自然資源和生態環境都屬于人類重要的財富，它們對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和人類的進步是必不可少的條件。生命和自然事物以自身生存目的為尺度，具有以自身為主體的價值[1]?，F代生態文明建設中，人們應該在合理追求生態財富的同時更要珍重和保護生態財富。面對當前的生態環境危機，面對缺乏生態倫理價值觀和環境保護意識的不良行為和現狀，我們要轉變和更新生態文明觀念，構建生態財富觀和建立完善的生態環保法律體系，保護好生態環境，促進人類與自然和諧發展和共同發展。   一、生態財富觀   （一）生態財富的內涵   生態財富，不僅僅指用來作為加工對象的資源，而且包括由森林、土壤、大氣、植物、動物等多種自然物質結構組成的生態體系。人們基于使用價值或財富是否能滿足人的需要的有用性這一定義，將能夠滿足人的生產需要以及消費需要的自然對象和自然條件稱為自然財富或生態財富[1]?，F代生態價值觀認為，作為對人類生存和發展具有基礎性的生態環境是具有價值的。一是具有倫理學意義的價值。生命和自然事物以自身生存目的為尺度、具有以自身為主體的價值。人類的生產和生活也是自然界的一切實體和過程。二是具有哲學意義的價值。生態環境和資源條件無論對人類存在和發展的意義，還是滿足人類主體需要的程度，或是從生態的有用性以及對主體的效應性和目的性考察，生物和自然物質構成的生態系統具有價值的全部屬性和要件。三是具有經濟學意義的價值或商品價值。人類對自然物質進行社會再生產過程中，使部分自然物質參與社會的商品流通和交換[2]。環境社會系統發展學和三種生產理論認為[3]：(1)自然環境為物資生產提供資源和基地，是社會物質財富的重要源泉，環境對經濟的承載價值可以部分用資本來進行衡；(2)自然環境還是人口生產，人類生活的基本載體，是影響勞動生產率高低的重要環境條件，環境對生存的支持價值基本上無法用資本來進行衡量；(3)自然環境是自身再生產的基本載體，必須維持一定的結構和功能。   以上論點都說明了自然生態是有價值的。但是自然生態的存量是有限的，人類對自然資源的利用應當以生態的再生和增值為前提。自然界是均衡與和諧的，但這種均衡與和諧又是脆弱的，人類活動應當限制其后果與作用不使這種均衡與和諧遭到難以恢復的破壞。當代社會應該實現人口增長、經濟發展與自然資源和生態環境協調發展、長遠平衡。   （二）生態財富觀的內涵   生態財富觀的內涵可以理解為在生態文明時代，在堅持可持續發展戰略、構建和諧社會的宏觀背景下，人類認識、創造、保護、開發、利用財富的思維、理念和理論方法體系。它把所有與人類生存和發展所需要的自然的和人工的物質資源和環境條件等都看作財富[4]。工業文明時代的財富觀表現出對生態環境破壞性、浪費性的特征。生態文明時代，在生態倫理觀和可持續發展觀的指引下，其財富觀應呈現出生態性、和諧性、安全性、節約性和可持續性?？茖W的生態財富觀，首先要肯定財富在人類社會發展以及人們生活中的重要地位。人類的基本生活是物質生活，生態財富是人類得以生存發展的物質基礎。所以，人類對財富的追求是應當的，但這種追求應該是理智的、適當的。財富賴以支撐的資源是有限的，環境所能承受的負荷也是有限的，過度的追求會給人類帶來不幸。在國際社會，生態財富觀正在興起并深刻影響和改變著人們傳統的財富觀、價值觀、生存方式以及經濟發展的模式。生態財富觀作為一種新的財富理念和模式，它是二十一世紀人類理性而必然的選擇。   二、構建生態財富觀的措施   構建生態財富觀，是生態文明時代所直面的新課題，是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的必然選擇；是建設節約型社會、環境友好型社會的客觀要求；是既有利于當代人又惠及子孫萬代的戰略性策略[5]。這是一個系統而復雜的工程，需要不同的社會主體從不同的層面共同構建。   （一）經濟發展模式的改變   改變經濟發展模式是確立生態財富觀的基礎和保障，生態文明的實現需要一種經濟發展模式作為其物質保障。循環經濟模式和戴利的穩態經濟思想都提供了可供選擇的方案，二者都源起于對傳統線型經濟增長模式的批判和揚棄，也都體現了現代生態學的理論和實踐意義[6]。兩種經濟思想都同樣關注了環境正義問題，實現了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的統一，體現了環境使用的權益與保護環境的責任在人類之間的公正分配。循環經濟是生態經濟的俗稱，是基于系統生態原理和市場經濟規律組織起來的具有高效的資源代謝過程、完整的系統耦合結構及整體、協同、循環、自生功能的網絡型、進化型復合生態經濟。循環經濟理論基于市場主導尋求環境危機的解決道路，在一定程度上為提高自然資源的配置效率起到了積極的作用。因此，循環經濟理論對于我國社會經濟發展模式更具有現實的意義。   （二）行政手段的實施   中央和地方政府應當充分利用其擁有的公共權力，采取一系列強有力的行政措施，從影響人們生態財富觀的主客觀因素入手，培植和提升人們的生態財富理念。引導公眾追求、創造、享有財富的同時要注重保護和管理自然生態財富。諸如在構建和諧社會，制定和實施規劃的過程中，將生態財富指數納入評價考核指標體系；大力推行生態GDP；充分運用行政制度和行政措施，營造享有和管理生態財富的社會氛圍[4]。   （三）公民思想觀念的轉變和樹立新的財富觀   人類的思想行為模式是受其倫理價值所支配的，人類對財富的認識和追求具有明顯的時代倫理特征。人類的倫理觀正在發生深刻的變革，構建節約型和環境友好型社會已成為人類共識，生態倫理已成為21世紀的先進理念和主流倫理。在生態倫理支配下的財富觀，毫無疑問應該是生態財富觀。在全社會樹立生態文明意識、推進生態文明建設，還要使全社會意識到保護生態的系統性、完整性具有終極價值。#p#分頁標題#e#   我們應該從細微處、從每一個方面、從每一件事情、從每一個行動出發，確立生態文明意識。本質上來講，人首先具備的是自然屬性，然后才具有社會屬性，人與自然的和諧是人的本質和生命需要。健康的生態觀要求我們同自然生態之間保持和諧共生的理念，強調人的價值與自然價值和諧平衡，在生命的不斷延續和循環之中追求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的身心和諧發展[7]?？茖W的生態消費觀利于建立科學的生態財富觀?？茖W的生態消費觀也必然利于人類與環境的和諧發展。   科學的生態消費觀包括綠色消費和適度消費[8]。綠色消費是指以健康、自然、和諧為宗旨。消費的內容、方式符合生態系統的要求，有利于人類健康和生態安全的消費方式。   三、討論與結論   以往的財富觀只著眼于物資生產提供的產品和服務。因而崇尚在攫取自然和征服自然的過程中獲取財富，忽視了環境生產和自然資源對人類生存和財富創造的貢獻。人類社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離不開豐富的自然資源和良好的生態環境這兩個重要基礎。所以亟待社會通過切實而有效的手段促進人們認識現實、轉變觀念、確立新的生態財富觀。但是新的生態財富觀的確立，無論是在理論上還是實踐中都面對著許多的挑戰和局限，推進生態文明建設的道路探索仍然任重而道遠。

一、強化企業員工財務管理職能的意義及作用

（一）加強員工財務管理職能是保證整體社會財務公平的基礎措施

企業財務屬于國家財務的一個基層組成部分，企業財務管理的成功與否直接關系到個人可支配收入，進而影響社會消費和投資水平，從而影響到國家宏觀財務的健康程度。二者相輔相成，互相影響，共同發展。傳統的企業財務管理割裂了二者的聯系，將財務管理的研究對象局限于企業本身，忽略了國家財務和企業財務之間的關聯。目前我國貧富差距加大，社會矛盾突出，表面是國家宏觀財政管理出現的問題，根源卻應追溯到企業。當前，我國的分配制度是以按勞分配和按生產要素分配相結合，參與分配者可以按照他們各自提供勞動力、資本、技術等要素的貢獻大小獲取自身應得的財富份額。從目前情況來看，大多數普通民眾是以勞動和技術獲取最基本的財富，也就是說他們取得的收入來源于企業給付的工資和勞動報酬，企業成為財富分配的根本性源頭。企業財務的分配是員工收入分配的根本和基礎性來源，員工收入分配公平與否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最基層的企業財務分配是否公平。如果源頭上財富分配不公，就會導致這樣一個因果鏈：企業財務分配不公員工收入分配不公社會財富分配不公貧富差距拉大社會矛盾增加。目前，企業財務面臨的問題就是要解決當前社會的主要矛盾：財富分配的不公平。企業的財務是員工個體財務的基礎，也是家庭收入的主要來源，由上而下解決分配不公的問題，遠沒有由下至上效率高、效果好。所以，在現實情況下，企業財務理所當然地應該承擔起財務公平的責任，從源頭上解決財務分配公平問題，實現分配正義，為整個社會的財富分配公平打下基礎。

（二）加強員工財務管理職能是企業財務管理平衡發展的必然要求

企業財務管理一直是以企業這個會計主體為對象，并為其經營發展目標服務。從歷史發展來看，財務管理的目標從企業利潤最大化到企業價值最大化，再到利益相關者價值最大化，體現了財務管理的與時俱進。不過，在財務管理的發展過程中，一直存在發展不平衡的現象，這樣會影響財務管理的長期良性發展。所以，探討企業員工財務管理職能的強化，是目前財務管理發展的新方向和新內容，也是保證財務管理平衡發展的必然要求。通過員工財務管理職能的加強，至少可以達到以下三方面的平衡：

1.財務管理的內容上公平和效率并重

過去在企業財富累積階段，財務管理的重心一直在于如何把蛋糕做大，如何在效率優先情況下進行更好的投資決策及管理運營，獲取更大的利益。隨著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外部環境的巨大變化，企業的經營內涵在不斷發展，財務管理的范圍、任務也都隨之發生變化。當企業財富有了一定程度的積累，蛋糕已經做大了，蛋糕的分配問題應該成為一個新的重心，也就是說效率和公平應該兼顧，效率和公平應該是相輔相成的。過去由于歷史現實，企業財務選擇重視效率忽視公平，雖然有利于財富的快速增長，但也帶來了一些負面影響，以至于影響了企業財富更高層次的增長。所以，現在要糾正以前一些錯誤的做法，在財務管理層面上應該將公平和效率同等對待，在保證公平的前提下提高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