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尋找寫作靈感？中文期刊網用心挑選的古代版權意識的產生及發展，希望能為您的閱讀和創作帶來靈感，歡迎大家閱讀并分享。
版權，是指個人或法人對其精神產品的某些專有權利，它包括精神權利和經濟權利。書籍的制作、傳播在中國有幾千年的歷史，文人們很早就有將自己的文學作品當作一種經濟專有物的觀念。遺憾的是，中國古代的版權意識，發展緩慢，一直沒有形成現代意義上的版權法。縱觀中國版權發展歷史，中國古代的版權意識濫觴于唐五代，發展于兩宋，成熟于明清。至于它的完善與最終上升為法律，則是近代的事情了。 一、版權意識產生的背景 版權意識產生的背景是雕版印刷術的發明，以及由此帶來的出版事業的興盛和圖書市場的繁榮。雕版印刷術發明之前，社會還沒有形成完善的出版事業，文人們著書立說主要是為了宣揚自己的學說，圖書的流通主要靠手工抄寫，費時費力，而且這也幾乎是當時文化傳播的唯一方式。手工抄寫的圖書主要是為了個人需要，即便可以作為商品出售，但是由于所抄之書也包含了抄寫者自己的勞動，仍不能等同于現代的侵權。雕版印刷術的發明使得圖書的印刷變得非常便利，現代意義上的出版業由此出現，我國早在西漢后期就已經出現的圖書市場日益繁榮。而版權在本質上是一個經濟概念，圖書市場的繁榮使得作者、出版者都有利可圖，巨大經濟利益的驅動、使得當事人越來越關心如何保護自己的既得利益，如何防止別人私自刪節、修改出版自己的作品以牟利，版權意識由此產生。復制侵權者輕易就可以將別人數十年的勞動成果，占為己有，這為侵權者提供了極大的方便，也敲響了版權保護的警鐘！關于我國雕版印刷術的起源，歷來眾說紛紜，有漢代說、隋代說、唐代說、五代說，總的來看，雕版印刷術發明和使用的歷史演進過程是在唐代后期完成的。這也是我國的版權意識濫觴于五代的一個重要原因。 二、版權意識的產生 唐五代的圖書版權保護的例子并不多見，但是我們依然可以從僅存的史料中管窺當時版權保護的情況。從文獻記載和傳世實物看，在公元七至八世紀，即我國歷史上昌盛的初唐到盛唐時期，隨著印刷業的發展、印刷物的不斷增多，人們的版權意識便開始出現。由于印賣書有利可圖，擅自印制他人詩文的現象在當時就已經很普遍了，不僅白居易、元稹等名家，生活在晚唐的徐夤也記述有其作品被人盜印的情況。中唐文宗大和九年（835）十二月東川節度使馮宿上奏曾提出關于禁斷民間印歷日的問題，奏疏云“：準敕禁斷印歷日版。劍南、兩川、淮南道皆以版印歷日鬻于市。每歲司天臺未奏頒下新歷，其印歷已滿天下，有乖敬授之道。”[1]這份奏疏得到唐文宗批示：敕諸道府不得私置歷日板。禁止民間私印歷日，其主要原因是“有乘敬授之道”，不符合封建的等級規范，并非出于經濟目的，但它已暗含保護版權的意識，與現代版權保護中“版權所有，翻印必究”的慣例很相似。這是世界上第一份關于出版物規定的文件，也是世界上最早的有關版權的文獻記錄。 三、版權意識的發展 宋代的雕版印刷事業是中國雕版印刷史上的黃金時代。在五代奠定的基礎上，中央政府繼續刻印圖書，除國子監承刻之外，其他政府部門和地方官署都刻書、印書，全面開展了政府刻書事業。私家和坊間刻書也開始興盛，并且形成了四川眉山、浙江杭州、福建建陽幾大刻書中心。書坊刻書是一種純粹的商業行為，不法書商們為了牟利，便開始盜印當時暢銷的書。朱熹有兩部著作就曾被人盜竊。一是淳熙四年（1177）其《四書或問》撰成，因為未及修改，不肯刊行示人，不料“時書肆有竊刊行者”，于是朱熹“亟請于縣官，追索其板”[2]；一是他的《論孟精義》，大概因暢銷之故，浙江義烏書商便翻印奪利，朱熹很是氣憤，他寫信給呂祖謙，“試煩早為問故，為一言止之”，希望借呂氏出面干涉，禁其翻印，“如其不然，即有一狀”。朱熹認為“為貧謀食不免至此”[3]，事關經濟利益，如翻印之事不能調停解決就要上告打官司。朱熹在信中表明了維護作者自身權益的決心。在這種情況下，有的印刷作坊要求政府出面，禁止別人翻刻自己的印版，以保護自己的經濟利益。一些宋版書上，記載了當時一些這樣的事例。例如刻印在南宋光宗紹熙年間的王偁的《東都事略》，上有牌記曰：“眉山程舍人刊行。已申上司，不許覆板。”[4] 這是迄今發現最早的我國版權實例的記載。祝穆的《新編四六必用方輿勝覽》，宋原刻本的自序后有《兩浙轉運使錄白》“：兩浙轉運使錄白。據祝太傅宅干人吳吉狀：本宅見刊《方輿勝覽》及《四六寶苑》、《事文類聚》凡數書，并系本宅貢士私自編輯，今來雕版，所費浩瀚，竊恐書市嗜利之徒，輒將上件書版翻開，或改換名目，或以《節略輿地紀勝》等書為名，翻開攙奪，致本宅徒勞心力，枉費錢本，委實利害。……容本宅陳告，乞追人毀版，斷治施行。……”[4]從這個例子中我們可以看出，當時盜版很猖獗，書商所用的作偽方法也層出不窮，或者照式重新開雕，或者把原書改名，或者將幾本書重新拼湊。此外如段昌式的《叢桂毛詩集解》一書的前面也印有淳祜八年（1248）七月國子監的禁止翻版公文“：行在國子監據迪功郎新贛州會昌縣丞段維清狀。維清先叔朝奉昌武，以《詩經》而兩魁秋貢，以累舉而擢第春官，學者咸宗師之。……維清竊惟先叔刻志窮經，平生精力，畢于此書，倘或其他書肆嗜利翻版，則必竄易首尾，增損音義，非惟有辜羅貢士鋟梓之意，亦重為先叔明經之玷。……如有不尊約束違戾之人，仰執此經所屬陳乞，追板劈毀，斷罪施行。……”[4]從上可以看出，有宋一代，作者（或其繼承人）比較重視版權的精神權利，打擊盜版大多為了自己或祖先的學術聲譽；而刻書者比較重視版權的經濟權利，打擊盜版目的在于維護自己的經濟專有權。而且這些打擊行為，都是出于有權勢的刻書者向官府的申請，這說明當時版權保護尚未制度化，版權意識也并沒有被大多數人接受。 而當時的政府所刻之書，并沒有禁止翻版的記載，如雍熙三年敕撰雕印許慎《說文解字》，末附中書門下牒文云“：……許慎《說文》起于東漢，歷代傳寫，訛謬實多，六書之蹤，無所取法。若不重加刊正，漸恐失其原流。爰命儒學之臣，共詳篆籀之跡。右散騎常侍徐鉉等，深明舊史,多識前言,果能商榷是非,補正闕漏。書成上奏,克副朕心,宜遣雕鐫,用廣流布。自我朝之垂范，俾永世以作程。其書宜付史館，仍令國子監為印版。依《九經》書例，許人納紙墨價錢收贖。兼委徐鉉等點檢書寫雕造，無令差錯，致誤后人。”[4]可見宋代政府刻書，并不禁止翻版，而是對書籍嚴加?？?，向民間提供一個標準的版本。元代，人們的版權意識日益增強，圖書市場上出現了乞官禁止翻刻的告白。如《古今韻會舉要》就有陳棠的告白：“是編系私著之文，與書鋪所刊見成文籍不同，竊恐嗜利之徒改換名目，節略翻刻，纖毫爭厘，致誤學者。已經所屬陳告，乞行禁約外，收書君子伏幸藻鑒。”[4]#p#分頁標題#e# 四、版權意識的成熟 明清兩代隨著出版業的繼續發展，人們的版權意識日益走向成熟，當時出版的書籍中經常印有保護版權的印記，特別是明代萬歷以后，我國出現了資本主義萌芽，這種印記則更為普遍。萬歷四十六年刻本《東西洋考》（明張燮撰）在書名頁上刻印“翻刻必究，本衙藏板”[5]字樣。萬歷年間鄭能刻本《前唐十二家詩》（明許自昌編），在《岑嘉州集》卷末有“閩城瑯環齋版，坊間不許重刻”[5]的牌記。明末崇禎年間著名出版家毛晉曾替人刻印了《二如亭群芳譜》，書名頁上署“本衙藏板，翻刻必究”[]字樣。崇禎元年尚友堂刻本《拍案驚奇》（明凌蒙初撰），書名頁上刻印“本衙藏板，翻刻必究”[5]。崇禎十四年刻本《麟旨明微》（明吳希哲撰），書名刻印“本衙藏板，翻刻必究”[5]。崇禎刻本《皇明世法錄》（明陳仁錫撰），書名頁左下角鈐白文方印“如有翻刻，千里必究”。以上所引印記，一般都不再有宋元時期“已申上司”的字樣，之所以會如此，并不是不需政府干涉，只能說明，這一時期要求保護版權的事例已經很普遍，版權的意識已被大多數人接受，因此，就不用特意說明“已申上司”了。而且這一時期印記的用語也簡略規整，趨于統一，說明明清時期經過幾百年的發展，關于版權保護，社會上開始有了一定的規范，而不再僅僅是零散自發的。明代的官刻圖書仍然和宋代的官刻圖書一樣，可以翻刻，但不準另刻?！稌智逶挕吩涊d，閩中所刻《五經》、《四書》，首有提刑按察司牒建寧府云“：福建等處提刑按察為書籍事，照得《五經》、《四書》，士子第一切要之書。舊刻頗稱善本，近時書枋射利，改刻袖珍等版，款制褊狹，字多差訛，……其為誤亦已甚矣。……議呈巡按察院詳允會督學道選委明經師生，將各書一遵欽頒官本，重要校讎，字畫句讀音釋，俱頗明的。”可見明代官府所刻之書，目的也民為了給廣大讀書人提供一個正確的范本，從而有利于文化知識的傳播。版權意識的增強，并且促使書商去思考如何從技術上防止盜版。明刻《宣和印史》書前印有“寶印齋印制《宣和印史》……恐有膺本，用漢佩雙印印記，慧眼辨記。”［6］這副漢佩雙印印記，圖案復雜，印記精工，極難偽造，有點類似于今天的激光防偽了。讓人遺憾的是，清初的文化高壓政策，扼殺了這一良好的發展勢頭，此后圖書出版流通雖然有所發展，但是直到1840年前后，圖書版權保護并沒有大的發展。在我國漫長的封建社會，雖然版權意識日益增強，但由于我國長期處于自然經濟狀態，政府對此并不重視，最終也沒有上升為法律。明代馮夢龍編輯的《智囊補》卷二十八有這樣的記載：吳中鏤書多利，而甚苦翻板。俞羨章刻《唐類函》將成，先出訟牒，謬言新加印書若干，載往某處，被盜劫去。乞官為捕之。因出賞格，募盜書賊。由是《類函》盛行，無敢翻者。 它說明，明代末期版權意識已經為一般刻書者所知。但俞氏之所以要偽言所編之書丟失了一部分，是因為在政府眼中，盜版的罪行算不了什么，根本比不上盜竊的罪行。自然經濟狀態下的歷代封建統治者對盜版的態度是大同小異的。雖然他們都制定了對圖書流通進行管理的機構和法令，但其目的主要是為了消滅危害其統治的思想言行，宣揚封建思想教義，并不真正關心圖書市場的版權問題。所以盡管印刷術出現在中國，但世界上第一部版權法卻出現在英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