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尋找寫作靈感？中文期刊網用心挑選的西方文論中的話語權，希望能為您的閱讀和創作帶來靈感，歡迎大家閱讀并分享。
20世紀70年代初，文學批評家奧赫曼（RichardOhmann）首次將奧斯汀（JaneAustin）的言語行為理論(SpeechActTheory)引入當代西方文論。自此，言語行為理論開始給當代西方文論帶來重大沖擊。奧斯汀的言語行為理論的核心內容就是語言的施為性（performative）。按照這一理論，人們說話即做事（doingthingswithwords）。這方面，詹姆斯（JamesGee）進一步指出人們通過行使話語權來完成七件事情（buildingtasks/thingsthroughlanguage）。其中包括：（1）通過使用語言賦予某人某事意義與價值(givethemmeaningorvalue)；（2）通過使用語言確立某人的身份、地位(buildidentities)；（3）通過使用語言來建立某種社會關系(buildrelationships)。以夏洛蒂（CharlotteBronte）的小說《簡•愛》(JaneEyre)為例。這部小說包含了簡•愛對話語權的壟斷與伯莎(BerthaMason)話語權缺失的對立。這組對立客觀上突出張揚了簡•愛的婦女意義與價值、壓制貶低了伯莎的女性意義與價值，確立了簡•愛的正統女性身份和伯莎的“瘋”女人身份；同時這組對立顛覆了讀者對這部小說及人物的傳統解讀，讓讀者看到了簡•愛及作者夏洛蒂對其他種族婦女姐妹的歧視與偏見，看到了她們已從受壓迫者女性墮落成為女性的壓迫者。 一 由于作者采用了第一人稱敘事視角，主人公簡•愛被賦予了絕對的話語權。整部作品中一直是簡•愛發出“自我權威化和總體化的敘述聲音”，發出一個敢說敢做、敢于反抗男性權威的女性個人的敘事聲音。事實上，這部作品之所以受歡迎，原因之一就是，簡•愛成為英國文學史上敢于反抗男權社會、向男權社會發出女性強音的第一人。比如，在伯莎•梅森被發現以后，羅切斯特仍要簡•愛留在桑菲爾德莊園（Thornfield），此時簡•愛大聲疾呼，發出了被譽為英國文學史上第一個女性宣言：“［先生］，我要正告你我必須離開，不要以為我會變得無足輕重，也別以為我是架沒有情感的機器。不要以為我窮，長得矮小不美，就沒有了靈魂。那樣想，你就大錯特錯了！我現在是用靈魂與你談話，我們每個人［無論男女］，經過了墳墓，在上帝腳下，都是平等的。”“先生，你的妻子還活著，這是你早晨還承認的事實。［在這種情況下］我要是留下來，像你希望的那樣和你住在一起，我就會淪為你的情婦，不承認這一點，就是虛偽！” 正是通過簡•愛對話語權的壟斷，讓簡•愛發出如此強音，作者讓長期受到男權社會忽視的“小女人”站到了社會舞臺的中心，賦予了女性意義與價值，塑造、張揚了英國婦女的社會形象。 然而，與夏洛蒂為讓女性發聲、讓長期受到男權社會忽視的“小女人”站到社會舞臺中心的創作初衷相對立的是，她讓另一個女性伯莎喪失其話語權，減少其出場次數，并將其貼上“瘋女人”的標簽禁錮在“閣樓里”。依照詹姆斯語言施為理論，失去話語權的伯莎理所當然地失去了價值，變得毫無意義，她的形象受到了極大的貶損，甚至連自己應有的社會地位也無從建立。從簡•愛的角度看，由于作品以第一人稱視角進行敘事，在這種情況下，簡•愛居高臨下，絕對可以在她、羅切斯特和伯莎的婚姻三角關系中為自己的所言所行進行辯解。在她眼里，伯莎像個可怕的“魔鬼（fearfulghost）”“臉色無光（discoloured）、活像個野蠻人（savage）”。因此，伯莎的任何聲音都被解讀為支離破碎、不可理喻并且毫無價值和意義的，甚至可憐到連自己的身份定位也要通過弟弟理查•梅森（RichardMason）之口來完成。這樣，通過對話語權的壟斷，簡•愛成功地確立了自己的中心而正統的女性地位；而伯莎，由于失去了話語權并被“邊緣化”（減少出場次數），她受到了來自男權社會和白人婦女（作者及簡•愛）的雙重壓迫，她只能被賦予“瘋狂的‘他者’”身份，喪失了自己應有的地位。 二 作者夏洛蒂剝奪伯莎的話語權是不公正的。試想，如果我們賦予了伯莎話語權，那么她所言說的事實必定與簡•愛所言不符，她的世界必定是一個不同的世界，她所展現給讀者的必定是不同的意義與價值、不同的身份地位。這一點我們可從里斯（JeanRhys）1966年的小說《藻海無邊》（TheWideSargassoSea）中得到印證。正是里斯從一個受壓抑女性的角度還原了伯莎沉默的聲音，為現當代讀者塑造、展示了“瘋”女人伯莎真實的一面，讓讀者了解到伯莎/安托奈特其實是一個有血有肉、備受壓迫的普通人。 依據里斯的解讀，伯莎原名叫安托奈特•梅森，與簡•愛在性格、命運上形成了尖銳的對立。這種尖銳的對立貫穿了她們二人四個重要的人生階段。童年時期，簡•愛敢于反抗，反抗里德（Reed），而伯莎/安托奈特卻很怯懦，受欺負后一聲不吭；在學校，簡•愛敢向海倫（Helen）發表對待不公的觀點，而伯莎/安托奈特卻對同學的威脅不敢反抗，只能逃跑到母親身邊尋求庇護；婚前，簡•愛為了維護自己的女性尊嚴，敢于反抗羅切斯特，盡管自己很愛他，而伯莎/安托奈特卻屈于命運，被迫嫁給一個自己不了解的男人；兩人婚后命運也不相同，簡•愛婚后幸福，認為羅切斯特是她的“骨中骨，肉中肉”，而伯莎/安托奈特婚后卻被羅切斯特關進“閣樓”，而且一關就是10年，最后變成了“瘋”女人。 這樣，里斯對伯莎形象的再創造客觀上顛覆了人們對小說《簡•愛》的解讀、顛覆了對伯莎這一人物的解讀。具體而言，讀者了解到，原來伯莎不再是什么“他者（other/otherrace），不再是毫無價值意義的“瘋”女人，相反，她也有自己的身份地位，是一個有血有肉、思維正常、備受欺凌，尤其備受不幸婚姻折磨的“弱女子”。 三 根據詹姆斯語言施為理論，人們使用語言，除了賦予價值意義和建立身份地位外，還有“建立某種社會關系（buildrelationships）”的功能。這里的“社會關系”主要指作者通過作品與讀者間建立的關系。具體到小說《簡•愛》，由于作者夏洛蒂讓簡•愛壟斷了話語權，簡•愛成功地確立了自己的中心而正統的女性地位；由于作者剝奪了伯莎的話語權，并使之“邊緣化”（減少出場次數），后者的女性形象、社會價值受到了貶低，進而只能被賦予“瘋狂的‘他者’”身份，喪失了自己應有的地位。#p#分頁標題#e# 這一矛盾悖論表明了作者夏洛蒂和簡•愛的局限性，客觀上她們使自己陷入了尷尬的境地。正是這種客觀的、不經意間的矛盾性使后世的讀者顛覆了對該作品的傳統解讀。后世的讀者認識到，通過作品，夏洛蒂塑造、張揚了長期受到男權社會忽視和壓迫的“小女人”的婦女形象，讓她們站到了社會舞臺的中心，賦予了她們女性意義與價值。但是，這些女性是僅限于英國白人婦女的。因為，夏洛蒂和簡•愛在反抗英國男權社會壓迫，試圖通過女性話語構建自己女性身份地位的同時，剝奪了另一個/異族姐妹的話語權，在自己進入主流社會時，將其他種族姐妹貼上“瘋”女人的標簽并納入“他者（theother）”的行列，進而使這個異族的姐妹成為“局外人（outsider）”，使她受到了來自男權社會和白人婦女（作者及簡•愛）的雙重壓迫。 當我們最初為《簡•愛》歡呼雀躍時、最初癡迷于簡•愛的偉大時，我們情不自禁地被作者那熾熱的文學語言不知不覺地帶到了一個以英國白人為中心（whitepeople-dominant）的社會當中。結果，作者客觀上和讀者建立了以白人社會價值為取向的社會關系，以此為出發點看問題，關在閣樓里的伯莎自然就成了另類，其言行自然就是“胡言亂語”，久而久之，她自然就成了“瘋”女人。但是，如果我們冷靜下來，不只以白人視角看問題，比如，我們賦予伯莎話語權，那么她所言說的事實必定與簡•愛和羅切斯特所言不符，她的世界必定是一個不同的世界。這樣辯證地看問題，我們就會看到作者夏洛蒂和簡•愛的局限性；看到她們與英國白人天然一家，而與伯莎較遠甚至對立的社會關系；看到她們對其他種族婦女姐妹的歧視與偏見；看到簡•愛既受來自男權社會的壓迫又不經意間壓迫異族姐妹的尷尬矛盾的處境，她不經意間從受壓迫女性站到了女性壓迫者行列，進而墮落成為女性的壓迫者。 綜上所述，夏洛蒂•勃朗特的小說《簡•愛》在統一的外表下隱藏了一個多元世界。這種多元性包含了簡•愛對話語權的壟斷與伯莎•梅森話語權缺失的對立。從語言施為角度看，這組對立客觀上突出、張揚了簡•愛的形象，壓制、貶損了伯莎的女性形象；確立了簡•愛的正統身份和伯莎的“瘋”女人身份；同時這組對立顛覆了讀者對這部小說及人物的傳統解讀，讓人們看到作者與簡•愛和伯莎社會關系的不同。讓讀者看到了簡•愛及作者夏洛蒂對其他種族婦女姐妹的歧視與偏見，看到了她們已從受壓迫者女性墮落成為女性的壓迫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