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尋找寫作靈感？中文期刊網用心挑選的胡適與西方思想文化的關聯，希望能為您的閱讀和創作帶來靈感，歡迎大家閱讀并分享。
作者：王光和 單位：廣西師范大學國際文化教育學院
胡適(1891~1962),安徽績溪人,現代著名學者,在文學、哲學、史學、考據學、倫理學、紅學等領域都有著重大的貢獻,在學術史上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胡適于1917年1月發表《文學改良芻議》一文而成為文學革命的發起者,是新文化運動中最有影響的領袖人物之一,也是中國近現代文化思想史上最杰出的人物之一。胡適對中西方思想的沖突和影響問題一直都保持著清醒的頭腦和自覺的意識,胡適1960年7月10在西雅圖中美學術會議上這樣說:“我想我們要推論中國傳統的將來,應當先給這個傳統在與西方有了一百五十年的對照之后的狀況開一份清單。我們應當先大致估量一下:中國傳統在與西方有了這樣的接觸之后,有多少成分確是被破壞或被丟棄了?西方文化又有多少成分確是被中國接受了?最后,中國傳統還有多少保存下來?中國傳統有多少成分可算禁得住這個對照還能存在?”[1]胡適對中西方文化影響關系的分析也同樣適合我們對他本人所接受的西方文化的分析。
作為近現代中國史上接受西方文化的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他對臺下聽眾的追問自然可以看作他自己對這一問題的反思。胡適自己是承認西方文化對他的影響的,比如他對實用主義哲學、歷史進化論的接受以及對包括歐洲文藝復興時期文學史在內的歐洲近現代文學史的借鑒,但具體到如何受到以及受到哪些具體的西方文學觀念和文學思潮影響的問題,胡適卻一直語焉不詳,或回避,或否認,這給后來的相關研究增加了不少難度。比如胡適在與徐志摩的一封通信中有這樣一段話:“實秋說:‘新詩實際就是中文寫的外國詩’,又說我‘對于詩的基本觀念大概是頗受外國文學的影響的’。對于后一句話我自然不能否認……但我當時的希望卻不止于‘中文寫的外國詩’,我當時希望———我至今還繼續希望的是用現代中國語言來表現現代中國人的生活,思想,情感的詩。這是我理想中的‘新詩’的意義,———不僅是‘中文寫的外國詩’,也不僅是‘中文來創造外國詩的格律來裝進外國詩的詩意’的詩。”[2]胡適并沒有否認他的文學思想(包括白話詩)與外國文化的關系,缺憾的是他沒有對這種影響關系進行詳細和深入的說明。他在美國的留學日記(1916年)中,又說:“夫吾之論中國文學,全從中國一方面著想,初不管歐西批評家發何議論。吾言而是也,其為Utilitarian,其為Yol-stoyan又何損其為是。吾言而非也,但當攻其所以非之處,不必問其為Utilitarian,抑或Yolstoyan也。”[3]胡適強調的是,只要他說的有道理,那么他的思想與西方的什么人什么思潮相似,又有何妨?胡適認為,這種相似反而恰恰印證了“世界有永久價值之文學”的道理。
一、胡適文學思想與西方文化之間的關系問題,從1917年《文學改良芻議》發表之日起,就一直是文學論爭的話題。實際上,當時身在美國的胡適在寫作《文學改良芻議》的時候,是有一個與梅光迪、任叔永反復進行辯論的過程,其中某些話題就已經涉及到對中西文學觀念差異的探討,其時,梅光迪就曾勸誡胡適勿為西方膚淺“新思潮”所“動搖”。梅光迪認為白話詩的寫作沒有前景,注定要失敗,并最早提出胡適的“文學革命”主張(特別是白話詩的主張)受到美國等西方文學潮流的影響。梅光迪認為胡適是在剽竊西方不入流的“新潮流”到國內販賣,他說:“所謂白話詩者,純拾自由詩Verslibre及美國近年來形象主義Imagism之余唾。”[4]他在給胡適的信中說:“文章體裁不同,小說、詞、曲固有用白話,詩、文則不可。今之歐美,狂瀾橫流,所謂‘新潮流’者,耳已聞之熟矣。有心人須立定腳跟,勿為所搖。誠望足下勿剽竊此種不值錢之新潮流以哄國人也。”[3]而后,在與學衡派等論戰以及后續的學術研究中,胡適文學思想與西方“資源”之關系的問題,更是一個常被提及的論題。胡先骕曾對《嘗試集》從形式到內容都進行了全面否定,認為胡適“模仿西歐頹廢派”,“復拾一般歐美所謂新詩人之余唾”,所以才“有如是之失敗”,還認為胡適“新詩之精神”“不過枯燥無味之教訓主義”、“膚淺之象征主義”、“纖巧之浪漫主義”和“肉體之印象主義”[5]等。
胡適1917年1月在《新青年》上發表《文學改良芻議》之后,陳獨秀及時給予了積極回應,并在2月的《新青年》上發表《文學革命論》,贊同并擁護胡適的文學改良主張。推崇胡適為文學革命“首舉義旗之急先鋒”,確定了胡適作為文學革命發起者的地位。陳獨秀當時已經敏銳地覺察到胡適文學改良思想所受到的西方浸潤,同時也及時推出了自己的同樣受到西方影響的文學主張“三大主義”作為呼應,即“推倒雕琢的阿諛的貴族文學,建設平易的抒情的國民文學”;“推倒陳腐的鋪張的古典文學,建設新鮮的立誠的寫實文學”;“推倒迂晦的艱澀的山林文學,建設明了的通俗的社會文學”[6]。胡適也認可1922年康白情在《評胡適的詩》一文中對他的白話詩創作進行的評價[7],其中主要談到胡適白話詩的兩個特點:一是“說理”傾向,二是帶有美國風(美國的影響)。最早將胡適的新詩與美國意象派詩聯系起來的是劉延陵。他在1922年2月15日《詩》月刊第1卷第2號上發表的《美國的新詩運動》一文中說:“新詩(TheNewPoetry)是世界的運動,并非中國所特有。”他還詳盡地列舉了意象派的六條主張,并在第四條(“求表現出一個幻象,不作抽象的話”)之后的括號里說:“詳見胡適之先生論新詩。”[8]這里的“論新詩”指的是1919年10月發表的《談新詩》。1922年8月17日,聞一多在其一封寄往清華文學社的英文信中寫道:“YoumaybeinterestedtoknowthatourliteraryinsurgentDr•HuShi’s(八不主義)isnotquiteofhisowninventioneither•Ishallcopyseveralofcre-dooftheImagists,aschoolof“new”poetsofwhomthegreatestlivingwomanpoet,MissAmyLowellistheleader(胡適博士的‘八不主義’并不完全是他的發明,他可能是復制了以偉大的女詩人艾米•羅威爾為旗手的意象派‘新’詩人的信條。)”[9]梁實秋在1926年說:“在美國英國有一部分詩家聯合起來,號為‘影像主義者’,羅威爾女士,佛萊琪兒等屬之。這一派唯一的特點,即在不用陳腐文字,不表現陳腐思想。我想這一派十年前在美國聲勢最盛的時候,我們中國留美的學生一定不免要受其影響。試細按影像主義者的宣言,列有六條戒條,主要的如不用典,不用陳腐的套語,幾乎條條都與我們中國倡導白話文的主旨吻合,所以我想,白話文運動是由外國影響而起。”[10]朱自清在其《新文學研究綱要》中指出,胡適的理論主張受到“美國意象派(朱自清譯為影像派)的影響”[11]。又在《中國新文學大系•詩集•導言》中指出:胡適是第一個嘗試新詩的人,是新詩的“開山鼻祖”,《談新詩》是早期白話自由體詩創作的金科玉律。之后的周作人也發現胡適文學思想里有西方的成分,“假如從現代胡適之先生的主張里面減去他所受到的西洋的影響,科學、哲學、文學以及思想各方面的,那便是公安派的思想和主張了”[12]。但他更強調的是胡適文學思想的本土資源,認為《文學改良芻議》就是明代公安派文學主張的現代版。同時期,關于胡適的戲劇創作和戲劇理論也得到了關注。1935年洪深在《中國新文學大系•戲劇導言》中對胡適改良中國戲劇的理論主張作出了相當積極的評價。洪深肯定了胡適對西洋戲劇的提倡,尤其肯定了胡適對易卜生提倡“健全的個人主義”的社會問題劇的引進。上世紀50年代,中國大陸對胡適思想進行了大批判,因為意識形態等方面的原因,批判的論題主要集中在實驗主義哲學和進化論等西方思想方面。#p#分頁標題#e#
新時期之后,大陸的胡適研究開始復蘇并逐漸成為顯學,與海內外的研究成果也得到了很好的交流。在文學研究領域,王錦厚認為胡適的文學革命主張“幾乎全是從意象派那兒移植過來的”[13]。劉新民說:“胡適……的‘八不主義’,便脫胎于意象派的‘六條原理’和‘三項原則’。”[14]陳希認為,“意象派對胡適的文學革命思想和新詩創作以直接的啟發和影響,這個說法應該可以成立”[15]。徐改平認為,胡適從中外文學史的觀察中得到了發動文學革命的信心和勇氣,受到“鼓蕩和激勵”[16]。廖七一的《胡適詩歌翻譯研究》將胡適的譯詩作為個案來研究,揭示作為翻譯主體的胡適在翻譯這種社會行為中的自我意識和能動性,并描述詩歌翻譯從主題到形式到語言轉型、白話詩體最終成為詩歌翻譯正宗的演變過程,以及白話譯詩與白話新詩創作之間的互動[17]。程巍在《胡適的文學革命觀及其西方學理依據》一文中認為,胡適的文學革命觀盡管吸收了中國本土的文學資源,襲用了前人的觀點,但卻從西方文學理論資源中為白話文學找到了新的基礎,并認為胡適誤解誤用了他拿來作為文學革命觀的學理依據“文言合一論”和“歷史進化論”[18]。
二、80年代之后,海外的一些胡適研究成果也逐漸傳到大陸。費正清的弟子賈祖麟(JeromeB•Grieder,后來的譯本多譯為格里德)在《胡適之評傳》(后來江蘇人民出版社譯為《胡適與中國的文藝復興:中國革命中的自由主義(1917~1937)》)中認為,胡適發起白話文運動是受了美國的經驗的啟發。他說:“由胡適在美國的經驗看來,若求得這種歷史演變的趨勢的應驗,端在普及教育。……胡適對早年的改革者批評得很苛酷,因為他們未能承認語文改良與新思想傳播兩者之間的關聯。……他對世紀初以拼音字母代替漢字的構想,也批評得同樣苛酷。此種計劃早已注定失敗,因為抱此主張者不愿完全放棄漢字。若不能免除這一步,結果必致把社會分作兩個階級,一邊是‘我們’士大夫,一邊是‘他們’佃氓佃民……拼音文字不過是士大夫丟給老百姓的一點恩物。”[19]
夏志清也是較早的一位胡適研究者,但他的觀點前后有些變化,他早期的觀點認為,胡適是受到包括意象派詩在內的西方文學思想影響的。夏志清在《文學革命》一文中認為胡適明顯受到了西方思想的影響:“在文學史上,一種文學的類型,其發展能夠不因批評界的漠視和敵意而受到阻礙,倒不見得是一件這樣不尋常的事。就拿英國的例子來說罷。沒有幾個伊麗莎白時代的戲劇家敢把自己的作品看成嚴肅的文學的。而亨利•菲爾丁和山姆•理查遜這兩位小說家的地位,在十八世紀英國讀者心目中,是難與蒲柏(Pope)和彌爾頓相比的。如果胡適不是在西方文學的傳統中找到了這個保證,那么,他學問再好,批評眼光和膽色再大,也不能給中國文學帶來這么一個反傳統的看法。正因為他深知自但丁和喬叟以后,‘國語文學’在西方文學中成了主流;戲劇和小說在西方所享受到的崇高地位———他才能給中國文學提供了一種嶄新的看法。同樣地,在闡釋中國思想史方面,胡適也借助了西方較為精密的一套哲學專門術語和名詞。”[20]只是后來夏志清(1979年)對自己的觀點又進行了修正,否認胡適提倡白話詩沒有直接受到意象派詩人的影響,認為胡適“文學革命”的主張是建立在對中國以及歐洲文學演變史的深刻了解之基礎上的,與當時英美詩界的革新運動沒什么關系。理由是,胡適留學日記里沒有什么證據,而且意象派當時在美國并沒多少讀者[21]。唐德剛和周策縱認為胡適文學改良思想是受了美國文學革命(即所謂的美國本土成長的“鄉土文人”與留學英法的“哈佛派”等經院派作家和批評家之間的文學論爭)的影響。唐德剛說,從胡適對“白馬社”里新詩所下的評語,他對胡適早年所受到的西洋文學———尤其是美國文學的影響有了更深一層的認識,并說周策縱先生也持同樣的觀點,認為當年胡適提倡“文學改良”是受美國文學改良運動的影響。“胡適之的文學觀,正是這一派!(唐德剛按,指經院派,但胡適在文學形式上又傾向‘鄉土派’)胡適所提倡的‘八不主義’只是純技術性的‘改良’。至于文言文學的內容,胡適之并沒有要求把它掃地出門?？墒钱敃r的美國文學改革運動,在文學技巧方面并沒有太大的爭執。他們爭的是文學的內涵,是以美國社會背景為主題的鄉土派文人向經院派革命的斗爭”[22]。周明之指出,胡適雖然閱讀廣泛,但在美國時,更為現實主義和自然主義的文學所吸引,比如他對俄羅斯作家果戈里、法國劇作家白里歐、德國劇作家赫仆特曼等人就非常欣賞。而且1916年的下半年,胡適表示同意陳獨秀中國文學“今后當趨向寫實主義”的觀點[23]。
方志彤非常堅決地認為胡適的《文學改良芻議》的八項主張是在英美意象派詩學主張影響下才產生的。他說:“Allinall,itwouldnotbeeasytodenythattheeight?pointprogramwasinspiredbyImagism•EzraPoundwastheGod-father,andAmyLowelltheGod-mother,oftheChi-neseliteraryrevolutionof1917•(總之,八點文學主張確實受到了意象主義的啟示,這是不容否認的。龐德是1917年是中國文學革命的教父,羅維爾則是教母。)”[24]周質平的《胡適文學理論探源》一文延續了周作人的觀點,認為胡適的文學思想最主要還是從對中國傳統文學發展史的觀察中得出的,但他也還是承認胡適文學思想受到了西方影響。他說:“將胡適的文學理論依附到歐美‘意象主義’上去,這一方面低估了胡適出國之前,在中國文史中十余年的浸淫,以及中國文學批評所帶給他的影響;另一方面,也忽略了自孔子以來即已深植人心的‘辭達而矣’的樸實傳統。當然,我這樣說,并不是否認胡適的文學理論曾受過西洋的影響,而設法為他加一個‘國產’的標記;我所不能同意的是:將龐德與羅威爾說成了中國文學革命的‘教父’、‘教母’,似乎沒有這兩位美國詩人,中國文學革命就要流產,至少也要延緩,而胡適的文學理論也將大為改觀。這樣的說法,未免過分夸大了西洋文學理論對胡適的影響。”[21]新加坡的王潤華認為“意象主義被移植到了‘八不主義’中,并表示“胡適有意隱藏他所受西方‘意象主義’理論的影響,而企圖以一種‘本土’的面目示諸國人”[25]。#p#分頁標題#e#
三、上述可見,西方文化對胡適文學思想的影響問題爭論已久,且眾說紛紜。這其中既有研究材料的發現和選取方面的原因,也與研究者的立場和傾向有關。從已有的研究成果來看,胡適文學思想研究還存在一些不足:首先,以往的研究沒有全面系統地從西方文化的角度揭示出胡適文學思想形成的脈絡和線索,從而難以揭示胡適文學思想中中外文化各種因素互相融合的特征;其次,對胡適文學思想的西方文化淵源的探討還不夠深入,現有關于胡適文學思想西方文化淵源的探討基本上是在原有的邏輯上徘徊,難以產生突破性的研究成果;再次,以往的成果還缺乏真正地把西方文化與胡適文學思想的影響研究擺在中國現代文學發展史中來作細致深入探討的研究,從而對西方文化與白話文運動以至中國現代文學的發生、發展之間的影響關系的認識不夠深入。
從目前的研究現狀來看,關于西方影響與胡適文學思想的關系研究仍然有著較大的學術空間可供開掘。比如,進化論是如何對胡適語言觀和文學觀產生了影響;文藝復興以來的歐美文學史對胡適撰寫白話文學史產生了怎樣的啟迪和示范意義;胡適的白話文學觀、平民文學觀、現實主義和自由主義文學觀念與西方思想有著什么樣的淵源關系;如何評價胡適白話詩理論以及創作與西方文學資源的淵源關系,特別是胡適的《文學改良芻議》和《談新詩》中的詩歌主張與華茲華斯、惠特曼和英美意象派等詩學理論有著怎樣的聯系;西方文化與胡適文學批評的現代意識的關系如何:一是西方批評話語、批評思維、批評標準和批評方法如何對胡適文學批評產生了潛移默化的浸染作用,二是科學主義、實用主義哲學以及歐洲近代傳記批評對胡適進行中國古典小說考證的影響究竟有多大;胡適接受以上所論西方文化資源在歷史階段及原因上存在著諸多的差異,那么產生這種差異的原因以及它們在胡適文學思想中所呈現出的面貌和效果又是怎樣的。在研究西方文化與胡適文學思想的影響關系這個論題上,也確實存在著很多的難點,比如,胡適在表述自己文學思想的時候,常常以中西互證的方式進行舉例和論述,甚至常常強調他的白話文運動是中國傳統文學發展的必然邏輯,這對正確認識胡適文學思想的形成和所包含的元素的確認和理解造成了障礙。我們認為只有從西方文化的角度出發才能辯識其文學思想的層次和肌理,這也是打開胡適文學思想的一把鑰匙;胡適被公認為新詩的“開山鼻祖”以及“新紅學”的創始人,但目前學界只是從中國傳統詩歌史和批評史出發探討這一說法,而很少有人從西方影響出發探討這些論題。我們認為,從西方影響出發對上述論題做出細致深入的比較研究,或許能夠給出一份更為合理的解釋和評價;胡適是學貫中西的中國現代思想家和批評家,但是,他在建構自己的文學思想時往往不是全盤接受中西文化資源,而是創化甚至是偏取它們,這就為探討其文學思想的中西文化淵源帶來了很大的挑戰性。例如“白話詩”這一概念范疇,一方面源于中國傳統文學中用白話寫的詩歌,另一面確實受到了英美詩歌的影響。那么,我們判斷它們如何對胡適對“白話詩”文學主張的影響,又在何種程度上對其產生了影響,就不是顯而易見的事了。
因此,我們只有對各方面的思想有了深入把握,才能對此作出盡可能明確的闡釋。另外,對胡適文學思想的研究也應該在研究方法上進行調整,應該以胡適所主張的“歷史”的態度去對待胡適文學思想對西方文化的接受,這具體體現在:一是采取“歷史”方法和“實證”的態度。一方面對胡適文學思想的發展及形成與西方文化的關系作出歷史地把握,另一方面又把胡適文學思想對西方文化的接受納入到中國現代文學發展史中來論述和評價;二是運用“比較研究”的思路和方法。一方面從影響研究的層面來探討胡適文學思想與歐洲文藝復興的歷史經驗、實驗主義哲學以及英美詩歌的關聯;另一方面從平行研究的層面來比較胡適“八事”文學改良思想與“學衡派”的文學主張的異同,以更好地理解和彰顯胡適文學思想中的西方影響。
總之,要對胡適與西方的“影響”關系問題做更全面深入的探討,必須對胡適文學思想中的主要論題做客觀細致的分析,并就中國文學傳統如何對胡適在吸收西方文學觀念時所產生的內在制約進行合理的把握,從而理順胡適文學思想中的西方文化影響以及這些西方文化影響與胡適本身已經具有的中國傳統文學觀念的融合過程,考察胡適對西方文化接受的態度、方法以及誤讀,深入剖析與解釋他倡導白話文運動的深層動因,并進而評估胡適文學思想在中國現代文學文學史上的影響以及胡適其人在中國新文學史中的歷史地位和突出貢獻。弄清楚以上論題,我們還可以分析胡適乃至其同代人在接受西方文化過程中的得失,并從個案出發把握西方文化對新文學運動影響和作用進行評估,對新文學運動所接受西方文化的影響進行探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