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尋找寫作靈感？中文期刊網用心挑選的口譯教學的自我修正，希望能為您的閱讀和創作帶來靈感，歡迎大家閱讀并分享。
1． 研究背景 口譯中的自我修正現象，是話語修正現象在跨語言意義傳遞活動中的體現。它與口譯輸出中的不流利性問題高度相關，在技能上升的瓶頸階段尤為突出。對口譯自我修正現象的分析，有利于充分把握譯員學習的基本狀況，分析譯員在口譯活動中面臨問題的類型和分布，改進教學環節的設計和安排。話語自我修正指的是說話者在同一話輪之內自發糾正自己話語的行為( Pillai，2006) 。自 20 世紀 70 年代以來，話語修正與自我修正現象得到了廣泛研究，但這些研究大都只著眼于一種語言( 母語或二語) 內的修正，沒有將涉及語際間意義轉換過程中的修正情況納入考慮。作為一種特殊而重要的語際轉換活動，口譯的自我修正現象尚未受到應有的重視。實際上，較之一般話語修正，口譯自我修正現象更容易進行理論化、系統化考察。在口譯研究中，譯員意識活動中的概念成分很大程度上無法通過外顯的方式予以考察，于是“在自我糾錯和起步失誤中顯現出來的輸出規劃和監控等產出過程引起了心理語言學家和口譯研究者的濃厚興趣”( P?chhacker，2009: 125) ?？谧g活動的特點也決定了其自我修正現象的研究較之一般話語修正研究有更強的操作性和適用性。譯員的輸出大部分基于源語信息，研究者可根據源語大致確定譯員話語規劃的前語言信息，通過與最終產出的對比更加客觀地判斷譯員的自我修正類型。此外，對我國大部分口譯工作者而言，A 語等于母語，而 B 語多為在學校習得的外語，只有極少數譯員的 B 語近似等于目標語母語使用者的語言水平( 鮑剛，2005) 。大部分譯員的 B 語輸出屬于中介語范疇，但口譯活動的時間與環境壓力使之成為有別于一般二語言說的特殊中介語，這種特殊性也體現在他們的修正模式中。P?chhacker( 2009: 11) 將口譯定義為“基于源語一次性表達而向其他語言所作的一次性翻譯。”一般說話者可以頻繁地修改輸出，但對譯員而言，不到非改不可的地步，不會犧牲流利度以及職業形象更改輸出。那么當譯員從 A 語譯向 B 語時，在語言自動化程度不太高、監控機制無法像母語使用時那么高效的情況下，會將有限的注意力更多地放在語言形式還是內容層面上? 監控到有誤時，會在哪種情況下不惜犧牲流利度執行修正? 反映了怎樣的流利度觀念和口譯教學側重?本文擬借鑒話語自我修正的研究成果，探討適合口譯研究的自我修正分類模式，并以該模式為框架分析口譯語料，嘗試將之用于口譯研究中。將語料限定在全國性口譯賽事上學生譯員的連續傳譯表現，主要是考慮到: ( 1) 參加此類賽事的學生譯員處于技能上升期，可排除語言基礎薄弱所產生的一般問題，而使雙語轉換能力問題更為突出; ( 2) 同聲傳譯有其專門性，學習者通常為經過高水準選拔的少數學生，相比之下，連續傳譯更具代表性; ( 3) 能夠體現全國范圍內的整體情況，排除地域和院校的限制; ( 4) 此類賽事設置了會議口譯與對話口譯環節，有利于考查不同任務要求對自我修正模式的影響。 2． 話語自我修正和口譯自我修正研究 2． 1 話語自我修正研究 自 20 世紀 70 年代 Sacks 等人討論修正現象以來，眾多學者從語言學、心理學和認知科學等角度對話語修正進行了深入探討( 王宇，2005) ，不僅區分了修正與自我修正、修正與糾錯等關鍵概念，還分別對母語和二語的修正模式進行了研究。Levelt( 1983) 建立了母語自我修正框架并探討了背后的認知機制; Kormos( 1999) 等人則完善了 Levelt 的框架，將自我修正研究擴大到二語學習和研究中。Kormos( 1999) 認為自我修正是話語監控機制的外在表現。而在研究者構建的眾多話語產出和監控模式中，Levelt的言語產生三階段模式接受最為廣泛，也最具有影響力( P?chhacker，2009) ，主要內容是: “概念生成器( generator) ”生成“前語言表達信息”，該階段負責監控信息是否恰當，即產生的信息是否與話語規劃一致; 前語言信息接著進入“系統闡述器( fomulator) ”，它在語音、詞形以及語法上將信息編碼成內部話語，該階段監控發聲前的信息，也稱隱性或前語言監控; 最后由“發聲器( articulator) ”產出我們聽到的話語，話語產出會接受最后一道監控。在此基礎上，Levelt( 1983)將自我修正分為五類，即不同信息修正( different informationrepairs) 、恰當性修正( appropriateness-repairs) 、錯誤修正( er-ror-repairs) 、隱性修正 ( covert repairs) 以及其余修正 ( rest ofrepairs) 。該分類比較全面，不僅包括語言( 形式) 層面的自我修正，也將與內容相關的自我修正現象納入考察。 2． 2 口譯自我修正研究 口譯自我修正方面的研究尚不充分。相關研究大都重在考復、停頓等不流利現象。如徐海銘曾對 5 名受訓譯員的口譯產出樣本做停頓分析，試圖總結出停頓類型及原因，結果顯示譯員“因為尋找表達內容問題導致了主要停頓”( 徐海銘，2010: 70) 。該研究采取了動態的實證研究方法，但未進一步探討更深層原因。譯員產出過程中因重復、錯誤啟動、猶豫、改述和替代而導致的停頓只不過是其自我修正的外在體現，要更深入地了解口譯產出中內隱的認知狀態，必須深入研究口譯自我修正模式，超越對音節延長和停頓等外顯現象的關注。Petite( 2005) 首次研究了口譯中的自我修正現象，她收集了 8 份由英語譯為母語( 法語或德語) 的同傳口譯樣本來分析譯員的自我修正類型。她提出 Levelt( 1983) 的分類可結合口譯的特點加以改進，引用到口譯自我修正研究中。她重點探討譯者采取修正的交際理論依據( Petite，2005) ，認為譯者傾向采取適宜性或錯誤修正，是因為語義欠準確、語言形式與內容有誤會破壞交際準則，影響與聽眾的溝通交流。文章最后進行了輔助性的定量研究，初步統計了各修正類型所占的比例，但未展開討論。該研究初步肯定了 Levelt 的框架在口譯自我修正研究上的運用，但沒有進一步探討譯員具體的修正模式。 3． 適合口譯研究的自我修正分類體系 本文依據的分類體系借鑒了 Levelt( 1983) 和 Kormos( 2000) 的話語自我修正類型框架，但結合口譯產出的特點進行了改造。Levelt( 1983) 和 Kormos( 2000) 的分類適用于一種語言( 母語或二語) 內的修正，對于各修正類型的涵蓋度和區分度較好，但口譯涉及語際間意義轉換，源語是譯員規劃言語時前語言信息的依據與來源，有必要在分類系統中引入。這樣不僅兼顧了口譯話語產出的特點，也有助研究者在分類時作出客觀判斷。如不同信息修正，在 Levelt( 1983) 的分類框架中指說話者在輸出的過程中，監控到當前產出與前語言規劃有異，決定重新編碼不同信息而造成的修正，而前語言規劃無法外顯觀察。改進的分類系統假定原文是譯員進行話語信息規劃的依據，理想狀態下成功的話語產出即譯員在輸出時實現了對原文內容的準確再現。如果發現口譯修正源于輸出信息與原文相比有誤、為原文所無或有遺漏，即可判斷進行了不同信息修正。表 1 的口譯自我修正分類保留了 Levelt( 1983) 分類系統的框架，但對不同修正類型進行了重新定義: 該分類沒有包括隱性修正。在 Levelt 的分類系統中，隱性修正指重復、延長和長時間停頓等現象。由于缺少顯性的修正標記，很難界定隱性修正究竟于何時、何處開始，區分正常停頓與隱性修正中指的長時間停頓也是個難題，需要另有專門的研究。#p#分頁標題#e# 4． 連傳口譯中的學生譯員自我修正現象分析 4． 1 研究問題 在上述分類體系基礎上，通過對所選語料的分析，筆者初步探討下列幾個問題: ( 1) 學生譯員在漢譯英連傳口譯中，自我修正類型和分布如何? 他們的語言監控機制對何種類型偏誤最為敏感? ( 2) 不同口譯任務類型對學生譯員的自我修正模式有何影響? 可能的原因是什么? ( 3) 對當前的口譯教學有哪些啟示? 4． 2 數據收集與轉寫 數據來自第一屆海峽兩岸口譯大賽和第一屆全國口譯大賽，參賽者均為英語專業的大四學生或研究生。此類賽事能最大限度模擬現場口譯的氛圍和壓力，使學生譯員的思維處于高度警覺的監控狀態，自我修正現象表現得十分充分，有利于觀察和分析。收集到的大賽錄像資料包括7 段對話口譯視頻及6 段會議口譯視頻。每段對話口譯視頻約 8 分鐘長，每段會議口譯視頻約 7 分鐘長，都根據 Jefferson ( 2004) 的符號轉寫系統轉寫成文字資料。視頻材料共 1 小時 52 分 33 秒，語料轉寫文本共 6，827 個英語單詞。 4． 3 數據統計及分析 根據錄像資料和轉寫文字，通過對照原文、查找字典與語法工具書、請教外教等方式對學生譯員在口譯輸出中所犯的各類偏誤進行歸類統計。對應表 1 的分類，將偏誤也分為三大類，即內容偏誤( 信息添加、信息遺漏以及信息有誤) ，恰當性偏誤( 提供內容欠精確具體或容易造成歧義) 和形式偏誤( 又分為語法偏誤、詞匯偏誤和語音偏誤) 。再根據表 1 的分類系統對文本中的自我修正現象進行標注，得出不同修正類型的頻數和偏誤修正率。任何不確定的或存在分歧的分類由兩名研究人員共同討論決定，個別無法達到一致判斷的數據將被剔除。所有分類確定后，再進行相關數據分析。 4． 4 分析結果與討論 4． 4． 1 學生譯員漢譯英連傳輸出的自我修正模式及分布 表 2 顯示，學生譯員在 110 多分鐘的漢譯英連傳輸出中內容偏誤數為 137 次，執行修正 46 次，修正率為 34%; 恰當性偏誤數為 78 次，修正頻數為 29，修正率 37%，為各修正類型中最高; 形式偏誤數為 415 次，修正頻數為 75，修正率18% ，為各修正類型中最低。在三種錯誤修正中，語法錯誤修正率( 28%) 高于詞匯錯誤修正率( 23%) ，語音錯誤修正率( 6%) 最低。由于條件所限，在學生譯員自身對于偏誤的覺察率和修正率的關系方面，仍有待專門的回顧性研究加以探討。Krashen( 1981) 曾在監控假設中提出，學習者要對自己的話語輸出進行監控，必須具備兩大前提: 一是看重語言準確性，有強烈的避免語言偏誤的意愿; 二是了解相關語言規則。 李朝淵( 2011: 81) 在嘗試闡釋學生譯員交替傳譯中修復策略的使用時也指出: “在交替傳譯過程中，由于譯員監督機制的作用，譯語的最初版本由于某種不足激起譯員的修復意愿，而是否對其進行修復則取決于譯員的修復意愿和修復能力的強弱。”在漢譯英連傳輸出中，學生譯員錯誤修正率( 18%)遠低于內容偏誤修正率( 34%) 與恰當性偏誤修正率( 37%) ，可能存在兩個方面的原因: 一是相比執行錯誤修正，他們進行內容方面修正的意愿更加強烈; 二是他們的 B 語能力有所欠缺，對相關語言規則掌握得不夠熟練。執行錯誤修正的意愿不強烈，與口譯教學側重以及口譯活動本身對譯員的要求有關。在口譯過程中，要同時進行聽辨、理解、記憶、輸出等活動，由于注意力有限，往往難以同時兼顧原文的信息傳遞以及語言形式。不管在口譯教學設計還是職業口譯質量評價體系中，內容的傳達都占有很大的分量。蔡小紅和方凡泉( 2003) 指出，古今中外涉及口譯質量評估的 6 大基本指標中，最重要的是信息的“可信度”，即譯文的信息轉達是否完整、準確并忠實于原文內容。職業評估標準、教學側重和客戶對口譯服務的期待，常常會影響學生譯員努力的方向，故進行內容方面修正的意愿很強烈。相比之下，頻繁進行錯誤修正，不僅對流利度有影響，還有可能給聽眾造成“專犯低級錯誤”之嫌，影響交際效果。形式修正率偏低與學生 B 語( 英語) 熟練程度不高也有關系。譬如分析發現，學生譯員在輸出時語音石化現象十分突出。石化指“外語學習者中介語中的語言項目、語法規則和系統性知識趨向于固定下來的狀態”( Selinker，1972: 215) 。有的選手將 the 中的/?/發成/d/，對之未進行一次修正，證明對該讀音的認知已經石化。 在總共 150 處修正中，詞匯錯誤修正為 18 處，語法錯誤修正為 47 處，詞匯錯誤修正占修正總數的比例( 12%) 遠低于語法錯誤修正( 31%) 所占的比例，這與二語會話中自我修正的研究結果存在差異。Kormos( 1999) 曾列舉多位研究者的結論，表明在一般言說中，詞匯錯誤修正不管是在母語還是第二語言言語輸出中出現頻率都遠高于語法與語音錯誤修正。造成差異的可能原因有:( 1) 有些詞匯發聲前被發現并得到修正。由于本次暫不考察隱性修正，有可能影響了詞匯修正占總修正總數的百分比。( 2) 學生譯員注意到詞匯錯誤但決定不予修正。譯員傾向認為語法錯誤對理解障礙較大，給聽眾留下印象差，故對語法修正更為重視，而詞匯方面的非關鍵錯誤不致影響理解，也易被聽眾忽略。為保持語流，譯員會刻意忽略一些詞匯錯誤。( 3) 學生譯員對自己在詞匯層面的語碼轉換能力比較自信。當前口譯教學非常重視提高學生在詞匯層面的語碼轉換能力，并安排大量的雙語對照反應訓練，鼓勵儲存套語。 Jones( 2008: 114) 在 Conference Interpreting Explained 中指出:“所有譯員都應該儲存套語，以不費任何腦力就能使用”。所以，處于該學習階段的譯員能比較自如地進行詞語層面的轉換，并對自己的輸出相對自信，導致放松對這類套語詞匯的監控。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較少的詞匯修正并不必然意味著更好的語言能力，譯員第一反應并立即運用的詞，往往未根據語境需要和搭配習慣來選擇，如:例 1: 美國經濟明年可以有正的增長。The US economy will regain positiv e increase f ～ —start-ing from next year．譯員將“增長”直譯為“increase”，從單個詞語來看完全對應，但 忽 略 了 與“economy”搭 配 時，“增 長”宜 翻 為“growth”。在高壓環境下，學生譯員來不及兼顧語境，而條件反射般將平時儲存的套語拋出來，既體現出他們語言自動化程度不高，無法合理分配注意力關注語境問題，也凸顯出過度重視套語練習的弊端。學生譯員的語法錯誤修正率為 28%，他們能監控并修正近 1/3 的語法偏誤，其中大部分為句法問題造成的語法偏誤，證明他們對語法規則有一定的掌握，也比較重視對語法的監控。但是頻繁的語法修正也體現了他們對語法、尤其是句法知識的內化還不夠。#p#分頁標題#e# 如例 2: 所以這個一攬子計劃的實施，我相信對于今年保8% 可以發揮決定性的作用。Therefore，the ( ． ) introduction of this package plan—with—with this introduction，I believe that er we can reach thegoal of 8 percent GDP growth rate．譯員以“introduction of this package plan”為主語開始句子，但無法完成，于是改變原有句子結構，以介詞短語重啟句子。如果該譯員已經完成對相關句法知識的內化，他便能遵循順句驅動的原則，順利完成句子而不做語法修正，如“therefore，the introduction of this package plan will surely play adecisive role in helping us to reach the goal of 8 percent GDPgrowth rate． ” 4． 4． 2 不同口譯任務類型對學生譯員自我修正模式的影響 表 3 顯示，在內容修正方面，學生譯員在會議口譯中的修正率為35%，高于對話口譯中的33%; 在恰當性修正方面，譯員在會議口譯中的修正率為 33%，低于對話口譯中的40% ; 在錯誤修正方面，譯員在會議口譯的修正率為 12% ，同樣低于對話口譯的 22%。會議口譯與對話口譯對口譯員有不同的任務要求。會議口譯要求譯員“盡可能精確、忠實地再現原講話”( Jones，2008: 4) 。張威( 2011) 對會議口譯質量的評估調查顯示，在各類會議口譯中，內容受重視的程度都遠高于口譯形式?？v向看表 3 也可觀察到，學生譯員在會議口譯中對內容修正最為敏感，常常不惜犧牲流利度，放棄錯誤的內容輸出，重新規劃語言，力求準確傳達源語信息。而對話口譯譯員的角色更為靈活，修正模式也有所不同。Gentile 等( 1996) 將對話口譯定義為“譯員在兩個語言方向間進行傳譯的口譯模式”。盡管為了比賽需求，語料中的譯員只操一種工作語言，但他們的口譯活動還是具有對話口譯最為獨特的特點，即強調不同參與方的互動。譯員通常與各參與方面對面交流，肢體語言也起到了傳遞信息的作用，完全忠實傳達源語內容的負擔相對較輕，有更多精力考慮如何實現說話者與聽眾的順利交際，更關心輸出信息的語用方面，比如表達是否明確，是否便于聽眾理解而不會造成歧義，因而對恰當性偏誤最為敏感。又因為語言使用是否準確、恰當也會影響各方交際的順利進行，對話口譯員對形式偏誤也比會議口譯員敏感，修正率也更高。 5． 研究結論與啟示 本研究嘗試在會話自我修正研究的基礎上，建立適合口譯研究的自我修正分類體系，并將之用于學生譯員連傳口譯中的自我修正研究。研究發現( 1) 在漢譯英口譯輸出中，學生譯員在內容方面的修正率高于形式修正率。( 2) 學生監控和修正形式偏誤的能力稍顯不足，對相關語法尤其是句法規則內化不夠，詞匯錯誤修正出現頻率低于語法錯誤修正，可能是平時過分強調套語練習造成學生放松詞匯層面監控所致。( 3) 不同口譯任務類型影響學生譯員自我修正的模式，對話口譯中學生譯員偏重恰當性偏誤修正，而在會議口譯中則更注重內容偏誤修正?？谧g自我修正現象研究對于更科學、精確描述口譯現象及其規律有著重要作用，也能為口譯教學提供諸多借鑒。本文的語料分析雖然僅僅是初步的、有限的，但也有一些啟示作用。首先，學生監控和修正形式偏誤的能力相對不足，表明即便在這些代表著全國水平的優秀學生譯員身上，第二語言的熟練程度仍然是制約口譯表現的瓶頸。Jones( 2008: 37)曾指出“再怎么強調譯員目標語語言技能都不為過”?？谧g教學中無論對技巧的強調多么詳盡，也不能忽略對語言能力本身的重視。在口譯專業培養的整體框架下，可以進一步思考語言基礎課程如何與口譯方向的特點結合，促進語言基礎向口譯技能的轉化。其次，應加強學生對句法知識的吸收與內化，增強針對口譯的句法訓練，譬如: 給出一系列的中文句法結構，要求學生給出盡可能多的對應英文翻譯，以使學生掌握多種英語句法結構，在口譯中靈活運用; 給學生完整的中文句子，并給出特定的詞語或短語，要求他們以該成分為句首完成翻譯，以提高學生使用不同句式的能力。此外，不宜過分依賴套語練習，而應該鼓勵學生在輸出時“脫離原語詞語外殼”，擺脫原文形式的束縛，準確體驗原話語的核心意義并流利傳達。最后，在培養學生流利輸出能力時，可針對不同口譯形式不同的修正模式給與相應指導。 6． 不足與建議 本研究也存在一些因條件限制帶來的不足:首先，由于隱性修正沒有包括在此項研究之內，一些和隱性修正相關的不流利現象( 如重復和停頓) 沒有得到考察。其次，是對既有的代表性材料進行加工和分析，而未能采用回顧性調查?；仡櫺哉{查有助于研究者在更深層次上探討說話者傾向選擇某種修正模式的原因。最后，學生譯員和專業譯員語言能力不同。研究者可對比研究他們各自的自我修正模式，進一步研究從學生譯員到專業譯員乃至資深譯員的轉變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