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尋找寫作靈感？中文期刊網用心挑選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文學的漢譯，希望能為您的閱讀和創作帶來靈感，歡迎大家閱讀并分享。
俄羅斯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1881，以下簡稱陀氏)的作品在中國的漢譯活動始于20世紀20年代，這一時期，他基本上都受到“青睞”，對其作品的譯介活動也如火如荼地開展，前期的主要陣地是報刊雜志，后期出版店社成為陀氏作品翻譯的主力軍;進入30年代，當之前的“熱潮”逐漸歸于平靜后，譯介工作走向了深入和成熟階段，幾部重量級譯作紛紛面世;及至40年代，以耿濟之譯《卡拉馬助夫兄弟們》、《白癡》，邵荃麟譯的《被侮辱與被損害的》和文光書店對《陀思妥夫斯基選集》的編撰為標志，中國現代陀氏譯介工作的坐標體系基本完成。 一、“如火如荼”的上世紀20年代 迄今為止發現的最早的陀氏的中譯文是1920年5月26日至29日上?！秶袢請蟆犯笨线B載的短篇小說《賊》。在譯文前的《譯者志》中譯者對陀氏其人其書有過一番簡略的概括，不僅指出了陀氏作品的基本特色是“表同情于痛苦無告之人。所著小說都描寫這類人的情形”，而且向國人介紹了陀氏幾本重要作品———“破屋記(MemoirsofaDeadHouse)、虐待和壓制(DowntroddenandOppressed)”和“犯罪與受罰(CrimeandPunishment)”［1］。即《死屋手記》、《被侮辱與被損害的》和《罪與罰》。與陀氏其他作品相比，這幾部作品的譯介都有著非常明顯的“為人生的現實主義”的思想與藝術特征，這預示了以后陀氏作品翻譯的方向。 此后，陀氏的另一篇“為人生的現實主義”特征明顯的作品《圣誕樹和婚禮》也隨即被翻譯進來，名為《冷眼》，最初刊登在1920年《東方雜志》第17卷第11號上，后又被良浚、葉勁風、仲持等譯者多次譯介，還曾經選入在上海公民書局版的《俄羅斯短篇杰作》和商務印書館版的《近代俄國小說集(一)》中。不難看出，陀氏同一小說被作譯者多次譯介的傾向已初露端倪。 1921年之后，陀氏作品的中譯文便接踵而至?！秾W生雜志》第11卷第6期、第11卷第9期，第12卷第1號、第12卷第2號，第12卷第3號和第12卷第7號分別刊登了《乞孩》、《孤女聶麗的故事》、《發弗娜的日記》、《在闊人的寄宿學校里》和《鄉人瑪壘》等作品;《晨報》于1921年6月1日至13日連載了《賊》;1922年，《民鐘》上發表了《罪與罰》的節選;《小說月報》第12卷的《俄國文學研究》專號刊登了陳大悲譯的《賊》，后來此篇選入進商務版的俄國短篇小說集《熊獵》中;此譯作當時產生了很大的影響，1932年與1935年作為陀氏的代表作品相繼選入到上海新文化書社出版的《世界文學讀本》和經緯書局的《俄國短篇小說精選》中……然而，這還僅僅是開場的序曲。 1926年6月，韋叢蕪翻譯的《窮人》由北京未名社出版，這是陀氏作品的首個中譯本，可稱得上是中國陀氏譯介史上的一個里程碑。魯迅對此有著很高的評價，認為“很彌補了些遺憾”［2］(86)。此書以康斯坦斯•嘎納特的英譯本為主要參照，并參考ModernLibrary的英譯本，后來又由魯迅和韋素園分別根據日譯本和原文加以校訂而成，可謂是嘔心瀝血之作。此譯本在此后的二十多年內有著廣泛的影響力，成書后短短4年就再版了3次，到1947年為止，累計再版12次。在20年代后期，由于魯迅等人的支持，未名社對陀氏作品的翻譯工作是極為投入的，后又于1929年4月將陀氏小說《賊》選入在李霽野編譯的短篇小說集《不幸的一群》中。 在未名社的引領下，20年代后期，除了《小說月報》這類熱衷于俄羅斯文學引介的文學期刊之外，更多新興刊物和書局也紛紛加入到陀氏作品譯介的陣營中。上海光華書局1927年4月出版了《主婦》，后來此篇又與陀氏的作品《家人》一起入選到該書局編譯的小說集《給海蘭的童話》中。同年5月，在香港受匡出版部出版的短篇小說集《牧師與魔鬼》中，同名篇摘譯自陀氏飽受其國內學術界非議的作品———《群魔》，而《群魔》的第一個較完整的中譯本直到上個世紀80年代初才出現，此中不難有著令我們深思的地方。1928年，《真善美》第2卷第5號和第6號上刊登了《一個誠實的賊》和《九封信里的小說》;1929年，《泰東》第2卷第5期至第6期上連載了《房東太太》。同年5月，上海水沫書店將《一個誠實的賊》收錄進《俄羅斯短篇杰作集》中。6月，由王古魯翻譯的陀氏短篇小說集《一個誠實的賊及其他》由上?，F代書局出版，該書據英文本轉譯，包括《一個誠實的賊》等作品6篇，其中選錄的《一個惹人笑的夢》和《鱷魚》為國內首次問世。 隨著陀氏在國內小說界和讀者群中影響力的加深，對于關涉作家生活與經歷的引介材料便適時地成為翻譯學界的一個注意的焦點。1927年，《小說月報》首先吹起了號角，于第18卷第4號上刊登了《死刑臺上的杜思退益夫斯基》，此篇隨即選入進商務版的《文壇逸話》中。隨后，陀氏的書信也進入了國內學人的文學視野。1928年，《語絲》第4卷第9期、第4卷第17期和第18期分別刊載了《陀斯妥夫斯基致兄米海爾書》和《朵思退夫斯基與屠格涅夫(關于他們間的爭端之信件)》。1928年6月，上海北新書局出版了李偉森譯的《朵思退夫斯基———朵思退夫斯基夫人之日記及回想錄(上、下)》，值得注意的是下部，其中包括“托爾斯泰與司特拉可夫對于朵思退夫斯基之批評、司氏致托氏信(4封)、朵思退夫斯基夫人之答復———我給司特拉可夫的答復”等內容。此事端的導火索肇始于斯特拉霍夫在1883年給列夫•托爾斯泰的信中，首次提到陀氏曾經誘奸過幼女;此信公開發表后隨即遭到了陀氏夫人的嚴厲駁斥，因此也成為陀氏研究界的一樁公案，該譯作中的相關內容首次向國人提供了這一事件的第一手資料。1929年底，韋叢蕪也將這部著作翻譯出來，名為《回憶陀思妥夫斯基》，并于1930年由上海現代書局出版，同一本作家夫人的撰述在僅僅一年多時間內被兩度翻譯，這在當時的中國并不多見，可說耐人尋味。 二、“深入譯介”的上世紀30年代 這個時期，除了報刊繼續零星地刊登一些作品外，幾部大部頭的著作———如《罪與罰》、《被侮辱與被損害的》等———也被翻譯進來，這意味著陀氏作品的譯介開始邁向深入和成熟的階段。#p#分頁標題#e# 1930年，在上海神州國光社編譯的小說集———《絕望女》和上海北新書局版的英漢對照讀物———《歐美小說選》中，都選入了陀氏的同一篇作品，前者譯名為《圣誕節的故事》，后者則為《圣誕樹與婚禮》。同年，《國聞周報》第7卷第24期刊登了《惡魔》片斷。 1931年，正值陀氏誕辰110周年之際，國內出現了陀氏作品翻譯的小高潮。這一年最重要的收獲是韋叢蕪翻譯的《罪與罰》由北平未名社出版部出版。該書由英譯本轉譯，共分上、下兩冊，選入在“未名叢刊”系列中。此譯本影響甚廣，此后又由多家出版社再版，在第6版時，又由張鐵鉉用俄文詳細修訂了一遍，使譯本的質量有了較大的提高。 同年，泰山書店出版了袖珍版的《白夜》，編入在“萬人叢書”系列中，《小說月報》第22卷第4號上將此書的部分章節發表，更名為《彼得堡之夢》?！墩\實的賊》的英漢雙譯本也由上海北新書局出版，編入在“英文小叢書”系列中;上海商務書局也于1931年6月將陀氏的中篇小說《溫順的女性》出版，選入在“世界文學名著”系列中，名為《淑女》，后來該譯本選入到王云五主編的“萬有文庫”中。值得重視的是，陀氏一生中思想與藝術的總結性作品———《卡拉瑪佐夫兄弟》中最重要的篇章———《宗教大法官》也由周起應譯成，名為《大宗教裁判官》，發表在《青年界》第1卷第5期上。 陀氏的紀實性小說《死屋手記》在1931年出現了兩個譯本:平化合作社版的《死人之屋》和上?，F代書局版的《西伯利亞的囚徒》，后者中的一章隨后發表在1934年11月《清華周刊》第42卷第5期上，名為《在另一個世界里———囚徒生活的段片》，在其廣告中，這樣寫道:“……本書更是其精心巨制，其震人耳目，尤勝十倍。著者在此以謹嚴的語調、冷靜的眼光、熱烈的情緒，描寫另一個世界之鐵窗生涯，真是無微不至、無妙不臻!”雖言辭中不免有夸大之嫌，但也可一見此書在當時的影響程度。 1931年4月，李霽野根據英譯本轉譯的《被侮辱與被損害的》由商務印書館出版發行，共分8冊;1934年被合為兩冊，書名改為《被侮辱與損害的》。此書雖非譯自原文，但由于譯者進行了很好的消化處理和細致斟酌，仍然達到了很高的水平。1984年上海譯文出版社出版《陀思妥耶夫斯基選集》時，就選用了此譯本。 至1931年11月，陀氏最具有存在主義風格的重要作品《地下室手記》由左翼著名作家洪靈菲譯成，由上海湖風書局出版;時隔不久，該書局又出版了他的另一部譯作《賭徒》，1937年此書又由上海復興書局再版。 1932年到1934年，陀氏作品的譯介相對處于低潮，成果并不多。所見到的只有《矛盾》第1卷第2期上的《結婚與圣誕》和徐懋庸編譯的《罪與罰》的縮寫本等，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綺紋將《小英雄》首次介紹進中國，由上海亞東圖書館出版，此書還收入另兩篇譯文《乞兒》、《圣誕節與結婚禮》。此后時隔3年，由于抗日戰爭的爆發，陀氏作品的譯介工作在1937年7月之后幾乎處于停滯階段，就在七七事變的前夕，孫仲岳譯的《一個誠實的賊》收入《舊俄小說名著》中，和綺紋譯的《野非卯夫》分別由上海啟明書局與商務印書館出版，這也是30年代后期陀氏譯介領域內為數寥寥的成績。 暨短暫的平靜之后，便迎來了1935年至1937年5月的又一個繁榮階段。陀氏的巨著《白癡》的第一部由高滔翻譯出來，在《文學季刊》第2卷第1期至第4期上連載;他的另一部譯作《溫淑的心》也被選入在鄭振鐸主編的大型文學叢書———《世界文庫》第11冊中。1935年11月，上海大光書局出版了《房東太太》;幾乎同時，《白夜》的斐琴、陳達人的譯本也由聯合出版社出版。老翻譯家伍光建翻譯的《罪惡與刑罰》由商務印書館出版，由于譯文較粗糙，發行量很少，因此影響力不大。與之形成對比的是，《罪與罰》的另一個版本卻廣受歡迎，不到一年內就被再版了4次，這就是1936年上海啟明書局的汪炳琨譯本，1949年該書又由上海啟明書店推出了新一版。 在這一時期，陀氏的書信仍有譯作。早在1930年韋叢蕪所譯的《回憶陀思妥夫斯基》的附錄中，就包括《陀思妥夫斯基致兄書》;同年，《清華周刊》第33卷第9期上刊登了《陀思妥夫斯基給他妻的信》。1932年，在上海聽濤社出版的《學生文藝讀本•書信甲選》中，選入了《陀斯妥夫斯基致兄米海爾書》兩封。1934年，《文學》雜志上刊登了《杜思退益夫斯基的第三卷書簡集》的介紹。1935年，《雜文》第2期中發表了《杜斯退夫斯基給阿爾車夫斯基夫人的信》。同年在《譯文》第2卷終刊號上刊登了麗尼譯的陀氏著名的文論———《普式庚論》，后來此篇又選進1937年上海生活書店版的《普式庚研究》中。 三、“坐標體系基本完成”的上世紀40年代 這是一段艱苦卓絕的革命歲月，由于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和國內戰爭的影響，中國人民陷入了前所未有的苦難之中。盡管條件艱苦，陀氏作品的翻譯和出版仍然在頑強地進行著。 這一時期做出最重要貢獻的當屬耿濟之，最重要的譯作是他“自俄文原文全譯”的《卡拉馬助夫兄弟們》。1940年8月，上海良友復興圖書印刷公司出版發行了其本人所譯的名為《兄弟們》的上卷，但因戰亂，直到1947年10月，該書全譯本才由上海晨光出版公司列入在“晨光文學叢書”中推出，名為《卡拉馬助夫兄弟們》，這是國內第一部直接由俄文翻譯過來的陀氏作品。這一時期耿氏譯作還包括應上海開明書店之約翻譯的《白癡》(1946年版)、《死屋手記》(1947年版)和《少年》(1948年版)。 《白癡》此前還出現了高滔、徐霞村的譯本和高滔、宜閑的譯本，前者由重慶文藝獎助金管理委員會出版部1943年出版，后者由桂林文光書店1944年出版?！端牢菔钟洝芬灿辛藘蓚€新譯本，分別是水平書店1943年版、莊嚴譯的《死屋》和正中書店1947年版、韋叢蕪譯的《死人之家》。文穎的譯作《窮人》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于1948年出版，這是之后很長一段時間國內最流行的譯本。#p#分頁標題#e# 40年代取得的另一個重要成績是邵荃麟的譯作《被侮辱與被損害的》。該書由英譯本轉譯，編入在“世界文學名著譯叢”中，于1943年10月至1944年4月由桂林文光書店出版，后于1946年5月再版。由于譯者情感投入、語言酣暢淋漓，敘述語言與人物語言都仿佛直抒胸臆、毫無斧弄造作之感，該譯本在當時很流行，代表了解放前陀氏作品漢譯的最高水平。 這一時期陀氏的譯作還散見在一些新文學的書刊上，如《現代文藝》第2卷第5期上的《圣誕樹與婚禮》，該篇1943年選入在桂林遠東書局出版的《幽會及其他》中;《創作月刊》第1卷第6期上的《婚禮》和《白夜》;《文學譯報》第1卷第2期上的《偷兒》;桂林科學書店1943年版的小說集《紅襪子》中的《幸福的圣誕樹》;重慶聯益出版社1945年版的《女房東》和《白夜》;《時與潮文藝》第4卷第5期上的《馬爾蔑那多夫的故事》。另外，這一時期的書信還有《文潮》第2卷第2期上的《陀思妥也夫斯基的兩封情書》;上海永年書局1948年版的《當代名人書簡》中的《致兄弟米海爾書》。 40年代后期，陀氏作品的漢譯工作開始有意識、有計劃地作為一個系統的工程全面地展開。1947年，正中書局擬定編撰《陀思妥夫斯基全集》，相繼出版了韋叢蕪譯的《窮人及其他》(包括《窮人》、《女房東》)、《罪與罰》和《死人之家》3個卷本、4部作品，后該工作因內戰爆發而中途夭折。無獨有偶，文光書店于1946年便開始了《陀思妥夫斯基選集》的出版工作，經過了一番艱苦的努力，成功地實現了這一目標，最終以九卷本的《陀思妥夫斯基選集》的出版宣告結束。其譯作按時間順序陸續出版的有:1946年5月，邵荃麟譯的《被侮辱與被損害的》;1946年12月，韋叢蕪譯的《罪與罰》;1947年4月，王維鎬譯的《淑女》(收入《淑女》、《女房東》);1947年4月，李葳譯的《醉》;1947年8月，叔夜譯的《白夜》;1947年8月，韋叢蕪譯的《窮人》;1948年4月，王維鎬譯的《地下室手記》;1948年5月，高滔、宜閑合譯的《白癡》;1948年6月，叔夜譯的《女房東》。 這一系列性的浩瀚工程一直持續到1953年，這部選集除了以上所提到的幾部作品以外，還包括1950年韋叢蕪譯的《西伯利亞的囚犯》;1951年10月，侍桁譯的《賭徒》;1953年韋叢蕪譯的《卡拉瑪卓夫兄弟》。至20世紀50年代初，陀氏比較重要的文學作品，除了《二重人格》、《群魔》等作品外，基本上都被翻譯了進來，雖然編者的初衷是為了“顯示陀思妥夫斯基作品的原貌”［3］(1)，卻因作品中無書信集仍然被打了個折扣，但這部選集畢竟代表了中國現代陀氏作品翻譯的最高成就。 四、陀氏作品漢譯歷史情態的特點 從上世紀20年代到40年代末這近30年的時間內，陀氏作品的漢譯經歷了兩個相對明顯的熱潮:一個是在30年代，形成了兩個舒緩的小高峰;一個是在抗日戰爭勝利后的兩、三年，借正中書局與文光書店欲出《陀思妥夫斯基全集》和《陀思妥夫斯基選集》之力而盛。由于這兩個階段的集中譯介，陀氏的許多長篇巨著被陸續翻譯或重譯，有的作品甚至多次再版，更是有多達十數家的出版店社先后參與其中。 在陀氏作品的早期刊行中，商務印書館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它往往采用叢書的形式，即通過“俄羅斯文學叢書”、“文學研究會叢書”、“世界文學名著叢書”等形式開展這項工作;30年代之后，陀氏作品翻譯出現了“百社爭鳴”的局面，其中上海出版界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40年代后，文光書店、開明書店嶄露頭角，成為這個時代潮流的主力軍，尤其文光書店歷時七、八年，終于完成《陀思妥夫斯基選集》的編撰，更是值得特別肯定的歷史成就。 從譯者的貢獻來看，就不得不提及將陀氏作品首次由俄文直譯的先驅者———耿濟之。他開始這項工作的時間可追溯到20年代末、30年代初，雖然那時完成了《罪與罰》的譯稿，卻不幸毀于淞滬戰爭的戰火中。而40年代他的成果除了前面所提到的作品外，還包括《司帖彭奇闊伏村》，可惜未曾定稿。作為學者型的翻譯家，耿濟之文風一貫嚴謹，“總是力求忠實于原作，又使文句貼切流暢，便于我國廣大讀者閱讀。”［6］(358)開明書店曾經這樣稱贊他:“創作難，翻譯尤難，萬策風行，難事惟君稱信達”［6］(358)。由于俄文功底深厚，耿濟之的譯文很忠實于原著，基本上把原書的風貌呈現出來，可稱“信達”俱全，唯“雅”深藏。 從譯本的來源來看，基本上是由英譯本轉譯的。其中，康斯坦斯•嘎納特的版本最受中國譯者推崇?？邓固顾?bull;嘎納特是英國著名的俄羅斯古典文學翻譯家，她的俄國文學譯著向以忠實原著、文筆流暢著稱，其陀氏譯作很早就引起了中國學者的注意。鄭振鐸在為國人推薦的《英譯的俄國重要作品》中，就開列出她所譯的《杜思退益夫斯基作品集》;韋叢蕪在《罪與罰•八版序》中甚至希望“再花三年工夫，根據ConstanceGarnett的公認最佳的英譯本，把陀氏小說全集譯完”［4］(7);其他諸如伍光建、李霽野、徐懋庸、張友松、邵荃麟、文穎、胡仲持等一大批翻譯者也都是以此為藍本的。 由于不是從原文翻譯，而是借助英文轉譯，不可避免地存在韋叢蕪、李霽野等人所謂的“做得很草率”［4］(307)和“譯本很粗糙”的“憾事”［5］(453)，但也有一些譯者由于自己的英文水平和文學素養較高，兼選用了嘎納特的優秀譯本為參照，很大程度上彌補了這一缺陷，使譯文達到了較高的水平，比如文穎的《少年》、邵荃麟的《被侮辱與被損害的》，在經過后來的俄文校訂后，都成為國內較為權威的譯本。 縱覽陀氏的現代中譯本，不難看出“為人生的現實主義”作品更能贏得譯者的共鳴，邵荃麟就曾感言自己所以翻譯《被侮辱與被損害的》的原因，“恰是作品中所反映的客觀生活的真實———階級矛盾的尖銳化、貴族和資產階級生活的腐朽和他們的殘酷、被迫害的人民的那種無可忍受又無路可走的悲痛、作品的形象中間所充滿著的對壓迫者的仇恨和抗議精神，讀者從這部作品中首先被感動的，也正是生活中那些真實的東西，這些東西激起了我們對侮辱人和損害人的那種社會制度的仇恨”［7］(608)，這道出了大多數譯介者的共同心態，盡管它們并不是單一的一個主題。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另一類主題與藝術特點復雜的作品，它們則受到了冷遇，比如更能體現陀氏主體創作風格的《二重人格》、《群魔》等都未能進入現代中國翻譯界的法眼中，由此可見國人傳統審美心理、時代訴求等因素對陀氏譯介選擇的影響。同時蘇聯國內的文藝觀在當時也起到了一定的制約作用，比如《陀思妥夫斯基選集•編者序》中解釋了未收入《群魔》的原因正是由于蘇聯認為“《魔鬼》一書有些偏差”［3］。#p#分頁標題#e#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雖然現代陀氏作品的譯介工作起始于零零散散、東鱗西爪的“游擊”狀態，但依然可以從其灰蛇引線的自然情態中看出“潛龍在田”的恢弘氣勢。盡管整體的翻譯質量還不盡如人意，比如存在譯文中的刪節較多、因不熟悉俄國文化和外文語法習慣所產生的偏誤等。但歷史應該承認的是，中國陀氏作品的譯介工作取得了斐然的成績，在原始資料、工具書極其缺乏的簡陋條件下，經過近30年的不懈努力，基本上把作家作品的那種敢于直面人生殘酷的“悲劇美”呈現給了中國讀者，并且深刻影響了五四之后中國文人的心理情結與文學表達，他們用自己的辛勤勞動與汗水充實了中國文藝的血和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