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與國內口譯教學研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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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與國內口譯教學研究分析

20世紀90年代中期起,該領域的研究范圍逐步拓展,涉及的話題包括機器口譯、機輔口譯自主學習、口譯培訓中多媒體的使用、口譯語料庫等。最近十年該領域的研究空前活躍且碩果累累,涵蓋了計算機輔助口譯培訓、口譯中新技術的使用、專業口譯訓練軟件的研發與介紹、翻譯記憶系統的研究、遠程口譯教學等。經過近三十年的研究和實踐,逐步誕生了一些較為活躍的研究中心,如意大利特里斯特大學、瑞士日內瓦大學、比利時孟斯大學、西班牙格拉納達大學、澳大利亞昆士蘭大學、美國蒙特雷國際研究學院等。在國內,截至2012年9月,以“口譯教學/培訓”為關鍵詞,在“萬方數據資源系統”和“中國知網”搜索到各類文獻877篇,其中標題涉及信息技術、多媒體、計算機或網絡等詞匯的共105篇,占總數的12%。經過對上述105篇文獻的整理,可以將國內的研究大致分為兩個階段。2001—2005年為萌芽階段,僅何高大、曾文雄[8]等少數幾位學者對此話題進行了初步探討,且內容多限于理論思辨層面,并未觸及具體的口譯教學實踐。2006年和2007年隨著我國翻譯專業本科和碩士學位的相繼設立,對口譯教學的研究逐年升溫,相關研究已滲透到口譯教學的諸多領域,如信息技術環境下口譯教學的模式、教學策略與設計、教學資源、語料庫建設、自主學習、實用性軟件的應用、專題性網站與平臺的開發等。

研究取向對比

從宏觀研究視角看,國外研究主要有兩個取向:一是探討信息技術對口譯職業的影響,二是研究信息技術在口譯教學中的應用及影響。對于前者,“國際會議口譯員協會(AIIC)”在2000年就與德國翻譯協會、歐洲法院、世界海關組織、歐洲議會和歐盟委員會口譯司等五大機構聯合制訂了“會議口譯中新技術使用的規范”,對電話會議、多語種視頻會議和電話口譯等技術標準要求都作出了明確的規定。Moser-Mercer[9]從資料準備、背景知識、信息分類、多元信息輸入、現場氣氛感受、傳輸質量等方面論述了信息技術對口譯職業的影響。

對于后者,國外研究涵蓋的主題涉及教學模式、教師、教學流程、教學要素等??谧g教學環境與工具的變化勢必會帶來教學模式的多樣化,信息技術的導入為自主學習、合作學習、任務式學習等模式帶來了新的契機。在模式多樣化的過程中,教師的角色轉變至關重要,Lobo[10]既分析了新技術給教師帶來的挑戰,又闡述了新技術給筆譯和口譯教學革新帶來的機遇。教學流程與教學要素是口譯教學的微觀領域,研究者對它們的探討也非常深入,如Sandrelli[11]指出,信息技術在口譯教學中至少發揮著以下作用:有助于構建數字化口譯資源庫,為學生創建個性化練習素材,構建真實口譯場景以及為師生同步與非同步的交流提供便利。

我國的研究取向相對單一,主要關注信息技術在口譯教學中的影響與應用。國內多數研究者都認同信息技術給口譯教學帶來的積極影響,如教學資源的多樣化,素材內容的真實化,教學手段的現代化,口譯訓練的情景化,學生自主學習的便捷化,教學評價體系的過程化。同時,陳亞敏[12]等人也對信息技術環境下口譯教學內容的適當選取問題、學習資源的甄別問題提出了質疑。此外,教師在新技術環境下的適應性、傳統教學手段與信息技術的關系等問題也引起了部分研究者的關注。在教學應用方面,國內研究者除探討應用的原則、模式與策略外,蔣鐵海[13]、劉進等[14]還從實用工具的角度研究了信息技術在口譯教學中的實現形式與效果評估。

從研究方法的取向看,國內思辨類研究占據主導,實證類研究較為缺乏,宏觀視角研究遠多于微觀視角的研究。經過對上述105篇國內文獻的統計,我們發現實證類文章僅占13%。比較而言,國外實證研究占同類研究的近一半。值得關注的是,國外一些研究者堅持對同一主題實施長期實證研究的做法非常值得借鑒。例如,LeongKo自2004年在澳大利亞昆士蘭大學完成“遠程模式下的口譯教學”的博士論文后,至今連續八年對遠程口譯教學進行了不間斷的實證研究。

教學法因素對比

縱觀國內文獻,教學模式、教學原則與方法占據了研究總量的近七成。這表明研究者更傾向于從宏觀上探討信息技術環境下的口譯教學模式。在教學模式的界定上,主要有三個維度:從傳統課堂與信息技術環境下口譯教學二者關系的維度進行界定,如秦勉[15]的“人機結合課堂新模式”、侯闐[16]的“混合式學習(BlendedLearning)應用模式”;從信息技術環境下口譯教學系統性構建的維度界定,如劉進等[14]的“立體式口譯教學模式”、王建華[17]的“交互式口譯教學模式”;從口譯教學設計的維度界定,如王靜[18]的“網絡環境下任務型口譯教學模式”。在教學原則與方法上,主要涉及信息技術與傳統教學手段的關系、口譯技能訓練的中心化與情景化、素材資源的多模態與真實性、教學內容與設計的體系性等。教學策略主要集中在五個“結合”上,即教師精講與學生勤練結合、課堂集中學習與課外自主學習結合、課程經典教材與實時性素材結合、面授式情景教學與機輔虛擬式教學結合、技能強化與口譯實踐結合。國內對教學資源的關注多停留在音視頻資料、在線詞典、網絡素材、語料庫等在口譯教學的局部應用上,沒有上升到系統化的口譯教學資源庫構建層面,對于資源的分類、檢索、編輯、更新等精細加工缺少研究。自主學習雖在目前的總數中所占份額有限,但近幾年研究者對其關注度呈明顯升溫態勢,如劉夢蓮[19]結合實際案例,總結了面向學習者的口譯自主學習網站建設的設計理念與操作的技術細節。劉建軍[20]則從實用性軟件的角度介紹了計算機輔助學習工具在口譯自主學習中的應用特點、功能與效果。最后,教學評價和教師是國內研究關注最少的問題,只有少數研究者提到運用信息技術構建口譯教學過程評價體系,以及信息技術下口譯教師的資質、能力、信息素養等問題。

從國外來看,教學模式也成為最受關注的話題,但國外的教學模式更為具體,并且更多與實證研究方法相結合。例如,Ko[21]將遠程口譯教學模式進一步細分為純粹自學、自學加輔導、互動教學三種模式,并在“合作型網絡社區學習平臺”驗證互動教學模式的比較優勢;Lobo[10]領導的教師團隊設計并實踐了將信息技術融入常規性口筆譯課程教學的PATT模式。在教學資源方面,國外的關注熱度與深入程度均高于國內。Carabelli[22]提倡建立資源數據庫管理系統,給譯員提供結構化、易檢索、易擴容的資源數據庫,同時還要給原文信息提供二級參數,如背景知識、上下文介紹等。Mayor[23]則提出要將學生練習過的錄音文件用數字化格式進行存儲以方便檢索和進行過程性評價。自主學習在國外研究中也較受重視。Pchhacker[24]建議在課堂教學和自主學習過程中使用數字化教學網站和以互聯網為基礎的原文檔案。Sandrelli[25]認為信息技術環境下的自主學習應包括:背景知識閱讀、各種信息資源的使用、技術術語與專業詞匯的準備等。她同時指出了自主學習中暴露的問題,如學習內容不系統、過程缺乏監控以及學員選擇材料時感到迷失。國外對教學評價的討論范圍比較廣泛,除常規關注的學生學習評價與教師教學評價外,還涉及對信息技術工具的評價與基于信息技術的口譯教學設計的評價。此外,國外在教學管理、教師的角色與挑戰等方面也有專門討論,如提倡用Moodle課程與學習管理系統優化口譯教學管理流程,口譯教師應及時熟知各種新型職業口譯形式、加強同行信息交流與提升自我信息技術素養等。#p#分頁標題#e#

技術工具對比

Berber區分了兩種用于口譯的信息技術工具:用于職業口譯的工具與用于譯員培訓的工具。前者包括商業性術語數據庫、數字電視頻道、視頻會議系統與遠程口譯系統等;后者包括口譯訓練專用軟件、口譯訓練資源庫(如日內瓦大學的SIMON資源庫)、遠程教學平臺與電話/視頻會議教學模擬系統、即時交流工具(電子郵件、在線聊天等)、DIY自建語料庫、語音識別程序、因特網、在線詞典與百科全書等。若將用于口譯教學的信息技術工具進一步細分,又可分為通用型與專業型工具。兩種工具在國內外均有使用,但國外在專業工具的開發上更為成熟和持續。以英國為例,最早用于口譯教學的專用軟件是1995年由TellConsortium開發的Interpr-It。之后,1999年至2002年英國赫爾大學在歐盟委員會資助下又研發了Interpretations。該軟件由課程、模塊和練習三大部分組成,功能包括教師素材編輯、導入性練習、文字處理器、影子練習、視譯練習、個性化反饋等。繼而,第三代口譯教學專用軟件BlackBox又將音視頻交傳練習、音視頻同傳練習、視譯練習等進行流線化設計,而且加入了更為復雜精細的文本編輯與注解功能,更適合學生的自主學習。目前第四代的VirtualInterpreterSuite則致力于開發多頻道功能和會議口譯教學的仿真功能。

從文獻反映的數據看,國內用于口譯教學的工具以通用型居多,如播客(Podcast)、流媒體播放程序(FMS)、博客或微博、QQ群、多媒體、音像資料、音視頻剪輯工具、Moodle與Blackboard課程管理系統、電子郵件、電子論壇等。國內專業型口譯教學工具的開發主要有廣東外語外貿大學的數字訓練與多語種口譯訓練系統、“普特網”推出的“口譯專能培訓習得機制”(IPTAM)、口譯自主學習網站、口譯教學語料庫、口譯實訓平臺等。

在技術工具的使用原則與應用標準上,國內外研究者的看法較為一致:技術工具應當為口譯教學服務而不是凌駕于教學之上;使用信息技術的最終目的是提升口譯教學的效果、效率和效益;合理的教學設計是實現技術工具價值的關鍵,而教學設計應以課程目標為指導,以教學內容為依托,結合學習者和口譯學習資源的特點,將系統性、可行性、程序性與反饋性有機統一;技術的采用應綜合考慮經濟成本、教師工作量、技術使用障礙、技術穩定性與維護等因素。

不足之處對比

國內外研究的最大不足在于,多數研究者僅從口譯教學的某個側面出發,以單一的信息技術工具解決局部的問題,缺乏整體宏觀的課程理論視角。其次,對口譯教學模式的探討缺乏跨學科的視角,如利用信息技術進行口譯教學設計必然涉及教育學理論、課程理論、教育技術學理論、認知心理學理論、建構主義理論等多學科的指導,而這些跨學科的研究視角在現有的文獻中并不多見。

從研究范式看,國內研究的最大不足是宏觀視角的理論探討多,實踐嘗試操作較少,眾多研究者對信息技術給口譯教學帶來的影響、教學模式與原則之類的討論樂此不疲,而真正深入到工具的實際開發與應用、教學效果評估等微觀層面的研究則相對匱乏。國外的理論研究與實證研究較為均衡,但在口譯形式上卻偏重于同聲傳譯教學,對交替傳譯、聯絡口譯、視譯等研究相對欠缺。

在教學法因素方面,國外對教師、教學管理、教學資源、教學評估等還缺乏深入研究,而國內對口譯教學資源、教學管理與教師信息素養等話題的研究較薄弱,同時對教學策略、自主學習、教學評價的研究也有待深入。此外,國內對信息技術在口譯教學應用中的實效性研究缺乏全面的評價機制,更多停留在經驗介紹層面,且無長期實證研究數據的支持。

結語

在近30年的研究歷程中,學術界對信息技術與口譯教學關系的探討從最初關注錄音帶、錄像帶的零星應用,到意識到信息技術對口譯職業與教學帶來的深遠影響,再到開發專業型口譯教學軟件,均反映了信息技術環境下口譯教學的研究與實踐正逐步滲透到各個微觀領域。近10年是該領域研究成果最為豐碩的時期,為我國的口譯教學發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機遇和挑戰。國內的口譯教學者和研究者應拓寬視野,多借鑒國外的研究成果;技術研發應加快專業化步伐,而且技術應用應有宏觀的口譯課程概念,實現信息技術與口譯教學資源、課堂教學、自主學習、教學評價和課程管理五大板塊的有效整合;加強信息技術應用效果的實效性評估,多鼓勵持續的實證研究方法,改變目前由思辨方法主導的格局。

本文作者:鄧軍濤 許明武 單位:華中科技大學 外國語學院 湖北武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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