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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在雙語研究中，對雙語心理詞庫的探究有較長的歷史，很多問題早在半個多世紀前就開始探討（如Ervin?。sgood 1954，轉引自Green 1998），到現在仍有許多研究者致力于這項研究（Colomé＆Miozzo2010；Kroll et al．2010；祁志強等2009；崔占玲等2009；陳新葵、張積家2010），但都沒有形成一致的看法。早期的研究多數集中在詞庫的表征與結構上（如Kroll?。tewart 1994；Potter et al．1984；董燕萍1998），而近幾年學界不僅關心其表征與結構，而且關注其通達，尤其關注雙語者如何通過控制兩種語言來正確選擇目標語言（Kroll ＆De Groot 2007）。相關研究分別在行為和神經層面展開（Colomé＆Miozzo2010；Ibánez et al．2010；劉文宇、隋丹妮2009；趙俊華、莫雷2008）。關于雙語詞匯表征，一個經典的模型是Kroll和Stewart（1994）提出的修正的層級模型（RevisedHierarchical Model）。該模型認為，源于兩種語言水平以及學習過程的不同，兩種語言間詞匯聯系強度以及詞匯與概念聯系強度是不對稱的。在詞匯聯系的方向上，從L2（二語）到L1（母語）強，從L1到L2弱，而且兩者會隨著L2熟練程度不同而變化；在詞匯與概念聯系上，當L2水平較低時，L2詞匯主要通過L1詞匯與概念聯系起來，當L2水平較高時，L2詞匯建立與概念表征的聯系，L2詞匯可以直接通達概念表征，但是和L1相比，L2詞匯與概念的聯系比較弱。根據該模型的強式表述（strong version），對于不平衡雙語者來說，正向翻譯任務（L1→L2）經過概念中介而完成，反向翻譯任務（L2→L1）則無須通過概念中介，L2詞形可以直接通過L2→L1詞目（lemma）聯系而完成L1詞形激活過程。修正的層級模型能夠解釋很多現象，至今仍然非常有影響（Kroll et al．2010）。然而，Green（1998）認為這是個不完整的模型，因為該模型沒有具體闡明雙語者如何控制兩個語言系統以達到預定目的，例如雙語者在對一個語詞進行翻譯的過程中如何避免對其進行命名。Green（1998）認為這個問題可以在抑制控制模型（Inhibitory Control Model，簡稱IC模型）的框架下得到解決。IC模型對雙語的控制是通過雙層控制系統，即注意監管系統（supervisoryattentional system，SAS）與語言任務圖式（languagetask schemas）來實現。具體來說，注意監管系統調整語言任務圖式的激活程度，抑制與任務無關的圖式，保證激活的圖式符合任務要求；語言任務圖式核查詞注的語言標簽（language tags），抑制不匹配的（非目標語言的）詞目，保證目標語言的詞匯生成。有效的雙語控制與工作記憶的運作密切相關。根據Baddeley（2006），注意監管系統相當于工作記憶模型中的中樞執行控制系統（central executivecontrol）。此外，有效的抑制需要足夠的認知資源（Green 1986），而這些起抑制作用的認知資源主要是工作記憶資源（Engle et al．1995）。也就是說，工作記憶的個體差異可能會影響詞匯層面的雙語控制。但迄今為止，就我們所知，還沒有研究直接探討這個問題，因此本研究希望在這方面進行嘗試，以深化我們對雙語控制的認識。已有的工作記憶容量理論認為，工作記憶容量差異導致個體能用于認知活動的資源不同，于是個體間在信息處理速度和準確性上存在差異（Daneman ＆Carpenter 1980；Just?。arpenter 1992）。這種個體差異主要表現在對認知資源要求較高的任務中（Engle＆Oransky 1999；Shah?。iyake 1996），如低廣度個體往往表現出信息處理滯后或錯誤等特點。既然工作記憶資源是抑制資源的重要來源，工作記憶個體差異就可能導致能用于抑制的資源的不同。在對抑制資源需求較多的任務中，高廣度個體比低廣度個體在抑制控制方面更加高效。以詞匯翻譯為例，對不平衡雙語者而言正向翻譯難于反向翻譯（Kroll＆Stewart 1994），因此在較難的正向翻譯中工作記憶效應可能更加明顯：在正向翻譯中，高廣度個體的雙語控制績效優于低廣度被試，而在反向翻譯中，高低廣度個體的雙語控制績效沒有顯著差異。 2．研究設計 本研究旨在檢驗工作記憶的個體差異是否影響詞匯層面的雙語控制。我們采用漢語閱讀廣度任務測量個體工作記憶的廣度，使用翻譯識別任務（Translation Recognition）測量個體雙語控制的表現。選擇漢語閱讀廣度任務是因為文獻顯示該任務測量的廣度與語言處理能力高度相關（Daneman ＆Merikle 1996）；選擇翻譯識別任務是因為這個任務既能操縱翻譯方向又能保證雙語同時激活，可以檢驗個體在不同方向上的雙語控制能力（De Groot1992；De Groot et al．2000）。翻譯識別任務與傳統的翻譯產出任務（translation production）測量的認知過程大致相同，效果相當（兩個任務僅在正向翻譯的同源詞與非同源詞這個變量的表現上出現不一致，而這個變量不是本研究關心的變量）；與翻譯產出任務相比，翻譯識別更便于收集到更多的有效數據（De Groot?。omijs 1995）。本研究的具體研究問題為：工作記憶閱讀廣度的個體差異是否影響雙語者在翻譯識別任務上的表現？我們預測：（1）總體而言，在方向上，漢譯英應該比英譯漢難，在反應時（Reaction Time，簡稱RT）上的表現為：RT（英譯漢）＜RT（漢譯英）；（2）由于英譯漢方向較易，對抑制資源要求較低，高、低廣度被試在這個方向上表現應該沒有差別，在反應時上的表現為：RT（高廣度）＝RT（低廣度）；（3）由于漢譯英方向較難，對抑制資源要求較高，高廣度被試在這個方向上的表現應該比低廣度被試好，在反應時上的表現為：RT（高廣度）＜RT（低廣度）。#p#分頁標題#e# 3．實驗設計 3．1 被試 某大學英語專業本科三年級69名學生參加了實驗。所有被試的聽力、視力或矯正視力正常。 3．2 工作記憶廣度測試 采用Georgia理工學院“注意與工作記憶實驗室”開發的閱讀廣度自動測試程序（AutomatedReading Span）（Unsworth et al．2005）。由于這個測試程序是用于測試母語而開發的，我們將指導語和測試句翻譯成漢語，并改寫了部分包含特定文化背景的句子。與參加主實驗被試同一年級的另外28名本科生對測試材料進行了標準化工作。標準化的目的為了控制所有測試句的難度，同時保證所有測試句沒有歧義?；跍y試結果，我們將被試分成高、中、低廣度3組，每組23名學生。這樣分組的目的是為了保證高、低廣度兩組被試平均成績有顯著性區別。獨立樣本t檢驗表明高、低廣度組的工作記憶廣度區別顯著（t＝17．798，p＜．01）。 3．3 實驗材料 包括200對英漢詞對，其中100對為翻譯對，需要被試做出“正確”的判斷；另外100對為無關對，需要被試做出“錯誤”的判斷。翻譯對為關鍵材料，進入分析；無關對為填充材料，不納入統計。為了控制語言難度，我們進行了一個預備實驗：與參加主實驗同一年級的另外47名本科生參加了一個詞匯判斷實驗，目的是為了獲取300個詞語的基線反應時，其中英漢各150個?；诨€反應時，我們從中挑選了比較接近漢英各100個作為翻譯對（漢語：mean＝522．36，SD＝27．77；英語：mean＝634．13，SD＝98．95；單位：ms），并隨機分成兩組，每組包含英譯漢和漢譯英各50對。3．4 實驗過程所有材料都編輯到電腦上，通過E－Prime軟件隨機呈現在電腦屏幕中央。實驗在某大學心理語言學實驗室進行。為了避免次序效應，一半被試先做英譯漢再做漢譯英；另一半被試反過來。被試的任務是盡快判斷屏幕上出現的詞對是否為翻譯對。讀完指導語后，被試端坐在電腦前，左手食指輕按“是”鍵（F鍵），右手食指輕按“否”鍵（J鍵），進入實驗的練習階段。每個方向被試先做10次練習對，完成后自己按回車鍵開始正式實驗。正式實驗開始后的前兩次嘗試（trial）不計入統計。英譯漢方向的翻譯識別任務的實驗流程如下：首先屏幕中央出現注視點“＋”（持續1000ms后消失），然后出現英語詞。在英語詞出現240ms后，在其正下方出現一個中文詞，這時被試需要盡快通過按鍵判斷屏幕上的兩個詞是否為翻譯對等詞，電腦記錄正確率和反應時（即從中文詞出現到被試做出判斷這段時間）。被試做出判斷后，兩個詞語消失，電腦反饋判斷結果、正確率和反應時（2000ms）。如果被試在2000ms內沒有判斷，目標詞消失，屏幕顯示“沒有回答”（2000ms）。選擇中文詞在英語詞出現240ms之后再出現，參考了前人類似的研究（De Grootet al．2000），目的是為了操縱翻譯的方向，同時確保兩種語言必須同時被激活，因為在240ms內被試可以認出第一個詞，但還來不及從概念表征中通達該詞。除了第一個出現的詞語為中文，第二個為英語外，漢譯英方向的程序與英譯漢方向相同。 4．研究結果 數據表明被試完成翻譯識別任務沒有困難：在兩個方向上，所有被試判斷正確率均高于80％，平均正確率中譯英方向為95．07％（SD：3．67％），英譯漢方向為95．13％（SD：3．70％）。對于反應時的分析，我們只計算正確的反應，同時去掉極端值（反應時在M±3SD之外的數據，占總數據的1．64％）。4個實驗條件下平均反應時和錯誤率見表1。4種條件下的錯誤率沒有顯著性區別，所以我們的統計分析主要基于被試的反應時?！榱丝疾烊w被試在兩個方向上的總體表現，我們比較了所有被試在兩個方向上的反應時。配對樣本t檢驗顯示，兩個方向上的區別非常顯著（t＝8．912，P＜．01），即RT（英譯漢）＜RT（漢譯英）。這表明總體而言，所有被試在不同方向的翻譯識別中表現不同，英譯漢要快于漢譯英的表現。這一結果驗證了實驗假設1。既然兩個方向上的翻譯識別表現是不同的，我們需要進一步比較在不同方向上高、低廣度被試的表現。獨立樣本t檢驗顯示，在英譯漢方向，兩組沒有顯著性區別，t＝1．675，P＞．05，即RT（高廣度）＝RT（低廣度）；在漢譯英方向，兩組區別顯著，t＝2．076，P＜．05，即RT（高廣度）＜RT（低廣度），表明在英譯漢方向，高、低廣度被試的表現沒有區別，而在漢譯英方向高廣度被試的反應快過低廣度被試。這些結果驗證了實驗假設2和3。 5．討論 基于以上統計結果，我們發現：就翻譯識別的反應時而言，漢譯英方向比英譯漢方向難；高、低廣度被試在英譯漢方向上的表現沒有差別；高廣度被試在漢譯英方向的表現快于低廣度被試。對照實驗預測與結果，我們可以發現實驗數據驗證了3個實驗預測，簡言之，工作記憶廣度的個體差異確實影響詞匯層面的語言控制。這一結果豐富了現有的雙語心理詞庫研究文獻，同時對探討工作記憶與雙語詞匯處理的關系也有一定啟示。 關于工作記憶與雙語詞匯處理的關系，以往有研究（李紅2004）發現工作記憶對二語詞匯語義信息的提取不起作用，而本研究的數據表明工作記憶影響翻譯識別的表現，兩者的研究結果不一致。我們認為，這種不一致可能與兩個研究使用不同的工具測量工作記憶容量以及采用不同的任務考察雙語詞匯處理的表現有關，可以用工作記憶資源的領域特異性（domain specific）和容量觀（capacity theory）來解釋。有研究顯示，工作記憶有可能是一種領域特異性資源（Just ＆Carpenter 1992；Miyake 2001）。也就是說，不同領域的認知處理需要使用不同領域的資源，例如，涉及語言的認知任務（聽說讀寫等）需要使用言語工作記憶，而涉及計算操作的認知任務（如數學的加減乘除等）則需要使用計算工作記憶。李紅（2004）使用運算廣度（operation span）任務測試工作記憶，采用啟動式詞匯判斷任務考察詞匯通達。使用運算廣度任務測量得到的工作記憶指標反映的可能是被試的計算處理能力，而非語言處理能力。此外，啟動式詞匯判斷任務包含自動加工和控制加工的混合過程（Segalowitz et al．1998），而工作記憶個體差異一般不表現在自動加工的任務中（Engle?。ransky 1999），這兩個因素綜合起來可能導致李紅（2004）發現運算廣度與啟動式詞匯判斷任務沒有相關。相形之下，本研究在工作記憶測量方面，采用的是與語言處理關系更加密切的閱讀廣度；在詞匯處理方面，采用的翻譯識別任務需要較多的注意力資源，包含很少的自動加工成分，所以本研究發現工作記憶個體差異能夠影響雙語詞匯處理的表現。#p#分頁標題#e# 在本研究中，不同工作記憶廣度被試在正向翻譯識別上的反應時沒有區別；在反向翻譯上，高廣度被試反應快于低廣度被試。我們認為，出現這一現象是抑制控制機制和工作記憶資源共同作用的結果，涉及注意監管系統與語言任務圖式，可以在IC模型的框架內得到解釋。正向翻譯任務的要求之一是不要對輸入的L1詞匯進行命名。在IC模型中，該要求是通過任務圖式在選擇階段對L1詞目加以抑制來實現的。正向翻譯任務的具體實施以注意監管系統根據任務要求激活、選擇L1→L2任務圖式同時抑制無關圖式開始。在每一次嘗試中，輸入的L1詞形通過L1詞目通達并激活語義概念，然后語義概念激活相應的L2詞目。為了確保已經激活的L1詞目不再參與產出階段詞形選擇的競爭，L1→L2翻譯任務圖式在產出階段核查詞目的語言標簽，抑制含•13詞匯層面雙語控制的工作記憶效應•L1標簽的詞目的激活程度，最后只有L2詞目參與產出階段詞形選擇的競爭。與正向翻譯任務不同，在反向翻譯任務中，L2詞形無須通過概念中介，直接通過L2→L1詞目聯系激活L1詞目。之后，為了確保L2詞目不再參與產出階段詞形選擇的競爭，L2→L1翻譯任務圖式在產出階段抑制含L2標簽的詞目的激活程度，所以最后只有L1詞目激活，然后它再激活L1詞形。可以看出，正向翻譯和反向翻譯的控制都是通過在詞目層面的有效抑制來實現的：L1→L2翻譯任務在產出階段抑制L1，L2→L1翻譯任務抑制L2。雖然都涉及抑制，但抑制L1和L2需要的認知資源的量是不同的。對于不平衡的雙語者，比如中國英語學習者，L1是他們的日常語言，較容易激活并且較難抑制，而L2使用較少，故相對而言較難激活也較容易抑制。所以，在L2→L1翻譯中，抑制L2所需要的資源相對較少，高、低工作記憶廣度的被試的表現沒有區別；而在L1→L2翻譯上，抑制L1需要的資源較多，這時具有較多可利用資源的高廣度被試表現出優勢。 如何有效地進行抑制控制是雙語者在日常語言使用中幾乎總是要面對的問題，因為即使在單語任務中，雙語者的另外一種語言也會在某種程度上被激活（Costa 2005；Marian?。pivey 2003）。單語交際環境下，雙語者為了只產出目標語言，需要抑制其他語言；雙語交際環境下，比如在翻譯任務中，譯員必須理解原語、產出譯語，因此需要在產出階段抑制原語的產出。本研究發現工作記憶對雙語詞匯層面控制績效有影響：高廣度個體比低廣度個體在雙語詞匯控制方面更高效，這種處理速度上的優勢在一些要求快速、準確地進行詞匯提取、選擇、控制的語言處理任務（如同聲傳譯）中尤其重要。研究表明，職業譯員的工作記憶容量普遍大于同等語言水平的雙語者，這種優勢甚至成為了口譯專長的一個關鍵要素（Christoffels et al．2006）。所以，工作記憶的訓練和提高有助于有效地進行語言控制，有利于雙語者在各種交際環境中根據需要產出正確的語言。另一方面，修正的層級模型認為翻譯不對稱性（正向翻譯難于反向翻譯）的主要原因是雙語者的L1和L2語言水平不平衡（Kroll?。tewart 1994）。Kroll等人（2006）進一步指出不平衡的語言水平是影響語言選擇的一個重要因素，它可能對更高級的產出計劃階段產生影響并最終導致翻譯不對稱性。因此在平時經常使用L2、通過提高L2水平可以提高雙語者有效地抑制L1、選擇L2的能力（胡笑羽、白學軍2008）；通過適當的翻譯訓練則可增強雙語者在語言間自由切換的能力，提高雙語控制效率。 以往有研究發現，在句子、語篇層面的語言處理存在工作記憶效應（Caplan et al．2011；李曉媛、俞理明2009；陳寶國、寧愛華2008；顧琦一、程秀蘋2010），本研究將影響語言加工的工作記憶效應延伸至詞匯層面。這一結果對發展雙語處理理論有一定啟示作用：在構建雙語處理模型時，必須將控制機制以及執行控制的資源在多個層面（詞匯、句子、語篇）的運行考慮在內。在這個意義上，本研究在實證的層面支持了沒有考慮語言控制與控制資源的語言處理模型是不完整的模型的論斷（Green 1986，1998）。 6．結語 本研究旨在考察詞匯層面雙語控制的工作記憶效應。實驗數據驗證了三個實驗預測，發現不平衡漢英雙語者在完成翻譯識別任務時，反向翻譯績效優于正向翻譯；高工作記憶廣度被試在正向翻譯的表現優于低廣度被試；在反向翻譯中，高廣度被試不體現這種優勢效應。實驗數據可以在抑制控制模型的框架內得到解釋，表明工作記憶資源影響了漢英雙語者詞匯層面的雙語控制。實驗結果對構建雙語處理模型有一定啟示作用：在發展雙語處理理論時，在詞匯、句子、語篇層面都必須將控制機制和控制資源考慮在內。需要指出的是，在本研究中的被試是青年不平衡雙語者，其結果還不能推廣至其他群體。將來的課題可以考察不同L2水平的群體（如平衡雙語者）、不同年齡段的群體（如老年雙語者）在詞匯層面的工作記憶效應，以深化對不同群體詞匯層面雙語控制機制的認識。同時，本研究僅考察了工作記憶資源對雙語控制的影響，但影響雙語控制績效的因素可能還包括注意力資源、協調能力等，今后的研究可以采用其他任務，如Stroop、Flanker任務等，進一步探明影響雙語控制的其他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