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尋找寫作靈感？中文期刊網用心挑選的西方行政革新對鄧小平的啟發，希望能為您的閱讀和創作帶來靈感，歡迎大家閱讀并分享。
本文作者：王強 單位：南京大學哲學系 西北大學哲學與社會學學院
一、這一時期也是思想激蕩和理論層出的時期
在新公共行政和新公共管理等行政理論影響下,全球出現一股勢不可擋的公共行政變革潮流,且各國政府在變革過程中出現諸多趨同現象,如行政職能市場化、行政權力分散化、公共服務社會化、政府理念企業化、政府治理電子化等等。〔2〕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縮小政府職能,減少公共開支。在縮減公共開支,建立“精干、效能”的“小政府”方面,西方國家普遍采取分散、轉移政府專業管理職能的方法。其一是國有企業私營化,即將部分國有企業和資產讓渡給私人經營;其二是公共服務社會化,即將部分公共服務事務委托給民間團體或者私人管理;其三是政府業務合同化,即將部分業務推向市場,以契約的形式,保證業務目標的實現。在縮小政府管理權限,減少公共開支的同時,西方國家也注意加強政府的宏觀調控和綜合協調職能,通過制定指導性經濟計劃,對國民經濟的發展前景作出預測和分析。
第二,精簡機構人員,建立精干政府。建立精干、合理、高效的政府機構是各個國家行政改革的重要目標。1984年,日本政府對12個省廳的內部機構進行了大幅度的調整合并;1987年,澳大利亞政府將28個部合并為18個部。在精簡機構的同時,西方國家政府還采取了緊縮編制、精簡冗員的做法,以建立精干效能的政府。目前西方發達國家內閣機構大多實行“大部門體制”,內閣機構設置一般在20個以下,其中加拿大最多,為19個,英國法國都是18個,美國15個,日本則只有1府12省廳。
第三,實行權力下放,擴大地方權力。20世紀70年代以來,這方面的改革以分權為主流。如里根政府提出了“還政于州”的口號,給州政府更多的自主權;日本政府則通過法律,使地方政府具有更大的自主權;法國政府也以法律形成關于權力下放和權力分散的基本格局?？傆^西方國家權力下放歷程,我們發現,其堅持財權集中,事權分散的原則,這樣既保證國家利益得以維護,又充分調動地方的積極性、主動性。〔3〕20世紀七八十年代,西方發達國家的行政改革在總體上是成功的,概其經驗,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其一,漸進的改革。西方國家的行政改革,大多沒有采取突變的形式,而是采用漸進式的改革,這樣就確保了行政改革的穩步發展、有序前行。其二,法制的保障。西方國家行政改革中特別注重法制建設,行政改革的每個步驟、措施,都要由議會通過的相應法律作為依據才能具體實施。其三,高效的進行。西方國家行政改革特別強調效益問題,將企業管理中的“顧客至上”原則應用于公共管理之中,不斷提高服務質量,滿足顧客的訴求。當代西方國家政府在現代化進程中積累的成功經驗是人類共同的財富,值得我們學習和借鑒,而且從經濟學的角度看,借鑒和總結他人的經驗和教訓,有助于縮短中國行政現代化的博弈過程,較少試錯次數,從而降低行政現代化的成本?；诖?鄧小平多次強調要“認真調查研究,比較各國的經驗”,而后“集思廣益,提出切實可行的方案和措施”〔4〕,推動中國的行政改革和現代化進程。
二、鄧小平對當代西方行政改革經驗的借鑒
鄧小平長期從事黨、政、軍高層管理工作,這是他具備豐富經驗和杰出才能的基礎;與此同時,鄧小平還具備一般高層領導者所不多的特殊經歷,這就是他旅法留蘇、多次訪美、訪日、訪歐的廣泛國外生活的閱歷。這使得他“比其他人更早了解有關別國現展和生活水平的情況”〔5〕,“對外國人以及外國人對中國的看法抱有極大的興趣”〔6〕。鄧小平特殊的生活實踐和個性品質,使得他能夠放眼看世界,不斷地同外部環境進行對話溝通。從世界現代化圖式出發,鄧小平反對凡事都要先拷問姓“資”還是姓“社”的對象性思維,對此類人,鄧小平嚴肅斥責其“連基本的常識都沒有”。因為“資本主義已經有了幾百年歷史,各國人民在資本主義制度下所發展的科學和技術,所積累的各種有益的知識和經驗,都是我們必須繼承和學習的”〔7〕。并預言:經過改革“我們的制度將一天天完善起來,它將吸收我們可以從世界各國吸收的進步因素,成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8〕。
第一,借鑒西方國家政府官員的任期制,廢除領導崗位終身制。西方各國內閣每屆都有一定的期限,而且主要領導人的任期都不能超過兩屆,這種做法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防止個人專權。建國后,中國實際上存在著領導崗位終身制問題,這在一定程度上導致個人專斷、官僚主義,影響了社會主義民主化進程。鄧小平指出:“世界各國都有自己的退休制度。……我們也需要有個年齡的限制。”〔9〕在鄧小平影響下,1982年2月,中共中央做出了《關于建立老干部退休制度的決定》,同年《憲法》規定國家領導人連續任職不得超過兩屆。1984年10月,就干部年輕化問題鄧小平再次指出:“這一點,也要學發達國家。……好多國家大部分部長是三十幾歲,也有歲數大一些的,但比較少。總理歲數可能比較大,一般也是五十多歲。”〔10〕鄧小平不僅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做的,1985年,他主動從行政管理一線退下來,不再從事具體行政管理事務,這對建立合乎理性的領導干部交替制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第二,借鑒西方國家規范化的制度優勢,克服人治化傾向。制度是理性的重要載體,無規則即是無理性〔11〕。在西方無論是政治學、經濟學還是管理學,“制度”都是一個主要范疇,美國政治學家賽繆爾•亨廷頓認為:制度是“穩定的,受到尊重的和不斷重現的行為模式”〔12〕;新制度經濟學的主要代表人物諾斯則認為“制度是一系列被制定出來的規則,守法程序和行為的道德倫理規范”〔13〕;羅爾斯將“制度理解為一種公開的規范體系”〔14〕;阿爾蒙德認為“政治制度是一個社會用來系統表達和貫徹其共同目標的各種安排的重要部分”〔15〕。中國傳統政治制度,“封建專制傳統比較多,民主法制傳統很少”〔16〕。為此鄧小平強調“制度問題更帶有根本性、全局性、穩定性和長期性”〔17〕,所以他總是“考慮從制度上解決問題”,通過“改革黨和國家領導制度及其他制度,……加速現代化建設事業的發展”〔18〕。
第三,借鑒西方國家的公務員制度,改革干部人事制度。西方公務員制度建立在兩黨制基礎之上,其將政府工作人員分為“政務官”和“事務官”,“事務官”不與政黨共進退,通過公開考試、嚴格考核、擇優錄取的方式選拔。這主要是為防止兩黨輪流執政而導致政府管理中斷,客觀上也造就了大量優秀政府管理者。鄧小平善于吸收和借鑒西方發達國家成熟的人事管理制度和有益經驗,并結合中國國情形成具有中國特色的干部人事制度。1979年,在談到“認真選拔接班人”時,鄧小平說:“我們說資本主義社會不好,但它在發現人才、使用人才方面是非常大膽的。它有個特點,不論資排輩,凡是合格的人就使用,并且認為這是理所當然的。”〔19〕1980年,在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上,鄧小平指出:“一般資本主義國家考法官、考警察,條件很嚴格,我們更應該嚴格,除了必須通曉各項法律、政策、條例、程序、案例和有關的社會知識以外,特別要求大公無私、作風正派。”〔20〕在鄧小平干部人事制度思想的指導下,1988年,國務院成立人事部,主要負責推行國家公務員制度的建設。1993年,《國家公務員暫行條例》正式產生,并在此基礎上形成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務員法》(2005年4月27日頒布)。#p#分頁標題#e#
第四,借鑒西方國家經濟發展的動力源,實行科教興國戰略。20世紀70年代以后,以信息論、控制論、系統論為先導的新科學群,以微電子技術、信息通訊技術、材料工程技術、生物工程技術為先導的新技術群,在全世界范圍內爆發了一場深刻的科技革命?！?1〕在西方科技革命蓬勃發展的同時,中國科學、教育卻因為“”而遭受空前浩劫,建國后經過努力與世界其他國家科學、教育、文化水平之間縮小的差距又被逐漸拉大?；?ldquo;我們的科學技術水平同世界先進水平的差距還很大,科學技術力量還很薄弱”〔22〕的現實困境,鄧小平復出以后隨即要求主管科教方面的工作,并快速推行一系列改革,恢復了經濟發展的動力源。明乎此,我們不難理解“科教興國”戰略提出的偉大意義。
三、鄧小平對現代西方行政改革經驗的超越
中國的國情和發展狀況決定了我們不可能照搬照抄別國的管理模式,實踐證明“過去我們搬用別國的模式,結果阻礙了生產力的發展,在思想上導致僵化,妨礙人民和基層積極性的發揮”〔23〕。所以“照抄照搬別國經驗、別國模式,從來不能得到成功”〔24〕。為此“我們一定要切合實際,要根據自己的特點來決定自己的制度和管理方式”〔25〕。在學習外來文化的時候,鄧小平還特別強調“要保持自己的優勢,避免資本主義社會的毛病和弊端”〔26〕,“絕不允許把我們學習資本主義社會的某些技術和某些管理的經驗,變成了崇拜資本主義外國,受資本主義腐蝕”〔27〕。為此,鄧小平在借鑒當代西方國家行政改革經驗的基礎上,從中國國情出發并有所超越,形成了獨具中國特色的行政管理思想。
第一,建立強有力的政府工作系統。自由主義經濟學認為:政府在經濟發展中充當“守門人”的角色,所以他們奉行“政府要好,管理要少”的不干預政策。但是實踐證明,一個強有力的政府系統對后發展中國家經濟社會發展具有決定性的作用,它是經濟發展的起搏器和推動器,為此鄧小平特別注重構建強有力的政府工作系統,并以此為切入口,推動行政體制改革。構建強有力的政府系統,首先需要采取結構功能分化的方法,使得黨、政府和企事業單位分工合作、牽制平衡,實現黨政分開、政企分開、政社分開的鵠的。分工的目的是使專業化管理技術得以引入和應用,從而帶來較高的“勞動生產率”;合作的結果則擴大了多項專業化技術之間的“乘數效應”,同時還避免了因分工而可能造成的治理領域的“真空”和治理權限之間的沖突?！?8〕
第二,經濟職能是政府的重要職能。自由主義經濟學認為:市場可以調節一切,“政府要遠離經濟生活之外”,只負責政策制定和提供服務,所以經濟職能在政府職能系統中開始淡化。鄧小平一貫重視政府的經濟職能,1956年鄧小平主持中央書記處工作時就提出:今后的主要任務是搞建設。“”以后,鄧小平一以貫之地堅持“現代化建設的任務是多方面的,各個方面需要綜合平衡,不能單打一。但是說到最后,還是要把經濟建設當作中心”〔29〕。明乎此,我們不難理解改革開放三十多年的偉大功績。
第三,行政管理必須堅持群眾路線的觀點和方法。西方國家屬于“精英政治”,通過“政治精英”實現對國家和社會公共事務管理的宗旨。相對而言,中國政府則奉行“人民政府人民管”的理念,走的是群眾路線和群眾方法,這也是行政價值之所在。改革開放以來,鄧小平反復強調一切工作中都要貫徹群眾路線,指出貫徹群眾路線是克服官僚主義、命令主義、形式主義的有效法寶;并且強調在社會主義建設時候群眾路線與大搞群眾運動的辦法是不同的,必須研究新情況、創造新辦法。
第四,堅持思想政治教育在行政管理中的作用。由于受“邏各斯”傳統理性的影響,當代西方行政改革過多強調制度、規范在管理中的作用,而忽視思想教育的功效。思想政治教育是中國共產黨的政治優勢,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行政管理的重要內容?；诜e極思想是行為“推動器”,消極思想是行為“緊箍咒”的客觀事實,作為國家公共事務管理者的公務員除了嚴格按照制度辦事外,還必須學會做思想政治工作,提升被管理者對主流價值觀念的認同,調動被管理者的積極性,這也是行政管理的目標之一。為此,鄧小平多次強調“思想政治工作和思想政治工作隊伍都必須大大加強,決不能削弱”〔30〕。
總之,鄧小平以馬克思主義政治家所特有的恢弘氣度和驚人膽識,開創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行政管理體制,重塑了行政管理應有的科學理性和價值追求。鄧小平行政思想并非妙想勃發,而是基于理性、合乎理性的產物,他既吸取西方行政管理強調制度、規范的工具理性,又增加了群眾路線、思想政治等價值理性的合理內涵,實現了工具理性和價值理性的完美結合,革除了傳統行政體制的諸多弊端,重構了獨具中國特色的行政管理體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