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貿易論文范例

改革開放以來，江蘇省出口貿易不斷發展，但是環境問題也越來越突出。生態環境的惡化嚴重制約了江蘇省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如何協調江蘇省出口貿易與環境問題已經成為江蘇省當今最為迫切的問題。   1相關研究綜述   關于出口貿易與環境的關系問題，早在20世紀70年代就有國外學者對此進行了研究。目前以下觀點較為權威。1993年，Grossman和Krueger在對北美自由貿易區的環境效行分析時將出口貿易的環境效應分為結構效應、規模效應和技術效應。他們的研究成果表明貿易對環境影響是3種效應之和，出口貿易對環境的影響要受到3種效應的共同影響，而不是由其中一種效應所決定的。1994年Chilchilnisky認為出口貿易對發展中國家的消極影響將大于發達國家，他通過分析得出這樣的結論：在私有產權沒有得到明確界定的條件下，貿易自由化將會加速發展中國家環境破壞，進一步對全球的環境造成污染。   近年來，我國學者也對出口貿易與環境的關系問題進行了大量的研究。例如，2007年黨玉婷、萬能利用Grossman和Kruger的分析方法對中國1994—2003年間主要制造行業出口貿易對環境的影響進行了分析研究。其研究成果表明：中國出口貿易對環境影響的規模效應為負、結構效應和技術效應為正，但是負的規模效應大于正的結構效應與技術效應，所以總效應仍為負，即出口貿易總體上破壞了中國的生態環境。若要改變中國對外貿易的對環境產生的不利影響應該降低污染程度，增加正的結構效應和技術效應。從以上研究成果可以發現：中外學者大多基于國際與全國層面，而且得出結論也不相同。在上述學者的研究基礎之上，本文利用江蘇省的出口貿易與環境污染的數據，從江蘇省的層面進行實證分析研究，得出江蘇省出口貿易對環境影響的結論［4］。   2江蘇省出口貿易現狀與環境現狀分析   2.1出口貿易規模不斷擴大，出口增長幅度趨緩；對外貿易依存度擴大近年來，江蘇省對外貿易額不斷增長，產品結構優化，出口貿易一直名列前茅。從圖4中可以發現，自2000年以來，江蘇省出口貿易額占全國的10%以上，并呈現出不斷上升的趨勢。到2010年江蘇省出口貿易額仍然達到2705.50億美元，維持在較高的水平。雖然江蘇省出口總額不斷擴大，但是增長幅度下降明顯。對外貿易依存度是指用一個國家或地區進出口貿易總額在其國內生產總值中所占的比重，用來表示一國國民經濟對外貿易的依賴程度，它反映一國或地區對外貿易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從圖4中可以看出：2008年以前江蘇省對外貿易依存度不斷上升。由于金融危機的影響，2008年以后對外貿易依存度出現下降趨勢。   2.2工業三廢的排放量基本呈現出上升趨勢   近年來，隨著江蘇省對外貿易的不斷增長，嚴重影響了江蘇省的環境質量，雖然不斷推進資源節約型與環境友好型社會的建設，但是形勢依然嚴峻。   2.2.1工業廢水排量始終處于較高水平   由于近幾年出口貿易的迅速發展，江蘇省的廢水排放量持續擴大。從圖形中可以發現：在2000年至2010年期間，2005年排放量為29.63億，達到最大值，接下來幾年呈現小幅下降趨勢，但是污水排放總量依然處于較高水平。   2.2.2工業廢氣排放量總體呈上升趨勢隨著工業發展和出口貿易的擴大，特別是煤和石油的大量使用，產生大量的有害物質，造成嚴重的大氣污染。從圖中可以分析發現，江蘇省工業廢氣排放呈現出先上升后下降再上升趨勢。   2.2.3固體廢棄物污染排放量總體上呈現出上升趨勢   工業固體廢棄物的排放量總體上呈現出上升趨勢，從2000年的3038.19億t上升到2010年的9064億t。   2.3小結   通過以上分析，我們可以發現江蘇省出口貿易對環境產生了影響。目前，江蘇省經濟處于由低到高發展過程之中，資源的消耗大大超過了資源的再生能力。因此，隨著出口貿易發展與人均收入的不斷上升，環境也不斷地惡化。   3出口貿易對環境影響的實證分析   在20世紀70年代，中外學者中外學者就開始研究出口貿易與環境之間的關系，但是到目前為止始終沒有一致的定論。本文應用了江蘇省的相關數據，對江蘇省的出口貿易與環境之間的關系進行了實證分析，進而得出江蘇省出口貿易對環境產生的影響。   3.1相關變量的選取與數據來源   江蘇省的工業廢氣排放量處于較高水平，而且增長速度較快，與工業廢水和工業廢氣相比對環境的影響更大，所以論文以工業廢氣排放量作為環境污染的衡量指標，于此同時將廢氣排放量作為被解釋變量。此外，除了考慮外貿出口額對環境產生影響之外，還將出口依存度與資本勞動比作為解釋變量。出口依存度即出口總額與人均國民生產總值之比，可以用來反映不同經濟發展水平對環境的影響。資本勞動比是全社會的固定資產投資總額與全體社會產業人員的數量之比。它大體上可以表示一個國家的要素稟賦，主要反映了貿易對環境的污染的結構效應。如果一個國家或者地區的資本勞動比上升，則說明該國家或地區有從勞動密集型向資本密集型轉變的趨勢，即表示產品的技術含量不斷增加。反之，則說明產品的技術含量不斷下降。本文采用的江蘇省工業廢氣排放量的數據以及江蘇省外貿出口額、出口依存度、社會固定資產投資額與社會從業人員的數量等數據均來自歷年的《江蘇統計年鑒》，數據選取的時間范圍為1990—2010年［5］。   3.2模型設定   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是研究投入與產出關系的生產函數，在一般生產函數的基礎之上進行了改進，引進了技術資源這一要素；該模型用來預測一個國家或者地區的工業系統或者大企業的生產，來分析生產發展途徑的經濟數學模型。本文研究江蘇省出口貿易對環境的影響，需要引入資本勞動比、工業廢氣排放總量等變量，借鑒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的基本形式。為了避免異方差等問題的干擾，本文將回歸模型設為如下的對數模型：lngas=β0+β1lnexi+β2lndeg+β3lnk+e（1）其中exi、deg、k分別代表了外貿出口額、出口依存度與資本勞動比，而gas代表工業廢氣排放總量。#p#分頁標題#e#   3.3平穩性檢驗和協整檢驗   因為解釋變量與被解釋變量所采用的數據都為時間序列數據，所以在進行回歸分析之前對其進行平穩性檢驗。本文主要通過Eviews5.0軟件采用單位根ADF檢驗法檢測數據平穩性。根據檢測可以發現解釋變量與被解釋變量的數據都是不平穩的，但它們卻都是一階單整的，所以它們之間可能存在著協整關系。接下來采用Engle-Granger兩步檢驗法進行檢驗，對協整回歸方程估計殘差序列進行ADF檢驗。檢測結果表明：1%顯著性水平下殘差序列e是平穩的。這進一步說明，在95%的置信水平下變量lngas與lnexi、lndeg、lnk之間存在協整關系，即江蘇省工業廢氣排放總量與外貿出口額、出口依存度、資本勞動比具有長期穩定的均衡關系。   3.4回歸結果   通過Eviews5.0軟件采用最小二乘法（OLS）對模型進行回歸分析：由此可得，回歸方程為：lngas=8.085738+0.350886lnexi+0.216694lndeg-0.028948lnk其中，R2=0.977571，調整的R2=0.973613，F值為246.9871，表明在整體上擬合得較好，DW=1.603240，表明方程不存在自相關。   3.5回歸結果分析   3.5.1出口貿易額與環境污染之間呈正相關   江蘇省的工業廢氣排放量與江蘇省的外貿出口總額呈顯著正相關；其中江蘇省的外貿出口總額每增加1%，其產生的工業廢氣排放總量就會增加0.350886%。這種局面形成的主要原因在于以下兩個方面。首先，在江蘇省的產品出口結構之中，污染型企業占據了一定的比重，這部分出口產品是通過高污染與高能耗生產出來的，例如鋼材、紡織品等。其次，江蘇省的環境標準相對于發達國家較寬松，同時江蘇省的地方監管機構監管不夠嚴格，使得一些外資企業充分利用這些機會，將一些在本國和境外受到嚴格限制以及達不到環境要求的產業轉移至江蘇省。   3.5.2出口依存度與環境污染之間呈正相關   江蘇省的工業廢氣排放總量與出口依存度呈顯著正相關，如果江蘇省出口依存度每增加1%，其工業廢氣排放總量會增加0.216694%。這表明：近幾十年了，隨著江蘇省出口貿易依存度的不斷加大，對環境的污染也不斷地加強。如果環境庫茲涅茨EKC曲線所描述的現象適用于江蘇省的話，由于江蘇省目前還屬于低收入地區（人均低于5000美元），其工業廢氣的排放量還沒有超過倒U形曲線的最高點。即隨著江蘇省出口依存度的不斷加強，污染物的排放量還會進一步增加，但是增加的速度可能會下降。同時說明，江蘇省出口貿易對環境的規模效應超過了其技術效應。其原因是：江蘇省的出口貿易促進了經濟規模的迅速擴大，同時消費者對清潔產品的需求還不十分大，江蘇省對清潔技術的使用還不多。江蘇省的增長方式還屬于粗放型的增長方式，需要向集約型逐步轉變。   3.5.3資本勞動比與環境污染之間呈負相關   江蘇省的工業廢氣排放量與資本勞動比呈負相關，江蘇省資本勞動比每增加1%，其工業廢氣排放總量會減少0.028948%。資本勞動比可以反映一個地區的要素稟賦，反映貿易對環境污染的結構效應為負。這說明：江蘇省由于出口貿易的不斷發展，資本存量迅速增加，使得產品的資本投入不斷地加大，技術含金量不斷上升，從而不斷降低環境污染物質的排放，使得環境質量逐步得到改善。但是江蘇省資本勞動比對環境的影響不十分顯著，其原因主要是單位產品資本投入量的不斷上升還沒有全部用于先進環境保護技術的推廣，說明資本的增加還沒有帶來產品環境保護技術的明顯提升［6］。   4江蘇省促進貿易與環境協調發展的對策與建議   4.1積極采取措施實現環境成本內部化   環境成本外部化是導致江蘇省出口貿易與環境沖突的根本原因。因為出口貿易的不斷發展導致市場失靈，使得市場價格不能如實地反映產品的真正價值，因此產生了嚴重的環境問題。環境成本內部化是解決貿易與環境問題的有效措施。江蘇省政府應該界定環境資源的所有權，政府部門應該依據有關法律法規界定環境資源的所有權，來實現資源有效配置，減少環境污染。如實施排污收費制度，即根據所排放到環境中的污染物的量和質征收費用。   4.2以科學發展觀為理念，建立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大力發展綠色環保產業   首先，江蘇省應該引導第二產業合理發展。對那些高污染、高能耗的企業進行限期整改；如果限期內整改不合格應該及時關閉；如果整改期過后仍然排放超標污染物質，應該進行嚴厲的經濟制裁。對于那些積極采用技術，減少污染物質排放的企業應該給予政策優惠，鼓勵技術創新。其次，江蘇省的初級產品出口在出口貿易中占有一定比重，而初級產品出口往往會造出生態破壞，因此江蘇省應該減少造成生態破壞和附加值小的初級產品的出口，促進綠色環保產業發展，鼓勵科技含量高、附加值高的工業制成品的出口。   4.3加大環保資金和技術投入，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大力支持和發展低碳型貿易產業   江蘇省各級地方政府應該制訂區域性能耗與碳減排政策，鼓勵和支持高污染、高能耗的企業轉變為低碳經濟轉型，并提高資金、技術和政策上的支持。江蘇省必須改變傳統的對外貿易發展戰略，加快向對外貿易低碳貿易新戰略轉型，改變出口貿易中高污染、高能耗等高碳排放的初級產品的出口結構與產量，發展低碳型對外貿易產業結構，引導加工貿易不斷轉型升級，為低耗能產品的出口提供政策支持。

引言   海外白銀大量輸入中國及其影響，一直是學術界關注的重點。在這方面進行研究的外國學者主要有艾維泗(Atwell)[1]、弗林(Flynn)和吉拉爾德茲(Giraldez)[2]等。中國學者全漢升[3]根據歷史資料對明代美洲白銀輸入中國作了一番梳理，錢江推斷“1570-1760年中國與呂宋的實際貿易額可達到三億比索，約折合白銀二億二千五百萬兩”[4]認為晚明中國白銀貨幣化的進程刺激了日本、美洲白銀的開采。上述學者的論文對筆者寫作本文有很大啟發，但他們沒有清晰詳細地對白銀流入中國的渠道進行考察。本文的工作是，根據史實，對明代海外白銀流入中國的渠道進行一番考察。   明中后期由外國輸入的白銀，主要是南美洲白銀和日本白銀。南美洲十六至十八世紀期間的白銀產量，約占世界總產量的近百分之八十。日本白銀礦藏量也極大，被歐洲人譽為“銀島”。據估計，十七世紀初期以前，日本白銀產量約占世界的百分之二十。正是由于與中國貿易的另一方“均無他產”，但有豐富的白銀蘊藏和儲備，所以“夷人悉用銀錢易貨，故歸船自銀錢外無他攜來”。①而中國物產雖豐富，白銀卻稀缺。中外雙方在貿易中找到了契合點，所以導致了絲綢、陶瓷外流，而白銀內流的局面。中外海上貿易有三條主要航線：歐洲、美洲、日本。中國對歐洲貿易航線為“里斯本-好望角-果阿（Goa）-馬六甲-澳門”，澳門是中歐貿易樞紐；中國對美洲貿易航線西端起點為福建的月港（今龍海海澄）、廈門和廣州等地，以菲律賓的馬尼拉為中轉口岸，其間澳門一度壟斷中國與菲律賓之間的貿易，東端終點為墨西哥阿卡普爾科（Acapulco）；中日貿易分直接貿易和通過葡萄牙人進行的澳門-長崎轉口貿易兩條途徑。明中后期白銀內流，由航海時代的海上“三劍客”———葡萄牙、西班牙、荷蘭擔綱；而日本，憑借與中國傳統的交通往來和地理上的優勢，始終扮演著重要角色。   一、中國與歐洲海上貿易航路   15世紀是人類大航海時代的開端。1405-1433年中國鄭和七下西洋；1492年意大利人哥倫布發現美洲；1498年葡萄牙人達•伽馬繞過好望角開辟歐洲到印度的東方航線；1519-1522年葡萄牙人麥哲倫作環球航行等航海的偉大壯舉，從地理范圍上使分散隔離的世界逐漸變成了聯系為一體的世界。伴隨著西方物質生產水平的提高，“黃金熱”、“香料熱”成為驅使歐洲人一次又一次遠洋探險、尋找“新大陸”的強勁動力。葡萄牙、西班牙、荷蘭、英國等大西洋、波羅的海國家相繼進行全球性海上擴張和殖民活動，開啟了“地理大發現”和隨之而來的世界性海洋貿易時代。   葡萄牙人是海上擴張的急先鋒。葡萄牙擁有長達800多公里的海岸線和眾多港灣，其中里斯本為世界良港之一。但至15世紀末，這個國家也只有110余萬人口，經濟并不發達。葡萄牙是第一個擺脫摩爾人（穆斯林）統治，完成民族統一的歐洲國家。在與摩爾人的長期戰爭中，葡萄牙建立起一支令人畏懼的海軍力量，在建造能夠容納大批水手從事長距離遠洋航行的“大船”方面，也勝過其他國家。   1415年，綽號“航海家”的亨利親王（HenrytheNarigator）率葡軍攻占摩洛哥休達（Ceuta）港，揭開了葡萄牙向海外擴張的序幕。自此以后，葡萄牙人開始一系列震驚世界的壯舉。1487年，巴托羅繆•迪亞士（BortholomewDiaz）成功航行到非洲南端的“風暴角”，后改名“好望角”。1498年，達伽馬率領葡萄牙船隊抵達印度。16世紀初，葡萄牙人相繼控制了波斯灣口忽魯謨斯（今伊朗阿巴斯港南的格什姆島）、印度西海岸第烏（Diu）等有戰略意義的貿易據點，建立起印度洋的制海權。1510年，葡萄牙人占領印度西海岸的果阿（Goa），作為控制印度洋貿易的海軍基地和東方殖民地的首都。隨后占領了當時亞洲最重要的一個商業據點馬六甲，在科倫坡（Calombo）、蘇門答臘、爪哇（Ja-va）、加里曼丹（Kalimantan）、蘇拉威西（Salawesi）和摩鹿加群島（今馬魯古群島，Maluku）等地建立商站，控制南海貿易。   葡萄牙王室壟斷果阿、馬六甲、澳門等亞洲主要商業據點的貿易和香料貿易，對馬六甲對香料的壟斷持續到1533年，在摩鹿加群島的壟斷地位持續到1537年。葡萄牙商船給各國市場運去中國的生絲、絲織品、陶瓷等，給中國市場則是大量白銀。1516年，葡萄牙人佩雷斯特羅(RafaelPerestello)獲得馬六甲官員的準許，從那里乘坐一艘中國帆船前往中國。   1517年，葡王曼努埃爾一世遣使臣托梅•佩雷斯（TomePires）抵達廣州。托梅•佩雷斯使團出使本欲建立通商關系，然葡萄牙使臣“潛入京師，見部不拜，朝欲位先諸夷”，①全然不顧中國溫良恭儉讓之禮，使團翻譯火者亞三自恃與佞臣江彬關系密切，驕橫跋扈，尤為舉朝大臣所深惡。武宗駕崩未幾，火者亞三即與江彬同案被處死，葡萄牙使臣被遣押回廣州，其出使一事無成。葡萄牙人并不甘心，設法贏得了中國地方官員的信任，走私與合法貿易雙管齊下，終于打開對華商路。1553年，在澳門附近活動的葡萄牙人買通廣東海道副使汪柏，借口晾曬貨物，需要上岸短暫停歇，正式獲準在澳門暫住。此后，葡萄牙人不斷擴充勢力，逐漸壟斷澳門貿易。澳門自開埠后，拓展了與歐洲、印度、日本、菲律賓、東南亞乃至美洲的貿易，開辟了澳門-果阿-里斯本、澳門-長崎、澳門-馬尼拉-阿卡普爾科、澳門-東南亞各港的國際貿易航線，澳門隨成為中國對外交流的門戶與東西方海洋貿易的一個樞紐。   葡萄牙人起初主要用印度洋、東南亞地區貨物交換中國貨物，隨著中國貨物在歐洲銷路日廣，葡萄牙人逐漸改用現金采購中國貨物，1582年（萬歷十年）后基本全部以白銀結算，中國海關向葡萄牙商船征稅也均以白銀計值。后來荷蘭、英國等國商人亦躋身對華貿易“，里斯本-好望角-果阿（Goa）-馬六甲-澳門”貿易航線的西端從里斯本擴散到了多處港口，但東端一直集中在澳門，這種狀況一直延續到鴉片戰爭前，澳門作為歐洲各國對華貿易最重要的中轉港口地位由此可見一般。#p#分頁標題#e#   葡萄牙人海上擴張的巨大進展刺激著西班牙人的神經。西班牙海軍將領米蓋爾•洛佩斯•德•利雅實比（MiguelLopezdeLegaspi）于1565年（明嘉靖四十四年）率艦隊自墨西哥出征菲律賓，1571年建立馬尼拉殖民首府，1585年設都護府，歸新西班牙總督區（今墨西哥、中美洲、加勒比地區）管轄。由于那時的菲律賓群島尚屬蠻荒之地，本地物產低下，難以維持殖民當局開支。在菲律賓剛剛立足，西班牙人就于1575年從馬尼拉派遣兩名傳教士和兩名軍官前往漳州，希望與中國締結商約，積極從事對華轉口貿易來獲取中國方面的日用消費品供給。而且為吸引華人來菲移墾經商，殖民當局對華人商旅、華貨采取了一些保護、獎勵和優惠措施。從事對菲律賓貿易的華人，為菲律賓早期的開發與經濟繁榮做出了很大的貢獻，約翰•福爾曼（JohnForeman）在《菲律賓群島》一書中談到：“華人給殖民地帶來了恩惠，沒有他們，生活將極端昂貴，商品及各種勞力將非常缺乏，進出口貿易將非常窘困。真正給當地土著帶來貿易、工業和有效勞動等第一概念的是中國人，他們教給這些土著許多有用的東西，從種植甘蔗、榨糖和煉鐵，他們在殖民地建起了第一座糖廠。”[5]   值得一提的是，兩個原因使得海外貿易有了一個良好的環境和前提：“御倭戰爭”的勝利及其隨之而來的明朝政府的開放政策。以嘉靖二年（1523年）“爭貢之役”②為標志，荼毒中國沿海多年的“倭患”平息。嘉靖四十三年（西元1564年）2月福建仙游之戰，戚家軍殲滅最后一支倭寇主力，殘寇奪漁舟遠遁海外；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勾結倭寇多年的大盜吳平從海路竄逃安南途中被閩、粵官軍全殲。重回平安的沿海形勢使剛剛即位的隆慶皇帝倍加珍惜，他接受了“市通則寇轉而為商，市禁則商轉而為寇”的歷史教訓，史載“隆慶改元年，福建巡撫涂澤民請開海禁，準販東西二洋”③。   明政府隨重開中斷40余年的海外貿易。隆慶開放海禁后，明政府對私人出海貿易仍有若干限制，例如海商不得前往日本，出海者須由政府發給憑證（稱為“由引”），但出海貿易的決不僅僅限于那些有官府“由引”的船只。中國海岸線漫長，海商們熟悉地理形勢，沒有由引也照樣私自出海。當然海商通過向海關官員行賄，可以得到出海憑證。有的海商則通過轉借來的出海憑證出海。顧炎武對此現象評價道“：奸民有假給由引、私造大船、越販日本者矣，其去也以一倍而博百倍之息，其來也又以一倍而博百倍之息。愚民蹈利如鶩，其于凌風破浪……違禁私通，日益月盛”④。在出海貿易高額利潤的誘惑下，明朝的一些官員也卷入到海外貿易中來。1608年前后，西班牙人在澳門購買并輸往馬尼拉的貨物總值20萬比索，其中絲織物價值占總值的95%。1619－1631年，葡萄牙人通過廣東、澳門每年向菲律賓輸出生絲和綢緞價值150萬比索。這些絲綢大部分又轉輸美洲和歐洲。除了輸出中國的絲織物品外，西班牙人也把廣州的黃金運往美洲或西班牙出售，獲利十分豐厚，利潤可達75%－80%。   二、中國與美洲的海上貿易航路：“大帆船貿易”   西班牙殖民主義者初次到達菲律賓的時候，就已發現菲島存有中國物產。1521年，麥哲倫在候蒙洪島上看到過中國的絲織品，在里馬薩瓦島看到過廣州制的瓷罐子，在宿務島上看到過中國的描花漆碗和黃色絲織頭巾，并從宿務居民口中得知，這個島和中國有直接貿易關系。1565年，墨西哥與菲律賓之間的航線開通。美洲的白銀經數條路線運往馬尼拉，再由馬尼拉流入中國。1574年（萬歷二年），兩艘馬尼拉大商帆從墨西哥西海岸的阿卡普爾科啟航，橫渡太平洋抵達菲律賓群島。在馬尼拉，用白銀換取中國的絲綢、棉布、瓷器等物品，再將這些物品運往墨西哥阿卡普爾科，著名的馬尼拉大商帆貿易正式投入運營，時稱“大帆船貿易”。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馬尼拉-阿卡普爾科貿易航線。中國海商與菲律賓西班牙人的貿易，因中國王朝政府嚴禁外國商人入境，只能在菲律賓進行，故馬尼拉大商帆又有“中國之船”稱謂，它裝載的貨物主要是中國貨，船員中有許多中國水手，而且建造者也主要是旅居菲律賓的中國技術人員和工人。馬尼拉-阿卡普爾科貿易航線自1574年開始至1815年結束它的使命，歷時長達近兩個半世紀之久。“大帆船貿易”的繁榮，致使西班牙本土原本很發達的絲織業急劇衰落。1573年，菲律賓省督拉米沙禮斯報告西班牙王說，西班牙也好，墨西哥也好，所能輸出到中國去的貨物，“沒有一樣不是中國所己經具備的。所以，對華貿易必須向中國輸送白銀。”⑤1584年，馬尼拉殖民政府法官達發洛斯報告西班牙王說，“中國人每年把所有的金銀都弄走了。我們沒有貨物給他們，除去〔銀幣〕里爾以外，什么都沒有，請陛下命令指示我們怎么辦。”①1586年,有人自馬尼拉寫信向西班牙國內報告“此處以大量之銀及銀貨交換中國物品，此項銀及銀貨，除一小部分殘留本島外，其余大部分，均由華人運回中國”②。從馬尼拉向西屬美洲販賣中國絲綢的利潤，最高可達百分之一千。③大利所在，人爭趨之。福建漳州、泉州商人紛至沓來。   1570年（隆慶四年）戈第（MartindeCoiti）船隊初抵呂宋時，馬尼拉華人僅40名?？芍寥f歷十年（1582年）時，馬尼拉華人之多，已使馬尼拉殖民當局決定在馬尼拉市區東北部巴石河畔開設專門的華人社區———八連（Parian）。[6]1589年8月9日，菲利普二世下令給菲律賓總督，對中國商人輸入的糧食、軍需品、軍需品制造原料等物資給以免稅待遇，這大大刺激了中菲貿易的發展，旅菲華人數目隨之劇增。到16世紀90年代，馬尼拉華人數目已達2萬余，其中多數是商人和手工業者；而全部西班牙人滿打滿算，把駐軍包括在內，也僅有2000名。[7]馬尼拉轉口貿易規模之大，從船舶大小及年均進港數目可見一斑。馬尼拉-阿卡普爾科航線上通常是兩艘大商帆編隊航行，每艘排水量一般在千噸以上，1746-1761年間航行于太平洋上的羅薩里奧號為1710噸，1762年被英國海盜劫掠的圣特里尼達德號則達2000噸。南下的中國商船多為二桅平底帆船，載200-400人。據學者羅榮渠統計，馬尼拉年均進港華舶數目為：1580年代，24.5艘；1590年代，23.5艘；1600年代，年均26.6艘；1610年代，年均36艘；1620年代，年均13.7艘；1630年代，年均28.7艘；1640年代，年均15.3艘。[8]美國學者威廉•萊特爾•舒爾茨（WilliamLytleSchurz）在其《馬尼拉大商帆》（TheManilaGalleon）一書中稱，1575-1815年間，除特殊情況外，每年駛往馬尼拉的中國帆船數一般在20至60艘之間。據估計，中國商船運來的貨物一年繳付的關稅是4萬比索，當時的稅率為船運價值的3％，據此計算，每年運入馬尼拉的商品價值約130萬比索。時任菲律賓最高法院院長、總督的安東尼奧•德•莫伽（AntoniodeMorga）感嘆道：“倘若沒有中菲貿易，菲律賓群島便無法維持。”足見對華貿易之重要性。[9]#p#分頁標題#e#   依靠對華轉口貿易，馬尼拉崛起為當時亞洲最大貿易中心之一。1580年，兩艘澳門商船抵達馬尼拉，澳門-馬尼拉航線投入運營，葡船所裝載貨物以中國貨為主，次為日本、印度產品，返程時裝運的絕大多數是白銀。1594年，西班牙國王敕令，禁止菲律賓、墨西哥直接對華貿易，將此項貿易特權留與澳門葡萄牙人獨享。澳門與馬尼拉貿易迅速擴大，1619-1631年間幾乎獨占了中國和馬尼拉之間的貿易。費爾南多•席爾瓦1626年稱：“如果沒有從澳門運來這些東西，新西班牙的船只就無貨可運。”[10]   為適應對歐洲、美洲貿易急劇增長之需，自16世紀下半葉左右始，廣州形成了一年一度、為時兩三個月乃至四個月之久的商品交易會，自1580年（萬歷八年）起增加為每年兩次。兩次交易會的時間安排分別與西南季風、東北季風相吻合，商人們在廣州采購后可以即刻啟航，不致占壓資金。每年一月冬季“廣交會”開始，澳門的外商云集廣州采購貨物輸往馬尼拉、印度和歐洲；每年六月夏季“廣交會”開始，澳門的外商又來到廣州采購貨物輸往日本。對華貿易的興盛，使太平洋貿易量一度超越大西洋貿易，從貿易投資方向可見一斑。1618-1621年間，美洲投入對歐貿易資金為150萬比索，而對東方貿易資金為165萬比索。[11]1603（萬歷三十一年），肇始于明神宗派人呂宋機易山“勘金”，西班牙殖民者對馬尼拉華人進行大規模的屠殺。據估計，有24，000名華人遭殺害或被投入監獄。對華人的第二次大屠殺發生在1639年，原因與中國商品競爭力有關。   中國紡織品涌入墨西哥，使得西班牙商品銷量到17世紀初下降了一半以上，造成墨西哥的西班牙絲織業日漸倒閉，而大量的銀元又被走私到菲律賓，甚至連秘魯的銀元也流向墨西哥以購買中國的貨物，結果墨西哥的經濟走向蕭條，馬尼拉的財政也遂逐漸枯竭，殖民者不得不大幅度地增加稅收，從而導致了政治危機和對華人的大屠殺[12]。西班牙殖民者滅絕人寰的大屠殺，必然使中菲之間的貿易大受影響。1604年僅有13艘中國商船到達馬尼拉，中菲貿易額由1603年的133萬比索驟減到1606年的53萬比索，對中國貨物征收的進口稅也驟然減少了4萬比索。   三、中日海上貿易：“廣州-澳門-日本”航線   日本因富產白銀，16世紀后期以“銀島”而聞名于世。顧炎武說“日本無貨，只有金銀。”④日本對中國商品的依賴性很大，“大抵日本所須，如室必布席，杭之長安織也；婦女須脂粉，扇漆諸工須金銀箔，悉武林造也；他如饒之瓷器，湖之絲棉，漳之紗絹，松之綿布，尤為彼國所重”⑤。然而，中日直接貿易長期受到不正常外交關系的抑制。自元世祖侵日開始，中日關系已不正常。朱元璋雖在《皇明祖訓》中將日本列入“不征諸國”名單，同時卻告誡子孫：“（日本）雖朝實詐，暗通奸臣胡惟庸為不軌，故絕之”。胡惟庸勾結日本人謀反、倭患頻仍和豐臣秀吉侵朝更使兩國關系一落千丈，明廷將對日貿易列為禁止之列，就是到隆慶元年重開海禁時仍將日本排除在外。明廷雖然禁止商人去日本交易，但由于“販日之利，倍于呂宋”⑥，商人的趨利本性和沿海豪門高官的私欲最終使貿易制裁措施成為一紙空文。日本的石見、秋田、佐渡等礦山都盛產白銀，十七世紀中葉又引進的新式白銀冶煉法“灰吹法”，使日本的白銀產量急劇上升，占世界產量的近四分之一，因而儲備了足夠的貿易用銀。   “日本國銀子多產，故上國之人交通往來販賣，而或因漂風來泊”。⑦走私貿易成為中日貿易的主要形式。1544年12月到1547年3月的兩年多時間里，赴日走私貿易因風漂流至朝鮮而被解送回國的閩人即逾千人之眾；⑧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4月）朱紈指揮雙嶼之役，估算在外洋往來走私貿易的海船有1290艘⑨。在中日走私貿易中，葡萄牙人和荷蘭人起著很重要的中介作用。他們從長崎把白銀運往澳門，再將買來的中國商品運往長崎，如此往來，獲利甚巨。葡萄牙人最先敏銳地意識到了中日不和所給他們創造的巨大商機。1555年12月1日，耶穌會士盧伊斯•弗羅伊斯在寄自馬六甲的一封信中寫道：“對那些欲赴日本的葡萄牙人來說，中日之間的這一不和，不啻是一大幫助；因為，中國人不會到那兒去出售他們的商品，葡萄牙商人便可趁此良機，通過談判來處理自己的世俗商務。”[13]1543年，葡萄牙人被中國從廣東驅逐出來，來到福建和浙江一帶活動，隨后與中國海盜王直同船到達日本，葡日很快就建立了比較友好的通商關系。1545年，葡萄牙和日本開始通商；1550年前后，嘉靖年間中國海盜王直曾盤踞多年的平戶（今長崎縣平戶市）成為日本外貿中心；1571年，長崎成為葡萄牙人在日本的基地。葡萄牙人經營葡日貿易網絡進展神速。甚至在1553年（嘉靖三十二年）剛剛占據澳門時，葡萄牙人就主動招引日本人赴廣東方面貿易，還在澳門收容了不少日本人，最終將“里斯本-好望角-果阿（Goa）-馬六甲-澳門”貿易航線延伸到日本，建立了以澳門和長崎為軸心、以葡萄牙人為中介的中日間接貿易網絡。   由此日本生產的白銀開始外流，其中大部分為葡萄牙商人所得。葡萄牙歷史學家估計，在17世紀初葡萄牙大商帆每年從日本運出的白銀價值超過100萬金幣。[14]葡萄牙人在日本進展之所以如此迅速，主要原因是，日本沿海諸大名希望借助葡萄牙人，一則從對華貿易中獲取盡可能大的經濟利益，二則獲取先進西方火器贏得對其他大名的軍事技術優勢，①故均優待葡萄牙人。耐人尋味的是，16世紀基督教在日本傳播比較廣泛，并贏得部分大名的支持，實際上也存在貿易利益動機，美國學者約翰•惠特尼•霍爾（JohnWhitneyHall）就此指出，九州的若干大名在很大程度上是為了通商才接受基督教。[15]繼西班牙、葡萄牙之后，荷蘭殖民者，他們在無法取得直接對華貿易的情況下，于1625年非法占據臺灣島南部，切斷中國與馬尼拉之間的貿易，企圖在中西和中葡貿易中分一杯羹。荷蘭人以臺灣為據點，對福建沿海實行封鎖，到馬尼拉、澳門、印度支那以及整個東印度貿易的船只均會遭到攔劫。中國大陸商船在遭到攔劫后，只好轉向與臺灣的荷蘭殖民者貿易。據荷蘭駐臺灣總督皮特•納依茨（PeterNuyts）在1629年說：“中國船逐漸轉到我們這里貿易，在最近五年里，很少有到馬尼拉的。”[16]即使有膽敢去馬尼拉的，也不敢多載貨物。在荷蘭殖民者的這種強制貿易情形下，荷蘭在臺灣與中國大陸商船的貿易額迅速增長，如1626年到菲律賓貿易的中國商船載運的生絲僅40擔，而到臺灣的船只卻載運了900擔。葡萄牙從事中日中介貿易利潤豐厚，一直令荷蘭人垂涎。#p#分頁標題#e#   荷蘭人千方百計拉攏德川幕府，不擇手段排擠葡萄牙人在日勢力，企圖取而代之。1636年，荷蘭通報日本當局，在好望角附近一艘葡萄牙船上繳獲在日葡人和天主教徒要求葡王征伐日本的一封信件；接著又發現一封致澳門葡萄牙殖民當局的“謀反”信件，其內容大同小異。1639年，德川幕府頒發第五次鎖國令，下令驅逐葡萄牙人；次年，日本又處死一個從澳門來的葡萄牙使團首腦，葡日貿易網絡由此破裂。葡萄牙人被逐出日本之后，荷蘭東印度公司對日貿易額大增。他們控制了中國生絲在日本的貿易，每年通過他們之手進口到日本的中國生絲數量自1633年開始上升，1637年為15，000斤，但是到了葡萄牙人被逐出的1640年卻躍至83，000斤，翌年上升到100，000斤，此后一般保持在6－7萬斤[17]。從日本運出來的大多數是白銀，基本上都流入中國。據日本學者巖生成一統計，在明嘉靖三十九年至萬歷二十九年(1560-1601)，日本白銀每年出口額是33.75至48.75噸，到17世紀初年，達到130-160噸，約占世界銀產量的30％-40％。[18]   結語   弗蘭克在他的著作《白銀資本———重視經濟全球化中的東方》中認為，1400-1800年世界經濟秩序是以中國為中心的單一世界體系格局。有四個地區“長期保持著商品貿易的逆差。它們是美洲、日本、非洲和歐洲”[19]美洲和日本靠出口白銀來彌補它們的貿易逆差，而非洲則靠出口黃金和奴隸彌補逆差。因此，這三個地區都能夠生產世界經濟中的其他地方所需要的“商品”。與此形成對照的是，歐洲幾乎不能生產任何可供出口來彌補其長期貿易赤字的商品。于是，歐洲只能靠“經營”其他三個貿易逆差地區的出口來過日子，從非洲出口到美洲，從美洲出口到亞洲，從亞洲出口到非洲和美洲，歐洲成為全球貿易網絡中的中介。“為了平衡中國似乎永久保持著的順差，世界白銀流向中國”[20]。日本金銀礦山開發在16世紀中葉出現激增，從那時開始，到17世紀前半期的一個世紀，是明治以前日本金銀產量最多的時代，金銀在那個時代出現了大增產，其中以銀的增產最為顯著。以1596-1623年的50年間是最盛期。16世紀后半葉日本的輸出品中，白銀據有獨占地位。[21]巧合的是，美洲白銀的大量開采和出口，也是在16世紀40年代以后，正值晚明嘉靖年間。這個時期中國貨幣稅收的份額越來越大，最終演變成完全用白銀交納的“一條鞭”法的稅制。一條鞭法改革之后，明代中國對白銀似乎有一種無限渴求。一位英國商人對這種情況進行了描述，1635年當他的船?？吭诎拈T時，他注意到他所遇到的中國人都在尋找機會獲取白銀，“這種急切程度并沒有因為他們知道這個地方的情況而有所降低，一旦得到很快成為他們生命的一部分。他們獲取白銀的那種無止境的欲望簡直難以置信。”[22]17世紀末在菲律賓的西班牙觀察者們也是用同樣的詞匯來描述這種“無止境的欲望”。這種對白銀的急切需求解釋了為什么在17世紀30年代末到40年代初中國商人情愿冒著如此大的風險來菲律賓做貿易。   可以說，中國對白銀的巨大需求直接導致了美洲和日本銀礦產出的突然劇增，而美洲和日本對中國產品的巨大需求則是其根本原因。由于中國的制造業在世界市場上具有高產出、低成本的競爭力，因此中國能夠有效地提供這種商品供給。明朝中后期海上貿易造成的經濟和金融后果是，中國憑借著在絲綢、瓷器等方面無與匹敵的競爭力，與任何國家進行貿易都是順差。中國從宋代至元明時期，商品經濟有很大發展，市場繁榮居世界之冠，然而在16世紀以前，總是經歷周期性的貨幣短缺。每當商業和市場發展，貨幣供應量就出現不足。廢除海禁，與世界各國通商，帶來海外大量白銀的輸入，促成了這一時期商品經濟的繁榮、商幫的形成、市鎮的興起。明政府在此形勢推動下，改革兩千多年來以征收實物為主的田賦制度，明萬歷年間實行“一條鞭法”，“計畝征銀”，最終在制度上確立了以銀錢取代實物的納稅方式，由此建立起以貴金屬白銀為基礎的貨幣制度。本文的研究有助于說明：如果沒有大量海外白銀輸入，明代銀本位制不可能穩定。明代銀本位制的一個致命缺陷在于貨幣供給的不穩定。由于國內白銀無法自給自足，大明王朝的白銀來源嚴重依賴海外進口，海外白銀輸入為明代銀本位制的穩定奠定了基礎，由此帶來了16-18世紀中國商品經濟的繁榮。   本文的研究還有助于糾正一個錯誤的史學觀：中國到了鴉片戰爭以后才被迫向世界開放。事實上，在1500-1840年間，中國并未”閉關自守”，相反，中國同西方及東亞的國際貿易成長迅速，海外貿易對東南沿海的經濟繁榮和市鎮崛起及全國市場的形成起了重要的作用[23]。當時的中國，雖然政府還是推行閉關政策，但實際上中國的經濟已經融入全球化的網絡之中了，而且中國在經濟全球化的世界占有重要的地位“，當時不僅鄰近的國家要與中國保持朝貢貿易，或者以走私貿易作為補充，而且遙遠的歐洲國家、美洲國家都卷入與中國的遠程貿易之中，使以絲綢為主的中國商品遍及全世界，而作為支付手段的占全世界產量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的白銀則源源不斷地流入中國。”[24]本文的研究為此提供了實證資料支持。

摘要：陶瓷文化創意產業是將陶瓷文化和陶瓷創意相結合的新興產業，陶瓷文化創意產業翻譯分為專業翻譯、管理經營翻譯、產業化翻譯這3類，譯者在進行這3類翻譯時，要綜合分析不同類型翻譯的目的和受眾，采用合適的翻譯方法和策略，實現譯文準確、完整、即時、有效的傳遞，促進陶瓷文化創意產業發展，并達到傳播中國陶瓷文化的目的。

關鍵詞：文化創意 產業陶瓷 翻譯

“文化產業”這一術語最初由德國學者瓦爾特?本雅明于20世紀30年代提出，在其著作《機械復制時代的藝術品》中，本雅明用德語提出了“文化產業”（Kul－turindustrie）這一術語［1］。20世紀40年代，法蘭克福學派的馬克斯?霍克海默與西奧多?阿道爾諾在合著的《啟蒙辯證法》一書中，第一次使用了“CulturalIn－dustry”作為“文化產業”的英語表達［2］。此后，文化產業在西方逐漸興起，文化產業這一術語和產業觀念逐漸向世界滲透和傳播。“CulturalIndustry”最初譯入我國時，譯者選擇了“文化工業”作為對應詞；20世紀80年代，譯者又將“CulturalIndustry”的譯文改為“文化產業”，并作為最終譯名固定下來。2000年10月，《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個五年計劃的建議》首次將“文化產業”這一詞匯寫入中央文件。文化產業近年來發展迅速，我國文化產業增加值占GDP比重逐年上升。湖北大學與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共同發布的《文化建設藍皮書：中國文化發展報告（2021）》中指出，2019年我國文化產業增加值再創新高，其增加值為45016億元，比2018年的41171億元增加了3845億元，增長了9．34％。2015～2019年，我國文化產業增加值占GDP的比例逐年上升，由2015年的3．95％上升到2019年的4．54％，增加了0．59％。蓬勃發展的文化產業帶動了許多相關產業的發展，逐漸成為我國國民經濟的重要產業。

1陶瓷文化創意產業

陶瓷是古代中國勞動人民的偉大發明，陶瓷文化在中國經歷了數千年的發展史，對全世界人民的生產生活產生了重要影響。通過融合中國陶瓷文化與創意產業，可以將陶瓷文化創意產業定義為：從事陶瓷文化創意產品生產和提供服務的低耗能、高創意、高附加值的新興產業［3］。隨著社會的發展，傳統的陶瓷制造產業發展遇到瓶頸，通過結合文化創意產業，將陶瓷文化藝術和理念融入陶瓷產品，將新的創意融入陶瓷文化，帶來了更高的產品附加值和經濟利益，逐漸成為經濟發展的新亮點和社會資本積累的強大動力。以江西景德鎮為例，在政府大力推動“景德鎮國家陶瓷文化傳承創新試驗區”建設和加速發展文化創新創意產業的背景下，陶瓷文化創意產業增加值在景德鎮經濟中的地位和作用逐漸增強，對以陶瓷為特色的景德鎮市經濟發展的影響和貢獻率也日益提高［4］。近些年景德鎮逐漸興起了大批陶瓷文化創意產業和陶瓷文化創意產業園，比如：陶溪川文化創意產業園、樂天創意集市、建國陶瓷文化創意園、珠山東市創業園、御窯景巷文化街區、三寶陶藝村、御窯廠國家考古遺址公園、名坊園、真如堂、法藍瓷、九段燒、饒玉陶瓷等，這些陶瓷文化創意產業帶動了一大批陶瓷文化創意園和陶瓷文化創意品牌的興起，為中國陶瓷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提供了發展借鑒和指引。

2陶瓷文化創意產業翻譯

2002年是我國文化創意元年。此后，我國的文化創意產業開始迅猛發展，與國際間的文化創意產業交流與合作越來越多，其中，翻譯作為跨文化交流的橋梁，對我國文化創意產業的國際化發展起到了重要的媒介作用。

摘要：

中國是最早種植茶的國家，并且將茶傳播至全世界，尤其是在英美等國，茶得到了改良和發展，形成西方的茶文化。中西方茶文化由于其地理位置、經濟發展、主流文化等等原因展現了獨特的魅力。對中西方茶文化的比較既是對茶的發展歷史的記載和對茶文化的補充，也是中西方文化比較中的一個組成部分，豐富了中西方文化比較的內容。

關鍵詞：

中國茶文化；英美茶文化；比較

茶已不再是一種商品而是一種文化，是代表國家特征的標志。茶在中國體現的意境和在歐美國家體現的意境是截然不同的。在中國，茶如君子之交，淡薄靜雅，而在英國，茶就是一種優雅的姿態，展現了紳士的風度。本文通過對茶文化在世界的傳播發展和“茶”在英語中的表現探討了中國與西方國家不一樣的茶文化，這對研究中外文化有著重要的意義。

1茶在西方國家的發展

唐朝時茶已經成為了一種風靡全球的風雅之物，當時對外貿易相當活躍，不少傳教士來到中國傳教并記錄了在中國的所見所聞再傳回歐洲大陸，引起強烈的反響。中國的茶西行經過廣州、福建等沿海城市再到馬來半島、印度半島最終到達歐洲大陸。意大利的馬可﹒波羅在其《馬可﹒波羅游記》中詳細記載了中國的茶葉，三百多年后的葡萄牙傳教士撰寫了一部專門介紹中國茶葉的書并刊登出版。從此，中國的茶走上歐洲發展道路，讓無數歐洲人了解茶并喜歡上茶。最初引入茶進人們視野的是葡萄牙人但真正推廣的卻是荷蘭人。葡萄牙人通過馬可﹒波羅的游記對東方茶葉好奇無比，借助當時海上霸權的地位和發達的海路運輸技術，入侵中國，獲得中國最早的貿易權，得到大量的茶葉并運回國，引起上流貴族的關注和好奇。但是因為葡萄牙人注重國內自身消費而沒有國際貿易的意識，所以并沒有將茶全面推廣，真正實現茶葉推廣的是后來居上并擊敗葡萄牙的海上馬車夫—荷蘭。荷蘭通過大量的貿易將茶帶進歐洲市場，帶入歐洲人的生活中，并使其成為時尚的象征。除了進口各種茶葉之外，還將配套的茶具也以商品的形式在市場上銷售。雖然荷蘭將茶有效地傳播到歐洲各地，但是并沒有形成全面飲茶的氣候，只有少部分地區已經接受茶這個新的事物。到了18世紀，強大的日不落帝國英國替代了荷蘭海上貿易的地位，也將茶的貿易規模不斷擴大，使茶走進英國貴族的日常生活中，發展成為一種英國茶禮儀，最終走進了英國百姓家庭。英國人自此以后鐘愛喝茶，尤其是紅茶，更是將茶作為貴重物品招待客人，也會在聚會時品嘗享用紅茶的香甜。至此，茶的發展并沒有止步，而是隨著世界經濟的不斷發展，傳入了美國，在傳統茶的基礎上改造成風靡全球的美國冰茶。茶在不同國家得到不同的發展，形成了不同的茶文化，中國的茶文化與以英美為代表的西方茶文化迥然不同，不僅僅因為政治經濟發展的不同而不同，還因為受所處時期的主流文化的影響不同使得茶文化在各國有了新的發展。

第一篇：高職商務英語跨境電商人才培養

摘要：

全球跨境電商經濟盛行，傳統外貿低迷。高職商務英語專業作為中小企業外貿人才培養基地必須改變傳統外貿人才培養模式以適應市場對人才的需求，論文提出“外貿網絡營銷B2C工作室”方案進行跨境電商人才孵化，為商務英語專業學生開拓一條就業創業的新路子。

關鍵詞：

跨境電商；高職商務英語；外貿網絡營銷B2C工作室

一高職商務英語專業跨境電商人才培養實訓瓶頸

為滿足社會對跨境電商人才的需求，絕大部分高職商英專業在人才培養方案中都加大實訓頂崗實習的學時，在實訓途徑上主要采用校內辦公室實訓、校外見習、畢業頂崗實習等方式。但由于跨境電商崗位的特殊性，上述實訓途徑在工作內容上不能滿足與跨境電商崗位“零距離”的要求，在實訓開展上存在瓶頸，目前，不少高職院校的商務英語專業在校內辦公室實訓、校外見習、畢業頂崗實習的基礎上，完善了跨境電子商務實訓環節，在運行中采取以校內實訓為主，校外服務為輔的方式開發了實訓新途徑的實踐與探索。但現有的跨境電子商務實訓主要存在以下問題：（1）還停留在以校內提供實訓為主，沒有達到真實的交易這一環節，校外服務企業方面還需慢慢發展，業務開拓上比較被動。（2）從相關院校的跨境電商業務實際運行來看，雖然在B2C平臺上注冊賬號，免費開店，但由于缺乏穩定的貨源和較高的跨境物流成本，其所成立的跨境網店很難持續經營下去。（3）大部分高職院校存在著資金緊張、場地設備不完善、業務信息渠道不暢等問題。（4）即使部分院校學生已經在某些電商平臺取得不錯的業績，但跨境電商人才培養和校企合作仍然停留在培養“店小二”的階段，學生在跨境電商全面運營總體技能的獲取缺失，無法獲得創業技能和動力。建立外貿網絡營銷B2C工作室這一實訓平臺，在現今高職院校商務英語專業實訓建設途徑中還比較空缺。已成立跨境電商工作室的高職學院商務英語專業大多還處在摸索、起步階段。但不可否認的是，基于校企合作的高職商務英語專業的外貿網絡營銷B2C工作室建設不僅對專業實訓新途徑的開發意義重大，更為商務英語專業學生實現“零距離”上崗就業乃至創業打下堅實基礎。

1茶葉之路   中國是最早發現和利用茶樹的國家，被譽為茶的祖國（圖1）。據《詩經》、《爾雅》等歷史文獻記載，早在3000年以前中國人就開始栽種茶樹，飲用茶葉。至遲在漢代，中國茶樹的栽種和茶葉的飲用開始外傳。世界各地的種茶、飲茶風尚都源于中國，中國茶和盛茶的瓷器（china）成為世界各國對中國的稱謂。1824年，英國出于世界對茶葉的需求和茶葉貿易的需要，派人四處尋找茶葉的種植地，駐印度英軍勃魯士少校（R•BRUCE）在當時為英國殖民地的印度北部發現了野生茶樹，并利用中國的種植技術，逐漸開始對其擴大種植和利用。目前，全球約有50多個國家種植茶樹，其茶樹樹種均來自中國。這些國家主要分布在北緯45°以南，南緯34°以北的廣袤區域。但飲茶習俗卻遍及世界幾乎所有國家。中國茶葉外傳，一是因為茶的提神醒腦和醫療保健功能；二是茶葉是高寒地區牧民生活的必需品，是以肉食為主的民族，維生素的主要來源；三是茶與佛教融合，形成中國古代文化的重要時尚“茶道”。茶葉在什么時候，從何地方開始向外傳播，目前尚無定論。但我們可以從歷史文獻和考古材料中得知，中國茶葉最遲從漢代開始，經唐、宋、元、明、清等朝代，茶文化通過以下通道外傳。   2茶葉之路傳播途徑   向東傳播：由海路到日本、朝鮮半島等國。日本人飲茶始于奈良時代（710年～794年），在當時的日本首都，一條、正親町、豬熊和大宮的萬一町等地，都設有官管的茶園，專門種植茶葉供朝廷使用。9世紀，日本全面仿效唐王朝，飲茶隨“唐風”一起在宮廷和高級僧侶中風靡。并在日本興起了第一個茶文化高峰“弘仁榮風”。12世紀，日本僧侶榮西又從中國佛教圣地五臺山帶回了優良茶籽和宋代“末式沖茶法”，并寫成日本第一部茶書《吃茶養生記》，極力鼓吹茶的藥用和養生價值，并將該書獻給當時鐮倉幕府二代將軍源實朝。寺院也將茶作為藥救助貧苦百姓。形成了日本茶文化的第二個高峰。其后，日本文化與中國茶文化不斷融合，至15世紀下半葉，日本室町幕府后期形成了今天的日本茶道。茶葉傳入朝鮮半島大約在新羅統一時期（668年~935年），唐文宗太和后期新羅大使大廉在返回朝鮮時，將茶樹籽種于華巖寺。“入唐回使大廉，持茶種子來，王使植地埋山。茶自善德王時有之，至于此盛焉。”（朝鮮《三國本紀》卷十《新羅本紀》）   向南傳播：從四川、云南經西藏，延伸到不丹、尼泊爾、印度境內，直到抵達西亞、西非，形成著名的“茶馬古道”。時間至遲在西漢以前，盛于明清。“茶馬古道”原是邊地相互溝通土產的人畜小道，是由人畜長期行走而自然形成，后因唐宋時期的“茶馬互市”而大興。茶馬古道所經過的周邊地區，特別是青藏高原屬高寒地區，海拔都在三四千米以上，當地生活的藏民，需要攝入含熱量高的脂肪，以抵抗高山嚴寒，糌粑、奶類、酥油、牛羊肉是藏民的主食。但卻沒有什么蔬菜，過多的脂肪在人體內不易分解，必須依賴茶葉分解脂肪，防止燥熱。在長期的生活中，藏民創造了喝酥油茶的生活習慣，但藏區不產茶。而在漢族內地，民間役使和軍隊征戰都需要大量的騾馬，而藏、川、滇則盛產良馬。于是，具有互補性的茶馬互換“茶馬互市”應運而生。這樣，藏區和川、滇出產的騾馬、毛皮、藥材等和內地出產的茶葉、布匹、鹽和日用器皿等，在橫斷山區的高山深谷間南來北往，川流不息，形成一條中外著名的“茶馬古道”。   向西傳播：沿續古代的絲綢之路到波斯等國。絲綢之路是由張騫在西漢建元三年（前138年）出使西域后開辟的以長安（今西安）為起點，經甘肅、新疆到中亞、西亞，連接地中海各國的陸上貿易通道。應該說明的是，在張騫通西域之前，絲綢之路就早已存在。其起始的時間目前學術界仍有爭議。還需要指明的是，絲綢之路的鼎盛時期是漢唐時期，其標志性的現象，是大批阿拉伯商人專程來中國購買絲綢、瓷器、茶葉等，經新疆，遠銷至波斯等國家。   向北傳播：從湖北經河南、陜西、山西、河北、內蒙、蒙古直至俄羅斯的大通道。時間至遲在明代（圖2）。在茶葉外傳的四條通道中，向東到日本、韓國的茶主要以佛教為媒介傳入，還談不上以茶為貿易，也不是專門的茶葉貿易通道。向南到不丹、尼泊爾、印度的茶，是唐宋時期官方以茶換取戰馬開辟的“茶馬古道”。元代和清代，入主中原的統治者是北方少數民族，他們并不缺少戰馬，這條“茶馬古道”就改為民間商業通道，主要從事少數民族的邊境貿易，是一條從事多種土特產品（包括茶葉）經營的古道。向西隨絲綢之路外運的茶，是中西貿易中的重要貨物之一，但這條通道主要的是運送絲綢和瓷器，茶葉只是副產品。在這條路上曾有過茶馬互換的專用場所，那只是封建王朝因戰事需要而開設的臨時場地，還談不上是專門的茶葉貿易通道。只有向北外運的茶，是專門為茶葉貿易而開通的通道。這條通道要經過自然條件非常惡劣的區域，又沒有現存的通道可借用，必須開辟專門的通道。這條路因茶葉貿易而開辟，又因茶貿易而興盛，最后因茶貿易衰敗而廢棄，可以說是一條嚴格意義上的茶葉貿易大通道。   1689年，滿清王朝和沙俄政府簽訂了《尼布楚條約》，建立了兩大帝國間直接的貿易和政治層面的接觸，從理論上說“茶葉之路”作為中俄間的貿易通道正式形成。1824年，通過恰克圖進行的茶葉貿易達到了頂峰。1917年俄國的“十月革命”后，蘇維埃政府鑒于中俄茶葉貿易引起的巨大貿易逆差，大量白銀流向中國。為此，出臺各種措施，限制和打壓茶葉貿易。1929年，中蒙之間最大的茶葉貿易公司大盛魁商號的關閉，從理論上標志著茶葉貿易的衰亡和茶葉之路的廢止。   3茶葉之路建筑遺產的啟迪   茶葉之路由南至北長達萬里，縱貫大半個中國，作為文化線路，涵蓋的文化遺產資源不可勝數。在茶路遺產中，以建筑為主要形式的物質文化遺產中，部分被國家各級政府公布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或省級文物保護單位以及歷史文化名城、名鎮（圖3）、名村，使這些遺產得到了較好的保護；但更多的建筑遺存是縣級文物保護單位，甚至沒有列入重點保護名錄。如赤壁許多小橋、石板路以及北方小關隘、騾馬店等（圖4~7），都因為單體建筑價值還夠不上保護的標準，沒能得到有效的保護。相信隨著全國第三次文物普查的深入開展，這些文化遺產將會納入各級文物保護范圍。#p#分頁標題#e#   如果僅從單體建筑保護與重要性的角度來考察，我們應該看到其中不少遺產目前確實不夠條件列入文物保護單位，這些文化遺產孱弱而孤立，如果理所當然的任其廢棄，必將造成不可挽回的損失。如果從文化線路的高度來看待萬里茶路，這些級別較低的文化遺產便能鮮活起來，猶如散亂的珍珠被這條文化線路串聯起來，成了萬里茶文化不可分割的部分，從而具有了一種整體的意義。而且越是這種低級別的文化遺產，就越是接近當時晉商貿易的生活現狀，從而越能夠喚起人們的共鳴。   我國正準備申報世界遺產文化線路的絲綢之路、京杭大運河，這些文化線路的開辟大都是封建朝廷的政府行為；而茶葉之路則是為民商開辟，代表著明清之際民族商業資本的崛起。特別是晉商以儒家倫理道德為塑造企業的文化依據，形成了“誠信為本，信譽第一”的職業道德和經商宗旨，追求質量第一，重視“和氣生財”，注重與社會各方的和諧，對當今市場經濟的發展均具有深刻的啟示意義。   從這個意義上，保護茶葉之路這條文化線路，刻不容緩！萬里茶路上留下的不僅僅是豐富的物質文化遺產，同時也鑄就了萬千鮮活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大家知道，茶文化本身，早已超越了物質層面的意義，帶有濃厚的文化精神。湖北的采茶調、茶歌、茶戲、茶道等將茶鄉的田園精神深深植入了荊楚文化中。特別是茶葉作為中國古代文明的四大發明以外的又一重大發現，對世界貢獻巨大。   英國著名學者李約瑟曾說過：“茶是中國繼火藥、造紙、印刷、指南針四大發明之后，對人類的第五大貢獻”。在全球公認的茶葉、咖啡、可可三大飲品中，茶葉名列為首位，中國是茶葉的發源地，可以說全世界的飲茶習慣和文化都是來自中國。在中國封建社會漫長的歲月中，漢民族與邊疆少數民族之間的戰爭，不少是因為封建王朝關閉邊關，阻止茶葉貿易和外運而引發的。   另外，茶葉之路對社會安定，對民族工業的發展也具有很大的作用。清代太平天國運動爆發后，自湖北以北地區，基本沒有相應。這也從另一個側面反映，茶葉之路在帶來巨大的經濟利益的同時，也對社會安定起到了不可忽視的特別作用。晉商推崇的忠義、誠信為本的文化和“關公崇拜”等，也說明茶文化中非物資文化遺產在精神層面的作用。茶路上的建筑在體現各民族風情的同時，也集中體現了中華民族的建筑藝術。凡此種種，只有以文化線路來統領萬里茶路，才能使茶文化得到更為深刻的挖掘；也只有和茶路上的建筑遺產結合起來，才能使茶葉之路獲得整體上的意義。長達萬里的茶葉之路，縱貫戈壁大漠，連結東亞西歐，輸送了華夏特產，弘揚了神州赤子和諧友善、勤勞勇敢的民族精神。   茶葉之路是晉商外貿活動的大手筆，是在封建王朝時代難能可貴的民間長途商貿，是突破統治者禁錮的卓有成效的市場運作，是儒商義利兼顧的商業文化的真實展示。晉商在兩個多世紀內，運往俄國的茶葉至少在300萬噸以上，是中國運輸史、茶葉史、東方文明史和國際貿易史重要的歷史篇章。   4茶葉之路的意義   文化線路的研究是當前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保護領域出現的最重要的新動態。2003年3月17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委員會召開會議，要求國際古跡遺址理事會對《保護世界文化與自然遺產公約》的實施文件《行動指南》的新一輪修訂中加入有關文化線路的內容。2008年在加拿大召開的國際古跡遺址理事會16屆大會上通過了《關于文化線路的國際古跡遺址理事會憲章》，文化線路被正式列為《世界遺產名錄》的范疇。   文化線路成為一個國家文明的象征和對世界文化貢獻的標志。由此，世界各國紛紛將文化線路作為本國遺產保護的重點。中國是一個有悠久歷史的文明古國，有責任去保護那些具有價值的文化線路；同時中國在快速城市化進程中，加強文物保護也刻不容緩；特別是中國是東方文明的代表，博大而厚重的文化遺產中包含著許許多多線性文化遺產。   無論從哪個意義上來說，中國的文化線路都應受到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委員會的高度重視。從湖北到莫斯科的茶葉之路作為一條線性文化遺產，歷時約250多年，廣泛而深刻影響著沿線人們的生活方式和思維方式。代表了人們通過貿易活動的遷徙和流動；代表中國、蒙古和俄國之間，漢、蒙、俄羅斯等民族之間的交往；代表了茶葉之路產生的文化在時間和空間上的交流和相互滋養。中國境內茶葉之路上的建筑，體現了中華民族強大的凝聚力和恢宏氣度，蘊涵著人與自然、人與人之間、人與社會之間和諧相處的理念。必須把它們保護下來，這也是我們的歷史責任和文化自覺。針對當前茶葉之路上古跡遺址分布零散，保護層次不統一等現狀，論文探討用文化路線這一特殊的形式，研究古跡遺址與環境之間的相互關系，特別是對湖北境內的建筑與生態環境之間存在的問題，提出以尊重多樣性和線路連貫性為主的保護策略，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與指導意義。   歷史上“茶葉之路”所經過的城市與農村環境風貌正在發生劇烈的變化，從城市整體特色的保護，歷史老街區的保護，以及歷史建筑及其環境的保護等方面，探討歷史文化保護的基礎理論和方法，強調保護和利用相結合，保存即將湮滅的建筑，并把它們帶回生活，用歷史的眼光審視它，用今天的語言表達它，為保留歷史城市與村鎮的特色，提供了理論依據和政策的支持,從而在更高的層面上實現可持續發展。   茶葉之路建筑文化遺產研究也為現代旅游業提供了重要物質基礎，茶路本身的歷史、文化韻味、沿途的村寨、民俗風光和數不清道不完的纏綿悱惻的故事，以及在這條文化線路中不同的民族用自己鮮活的生命演繹了歷史的悲喜劇，形成了發掘不盡的文化寶藏和旅游資源。約4000km的路程，無數建筑與廢墟，印證了茶葉之路的雄偉與壯闊，并深深植于人的靈魂。其自身的博物館作用，可以向旅游者充分展示傳統建筑所帶來的歷史文化和藝術魅力。   文化遺產是文化進步、文化創新的母體，而文化遺產的研究和保護是文化發展的先聲。茶葉之路是中國近代國際貿易的先聲和童年。隨著它賴以產生的社會條件的改變而消失，但它卻隨著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而獲得了審美意義上的新生。廣泛影響人們的生產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維方式。茶葉之路上的建筑遺產是茶文化的真實載體，不僅具有歷史與考古價值，而且具有一種精神象征。#p#分頁標題#e#   5茶葉之路建筑遺產的保護是我們的文化自覺和歷史責任   2008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第16次國際古跡遺址理事會”正式通過了《文化線路憲章》，并使之成為國際文化線路保護的基礎性文件。   中國的茶葉之路就是憲章中強調的文化線路。它將陸路、水路或其他交通線路用一種有歷史聯系和文化關聯的動態方式集中起來，呈現出多邊的、更完整和準確的歷史圖景，構成跨地域、跨學科的共享構架。茶道線路遺產包括水陸運輸，商貿、宗教、遷徙等特定功能的線路主體及其附屬設施，以及相關歷史環境和景觀、可移動文物、非物質文化遺產等。其所體現的重要歷史時期中民族、國家、地區間進行的多維、持續和互惠的茶葉貿易和思想、知識以及價值觀等方面的交流，不僅加深了世界民族間的了解和溝通，而且加強了國際間和地域間貿易合作。   茶葉之路是一種獨特的歷史文化現象：圍繞磚茶的生產、長途運輸和營銷，形成了內地和西北少數民族地區以及俄羅斯與歐洲之間長達上幾百年的經濟交流。在這條路上產生了影響深遠的“以茶治邊”政治局面，造就了享譽海內外的“茶葉之路”文化。   可以毫不夸張地說，磚茶所承載的政治和文化意義超出任何一種普通茶葉，它已不是一種普通的物品，它的歷史也絕不是一部的茶葉貿易史，它是中國內地和西北少數民族地區以及蒙古與俄羅斯與歐洲之間的橋梁和紐帶，它記錄和見證了中國、蒙古以及俄羅斯與歐洲之間的經濟、政治和文化交流，一部磚茶史就是內地與西北少數民族以及中蒙、中俄和中歐的交往史。   茶葉之路是中華文明的一個富于代表性的載體，其遺存的建筑文化，以其獨特的藝術造詣和時代特征被視為一段歷史的縮影，為研究我國的對外貿易，建筑歷史提供了珍貴的實物資料，體現出中華民族特有的精神價值、思維方式和審美取向，是中華民族強大生命力、想象力和創造力的非凡展現。   今天，當我們置身于茶葉之路時，撲面而來的是中華民族祖先遺留至今的光彩華章，作為震動歷史的茶葉之路以其獨特的文化內涵和藝術魅力征服了世界。當我們在回味茶葉之路帶來無與倫比的審美享受和心靈震撼的同時，我們深深的感到必須盡快將茶葉之路上的建筑遺產保護起來，保護這段歷史，就是保護我們的根基。特別是當前迅猛興起的城市化進程，使我國許多城鎮“舊貌換新顏”，原來的地形地貌、鄉土特征、文化特色被淹沒了，換來的是“千城一面”的無個性的城鎮空間，斬斷了自己的文化血脈。   人類社會在進步，居住環境必然與時俱進，如何使我們在享受現代物質文明的同時更好地保護文化遺產，是一個現實問題，更是一個理論問題。只有認識到這一點，才會對這兩者關系有一個更清晰的認知。歷史精神的本質在于與現時生命的思維性溝通。重溫歷史、牢記歷史是為了更好地開拓未來。這是我們的文化自覺和自身承擔的刻不容緩的歷史責任。我們深信：一個國家一旦擁有偉大而悠久的歷史，就一定會創造更加美好的未來。

本研究從中國期刊全文數據庫(CNKI)、萬方數據、互聯網上以“版權貿易”、“走出去”為關鍵詞進行檢索,時段為2003年1月至2007年5月,經篩選共得到有關“版權貿易”研究論文123篇。本文對近5年有關版權貿易的研究進行評析,并同前期研究成果對比分析,以期對版權貿易特別是有關版權貿易逆差的研究再度梳理,通過階段性總結找到新的重點和方向,并對如何促進我國版權貿易及扭轉逆差有所借鑒①。   一、文獻源分析   (一)文獻分布以近兩年為重點   對文獻時間分布的分析能夠清晰地反映出對版權貿易的關注程度,如表1所示。從表1可以看出,2006年研究版權貿易的文獻最多。聯系文獻所關注的話題,對比前期的研究成果,發現研究的總體趨勢由對版權貿易現狀的剖析及對版權貿易逆差所帶來的負面影響(如影響國家安全)等,轉向如何促進版權貿易輸出及我國出版業如何走出去等問題上。對逆差的關注、版權貿易發展的對策以及如何“走出去”等研究,大部分集中在2006年和2007年,研究重點由現狀分析轉向對策分析。   (二)文獻源類型以業內期刊為主   對文獻源的類型進行分類可以了解關注話題的載體情況。從圖1可看出對版權貿易問題的關注除了業內期刊外,業外大學學報、學術類(《河南社會科學》、《學術交流》)、經濟類(《對外經貿實務》)、法律類(《時代法學》)期刊也在關注,其中以經濟類期刊居多,互聯網上的文獻基本上都是對版權貿易的一些新聞性質的報道。其中,業內期刊80篇,占65%,可見真切關注該問題仍在出版業內,主要集中在:《出版參考》、《出版發行研究》、《中國出版》,分別是27篇、15篇和13篇。其余的業內期刊如《中國編輯》、《中國圖書評論》、《編輯之友》等均不超過4篇,大部分為1~2篇。業內期刊的研究文獻也主要集中在2006年,有30篇。對比前期研究成果發現,對版權貿易的關注保持了集中在期刊特別是業內期刊的這一特點;而載體范圍的廣泛性說明,對版權貿易的關注不僅僅局限于業內,也是全社會關注的熱點,同國家大力發展文化產業和文化創意產業的戰略相吻合。   (三)文獻研究主體以高校和出版社為主   研究樣本中,100篇可以獲得作者的情況,發現關注版權貿易的作者主要集中在高校、出版社、媒體、政府部門及研究機構(見圖2)。高校教師最多,達40篇,分散于25所高校,地域和專業分布較廣,如北京大學、武漢大學、東北師范大學、江西財經大學、北京印刷學院、上海應用技術學院等;學科也較為廣泛,如傳播學、信息管理、國際貿易、法律等?！「咝Ｗ罴械氖潜本┯∷W院,共有8篇文獻,其次是武漢大學4篇,剩余高校大部分為1篇。高校作者的研究從多角度展開,這也是由不同學科和專業決定的,但研究主要集中在對現狀的解讀、分析,特別是對逆差現象的關注,如何解決逆差,促進版權輸出以及對現有版權問題的研究綜述及述評。前期研究也反映出高校學者作為研究主體的重要性,以及研究所具備的便利條件。對比來看,高校學者的研究開始轉向對逆差現象的剖析、尋找對策及“走出去”等。對比高校學者和業內人士的研究,發現前者比后者的研究相對宏觀,能夠關注實務背后和上層的理論及規律,雖然有所欠缺,但是一種進步。其次是出版社和媒體,分別為25篇和21篇,作者分布于23家出版社。中央出版社11家,集中在一些具有特色資源的出版社;地方出版社12家,集中在華南和華中等出版業相對發達的地區;出版社人員主要關注版權貿易的實務操作。媒體從業人員主要分布在業內期刊(最多的是《出版參考》7篇)和網站,及少數社科類期刊和綜合性報紙,主要關注事件的報道和簡短分析。政府部門研究以新聞出版總署和北京市版權局為主,研究機構中,中國出版科學研究所已成為有關版權貿易研究的主力,文獻有8篇。綜合來看,研究隊伍有不斷壯大、學科背景更趨多元化的趨勢。但研究主體在領域和視野上的局限也成為導致目前我國版權貿易理論研究整體落后于實踐研究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文獻研究對象、主題與方法分析   (一)研究對象側重國內版權貿易   本文將研究對象分為國內、國外及國內外情況對比三種。國內研究116篇,占94%;國外研究只占2%;中外對比研究占4%。這表明國內媒體及研究人員主要關注本國的發展狀況及存在的問題,重視本土版權相關產業發展,同時也說明有關研究離不開具體的國情。部分中外對比研究是從借鑒經驗的角度出發,落腳點也是促進我國版權貿易的發展。   (二)研究類型以實務研究為主   本文將研究類型分為理論研究、操作實務及其他(一般的介紹性文獻和新聞報道類)三類。操作實務類84篇,占68%;理論研究16篇,占13%,這表明研究主體關注點在操作層面,而理論研究則相對欠缺。在少有的理論研究中,理論都來源于國外,因此,有關理論研究還需要創新,這個問題在前期課題研究中已經發現,但近年仍未得到很好的改善。大量實務分析使實踐探索成為我國業界關注重點,說明在現階段我國版權貿易的發展主要為操作實務型發展,趨向是在實踐分析基礎上推動理論研究的創新,并給予實踐以正確的指導。   (三)研究方法以定性研究為主   研究方法指定性分析法和定量分析法,定性研究有92篇,占74%,多是純文字的描述,少有數據的分析,或者通過少量的數據來佐證觀點的描述,這是目前有關版權貿易研究的主流。定量研究僅占7%,比例偏小,但部分文獻屬于綜合性論題,涉及內容較多,在談到版權貿易的現狀時,基本都采用數據說話。雖然定量研究的篇幅不多,但對比2003年之前的研究,發現采用數據說話已經漸為業內人士接受并成為發展趨勢,在數據分析基礎上所做的定量研究也將為定性研究提供更加可靠的依據。   (四)研究主題側重輸出、對策   本研究將文獻的主題分為:引進、輸出、逆差、對策、綜合、國際對比、述評、其他八類,其中,對策研究里,包括引進、輸出等各個方面的對策,也包括一些實務操作類的文獻,綜合研究即從各個方面進行研究的文獻。從圖3可以看出,有關輸出的研究文獻最多,達25%,從年份分布上來看,七成多集中在2006年和2007年;對逆差問題的研究位居第四,占11%,同輸出的研究類似,近六成集中在2006年和2007年;可以看出,研究趨勢是如何正確地看待版權貿易逆差問題,以及如何促進逆差的縮小,其中一個重要和直接的途徑就是促進版權輸出。另外,有關對策的研究也很多,占18%,對策研究一般是從較寬泛和宏觀的角度來研究存在的問題及提出相應的對策,其中大部分研究都會提到促進輸出及縮小逆差。對引進的關注只占6%,是直接關注輸出研究的1/4弱。這也在一定程度上印證了我國版權貿易發展的趨勢和“拐點”的出現。#p#分頁標題#e#   三、研究內容分析   (一)版權引進———我國出版業新的經濟增長點   版權引進與輸出同知識在全球的分布和流動有密切關系,是知識傳播在國際和地區間的流轉。我國科技文化知識總量與英、美、日等發達國家相比還有很大差距,但是經濟建設對先進科技文化成果的需求旺盛,形成了現階段我國對國外引進需求強勁的局面[1]。從宏觀層面來看,版權引進是吸收國外先進科技和文化知識,既滿足了讀者需求,取得了良好的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又客觀促進了我國經濟與文化建設,縮短與發達國家在某些領域的差距。從圖書市場看,開卷圖書市場研究所2004年引進版圖書消費分析表明,2000年至2004年上半年,引進版圖書市場規模的同比增長均高于同期中國圖書零售市場的同比增長,引進版圖書市場的發展比整體圖書市場快[2]。從出版社來看,隨著版權貿易的發展和國內、國際環境的變化,出版社認識到版權貿易的重要作用,引進不是目的,是加速自我發展的手段,版權貿易(特別是版權引進)作為出版社新的經濟增長點,保持了出版社的可持續發展[3-4]。   (二)版權貿易逆差———我國出版業的長期困擾   1996年以后,我國版權引進以年均57%的速度迅速增長;而版權輸出的增長速度則十分遲緩。1996年以來,中國圖書版權引進和輸出的比率基本維持在10∶1左右,2002年升為7•9∶1,2003年又跌至15•4∶1;從2004年開始,版權貿易逆差開始逐漸縮小,見表2[5]?！≌块T曾一度從國家安全的高度來關注版權貿易逆差問題。隨著版權貿易研究的系統和深入,普遍認同版權引進是知識流動的正?，F象,是我國科技、經濟發展的需求所致,在一段時間內將持續引進。但國家及出版業內人士也認識到應從各個方面加大版權輸出,通過版權貿易實現我國的文化輸出,推動我國版權相關產業、文化產業的發展。   (三)版權貿易“順差”———我國出版業的“拐點”   2006年第13屆北京國際圖書博覽會上,我國版權貿易協議和議定版權合作意向達到12064項,版權輸出和引進基本持平。簽訂版權輸出協議1096項,引進協議891項,輸出引進比為1•23∶1,這是我國出版業在大型國際圖書博覽會上首次實現版權貿易順差[6];同年第58屆德國法蘭克福國際書展上,我國共輸出版權1936項(合同820項,意向1116項),與版權引進1254項相比,又一次實現順差[7]。雖然這兩次順差不是我國版權貿易整體意義上的順差,但具有重要意義,給我國版權輸出帶來了新動力,被稱為我國版權貿易的拐點。之后,我國出現了大量的研究及報道,國家許多政策紛紛出臺,以促進我國的版權輸出及文化輸出,為實現文化強國而有所作為。   (四)版權貿易的主要問題及原因分析   我國當前版權貿易中的主要問題有:版權資源合理利用率低、版權貿易結構不合理、版權貿易的市場定位模糊不清、操作模式不靈活、引進與輸出比例嚴重失衡、運營思路和手段與國際慣例相沖突、版權貿易從業人員素質偏低、量質失衡等。   1•宏觀層面原因分析   宏觀分析,我國的經濟實力還不足以影響全球,文化感召力弱,科學技術不夠發達,運用市場的能力不高,出版業對世界圖書市場把握不夠,版權管理也存在一定問題,省市版權管理部門對版權貿易重視不夠,管理力量不足,對新技術產生的新內容和形式還沒完全適應[8]。中西文化上的差異,圖書閱讀習慣、閱讀心理的不同,給我國的版權貿易特別是版權輸出造成了障礙。貿易的發展有賴于市場化分工,而我國實現版權貿易國有專營,行政壟斷導致版權貿易低效,版權貿易不可能完全遵循市場經濟體制的規則有效交易和競爭,導致版權市場化程度不高,版權門檻過高,市場優勢難以發揮,業務狹窄等不利因素。另外,幾個政府部門分管文化產業,造成條塊分割、行業壁壘重重[9]。   2•中微觀層面原因分析   版權輸出的弱勢反映出版界乃至民族原創力的缺乏,以及在國際文化交流中的弱勢地位。我國出版業特別是出版集團創新能力差,沒能實現資源的有效整合,未實現集團內部一體化,也沒能按現代企業經營制度來運行,結構不合理,不利于品牌效應的發揮。版權貿易工作與出版工作機制不匹配、發展速度與出版發展速度不匹配、發展戰略和定位與出版發展的戰略和定位不匹配[10]。從行業來看,版權貿易的專門機構和人才嚴重匱乏。版權市場信息不暢通,版權作品的產生和使用發生“斷鏈”,版權要素市場發育不健全,版權價值未能得到體現,版權增值能力差[11]。版權貿易人才缺乏,我國目前從事版權貿易的人才多為編輯或總編室人員的兼職身份,很多出版社沒有專門的版權機構,難以完全適應國際化專業分工的高要求。另外,從業人員的收入和處境(職稱、晉級等受到限制)都比較尷尬,人員流失比較嚴重。版權不成熟成為限制我國版權輸出的“瓶頸”。無論機構數量、從業人員、提供的服務及介入的流程都十分有限,無法滿足需求,無法同國外的版權抗衡。版權委托人市場還沒有形成,輸出版權未形成規模,版權資源需求不足,缺乏經驗和操作規范,對版權信息的把握能力不足[12]。   版權市場不規范,無序競爭和違規操作情況嚴重,誠信意識和法制觀念淡薄,還沒有完全按照市場經濟的規律運行起來,我國的版權貿易觀念是“以產定銷”,而國際上是“以銷定產”[9]。此外,有的出版社不熟悉版權貿易的流程,大部分出版社受利益驅使,不維護市場,對熱門選題盲目跟風引進,或者通過哄抬版稅的方式來競爭,導致市場混亂、無序。另外,對外出版的信息溝通十分薄弱。出版者和讀者之間的信息不通;出版者相互之間的信息不通,選題雷同,相互撞車;中間服務商(圖書公司)與出版者之間、與消費者之間的信息溝通也不暢通,很少提供客戶的需求信息,難做到個性化服務[13]。   (五)促進版權貿易發展———政府、行業、出版社齊抓共管#p#分頁標題#e#   文獻中涉及促進版權貿易發展的對策建議歸納起來有如下三個層面。   1•政府層面著重在政策傾斜和促進建立市場體制上   (1)繼續加大扶持力度。政府在文化輸出方面的支持和推動作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走出去”的速度與強度。特別是在海外中文圖書市場開發難度較大、單靠出版企業自身力量難以實現大規模突破的情況下尤其如此。外國許多政府都扶持文化產業,如韓國提出“文化立國”的方針,設立文化產業振興基金、出版振興基金等,德國、法國設立國家基金資助翻譯出版[14]。借鑒國外成功經驗,適時制定明確的扶持版權輸出的規章制度及資助辦法,也可以委托有關部門根據海外讀者的需求,策劃選題,讓出版社競標,通過多途徑保證版權輸出的規模和力度。出版“走出去”是新聞出版總署的五大戰略之一。政府積極鼓勵圖書出口、版權貿易、合作出版、開設境外書店。版權輸出是出版單位開展版權貿易和“走出去”的傳統形式和主要形式。國內一些出版單位已與境外有實力的出版集團結成戰略合作聯盟,走聯合出版發行之路取得了成效。到境外舉辦書展、開辦公司或與境外的出版單位合資辦出版、發行等也可以促進“走出去”,但在相當長的時期內,版權輸出和合作出版將是走向世界的主要形式。我國政府管理部門在對外版權貿易競爭中的核心目標是如何保護本國出版企業的利益和如何搞好對外宣傳,增強中華文化在世界范圍內的影響力。雖然可以通過制訂“傾斜性”甚至“不對稱性”政策幫扶本國媒介獲取優勢以保證和保護本國政治利益,但又需要考慮全球一體化背景下的多邊利益平衡[15]。此外,政府除了政策上的扶持,也采用經濟手段,以財政、稅收、融資、投資等經濟政策為杠桿,運用多種措施鼓勵出版企業參與國際競爭,激勵版權輸出。   (2)建立市場化機制。政府應加大市場經濟體制建立和完善的步伐,打破貿易壁壘和行業壟斷,營造開放有序的市場新格局;建立科學、合理和規范的市場化運作機制,打破壟斷經營,實現公平、公正、公開競爭。此外,政府應進一步完善版權貿易統計制度和統計口徑,使統計數據能客觀準確地反映版權貿易引進和輸出的真實情況。   2•行業層面著重在版權機構、版權和人才培養上   (1)整合出版資源,發揮規模優勢。我國出版業應該發揮出版集團的規模優勢,從調整產業結構和產品結構入手,推進集團化建設,塑造新的市場競爭主體。產品開發要打破條塊分割,實現跨行業、跨媒體的開發,轉變規?；洕Ｊ?最大限度地開發和利用資源。主張出版企業輸出版權時組建版權集團,以壯大輸出版權的資源、人員、渠道力量;聯合共同參加大型國際書展,集體推出自己的版權;聯合共同策劃對外宣傳的方法、手段、策略和渠道;聯合外設機構[16]。出版集團自身也要引進先進版權及版權貿易運營理念,實現版權定位與出版定位統一:集約化發展,以集團為平臺進行部署;專業化發展,規劃專業領域和強勢方向;多元化發展,圍繞品牌建設進行相關衍生品的開發[17]。不盲目引進與輸出,利用國外出版商的產業鏈資源,立體開發經營,實現國內外出版資源統一整合,共同開發。   (2)促進版權的發展。版權要健全法律體系,并不斷修訂。同時,也需規范化建設,對版權人員實行資格準入制度[2]。行業力量要促進版權的專業化發展,應介入選題的策劃、營銷,與出版社和著作權人深度廣度合作,為圖書、報刊、音像、廣播、影視等多媒體全方位版權,將出版社為主變國內外作者為主。出版社可與版權機構實行專業化分工,避免不正當競爭。   (3)加強人才培養。一方面要加強與文化、教育、外宣等部門合作,舉辦各種形式的學習班、輔導班、研究班等,選擇重點院校培養專門人才,提高綜合素質和業務水平;選用海外學成歸國專業人才,增加人才儲備;有的放矢地選派一些外語基礎好、業務素質強的人員赴歐美等地考察或短期進修。另一方面,不斷加強國際化人才的集聚,大力推進引進人才方式的多樣化,開創多形式、多層次、多渠道的創新模式,擴大人才國際化的流動趨勢,聘用“洋教練”,取長補短,從工作實踐中積極加快國際化的接軌與運行[18]。   (4)建立版權貿易協會,發揮行業協會作用。出版行業協會是政府和出版社之間的橋梁,我國目前還沒有對涉及圖書的版權貿易進行有效規范的專門行業協會。目前版權經理人僅在北京有一個民間組織,亟待成立一個全國性的版權貿易協會,建立信息完備的專業網站,深入交流,維護我國出版社的合法權益,尤其是規范和解決我國目前出版社在版權引進時互相抬價、無序競爭的問題,使版權貿易更趨理性[19]。   3•出版社層面著重在經營管理戰略和策略分析上   (1)實施外向型戰略。我國出版走出去的關鍵是出版企業走出去,以資本輸出帶動文化輸出,參與國際資本競爭。出版企業走出去的關鍵是實施外向型戰略,要放眼國際市場,從海外市場需求的角度統籌規劃產品的內容和形式;在中國優秀文化的基礎上進行深度開發;進行版權產品的綜合立體開發、跨媒體開發和深度加工,實施圖書出版產業與其他傳媒產業的聯動。要建立市場主體,組建業務范圍立體化的文化企業集團,多渠道融資,推進文化創新[15]。注重開發有利于中國移民了解祖國的圖書;開發外國人學中文和介紹中國成就的圖書;以多種形式譯介中國的古典名著,如改編成電影、電視劇、漫畫、連環畫等;將民間故事和傳說改編成連環畫或動漫輸出[20]。   (2)利用視覺文化傳播輸出版權。視覺元素在跨文化傳播過程中比語言符號傳播失真少,有其優越性?？梢猿浞职l揮圖片、繪畫、音樂、影視等形式作品的優勢促進版權輸出。針對不同文化背景的國家和地區,使用生動的視覺形象取代部分純文字內容,如以漫畫或連環畫的形式推向國際市場,利用圖解傳達信息,開發音樂作品輸出文化等等。   (3)注重宣傳營銷。圖書版權貿易的宣傳包括出版社總體實力的宣傳,出版專業特色宣傳和品牌圖書的宣傳,以及尋找理想的版權等?？梢越柚鷧^域文化合作、多邊文化會議、各類國際性書展主動地向外推銷優秀出版物;有計劃地組織國外重要媒體人士來華進行專題文化采訪,組織駐華外國記者參加國內舉辦的各種涉及出版業務的文化活動;積極與旅游部門合作,促進對外出版物進入旅游市場,直接面向國外游客,可以開發衍生版權產品,發揮各方面優勢,多層次多渠道推介我國出版物。#p#分頁標題#e#   四、結　語   我國版權貿易受諸多因素影響,引進與輸出之間的差距在一定時期內還會持續,版權貿易逆差的扭轉還需經過一定的過程。政府不僅要加強政策宏觀指導和扶持力度,也要增大資金投放力度。行業協會和業界必須認真貫徹政府的各項政策,根據市場運行規律,整合資源,做大做強,加強對外貿易宣傳和貿易渠道的建設,推進版權貿易特別是版權輸出的發展。從目前的研究現狀來看,有關版權輸出的研究正在崛起,并不斷深化,能夠揭示一些規律,但仍處于嘗試階段,在這個階段,版權輸出必然會繼續經歷失敗以吸取經驗才能成功。可以預見,今后的版權輸出會保持增長的趨勢,但因為其不穩定和不暢通,可能是螺旋式的上升,受大的事件或政策的影響,版權輸出也容易表現出震蕩。但隨著國家政策扶持的加大,市場機制的不斷完善,行業層面的建設和規范,出版集團規模效益的發揮以及出版單位在具體操作層面的成熟,版權輸出會有大的突破,最終平衡發展。

摘要：研究如何將實踐教學模式嵌入商務英語專業學生培養中去，提高畢業生的可雇傭性，符合時展的需要，具有現實意義。因此，文章基于國內外實踐教學模式的問題與特點，結合可雇傭性培養維度，探討商務英語實踐教學模態構建思路、實施辦法，提出產學合作教育效果與展望。

關鍵詞：商務英語；實踐教學；可雇傭性

在《高等學校商務英語專業本科教學質量國家標準》（以下簡稱《標準》）中指出：“商務英語專業旨在培養英語基本功扎實，具備英語應用能力、商務實踐能力、跨文化交流能力、思辨與創新能力、自主學習能力，能從事國際商務工作的復合型、應用型人才”。與此同時，《標準》明確提出商務英語專業學生首先要掌握“語言知識、商務知識、跨文化知識、人文社科知識、跨學科知識”[1]。在深入學習上述五種知識的基礎上，學生還將獲得“英語應用能力、商務實踐能力、跨文化交流能力、思辨與創新能力、自主學習能力”等五方面能力的培養。因此，商務英語專業學生在四年本科的學習中應獲得跨語言學、經濟學、管理學、法學等學科知識，具備中英文雙語雙文化綜合商務實踐能力，而國際商務實踐能力在教學中的培養離不開科學的教育理念的支撐與人力資源管理理論的指導。《標準》中還提出：“實踐環節涵蓋實訓、實踐和實習，占總學分的10%～25%（不包括教育部規定的社會實踐學分），由專業教師和行業專家共同指導完成。在本科教學階段，高校應鼓勵學生取得外貿、金融（包括銀行、證券、保險等）、會計、人力資源管理、財務管理、司法等行業資格證書。專業實訓在商務實訓室等模擬仿真教學環境中操練外貿、金融（包括商業銀行、證券及保險公司）、財務、營銷、法律等實務流程。專業實踐在第二課堂實踐活動（如：商業創意、商務談判、商務技能等類比賽）和涉外商務活動（如：經貿洽談、招商引資、商品會展等）等課外環境中完成”[2]。因此，構建并實施商務英語專業實踐教學模式，開展過程檢測與反饋評價，檢驗實踐教學模式的實施效果，創新國內商務英語專業實踐教學模式，使學生順利實現知識的內化與能力的培養，建立適應新形勢、新標準的培養模式，就成了當前亟待解決的主要問題。

一、國內外實踐教學模式發展現狀

目前，國內外的實踐教學模式大體包括三種：①課堂實訓；②第二課堂實踐；③實習。

（一）課堂實訓新探索

課堂實訓包括案例教學、項目教學、課堂工作教學、翻轉課堂與在線課堂教學相結合的情境教學、體驗式教學、多模態教學[3-4]。從系統工程角度來看，課堂教學是一個點，多門課程聯動則成為一個面。課堂實踐教學打破了原有的“填鴨式”“一言堂”的局面，踐行了將課堂還給學生，以學生為主體，教師為主導的理念，讓學生在既定情境中，根據項目、任務、工作、案例等要求，運用多媒體、移動互聯網、網絡平臺等媒介，去學習、去思辨、去體驗、去構建。在線課程+翻轉課堂的大膽實踐，是課堂實踐教學的新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