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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文化交流的歷史范文1
[關鍵詞]泉州；海上絲綢之路；文化交流
[中圖分類號]G12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3115（2014）10-0050-02
從宋元時期開始，海上絲綢之路的發展進入到一個新階段，作為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起點城市，泉州在中外文化交流過程中擔任了重要角色。一方面，以中國瓷器、絲綢為代表的物質文化，通過海上絲綢之路遠播四海；另一方面，以宗教為代表的精神文化，也在此慢慢發展起來。由此可見，泉州是海上絲綢之路上一個非常重要的城市，是那一時期中外文化交流的窗口。
一、泉州海上絲綢之路與中外文化交流的基礎
（一）泉州奠定了海上絲綢之路發展的物質基礎
泉州海上絲綢之路實際上是以經濟交往為依托的社會歷史活動。宋元時期，作為海上重要城市，泉州為海上絲綢之路的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這與泉州的經濟社會繁榮是分不開的。從海上絲綢之路的商貿交往情況看，中國生產的產品銷往海外，海外的產品也進入中國，而從事商貿的主體是以中國生產的產品為主，可以看出，經濟發展水平對海上絲綢之路的發展起到了決定性作用。海上絲綢之路的產品主要是絲織品、茶葉、瓷器，其中瓷器處于重要位置。瓷器的供貨主要是依靠泉州來完成的，如泉州的“德化陶瓷”。最近幾年考古發現在泉州有宋代古窯22處，都出土了精美的瓷器。也就是說，泉州充足的貨源為海上絲綢之路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也為中外文化的互動提供了物質保障。
（二）文化發展及自由的社會環境為海上絲綢之路的發展提供了社會環境
中外文化的自由交流氛圍和開放的國際貿易社會環境，也為中外文化互動提供了有利條件。具體來看，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一是中國作為世界文明古國，不管是在物質文化方面還是在精神文化方面都有長期的發展，這為對外文化傳播提供了保障。二是當時資本主義制度還沒有最終建立，中世紀一些封建國家發展穩健，封建文化也達到了相對成熟的歷史階段，宗教文化的發展尤為迅速，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其一，世界三大主要宗教開始形成，逐漸滲透到世界各國，這對社會風俗、思想理念以及政治生活等多個方面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其二，“政教合一”國家的出現和教會統治的，對世界格局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也就是說，世界上主要封建國家文化的形成、發展與完善，為海上絲綢之路的對外文化交流提供了前提條件。三是封建時期生產力水平發展相對滯后，國與國之間的交往雖然日益頻繁，但是并沒有建立明確的國際關系概念，也沒有真正建立約束機制和強化管理制度，各個國家在物質得到滿足以后，就能實現自由交往。這為海上絲綢之路能實現經貿與文化的發展提供了一個和平的社會環境。
二、泉州海上絲綢之路與中外文化的互動交流
（一）泉州海上絲綢之路經濟活動的文化屬性
泉州海上絲綢之路的經濟活動具有明顯的文化屬性，主要表現在兩方面：一是海上絲綢之路的商貿活動與資本主義商貿活動有著本質區別。資本主義的商貿活動，是將贏利作為唯一目的，采用商品傾銷的模式，這實際上體現出其掠奪的本質；海上絲綢之路開展的商貿互動，采用自由、平等、尊重的原則，具有傳播文化的功能，是在封建經濟基礎上的一種補充性質的商貿活動。二是泉州海上絲綢之路在進行交往的過程中，中國是主導方，商貿活動主要是瓷器、絲綢與茶葉，海外輸入的產品是其輔助。這充分說明了當時中國封建王朝的興盛，其交往過程中所表現出來的和平性質也非常明顯，奉行儒家仁、義、禮、讓精神的商貿活動，是以商貿為物質載體的文化形態，是地地道道的文化交流活動。
（二）中國文化的對外傳播與海外文化的對內傳播
其一，中國文化的對外傳播。中國文化對外傳播的傾向，從內容方面來說，和海上絲綢之路的商貿活動是有機結合在一起的。這一現象的出現是由其載體本身決定的。載體本身不僅是商品，而且也是文化。作為商品來講，能贏利，是商品的有效載體；但是作為文化傳播來講，是文化的重要載體。所以，在海上絲綢之路的發展過程中，中國商貿的物質載體表現出文化方面的特點，重點體現了中國文化的對外輸出情況。這一文化特點可以表述為有形的物質文化，是以瓷器、絲綢為代表的高技術實體文化，是集實用型與欣賞型為一體的物質形態的文化。在海上絲綢之路的發展過程中，中國對外輸出的物質文化傾向較為廣泛，除了上面談到的主要代表以外，還包含生活日用品（如漆器）、金屬制品（如金銀器）、文化藝術品（如筆墨紙硯），這些不同的商品具有不同的文化內涵。在進行對外文化交流的過程中，除了物質文化之外，還包含其他形式的內容，比如宗教文化、語言文化。但是這些內容并沒有形成主要傾向，這些文化形式都是沿著海上絲綢之路傳播到海外，并沒有對其他國家或者民族產生較大影響，主要在華僑聚集地區傳播。再如語言文化、宗教文化的傳播也十分有限，道教雖然在少數幾個國家得到了傳播，比如韓國，但是也沒有發展成為世界性宗教。
其二，海外文化的對內傳播。在海上絲綢之路的文化傳播中，中國是主動方，從交往的經濟本質來看，中國必須有強勁的經濟實力作為支撐，而文化方面的實力就顯得沒有那么重要了。但是，海上絲綢之路的被動方在進行文化交流的過程中，是否具備文化實力或者經濟實力，就顯得比較重要。所以，從主觀方面來說，海外從事海上絲綢之路貿易的國家在進行交往的過程中，雖然是片面追求經濟利益，重點是經濟交往，但是卻呈現出了文化交流為主的形式。從海上絲綢之路交往的實際情況來看，海外文化在我國傳播的價值比經濟交往產生的價值要多。這是因為進行海外文化交往的國家資本主義經濟交往還沒有出現，整體經濟實力與中國相比還比較低，也不能像中國那樣有許多產品可以進行交流。不管是寶石，還是香料，海外文化都沒有實力和中國生產的陶瓷制品、絲綢品等相抗衡。但是，海外國家的文化卻非常地豐富與成熟，特別是宗教文化，比我國要發達。世界上的主要宗教都來自南亞與西亞，這些國家是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交往國家。所以，海外國家雖然在進行經濟交往的過程中并不占據優勢，但是在文化交流方面卻取得了不錯的成績。宗教文化尤其是三大宗教在精神形態上表現出軟文化，泉州海上絲綢之路體現了異域文化的傳播方向。
三、泉州海上絲綢之路與中外文化交流的長遠影響
泉州海上絲綢之路將大量的經典手工業產品輸出到海外，使海外貴族得到了很大的滿足。但是從社會意義背景層面來看，中國輸出的產品不管是在文化形態，還是在經濟形態上，在滿足了當地貴族的需要后，并沒有動搖社會存在的重要基礎，也很難影響到歷史的進程。從物質形態方面來看，沒有精神文化與政治因素，只是一些單純的藝術品或者是生活用品，缺少產生社會變革的主導力量。另外，雖然具有物質形態，但是不存在蘊含社會變革的內部驅動力，無法從根本上推動社會的發展。再次，通過泉州海上絲綢之路輸出的產品，包含文化的輸出，都以儒家精神為載體，也沒有出現侵略性或者挑戰性的趨勢。特別是在海上絲綢之路產品輸出的過程中，華僑對當地的社會建設以及中國文化的傳播起到了建設性作用。但是這只是一些靜態的歷史文化產品，并沒有扮演歷史變革者的角色。由此可以看出，海上絲綢之路的中國文化傳播產生的影響是淺層次的，主要是集中在藝術領域與生活范疇，不能在整個社會產生長期影響，也很難改變人們的思想理念，難以推動科技進步。
但是，從另外一個層面來看，海外文化傳入我國，雖然未對中國社會的變革產生深遠影響，但是以宗教文化為導向的精神文化對人們的思想理念、社會結構、生活習慣等卻產生了深遠影響。一是豐富了人們的精神文化生活，尤其是世界宗教文化的傳入使人們的信仰空間進一步擴大。但是，這一現象并沒有影響到社會大局，因為自由信仰滿足了人們精神生活的需要。二是促進了人們包容品格的形成。各民族在歷史發展的進程中，對外來性的物質文化，特別是珍貴物質的傳入，都有很大的熱情。但是對精神文化的傳入，就產生了不同程度的抵觸，有些甚至會出現矛盾沖突。這一情況并沒有在泉州出現，而是在泉州自由發展，相互吸收、融合與滲透，形成和睦繁榮的景象。泉州海上絲綢之路的文化互動，為泉州包容品格的形成提供了和諧的歷史環境。
綜上所述，泉州是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城市，其經濟發展奠定了海上絲綢之路發展的物質基礎，文化發展及自由的社會環境為海上絲綢之路的發展提供了社會環境，泉州海上絲綢之路的經濟活動具有文化屬性，中國對外輸出的主要是物質文化產品，而國外對中國產生重要影響的則是以宗教為代表的精神文化產品。泉州海上絲綢之路與中外文化交流在歷史上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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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與文獻的出現是人類文明的一大進步，改變了人類此前只能依靠口耳相傳來總結人類社會經驗的行為。有了文字，人類的思想交流克服了時間和空間上的局限，因而拓展了相互了解的廣度和深度。甲骨文作為成熟的漢文系統，已有3000多年的歷史。因此，有史可考，有物可證的漢文文獻的歷史也可以從甲骨文算起。其后，記錄漢字的載體經歷了金石、簡帛、紙等。當然，紙介文獻攜帶方便，生產成本低廉，在歷史的發展中得到最廣泛的應用，一直延續至今。為了方便起見，我們把以各種物質媒介為載體的漢文文獻統稱為漢籍，尤其指的中國現代以前的各類文言文獻。華夏文明悠久的歷史使得從古至今不斷積累的漢籍數量不可勝數；華夏文明強大的生命力和影響力，使得漢籍的分布地域不斷擴散，為其他民族所珍視，現已遍布五大洲，也就是說除了國內所藏或流通的漢籍之外，國外也存在著漢文文獻，即域外漢籍。
域外漢籍的內涵有三，第一，指我國歷史上流散到海外的漢文著述；第二，指域外抄錄、翻刻、整理、注釋的漢文著作（如和刻本、高麗刻本、安南刻本等）；第三，指原采用漢字的國家與地區學人用漢文撰寫的、與漢文化有關的著述。此外，近數百年來歐美來華傳教士用漢字或雙語撰寫的、與漢文化有關的一些重要著作，除了第一類漢籍之外，其他三類漢籍都是在吸收漢文化的基礎上所衍生出來的，因而稱其為“再生漢籍”。根據調查，域外漢籍（含“再生漢籍”）的總量相當龐大。僅以韓國為例，韓國學者全寅初教授在《韓國所藏中國漢籍總目》中就著錄了漢籍12500多種；北京大學嚴紹T先生整理18000多種日本所藏漢文文獻，著成《日藏漢籍善本書錄》。當然，當地實際所藏數量還要遠大于此。
總體看來，域外漢籍在全球的分布大體集中兩大地區，一是東亞漢文化圈內的韓國、日本、越南等國；二是英、法、德、俄、美、加等歐美國家。此外，就是少量分布的澳大利亞、印度、菲律賓等國家。
漢籍進入朝鮮、日本、越南等國家的歷史已十分悠久，且歷經千年而未曾中斷。武王滅商后，箕子避難朝鮮就曾攜帶文獻入境?！杜f唐書?高麗傳》曰：“俗愛舊籍，至于衡門廝養之家，各于街衢造大屋，謂之扃堂，子弟未婚之前，晝夜于此讀書習射。其書有《五經》及《史記》《漢水》、范曄《后漢書》、《三國志》、孫盛《晉春秋》《玉篇》《字統》《字林》；又有《文選》，尤愛重之。”足見漢籍在朝鮮流布之廣，影響之深。三世紀時，百濟學者王仁攜帶漢籍進入日本。九世紀時，日本學者藤原佐世編纂的《日本國見在書目錄》共收唐及唐以前古籍1568部，計17209卷，可見其時傳入日本漢籍數目之大?！度龂?吳書?薛綜傳》載“錫光為交趾，任延為九真太守……建立學校，導之經義”。可見三國時已有儒家典籍在越南傳播。而且這些國家或陸地相連，或隔海相望，漢籍的傳播路線并不復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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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唐代 海上絲路 中外文化交流
在唐代中期以前，中國與西方國家的貿易、交流基本上都是通過陸上絲路進行的。但是到了唐代中葉，尤其是公元751年唐軍在怛邏斯（今哈薩克斯坦共和國東部）兵敗于大食，以及公元755―763年的“安史之亂”后，唐王朝對西域的控制幾乎徹底喪失，陸上絲路也就因受交通阻塞而迅速衰敗。與此同時，戰爭也重創了北方經濟，但是南方經濟卻依然保持著持續發展和繁榮，全國經濟重心向南方的轉移也恰好為海上絲路的興起提供了基礎和前提。加之此時的東亞、東南亞和阿拉伯地區各國等都希望通過海路與唐朝建立經貿往來和友好關系。于是在這樣的歷史環境下，海上絲路蓬勃興起，而陸上絲路則逐漸退出了歷史的舞臺。
在唐代，生產絲織品地區以江蘇、浙江等東部沿海地區最為出名。這些地區不僅能生產出品種繁多、質地優良的精美絲織品，而且是唐代主要的造船基地，如常州、蘇州、杭州、越州、明州等。在當時，已能建造適宜遠航的巨型海船，據惠琳在《一切經音義》中說，常見的一種稱為“艙舶”，長達20丈，可載六七百人［1］。還有一種名曰“俞大娘”的海舶，能載重萬石以上［2］。這一切都為東南沿海海上絲路的興起創造了條件。
唐代的海上絲路主要有東海（今黃海）和南海兩條航線。東海航線一般從登州、楚州（今淮安）、揚州、蘇州和明州等港口起航，其主要貿易對象是日本和朝鮮。同以往朝代相比，唐朝與日本、朝鮮的海上往來更加頻繁。例如，在唐代，日本的遣唐使共達19次，每次多達500人。公元603―894年，入唐人數達3622人，名義上雖是遣使貢方物，實質是變相的官方絲綢貿易。如公元805年，日本遣使270人，每人賜絹5匹，共計1350匹［3］。而日本在這一時期的供品則主要是金、銀、琥珀、瑪瑙等貴金屬或稀有珍品。在這一時期，較著名的中日友好人士有：鑒真、空海、阿倍仲麻呂和吉備真備等，其中揚州高僧鑒真歷經5次失敗，第六次才成功登陸日本，在佛教上，他起的最直接的作用是把中國的戒律制度帶到日本，在日本建立受戒制度，并進而把鉆研戒律為主要內容的律宗教傳入日本，這使他成為佛教中的獨立宗派，并列為奈良佛教的南都六宗之一［4］。此外，鑒真還把唐朝鑒真的建筑、雕塑和本草學等傳到了日本，為中日文化的交流作出了不朽的貢獻。
朝鮮和唐代的貿易較頻繁，許多來自新羅的朝鮮人在楚州（今淮安）定居，這些聚居區被稱為“新羅坊”，他們經營海上航運，為中朝人民的文化交流和友好往來發揮了重要作用。
南海航線主要從廣州啟航，其貿易對象基本上可以分為三大地區：以室利佛逝（今印尼蘇門答臘）為代表的東南亞地區、以印度為代表的南亞地區和以大食為代表的阿拉伯地區。
室利佛逝于公元7世紀中葉興起，其領土包括馬來半島、爪哇和蘇門答臘等地區，并控制著馬六甲海峽和巽他海峽這兩條東西方必經的水道。所以，它既是東南亞地區的貿易中心，又是中國絲綢傳播到東南亞的集散地?！缎绿茣穼κ依鹗庞兄^為詳細的記載：“室利佛逝，一曰尸利佛誓。過軍徒弄山二千里，地東西千里，南北四千里而遠。有城十四，以二國分總。……其王號‘曷蜜多’。咸亨至開元間，數遣使者朝，表為邊吏侵掠，有詔廣州慰撫。又獻侏儒、僧祗女各二及歌舞。官使者為折沖，以其王為左威衛大將軍，賜紫袍、金細帶。后遣子入獻，詔宴于曲江，宰相會，冊封賓義王，授右金吾衛大將軍，還之?！保?］由此可見，室利佛逝的國王、王子不僅親自來到中國，而且接受了唐朝的冊封。唐代高僧義凈去印度求經時，也曾在室利佛逝居住長達十幾年之久，他寫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和《南海寄歸內法傳》是研究南亞和東南亞，尤其是印度尼西亞和馬來半島在古代交通中所處地位的重要資料。
印度是秦漢時期海上絲路的終點，在唐代，印度河口、錫蘭島等依然是該地區的貿易中心，并成為連接廣州與波斯灣、紅海和東非等地區貿易往來的中轉站。據義凈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記載，中唐時西行求法的高僧共60人，其中取海路的有三分之二［6］。從這里不難看出中印海上往來的頻繁程度。
阿拉伯地區是唐代海外貿易最為重要的地區之一。在這方面記載最為詳細的首推杜環的《經行記》，它翔實地記述了拂H（即東羅馬帝國）、大食和中亞各國的風土人情和社會生活。例如《經行記》這樣描述拂H人：“氣人顏色紅白，男子悉著素衣，婦人皆服珠錦。好飲酒，尚乾餅。多工匠，善織絡?！保?］他還記述了阿拉伯人的，“無問貴賤，一日五時禮天”，“不拜國王父母之尊，不信鬼神”，“不食自死肉及宿肉，以香油涂發”［8］。更為重要的是，他還記載了這些國家絲綢工業的發展情況，特別是提到大食時說：“綾絹機杼，金銀匠、畫匠、漢匠起作畫者，京兆人樊淑、劉a、織絡者河東人樂h、呂禮。”［9］這說明唐代的絲綢生產技術和生產工具不僅傳到了阿拉伯國家，而且唐代有綾絹工人、金銀匠、畫匠到了阿拉伯國家去謀生，這對中阿的直接交流無疑是極為重要的。而據阿拉伯商人旅行家蘇萊曼的《蘇萊曼東游記》記載，公元878年黃巢進廣州城時，阿拉伯等國的商人就有12萬人被殺遇害，由于戰爭，桑樹都砍了，以致影響了阿拉伯和中國的絲綢貿易［10］。盡管蘇萊曼所記述的數字有可能被夸大，但是從中我們也不難看出當時廣州外貿的繁盛景象。
在唐代，強大的封建王朝奉行對外開放政策，并擁有較完善的外貿管理體系和相關法規。唐玄宗開元二年（公元714年）在廣州設市舶使，專門負責管理海外貿易。市舶稅則成為中央和地方財政的重要收入來源。如《舊唐書?王鍔傳》記載：“榷其利，所得與兩稅相埒?！保?1］由此可見市舶稅給唐王朝帶來的實惠。此外，唐政府還在外僑聚居區專門設立“蕃坊”，外來商人只要不觸犯唐朝律法，就不僅可以自由居住、自由貿易，而且可以自由信仰自己的宗教，甚至建立自己的清真寺，如廣州的獅子寺，泉州的麒麟寺和杭州的鳳凰寺，等等。
唐代的海上絲路傳播的不僅僅是絲綢等商品，它更是世界各族人民燦爛文化和宗教、藝術、風俗等交流的橋梁，如中國儒家思想、佛教藝術、中醫、武術等的外傳，以及印度佛教與舞蹈，阿拉伯伊斯蘭教等的內傳；飲食、裝飾、醫學、天文學等的相互影響：動植物、珍禽異獸的相互引進，等等。唐朝的主要貿易對象印度、大食、東南亞、拂H等地區都是當時世界上重要的政治、經濟、宗教和文化的中心，海上絲路，無疑對世界各地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的交流和傳播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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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文化交流的歷史范文4
摘 要：文章通過舉例分析不同文化背景下旅游英語翻譯的問題，包括措詞不當、中式英語、文化錯位以及語義缺失的問題，并提出了旅游英語翻譯的規范化對中外文化交流所起的關鍵作用，翻譯者應盡量考慮文化背景的差異選擇適當的翻譯策略。
關鍵詞：文化背景；旅游英語；翻譯
一、中英語言文化的差異
地域文化、歷史文化、習俗文化等中西文化差異都會對中英語言表達產生影響。近年來，隨著國際旅游的普及，不同國家的游客通過語言翻譯彼此交流溝通，而如今國際旅游最普遍使用的交際語言就是英語，旅游資料的英語翻譯不僅涉及語言的轉換，更涉及跨文化的溝通，不僅要考慮書面文字材料的表達，更要考慮口頭傳譯的效果，避免誤譯的發生。
二、不同文化背景中旅游英語翻譯的問題
（一）措詞不當問題
措詞意味著如何選擇和使用合適的詞匯。詞是最小的語義單位，而選用合適的詞是貼切翻譯的基本要求。景點介紹的英文翻譯中通常涉及到措詞方面的問題。
如滕王閣的翻譯“Teng Wang Attic”，將“閣”翻譯為“attic”，而“attic”是指用來存放東西的閣樓。而在大多數的情況下，旅游景點中的“閣”是指類似樓房的建筑物，供遠眺、游憩、藏書和供佛之用。“滕王閣”這個景點名字事實上是指一個亭子，中國傳統建筑物的一種。因此，根據上下文，英文中的這個詞應該跟漢語中的“亭” 相關，是“pavilion”。因此翻譯為Teng Wang Pavilion更加符合西方文化背景的語言習慣。
在漢語中，重復同一個詞是為了加強語勢。而在英語中，通常使用不同的詞來表達，以改變語勢中的單調。比如景德鎮旅游中提到陶藝的體驗，就有“感悟人生，感悟泥性，感悟瓷韻悠悠”這樣的表述，如果翻譯為“Feel the life, feel the porcelain, and feel the history”盡管沒有明顯的錯誤，但在語言習慣上不符合西方特點，而把它改成用不同的詞表達就出現了不一樣的效果。使用“Touch the clay, know the history, and feel the life.”更能使西方游客體會陶藝帶來的泥性瓷韻。
陜西歷史博物館中，隋唐展廳中介紹唐長安城有這樣的描述：城中有14條東西向大街和11條南北向大街，將外郭城劃分為108個坊，原譯為：The whole city was divided by 11 vertical streets and 14 horizontal streets into 108 compounds. “compounds”意為場地、筑有圍墻的院子，用在“坊”的翻譯上意思有些出入，“坊”應理解為老百姓居住生活的街區，因此使用“blocks”更加容易理解。
西安著名旅游景點大雁塔北廣場的一則牌示解說：大唐藥王孫思邈（581-682 年）唐代著名的醫藥學家。被后世尊為“藥王”。將“藥王”翻譯為“drug king” 而“drug”在英文中意為，將“藥王”根據字面意思意為“drug king”實為不妥，用詞不當使得無法傳達正確的信息。
（二）中式英語問題
由于目前的景點介紹多是從中文翻譯成英文，漢語不可避免的會對翻譯造成一定的影響。中式英語是指帶有中文語音、語法、詞匯特色的英語，英語中被稱為“Chinglish”，因受漢語思維方式或文化的影響而生搬硬套，拼造出不符合英語表達習慣的、具有中國特征的不規范的或畸形的英語。
比如廣西柳州國家AAA級都樂巖風景區，其中有一處景觀名稱為“三星觀魚”被翻譯成“three stars watch fish”，英語國家的游客在看到這個名稱后，腦海里肯定浮現出“三顆星星看著魚”的詭異畫面。
再有，很多景區的警示牌將“售票處”被譯為“booking office”、“游客止步”被譯為“the visitor stops”，這些中式英語翻譯的出現，影響了中外文化的交流和溝通，作為旅游景區的管理和服務人員，應盡量做到景區旅游英語翻譯的規范化。
（三）文化錯位問題
在缺失對客源地游客文化了解的前提下，容易導致翻譯錯位現象的發生。以下是西安大雁塔景區和大唐芙蓉園內摘錄的忠告牌示，漢語文本都非常委婉地提示游客不要踩踏草坪，但西方思維方式并不習慣這么委婉生動的表達，產生了理解上的誤區，比如“芳草萋萋，踏之何忍？”翻譯為：“Please don’t trample on the fragrant and lush grass”。又如“呵護綠色，善待生命”翻譯為：“Take good care of the green grass and treat the grass well”。這些中式的委婉表達方式反倒會讓外國游客覺得費解，簡單明了地譯為“keep off the grass”他們可能更容易接受。
再如網絡旅游資料中將廣西南寧的一處仙人洞景點翻譯成 "God platform"，譯者將中國的“神仙”翻譯成了外國的“上帝”，這導致了跨語際交流上宗教文化的錯位，顯然不合適。
西安碑林博物館第三展廳中介紹中國字體流派的演變，提到大篆和小篆字體，翻譯資料中將其簡單地譯為“the big seal script and the small seal script”。乍看之下沒什么問題，但深入思考一下就發現了不妥之處，根據《說文解字》和李斯所作《倉頡篇》的描述，小篆較之大篆，形體筆畫均已省簡，是秦統一之后為適應時代和實際應用的需要所做的由繁到簡的轉變。因此，“大”和“小”的區別在此實際是“繁”和“簡”的區別，因此譯為“the complex seal script and the simple seal script”更加合適一些。
（四）語義缺失問題
在旅游英語的翻譯中，常常會出現語義缺失的情況，這些微小的翻譯細節，是影響中外文化交流的潛在問題，漢語中對景點的介紹往往比較全面，內容也較為生動，英文翻譯后變成了生硬的介紹材料，影響了外國游客的游覽質量。比如：西安碑林博物館中“石刻藝術室”翻譯為“the stone carving room”，字面上缺失了藝術的含義，而且使用“room”對“室”直譯，也缺失了博物館這層潛在的含義，因此，將其翻譯為“Stone Carvings Art Museum”更加合適。
三、結語
總之，旅游英語的翻譯有助于向西方國家傳播我國悠久的歷史文化，無論是作為景區管理者還是作為一線旅游服務人員，在翻譯中都應以功能翻譯理論為指針，選擇適當的翻譯策略，考慮不同的文化背景下景點介紹的深層含義，而不拘泥于中文原文，這樣才能使語言作為一種媒介更好地為中外文化交流做出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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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陶瓷裝飾；新彩；創新
1 引 言
陶瓷裝飾是為了點綴與美化陶瓷而采用的一種陶瓷生產與制作方法?？梢哉f，從陶瓷產生之日起，陶瓷裝飾就開始孕育并逐漸形成，成為陶瓷生產的重要工藝之一。
所謂新彩，就是陶瓷綜合裝飾及應用的產物，即集古彩、粉彩，以及琺瑯彩瓷器的裝飾于一身，并吸收了中國畫、中國民間裝飾，以及西方油畫、水彩畫等諸多畫種的技法，進而與陶瓷工藝緊密結合而形成的綜合性陶瓷裝飾方法。它是中國陶瓷發展到特定歷史時期的產物，是中外陶瓷文化交流與互動的產物。
2 新彩是集中外陶瓷材料與相應技法于一身的陶瓷裝飾的新思路
中外文化交流與互動早在“絲綢之路”開拓時代就開始了，從最初的物物交流到后來的產品貿易，再到技術交流與思想文化交流。在交流中雙方文化都得到相應的發展，形成了既相互影響又相互促進的發展格局。新彩就是在這種文化交流下的產物。19世紀末期，中國陶瓷裝飾利用了西方在陶瓷生產與制作上先進技術和工藝，將傳統陶瓷彩繪技術發展到新階段。新彩是傳統陶瓷工藝、中國畫，以及西方油畫等藝術文化相融合的既含有陶瓷工藝技術，又具有中國畫內涵與精神，并吸收了西方藝術精粹的現代陶瓷裝飾類型。
中國陶瓷裝飾發展到明清之際，不論釉下彩，還是釉上彩都達到相當成熟的高度。作為釉下彩的青花，在明清時期已經發展到釉下和釉上緊密結合的高度。所謂斗彩，就是釉下青花和釉上五彩的結合。事實上，青花加彩，在明代成化時期就已經取得突出成就。青花加彩的裝飾表現方法，實際上可分為斗彩和填彩兩種。填彩的方法是先在胎上用“蘇泥勃青”畫出花紋輪廓，然后再花紋輪廓內填以彩色釉料。斗彩又稱逗彩，其法是在胎上先用“蘇泥勃青”青花釉料畫出部分花紋，又在釉上與之相適應部位的加以彩繪，使青花和彩繪形成變化統一的裝飾效果?！吧舷露泛希瑯嫵扇w”，故名斗彩。有關斗彩的記述，最早見于康、雍年間的《南窯筆記》，“用青料畫花鳥半體復入彩料，湊其全體，名曰斗彩”。由此可見，釉上彩在明清時期已經相當成熟了。
這種將釉下彩和釉上彩相結合的陶瓷裝飾方法是明清陶瓷裝飾工藝的突破與取得的成就。此外，中外文化交流，也給陶瓷生產和裝飾工藝帶來新思維、新方法，促進了中國陶瓷向更加多元化的方向發展。清代康熙時期景德鎮陶瓷裝飾是在繼承明代五彩技法基礎上發展起來的陶瓷彩繪，俗稱古彩，與雍正時期達到完善的粉彩，合成陶瓷裝飾釉上彩繪之精華。它們在材料工藝和繪畫工藝上都達到至臻至善的高度。古彩在清代又稱為康青五彩，它是黑、藍、黃、紫和綠及紅彩的統稱，并采用黑色的珠明料單線平涂，筆力健勁，色彩濃艷，又富有層次感，所以，又稱硬彩。與硬彩相對應的，就是軟彩。所謂軟彩就是粉彩，它用玻璃白涂底，用渲染的方法表現，使畫面顏色由深到淺，產生明暗濃淡變化，富有溫潤勻靜之美，因此，稱為軟彩。不論硬彩，還是軟彩，是為釉上彩，均屬于二次燒成。與此同時，中外陶瓷文化交流也越來越影響到中國陶瓷生產的發展。18世紀的西方國家，在科學技術的進步中促進了陶瓷工業的迅速發展，其中，“釉上陶瓷顏料的制備也形成了一套科學的方法，即以氧化鐵、銅、錳、銻、鉻等礦物為原料，高溫煅燒成各種色彩的熔塊，再配以低溫釉面附著劑（熔劑）研磨制備而成?！睂τ谖鞣竭@種陶瓷釉上彩繪材料及其工藝的吸收，促進了中國傳統陶瓷裝飾的發展與進步，它不僅將中國傳統繪畫藝術吸收陶瓷裝飾并使之發展到新高度，而且，將西方造型藝術中的繪畫，諸如油畫和水彩吸收至陶瓷裝飾之中，進而改變了陶瓷生產工藝上的不可預見性。以“此種低溫釉上顏料發色穩定，絕大部分顏色都可互相調配，燒成前后顏料色相基本保持一致，因此，繪制時對畫面的最終效果有預見性?！北M管如此，這種材料還并不是現代意義上的新彩，它屬于外來的“洋彩”。這種“洋彩”被引入中國以后，在陶瓷裝飾上從根本上改變面貌的是經過相對較長的實踐摸索而實現的。正因為如此，新彩是中西陶瓷文化交流及合璧的結果。
新彩裝飾是傳統陶瓷裝飾材料工藝與相應裝飾技法的繼承與發展，不僅如此，它主要吸收了西方近代陶瓷科學的積極成果并進行本土化的結果。
3 新彩是傳統陶瓷裝飾在中外文化交流與互動下發展的結果
在繼承中國陶瓷裝飾傳統與吸收西方科學技術成果的同時，中外廣泛的藝術文化也隨之進入新彩裝飾領域，并使之出現了姹紫嫣紅的局面。
首先，新彩是相對對于洋彩而言的，是洋彩在中國本土化的結果。這正如現代陶瓷藝術家李磊穎所言，“景德鎮創辦了中國第一家瓷用化工廠，專門生產洋彩顏料、金水及陶瓷貼花紙，從此結束了洋彩材料依賴進口的局面，并鑒于洋彩藝術表現形式的本土化，這個時期的洋彩也正式更名新彩”。當然，洋彩更名為新彩的中國本土化也不僅僅是就創辦了自己的瓷用化工廠而如此簡單。洋彩在中國本土化，實則是中國諸多文化因素，尤其是藝術要素注入的結果；它吸收了中國民間藝術的若干因素，諸如圖案結構的方式，內容以及文化內涵等表達因素；它還廣泛吸納了中國畫的題材、表現內容、表現形式，與中國畫的表現技法，諸如線描、暈染、皴法，以及虛實關系，乃至中國畫的審美等等藝術因素；它是中國陶瓷傳統技法的延續，吸收了陶瓷裝飾中的古彩、粉彩等釉上彩繪的技法和相應的工藝技巧等等。總之，它伴隨著中國文化藝術的發展，與中國陶瓷工藝技術的進步，并在“洋為中用”的過程中逐漸披上了中華民族博大精深陶瓷文化的外衣。
其次，新彩重在“彩”字上發展技術、技巧，并具有一套綜合裝飾方法。新彩因為其用料適宜，既能勾線，又能填加，還能彩繪，甚至是渲染，所以，新彩不僅在表現技法廣泛吸收，而且在藝術形式和內容的借鑒上也同樣具有游刃有余的獨特創新性。從表面上看，新彩是簡單的彩字的深化和演義，其實不然。新彩之所以“新”是因為它在陶瓷工藝制作上，綜合利用了陶瓷裝飾的傳統工藝的技法，諸如古彩、粉彩的勾線法，與創造性地吸收了中國畫暈染的效果。彩既可以彩出不同的色彩結合效果，又可以彩出不同層次的色階變化效果；還在于新彩吸收中國畫和中國傳統圖案并西方油畫和水彩畫的表現技法的綜合，形成了自身獨居特征“新”。正因為如此，新彩才真正成就了自己獨特的裝飾方法，并與傳統陶瓷裝飾相媲美。
再次，“新彩”是中國傳統陶瓷裝飾的繼承和發展，新彩具有豐富的藝術表現力，它不僅將中國傳統裝飾因素更多地吸收到它的裝飾領域，――從而表現了民間藝術文化內容，并具有喜聞樂見藝術形式，而且，將中國畫的藝術成分吸收到它的裝飾領域，在陶瓷裝飾上更加廣泛地展現了中華民族的藝術審美精神。“新彩”從中國畫中吸收的精到多樣化的線描，以及靠彩所達到的暈染效果，既能表達中國工筆畫嚴謹工致的技術干練，又能伸張中國寫意畫揮灑自如的人文胸意。從某種程度上講，正因為新彩的出現與在釉上的廣泛運用，促進中國陶瓷藝術審美與中國畫藝術審美的緊密靠攏與相互滲透。
陶瓷文化的發展不僅是傳統陶瓷文化內容和形式的延續，更是對傳統陶瓷文化內容和形式的繼承，突破與創新。“新彩”裝飾具有這種思維精神?！靶虏省痹谛纬蛇^程中，廣泛繼承傳統與吸收現代創造成果既表現在時間上跨越，又突出體現在地域上的縱橫，它集東西方藝術表達之精華而富有創新特征及風格。由于新彩從時空上對優秀陶瓷文化成果進行創造性的吸收，繼承與發展。因此，新彩具有多元性的文化特征，并體現了多元性的人文精神。
因此，陶瓷文化的創新，不僅是陶瓷材料的創新，也是表現技法的創新，更是文化內容和形式的創新。新彩就是在陶瓷文化不斷創新思維引領下的創造性成果。
最后，新彩是中西文化交流的結果，尤其重要的是它吸收了西方繪畫藝術的內容、形式，以及表現技法，將中國傳統陶瓷文化推進到一個更加多元化的高度。新彩的所謂洋彩說，就是中國陶瓷文化從利用舶來材料到利用舶來技術的轉化，不僅如此，新彩在吸收舶來陶瓷材料工藝技術的同時，還吸收了西方油畫、水彩畫的表現技法，表現內容、表現形式，以及藝術特色和藝術審美。在具體表達及其藝術效果上，新彩可以達到寫實甚至超寫實的程度，可以與當代攝影藝術效果相媲美。此外，新彩富有創新性的特征主要在藝術效果上，它同樣可以表現出西方古典藝術的古典美，近代藝術的理性美，以及現代諸多藝術流派的風格和特征。這樣，集中國傳統陶瓷裝飾與外來文化因素于一身的新彩，成為陶瓷裝飾之族的新成員。
總而言之，新彩是在中西方陶瓷文化交流與互動中產生的，并在發展過程中不僅繼承了陶瓷文化的優良傳統，而且又進行著突破與創新。正因為新彩的廣收并蓄，所以，使得新彩具有多元性文化的藝術特征。
4 結 論
顯而易見，從新彩裝飾在中國的成功誕生可以看到，中外文化交流，對于雙方而言，皆是共贏的。中外文化交流不僅使中國的陶瓷文明傳播到西方，而且，西方文明也影響到中國陶瓷的發展，尤其是近現代西方的先進科學技術促進了中國陶瓷業的快速發展。
參考文獻
中外文化交流的歷史范文6
近日，由寧波大學外語學院主辦，《外國文學研究》編輯部、《外語教學》編輯部、浙江省海洋文化與海洋研究中心、浙江海洋學院、寧波市外文翻譯協會協辦的“海洋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在寧波大學舉行。研討會集中了國內二十余所高校及美國、英國、澳大利亞、瑞典等國的專家學者，圍繞“海洋文學的歷史與現狀”、“海洋文學與人類生態文明”、“海洋文學與人類核心價值”等話題，進行了深入而又具有建設性意義的討論。
厘清“海洋文學”這一概念的內涵和外延，是與會專家首先關注的問題。國內外文學史提到海洋文學作品，一般都是就題材而言，而非文學思潮與文學流派。關于“海洋文學”完整準確的意義，與會專家的主要觀點有：一、以海洋為活動舞臺，展現人類物質生產與精神活動的作品都可視為海洋文學作品。二、以海洋為背景或敘述對象、反映海洋、人類自身及人與海洋關系的作品。三、具有鮮明海洋特色和海洋意識的文學作品。多數與會者認為，離開了人類的精神輻射，不可能出現真正的海洋文學。關于海洋地域特色，一些學者認為，作家只能面對最尖銳的時代問題，書寫自身最深切的生命體驗；也有學者更傾向于海洋文學所體現的人類普遍精神價值。與會專家認為海洋文學中比較多的是表現征服自然的英雄主義精神或體現人類面對或身處海洋時的苦難意識、漂泊意識和憂患意識，凸現人類在自然面前的脆弱與命運無常。而突破和超越人與自然之間的沖突征服模式，表現人類與大海相互理解認同的和諧共存理念的作品并不多見。而中國海洋文學則大多停留在描述海洋地理風物和張揚人的強悍生命意志層面，在精神與思想上有很大的提升空間。
通過海洋文學所呈現的人與海洋的關系是與會者關注的另一個話題。在不同歷史時期，人與海洋的關系是多向度的、不斷變化的。對人與海構成的互相征服的敵對異己關系的描述是中外海洋文學作品最基本的主題，從《奧德賽》和《伊利亞特》開始，一直到當代的海洋作品，高揚的始終是人類征服自然的巨大欲望與強力意志，以此彰顯人類的尊嚴與承受苦難的優雅風度，盡管結局往往是悲劇性的。與會專家認為，人類對大海的情感取向與審美趣味的多向度變化，既表現了人類與自然關系的復雜性和精神的不斷生長，又體現出人類自我意志過度膨脹所造成的獨斷與專制。過分強調人與自然的異己敵對，將會或正在給人類與自然帶來災難性的后果。
在中外文學的互動環節中，中西方學者基于各自的文學傳統和人文視角，通過對海洋文學的探索性描述，展開了頗具文化交流意義的對話。國內的學者大都從生態文學批評的角度，立足數個文本，討論人性和人性與海洋對話中的具體表現。西方學者的角度則較為多樣化。他們從哲學、宗教、歷史、軍事、經濟、對外交流等視角展開對海洋的論述。英國學者 Thomas Docherty集中分析現代性或者現代主義和海洋的關系。結合兒童文學和海洋文學的角度，澳大利亞兒童研究學者Margot Hillel探討了與海洋緊密相關的數本青少年文學文本，認為海洋與人類的成長主題之間有著不可割斷的聯系，海洋精神與青少年成長的主題不謀而合。
也有學者從歷史、軍事和對外交流的角度切入。英國學者Simon Edwards從19世紀諸多關于海難主題的文本展開對海難象征意義的論述，從宗教意義上分析“水”的覆滅性和救贖性。瑞典的 Jane Mattison則從有關文本中展開對水手、船長生活縮影的具體闡述，認為這些描寫部分再現了當時的海上生活，尤其是一戰的戰況，有助于人們更好地了解當時的歷史。同樣，本著再現歷史和歷史考據的意圖，美國的Charles Ross從中西方交流史的角度，展開對馬可?波羅東方之路開拓的歷史論證。與會者還就“海洋文學的未來”、“繼承與創新”、“中外文學的互動關系”等話題進行了探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