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作管理論文范例

一、數字技術對影視制作理論方面的影響

數字技術對影視制作的影響，這一類的研究文獻主要是從理論方面進行討論，數字技術帶來的變革對傳媒界、從業人員、影視制作觀念的影響。《數字技術對電視媒體的能動性研究》從傳播事業發展的歷史入手，分析了傳播技術學派的理論以及它所引發的爭議。通過對數字技術的研究，尤其是通過數字技術對電視媒體的影響的重點研究，研究傳媒技術在傳媒事業發展過程中的能動作用。作者認為數字技術對影視制作的巨大推動作用是積極的，是正面的，這種積極的能動作用將為我們正確認識傳媒技術與傳媒事業的關系帶來新的視角?！稊底旨夹g對影視從業者的影響》這篇文章，數字技術在貫穿影視制作全過程的應用中，其不僅僅改變了傳統的制作方式，不僅僅體現在數字特效令人震撼的視覺效果上，而是對影視制作從觀念到具體創作實現的方方面面都帶來了革命性的影響，作者從編劇、導演、攝像幾個影視制作的關鍵環節進行分析。《淺析數字技術對影視藝術發展的影響》對飛速發展的數字技術為影視藝術發展所帶來的深刻變化進行了論述，重點闡明了在電影數字化進程中應該建立新的電影觀念。《關于數字技術與影視創作觀念的冷思考》，認為數字技術在影視創作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但是作者認為應冷靜地看待數字技術對影視生產的價值。數字技術的確為影視創作提供了重要的美學表現手段，但從創作手段來看，傳統的影視拍攝手段仍然有無盡的開掘空間，辯證地看待數字技術所帶來的影響。

二、數字技術對影視制作中的美學方面的影響

比如，《數字技術從電影創作到接受的美學思考》這篇文章，認為，當前數字技術在電影中的運用仍屬于初級階段，但其本身急劇的發展和日新月異的變化，以及其牽涉、融匯多門類學科的特性，使數字技術的概念和范疇仍紛繁復雜，還有待進一步梳理和規范。其著重論述的數字技術是以計算機圖形學為基礎，在與電影制作結合過程中發展起來的信息數字化處理技術，側重于其在電影創作和接受方面引起的影像變革和美學意義?！峨p刃劍、雙重視閾與審美價值—論知識經濟時代數字技術對影視藝術的影響》針對知識經濟時代數字技術在影視藝術生產實踐中所體現出來的“雙刃劍”特性，文章在“雙重視域”的學理審視下分析了數字技術對影視劇藝術的積極影響和消極影響，并主張回到影視劇藝術生產的文化語境，在審美情境中貫注生動的歷史具體性，弘揚人文精神的審美價值理想。

三、數字技術對影視制作的具體方面的影響

這方面的研究，主要是側重從數字技術對傳統影視制作中的某一方面，比如影視制作的人員、影視效果、拍攝鏡頭、后期制作編輯的影響。數字技術已進入電影創作的全過程，從前期策劃、實際拍攝到后期制作，數字技術所具有的功能及其在電影中能夠實現的效果，已大大拓展了電影藝術的內涵和表現力。由于技術手段的可能，數字技術對電影敘事、電影語言的影響不僅僅停留在現象的改變，它所引發的對電影本體真實性的思考，都是當代電影人無法避之不談的。比如，《數字技術對傳統影視鏡頭的挑戰》這篇文章，隨著計算機數字圖像處理技術越來越廣泛地應用于影視制作領域，傳統鏡頭畫面的構成、產生方式以及我們對鏡頭畫面的固有觀念等都發生著巨大的變化。許多微觀的、新奇的畫面令人震撼，極大地拓展了創作者的想象空間，“只有沒有想到的，沒有做不到的”成為了可能，數字技術正挑戰著我們對影視鏡頭固有的認識和觀念?！墩剶底旨夹g的發展與影視制作》一文，認為數字技術改變了原來人們對影視創作的理解，在計算機視覺與計算機圖形學這兩個學科相互交叉的發展趨勢所造成的新的影響給影視；動畫和廣告的創作的觀念的轉變，對創作出電影品質的動畫影片已不再是不能實現。這里就目前數字影像的新技術成就來分析當前影像創作，及培養具有相應知識體系人才的現實問題，以及在視覺感知層面來談視覺心理學在影視動畫領域中提高創作表現的認識層面，和如何在視頻創作領域里拓展思路，提高技術使用，與開發和應用能力來更好的提高創作水平的問題。《影視制作中的數字技術的應用》從影視制作的數字化入手，剖析了影視制作中的數字化素材、數字化存儲以及數字技術合成方面的現狀，旨在利用現有的條件，不斷提高影視制作的數字化水平。在當今的數字技術快速發展的大環境下，作為中國電影業，尤其是中國電影業中獨特的武俠電影，其畫面表達在數字技術影響下得到了長足的發展?！稖\析數字技術在武俠影視畫面表達中的運用》就武俠電影的這種變化對比過去與現在的不同處理手法展開論述。這篇文章認為后期數字特效將與人景物、聲光色、鏡頭運動等一起被歸為視聽語言的元素，從影像造型的層面上來看，它已成為以傳統電影攝像光線、光學、運動、色階為參照的第五種手段?！稖\析三維影視動畫中的數字技術》從數字技術目前發展的高峰三維動畫入手進行分析，三維動畫在影視領域中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國內外許多影視、廣告都運用三維動畫技術和計算機軟硬件的配合制作出令人賞心悅目的視覺效果。

【摘要】

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經濟水平得到了很大的提升，人們的生活水平也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尤其是在城市當中，用電量不斷的增大，城市配電網建設顯得尤其重要，直接影響著城市居民的生活質量。本文通過分析城網改造規劃的內容以及對配電網改造規劃編制的時應該注意的問題，最后再提出本人對配電網在電力工程建設當中的展望。

【關鍵詞】

配電網；改造規劃編制；電力工程建設；特點

1城網改造規劃內容

談及城網改造規劃首先需要了解一下城市配電網其主要的工作內容是什么，在人們的日常生活當中時時刻刻的離不開電，而城市配電網其主要是指除了提供電源的輸電線路、變電所以外，還包括配電網。[1]其中輸電線路和變電所是為配電網所提供電源的，配電網有多個組成部分，其分別為：高壓配電網、中亞配電網以及低壓配電網。而城網實際上就是城市配電網的簡稱，對城網進行改造規劃就是對城市配電網進行改造規劃。城網改造規劃的內容主要包括兩個方面，其分別為：對原有配電網的改造和擴建后新建的配電網。在城網改造規劃的具體內容當中還包括規劃的年限、編制、經濟分析以及改造安排。

2配電網在進行改造規劃編制時應注意的問題

第一篇:信息化建設人事檔案管理論文

1人事檔案管理信息化建設意義

計算機信息技術使檔案信息資源開發和利用效率大大增加,在人事檔案管理工作中起到重要作用,這種全新的管理模式,促進了管理方式的轉變,特別是推進了人事檔案的利用率,人事檔案就是為人事工作服務的,通過對軟件的開發應用,可以建立多層次、立體化、全方位的人事檔案資源集成模式,這種科學的管理模式,完全滿足了當今時代對檔案工作的各種需求,符合社會發展,服務了經濟建設。

2人事檔案管理信息化建設中存在的問題

2.1基礎設施的配備不完善

有的地區不能完全實現電子管理,有的地區實現了計算機管理,但卻不能聯網,不同的差異造成我國檔案信息還不夠健全,有的地方或單位,在現代信息如此發達的情況下,依然保持傳統的人工管理,對現代管理科學持懷疑態度,不重視電子信息管理,對基礎設施配備不全,特別是基礎設施的計算機、掃描儀、網絡等缺失。影響了人事檔案信息的發展和有效傳輸。

2.2缺乏統一規范的信息化管理標準

摘要：開放出版與預印本是科技期刊以改革期刊著作權運營模式為核心特征的2種新型出版模式。在界定“OA”“金色OA”“綠色OA”“完全OA”“混合OA”“回溯金色OA”等概念的基礎上，厘清金色OA與綠色OA的著作權機制，認為需要關注不同版本論文的共享問題、綠色OA的著作權處置權限和CC協議的適用問題等。同時，在厘清預印本著作權機制的前提下，認為期刊可以出版預印本、可以以訂閱模式出版預印本;投稿時明確告知稿件為預印本的，不屬于學術不端行為所指的一稿多投和重復發表。

關鍵詞：開放出版;預印本;著作權;開放獲取;知識共享

開放出版與預印本是科技期刊2種引人矚目的新型出版模式。一方面，源自“開放獲取”運動的開放出版，以革新科技期刊出版的著作權機制為特征，解決了研究人員基于公共資金資助出版的科研論文因傳統出版著作權運營模式而不能使公眾永久免費獲取的問題。另一方面，近幾年涌現的預印本，直擊科研論文評審周期長、評議機制不透明、獲取費用高昂的痼疾，為科研論文直接發表和免費獲取提供平臺，被視為學術交流模式的“破壞性創新”［1］，對發掘優質稿源、縮短評審周期、革新評審方式帶來積極意義［2］，也被美國《科學》雜志評為“2017年十大科學突破”［3］?？萍计诳霭骖I域出現的這2種新型出版模式引起了業界廣泛關注，但也因為政策定位不清晰、政策機制不完善等原因［4］，使業界有所顧慮。鑒于2種出版模式均以改革著作權運營模式為核心特征，厘清其著作權機制對理解這2種新型出版模式具有重要意義。

1OA期刊出版

1．1開放獲取及其相關概念。根據《布達佩斯開放獲取倡議》，“開放獲取”(OA)指“公眾可以通過公共網絡免費獲取文獻，并被允許閱讀、下載、復制、發行、打印、搜索，對論文全文進行鏈接，建立索引，用作軟件的攜帶數據或其他任何合法用途。使用文獻不受經費、法律或技術的限制(接入互聯網除外)。版權對作品的復制和發行并沒有限制，其所發揮的唯一作用是賦予作者保護作品完整權和作品被正確引用、貢獻承認的權利”［5］。開放獲取與免費獲取不同。免費獲取是對訂閱期刊中的文章，向非訂閱者提供免費閱讀;開放獲取則是依據具體的許可協議，向公眾提供文章。兩者的核心區別有二:一是開放獲取允許第三方在遵守許可協議的前提下重用作品，免費獲取只提供免費閱讀;二是開放獲取沒有時間限制，免費獲取可以對免費訪問設置時間段。開放獲取分為“金色OA”和“綠色OA”。金色OA即開放出版，意味著論文的最終出版版本可以永久在線免費向任何地方的任何人提供獲取。綠色OA即開放存儲，也稱為自存儲(self-archiving)，意味著作者可以在數據庫中存儲論文的非最終出版版本，并向公眾提供永久免費獲取。金色OA通常會收取論文處理費(APC);綠色OA不需要支付論文處理費，但共享論文通常有時滯期(embargoperiod)限制。綠色OA是否設置時滯期，以及設置多長時滯期，取決于期刊政策。金色OA分為“完全OA”和“混合OA”。“完全OA”是指期刊中每一篇論文都是金色OA論文;“混合OA”是指期刊本身是訂閱期刊，只是將其中一些論文制作成金色OA論文。制作方式有2種:一是在期刊決定錄用論文后，由投稿人選擇適用金色OA的許可協議，并支付APC;二是在論文作為訂閱文章正式發表后，由投稿人聯系期刊將論文回溯為金色OA論文并支付APC(圖1)?；厮菪徒鹕玂A論文與直接以金色OA出版的論文相比，投稿人所支付的APC計算標準不同，前者通常支付標準化的APC。對于以訂閱模式出版的論文，即使不回溯為金色OA，也可依據期刊政策實現綠色OA。期刊是否支持綠色OA，以及以何種方式支持綠色OA，取決于期刊政策。

1．2開放出版的著作權機制。1．2．1金色OA的著作權機制在科技期刊的傳統出版模式中，期刊往往要求作者將論文的著作權轉讓或排他性許可給期刊，期刊才能從事相應的出版活動。作者將論文的著作權轉讓或排他性許可給期刊后，期刊會主動管理論文的著作權，并在遭到侵權時主動維權。期刊同時也會制定政策允許投稿人保留一定的權利，例如保留署名權、保留非商業性使用論文的權利，以及保留在遵守期刊時滯期要求的前提下將論文手稿在個人網站、博客或機構知識庫中等權利。在開放出版模式中，期刊不要求作者將論文的著作權轉讓或排他性許可給期刊，而是按照3個步驟來處理:1)作者保留論文的著作權，但與期刊簽署出版協議，授予期刊出版發行該論文所需的權利。2)作者選擇一種具體的著作權許可協議，并由該許可協議來規定論文出版后他人可以如何使用該論文。常用的許可協議是知識共享協議，即CC協議;也有出版商自行制定許可協議供作者選擇，如愛思唯爾集團［6］。3)期刊以作者選擇的許可協議向最終用戶提供該論文的網絡獲取。在傳統出版模式中，著作權運營是期刊的主要收益來源之一;而在金色OA模式中，由于作者保留著作權并提供開放獲取，期刊便以收取APC的方式來彌補這部分的損失。當然，業界對金色OA模式下APC計算的依據與透明度仍有爭議［7－9］，但這是審計問題，而非著作權本身的問題。未來需要探索如何從法律層面來規制不合理的APC，并建立合理、規范的標準，既保證對出版商具有一定的激勵，也不會毫無限制地提高APC，使作者、機構難以負擔，從而實現出版商和作者之間的利益平衡，促進金色OA的可持續發展。1．2．2綠色OA的著作權機制與金色OA不同，綠色OA針對的是以傳統模式出版的論文，即訂閱期刊論文。綠色OA的主要途徑是將論文手稿存儲在機構知識庫或主題存儲庫中，以及將論文在作者博客等社交媒體上。與普通存儲不同，綠色OA是作者在適用某一著作權許可協議的前提下進行存儲與。綠色OA不需要向期刊支付APC。期刊一般通過設置時滯期，并在時滯期內禁止作者公開共享論文，來保護期刊的收益。目前，多個國家的科研機構、科研資助機構均對其資助的科研成果有綠色OA的要求［10－12］。期刊支持綠色OA，將有利于作者遵守其工作單位或資助機構的政策要求。

1．3開放出版的著作權問題與應對。1．3．1不同版本的共享問題在寫作和出版的不同階段，論文有多個版本，每個版本涉及的著作權法律關系略有不同。因此，不區分論文版本對論文進行共享會有著作權侵權風險。根據NISO(NationalInformationStandardsOrgani-zation)和ALPSP(AssociationofLearnedandProfessionalSocietyPublishers)制定的《期刊論文版本指南》，期刊論文分為“作者的原始手稿”(AOM)、“最終審定稿”(AM)和“出版版本”(VoR)［13］。AOM是作者向期刊投稿的、尚未進行同行評議的原始手稿。此時，著作權在作者手中，作者完全能夠決定是否共享、如何共享。AM是經過同行評議后被修改并被期刊編輯接受發表的版本。此時，作者往往已經與期刊簽署了出版協議，論文的著作權受協議的約束，因此AM是否共享、如何共享需遵守協議約定。例如，期刊有時滯期要求的，作者將AM上傳至機構知識庫時，需注意在時滯期內不得公開共享。“出版版本”是經過編輯、排版、應用元數據，并分配了DOI的正式出版版本。對于“出版版本”，除了出版協議的約束外，期刊還對論文排版享有版式設計權。對于出版版本，如果論文以金色OA出版，則可以根據需要共享;如果論文以訂閱模式出版，則即使期刊有支持綠色OA的政策，共享該版本也必須有期刊的授權。1．3．2綠色OA著作權處置的權限問題隨著開放獲取運動的不斷推進，越來越多的科研機構、科研資助機構對其資助產出的科研成果制定了OA政策，包括綠色OA政策。在我國，2014年中國科學院和國家自然基金委分別了《中國科學院關于公共資助科研項目發表的論文實行開放獲取的政策聲明》［14］和《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關于受資助項目科研論文實行開放獲取的政策聲明》［15］，要求得到公共資助的科研論文在發表后12個月內實現綠色OA。然而，由于綠色OA針對的是訂閱期刊論文，這類論文在錄用時著作權往往已經轉讓或排他性許可給了期刊，作者對論文著作權的再次處置將受到出版協議的約束。由于機構政策對期刊與作者簽署的合同并沒有強制力，在期刊不支持綠色OA的情況下，如果作者依據機構的政策對論文進行綠色OA，則作者將面臨違反出版協議，有違約責任的問題;如果作者依據出版協議不對論文進行綠色OA，則作者又將面臨違反機構政策或資助協議，也有違規或違約的問題。為了避免陷入兩難境地:一方面，作者向期刊投稿之前，務必了解該論文的資助機構對有何要求;另一方面，我們也呼吁更多的科技期刊支持綠色OA。1．3．3“CC協議”的沖突問題由于不同機構OA政策推薦使用的CC協議的類型可能不同，各個期刊的OA政策要求使用的CC協議的類型也可能不同，一篇論文因此可能會使用多個不同類型的CC協議，這就帶來不同類型的CC協議相互沖突的問題。對此，建議期刊在作者選擇CC協議時，提示作者核查其工作單位或資助機構是否有特定的許可協議要求，并提示作者哪些類型的CC協議相互之間不能兼容(表1)。1．3．4“CC協議”不可撤銷的問題為保持著作權授權穩定，CC協議一經適用則不可撤銷。如果作者因不了解CC協議的內容或對協議內容有誤解，導致錯誤地選擇適用了CC協議，或選擇適用了錯誤的CC協議，則論文一旦以某種CC協議發表或共享，將不能再撤銷協議。可見，CC協議關系到作者對其論文著作權的重大處分，期刊有必要在金色OA的出版協議或綠色OA的支持政策中，明確提示作者可選擇的CC協議類型及其具體內容，并提示作者了解不同類型的CC協議對論文提供的重用權利和可能的影響。

摘要：中國傳統文化歷史悠久，其精華部分可以為文化產業管理專業教學提供重要的素材和資源。目前，在文化產業管理專業教學計劃中有傳統文化課程、在教學內容中有傳統文化元素、在教學實踐中有傳統文化應用。但我們也要正視傳統文化融入文化產業管理時存在的教學內容需要充實、教學方法有待改進、學習觀念亟待更新等問題，并設法尋求解決路徑。對此，可以采取傳統文化教育制度建設，提高教師的文化修養、創新教學方式以及鼓勵學生參加傳統文化活動，使傳統文化更好地融入教學中。

關鍵詞：傳統文化；文化產業；教學

中國傳統文化歷史悠久，傳統文化中的精華部分為文化產業管理專業教學提供了豐富的素材和精神指導，在文化產業管理專業中融入傳統文化元素有助于提高學生的專業素養。本文從文化產業管理專業的教學實際出發，分析傳統文化的融入策略。

1傳統文化融入文化產業管理專業教學的現狀

在大學生核心素養的培育中，傳統文化的作用不容忽視，傳統文化與文化產業管理專業教學已有一定程度的融合，在文化產業管理專業教學計劃、教學內容、教學實踐中都有傳統文化成分的融入。

1.1教學計劃中包含傳統文化課程。文化產業管理專業培養方案中設置了傳統文化相關課程，對傳統文化來說，其中有些屬于顯性課程，是納入教學計劃的有關傳統文化的正式學習課程，如“中國文化概論”。有的屬于隱性課程，是課程計劃中雖未明確規定，但是在學習情境中以間接的方式呈現內容的課程，如“文化創意與策劃”“文化產業概論”“文化資源學”等課程，它們以內隱的方式呈現傳統文化內容。通過這兩類課程的學習，學生能夠獲得與傳統文化有關的知識和素養。

1.2教學內容中包含傳統文化元素。傳統文化元素在教學內容中有所體現。一方面，文化產業管理專業課程所使用的教材中含有傳統文化的內容，如“文化產業概論”教材中的文化資源部分，有相當多的傳統文化元素可以成為文化產業開發利用的資源。另一方面，教師在進行教學內容的設計時會加入傳統文化的內容，如“文化創意與策劃”中的旅游產品策劃部分，并且旅游相關產品及其衍生品的創意設計也包含很多傳統文化的元素。這些內容已經成為課程的一部分，融入教學中。

摘要:“工匠精神”包含了工匠的審美意識與審美情趣?，F代職業教育要將“工匠精神”融入到人才培養過程中，注重技術與藝術的融合。高職藝術素質教育據此要進行重新定位，從文化素質教育與專業教育融合的視角，將培育“工匠精神”融入到藝術素質教育中;要促進人才培養理念的調整，通過轉變傳統的“技能本位”職業能力觀，實現精湛技術與審美情趣的渾然一體。針對性的社團活動、有效的教學模式、與職業生涯規劃銜接的教育內容，是促進藝術素質與“工匠精神”同頻共振，實現藝術素質教育與工匠精神培育并舉的有效路徑。

關鍵詞:高職教育;藝術素質教育;工匠精神

高職藝術素質教育是通識教育的重要內容，通過培養“學生感受美、鑒賞美和創造美的基本能力”，在普及藝術知識，提高學生心理素質的同時，“培養學生的創造潛力，實現學生的個性價值”，最終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培育“工匠精神”也是高職學生素質教育的重要內容，從實踐層面而言，就是培育學生的“專業精神、職業態度和人文素養”，以解決高職技術教育中“理性缺失”困境。［2］在高職教育教學實踐中，藝術素質教育因其具有通識課程教學與校園文化藝術活動的支撐，通常比較具體;而“工匠精神”培育的形式主要是宣導教化式的，因其缺乏具體支撐，效果通常并不明顯。藝術素質教育與“工匠精神”培育的互不統屬、相互分離，制約了高職素質教育的效果。因此，如何理解并準確把握高職藝術素質教育與“工匠精神”培育之間的關系，進而尋找到兩者并舉的路徑與方法，對于促進高職學生素質教育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藝術品味與精湛技藝緊密對接———高職工匠精神培育的特質

“工匠精神”是工匠對于職業和產品所擁有一種追求極致的態度和精益求精的理念。自“工匠精神”被寫入政府工作報告，弘揚“工匠精神”成為我國促進產業轉型升級、加快實現由“中國制造”向“中國創造”轉變的重要理念。“工匠精神”所帶來的現代職業教育戰略調整以及社會對用人觀念的變化，使得高職院校將培養學生的“工匠精神”作為教育教學改革的重要內容。但是“工匠精神”屬內在精神層面，高職“工匠精神”培育工作需要若干具體的培育載體才能奏效，其中藝術素質教育就是一個重要的載體。高職“工匠精神”培育的特質就是藝術品味與精湛技藝緊密對接。工匠雖然是充滿傳統色彩的詞匯，但是擁有“精湛技藝”是對工匠最基本的定位。技術與藝術都是人類實踐活動的產物，兩者的關系可以用“技藝相通”來概括。從詞源上而言，“技藝不僅指工匠活動與技巧，而且也是他們心靈的藝術或美的藝術與技巧”，［3］所以，擁有“精湛技藝”的工匠所制造的產品往往兼備實用性與藝術性，是工匠技能與審美情趣、審美觀念的物化。手工業時代工匠制造的產品，小到日常生活用具，大到房屋橋梁，無不將藝術品味與精湛技藝融入制造過程，實現了技術性與藝術性的高度結合。工業化時代工匠盡管在稱謂上發生了諸多變化，其技術活動仍是追求“技”“藝”融合?，F代各種具體技術形態既是科學技術發展的產物，同樣也是文化綜合發展成果。以工業產品為例，產品設計造型的基本原則就是注重“技術與藝術性的統一、功能與形式的統一、微觀與宏觀的統一”，如果缺乏審美因素，沒有藝術品味，技術含量再高也難以獲得認同和接受。“工匠精神”是工匠們對設計獨具匠心、對質量精益求精、對技藝不斷改進、為制作不竭余力的理想精神追求，可以概括為尊師重教、一絲不茍、求富立德、精益求精、知行合一等五大精神內涵。［4］培育“工匠精神”可以從多角度來理解，就技術與藝術的關系而言，培育學生將“技術做成藝術”的理念，似乎更切合高職“工匠精神”培育理念和目標。高職教育從人才培養定位上而言，是培育知識、能力、素質三位一體的技能性人才，其技術教育與技能培養是重點，因而追求精湛、卓越的技術技能，崇尚責任、擔當的職業道德，是高職教育的應有之義，但是對于“工匠精神”中所蘊涵審美情趣、審美觀念的培育相對缺失。要弘揚“工匠精神”，促進學生將藝術品味與精湛技藝緊密對接，只有堅持以現有的藝術素質教育為載體，在“工匠精神”培育中嵌入藝術素質教育課程體系才能實現?？梢姡凸そ骋约?ldquo;工匠精神”的定位與內涵而言，工匠勞動是一種創造勞動，而創造勞動是天然地帶有美的活力，因而“工匠精神”必然包含了工匠的審美意識與審美情趣;現代職業教育要培養工匠，要將“工匠精神”對美的追求融入培養過程中，注重技術與藝術的融合。藝術品味與精湛技藝緊密對接，這是高職“工匠精神”培育特質，也是方向。從這個意義而言，傳統的高職藝術素質教育需要在培養“工匠精神”的視角下重新定位。

二、文化素質教育與專業教育有效融合———高職藝術素質教育的定位

高職藝術素質教育作為文化素質教育的重要部分，它“既是發展智力、培養學生創造力的重要方面，又是培養學生審美能力的重要手段，既是學生人格成長的必要內容，又是推動校園文化、豐富學生生活的重要載體”。［5］但目前高職院校藝術素質教育課程的設置寥若晨星，藝術活動追求短期效應，成了少數特長生的專利，大部分學生被排除在藝術素質教育的大門之外。高職人才培養體系中，藝術素質教育更多地被當作專業教育和技能教育“錦上添花”式的“補充”。高職藝術素質教育得不到應有的重視，其根本原因還在于對文化素質教育與專業教育關系理解存在誤區。高職的文化素質教育是除專業教育以外的人文科學教育與藝術素質教育。開展文化素質教育一方面是為了完善人的心智，另一方面是激發人的潛能。在高職教育中，文化素質教育與專業教育是相互促進、密不可分的。專業教育是文化素質教育的主陣地，文化素質教育是專業教育的基礎。［6］但是，高職教育是面向職業崗位的專業技能教育，技能本位的教育使得教育的功利化現象難以避免，因而在高職實際操作層面上，文化素質教育與專業教育“客觀上”存在著“疏離傾向”。重新定位高職藝術素質教育，就是要將培育“工匠精神”融入到藝術素質教育中，促進文化素質教育與專業教育融合，使得學生實現精湛技術與審美情趣的渾然一體。將“工匠精神”融入藝術素質教育，高職人才培養理念要適時調整，職業能力觀也要從基于“技能本位”向基于“綜合本位”轉變。職業能力是高職教育的目標和特點，適應經濟社會發展要求，培養學生的專業基礎能力、職業崗位能力和職業通用能力是高職教育培養目標模型。［7］“技能本位”將職業能力視同于崗位技能，忽視了學生面臨不同崗位的職業遷移能力，忽視學生將來發展所必需的綜合素質，培養出的是機器生產環境下的“附屬”，而非能動的駕馭者和創造者;“綜合本位”將職業能力作為綜合能力，是“人們從事一門或若干相近職業所必備的本領，是個體在職業工作、社會和私人情境中科學的思維、對個人和社會負責任行事的熱情和能力”。［8］基于“綜合本位”的職業能力，注重將技術技能與職業素養有機融合，審美意識、審美情趣、藝術素養理應成為職業能力的重要組成部分。適應職業能力觀的轉變，高職人才培養體系要進行相應調整。要圍繞培育“工匠精神”，將工匠對精湛技術追求和對藝術品味的領悟，融入專業課程體系與教學內容，融入藝術素質教育與藝術活動之中。藝術素質教育不再是專業教育的附屬，而是與專業教育一樣成為培育“工匠精神”、打造現代工匠的重要載體。因此，只有從文化素質教育與專業教育融合的角度定位藝術素質教育，才能使學生結合自身的專業與個人的興趣，走進藝術、理解藝術，吸收到藝術的精髓。對于大多數理工類的學生而言，藝術素質教育與專業教育的有機結合，一方面使學生形象思維得以完善，創新能力得以提高，另一方面也使他們感受藝術中所表達的情感，體驗藝術中所蘊涵的情緒，達到塑造他們完美人格的目的。［9］273這也正是現代“工匠”培養的最佳路徑。

作者：汪基德 朱書慧 單位：河南大學教育科學學院現代教育研究所

新中國電化教育的開拓者與奠基人南國農先生不僅對我國電化教育（教育技術）的理論與實踐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而且對我國教育傳播學的學科建設也做出了重大貢獻，他與李運林先生等一道，構建了具有中國特色的教育傳播學理論體系，并在實踐中積極推廣、踐行教育傳播學的思想。在慶祝南先生90大壽之際，對南先生的教育傳播學思想進行初步的梳理與探討，以表達對先生的敬意。

一、傳播理論是電化教育（教育技術）的理論基礎思想的確立

在我國，傳播學是在上世紀80年代初引入的，我國的教育技術工作者對傳播學的引入做出了重要貢獻，南國農先生就是其中的重要人物之一。他大力支持電教工作者引進、宣傳、推廣傳播學理論。南先生非常重視傳播學在電化教育中的理論基礎地位，在他所著的電化教育著作中都特別強調傳播學的重要作用。在1985年出版的《電化教育學（第一版）》第一章“第四節‘電化教育的理論基礎’”中，他就將傳播學作為電化教育的理論基礎，并認為教育心理學和傳播學是電化教育最直接的理論基礎，它們“與電化教育理論的建立，關系最直接、最密切。”[1]在這部著作中，南先生還介紹了當時比較有影響的三種傳播模式：拉斯韋爾的5W模式、香農模式和韋斯特萊模式。在這一節內容的最后，南先生進一步強調：“傳播理論與電化教育有著廣泛的聯系。傳播理論主要是闡明信息傳遞的過程與規律，而電化教育就是運用現代教育媒體傳遞教育信息的過程。在電化教育的實踐和理論建設中，常常需要傳播學的理論援助。”[2]盡管這里對傳播學作為電化教育的理論基礎的論述還不夠全面系統，但南先生認識到傳播學對于電化教育發展的重要影響，并及時地引入到電化教育中來，這顯示了南先生的睿智與高瞻遠矚。在1998年出版的《電化教育學（第二版）》一書中，雖然沒有具體談到電化教育的理論基礎問題，但傳播理論仍然出現在該書的有關章節中，如在“電化教育過程的基本模式”一節中提到，在研究建立電化教育過程模式時，以下幾個傳播模式值得參考：分別是香農—韋弗的傳播模式、貝羅的傳播模式、坂元昂的教育傳播模式、海曼—弗朗克的教育傳播模式。[3]這里實際上仍然是把傳播學作為建立電化教育過程的基本模式的理論基礎來看待，并參照這四種傳播模式，建立起來了三種電化教育過程模式：（1）以教育者為中心的電化教育過程模式；（2）以學習者為中心的電化教育模式；（3）以問題為中心的電化教育過程模式。[4]在2004年出版的《信息化教育概論》一書中，南先生再次明確提出傳播理論是信息化教育最直接的理論基礎之一的思想。他認為：信息化教育（教育技術）的理論基礎是多層次、多方面的，其中最里層、最直接的是“學與教理論和傳播理論”。[5]在這里，南先生將四種傳播理論修改為：（1）貝羅的傳播過程四要素理論；（2）羅米索斯基的雙向傳播理論；（3）宣偉伯的傳播效果理論；（4）羅杰斯的創新推廣理論。[6]并以此為基礎建立起了三種信息化教學的基本模式：（1）以“教”為主的模式；（2）以“學”為主的模式；（3）以“其他要素”為主的模式，如教學組織形式、教學內容、教育媒體等。[7]在《信息化教育概論》一書中，南先生還提出了信息化教育（教育技術）的基本理論這一概念，并將之概括為三種理論：現代教育媒體理論、現代傳媒教學理論和現代教學設計理論。[8]盡管在南先生不同時期的著作中，對傳播學作為電化教育理論基礎的思想表述略有不同，但南先生將這一思想繼承下來，并不斷的豐富、完善和深入。近30年的堅持與努力，顯示了南先生作為電化教育事業的奠基者所具有的繼承創新、嚴謹治學的學者品質和研究態度。

二、對教育傳播學性質和研究對象的深刻論述

南先生早在1991年就在《電化教育研究》上，闡述他關于教育傳播學性質、研究對象的看法。南先生指出，現代科學技術體系所包含的學科有幾千種，僅自然科學就有2400多種，這些學科大致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單一學科，其內容只涉及一門科學的領域，如數學、物理學、化學、社會學、經濟學等等；另一類是交叉學科，其內容涉及兩門或兩門以上科學的領域。交叉學科又可分為三種類型：一是邊緣科學，是兩門學科相互交叉的產物，即兩門學科的基本理論、方法，作用于同一個研究對象，其內容涉及兩門科學的領域。二是綜合學科，是兩門以上學科相互交叉的產物，即兩門以上學科的基本理論、方法，作用于同一個研究對象，其內容涉及兩門以上科學的領域，如生物物理化學、環境科學等等。三是橫斷學科，這類學科具有兩種特性：（1）它是多種學科相互交叉的產物；（2）它的概念、理論和方法具有很強的方法論功能，可以作用于多種其他學科，從橫的方向上研究多個對象。如系統科學的“三論”（系統論、信息論、控制論），它們是哲學、人類學、生物學、數學、物理學、電子科學以及計算機科學等互相滲透、互相結合的產物；它們的概念、理論和方法都具有很強的方法論功能，具有向多個領域廣泛滲透的可能性。教育傳播學是屬于交叉學科中的邊緣學科，它是教育學和傳播學相互交叉、相互滲透的產物。它是傳播學的一個分支，也是教育學的一個分支。教育傳播學是綜合運用傳播學和教育學的理論和方法，設計、實施、評價學習和教學全過程，以實現教學和教育的最優化。教育傳播學的研究對象，是教育傳播現象及其規律性。就是通過對教育傳播現象和問題的研究，去揭示教育傳播規律的一門科學，它的對象是整個傳播系統和學習與教學全過程。

在談到教育傳播學和視聽教育學、電化教育學、教育技術學的關系時，南先生指出：視聽教育學是以教育媒體（包括傳統教育媒體和現代教育媒體）的研究和應用為核心，它要探討的是怎樣運用各種視聽媒體，有效地傳遞教育信息，以達到教育過程的優化。教育傳播學和教育技術學是對所有教育資源和教育系統的所有組成要素及其相互關系，進行綜合研究，以期提高教育效果，達到教育過程的優化。它在研究中，對教育系統的所有組成要素，同等對待，一視同仁。

作者：威廉·亞當斯   20世紀60年代前有關分類的大部分論文都是由繁忙的田野工作者撰寫的，他們在日常基礎上創造和使用分類法。但是，20世紀60年代“新考古學”革命將一批新理論家推到了風口浪尖，他們相對來說對考古學理論問題要比實踐問題更感興趣當時對分類提出的問題是，它們是否符合科學標準？就這些興趣而言，它們與實用無關，“類型學大辯論”從實踐者手里傳到了理論家的手里，大體就如今天所見。接下來我們見到的是許多綱領性陳述，它們幾乎無法轉化為田野實踐。   理論革命起步不久，就被電腦技術的方法論革命所超越。這很快使考古學分類變得時髦起來，并延續至今。暫不考慮特定目的或特定問題，考古學家不加選擇地從自然科學如數字分類學和因子分析中借鑒和應用演算方法，經歷了十年令人沮喪且毫無回報的實驗之后，許多人坦承，用管道工那里借來的工具做木匠活并不理想。然而，考古學家一直緩慢地構建適于他們自己目的的演算方法。   甚至今天，有些人仍對“自動分類”的烏托邦念頭執迷不悟。   我們有不善言表的成功田野工作者曾經試圖為他們的研究尋找描述的話語，今天我們經驗豐富的理論家則設法如何餞行他們的說法：也即為他們電腦設計的分類能夠切實致用。結果，克拉克洪在1939年的告誡今天看來要比在50年前更加貼切：“類型學越來越多，卻并未明確注意到這個概念究竟意味著什么”。   前面的回顧極其約略，但簡單的歷史梗概還是必須的。當然，在每個階段，總有激烈的討論和異議，總會出現與時代主流相左的聲音。不過我相信，我較公正地描述了北美“類型學大辯論”的主流。我的觀點大體上比較接近鄧內爾最近較全面回顧中發表的觀點。   努比亞的經驗   在此和其他地方，我自己對“類型學大辯論”的貢獻，在概念上屬于它較早而非晚近的階段。也就是說，我是一個未受過正規理論訓練的田野考古學家，試圖找到方法來表達我的想法。我一直干得不錯。就如埃里克•沃爾夫所言，“我并不認為我是一個理論家。我的主要興趣是想解釋我所見的事情，我會把我的靈魂出賣給魔鬼，只要我認為它有幫助”。   我早年在北美西南部的田野工作中，我擁有許多早已確立的分類和類型學優勢：特別是最初由艾爾弗雷德•基德建立的阿納薩齊文化分類，以及科爾頓的各種陶器類型學。就像其他田野考古學家，雖然我很快意識到這些方法的不足，但是我也發現它們還是足以滿足我的要求。但是，當1959年我被要求組織蘇丹努比亞地區將被阿斯旺水壩淹沒區的搶救考古學項目時，我發現自己在格里芬、科爾頓和其他美國類型學先驅半個世紀前的原地踏步。   我花了幾個月來組織調查和發掘計劃，毫不夸張地說，這片區域含有年代上從舊石器時代到中世紀晚期的幾千處遺址，而入手方法只是年僅五十的墓葬類型學。對于我來說，不僅必須設計出在如此廣闊而多樣區域內進行采樣的策略，而且要構建一種分類系統，以便將成果呈現給公眾。為了完成這些工作，我構建、完善、有時放棄了好幾種陶器類型學、一種房屋類型的分類法、一種教堂類型的分類法、一種努比亞文化階段的分類法。大部分這些方法形成比較倉促，有時上手時仍很笨拙，但通過不斷完善，它們今天已在尼羅河流域被普遍采納。不過，我的各種類型學仍在不斷完善，只要有新材料出土，就將持續完善下去。   雖然，它們起初是在搶救工作中極為倉促開發的，但是我認為，我的各種努比亞類型學的“自然史”與目前使用的各種其他分類方法并沒有實質性區別。正是有了這個經驗背景，我才能在此和在一本專著中討論和批評考古學分類的理論與實踐。但是，盡管在書中我主要關注對實踐的介紹，但是本文我主要關注對理論的批評。我的目的不是想對“類型學大辯論”過程中討論的許多理論問題得出一個最終結論，因為我認為大部分問題至少單憑討論是無法解決的。幾乎每種分類在某些條件下說是成立的，而在有些條件下就不行：幾乎所有事情在某些情況下可行，而在某些情況下就行不通。我只是想看到“類型學大辯論”回到它原來的位置：對于田野考古學家的工作來說，不僅要開發分類法，而且要年復一年和天復一天地應用它們。   問題的綜述   那么，理論文章錯在哪里呢？最簡單的答案是，它是理論性的，因此并未切中田野考古學家的難處。這些主要是信息和判斷的問題，它們是無法在理論層次上解決的。但是，理論本身有許多公認的缺點。首先我將約略介紹它們，然后逐一做較全面的思考。   第一，缺乏一套概念化的語匯。用“分類”一個詞來指稱幾種不同的概念，如分類（classification）、類型學（typologies）和分類學（taxonomies）。同一個詞被用來指稱兩種很不同的過程，即分類（classify-ing）和指定類型（typing）。   第二，這些文獻都沒有認識到類型概念極其復雜。它們并非簡單的鴿子籠，它們也非籠里的鴿子，也非貼在籠子上的標簽，也非鴿棚里鴿子籠的位置。它們是所有這些及其他東西的總和。   第三，不曾探究過類型與類型學的相互關系。類型學并非各種類型的總和與混搭，它是一種類型系統，這些類型部分是根據與其他類型在系統中的關系來定義。而且，總的來說該系統的結構特征對于該系統內的這些構成類型，是被施予的和做了適當調整的。   第四，不曾系統分析過變量和特征與類型之間的關系。變量有好幾種———內在的、背景的和推斷的———它們不同程度地影響著類型的定義。   第五，統計學和電腦對開發類型學，或至少是實用類型學的潛能被過分夸大了。統計學上重要的變量群對于確定一個類型是需要的，但并非一個充分的條件，統計學的意義也是一個程度而非絕對的問題。#p#分頁標題#e#   第六，對于目的問題存在普遍的漠視。盡管許多考古學家原則上承認類型學是為特定目的服務的，必須從這些目的來加以評判，但是不曾系統探究過考古類型學如何為不同目的服務，或者這樣做會如何影響到變量和特征的挑選和取舍。   第七，就搶救考古學家的立場來說，最重要的問題是完全漠視實用性。這不只是分類程序是否完全可行的問題，這也是一個它們是否承擔得起，以及是否能證明金錢和時間物有所值的問題。   專業術語的問題就如我上面提及“，分類”一詞有許多含義。我將對分類、類型學和分類學加以區別來厘清這些專術語之間、以及在分類（classifying）、指定類型（typ-ing）和歸類（sorting）過程之間的混淆，它們有時都被叫做“分類”。開始，我只關注基本的、缺乏等級特征的分類和類型學。它們是分割的系統，其中所有單位（種類和類型）是被作為相同的抽象級別來處理。等級是次要的，在大部分考古分類中并非一個基本特點：這是類型建立之后的做法。   分類是概念系統最普通和廣義的術語。在我的用法中，分類是門當戶對的一批范疇，它們彼此以一種“平衡對應”的狀態存在。分類是一種形式和限定語言（更確切的說是一種語素），它有別于自然語言在于它是一種有界系統（這就是說，每一分類是對某種東西而非對其它東西的分類），它的單位（種類）在概念上相等，沒有一個單位與其他單位同義，或全部歸入其他單位之下。   類型學則是特殊的分類：其目的是挑選各種東西歸入彼此不容的范疇之中。根據這種用法，大部分通俗分類甚至科學分類都不是類型學：它們用于交流目的，而非挑選不同東西歸入各個范疇。甚至在科學交流中，“紅色”與“橙紅色”范疇的重疊常常也無關緊要，即這些術語可能或不會在同一抽象層次上使用，因為我們很少因這些實體呈紅色或橙紅色而被要求對它們進行區分。   與其他分類不同，類型學常被用來作為統計學總結和比較的第一步，正因如此，它們擁有其他分類所沒有的特征。首先，它們必須有較嚴格的界定，于是明確哪些東西可以或不可以歸入該系統之中。   其次，它們必須囊括所有東西，每件東西只能歸入一個范疇。通常，這還要包括一個多余范疇，或“不屬于上述范疇”的范疇。第三，這些范疇必須彼此互不相容，所以可以將每件東西歸入一個范疇。   類型學還有其他與統計學要求明顯無關的系統論特征。這些特征包括單位的等效性（認為每種類型與其他諸類型一樣重要），單位的等距性（不必考慮類型之間的異同）和單位的獨立性（認為任何類型的存在與缺失并不取決于其他類型的存在與缺失）。這些假定常常與我們的常識相左，因為我們實際上知道，某些類型要比其他類型來得重要，比如類型A要比類型C更像類型B，以及除非存在類型A，否則類型B就不大會出現。但是，等效性、等距性和獨立性的假設是所有分節系統的特點。我們說，一種類型學是物體的一種分節系統，對于考古學家而言一般是指器物。   請注意，根據我的用法，幾乎所有器物分類都是類型學，而大部分“文化”和時期的分類卻不是。   多瑙河III期或希臘青銅文化早期并非嚴格的分類范疇。至于某遺址或遺址的某組構（component跨度很長遺址中的某時段居住層———譯注）可以稱為一種類型。這種做法很常見，對于描述目的很容易理解，也就是說，一個遺址的棲居從多瑙河II期一直延續到多瑙河IV期，或某特定組構介于希臘青銅文化早中期之間，或某遺址看上去基本為阿納薩齊文化，但帶有強烈的莫哥倫文化色彩。文化分類和器物類型學的這一重要區別被許多學者所忽視，他們將兩者作為相同概念來對待。本文特別關注器物類型學，討論的問題與文化分類十分不同。   分類學是指具有等級特征的分類和類型學，也就是說該系統中的基本單位要么聚合成較大或包容更多的單位，或者（比較少見）分成較小的單位。   這種操作在生物學分類中是如此普遍，以致于被認為是基本的特征，確實生物學家常常可互換地使用“分類”（classification）和“分類學”（taxonomy）這兩個術語。但是，在考古學中絕大部分器物分類并沒有等級的維度。而且，如果存在等級，幾乎總是一種次級特征，即在類型確定之后，對這些類型再做區分。一般來說，考古學分類法只是一種“種類的分類”（classificationofclasses）。通常，這是在類型之間指示關系的一種做法，由于類型等距的原則，在一種基本或單一層次的類型學上有些事是無法做到的。   排列（seriation）作為一種操縱類型的方法也值得一提。排列過程常常與分類相伴，而許多器物類型就是專門為排列目的而構建的。不過，排列本身不是一種分類過程。它是對先前創建類型的一種線性排序，然而不同于分類學，它并不創建新的分組或種類。分類學和排列是兩種重要的類型排序法，前者是一種分類過程，后者則不是。   現在談分類過程，我們又見術語的混淆。“分類”一詞通常指兩種不同的活動：創建范疇（我稱之為分類）（classifying），將東西歸入范疇（我稱之為指定類型和歸類）（typingandsorting）。將一件東西放入一個類型范疇是指定類型（typing），將一批東西有序放入不同類型范疇是歸類（sorting）。   在考古學文獻中，對這些十分不同的操作幾乎不加區分。結果，這就無法認識到分類和歸類過程中所涉及的問題是根本不同的。這種不同好比又制定游戲規則，又在玩游戲。不管紙上制定的規則如何精確，但是到田野里它們的解釋總是問題多多。   由于文化現象明顯具有一種過渡狀態，因此絕大部分器物類型是根據標準或主要趨勢而非絕對界線來定義的。這意味著，在歸類過程中，總是需要武斷決定那些困難的界線。大部分田野考古學家必須在歸類中憑借經驗方法，致其無法嚴格與類型標準相合。但重要的不是與某些抽象定義保持一致，而是要在同一人和不同人之間的操作中保持一致。#p#分頁標題#e#   類型概念的復雜性   “類型學大辯論”從一開始就為虛假而誤導的兩分而抓狂：“自然”分類與“人為”分類、基本類型與操作類型、直覺類型與合理類型、歸納與演繹、歸并與分割、器物歸組與特征歸組、范式排序與分類學排序、經驗分類與實證分類，難以盡述。實際上，絕大部分類型和類型學都有這些特點，并包含了所有這些過程。所有類型基本上是客觀定義的，但是操作上如不方便就會不予采用；它們大部分初步立足于形態，隨后通過合理分析而具體化，它們一般通過一種歸納與演繹、器物歸組與特征歸組、歸并與分割的持續辯證或反饋過程而發展。   我認為，虛假的兩分表明我們沒有真正意識到類型概念的復雜性。每種認可和有用的類型，從根本意義上，是許多基本而獨立組成部分的內在結合，這些部分有些是有形的，有些是概念的，而有些是代表性的。也就是說，一種類型必須由東西構成，再加上我們借以交流自己想法的詞匯或圖像。根據我的分析，下面是“類型性質”（typehood）所有基本成分。   類型概念   這純粹是“類型”的思維方面：一批有關性質和特征的想法，使得我們都能夠思考它們，并將其置于同一標簽之下。在考古學中，我們的類型概念總是涵蓋兩個要素：類型成員應該怎樣的概念圖像（類型共性），還有哪里能夠發現這些類型、它們的功能如何（類型含義）等想法，類型描述一種類型概念必須被兩人或更多的使用者所共有，必須能以類型描述的方式或語言或圖像表現進行交流。為了最大的識別功效，一種類型描述一般要舉出該類型大部分或所有的已知特征，不管它們能否在外表看出來。   類型定義   雖然每種類型有許多與其他類型不同的特征，但只有少數特征將它與其他類型分開。盡管一種類型描述會列舉便于鑒定的所有特征，但是一種類型定義僅提那些具有鑒定意義的綜合特征。這是一個有趣的矛盾之處，即盡管理論上分類是一種定義的過程，但是實際上大部分考古學類型從未給予式樣上的確切定義。它們給予盡可能詳細的描述，并認為定義就在其中。確實，每種類型如要與其他類型正常區分，那么它必須具備排外性的定義。因此，我們可以說，每種類型在理論上擁有一個定義，即便它常常沒有予以陳述。   類型名稱   類型描述和類型定義一般對于交流顯得過長。于是，每種有用的類型通常會有一個幾個字組成的名稱，部分是描述性的，但絕非完整。   這種類型名稱就是經常用于我們討論和書寫的類型，為描述、定義和類型成員本身而顯示共性（在某類型學中，類型采用標簽而非類型名稱）。標簽與名稱不同之處在于它缺乏具體描述：它純粹是武斷的數字、字母或其他符號、或所有這些東西的組合。   標簽的好處只是比名稱短，因此比較方便對不同類型材料編碼。   類型范疇   一種類型理論上擁有一種描述、一個定義和一個名稱，無需參照任何其他類型。但是，根據我的用法，每個類型也是一個歸類范疇：一個較大鴿棚中的一個鴿子籠，放在這個鴿子籠里的東西與其他鴿子籠里的東西不同。請注意，為了方便表述，我們不說放在某類型概念、描述或定義里的東西，而是說放在一個類型范疇里的東西。一種類型范疇表示“類型性質”的系統論維度，一種類型在一個較大分節系統中的位置。   類型成員   明顯的是，沒有具體成員的類型并非實用類型。如果一個歸類范疇沒有東西可以歸類是無用的。類型成員就是“類型性質”的有形維度，被鑒定為與某特定類型描述或定義相符的東西，可放入該類型范疇，并用該類型名稱稱呼。   在我看來，前面均為有用類型的基本特征。當我們在考慮和談論一種類型時，我們會在腦子里呈現“類型性質”的一些特征。當我們使用“澤吉彩陶”術語時，我們有時考慮它的類型概念（澤吉彩陶是凱彥塔文化彩陶的一種變體）；有時考慮它的類型描述（我們能夠從一條橙色條帶上的紅黑設計辨認澤吉彩陶）；有時考慮類型范疇（該碗是澤吉彩陶而非凱彥塔彩陶）；而有時考慮類型成員（將澤吉彩陶片放入第三個抽屜）。   而且，我們不能將“特征性質”任何一種特征歸入其他特征名下。不幸對于我們嚴謹和簡潔的意圖而言，“特征性質”諸特征之間的關系是變化無常的。在任何時候，都有可能為我們的類型成員添加新發現，它有異于先前的成員，而無需變動原來的類型描述、定義和名稱。也有可能改變描述、定義或名稱，而無需添加新的類型成員。大部分有用的類型一般都經歷過小修小補的過程，試圖將我們的概念、器物和描述彼此更加接近。   除了“類型性質”諸項特征，所有類型還有兩項基本特質：這就是共性（identity）和含義（mean-ing）。明顯的是，任何一種實用類型首先應當易于辨認，但是它也應具有與目的相關的某種含義。涵蓋公元1050到1100年間查科峽谷所有陶器的一種類型，有含義但難以辨認，而包含所有刻戳痕陶片的類型是易于辨認但毫無意義的類型。   共性和含義以不同方式彼此相關。在同一系統中，某類型擁有自己的共性與其他類型有別。某類型在其自身類型學中可與其他類型相區別，但卻未必能在其他類型學中與其他類型相區別。另一方面，含義與類型學目的相關。相同類型在某類型學中富有含義，但在另一類型學中會毫無意義。包含所有碗的一種陶器類型對于斷代目的是毫無意義的，因為碗的制作跨越各個歷史時期，但是它在功能類型學中是有意義的。   要注意，東西兼有各自和類型學的共性，并有各自的和類型學的含義。每件東西具有一套特征的組合，使得它有別于其他東西，而它的個體共性是這些特征的總和。鑒定一種類型成員的特征可能比較有限，它的類型學共性就是這些特征的總和。對于制作者和使用者，每件東西也具有某種含義，但可能與我們類型成員的含義有別。我們應時刻牢記，器物是由已逝先民為他們的目的制作和使用的，我們未必知道這種目的，而類型學是按照我們的目的而創造的。#p#分頁標題#e#   以公元13世紀亞利桑那印第安婦女制作的紅色和橙色陶碗為例。我們相信，它主要是用來盛放和奉食玉米粥，雖然它有時也會被用來展示陶藝，以及向鄰居炫耀體面的家什。這些都是陶碗的自身含義。但是，把它們叫做“澤吉彩陶”類型，是由科爾頓和哈格雷夫于1939年創建的，而其類型學含義是“公元1225至1300年間在澤吉峽谷制作的陶器”。顯然，這些對于考古學家而言是很重要的問題，但是它并未顧及陶器的制作者和使用者。   對于類型概念的復雜性再說一點，這就是它們大部分是多特征的。在絕大部分類型學中，并沒有特定標準指明什么構成一種類型。有些類型由某些標準定義，而有些則用其他標準定義。在這點上，起碼在前20年里有了長足的進步，自戴維•克拉克在1968年首先指出以來，考古學類型的多特征性大體（雖然沒有普遍）已被接受。   類型與類型學的關系類型與類型學的關系好比詞匯與語言的關系，后者有一套規則來規定前者。而且，因為類型學是一種系統而非類型的集合，因此作為系統它必須條理清楚，但同時各類型必須一致和具有含義。兩方面未必涵蓋對方。   在某種情況下，系統論的因素被漠視，我們會發現，各類型的正當性和可鑒定性無需參照同一系統中的其他類型來討論。結果，有些類型學包含了部分重疊的類型。例如，在格里芬的古堡陶器類型中，有可能將相同陶片分出兩或三種類型。   在電腦創建的類型學中，則是另一種情況。電腦不允許系統的模糊性，它們構建的類型學是完全合乎邏輯和一致的系統。但是，電腦也無法判斷問題的恰當性，常見的是，它們創建的“類型”就特定目的而言是毫無意義的。   變量、特征與類型   自電腦出現以來，這些方面的概念上有了重大進展。所有電腦分類項目，對各種特征都需有一個系統識別，而這使得特征及彼此關系的分析更加嚴謹。事實上，過去常常并沒有對變量與特征進行區分：兩個術語可互換。如今我們明白，廣義上，變量是維度（dimensions），而特征是對這些維度的衡量。   比如，“顏色”是變量，而“紅色”是“顏色”變量的一種特征。   還有一些區別。“分類”中變量之間的差異基本上是質的區別（如顏色與形狀），而同一變量特征之間的差異基本上是量的區別。也就是說，尺寸、形狀、顏色等差異一般可以用度量形式來表述。其次，變量無所不在，它們總會在系統的每件器物上表現出它們的特征。另一方面，特征存在是排他的，某特定變量某種特征的存在，意味著所有其他特征的缺失（一件器物不可能既綠又紅，或既長10厘米又長20厘米）。第三，變量一般彼此獨立；一種變量的式樣未必會影響其他變量的式樣。另一方面，特征是相關的，因為一種特征的存在就排除了其他特征。   最后且最重要的是，變量和特征選擇的方法通常有所不同。雖然兩者總是由分類者從廣泛的可能性中挑選，但是挑選的基礎在兩種情況下有所不同。變量主要是根據含義選擇的，例如，陶器分類中常有“顏色”變量，但石器分類就沒有，因為它對前者有意義，而對后者就沒有。就“破碎”而言則相反，它對石器是有意義的，而對陶器就沒有。在兩種情況里，變量的選擇并不取決于其可分辨性，而是取決于它們是否可望為某種特定目的提供有用的信息。   另一方面，特征主要是根據共性來選擇的，即它們是否能與其他特征分開。我們會在陶器分類中選擇“顏色”作為變量，因為我們發現它很有用，但是我們是否進一步將“顏色”細分為“紅色”與“棕色”，或分為“紅色”、“棕色”、“褐色”和“灰色”等更細的區別，則取決于劃分顏色的規則是否始終能予細分。簡言之，變量主要是根據含義標準，而特征主要是根據共性標準選擇的。   一項重要的推論是，變量可以不考慮某批材料對象而做選擇，而特征就不能。在對某批材料分類時，在選擇特征之前，我們必須首先找到有哪些特征，哪些特征能夠加以區分。結果，分類無法像某些人聲稱的那樣，完全先驗地以一種“特征聚類”的過程進行。定量的“器物聚類”必須首先要看有哪些特征，能否加以區分。   即便電腦編程厘清了變量和特征，以及它們彼此間的關系，但這未必能增進我們對這兩者關系以及據其所定義類型的了解。相反，電腦編程即認為，特征聚合就是類型，不管它們是否有具體的表現，也不管它們是否易于分辨，甚至不管它們是否有用。這種頗為武斷的看法源自用特征聚合來創建類型的實踐，這種做法在電腦使用前很罕見。大部分早期的器物類型開始是用器物聚類構建的，而類型學的構建一般包含了階梯式的區分，從逐步排減的材料中依次挑選類型。   雖然特征聚合或器物聚合、甚至直覺都可以作為類型學的起點，但沒有一種能單獨勝任。如果我們以理論定義（例如由特征聚類提出的定義）為起點，我們必將確定，是否有我們所定義的器物，是否它們始終能與其他類型成員相區分，以及什么是它們的所有特征。根據這些發現，我們會想改變或擴大最初的定義，然后向原來的采集品中增添新的材料，進而重新定義，等等以至于無窮。這就是我所謂的類型學發展的辯證法。   電腦和特征聚合做不到的，是滿足選擇的基本需求。一種包含所有變量和特征的類型學，甚至對于電腦，實際上也無法做到，它會產生成千上萬的“類型”。一種電腦編程有助于挑選特征，因為它能顯示哪些特征與某些東西并存或共同變化。但是，它無助于選擇變量，因為，這取決于我們想了解什么———這是機器無法幫我們判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