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翻譯論文范例

0總述   兒童文學翻譯與其它文學翻譯的不同之處在于，前者不但要考慮中西文化差異，還需考慮成人與兒童在價值觀、理解、和審美等方面的差異。國內對兒童文學翻譯的研究在很長一段時間一直被忽視。筆者對十年間的兒童文學翻譯研究進行分析，以歸納出其中變遷。   1研究方法   筆者對1999年至2008年十年間發表的共69篇相關論文進行分析，其中期刊論文39篇，碩士學位論文30篇。   2分析與討論   分析數據顯示出以下兩點：（1）兒童文學研究的數量有所提高。（2）兒童文學研究覆蓋各領域。   2.1總體趨勢   在1999年至2008年間，兒童文學翻譯研究數量大幅提升，筆者以五年為一個時段進行劃分。數據顯示，在前五年，僅有2篇期刊論文涉及該題材，而在后五年則有37篇，占兒童文學翻譯研究的期刊論文總數的93.78%。在研究生學位論文方面，前五年，僅有1篇學位論文涉及該題材，余下的都在在后五年發表，占兒童文學翻譯研究的學術論文總數的96.67%。據統計，95.65%的兒童文學翻譯研究均在后階段完成。   2.2研究內容   筆者將所分析論文歸為五類：時段研究、譯者研究、翻譯理論和策略研究、個案研究、總體描述，其中個案研究與其它分類偶有交集。數據顯示：大部分學者關注于翻譯理論和策略研究，其次為個案分析。   2.2.1時段研究   著重于兒童文學翻譯時段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塊：前，后，以及前后的比較。一些學者認為中國早期的兒童文學翻譯是以成人標準進行，并非以兒童為受眾，但這時期引入的國外兒童文學奠定了中國兒童文學的基礎（吳雪珍，2007；陳麗嬌，2007；趙國春，2006）。一些學者認為中國真正引入國外兒童文學是在五四之后，這時的兒童文學翻譯開始注重兒童的興趣、價值觀和理解能力（秦弓，2004；夏丹，2007；夏丹，2004；伍榮華，2007）。還有學者對五四前的兒童文學翻譯內容和技巧進行了比較（張道振，2006；桂念，2006；楊丹屏，2006；容怡，2007；王勇，2006）。   2.2.2譯者研究   一些學者對知名兒童文學譯者展開了研究，如魯迅、周作人等。這些研究從譯者角度展開，如譯者眼中兒童文學翻譯最重要的是什么？周作人認為兒童本位是最重要的，而任溶溶認為更應關注兒童語言（張道振，2006；王珊珊，2008）。   2.2.3翻譯理論和策略   在兒童文學翻譯研究中，學者們應用了多種翻譯理論和策略對兒童文學譯作進行了分析，如美學和接受美學、接受理論和兒童本位等。鑒于兒童文學翻譯的受眾是兒童，譯者需要更多去考慮兒童的視角，學者們多從兒童認知、智力和價值觀角度對作品進行了分析。在翻譯策略方面，學者們關注翻譯的異化和同化，基本上認為同化更為適合兒童文學翻譯。秦君和應承霏認為異化應用于跨文化元素，而同化則用于語言（秦君，2006；應承霏，2007）。   2.2.4個案研究   數據顯示兒童文學翻譯研究的個案覆蓋不同國家和時期的作品，其中《愛麗絲漫游奇境》的譯本最受青睞，其它被研究的經典兒童文學譯作有《安徒生童話》、《快樂王子》等，也不乏現代兒童文學譯作，如《哈利.波特》和《小公主》等。盡管具體的研究譯本具有顯著差異，研究結果中亦有共性，如跨文化翻譯、兒童本位等(秦君,2006;楊丹屏,2006,張代蕾,2006)。   3結論   在1999-2008年間，兒童文學翻譯研究的數量顯著增長，在后五年尤為明顯，2004-2008年間的相關期刊論文和碩士學位論文占研究總數的95%以上。越來越多學者開始關注兒童文學翻譯，包括時代變遷、譯者、翻譯理論和策略、個案分析等，但個案分析的對象范圍較窄，多為經典兒童文學作品翻譯。兒童文學翻譯有著其獨特的屬性和價值，通過上述研究能夠對當下中國的兒童文學翻譯有較為全面的了解。

印度佛教經歷漫長流播之后，目前最重要的是三大派別：即南傳佛教、北傳佛教和藏傳佛教，而這三大派別，在中國都有良好的發展。相對說來，漢傳佛教在歷史上所起的作用更大些，研習者也最多。其中，那些文學性強的漢譯佛典，如《維摩詰經》、《法華經》、《華嚴經》等，最受世人歡迎，產生的影響也最大。若就學術史的角度進行總結，則可歸納為兩大范式：一曰本體研究，二曰影響研究。而且，二者還經常結合在一起。中外學人，于此概莫能外。遵循《中國宗教文學史》的編撰理念，筆者擬對本體研究加以回顧與展望。   就本體研究而言，學術界用得最多的概念是佛典翻譯文學和佛經文學。發其端者，在中土而言，當推梁啟超民國九年撰出的《翻譯文學與佛典》，是文對佛典翻譯文體形成規律及其影響的宏觀揭示，至今仍具有示范意義。魯迅于1923年完成的《中國小說史略》，則比較系統地揭橥了漢譯佛典及其思想觀念對中古小說創作的孳乳之用。稍后，胡適出版于民國十七年的《白話文學史》，又綜合二者之優長，專設兩章來介紹“佛教的翻譯文學”，它第一次比較明確地把漢譯佛典本身納入了中國古代文學史的研究范圍，并指明了其在白話文學史上的特殊地位和作用。而且，這種做法開創了中國文學史寫作的一種新模式，即大家都毫無例外地要講述一下佛經翻譯或佛教文學方面的內容，時至今日，依然如故。   高觀如于民國二十七年出版的《中國佛教文學與美術》前半部分所談雖名曰佛教文學，重點卻在討論歷代佛經翻譯文學及其影響，眼光也相當敏銳。周一良發表在1947－1948年《申報•文史副刊》第3－5期的《論佛典翻譯文學》，則從純文學、通俗文學和語言史的角度分析了佛典翻譯文學的特色所在。   民國時期，學術界重視漢譯佛典文學還有一種表現，那就是有一些著名學者在高等學校開設了相關課程，如陳寅恪曾在清華國學院、中文系及北京大學開過佛經翻譯文學與佛經文學課，后來季羨林、周一良之所以走上佛教文學研究之路，陳氏的影響至關重要。此外，當時的教內人士，也呼吁要重視相關問題的研究，如巨贊法師于民國三十五年就發表過《佛教與中國文學》的演講，經整理后刊登在《佛教公論》復刊第6期。   民國學者重視佛典翻譯文學的做法，在建國初期仍有所繼承和發揚。如顧隨在1954年編撰出《佛典文學翻譯選———漢三國晉南北朝時期》，并指出佛典中文學的價值是二重的，即：“佛書本身往往自有其文學的價值，此其一；譯出之后，則又成為翻譯文學，此其二。”且要求研究者應超越“專從宗教的觀點”，而從“文學美底認識”來檢討佛典翻譯文學。凡此，仍有振聾發聵之用。常任俠則在1957年編了《佛經文學故事選》，他從漢譯佛典之本緣部中精挑細選了78則既有文學趣味又富于思想教育意義的故事，注釋簡明，極便讀者。李嘉言刊載于《開封師院學報》1964年第1期的《佛教對于六朝文學的影響》，很可能是“”到來之前大陸地區最后一篇公開發表的佛典文學之專題論文，雖說作者因受時代因素的制約，對胡適的研究結論大加討伐，但仍有一些思想的閃光點，比如點出了宮體詩與佛教的關聯。相反，港臺地區及海外華人學者則一直未中斷相關研究，且有不少力作問世，如柳存仁發表于香港《新亞學報》第3卷第2期上的《?沙門天王父子與中國小說之關系》，饒宗頤發表于日本京都大學《中國文學報》第19冊上的《馬鳴〈佛所行贊〉與韓愈南山詩》，臺靜農發表于香港大學《東方文化》第13卷第1期的《佛教故實與中國小說》。   進入新時期以來，相關的成果日漸增多，可以說佛經文學的研究已成為中國古典文學領域的顯學之一。這主要有三大表現：一是系統的資料整理，學術價值較高的有王邦維《佛經故事選》，陳允吉和胡中行主編《佛經文學粹編》、孫昌武《漢譯佛典翻譯文學選》等。二是扎實的研究論著（含論文集）之問世，如侯傳文《佛經的文學性解讀》、陳允吉主編《佛經文學研究論集》及《續集》、王立《佛經文學與古代小說母題比較研究》、丁敏《漢譯佛典神通故事敘事研究》、梁麗玲《漢譯佛典動物故事之研究》等。三是研究隊伍的年輕化，不少碩、博士學位論文都選擇了佛經文學來做專題研究，重要的有蔣述卓《佛經傳譯與中古文學思潮》、丁敏《佛教譬喻文學研究》、梁麗玲《〈雜寶藏經〉及其故事研究》及《〈賢愚經〉研究》、吳海勇《中古漢譯佛經敘事文學研究》、夏廣興《佛教與隋唐五代小說》、龔賢《佛典與南朝文學》、孫鴻亮《佛經敘事文學與唐代小說研究》、溫美惠《〈華嚴經•入法界品〉之文學特質研究》、周敏惠《〈金光明經〉文學特質之研究》、林韻婷《〈雜阿含經〉譬喻故事研究》、李昀瑾《〈撰集百緣經〉及其故事研究》、蘇世芬《漢譯佛典佛陀與佛弟子的誕生故事研究———以阿含部、律部為中心》、陳蓉美《〈法句譬喻經〉的敘事研究》等。這些研究具有兩個突出的特點：一是注意了漢譯佛典文學性的闡發，呼應了前述顧隨先生的主張；二是注意融合、借鑒西方敘事學理論及故事類型學等研究模式來做漢譯佛典對中國文學的影響性研究。   反思近百年來漢譯佛典文學之研究史，我們會發現三個比較有趣的現象：一是凡取得杰出成績者，大多具有扎實的國學根柢與國際性的研究視野，梁啟超、魯迅、胡適、陳寅恪、錢鐘書、季羨林、饒宗頤等，莫不如此。而且，相關課題的提出，常常受到外國學者的啟發。此例甚多，在此僅舉兩個人作為代表。魯迅《中國小說史略》論及佛典及佛教觀念影響中古小說創作時，其結論與日人鹽谷溫《中國文學概論》大體相似，但魯迅給出了實證，如指出陽羨書生故事源出《舊雜譬喻經》、《觀佛三昧海經》等。而常任俠之所以編選《佛經文學故事選》，按其自序的交待，是因為受了法國漢學家沙畹教授研究漢文與佛經，曾著“佛經中五百故事”凡三大冊之壯舉的感召。二是就研究方法言，最重要的是比較。從某種意義上講，漢譯佛典文學之研究，其根本屬性就是比較文學，故而其兩大方法———平行比較和影響研究都是不可或缺的基本手段。當然，就比較的范圍而言，可以有華、梵相比，華、華自比，梵、華、日之比之類；就層次而言，則有文體、語言、語體、主題、受眾、文學形象、創作方式、傳播途徑等方面的異同。但個人認為，即使是比較，也是綜合性的，可以多層次、多角度地比，而非單一和片面之比。對此，陳寅恪《有相夫人生天因緣曲跋》、《〈西游記〉玄奘弟子故事之演變》、《童壽〈喻?論〉梵文殘本跋》、錢鐘書《一節歷史掌故、一個宗教寓言、一篇小說》、季羨林《三國兩晉南北朝正史與印度傳說》等精彩論文所體現出的研究實績，最能說明問題。其間，平行比較與影響比較交互生輝，綜合性、多方位的視角已完全超越了純文學的范圍，因其廣泛涉及到中外（印）文化交流的多個層面。三是學人的關注中心在漢譯佛典中的敘事作品，因為人物、情節、故事類型之類的實際影響是顯而易見的，也比較容易發現。陳引馳即深有體會地說：“佛教進入中國，在文學中的最為顯著的影響應體現在敘事文學。”#p#分頁標題#e#   對于今后漢譯佛典文學的研究重點，筆者認為有四個大的方面工作必須加強：   一是有必要拓寬漢譯佛典文學的研究對象，從狹義說回歸到廣義說。之所以這樣考慮，主要基于兩大因素：一是漢譯佛典中那些文學性不強的經典，其實也有對文學創作產生巨大影響者，如《心經》、《金剛經》、《中論》、《十二門論》等；二是從早期國際上通行的慣例而言，歐美學術界在研究印度學時，都把所有佛教教典作為印度文學的種類之一，并站在印度文化的立場上加以討論，著名者如溫特尼茲的《印度文學史》。這種做法提示我們研究漢譯佛典文學時，既要把全部漢譯佛典視為研究對象，又要注意漢文化對佛典翻譯的制約作用。果真如此，則我們關注的漢譯佛典范圍會寬廣得多。   二是有必要加強漢譯佛典文學的本體問題研究。對此，首先應注意一個基本前提，那就是中、印語言文學傳統的異同。眾所周知，印度文學的傳承重口誦（在佛典漢譯中的主要表現是口譯）、內容多以神話傳說為主；而中土重書寫（文言）與歷史（史學尤其發達）。而這種差異對佛典漢譯的影響如何？當以比較語言學為基礎，在梵漢比較，甚至梵、巴、漢、藏等多種語言比較的基礎上，方可能認識得更深入。其次，漢譯佛典的主體是大乘經典，而自成體系的大乘佛教之十二部經（十二分教）是如何來的，它們的文體特征、文學表現與九分教的聯系、區別如何？都是有待檢討的領域。復次，本土固有的文學思想、審美趣味是如何促成漢譯佛典文體風格的形成和演變的？這也是重要的本體問題之一。   三是有必要進一步拓展影響研究的范圍，注意影響的途徑及效果。前文已言，過往的研究聚焦點多在敘事文學作品（如本生、因緣、譬喻等經典）的研究。其實，非敘事類佛典，也多有值得探討的文學問題，比如“論議經”這一特殊文體，它具有動態和靜態的雙重特性，它的辯論原則、組織結構及伎藝化的表現，對中國講唱文學實有相當深遠的影響。   就目前影響研究最需拓展者，竊以為主要有兩大方面：一曰儀式性佛典的文學研究。因為在宗教的組織結構中，儀式與儀軌的形態最為穩定。漢傳佛教儀式性佛典的來源，無非兩大類：一是佛典翻譯，比如法顯、玄奘、義凈等高僧的西行求法，很大的原因是為了尋找解決中土戒律思想的印度原典，而律典的根本屬性在于儀式、儀軌。二是漢土佛教依據現實需要并結合漢譯律典而新撰者，如至今仍然盛行的梁皇懺、水陸道場、法華懺、金光明懺、藥師懺、八關齋文、授三歸五戒文等，悉屬此類。但無論哪一類，其施行、信奉都有特定的對象和場合，不同對象授受的經文及接受的途徑、方式不盡相同，至少有在家、出家之分，有比丘、比丘尼之別。二曰疑偽經的文學研究。疑偽經是相對于真經（翻譯經典）而言的，雖說其來源不一，且多不入藏，但它數量相當驚人，如唐人智升《開元釋教錄》記載至唐時有疑偽經392部、1055卷，而入藏的真經為1076部、5048卷，兩兩相較，可以看出當時疑偽經流行的盛況。而且，有的影響力并不比譯經低，如《盂蘭盆經》、《十王經》、《金剛三昧經》、《地藏菩薩本愿經》等，它們在中土民俗佛教信仰體系中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同時在民間文學藝術的創作中也有充分的表現。但是，就目前的文學研究而言，學人們關注的重心也僅僅集中于這少數的幾部疑偽經上，而絕大多數尚處于無人問津的狀態。   四是有必要超越文學研究本身，最好能把文學研究、藝術研究融匯為一體。因為印度佛教及漢譯佛典的傳播，除了利用文學這一根本手段外，也運用美術、音樂、戲劇等藝術方式，所以，漢譯佛典產生的影響是綜合性的。對此，前輩學者已做出了成功的嘗試，如陳允吉的《論唐代寺廟壁畫對韓愈詩歌的影響》、《韓愈〈南山詩〉與密宗“曼荼羅畫”》二文貫通詩畫，令人耳目一新；饒宗頤《南戲神咒“?哩?”之謎》一文從音樂角度，揭示了戲曲神咒及其和聲與梵語四流音的關系，王昆吾《原始佛教的音樂及其在中國的影響》則系統地梳理出了印度佛教音樂對中土佛教音樂文學產生影響的途徑與方式；康保成的《中國古代戲劇形態與佛教》，則是近年研究佛教東傳與戲劇之關系不可多得的力作，達到了邏輯與歷史的統一，其研究模式很值得借鑒。

蘭臺縱橫lantaizongheng季羨林（1911年8月6日—2009年7月11日），字希逋，又字齊奘。   著名的古文字學家、歷史學家、東方學家、思想家、翻譯家、佛學家、作家。   精通12國語言。   在語言學、佛教學、印度學、文化學、歷史學和比較文學等方面有很深厚的造詣，研究翻譯了大量梵文著作和德、英等國的多部經典，2006年獲翻譯文化終身成就獎。   一、季羨林的成就   季羨林1911年8月6日出生于山東省臨清市康莊鎮，10歲時開始正式學習英文，高中開始學習德文，并對外國文學發生興趣。   18歲時在省立濟南高中求學，其國學老師，翻譯家與教育家董秋芳的指教決定了季羨林一生的寫作活動。1930年進入清華大學西洋文學系，專業方向是德文。向吳宓、葉公超學習東西詩比較、英文，同時選修陳寅恪的佛經翻譯文學等，在此期間對梵文產生了深厚的興趣。1935年考取清華大學與德國的交換研究生，赴德國至哥廷根大學學習。在長期的學習研究中，季羨林認為中國文化受印度文化影響巨大，1936年決定選擇梵文，對中印文化關系進行徹底的研究。季羨林在哥廷根大學梵文研究所期間主修印度學，學習梵文及巴利文。同時選修英國語言學、斯拉夫語言學，加學南斯拉夫文。師從梵文講座主持人、著名梵文學者瓦爾德施米特教授，同時也是他唯一的聽課者。1941年季羨林在論文答辯和斯拉夫語言、印度學、英文考試中得到4個優，獲得博士學位。同年成為語言學家艾密爾西克的入室弟子研究吐火羅語。10月在哥廷根大學漢學研究所擔任教員并繼續研究佛教及梵語，在德國期間季羨林發表了多篇重要論文，獲得了高度評價，奠定了其在國際東方學和印度學界的地位。因戰爭歸國無路的季羨林在二戰結束后不久經瑞士輾轉取道東歸，經恩師陳寅恪推薦于1946年進入北京大學任教至1983年，創建東方語言文學并一直擔任系主任，從事系務、科研和翻譯工作。北大是我國最早成立東方語文系的大學，培養出了大量東方學的專業人才。1956年季羨林任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委員。期間歷經磨難受盡屈辱。結束后于1978年復出任北京大學副校長、中國社會科學院及北京大學合辦的南亞研究所所長。1984年，改任北京大學南亞東南亞研究所所長。2009年7月11日因病辭世[1]50。   二、成為享譽海內外的東方學大師。季羨林曾評價自己是雜家，梵學、佛學、吐火羅文研究并舉，中國文學、比較文學、文藝理論研究齊飛。季羨林一生著述頗豐，著作書目有《中印文化關系史論叢》、《〈羅摩衍那〉初探》、《天竺心影》、《朗潤集》、《季羨林散文集》、《糖史》等，大都被收集入24卷的《季羨林文集》中。其中翻譯方面的著作包括有譯自德文的馬克思所著《論印度》、《安娜西格斯短篇小說集》；譯自英文的《家庭中的泰戈樂》等；譯自梵文的印度古代長篇史詩《羅摩衍那》、印度著名劇作家迦梨陀娑的七幕詩劇《沙恭達羅》和五幕詩劇《優哩婆濕》、反映印度民間故事的《五卷書》等等，涵蓋了印度古代語言、佛經、梵語、吐火羅語、印度的歷史和文化等內容?！读_摩衍那》是印度兩大史詩之一，被奉為印度敘事詩的典范，在印度文學史上占據著崇高的地位，對整個南亞地區和宗教都產生過深遠廣泛的影響。在中飽受折磨，被下放看門的季羨林在創作與研究都不能進行的困境中，繼續堅持翻譯方面的工作，并選中了這部氣勢恢宏的史詩巨篇《羅摩衍那》，由于歷史環境的限制，季羨林只能偷偷地進行翻譯，由于《羅摩衍那》是以詩體的形式寫就，季羨林堅持譯文也應是詩體，要將每首三十二音節的頌譯成四行漢詩是非常不容易的，更何況還要考慮到八萬行詩的押韻，常常為了找到一個合適的詞而失魂落魄，在四年時間里，七篇的《羅摩衍那》譯了還不到三篇。結束后，季羨林的翻譯工作才光明正大地進行，終于在1983年2月將《羅摩衍那》翻譯完畢，這是除英譯本之外世界上僅有的外文全譯本。   十年風雨、十載心血，方鑄就了這部長達兩萬頌，譯文達九萬行，五千余頁的巨著。   《羅摩衍那》的翻譯是中國翻譯史上的一件大事，為中印的文化交流鑄起了一座豐碑，季羨林因此被印度指定為印度和亞洲文學會分會主席，被印度文學院授予名譽院士，2008年印度更是首次將印度公民榮譽獎授予當時已97歲高齡的季羨林[2]101。   季羨林在梵文翻譯上的成就眾所周知，而在吐火羅文的譯述上也取得了驚人的成就。這種本已經失傳的語言，僅憑著20世紀初在中國新疆發現的一些殘卷而重新面世。季羨林在德國留學時曾經師從艾密爾西克對吐火羅文進行過學習與研究。1974年時，在新疆又出土了44頁88面殘卷，當時全世界只有不到二十個人懂這種語言，而整個中國只有季羨林懂這些文字，時年63歲的季羨林經過17年的研究，終于破譯了全部殘卷，并譯著出《彌勒會見記》，那時候他已經是80歲高齡的老人了?！稄浝諘娪洝返淖g釋，對佛教傳入中國的經歷，佛教在中亞的傳播史等的研究都提供了新的依據。季羨林多年從事各種文字文學作品的研究與翻譯，出版的譯作將近四百萬字。中國翻譯協會2006年將首次頒發的翻譯文化終身成就獎給予了季羨林，是對他為中國翻譯事業所作貢獻的一種肯定。   三、季羨林的翻譯思想   季羨林一生所獲榮譽與頭銜非常多，但他自己樂于接受并承認的只有兩個，一是教授，一是翻譯家。很長一段時間內季羨林謝絕所有聘任，唯獨在2004年欣然出任中國翻譯協會名譽會長，其目的竟是為了便于為翻譯工作提意見。季羨林認為，中國文化從未枯竭的原因是因為不停地有新思想注入，而最大的兩次思想注入，一次是來自印度，一次是來自西方。這兩次大注入依靠的都是翻譯，因此翻譯之為用大矣哉。季羨林與他在清華的恩師之一吳宓一樣，贊同嚴復在翻譯上提出的信、達、雅的標準。他認為信是忠于原著，達是忠于讀者，雅則是對于文學語言的忠誠。即譯者需要同時忠于作品、作者和語言。同時做到這三個字，就是上等，可以說是盡翻譯之能事了。若是能信而達雅不足，則是中等，而不信不達不雅則為下等。他認為信是翻譯的基礎，如果不能做到忠實于原文，就不叫翻譯。#p#分頁標題#e#   直譯是壓倒一切的原則。   這點在他翻譯《羅摩衍那》這部印度原始的詩時表現得尤為明顯。   為了將原文的詩體譯成中國的詩體，他決定采用順口溜似的民歌體。   同時將原文分兩行寫的32個章節的頌譯成四行，每行的字數基本整齊，并且押大體上能夠上口的韻，季羨林可謂用心良苦。   譯至第六篇《戰斗篇》下半部時，季羨林更為嚴格地將每行定為七言絕句，間或也有五言，從而更接近于民歌體。除了譯文更加簡潔精練，保留了原文的節奏，盡可能地忠實于原文。季羨林在翻譯中不但忠實保留了原詩的信息，還盡量押大致上口的韻，在忠實原著的前提下追求文體之雅[3]133。   在音韻上以偶數行押韻，韻腳靈活，音韻協調上口，譯文達到了信與美的效果。   季羨林的翻譯思想還體現在《羅摩衍那》的音譯上。   為了保持忠實于原文，能準確地選擇譯音，他通過研究中國古代佛經翻譯的實踐與翻譯文化，基本上使用過去中國和外國和尚翻譯經文時使用的對音方法，盡量符合印度的原音。季羨林所主張的直譯，在信的基礎上，還在漢語習慣以及文法允許的范圍之內，適當引進一些外國語法中比較周密的表達方式，使漢語表達方式更加豐富，從而更適應需要。這與魯迅寧信而不順的直譯觀頗有相似之處。但與魯迅不同的是，季羨林反對重譯，即不通過原文而對某國譯文進行的二次翻譯。他認為科學與哲學類必要時可以進行重譯，文學作品則不行，并用淮南之桔淮北之枳來形容重譯對文學作品的影響。   季羨林認為翻譯在跨文化交流中是至關重要的，否則思想就無法溝通、文化無法交流、人類社會就難以前進。正因為翻譯的重要性，季羨林十分重視翻譯職業的道德，主張翻譯行業的工作者，應該多學幾門外語，提高自己的專業水平，同時改革大學外語學法，大力培養職業翻譯家，建立保證翻譯質量機制，并再三公開請設國家翻譯獎，足見他對中國翻譯事業的關切與注重。

一、整體總論

隨著文化研究的興起，形象學突破了原有的文學陣地，從文學形象轉向文化形象的研究，異國形象的文化問題也因此備受關注。如吳鴻志、蔡艷明的《異國形象的文化誤讀》、姜智芹的《文化過濾與異國形象》、姜源的《異國形象研究中的文化意義》、杜平的《異國形象創造與文化認同》等文章探尋了異國形象在不同文化中的認同、誤讀、過濾等現象，揭示了這些現象形成背后的文化根源和動機，闡釋了不同文化中異國形象的復雜性和多元性。需要指出的是，形象是對文化現實的一種描述，本身就包含著文化的成分，形象學的文化轉向和異國形象的文化研究只是一種文學的文化審視，二者都不能脫離“文學性”這個根本。

任何一門學科都有自己的理論體系，理論體系的建構決定著學科的定位。具體來說，國內的形象學理論體系主要表現出三種形態:一是基本沿襲歐洲形象學理論。這是國內早期形象學研究的常見形態，并被大部分比較文學教科書所采納。二是在借鑒西方理論的基礎上提出了自己的理論。一些觀點的確為形象學理論注入了新鮮血液，如周寧的《跨文化研究:以中國形象為方法》。也有一些觀點表面上充實了形象學理論，但缺乏堅實的個案研究，經不起深入推敲。三是在形象學文本研究和個案研究的基礎上，提出自己的理論見解，如孟華等著的《中國文學中的西方人形象》。這種個案研究對形象學理論研究具有重要的意義。

當代形象學對傳統理論進行革新，從對形象真偽的辨析轉向形象建構者的討論，從實證主義“是什么”的關系考證轉向審美批評“為什么”的本質探求，從注重求同的個體研究轉向注重差異的總體研究，這需要我們堅持經驗和批判并重的立場，在一種宏觀的視域中處理好二者之間的關系，對形象學給予全景式的關照。

二、基本問題探究

理論體系的建構離不開學科基本問題的探究。形象學的基本理論問題主要包括形象學的定義、研究內容、范疇、方法、意義功能、學科歸屬等問題。

形象學的界定是形象學理論的首要問題，而形象學定義的核心在于對“形象”的理解。國內對形象的定義和理解或者直接沿用法國學者巴柔的形象學定義:“形象是在文學化，同時也是社會化的過程中得到的對異國認識的總和。”或者是對此定義的進一步闡釋，如李勇的《形象:想象的表意實踐》、王瑜嘉的《中國之“形象”與西方形象學之“形象”比較》，褚蓓娟、徐絳雪的《“他者”在注視中變異———論比較文學中的“形象”》、張月的《觀看與想像———關于形象學與異國形象》等論文都對形象有所界定，觀點大同小異，大多是對巴柔定義的替換和延伸，形象學的不同定義直接影響著研究對象的理解和研究方法的選擇。一些教材有時將研究對象和方法相互包含，有時又將研究范疇和研究對象混為一談。如楊乃喬主編的《比較文學概論》一書認為比較文學形象學研究“他者”形象，“研究領域不再局限于國別文學范圍之內，而是在事實研究的基礎上進行的跨語言、跨文化甚至跨學科的研究。”實際上，形象學的研究對象和研究范疇是兩個不同的系統，它們之間往往呈現出一種交叉滲透的形態，需要我們仔細地辨析。在研究內容上，中國文學中的外國形象、外國文學中的中國形象普遍為人熟知，但一些論述忽視了自塑形象、游記、地域文學形象、少數民族形象等也是形象學研究的組成部分。在研究方法上，文本內部研究和外部研究是最基本的方法，方法比較單一，有待新方法的探尋。在形象學的功能和目標定位上，學界觀點不一，綜合起來就是在考察異國形象在異質文化中產生的原因、機制和復雜表現。而目標的實現，則必須審視和辨析形象的功能。

漢譯特色分析

近三十年來，在多樣多元的文化背景和自由開放的社會形勢之下，俄羅斯文學漢譯在譯介選題、譯介趨勢、譯介版本、譯介方式、譯介主體以及翻譯理念等諸多方面，都取得豐碩而系統的成就，表現出不同于以往的鮮明特點，為中俄文學交流做出重要的貢獻。

（一）譯介選題多樣化

隨著政治因素對文學譯介干預的逐漸減少與文化界和文學界的思想解放，俄羅斯文學翻譯在選題內容上愈加開放，愈加自由，愈加多樣。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新現實主義、自然主義、先鋒派、現代主義、后現代主義等各種文學流派、不同藝術手法、不同表現方式的文學作品先后被譯介到中國文壇，并在相當范圍內產生不小的影響。

1980年代，先前被視為“修正主義文學”的當代俄羅斯文學，重又受到中國讀者的歡迎。恰科夫斯基、斯塔德紐克、邦達列夫、貝科夫、巴克拉諾夫、瓦西里耶夫、阿斯塔菲耶夫、加姆扎托夫、拉斯普京、別洛夫、羅日杰斯特文斯基、葉甫圖申科、艾特瑪托夫、阿爾布卓夫、羅佐夫、舒克申、萬比洛夫等作家，以及過去受冷落、邊緣化、被批判、被打擊的葉賽寧、帕斯捷爾納克、布爾加科夫、左琴科、巴別爾等作家作品，先后被譯介過來，甚至出現了多個不同版本。八九十年代，最受中國讀者歡迎、對中國作家創作有重要影響的作家是吉爾吉斯斯坦的艾特瑪托夫，他與海明威、馬爾克斯、卡夫卡被認為新時期對中國文學影響最大的四位外國作家之一。外國文學出版社出版的小開本《艾特瑪托夫小說集》（上、下冊）收錄作家早中期的主要作品，其后期代表作《一日長于百年》也于1990年代譯介成漢語。這一時期，文學譯介對象較多集中于當代俄羅斯文學作品，在近萬種俄羅斯文學譯作中，當代俄羅斯文學作品約占六七成。究其原因，大致有三：其一，俄羅斯古典文學作品已大多譯介為漢語，當代俄羅斯文學則相對陌生令人好奇；其二，同時代俄羅斯人的日常生活和作家的創作體驗，對封閉國門多時的國人具有相當吸引力；其三，蘇聯當代文學對歷史的深刻反思，對民族健康心態的追尋，對雜色生活底蘊的開掘，對改革趨勢的深刻揭示，對當代人性的多側面描摹，契合著彼時彼刻中國文學的精神內核和社會歷史的時代話語。

1980年代，人民文學出版社與上海譯文出版社南北聯手，合作“外國文學名著叢書”的出版工作，其中俄羅斯文學名著占據很大比例。為了彌補叢書下限過早（截至一戰）的不足，外國文學出版社和上海譯文出版社聯袂，編輯出版“二十世紀外國文學叢書”，其中包括不少蘇聯文學作品。自1987年起，人民文學出版社推出“佳作選”小型本叢書，其中第一輯包括《黑桃皇后》、《舞會之后》和《圣誕樹與婚禮》。此外，上海譯文出版社還單獨編輯出版了《蘇聯文學叢書》、《外國文藝叢書》，其中既有蘇聯當代文學，又有俄國古典作品，諸如十七卷《托爾斯泰文集》、十二卷《契訶夫文集》、十卷《陀思妥耶夫斯基文集》、四卷《萊蒙托夫文集》、五卷《岡察洛夫文集》、五卷《涅克拉索夫文集》、八卷《奧斯特洛夫斯基文集》。值得關注的是，在出版二十卷《高爾基文集》之外，因政治原因而長期遮蔽的《不合時宜的思想》一書也被譯介到中國：1998年，朱希渝翻譯的該書中譯單行本由江蘇人民出版社推出；2010年，余一中和董曉復譯的單行本由花城出版社出版。這既讓人看到高爾基對文化建設的高瞻遠矚，也讓人觸摸到高爾基多樣而鮮活的形象。這種大規模譯介現象和出版行為，對于中國讀者補充因1960年代中后期中俄文學交流阻滯造成的封閉無疑大有裨益，充分表現出中國知識界強烈的求知欲和對俄羅斯文學的一貫重視。不過，不加選擇地譯介二三流作家作品，而置經典作家于不顧，會造成翻譯成本的低下和翻譯成果的浪費，不利于中國俄羅斯文學翻譯的整體發展。

（二）譯介趨勢叢書化

摘要是學術論文的概括性內容摘取，是讀者迅速了解論文研究內容、研究成果、研究意義的窗口。隨著我國學術研究的國際交流不斷深入，中文期刊的英文摘要就顯得越來越重要。英文摘要既是中文學術期刊國際化交流的重要媒介，也是體現我國學術發展的重要指標。

一、中文期刊學術論文英文摘要存在的主要質量問題

（一）中英文摘要不一致

從國際學術慣例來看，摘要是體現學術論文研究內容、研究成果、研究意義的核心段落。中英文摘要的區別僅在于語言形式的區別，在內容上應當保持一致，以防止因信息增減導致的認知差異。然而，通過對中文期刊英文摘要案例分析，中文期刊學術論文仍然存在著大量中英文摘要不一致的情況。其中，篇幅過短是最為突出的一類問題，即英文摘要的字數和內容并沒有完全展示與中文摘要同等的意思，往往只是通過一些概念性的字句，簡要翻譯了中文摘要，缺乏對結論、過程的準確闡述。如中文摘要中幫助讀者更深入理解內容的案例實證過程，在英文摘要中往往不被重視。此外，英文摘要也存在內容過長的現象，有些英文摘要沒有忠于中文摘要，而是增添了一些輔助理解的“簡單句”——由于中英文語法差異，英文摘要使用簡單句過多而帶來的篇幅過長問題較為普遍。

（二）詞類誤用

與中文一樣，英文作為一種講究語境、語氣和語法的語言，同樣需要考慮詞類使用的場景、狀態和順序。中文期刊學術論文的作者雖然是具有一定英語表達能力的研究者，但是其在英文文獻閱讀和英文學術寫作方面還較為薄弱，用詞不準確的現象十分普遍。在英文摘要撰寫過程中，作者往往通過翻譯軟件或者基于個人詞匯儲備進行直譯，忽視了其實際使用語境，因而極容易導致讀者的誤解。如在我刊錄用的某論文摘要中，有“經費保障機制”一詞，作者原稿譯為“financialsupportmechanism”，但是根據語境，“mechanism”常用來表達實體的機械裝置，并不適用于管理學中的“體制”“機制”。最終建議作者將“mechanism”修改為“policy”，這樣就能夠較為貼切地表達出中文的含義。又如英文中有大量的形容詞，在翻譯中需要選擇最為準確的詞匯才能實現有效表達，否則就容易產生誤解。在中文中常用的“解釋力”一詞，許多作者翻譯為“interactive”，意在體現能夠有效交互，但是這一詞匯常用于社交場合，而在學術領域，則常用“responsive”來表示較強的解釋力。

（三）語法表達不規范

學術期刊是報道具有學術創新的研究成果，開展學術交流的重要載體，學術期刊的發展狀況總體上反映出一個國家科技研究水平和話語權地位，是國家文化軟實力的重要支撐與基礎［1－2］。大幅提升我國學術期刊的國際影響力，對促進國際社會認同，增強我國國際競爭力，實現“文化強國”的國家發展戰略等各個方面，均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針對當前我國學術期刊的學術質量及國際影響力與我國文化事業快速發展的總體情況并不相稱，與“大國、強國”水平亦存在明顯差距的現狀，近幾年來，國家已經采取了一系列力度空前的措施鼓勵我國學術期刊走向國際化，并引起我國期刊界爭先恐后創辦英文期刊的潮流。但同時，導致的“馬太效應”也值得我們注意。據粗算，國內頂尖的英文刊物從各種渠道獲得的資助每年約300萬元，相比而言，國內對中文期刊最高的資助為每年30萬元［3］。這種重英文輕國語的期刊資助政策，不僅導致辦刊人的嚴重心理失衡，而且使得中文學術期刊雪上加霜，舉步維艱。筆者認為中文學術期刊應追求“立足本土、面向世界”，實現國際傳播！通過文獻檢索發現，關于中文學術期刊國際傳播的研究并不多［4－8］。祁艷紅等人［4］探討了我國學術期刊提升國際傳播能力具有成活點、生長點、嫁接點、爆發點這四點路徑，但重點針對的是英文學術期刊；胡曉娟［5］析了目前我國華文社科學術期刊在國際化進程中存在的問題，借助傳播學視角，系統研究了國際傳播的特點和規律；王會等人［6］通過對比，分析了中國期刊國際傳播的現狀，以及影響國際傳播力的因素，提出應從政府支持力度、自身管理、隊伍建設及期刊評價體系建設等方面入手，提升中國學術期刊影響力和傳播力。總體而言，目前有關學術期刊國際傳播的研究較多都針對的是英文學術期刊，而且主要討論的是國際傳播的現狀和困境、制約因素，文獻中給出的對策較多都是基于政策和理論的大框架性建議。而本研究主要基于辦刊實踐的調研分析，首先討論了中文學術期刊“國際傳播“的必要性，然后重點歸納出八條現階段中文學術期刊實現“國際傳播”的可操作性辦刊策略，這些策略建議具有較強的辦刊實踐性，旨在為進一步推進我國優秀中文學術期刊的發展、提升中文學術期刊的國際地位提供前期基礎。

1中文學術期刊“國際傳播”的必要性

有人認為：當今世界上科技傳播和文化交流的通用語種就是英語，中文期刊不符合國際化期刊的基本特征，論文語言的障礙和平臺的限制是中文學術期刊的天生缺陷，無法改變。那么，中文學術期刊是否就理所應當僅僅只局限于國內，固步自封，完全不考慮國際戰略？答案顯然是否定的！首先，從論文作者的角度出發，我國的學術研究工作者需要將自己的最新學術成果與國際同行進行交流，希望自己的論文能顯示在世界學術研究交流平臺，并得以全球范圍的傳播，這樣才能為中國的學術發展營造一個更為有利的環境，促進我國科技文化創新事業更快地進步和發展。其次更為重要的是，中國要在國際上占有一席之地，中文就要在各個領域擁有相應的國際地位。雖然我們必須承認當今世界上科技文化交流和傳播的首選語種是英語這個現實，但同時也需提醒自己保持民族文化自信心，在國際學術交流中不失去自我，英語霸權的現實不可能是永遠合理的、長久不可改變的。如果我們一味地把國內優秀研究成果發表在國外期刊或者只是考慮用英文來推介中國的學術成果，中文學術期刊只會越來越被邊緣化［9］。作為中國學者和期刊人，有責任更多地參與到國際交流之中，努力讓國際學術界和期刊界更了解中國［10］。中國的學術論文有國際推廣的必要，同時，堅持中文傳播也是發揚中華文化、提高民族凝聚力的使命所在。若能在遵循國際學術期刊發展規律的基礎上，結合中文學術期刊特點，把優秀的中文學術期刊推向世界，則可提升中文學術期刊在國際學術界的影響力，進而使中國學術研究在世界范圍內獲得更多的話語權和掌控力［11］。這是昂首挺胸走出去的姿態，更是一種主張自我的自信表現，這才是在推動中國學術成果的國際交流與融合過程中所應該推崇的。因此，中文學術期刊應在立足本土的同時，有必要努力走向世界，打通國際傳播途徑。

2中文學術期刊實現“國際傳播”的辦刊策略

中文學術期刊“國際傳播”真正實踐起來面臨的狀況較復雜。例如：國際傳播，顯然不是單純的在互聯網上全文上載和開放閱讀，因為期刊單獨上網在網絡上的顯示度非常低，容易成為信息海洋中被淹沒的一粒塵埃；另外中文語言的不通用、中華文化的差異性宛如一座座高墻，使得中文學術期刊在國際傳播過程受到重重阻礙，即使非常優秀的學術成果也很可能被忽略……由此可見，中文期刊的國際傳播不能僅停留在口號式的倡導，空泛的坐而論道。于是，筆者通過辦刊實踐以及調研了一系列“中國優秀國際影響力”（清華大學《中國學術期刊國際引證年報》遴選）中文期刊的辦刊策略，針對提高中文學術期刊“國際傳播”能力，總結出以下幾點在辦刊實踐應用中的可操作性措施：

2．1出版內容國際化

中文學術期刊“國際傳播”，首先最為關鍵和本質的一點就是要在出版內容上面向世界：雖然出版語言是中文，但刊登內容和學術質量應緊跟國際前沿并具備國際學術水準。意思就是說，雖然期刊語種是中文，但刊登的研究成果更多地是在全球一體化的視野下研究本國實際的問題，或者從本國實際出發研究全球性的問題。例如《資源科學》在辦刊宗旨上就明確提出了上述要求，建議作者以國際視野研究我國的重大資源環境問題，所提出的資源科學方法理論緊跟世界前沿熱點，因此該刊逐步發展成為一本具有一定國際影響力的中文優秀科技期刊。另一方面，在當前國家科技部、教育部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中科院、中國工程院等五部門發出“聯手開展清理‘四唯’專項行動”通知的大背景下，這對于中文學術期刊的發展是個較好的契機，中文期刊的編輯們可投入更多的精力去邀稿、組稿，努力爭取好稿源，提高期刊學術影響力，使得期刊所發表的科研論文能代表該領域的國際前沿進展。事實上，在各種翻譯工具如此強大的今天，語言障礙不是大問題，中文學術期刊只要擁有的國際一流水準的出版內容，即使是非中文為母語的讀者也會通過各種手段來獲取到他們需要的論文內容和數據。對于中文期刊的傳播內容，全球的讀者一旦從被動接收變為主動獲取，那么中文期刊的國際傳播能力顯然會大幅提升。

摘要:本文以海洋類論文英文摘要為例，分析了人工譯文和機器譯文術語的異同，指出術語機器翻譯產生問題的成因多源于海洋學研究的綜合性、復雜性及前沿性。鑒此，為使計算機輔助海洋學論文摘要的術語翻譯更加規范，達到各個國際檢索機構的收錄標準，作者需仔細核查機譯的術語是否符合所屬學科的概念，是否精確嚴謹，是否符合目的語的規范。

關鍵詞:術語;海洋學;英文摘要;計算機輔助翻譯(CAT);對比分析

引言

近年來，很多作者在撰寫論文時習慣借助計算機輔助翻譯(Comput-er-AssistedTranslation，CAT)等手段，將論文的中文摘要直接翻譯成英語，這種方式雖然便利，但是也存在很多術語翻譯的問題。術語集中反映了學術論文的前沿概念和主要內容，是科技信息的主要載體，也是科學論述的必要條件。準確無誤地翻譯術語是正確理解和再現原文內容的前提和科技翻譯的基礎。研究顯示，術語在學術論文英語摘要各語步的覆蓋率均超過10%［3］，使用頻率較高。然而在學術論文摘要的翻譯中，術語翻譯錯誤卻成了最常見的錯誤類型［4］。相較于醫學、語言學、材料學等傳統學科，海洋學研究領域更廣泛、近年來在研究廣度和深度上一直不斷拓展，其在計算機輔助論文摘要翻譯中的術語錯誤更為突出，也更具代表性。

1研究內容

1.1語料來源

目前，國內約有55種海洋學類期刊(含漁業、石油、工程等涉海類刊物)，其中中文期刊46種，如《太平洋學報》、《海洋漁業》、《海洋地質》等。為使語料選取更加客觀準確，筆者檢索了這46種期刊2000-2018年發表的所有論文摘要，在專家的幫助下，按照Nwogu提出的代表性、權威性、可獲性三原則［5］選取了其中的5篇論文，涉及到水文學、海洋地質、海洋生物等基礎研究，也包含了漁業水產、軍事海洋學等應用研究。將這5篇論文的英文摘要作為本次研究的人工撰文語料庫(ArtificialTranslationCorpus，ATC)。我們借助目前較為常用的谷歌翻譯軟件，將上述論文的中文摘要譯成英語，作為本研究的機器翻譯語料庫(MachineTranslationCorpus，MTC)。應指出的是，本文所列舉的機譯錯誤截止于完稿時，由于谷歌團隊后續的工作，某些錯誤可能已得到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