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尋找寫作靈感？中文期刊網用心挑選的漢譯佛典文學研究反思，希望能為您的閱讀和創作帶來靈感，歡迎大家閱讀并分享。
印度佛教經歷漫長流播之后，目前最重要的是三大派別：即南傳佛教、北傳佛教和藏傳佛教，而這三大派別，在中國都有良好的發展。相對說來，漢傳佛教在歷史上所起的作用更大些，研習者也最多。其中，那些文學性強的漢譯佛典，如《維摩詰經》、《法華經》、《華嚴經》等，最受世人歡迎，產生的影響也最大。若就學術史的角度進行總結，則可歸納為兩大范式：一曰本體研究，二曰影響研究。而且，二者還經常結合在一起。中外學人，于此概莫能外。遵循《中國宗教文學史》的編撰理念，筆者擬對本體研究加以回顧與展望。 就本體研究而言，學術界用得最多的概念是佛典翻譯文學和佛經文學。發其端者，在中土而言，當推梁啟超民國九年撰出的《翻譯文學與佛典》，是文對佛典翻譯文體形成規律及其影響的宏觀揭示，至今仍具有示范意義。魯迅于1923年完成的《中國小說史略》，則比較系統地揭橥了漢譯佛典及其思想觀念對中古小說創作的孳乳之用。稍后，胡適出版于民國十七年的《白話文學史》，又綜合二者之優長，專設兩章來介紹“佛教的翻譯文學”，它第一次比較明確地把漢譯佛典本身納入了中國古代文學史的研究范圍，并指明了其在白話文學史上的特殊地位和作用。而且，這種做法開創了中國文學史寫作的一種新模式，即大家都毫無例外地要講述一下佛經翻譯或佛教文學方面的內容，時至今日，依然如故。 高觀如于民國二十七年出版的《中國佛教文學與美術》前半部分所談雖名曰佛教文學，重點卻在討論歷代佛經翻譯文學及其影響，眼光也相當敏銳。周一良發表在1947－1948年《申報•文史副刊》第3－5期的《論佛典翻譯文學》，則從純文學、通俗文學和語言史的角度分析了佛典翻譯文學的特色所在。 民國時期，學術界重視漢譯佛典文學還有一種表現，那就是有一些著名學者在高等學校開設了相關課程，如陳寅恪曾在清華國學院、中文系及北京大學開過佛經翻譯文學與佛經文學課，后來季羨林、周一良之所以走上佛教文學研究之路，陳氏的影響至關重要。此外，當時的教內人士，也呼吁要重視相關問題的研究，如巨贊法師于民國三十五年就發表過《佛教與中國文學》的演講，經整理后刊登在《佛教公論》復刊第6期。 民國學者重視佛典翻譯文學的做法，在建國初期仍有所繼承和發揚。如顧隨在1954年編撰出《佛典文學翻譯選———漢三國晉南北朝時期》，并指出佛典中文學的價值是二重的，即：“佛書本身往往自有其文學的價值，此其一；譯出之后，則又成為翻譯文學，此其二。”且要求研究者應超越“專從宗教的觀點”，而從“文學美底認識”來檢討佛典翻譯文學。凡此，仍有振聾發聵之用。常任俠則在1957年編了《佛經文學故事選》，他從漢譯佛典之本緣部中精挑細選了78則既有文學趣味又富于思想教育意義的故事，注釋簡明，極便讀者。李嘉言刊載于《開封師院學報》1964年第1期的《佛教對于六朝文學的影響》，很可能是“”到來之前大陸地區最后一篇公開發表的佛典文學之專題論文，雖說作者因受時代因素的制約，對胡適的研究結論大加討伐，但仍有一些思想的閃光點，比如點出了宮體詩與佛教的關聯。相反，港臺地區及海外華人學者則一直未中斷相關研究，且有不少力作問世，如柳存仁發表于香港《新亞學報》第3卷第2期上的《?沙門天王父子與中國小說之關系》，饒宗頤發表于日本京都大學《中國文學報》第19冊上的《馬鳴〈佛所行贊〉與韓愈南山詩》，臺靜農發表于香港大學《東方文化》第13卷第1期的《佛教故實與中國小說》。 進入新時期以來，相關的成果日漸增多，可以說佛經文學的研究已成為中國古典文學領域的顯學之一。這主要有三大表現：一是系統的資料整理，學術價值較高的有王邦維《佛經故事選》，陳允吉和胡中行主編《佛經文學粹編》、孫昌武《漢譯佛典翻譯文學選》等。二是扎實的研究論著（含論文集）之問世，如侯傳文《佛經的文學性解讀》、陳允吉主編《佛經文學研究論集》及《續集》、王立《佛經文學與古代小說母題比較研究》、丁敏《漢譯佛典神通故事敘事研究》、梁麗玲《漢譯佛典動物故事之研究》等。三是研究隊伍的年輕化，不少碩、博士學位論文都選擇了佛經文學來做專題研究，重要的有蔣述卓《佛經傳譯與中古文學思潮》、丁敏《佛教譬喻文學研究》、梁麗玲《〈雜寶藏經〉及其故事研究》及《〈賢愚經〉研究》、吳海勇《中古漢譯佛經敘事文學研究》、夏廣興《佛教與隋唐五代小說》、龔賢《佛典與南朝文學》、孫鴻亮《佛經敘事文學與唐代小說研究》、溫美惠《〈華嚴經•入法界品〉之文學特質研究》、周敏惠《〈金光明經〉文學特質之研究》、林韻婷《〈雜阿含經〉譬喻故事研究》、李昀瑾《〈撰集百緣經〉及其故事研究》、蘇世芬《漢譯佛典佛陀與佛弟子的誕生故事研究———以阿含部、律部為中心》、陳蓉美《〈法句譬喻經〉的敘事研究》等。這些研究具有兩個突出的特點：一是注意了漢譯佛典文學性的闡發，呼應了前述顧隨先生的主張；二是注意融合、借鑒西方敘事學理論及故事類型學等研究模式來做漢譯佛典對中國文學的影響性研究。 反思近百年來漢譯佛典文學之研究史，我們會發現三個比較有趣的現象：一是凡取得杰出成績者，大多具有扎實的國學根柢與國際性的研究視野，梁啟超、魯迅、胡適、陳寅恪、錢鐘書、季羨林、饒宗頤等，莫不如此。而且，相關課題的提出，常常受到外國學者的啟發。此例甚多，在此僅舉兩個人作為代表。魯迅《中國小說史略》論及佛典及佛教觀念影響中古小說創作時，其結論與日人鹽谷溫《中國文學概論》大體相似，但魯迅給出了實證，如指出陽羨書生故事源出《舊雜譬喻經》、《觀佛三昧海經》等。而常任俠之所以編選《佛經文學故事選》，按其自序的交待，是因為受了法國漢學家沙畹教授研究漢文與佛經，曾著“佛經中五百故事”凡三大冊之壯舉的感召。二是就研究方法言，最重要的是比較。從某種意義上講，漢譯佛典文學之研究，其根本屬性就是比較文學，故而其兩大方法———平行比較和影響研究都是不可或缺的基本手段。當然，就比較的范圍而言，可以有華、梵相比，華、華自比，梵、華、日之比之類；就層次而言，則有文體、語言、語體、主題、受眾、文學形象、創作方式、傳播途徑等方面的異同。但個人認為，即使是比較，也是綜合性的，可以多層次、多角度地比，而非單一和片面之比。對此，陳寅恪《有相夫人生天因緣曲跋》、《〈西游記〉玄奘弟子故事之演變》、《童壽〈喻?論〉梵文殘本跋》、錢鐘書《一節歷史掌故、一個宗教寓言、一篇小說》、季羨林《三國兩晉南北朝正史與印度傳說》等精彩論文所體現出的研究實績，最能說明問題。其間，平行比較與影響比較交互生輝，綜合性、多方位的視角已完全超越了純文學的范圍，因其廣泛涉及到中外（?。┪幕涣鞯亩鄠€層面。三是學人的關注中心在漢譯佛典中的敘事作品，因為人物、情節、故事類型之類的實際影響是顯而易見的，也比較容易發現。陳引馳即深有體會地說：“佛教進入中國，在文學中的最為顯著的影響應體現在敘事文學。”#p#分頁標題#e# 對于今后漢譯佛典文學的研究重點，筆者認為有四個大的方面工作必須加強： 一是有必要拓寬漢譯佛典文學的研究對象，從狹義說回歸到廣義說。之所以這樣考慮，主要基于兩大因素：一是漢譯佛典中那些文學性不強的經典，其實也有對文學創作產生巨大影響者，如《心經》、《金剛經》、《中論》、《十二門論》等；二是從早期國際上通行的慣例而言，歐美學術界在研究印度學時，都把所有佛教教典作為印度文學的種類之一，并站在印度文化的立場上加以討論，著名者如溫特尼茲的《印度文學史》。這種做法提示我們研究漢譯佛典文學時，既要把全部漢譯佛典視為研究對象，又要注意漢文化對佛典翻譯的制約作用。果真如此，則我們關注的漢譯佛典范圍會寬廣得多。 二是有必要加強漢譯佛典文學的本體問題研究。對此，首先應注意一個基本前提，那就是中、印語言文學傳統的異同。眾所周知，印度文學的傳承重口誦（在佛典漢譯中的主要表現是口譯）、內容多以神話傳說為主；而中土重書寫（文言）與歷史（史學尤其發達）。而這種差異對佛典漢譯的影響如何？當以比較語言學為基礎，在梵漢比較，甚至梵、巴、漢、藏等多種語言比較的基礎上，方可能認識得更深入。其次，漢譯佛典的主體是大乘經典，而自成體系的大乘佛教之十二部經（十二分教）是如何來的，它們的文體特征、文學表現與九分教的聯系、區別如何？都是有待檢討的領域。復次，本土固有的文學思想、審美趣味是如何促成漢譯佛典文體風格的形成和演變的？這也是重要的本體問題之一。 三是有必要進一步拓展影響研究的范圍，注意影響的途徑及效果。前文已言，過往的研究聚焦點多在敘事文學作品（如本生、因緣、譬喻等經典）的研究。其實，非敘事類佛典，也多有值得探討的文學問題，比如“論議經”這一特殊文體，它具有動態和靜態的雙重特性，它的辯論原則、組織結構及伎藝化的表現，對中國講唱文學實有相當深遠的影響。 就目前影響研究最需拓展者，竊以為主要有兩大方面：一曰儀式性佛典的文學研究。因為在宗教的組織結構中，儀式與儀軌的形態最為穩定。漢傳佛教儀式性佛典的來源，無非兩大類：一是佛典翻譯，比如法顯、玄奘、義凈等高僧的西行求法，很大的原因是為了尋找解決中土戒律思想的印度原典，而律典的根本屬性在于儀式、儀軌。二是漢土佛教依據現實需要并結合漢譯律典而新撰者，如至今仍然盛行的梁皇懺、水陸道場、法華懺、金光明懺、藥師懺、八關齋文、授三歸五戒文等，悉屬此類。但無論哪一類，其施行、信奉都有特定的對象和場合，不同對象授受的經文及接受的途徑、方式不盡相同，至少有在家、出家之分，有比丘、比丘尼之別。二曰疑偽經的文學研究。疑偽經是相對于真經（翻譯經典）而言的，雖說其來源不一，且多不入藏，但它數量相當驚人，如唐人智升《開元釋教錄》記載至唐時有疑偽經392部、1055卷，而入藏的真經為1076部、5048卷，兩兩相較，可以看出當時疑偽經流行的盛況。而且，有的影響力并不比譯經低，如《盂蘭盆經》、《十王經》、《金剛三昧經》、《地藏菩薩本愿經》等，它們在中土民俗佛教信仰體系中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同時在民間文學藝術的創作中也有充分的表現。但是，就目前的文學研究而言，學人們關注的重心也僅僅集中于這少數的幾部疑偽經上，而絕大多數尚處于無人問津的狀態。 四是有必要超越文學研究本身，最好能把文學研究、藝術研究融匯為一體。因為印度佛教及漢譯佛典的傳播，除了利用文學這一根本手段外，也運用美術、音樂、戲劇等藝術方式，所以，漢譯佛典產生的影響是綜合性的。對此，前輩學者已做出了成功的嘗試，如陳允吉的《論唐代寺廟壁畫對韓愈詩歌的影響》、《韓愈〈南山詩〉與密宗“曼荼羅畫”》二文貫通詩畫，令人耳目一新；饒宗頤《南戲神咒“?哩?”之謎》一文從音樂角度，揭示了戲曲神咒及其和聲與梵語四流音的關系，王昆吾《原始佛教的音樂及其在中國的影響》則系統地梳理出了印度佛教音樂對中土佛教音樂文學產生影響的途徑與方式；康保成的《中國古代戲劇形態與佛教》，則是近年研究佛教東傳與戲劇之關系不可多得的力作，達到了邏輯與歷史的統一，其研究模式很值得借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