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語境論文范例

一、消費文化對幼兒教育的沖擊

消費文化起源于18世紀英國中產階級，以及19世紀英、法、美工人階級中存在的廣告、商店、娛樂以及休閑活動。兩次世界大戰期間，消費文化在美國得到顯性發展，尤其在電影、時尚和化妝品以及報紙、雜志等傳媒行業中，新的消費品位、特性、體驗及理念開始萌生并傳播。據此，英國學者邁克•費瑟斯通指出，消費文化即指“消費社會的文化”，他認為大眾消費運動是伴隨著符號生產、日常體驗和實踐活動的重新組織。“消費”一詞原初的“摧毀、濫用、用盡”之意，使得它與經濟社會生產語境下對消費的驅動、刺激相矛盾，在此基礎上發展起來的消費文化也存在著自身的悖論。一方面，消費文化語境下私人領域得到拓展，人可以自由地以自己的方式選擇和決定消費方式，這也被看作對功能性民主的促進;另一方面，“要適應豐盛生活并不容易”，人們在消費社會中欲望與能量的錯誤表達引發了現代性價值危機。正如有學者指出:消費社會患了潰瘍，“必須給它補充一個靈魂”。全球化、信息化以及大眾化映襯下的消費文化有著更復雜的內涵、更廣闊的影響范圍以及更深刻的社會影響。我們需要從消費文化所處的現時代復雜視域出發，考察其對幼兒教育帶來的可能性沖擊。

1.欲望取代需要:幼兒教育目的的隱憂。

對消費文化的認識主要有三種:其一，消費文化是資本主義商品擴張的結果，它帶來了物的豐盈以及消費活動的增加;其二，消費文化是人們為了建立社會聯系或社會區別，從而采用不同的方式消費產品;其三，關注消費時的情感快樂、夢想以及欲望。如果說在第一種認識中，人們指向消費品的使用價值，目的是滿足需要(Need);那么第二、三種認識則更多地強調消費品的象征價值，消費目的由需要轉向欲望(Want)。如今，看一看商店里琳琳滿目的商品，大街上優雅迷人的玻璃櫥窗，無孔不入的商品廣告，以及圍繞身體的吃穿住用行，毫無疑問消費已經成為社會言說以及我們自身表達的方式。雖然“激發生命體朝著適合自己的方向發展，最自然的方式就是快樂”，但“并不是說，我們可以安寧平靜地沉溺于當前的娛樂誘惑之中，……我們應該尋求一種符合自然發展規律的模式，這種模式本身令人愉快，讓人在自身的快樂中去追求并安排個性的發展”。但當消費文化成為大眾的生存與表達方式，當消費產品的象征價值掩蓋使用價值，當人們的消費欲望取代消費需要，當人們越消費越感覺到自身意義與價值的存在，人們這種已經習慣化了的消費文化會對幼兒教育目的進行怎樣的滲透?在“為欲望而欲望”的精神刺激下，幼兒教育目的是否會為了滿足人們貪戀不舍的欲望而改變?

2.視覺化取代實用性:健康教育遮蔽的可能性。

“身體的地位是一種文化事實。”在宗教視角里，身體是“肉身”;在工業社會，身體是“勞動力”;在消費文化中，身體是“最美的消費品”。消費文化中的身體有著雙重功用:資本的和偶像的(作為消費品)。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身體受到越來越多的人關注。有學者指出:視覺文化與身體文化是現代消費文化的兩翼。在視覺文化中占據核心地位的是身體，而身體文化則是視覺化、圖像化的。其實“身體”很早就在幼兒教育領域得到了關注，古希臘《理想國》強調從童年開始用體操訓練身體，亞里士多德認為應當首先關注孩童們的身體，爾后關心靈魂和情欲;文藝復興時期康帕內拉注重優生對幼兒身體的影響，夸美紐斯把幼兒身體健康作為一切工作的基礎;近現代的洛克把“健康的精神寓于健康的身體”作為人世幸福狀態，羅素強調在早期教育階段凡健康所需之一切事情都必須去做。經典教育著作強調“實用的身體”作為幼兒教育及其他一切活動的場所，而現代充斥的消費文化凸顯了身體的消費性和享受性，淡化了身體的實用性，甚至有些人錯誤地將身體功用價值理解為身體的實用性。體育技能化與職業化弱化人的主體性就是表現之一。消費文化所言的“呵護身體”，其“身體外形使人滿意”、“職業化的身體競技能夠帶來物質回報”的意蘊已經超越了實用的“健康”。在身體的視覺化取代實用性的消費文化影響下，幼兒教育是如何看待健康教育的，消費文化會給傳統的健康教育帶來何種沖擊?

3.模糊性取代主體性:幼兒教師身份感的困惑。

一、多元文化語境下高職鋼琴教學模式

(一)多元文化語境下鋼琴教學現狀

我國的鋼琴教學也收到了多元文化的影響，當前我國的音樂院校的鋼琴專業在進行教學時，主要以傳統曲目為重點教學曲目，中間穿插著近代優秀作品和帶有民族特色的作品，選取的曲目都非常具有代表性，并且都有很強的藝術性。大部分教師都把教學重點放在各大國際鋼琴賽事上，以培養出比賽獲獎者或者鋼琴家為目的。另外一些音樂院校如四川音樂學院的鋼琴專業在教學風格上主要是以流行音樂、爵士音樂的演奏為重點，培養目標是流行樂手和流行音樂家。師范類院校的鋼琴專業，則將教學重點放在了師范素質的培養上，要求學生在掌握重點演奏曲目，擁有一定演奏能力的同時，對鋼琴教學方式也有一定的了解，為今后的工作打下堅實的基礎。

(二)高職院校鋼琴教學模式現狀

鋼琴演奏需要很強的思想性和藝術性，是一個人綜合素質的體現，各個國家和民族也都通過不同的演奏形式來表現不同的文化。在這種多元文化融合的背景下，更應當進行不同文化的了解，從而真正的體會鋼琴演奏技巧。但是在現如今的高職院校鋼琴教學中，幾乎沒有涉及到多元化的民族音樂文化方面的教育，學生缺乏對鋼琴曲目文化背景的了解。在進行鋼琴教學時，教師通常只重視彈奏技巧的教學，忽視了對鋼琴曲目的文化背景介紹，學生無法對其有一個深入的了解，也阻礙了學生更進一步提高自身的文化修養。教材更新速度過慢也是阻礙當今多文化語境下高職鋼琴教學的重要原因之一。當今社會文化產業發展迅速，音樂相關書籍也層出不窮，其中許多書籍出自高職院校的教育工作者們。有些人在相關專業并沒有深入的研究和建樹，在利益的驅使下也都紛紛出書，導致了音樂教材市場混亂不堪。而且市面上的大多數教材都是適合本科院校，很少有高職院校專用教材，這對高職院校的教育產生了很大的阻礙。而這些有限的教材更新速度十分緩慢，內容已經嚴重跟不上飛速發展的社會，影響了高職院校鋼琴教學的正常運行。

二、高職院校多元文化語境下鋼琴教學模式

(一)合作教學模式的應用

【摘要】判斷力是人的獨立人格養成中不可或缺的一項能力。高中歷史學科中的語境建設與判斷力養成有一定關系。培養學生站在當事人的視角去看待歷史過往，提高事實判斷和價值判斷能力，使學生獲得面對真實情境去解決問題的能力，這是面向未來的歷史學科教學有效性的體現。

【關鍵詞】判斷力;核心素養;歷史語境

在全球化、信息化迅速發展的當下，面對海量的媒體報道、紛繁復雜的文化評論，人們需要借助一定的知識體系，對信息和觀點進行事實判斷或者價值判斷。這種判斷力是21世紀世界公民應具備的核心素養之一。個人的判斷力受個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影響，也受到個人的思維方式、解決問題的思路、方法的影響。青少年時期是個人判斷力養成的關鍵時期，但現實中，人們往往習慣“碎片化”的短文本閱讀，脫離語境去理解文本信息，缺乏在閱讀文本過程中的辨析、質疑意識。因此，學科教育在個人判斷力養成方面應發揮積極、重要的作用。為了對當下高中生基于歷史學科的“判斷力”真實水平有一定了解，筆者主持的“凸顯‘判斷力’養成的高中歷史語境建設的實踐研宄”課題組在2018年及2019年對參與課題研宄的學生進行了課題開展前后的數據調研，來自5個區近2000名學生參與問卷調研。調研數據的結果呈現了凸顯“判斷力”養成的高中歷史語境建設實施的效果。

一、課題實施后學生具備學科核心素養的水平現狀

為評估“凸顯‘判斷力’養成的高中歷史語境建設的實踐研宄”的實施效果，筆者在連貫性實施教學探宄的一所F校進行了學生問卷調研。以F校2021屆高二全體學生（440人）、2020屆高三等級班學生（94人）為樣本進行數據調研，并把這部分學生在2018年被調研的數據與之進行對比分析。在同一群體（2020屆、2021屆）中進行兩次與判斷力有密切關系的歷史核心素養獲得能力的調研（百分比得分率），發現無論是時空觀念、史料實證，還是歷史解釋，學生獲得這些學科核心素養的能力都呈現上升趨勢。但同時也發現，不同學科核心素養呈現的進步幅度有很大不同，而且2020屆和2021屆群體表現出明顯的差異：2020屆的進步幅度明顯高于2021屆。其中原因，除了樣本數據的量有大小可能導致數據差異性大外，另外一個主要原因是2021屆經歷等級考分科后，三分之二以上的學生把歷史學科作為合格考科目，這對學生認真投入歷史學科的學習，尤其利用課外時間來進行歷史閱讀與寫作帶來一定的不利影響，但即便如此，課題組成員的教學探宄還是體現一定效果，2021屆全體學生在核心素養的培養上取得了進步。

1．時空觀念

從時空觀念這一學科核心素養來看，2020屆學生所取得的進步指數（72．66％—78．37％）明顯高于2021屆的學生（64．03％—65．53％），群體差異性導致數據差異的原因不再贅述。從時空觀念這一學科核心素養的進步率來看，兩個群體的進步率不高，都沒有達到10％。這說明與時空觀念有著密切關系的歷史時間軸、地域地理空間等知識技能對學生來說還有很大提升空間。就其中的原因來分析，可能一方面是課題實踐的時間短效果還不夠明顯，另一方面是課題組成員習慣性地認為這是初中學生應該掌握的基本史學知識和技能，因此在課題實施過程中，對髙中生的時空觀念的培養相對比較弱。

[摘要]在英語教學中，不僅要讓學生掌握英語知識，更為重要的是要提高學生的英語語言運用能力。這就需要學生不僅要掌握英語的基本知識，還要對英語語言的文化內涵充分掌握。所以，要改變傳統的單純以英語作為工具的英語語言教學模式，將英語語言作為一種文化展開教學，發揮文化背景的作用。要將文化教學內容融入英語知識教學中，擴展學生的知識面，激發學生的英語學習興趣，保證學生的英語學習質量。本文針對文化背景在英語教育中的作用展開研究。

[關鍵詞]英語教育；文化背景；作用

英語不僅僅是工具，也是一種語言和文化。在英語教學過程中，如果單純將英語作為工具向學生傳遞，學生則局限于機械式學習，采用死記硬背的方式，很難獲得良好的英語學習效果。英語教學的目的是讓學生合理運用英語語言進行交際，如果沒有認識到文化背景的重要性，即便學生掌握了英語基本知識，也不會在不同的語境中靈活運用。因此，要讓學生了解英語語言文化背景，讓學生掌握英語語言的思想內涵，以便在跨文化交流中準確地運用英語。

1英語教育中的文化背景知識內容

（1）稱呼語

英語的稱呼語相對于漢語而言是倒裝句。比如，“王老師”，在英語中通常不用Teacher表示，而是用Miss,Mr,Mrs，即MissWang,MrWang,MrsWang，表示尊敬之意。西方國家對長輩也會直呼其名，在中國如果直呼名字是不禮貌的。

（2）個人私隱

一、學科合并之合理性:學科整合

把“比較文學”與“外國文學”兩個學科合并為一個學科是否合理,是否有必要成立比較文學系,這些問題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就引起學界思考和爭論。筆者以為,將“比較文學”放在師范院校中文系,并將它與“外國文學”合并為一個學科———“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這種學科合并具有合理性,合并以后的中文系,其實就是比較文學系。從學科知識結構建構看,將“比較文學”放在中文系,相對于放在外語系,更為合理。這既是因為中文系諸學科具有接受“比較文學”的學科基礎,還因為這樣做有助于整合中文系諸學科。外語系的文學學科,僅僅是外國文學,而中文系的文學學科,既有中國文學,又有外國文學,還有文藝學等,在學科知識板塊基本設置上具備了在漢語語境下比較文學學科應該具備的基本知識結構。在中文系中,“外國文學”的設置本身,給中文系學科整體帶來一個可與中國文學互照互識的參照,使學生具有世界文學知識結構基礎。但由于沒有“比較文學”的學科理論,各門課程雖然在知識結構上具備整合基礎,卻各自封閉,缺乏溝通。“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合并以后的中文系,通過輸入新學科———“比較文學”,使原有的“世界文學”知識結構有了整合的學科理論,可以對整個中文系原有諸文學學科知識板塊加以自覺整合。合并以后的“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學科,賦予該學科整合中文系諸學科的功能,提升了“外國文學”在中文系的學科地位,使“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成為中文系諸學科整體中的結構要素。確定“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是中文系學科整體之結構要素,意味著認定“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學科性質不局限于其自身,而要放大影響到中文系所有學科,使中文系諸學科在“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學科規定的基本性質下相互作用轉換生成一個結構整體,具有傳統中文系原來所不具備的新的性質和功能。

這種整合后的中文系之整體性質和功能是什么呢?“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學科的“世界文學”知識結構與視野、“比較文學”異質文化文學互照互識的基本方法,以及中西詩學核心概念等,將使中文系諸文學課程整體具有“世界文學”之整體性質。這種“世界文學”整體性質放大影響中文系諸傳統學科,將使中文系原有諸學科相互作用轉換為一個整體———培養具有世界眼光的中國語文工作者的載體,將使傳統中文系培養的能說會道的“筆桿子”,具有當下語文工作者應當具備的“世界文學”基本知識結構和全球視野。因此,“比較文學”與“外國文學”在中文系之合并,在全球化時代,不僅是合理的,而且是必要的。“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怎樣整合中文系原來分散孤立的諸學科呢?首先,從中文系本科一年級開始,由“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學科主持給學生講“學術導引”課,讓學生明白在本科四年學習過程中的總體要求,并與其他學科商討確定讀書寫作的具體要求:文學課程要求背誦的基本篇目以及背誦要求、細讀基本書目以及細讀要求、學科小論文寫作基本規范與基本要求、中國古代文獻閱讀基本要求、英語文獻閱讀基本要求等,讓學生明白做一個具有世界眼光的語文工作者應該在哪些方面打好扎實基礎。

在中文系諸學科中,只有“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學科具有主持這種“學術導引”課程的宏觀視野和整合能力。誠然,國別文學學科就具體文學事實研究可能更加深入,文藝學學科可能就具體理論研究更加具體,但應看到,封閉的國別文學學科不具備“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學科知識結構上貫穿中外、古今的跨越優勢與互照互識的視野,傳統的文藝學學科不具備“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學科的文學實證基礎。所以,在主持“學術導引”課時,“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學科雖應與其他學科充分交流溝通,尊重其它學科的意見,但還是由“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學科主持統籌兼顧這種“學術導引”課程更為適宜。雖然由“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學科主持“學術引導”課程,但學生“世界文學”知識結構建構卻不是“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一個學科的任務,而應由中文系所有課程共同承擔。中文系一、二、三年級專業基礎課程,應落實各學科的背誦要求、閱讀要求,以及學科小論文寫作要求。在此基礎上,通過三年級(或四年級)“比較文學概論”課程講授比較文學基本精神、基本方法等,使中文系所開設的專業學科相互溝通,整合為一個有機整體———漢語語境下的“世界文學”。一年級的“學術導引”課,與四年級的“比較文學概論”互相呼應,因此,“學術導引”課程可以視為“比較文學”課程的一部分,課時由“比較文學概論”課時撥出。最后,通過四年級畢業論文寫作,學生在漢語語境下“世界文學”知識結構基礎上選擇題目,嘗試獨立分析問題,解決問題,并表達自己觀點。學生四年級畢業論文題目未必涉及中西文學比較,但是,由于學生論文題目是在漢語語境下“世界文學”總體知識結構基礎上對某一具體問題的選擇,這樣訓練出來的學生,與傳統的中文系學生相比,通常具有更自覺的世界眼光,具有跨文化語境的知識結構和學養,具有與世界溝通的能力,更適應21世紀全球化發展的跨文化交流需要。

二、學科合并方式:學科獨立

“比較文學”與“外國文學”應該以怎樣的方式合并?目前的現狀是不同學校處于各自嘗試階段:有的學校把比較文學的內容放在外國文學課程中講授,有的學校嚴格堅守兩個學科的各自邊界,兩門課程分開講授,并強調各自學科的獨立性。皮亞杰在《結構主義》中指出,子結構保持自己的結構邊界、結構平衡、結構轉換規律參與更大結構構造的自我調整性,是結構的三大特點之一。[1](1-11)從理論上講,如果“世界文學”知識結構是一個整體,“外國文學”、“中國文學”等國別文學,文藝學、比較文學等理論課程,都是其中的部分。各學科要參與世界文學知識結構建構,都應該保持自己作為子結構的結構邊界、結構構成元素以及結構要素等。“世界文學”作為更大結構對中文系包括外國文學、中國文學等課程整合,不是打亂各學科的邊界,隨意改變各課程的特定對象,而是中文系諸學科保持各自學科獨立性、自足性前提下的結構轉換,在保證各自學科的學科邊界與獨特學科對象穩定性前提下整合。學生跨越異質文化的知識結構與世界眼光,是中文系各獨立學科以“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為核心相互作用轉換生成的新的整體結構性質與結構功能。在這個意義上,中文系諸學科不僅需要各自保持自己的學科獨立性,還要保證自己學科的扎實基礎,這既是中文系諸學科整合之絕對前提,也是“比較文學”與“外國文學”學科合并之絕對前提。沒有各學科之獨立邊界,“比較文學”主觀隨意地放在國別文學課程中講述,學生沒有各自學科的扎實基礎,很有可能不同學科知識混同于一大鍋漿糊。這樣培養出來的學生,可以把比較文學有關基本概念說得頭頭是道,但不僅學不好國別文學,比較文學也不可能學好。從文學知識結構看,只有在完整的中外國別文學基礎上,才能完成“世界文學”知識建構。如果中文系學生只具備“中國文學”的知識結構,沒有相應的“外國文學”知識結構,就缺乏“世界文學”觀念上互照互識的基本參照,不具備進一步學習“比較文學”的基本知識準備。反之亦然。如果學生不具備完整的外國文學知識結構,這時給學生講授“比較文學”課程,對學生來說,就只是能指的游戲,學生根本不具備接受這些概念的期待視野。#p#分頁標題#e#

三、學科基礎:雙語雙文本

摘要是學術論文的概括性內容摘取，是讀者迅速了解論文研究內容、研究成果、研究意義的窗口。隨著我國學術研究的國際交流不斷深入，中文期刊的英文摘要就顯得越來越重要。英文摘要既是中文學術期刊國際化交流的重要媒介，也是體現我國學術發展的重要指標。

一、中文期刊學術論文英文摘要存在的主要質量問題

（一）中英文摘要不一致

從國際學術慣例來看，摘要是體現學術論文研究內容、研究成果、研究意義的核心段落。中英文摘要的區別僅在于語言形式的區別，在內容上應當保持一致，以防止因信息增減導致的認知差異。然而，通過對中文期刊英文摘要案例分析，中文期刊學術論文仍然存在著大量中英文摘要不一致的情況。其中，篇幅過短是最為突出的一類問題，即英文摘要的字數和內容并沒有完全展示與中文摘要同等的意思，往往只是通過一些概念性的字句，簡要翻譯了中文摘要，缺乏對結論、過程的準確闡述。如中文摘要中幫助讀者更深入理解內容的案例實證過程，在英文摘要中往往不被重視。此外，英文摘要也存在內容過長的現象，有些英文摘要沒有忠于中文摘要，而是增添了一些輔助理解的“簡單句”——由于中英文語法差異，英文摘要使用簡單句過多而帶來的篇幅過長問題較為普遍。

（二）詞類誤用

與中文一樣，英文作為一種講究語境、語氣和語法的語言，同樣需要考慮詞類使用的場景、狀態和順序。中文期刊學術論文的作者雖然是具有一定英語表達能力的研究者，但是其在英文文獻閱讀和英文學術寫作方面還較為薄弱，用詞不準確的現象十分普遍。在英文摘要撰寫過程中，作者往往通過翻譯軟件或者基于個人詞匯儲備進行直譯，忽視了其實際使用語境，因而極容易導致讀者的誤解。如在我刊錄用的某論文摘要中，有“經費保障機制”一詞，作者原稿譯為“financialsupportmechanism”，但是根據語境，“mechanism”常用來表達實體的機械裝置，并不適用于管理學中的“體制”“機制”。最終建議作者將“mechanism”修改為“policy”，這樣就能夠較為貼切地表達出中文的含義。又如英文中有大量的形容詞，在翻譯中需要選擇最為準確的詞匯才能實現有效表達，否則就容易產生誤解。在中文中常用的“解釋力”一詞，許多作者翻譯為“interactive”，意在體現能夠有效交互，但是這一詞匯常用于社交場合，而在學術領域，則常用“responsive”來表示較強的解釋力。

（三）語法表達不規范

文學現實與西方理論范式在近年來不斷變化，在變化中總結、反思乃至于提出問題成為中國文學理論界的當務之急。同時，“后理論”時代文學理論研究與文論教學在新語境和新挑戰下也需要重新被思考。為總結與反思近年來中國文學理論研究與文論教學方面的成果和經驗，加強學界的交流與合作，推動相關領域的研究，復旦大學中文系與上海師范大學人文學院聯合籌辦的“文學理論的創新與文論教學”學術研討會于2011年11月18日至21日在復旦大學隆重召開。會議由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朱立元主持，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周憲發來賀電，復旦大學中文系張德興教授、上海師范大學人文學院教授楊文虎及陜西師范大學文學院李西建教授分別致辭。來自全國各大高校及《文學評論》、《文藝爭鳴》、《探索與爭鳴》等學術機構的130余位文論界專家學者圍繞文學理論與文論教學的創新、古典文論的現代價值、信息時代文論教學的困境與出路、文學理論的前景與展望等多個議題展開了熱烈的學術討論。   一、中國當前的文論建設的策略   文藝學的知識生產是今年中國文論界學人的普遍理論訴求，而如何構建中國當代的文學理論則是其中的關鍵問題。朱立元教授從四個方面簡明扼要地闡述了他對當前文藝學建設的新想法。第一，文藝學的哲學基礎應從單純的認識論轉向馬克思主義以實踐為核心的存在論（本體論）。文藝學應當在馬克思主義以實踐為核心的存在論思路下，從文學作為人的一種基本存在方式和基本人生實踐的高度，從文學活動區別于其他藝術和審美活動的基本存在方式的角度，對從作者的文學創作到讀者的文學閱讀（接受）活動，重新進行創造性的闡釋。第二，文藝學研究的思維路向應當從尋求固定不變的文學本質的現成論轉向動態建構的生成論。第三，文藝學應當從二元對立（包括主客二分）的思維模式中超越出來，走向真正的辯證思維。第四，很有必要從馬克思主義的人學理論（以人為本）出發重新認識“文學是人學”命題的生命力和現實意義。朱教授認為從以人為本的人學理論出發重新認識錢谷融提出的“文學是人學”命題，就會發現它對于深入探討文學的本質問題，不但與其他探討并不矛盾，而且可能更貼近文學的本質特征和多種功能，可能揭示一些過去被忽視乃至遮蔽的重要東西。王元驤教授指出文學研究的三種模式：規范性的、描述性的、反思性的，它們分別對應為固定、經驗、批判。他分析了三種模式的形成、流行范圍、本質以及三種模式間的區別和優劣所在。對于文藝學的選擇，他認為文學批評是描述性，文學理論是反思性，文學史則是規范性的。高建平教授談到“理論的理論品格與接地性”問題。他說當論的危機是“理論多了，問題喪失了”。高教授呼吁討論問題應從問題而不是從“主義”出發，問題是理論的生長點。不要把理論當做時文的寫作，話題應該迎接社會的挑戰，理論不是智力游戲，接地性不能成為取消理論的借口，面對實際問題，它應為理論提供了契機。周憲教授在提交的論文《文學理論范式：現代和后現代的轉換》中指出：現代和后現代是20世紀文學理論發展出的兩種范式，它們在一系列文學理論的基本問題上有所沖突，并形成了對立的理論立場和價值觀。通過轉變中九個最重要的基本問題的分析，周教授認為反思其紛爭、考量其嬗變，對于文論建設來說，重要的不是去評判優劣高下，而是要思考如何超越兩者的對立而達致新的理論建構，“找出文學理論未來發展的路向”。李西建教授立足“后理論”的文化語境，探討其在“知識面貌、知識范式與理論表征”上對文論知識圖景將產生的影響，李教授認可伊格爾頓所言的文學應“重新置于一般文化生產的領域”，但它需要“自己的符號學”，這是文論知識生產應堅持的基本方向之一。顧祖釗教授則認為中國文論經歷了“全盤西化”、“西方文論中國化”的階段，現正走向“中西融合”的新階段，目前已為“新階段”做好了理論準備。他強調未來的文藝理論一定要走“中西融合”的路徑，這很有可能是中國現代文論三部曲中最為輝煌的樂章，文化詩學很可能就是中國文學理論未來的形態。張偉教授的論文也認為綜合應該成為文藝學創新的方向。   陸揚教授就“日常生活審美化”這一學界熱點指出了諸多耐人尋味又值得反思的知識生產問題。他指出該問題具有“地道的中國本土化的話語形態”，又“有直接的西方理論資源”。陸教授考察了它的直接理論來源——韋爾施的《重構美學》，該問題在韋爾施看來是“淺表的”、“荒唐透頂的”、“叫人無可奈何的”。“有意思的是”，到了中國美學語境，韋爾施反過來卻成了“鼓吹日常生活審美化的有力佐證”。陸教授指出成為學術熱點是因為它涉及了意識形態和文化霸權的敏感問題而“招致了憤怒”。但更重要的是韋爾施強調的認知層面的“審美化”偏偏給中國學界忽略了。他感慨地說，日常生活審美化“是意味深長的。至少，它意味著美學不必在形跡可疑的日常生活審美化之中隨波逐流，相反，美學的哲學本位，其在日常生活和認識論雙重層面上的崇高和超越追求的闡釋，將是可以證明大有作為的”。劉俐俐教授從重讀錢鐘書《七綴集》獲得的啟發談起，她認為文學現象是有價值的文學研究選題得以產生的豐富資源，也是文論教學的資源。同時，文學現象具有衍生功能，可將相類似或者相反現象聯系起來比對，發現異同。文學現象的意義還在于它的復雜性，往往需要研究者改變文學觀念和研究視野才能對之說清楚，這就間接促進了文學思想的拓展和更新。宋偉教授在提交的會議論文中認為：“只有破解傳統的本體論思維方式，清洗傳統形而上學的理論模式，文學理論的重構重寫才可能會有一個新的開始和展開。”張榮翼教授的論文從身份、轉向、媒體、對話和語境五方面梳理了文學研究的問題意識的思維模板，這對于問題意識的形成具有借鑒的意義。張永剛教授認為當代文學理論與實踐的基本關系必須超越感受和信念的常識層面，在理論內部進行探討才能深入認識。王蘇生教授主張應從問題意識、批判精神和本體思考入手，最終才能達到本土化、民族化、中國特色的獨創文學理論的建立。劉慧姝則揭示了存在論對學科建構的積極意義。程鎮海認為從當前現實和實踐出發，借鑒西方，兼顧傳統的“再生性”。#p#分頁標題#e#   二、古典文論的現代闡釋與價值   發掘中國古典美學與文論的現代價值以及闡釋其當代意義，也是此次會議學者們所普遍思考的一個理論問題。許建平教授從甲骨文的意象思維說起，談了本土意象思維的諸多方面及本民族意象敘事特性和風格。吳子林從孔子“游于藝”、“依于仁”、“據于德”和“志于道”的過程探討了孔子之“學”的思想，進而由此論及人的人文化、社會化、個體化的完成，并超越“人倫日用”之生活世界，“上達”超驗的形上領域。由為“人”到為“己”再到為“道”，人性得以全面發展，并最終實現了自我的創造性轉化。程勇從儒家思想出發考察其對文藝審美的制度建設的可能性路向。孟慶麗對道家的“善行無轍跡”理論進行了美學闡釋。張艷艷關注了莊子以氣構生的身體觀念與中古通感審美體驗存在的勾連關系，由此認為通感體驗的特性不僅在五官感官的互通，其本質應在超越具體感官層面的生命一體融通。張節末教授提交的論文從《詩經》比興循環解釋現象探究了“興”起源的比類傳統。李昌舒論述生活禪的主要特點及其美學意蘊，著重探討“境”這一范疇，并嘗試從生活禪的角度解讀“境”進入美學范疇的原因所在。朱志榮教授闡釋了他最近對《滄浪詩話》詩歌語言觀的最新成果。朱教授認為應重視詩歌語言中的語音、音韻問題，應正確看待嚴羽認同前人論述與自我標榜問題（獨創性問題），應仔細辨析嚴羽所面對的詩歌及看法問題。他也提及了做學問所遇到的困難、解決的辦法及學術中品格的重要。劉凱對境界概念進行了多維探察，凸顯其在傳統思想中的價值及意義，同時展開了對境界美學內涵的思考及揭示出其整體性意義空間。   朱存明教授提交的論文認為老子的生態觀對于處理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自身的關系提供了有益的借鑒，為新的美學創造提供了有益的成分。他在生態美學的視野下評價老子體現的生態觀，探索其在中國當代文化發展與建設中的意義。劉毅青的論文嘗試從海外漢學家的中國文論研究的比較方法出發，探討對我們的啟示，他認為中國文論若要確立自我身份，最終還是必須以自身的歷史文化經驗為資源，探索人類生存的共同課題。黃鍵指出從中國傳統文化體系中“發現與體認其中的審美價值”以抗拒現代工具價值體系的策略必須克服獨斷論思維，以新的方式處理與工具體系的關系，中國文化傳統才能為文化與社會的現展作出貢獻。祁志祥提出了如何把古代文論思想內涵上的潛體系用合理的敘述結構展現出來，并揭示其諸環節之間的邏輯聯系，建構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學理論體系的重大課題。他以個人主持并獨立完成的“十一五”國家級指南類高教教材《中國古代文學理論》所精心篩選的幾十個古代文論重要范疇、命題為起點，論述了建構表現主義民族文論體系的方法。   三、困境、出路與方法：對當前文論教學的反思   王元驤教授認為當前文論界存在的突出問題是理論研究脫離實際，不是從現狀出發而是盲目追求西方，缺乏人文精神，思維能力的弱化是目前的突出問題。郭世軒思考了后現代語境下地方高師文論課教學的四大困境：師生間信息源不對稱與價值坐標不統一，課堂內外的熱難點不同步，感性理性的雙向追求不協調。他認為解決的策略是：矯正信息源，兼容多視角，實現信息同源化；深挖經典內涵，劃分層次性，建立多元化文化經典；擴大文化視野，關注熱點，重新調整知識建構化；重視感性價值，確立新理性，確保感性理性協調化。張文杰認為文論教學的困境在于學生興趣和積極性不高、文論課的價值受到質疑、市場功利主義影響、影視圖像文化的沖擊和對理論的漠視，出路在于文論自身的不斷創新和闡釋運用、學科配置的互滲以及直觀性教學的探索。梁曉萍認為教材的本質主義傾向，電子媒介下文學的復雜性超出了文論的解釋范圍，90后經典文本閱讀體驗和理解的缺失，西方文論的“隔”和古代文論的遮蔽共同造成了教學的困境，她認為解決此等困境：教材要踐行反本質主義思維，從文學實際出發探尋文學內在規律，體悟文學相對穩定的東西。喬東義看到了當今學生文化素養的不足，他認為出路不僅在于要加強文學教育，更重要的是加強以“五經”為代表的經典文學文獻方面的修養。李丹發現學士畢業論文中存在的主題不清、主次不分、觀點不明、理論與材料脫節等問題，她認為出路在于設置《文學批評》為必修課。張冬梅指出文論教學的問題是難度大、灌輸教育、教學效果不理想，她認為出路在于建構主義理論的借鑒意義。葛紅兵教授則從創意寫作的角度提出文化創意產業“產業化”發展與高校對口專業教學尤其是中文及文藝學教育教學模式存在的多方面問題，他認為創意寫作可先從文藝學內部改革，讓其承擔中文創意寫作系統的孵化器：文藝學應成為高校中文教育教學改革的促進器，用創作論研究、創作論教育教學改革來帶動中文創意寫作系統的創生。   在了解困境、提出出路之后，就面臨另一個問題，即文論教學中創新人才培養的方法問題。對此，張玉能教授提出了在西方文論中進行研究型教學的策略。他認為研究型教學的核心是培養學生的元典精神、質疑精神、創新精神，教會學生研究的方法。應以經典原著為根據，梳理關鍵問題，分析問題轉換，分清各流派利弊得失，審視西方文論解決中國文藝問題的可行性和適應性，鼓勵學生把西方文論作為建構中國特色當代文論的參照系，做到“洋為中用”，發展中國當代文論。楊文虎教授同樣強調創造對于文論要存在和發展的必要與迫切。他認為，要有新人的加入和承繼，對理論遺產保持開放態度，要對“人類共同的價值”和某些“不變的東西”加以關注，要“保衛文學的夢，闡發文學之夢的內涵”，要面對和解釋新現象和問題，關注社會文化精神，然后再回到閱讀和思考。之外還應對形而上關心和思索，這樣文論才能為“創造一種新人類的可能性而做出貢獻”。劉旭光教授在分析了文藝理論能夠得到什么、應當做什么、可以希望什么以及怎么教之后，認為文論在后現代語境下的使命不是關于文學規律與本質的探討，而是關于立場與理想的表達，它是對文學活動的反思與研究，它關注文學活動內部的變化，追問變化的意義。陸揚教授從德法大學建設的實際尤其是法國巴黎高師全球招生制度側重對學生思維能力考察的變化角度談了對文論教學的看法。#p#分頁標題#e#   四、學科、創新與西方文論   方克強教授就文藝學與文化研究的關系在“后理論”的新基點上重申了學科立場。他重申文藝學的學科反思是學科本位的彰顯，是社會發展趨勢，更是文學自身運動的結果。后現代為文化研究涉足和覆蓋文藝學領域提供了合法性。但如果棄文學而趨文化，跨學科甚或改變學科邊界，就會出現“捍衛學科獨立性的生存本能”。對于文化研究的崛起，他認為這與高等教育的大眾化、普及化過程“大致重合”。在“后理論”時期，重返學科本位和文學焦點是可以期待的。徐妍認為當下文學批評正置身于“知識生產”的模式化時代。批評者失去了批評意識和基本判斷，批評陷入尷尬且異常虛空。要改變這種狀況，必須回返到“審美基點”探尋新媒體背景下文學的新質，考察文學的外部關聯，進而重建審美批評新秩序。   在理論的創新方面，蘇宏斌教授對身體何以能夠寫作發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說，身體不是寫作的對象而是主體，不是主張作家要“寫身體”而是要用身體寫作。真正的身體寫作主張的是身體而不是心靈為創作的主體。身體是一種靈化的肉，它與世界之間的交流構成了創作經驗的前提。創作的基礎是身體與世界之間的存在性交流。正是通過這種交流，世界對人來說才變得生動。交流中產生的感受和體驗，構成了創作所要表達的意蘊。劉鋒杰教授扼要地評判了學界重建文學政治維度的四種可能性策略：反本質主義與本質主義的合流共同解構審美論將文學引向政治之維；通過重新界定政治實施文學與政治的結合、語境論與關系論的同構，反消費主義成為訴求前提。劉教授主張重建文學的政治維度，應在文學審美性的指導下來理解這個政治維度的建構，以期能夠既堅持文學的審美本質，同時又含蘊充分的政治意識。趙靜蓉談了記憶轉向與文學理論研究的新思路，她強調記憶的重要性以及對文學理論研究的意義，指出文論界對歷史與文學關系的忽略，認為探討理論生成比站在理論的結果更重要。朱生堅以“泛政治化”為題，期望澄清“文學性”的本來面目?？荠i程考察了“十七年”文學批評中“歪曲”話語的邏輯，并指出主觀臆想性、政治集權性與主觀惡意性，是“衍生出的三駕馬車。湯擁華以喬納森•卡勒文學理論觀的調整為參照思考了“理論如何更好地服務文學”的問題。肖偉勝的論文追溯了圖像的譜系及其與視覺文化研究的關系，傅其林的論文探討了喜劇的異質性存在及其哲學意義，曹謙認為朱光潛詩學與存在主義美學具有一定的互文性。李濤重溫了赫拉普欽科的創作個性研究。   在西方文論方面，張旭曙辨析了形式范疇之本性，他詳細考察了形式范疇的形成、特點、意義及品格等，他認為形式范疇的“恰切定性應當為既是元范疇又不是元范疇。形式是型塑、彰顯西方文化精神特質（兩個世界、本質之學、主客兩分、因果目的、精密分析等）的宿根性因素之一”。趙建軍論述了后現代語義的邏輯基礎、關鍵問題及對未來的語義穿越問題。劉曉麗認為理論的誤用是造成文學批評遠離文學作品現象的原因之一，它產生的各種批評危害的不僅是作品，還降低了理論的品質。詹冬華認為西方“哲性批評”的原創性和輻射力值得深思，應將理論儲備化約為整體經驗，不斷提升人類的精神境界。劉陽闡釋了存在主義與中國文學的批判性融合的可能途徑。王輕鴻強調信息科學在知識、思想、哲學層面對于文學研究轉型的意義和價值。張瑜通過對“實踐轉向”的轉向的考察和比較，試圖呈現當代文學觀念的發展脈搏。賈瑋借助巴特“文本”概念變化的悖論，思考了文學理論的創新問題。仲紅衛發現新型大眾讀物的出現不僅催生了知識分子的現代轉型，同時建構了初步的“文學公共領域”，并引領了“現代化”歷程。   本次會議加強了交流、密切了合作，通過對經驗的總結、問題的提出與反思、學科理論的探索，相信它一定會對今后中國文論研究和教學產生積極而深遠地影響，這也是與會學者們所期待的。

隨著我國教育教學改革的持續深入推進，特別是在當前多元文化發展趨勢的特定時代背景下，藝術類專業得到了社會各界的普遍重視，隨之而來的是全國范圍內藝術教育的蓬勃發展。作為當前藝術院校音樂教育專業最為重要的課程之一，鋼琴課程教學的優劣直接關乎藝術類院校教育教學改革的進程。如何持續推進大學生鋼琴課程教學變革、提高鋼琴課程教學質量是新時期高校藝術類專業的重要命題。事實上，近年來學界高度重視鋼琴課程教學改革與實踐這一主題研究，很多學者都對這一命題給予了不同程度的關注，先后涌現出了一大批值得關注的理論成果，而在當前高校鋼琴教學改革這一宏觀性命題的研究上，舒甜老師的《高校鋼琴教學改革與實踐路徑研究》一書緊扣當前高校鋼琴課程教學實際，圍繞高校鋼琴課程教學中的普遍性問題，既廣泛吸收了學術界的既有研究成果，同時也在此基礎上實現了創新性主題研究，對新時期高校鋼琴教學優化改革路徑進行了較為系統的主題探索。

《高校鋼琴教學改革與實踐路徑研究》一書是2019年4月由中國水利水電出版社在全國范圍內發行的理論著作。全書緊密圍繞高校鋼琴教學改革這一特定命題，結合當前高校鋼琴專業教育教學的實際情況，重點闡述和探討了新時期教育教學課程改革語境下高校鋼琴教學改革的實現路徑，具有重要的實踐指導意義，值得相關主體的重視和參閱。

《高校鋼琴教學改革與實踐路徑研究》一書的作者是舒甜老師，作為南陽理工學院音樂學院的學科講師，舒甜老師長期致力于高校鋼琴教學與主題研究工作，具有豐富的一線教學經驗，同時注重理論研究工作，先后在《電影文學》《中國電視》等核心期刊上發表多篇專題論文，如《我國音樂類電視真人秀節目的創新與突破———以〈夢想的聲音〉為例》（新聞戰線，2018年18期）、《民族音樂在電視媒體中的邊緣化現象分析》（中國電視，2018年05期）等專題論文具有一定的學術價值。舒甜老師對高校鋼琴藝術教學情有獨鐘，一直致力于高校鋼琴教學與主題研究工作，通過“中國知網”平臺的檢索可以發現舒甜老師發表過多篇主題研究論文，如《基于新媒體視域下高校鋼琴教學優化研究》（科學咨詢，2019年11期）、《高校鋼琴教學中的創新型音樂教學模式的運用》（北極光，2019年09期）等論文都緊密圍繞高校鋼琴教學改革這一宏觀性命題展開，對當前教育教學改革語境下的高校鋼琴教學進行了長期的主題探究。而《高校鋼琴教學改革與實踐路徑研究》一書一定意義上是作者多年主題研究的最終文本呈現，凝聚著作者的心血，具有一定的學術價值，在諸如校企合作、鋼琴即興伴奏與自彈自唱課程對接實踐等命題的闡述上都有自身獨到的見解。

眾所周知，在當前我國全面推進教育教學新課程改革的特定時代語境下，特別是全球化時代語境下多元文化的不斷發展，改革與優化是各級各類學校各學科教學體系中的主旋律和總基調，如何在現有教學基礎上持續提高學科教育教學水平是貫穿始終的研究性命題，而學科教育教學改革的實質則是教學結構的局部調整，這既需要相應的主題理論研究積極充當引領者的角色，同時也需要實踐層面上的有效探索。正如舒甜老師在《高校鋼琴教學改革與實踐路徑研究》一書中敘述的那樣，就歷史發展的維度上而言，鋼琴是一門源于西方的藝術形式，晚清民國時作為“歐風美雨”的重要內容傳入我國，發展至今在我國已經擁有較為廣泛的群眾基礎，每年都有一定數量的青年學生到不同的藝術院校學習鋼琴藝術。在這樣的特定時代語境下，如何持續提高鋼琴教學質量是一個具有重要意義的命題，因為較為龐大的學習群體實際上就意味著推進學科教學改革的必要性和緊迫性，特別是在當前國家全面推進課程改革的時代語境下，課程教育教學改革一定意義上是保持高校鋼琴藝術教育生命力的重要因素，各相關主體要深刻認識推進學科教學現代化的必要性，以高度的自覺投身于高校鋼琴藝術教學改革的大潮中。這也是《高校鋼琴教學改革與實踐路徑研究》一書的成書背景，優化高校鋼琴教學、提高高校鋼琴教學水平則是《高校鋼琴教學改革與實踐路徑研究》一書的基礎性價值維度。

從本質上說，當前教育改革語境下的高校鋼琴藝術課程改革是一個涉及多方面內容的系統性命題，這一過程中既需要梳理并保持以往鋼琴藝術教學體系中的有益元素，同時也需要積極借鑒其他國家的成功經驗，在保持與借鑒過程中實現本土鋼琴藝術教學的優化提質。因此舒甜老師的《高校鋼琴教學改革與實踐路徑研究》一書中涉及的內容是豐富多彩的，全書共分為六章內容。其中第一章為“鋼琴教學與實踐問題探論”，這部分對鋼琴藝術教學的開展、鋼琴教學在新時期的新要求等多元化內容進行了系統性闡述，事實上也從一個側面論證了推進高校鋼琴教學優化更新的必要性。而在這部分內容中作者同時重點闡述了當前高校鋼琴藝術教學與實踐中的若干常見問題，針對這些實際問題提出了自己的意見和建議，從中我們可以看到一個青年學者視角里的鋼琴教學改革藍圖，展現出了青年一代對高校鋼琴教學改革的自覺探索。

《高校鋼琴教學改革與實踐路徑研究》一書第二章內容的敘述焦點是科學思維語境下的高校鋼琴教學內容改革。內容的優化整合實際上是鋼琴教學改革的一大領域，值得相關主體的特別重視，只有在內容層面上的優化改革得以高效推進，教育教學形式層面上的改革才有發揮其特定功能的余地，這是一個基礎性的命題，作者分別從“鋼琴演奏的理性因素———作品結構分析對演奏的支撐作用”“鋼琴演奏的感性因素———感受、想象與創造”兩個角度進行了系統的闡述，前者旨在剖析科學思維基礎上鋼琴演奏主體對特定作品結構分析的重要性，這個過程是一個充滿理性思維的主觀分析過程，在整體演奏過程中充當著支柱性角色。而后者則重點從鋼琴演奏的感性因素進行了闡述，包括演奏主體的主觀感受、想象以及創作，這些要素具有較為明顯的主觀特征，但同時也完全可以以科學的思維進行剖析，這個過程是有相應科學理論作為依據的。第三章的內容重點關注實踐教學層面上的鋼琴教學這一命題，作者站在集體課的特定語境下對鋼琴教學的開展進行了系統性介紹，首先探討了集體課這一組織形式在高校鋼琴教學中的優勢及意義，明確了集體課在鋼琴教學過程中的必要性。在此基礎上作者分別從鋼琴集體課中的視奏實踐和鋼琴集體課中的合奏實踐兩個層面進行了闡述，這兩種形式是高校鋼琴教學實踐中較為常見的模式，系統化的闡述具有重要的實踐指導意義。

《高校鋼琴教學改革與實踐路徑研究》一書的第四章關注的依然是實踐層面上的教育要素———“鋼琴即興伴奏與自彈自唱課程對接實踐”，即興伴奏與自彈自唱是高校鋼琴教學過程中最為常見的形式，構成了鋼琴藝術教學體系中的重要內容，而如何實現即興伴奏教學與自彈自唱教學課程的有機銜接是一個長期被忽略的問題，需要各相關主體積極探索。作者在這部分內容中重點論述了鋼琴即興伴奏與自彈自唱課程對接的可行性及意義，在此基礎上較為系統地探討了實踐層面上鋼琴即興伴奏與自彈自唱的對接內容，為一線教學提供了具有指導意義的策略，具有一定的科學性和可行性。第五章為“文化自信視域下的中國鋼琴音樂教學實踐”，旨在通過系統性展示民族鋼琴音樂的發展歷程，挖掘民族鋼琴音樂的獨特魅力，為當前全球化語境下的文化自信提供重要的注腳。作者首先站在歷史的維度上梳理了近現代歷史上鋼琴音樂的發展歷程，集中展示了鋼琴音樂的民族化進程，同時重點依托“中國風格”鋼琴音樂的深度個案解讀，剖析了我國鋼琴音樂的美學精神和審美意趣，展示了極具民族特色的鋼琴音樂創作。這是一代代音樂人不斷探索的結晶，也是我國鋼琴音樂屹立于世界音樂之林的獨特優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