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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民族文化語境和文化多元化的形勢下，譯者如何合理運用異化翻譯觀，把燦爛的民族文化瑰寶成功譯介到國外，進而介紹到世界，同時合理引入外國文化，由此真實了解譯文所反映出的外在世界現象有著重大意義，本文將從民族文化語境的角度對異化翻譯進行淺析。
【關鍵詞】異化翻譯；勞倫斯-韋努蒂；民族文化語境
一、對“異化翻譯”的解讀
“異化翻譯”概念是勞倫斯·韋努蒂1995年在其著作《譯者的隱形—翻譯史論》中提出來的。韋努蒂認為，“譯者可以選擇歸化或異化的譯法，前者以民族主義為中心，把外國的價值觀歸化到譯語文化中；后者則離經叛道，把外國文本中的語言和文化差異表現出來，把讀者送到國外去”（Venuti，1995:20）。韋努蒂認為對“異化翻譯”不能簡單地定義，只有把譯文與生成譯文的文化情景聯系起來，只有把特定的翻譯理論和實踐與價值取向聯系起來，才能對這一概念做明確的定義。異化翻譯旨在彰顯原文的差異，這種差異只有通過打破目的語中先行的文化準則才能得以保存（Venuti，1995:20）。
二、在民族文化語境下“透視”韋努蒂的異化翻譯理論內涵
韋努蒂異化翻譯理論的內涵至少包括以下幾個方面：第一，選材之“異”；第二，語言及文化之“異”；第三，文體之“異”；第四，干預功能；第五，突出譯者地位等。筆者根據不同的民族文化語境就前四個內涵進行闡釋。
1、以中國新文化運動外國文學的引進“透視”異化翻譯的文本“選材之異”
“文本之異”是針對目的語的文學經典和文化經典而言。韋努蒂在《譯者的隱形》中強調了翻譯選材的重要性和策略性。譯者在選擇翻譯文本時，可以選取那些挑戰譯入語文學規范的文本，以此來獲得異化的效果。例如，在中國新文化運動時期，為了打破傳統封建思想對人們的禁錮，喚起民眾的國民意識和國家主權意識，擺脫帝國主義的魔爪，當時，大量引進了反映西方思想價值觀的文學作品。例如，民國時期著名的翻譯家薛琪瑛就翻譯了王爾德的作品《意中人》，該作品內容主要是對上層社會家庭內部矛盾和奢靡生活的揭露和諷刺。在此，有些學者專家們曾經提出，認為異化翻譯主要針對的是在文本中要使用“異化的翻譯方法與策略”，在翻譯方法上要體現“異化”，筆者認為并非如此。以翻譯《意中人》為例，盡管薛琪瑛在翻譯的過程中所采用的是忠實于原作的順譯翻譯方法，但文本的選擇使得譯本仍對當時封建思想起到了一定的沖擊，因此，這種逆于本土文化的外來文本起到了“異化”作用。“異化”并非只能針對或局限于翻譯手段和方法，而應該從更宏觀的角度去把握。新文化運動時期在魯迅、胡適等人的帶領下，還大量引進弱勢民族文學、歐洲現實主義以及浪漫主義文學，例如《人間喜劇》等。這些文本被當時根深蒂固的傳統中國主體封建文化所排斥，其抵抗了主體文化中的主流話語，而正是這種經過挑選的“異質”文學文本開始讓中國民眾逐漸認識到中國社會的矛盾，以此加強他們改造革新中國的決心。通過歐洲浪漫主義文學文本傳播的思想是“民主”、“自由”、“科學”與“個性解放”，這與當時中國的“尊孔”、“克己”、“禮教”、思想根本不同。不僅打破了目的語的文化準則，甚至顛覆和挑戰了當時文化價值觀的秩序，使這種引進與目的語主流文化風格迥異的異域文本的翻譯實踐成為了一種異質性的話語實踐，而不是盲從地認同目的語的主流文化。
2、以新文化運動中白話文轉向“透視”異化翻譯之翻譯的“語言和文化之異”
“語言之異”與“文化之異”還可以理解為通過多種話語策略以獲得異化效果?？梢赃\用不同的語言形式來進行翻譯，或完全順從外語文本來翻譯，也可以選擇能被讀者理解但并不廣泛使用的句式詞匯和句型。在新文化運動時期，中國寫作仍以晦澀難懂的文言為主，為了能夠讓文化作品正真在民眾之間得到普及，讓閱讀變得更加容易，在當時由魯迅和胡適等人牽頭，掀起了一場“白話文運動”，這一運動不僅顛覆了傳統晦澀難懂的的文言文寫作語言，而且在中國譯者群體中也造成了不小的影響。譯者完全摒棄了使用文言文和章回體來進行翻譯的模式，不管是翻譯詩歌、小說還是戲劇等任何文本題材，全部使用簡明的白話文進行翻譯。當時以魯迅胡適為代表的先驅人物在新文化運動中強烈反對使用文言，一方面是對傳統封建文化的對抗，另一方面大力主張用白話文寫作，用外文詞語和表達方式來改造漢語，促進漢語的簡明化。
3、以美國意象派詩歌運動中龐德翻譯《華夏集》來“透視”異化翻譯之譯文的“文體之異”
“文體之異”主要是指譯者從用詞、句法、篇章等方面采取“陌生化”的翻譯策略。采用異于譯入語文本特征，且不為譯入語讀者常用的表達方式來進行翻譯，目的就在于傳達源文本的“異國情調”。譯者會采用一些非常用的詞匯或句式，使用相對晦澀難懂的語言，但這種翻譯往往也存在一定的風險，譯文內容可能不容易為讀者所理解。在此，我們以龐德在翻譯《華夏集》時，對詩歌句法上的異化翻譯進行分析。我們知道中國古詩詞最大的特點就在于把意象用抽象化的語言進行描述，可以采用意象并置與意象迭加的手法,同時語言又高度凝煉簡約。中國古詩句結構與邏輯嚴密的英語句法大不相同。中國古詩詞的語法限制少，句式表達高度靈活，在用詞上，可以不用動詞或者虛詞，只通過名詞的一系列并置來實現意義傳達，意象構造，達到高度意合的效果，營造出詩歌獨具的意境。龐德為了追求這種效果，在翻譯李白的古詩詞《古風》時，大膽地對英語句法進行了創新。顯然，龐德通過英語名詞短語并置，結束了句子，摒棄了英語中的邏輯連接詞以及語法介詞,甚至省去了動詞。這種表達是不符合英語句法的，英語讀者能夠通過這些詞匯獲取有關景色描寫的信息，卻無法獲取源文古詩所傳遞出的真正含義。龐德正是通過這樣的表達創新了英語句法，革新了英語表達習慣，故意選取這種能夠為英語讀者理解但是不常用，不符合英語表達習慣的句子，來破除譯入語讀者對英美詩歌的僵化思維和固有印象。這種“陌生化”的手法，也達到了異化的效果。
4、在強勢和弱勢民族文化下“透視”異化翻譯的文化“干預功能”
異化翻譯強調語言和文化的差異性，一方面有利于豐富民族文化，實現文化多元化，保護文化多樣性，但另一方面，異化翻譯也很有可能成為殖民者為實現霸權統治，用來輸出其價值觀和思想的有力手段。為配合殖民需要,英美跨國出版公司輸入殖民地的文本都是經過精心挑選的，其目的并非是為了進行文化傳播，而是通過文化讀本的輸入為其在殖民地的政治經濟利益服務。例如，二十世紀初，荷蘭向其殖民地印度尼西亞輸入的文本當中，大部分是主要是為其在殖民地的政治、文化和商業利益服務，都是一些“沒有政治內容”的歐洲浪漫主義作品，但卻“充斥著種族主義的原型和東方主義的異國情調”。哈葛德的作品曾在中國社會上頗有影響，關于其作品的漢語翻譯也層出不窮，但在韋努蒂眼里，他的作品則是保守毫無內涵的。林紓翻譯的哈葛德的《迦茵小傳》就是一個典型案例,有人甚至稱“中國革命是由兩部小說造成的,一部是《茶花女》,一部就是《迦茵小傳》”（陳源，1931:38）,而凡爾納的著作更為中國讀者所熟悉,其《環游地球八十天》和《格蘭特船長女兒的故事》則有意無意地在張揚西方的強大,渲染東方的愚昧和落后。這些霸權國家通過翻譯平臺，向弱勢國家輸入他們“精心挑選”的文本對文化他者進行“文化干預”，無形之中宣揚他們的價值觀。據韋努蒂的統計,中國在1892-1913年出版的書籍中,翻譯作品就占了2/3（Venuti，1995：179）。因此，我們不得不說，異化翻譯的“干預功能”就像一把雙刃劍，在給本土文化帶來革新和改造的同時，也是對弱勢文化進行“文化侵略”的一種途徑。所以，翻譯在當時那個半殖民地的中國扮演了一個什么樣的角色,值得我們探究。
三、結語
然而韋努蒂的異化翻譯思想具有一定的反主流和反傳統特征，如果譯者在選擇文本時，完全傾向于選擇不論在價值觀或意識形態等方面都異于本土主流文化的文本來進行翻譯的話,就會存在一個很大的風險，那就是譯文可能會被其社會所排斥。中國有著龐大的閱讀群體，雖然中國讀者對于接受異質化事物能力較強，但語言過于異化或陌生化的譯文也會造成大量讀者閱讀和理解困難，因此異化翻譯的的“度”應該謹慎把握。同時，漢譯英時須更加慎重使用異化手段，外國讀者對中國語言文化的了解程度并非十分深刻，如果完全不顧讀者接受能力以及目的語的語言習慣，一概將中國文化死板強硬的展現給外國讀者，也是不可取的。
作者:李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