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尋找寫作靈感？中文期刊網用心挑選的民國時期圖書館學三大期刊的譯介整理，希望能為您的閱讀和創作帶來靈感，歡迎大家閱讀并分享。
民國時期是我國舊時“藏書樓”文化逐漸走向近代圖書館學發展之路的一個重要轉折時期，其時，圖書館學術發展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就是圖書館學譯介作品的大量出版與傳播，而譯介作品的重要載體之一則是圖書館學期刊。我國民國時期有三種重要的圖書館學專業期刊，它們分別是：《中華圖書館協會會報》、《圖書館學季刊》、《文華圖書館學?？茖W校季刊》，這三種期刊在中國圖書館發展歷程及學術研究當中承載著非常重要的作用。《中華圖書館協會會報》是三種期刊中發行時間最長的，從1925年到1948年，時間跨越24年，共出版21卷102期；《圖書館學季刊》為民國時期中華圖書館協會的會刊，創辦于1926年，1937年因七七事變而被迫?？?，共出版11卷42期；《文華圖書館學?？茖W校季刊》為中國第一個圖書館學專業學校——文華圖書科所創辦，從1929年到1937年，共發行9卷36期，其中1929年到1931年該刊名為《文華圖書科季刊》。本文試圖通過對這三種圖書館學期刊上所發表的譯介文章的整理、分析和研究，探究譯介作品在我國圖書館學術發展中產生的影響及其重要作用，以及民國時期圖書館學者“洋為中用”，通過借鑒與揚棄逐漸形成中國圖書館學理論的發展脈絡。
1.譯介作品的概況
1.1譯介作品的數量
經統計，這三種圖書館學期刊刊載的全部篇目為2293篇，去除著者略歷、紀載、新書介紹、會務紀要、本刊消息、同門零訊、校聞及啟示等等非學術性文章401篇，余下論文篇目總計1892篇，其中譯介作品184篇，占比約為9.7%。在這三大期刊共184篇譯作中，《中華圖書館協會會報》上刊載了23篇，《圖書館學季刊》刊載42篇，《文華圖書館學專科學校季刊》刊載數量最多，計119篇，其因是《文華圖書館學?？茖W校季刊》分別在1934年和1935年辦了兩期譯作專號，即：《世界民眾圖書館概況》和《世界各國國立圖書館》。前者介紹了47個國家和地區的公立民眾圖書館的概況，這些文章皆譯自“ThePopularLibrariesoftheWorld”一書，1933年由美國芝加哥美國圖書館協會出版，原編者是美國著名圖書館專家鮑士偉博士(ArthurE．Bostwick)[1]。原編共有三百多頁，由徐家麟與毛坤負責整個翻譯工作的組織，參與者則是文華的十四位同學，他們協力合作、分工完成。原書與譯作出版只相差一年，所述為各國民眾圖書館最近的情形，內容上可以說具有相當的時效性，這些譯作涉及他國公立民眾圖書館的定義、其制度產生的特殊方式、圖書館建筑與設備、讓讀者多利用圖書的方法等等，我國圖書館業界人士可以及時了解不同國家“專家們的經驗和閱歷”，從而“可作我們的借鑒，我們可以找尋許多指示”[2]。第二年，文華師生再接再勵，又出了一期《世界各國國立圖書館》的專號，譯自“NationalLibrariesoftheWorld”，原著者是阿倫德爾•埃斯代爾（ArundellEsdaile，1880-1956)，他是一位著名的圖書館學者、目錄學專家，同時擔任多項職位——英國大英博物館的秘書、英國圖書館季刊社總編輯、英國圖書館協會主席（任期為1920-1945年）。此書對于世界各國國立圖書館有一個較為全面的觀察和系統的研究，尤其是歐美各國的國立圖書館，其宏偉建筑、豐富書籍、充足經費、完善組織等等都值得我國國立圖書館借鑒的。當代的圖書館學期刊幾乎少有譯介作品的刊載，更多的是本國學者的原創，或者說對于國外圖書館學領先的理論和技術，一般只是在文章中進行引用，從而達到推介與借鑒的效果。而民國時期，直接翻譯自國外作者創作的文章約占全部期刊論文的十分之一，平均下來幾乎每期都有刊登，由此可見，無論從相對值還是絕對值來說，譯介作品在民國時期較為普遍，這與我國圖書館學起步晚，急需借鑒吸收國外先進經驗有關。
1.2譯介原著者
全部184篇譯介作品中，被翻譯最多的原著者是ArundellEsdaile，前文提到他是《世界各國國立圖書館》那期專號原書的著者，其次是鮑士偉博士有6篇，向達翻譯了T.F.Carter的4篇，另有5人各有2篇作品被譯介（見表1），有1篇作品被譯介的原著者則高達100位，此外還有40篇譯介沒有署原著者之名。印度著名圖書館學家阮岡納贊（S.R.Ranganathan，1892-1972），對于我國圖書館界來說非常熟悉，他創制的分面分類法——冒號分類法（ColonClassification，簡稱CC），“作為一種新的分類理論的實踐，有著相當大的典型意義”【3】。鮑士偉博士（AuthurE.Bostwick）同樣對于中國圖書館界是不陌生的，1925年，他代表美國圖書館協會訪華，歷時一個多月，他調查了中國圖書館事業發展情況，在各處發表演講，介紹美國圖書館的發展，傳播公共圖書館理念，是近代對中國古代藏書樓觀念沖擊最大的一次學術活動【4】。1930年他的《近代圖書館之意義》由李繼先譯介到國內，1933年李鐘履翻譯了他的《圖書館與兒童》，他的《美國公共圖書概論》由姜文錦譯出刊登在1937年的《文華圖書館學?？茖W校季刊》上，前文提到了文華所譯《世界民眾圖書館概況》專號，其書籍原編者也正是鮑士偉博士。塞耶斯，（W.C.BSayers，1881-1960)，英國圖書館學家。1898年起任伯恩茅茨公共圖書館助理員，1904年起任克羅伊登圖書館副館長、館長，曾任英國圖書館助理員協會名譽秘書、主席等職，他還在倫敦圖書館學專業大學執教32年，專門教授分類法。主要著有英國最早的兒童圖書館專著《兒童的圖書館》、《分類規則》和9次再版的《圖書館分類引論》以及3次再版修訂的《分類手冊》等，共出版12都專著，撰寫了數百篇學術論文?！?】畢夏普，（W.W.Bishop，1871-1955），美國圖書館學家，曾任密歇根州立大學圖書館館長，1919年在底特律召開的美國圖書館協會專業聯合會議，被選為大會執行委員會委員之一。另一位美國圖書館學家弗萊克斯納（J.M.Flexner，1882-1944），是一位女性，她曾服務于路易斯維爾圖書館，始終致力于倡導和推動圖書館的發展應以讀者為中心，而不是傳統的以圖書為中心的理念。她的書《公共圖書館的流通工作》（CirculationWorkinPublicLibraries），1927年起成為圖書館學校的教科書。1928年，她在紐約公共圖書館擔任讀者薦讀顧問，并成立了以她為首的讀者服務中心【6】。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漢學家卡特（T．F．Carter，1882—1925），以其《中國印刷術的發明和它的西傳》（TheInventionofPrintinginChinaandItsSpreadWestward）最為著名。服部宇之吉，（1867-1939），是20世紀前期日本思想史和中國學史領域中一位極為重要的學者，是日本漢學演變成早期中國學的關鍵人物之一【7】。另外，從原著者的國別上，可以看到主要原著者大多來自英美的圖書館學家，余下有少許鄰國日本的圖書館學者，這與我國圖書館史上已經形成的一致觀點——“圖書館學早期主要是翻譯自日本，后來翻譯自歐美”相吻合。一方面由于中國第一代的圖書館人無論是以庚賠資助留學或是中外館際交換方式或是自費留學的，所去之地多是英美，隨著他們自1925年以后陸續歸來，將西方的圖書館學思想也帶入國內。與此同時，圖書館界人士也逐漸認識到日本的圖書館學歸根到底源自美國，無論從受教育角度還是語言能力的角度，西方的圖書館學著作被更多關注，翻譯作品自然也越來越多地源自英美的圖書館學者。另一方面，譯介作者中有很多出自文華圖專的圖書館學人，而文華圖專的創辦人美籍校長韋棣華女士，以及后來的沈祖榮校長，他們的教育經歷都與美國圖書館界及圖書館學思想有著密切的關聯，其對學生后輩的影響亦可想而知。
1.3譯介作者
以美國數學家洛特卡（AfredJ.Lotka）提出的“科學生產率”理論描述：“寫兩篇論文作者數量約為寫一篇論文作者數量的1/4；寫三篇論文的作者數量約為寫一篇論文作者數量的1/9;而寫一篇論文作者的數量約占所有作者數量的60%”【8】。套用“科學生產率”這個概念來分析一下民國時期圖書館學者在譯介作品產出上的貢獻大小。這184篇譯文，共有78位譯者，41位譯者各譯1篇，約占總量的53%，16人發表譯作2篇，約占21%，這兩個數據和洛特卡的理論差距不大，但發表3篇及以上譯作的譯者高達20人，遠超過總量的1/9，由此可見，民國時期圖書館學者在譯介作品上的科學貢獻還是超過正常水平的，多產或高產作者的數量遠遠超過理論統計的結果。在這些翻譯作者中，有一個人比較特別，他算是非完全圖書館學術領域的，曾任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學部委員、北京大學教授，并兼任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二所副所長【9】，他就是向達，字覺明，1924年東大史地系畢業，考入上海“商務印書館”編譯所，任臨時編譯員，旋改任英文見習編輯。之后他的研究著重以中西交通史、敦煌學、西北少數民族史為主。1934年因著北平圖書館與大不列顛博物館達成互換館員，進行學術交流協議，向達被當時的館長袁同禮派至英、法、德等國進行學術考察，同行的還有王重民【10】。向達翻譯了T.F.Carter(1882-1925)的《中國印刷術的發明和它的西傳》的若干章節，在中文全譯本出版之前，對中國讀者很有用【11】。當然三大圖書館學刊中譯作發表最多的人群還是出自文華圖書專科學校，如徐家麟、毛坤是當時文華的專職老師，也是兩個翻譯專號的組織者，而喻友信、章新民、呂紹虞、徐家璧、邢云林、耿靖民、錢亞新、戴鎦齡、吳立邦、李繼先、李鐘履等人，有的在文華讀書時就開始翻譯國外圖書館學書籍和文章，這與文華圖書科學生在校時很多課程用英語教學有關，給他們打下了較為堅實的英語功底。另外還有一些當時已經在圖書館學領域頗有建樹的學者，如已擔當各大學圖書館館長之職的，有北京大學圖書館主任嚴文郁，國立武漢大學圖書主任皮高品，天津南開大學圖書館主任董民道，上海暨南大學圖書館主任查修，齊魯大學圖書館主任陳鴻飛，燕京大學圖書館主任田洪都，南京資源委員會秘書長兼圖書館主任王文山等。另外還有在圖書館擔任編目主任的，如北平協和醫科大學圖書館的章新民，國立北平圖書館的曾憲三，浙江省立圖書館的西文編目主任于熙儉，天津北洋工學院的朱瑛，國立山東大學的陳頌，北京大學的吳鴻志，此外還有中華圖書館協會任秘書的于震寰，國立北平圖書館的鄧衍林、余炳元、孫述萬、曾憲文等。
2譯介作品的影響及意義
2.1譯介作品的年代分布
從三大期刊存續的1925年至1944年的近二十年間，各年度發表的數量是有變化的（見圖1）。從圖中我們可以看出1934年和1935年發表數量最多，這是由于前文提到的《文華圖書館學?？茖W校季刊》在這兩年先后辦了兩期譯作專號。從1925年起始，我國對國外的圖書館學術的跟蹤與進展都有相當的持續性關注，尤其是進入三十年代，譯介作品的產生都基本穩定在年均十篇以上，這其中一個最重要的原因是大批圖書館學人先后海外學成歸來，包括“留美的一代”和“文華的一代”（見表3），他們帶來了“西學東漸”的思潮，使西方圖書館學理論和經驗得以在國內傳播，他們對國外先進的圖書館學術思想的詮釋由其自身的學術修養和語言能力所決定，其中一個重要途徑正是通過譯介作品來傳達。1925—1937年也是我國新圖書館運動的一個高潮，由此可見，譯介作品涌現的繁盛程度與我國近代圖書館事業的發展步調是基本保持一致的。但是到1937年以后，隨著抗日戰爭的全面爆發，我國進入戰爭狀態，正常的工作生活秩序被嚴重破壞，《文華圖書館學專科學校季刊》和《圖書館學季刊》均相繼被迫?？?，我國圖書館學術的發展可以說幾乎陷入停滯，可見戰爭給中國社會及中國圖書館事業帶來了深重的災難性影響。
2.2譯介作品的主題分布
根據《中國圖書館圖書分類法（第五版）》的G25（圖書館學、圖書館事業）的分類體系，對184篇譯介作品進行了分類統計。譯介作品幾乎涉及到圖書館學的各個領域，尤以各類型圖書館研究、外國圖書館事業發展和圖書館業務管理工作這三個方面關注程度較高，也成為主要的譯介領域。這也與當時中國圖書館事業的發展歷程息息相關——民國時期各種新型的圖書館紛紛創建，如各地的民眾圖書館、兒童圖書館、巡回圖書館等等，如何辦館成為業界面臨的實際問題，甚至國立、省立圖書館如何優化管理擴大規模，借鑒國外的成功經驗首當其沖，實用主義傾向成為圖書館學期刊刊載譯介作品的主要風格。其中對圖書館業務管理的關注,則主要集中在圖書的選購、分類和編目、排序等方面,說明當時圖書館界文獻知識組織的問題比較突出【12】。如金敏甫譯自畢夏普（W.W.Bishop）的《編目部之組織》、錢亞新譯自EmilieMueser的《布魯塞爾分類法》、胡延鈞譯介的阮岡納贊的《介紹藍氏雙點分類法》、《藍氏雙點分類法各類之說明》、沈丹泥譯自E.C.Richardson的《圖書分類原理》、章新民譯自塞耶斯（W.C.B.Sayers）的《圖書分類規則》等等文章就是用來解決這些實際工作問題的。但是，我國圖書館學者在翻譯國外圖書館學理論，尤其是各種分類法，圖書編目規則等的過程中，也逐漸發現中文與西語，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存在著許多不同之處，所以并不能完全照搬國外方法，真實的出路是將國外經驗與中國實際情況相結合，尋找一種適合我國的圖書館組織與管理方式，并因此促進和形成我國自己的圖書館學術發展之路。
2.3譯介作品的影響力
所有譯介作品的出版或多或少都對我國的圖書館學人有一定參考價值，無論是吸收還是摒棄某種程度上都促進了學術思考的進一步成熟，而具體到對每篇譯介作品的影響力該如何評價是個頗為困難的問題，民國時期也沒有當今的引文評價體系，無法做到定性與定量的準確分析。謝灼華曾專門研究了1929-1937年發表在《文華圖書館學?？茖W校季刊》上的文章，從歷年發表的300多篇文章里統計出重要文章和論著39篇，制作了一個“學術年表”【13】，而在這其中譯介作品有9篇，約占23%。筆者將曾經在圖書館史研究中提到過的重要譯介以及后世學者研究、引用較多的譯介作品也進行了歸納整理，形成“重要譯介作品概覽表”（見表4）。表中的這些作品對于當時以至之后我國圖書館的學術發展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具有非常重要的歷史意義。例如，由李永安翻譯刊載于1936年的《圖書館學問題》這一譯文，經過系列比勘、核對，被認定為芝加哥學派的代表人物巴特勒（PierceButler）的經典之作《圖書館學導論》（AnIntroductiontoLibraryScience）在中國的最初譯文，而這一譯文的發現，刷新了我們對芝加哥學派傳入我國時間的認識，對于準確劃分我國的學術發展進程提供了史實依據【14】。再者如耿靖民譯自英國福開森（JohnFerguson）的《目錄學概論》（SomeAspectsofBibliography），期刊刊載的譯文只是全書的一部分章節，之后單獨出版成書。以該書為代表的國外目錄學的主要思想，包括作者有關于圖書館目錄（Catalogue）、普通目錄（Bibliography）和學術史（LiteraryHistory）的辨析對于劉國鈞、姚名達等人都產生了影響，他們分別在自己的著述中闡述或引用過這個觀點【15】。當然，這些表中統計出的“重要譯介作品”，主要標準是根據后世學人的引用，而譯文的影響力的研究不僅僅看后世，還要看當時所產生的影響作用，有些后世引用的多，但是也許在當時并沒有什么影響力，如前文李永安翻譯的芝加哥學派的經典之作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在三十年代此文的作用被嚴重忽視，而有些也許在當時很有影響力，但是后世并未見引用，所以如何分析研究影響力是一個還需進一步認真思考的問題。
3譯介作品存在的問題
3.1翻譯不夠嚴謹
在三大期刊刊載的184篇譯介作品中，有40篇沒有標署原著者的姓名，這顯然不符合學術規范，也是對原著者的著作權力不夠尊重，此乃譯者及期刊刊文不夠嚴謹之處。翻譯通常按照處理方式可以分為全譯、節譯、摘譯和編譯，民國時期因為圖書館學術領域許多方面還處于空白階段，一些作者部分借用國外圖書館學理論與實際經驗，即文中采用了節譯或編譯的方式部分翻譯了國外著者的原文，但沒有明確標明原文作者和出處。這些文章在“譯與編譯”，“編譯與編”之間完全模糊不清，更有甚者直接拿來主義當成自己的文章進行發表，這都是學術不夠嚴謹之處。
3.2翻譯不夠規范
“譯文語氣與專門名詞，因非出自一人之手，雖經編者一再審查，終難免有不一致的苦處，我想這一點也可以獲得本界同仁的原諒”【16】，這是沈祖榮在《世界各國國立圖書館》翻譯專號的序言里寫道的。由此可見，當時的圖書館學者們也意識到，因為沒有統一的標準，一些普通名詞，諸如人名、國家、地名等沒有統一的翻譯用詞，極易造成讀者誤解，甚至一些專業名詞或者術語各人的譯介也會有所不同，這可能引起更為嚴重的學術歧義。如皮高品曾就Bibliography的譯法與畢呂貴論戰，皮先生在文中指出翻譯若“名不正，則言不順”【17】。毛坤在翻譯《西洋圖書館史略》時，將原書中的人名一律保留原文而未加翻譯，部分地名也是如法處理【18】，當然這是為了避免誤解，但是從全篇以及譯作的角度來看，有不連貫和不規范之感。
4結論
民國時期譯介作品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橋梁作用，它拓展了國人的視野，打破了陳舊思維的束縛，促進了變革的不斷產生，對后世的圖書館學術發展產生深遠的影響。除了期刊刊載，民國時期還有大量的圖書館學譯介書籍出版，但僅就三大圖書館學期刊刊載的譯介作品可以看出，以開放的心態借鑒吸取先進的學術思想，是民國時期圖書館學前輩們所具備的治學理念，與此同時，民國時期這些新圖書館運動的開拓者們，不僅僅把國外最新圖書館學理論、方法與技術介紹到國內，而且還努力踐行將其與中國的實際情況和圖書館歷史相結合，完成本土化過程，從而建立并傳承自己的圖書館學術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