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踐哲學論文范例

一、呂鳳子的繪畫歷程與其哲學、美學思想的形成

（一）呂鳳子繪畫歷程呂鳳子先生在20歲之前接受的是正宗的中國傳統教育，直至1907年，呂鳳子先生報考由李瑞清創辦的南京兩江師范學堂，當時按照他個人的興趣愛好，選擇了學堂設立的圖畫手工科，這是呂鳳子先生人生的第一次轉折，從此，呂鳳子開始了他藝術探索的道路。在南京兩江師范學堂學習期間，著名的山水畫家蕭俊賢教授國畫，校長李瑞清親自教授書法，而西洋畫與圖案畫則是由日本學者鹽見竟、一戶清方、彬田森等執教，在此期間，呂鳳子系統地學習了西洋畫中的素描、水彩、油畫等繪畫學科，并且涉及了西洋繪畫的理論與教育理念，中國畫與西洋畫的課程，使呂鳳子接受到比較正統的藝術教育。在呂鳳子日后任教期間，也依然保持西洋畫與國畫同時教授，并且為了彌補缺乏的教材而創作了一系列的教材與講義等重要資料，在這一時期，呂鳳子先生以學習和創作西洋畫為主，扎實了中國畫與西洋畫的繪畫技巧與理論基礎。1918年，呂鳳子先生與蔡元培相識，深受蔡元培的賞識，隨后被聘為北大畫法研究會導師，在這里，呂鳳子先生與眾多優秀的中國畫研究者、繪畫藝術家互相交流學習，由此，呂鳳子又一次回歸傳統，進一步地認識和學習中國傳統繪畫。隨著呂鳳子藝術修養與創作能力的不斷提升，他開始研究傳統的繪畫技巧，同時，吸收西洋繪畫的優點，并將自身深厚的篆書功底應用在白描上，將西洋繪畫中的造型技法與中國傳統畫中的造型觀念相結合，使其繪畫線條凝練、圓潤，造型形神兼具；呂鳳子對于中國傳統繪畫藝術的回歸，深深地影響了當時的美術界。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呂鳳子先生創辦的正則學校被迫遷移，他率領家屬與部分教師遷移到四川，在路途中，親眼看到因戰爭而導致的國破家亡景象，使呂鳳子更加痛恨日本侵略者，深切同情處于水深火熱中的民眾，于是將精力投入到表達自己內心愛憎、反映社會現實的人物畫中。這時期的繪畫作品主要分為三類：一是反映社會現實的繪畫作品，二是借古詩表情達意的詩畫，三是菩薩、羅漢等題材。1949年戰爭結束，全國大江南北一片光明景象，呂鳳子一生所追求的和平、光明社會終于來臨，為表達內心的喜悅，呂鳳子這時期的繪畫題材多為再現人們翻身做主人的畫面，熱烈地歌頌黨與社會；為了讓更多的人能夠看懂他的畫，呂鳳子此時期的人物畫開始注重人物的傳神，讓繪畫代替自己與人們交流，將中國畫的“傳神”推向了一個更高的境界。呂鳳子除了創作人物畫之外，還創作了大量的山水畫、花鳥畫，畫作線條凝練、剛勁有力，將自己一身的人格魅力融于繪畫創作中。

（二）呂鳳子哲學、美學思想的形成

呂鳳子在青少年時期，接受的是中國正統的儒家教育，并且在其15歲的時候參加科舉考試，中秀才，此前的儒家思想在他心中打下了扎實的根基。在呂鳳子于南京兩江師范學堂學習期間，呂鳳子面對現實的困惑不解，時?？鄲?，開始接觸佛法教義，常常到金陵的刻經處聽那里的居士講經，還去過五臺山的寺院臨摹五百羅漢像，由此對佛法產生了非常濃厚的興趣，而這段經歷影響了呂鳳子一生。在1930年，呂鳳子撰寫《中國畫與佛教之關系》一文，文章中針對佛教對中國畫的影響做了深刻的探討。呂鳳子還對以莊子奠定的道家系統的藝術精神，對于中國畫的推動作用做了深刻的思考，于1938年發表《中國畫義釋》一文，將中國畫劃分為三個宗派，分別為教化主義宗、自然主義宗、無相主義宗，這三個宗派分別代表了傳統哲學思想中的儒家、道家與佛教。在南京兩江師范學堂學習期間，呂鳳子接受了西方文化的教育，對于西方眾多生物學家、美學家、哲學家的理論著作與思想學說都有所探及，例如柏拉圖的《對話錄》《理想國》，達爾文的《生物進化論》、赫胥黎的《天演論》等，包含了哲學、心理學、美學等多門科學，并且將這些西方的理論學說與中國傳統的儒、道、佛學說融合在一起，形成呂鳳子先生自己獨特的學說體系；呂鳳子一生致力于藝術，因此也對西方美學研究得比較透徹，麻下爾的快樂論美學、斯賓塞的進化論美學、德國理想派美學等眾多美學門類，將這些豐富西方美學思想理論與中國傳統美學藝術相結合，從而構成呂鳳子先生自己獨特的美學理念。呂鳳子的哲學、美學思想有著一般人無法企及的高度與深度，其藝術思想的形成也非常復雜，并且帶有很明顯的時代特征，呂鳳子先生對于中外哲學與美學的探究，使他的繪畫藝術思想中融合了新的概念，在進行繪畫實踐與詮釋繪畫理念時，能夠有獨特的見解，其具有開創性的繪畫藝術，將中國畫的境界推向另一個高度。

二、呂鳳子繪畫作品中哲學、美學思想的體現

呂鳳子先生早年致力于西洋畫，雖沒有形成自己的風格，但也頗有成就，受中國傳統哲學思想的影響以及中國畫的發展現狀，呂鳳子先生有意識地將繪畫的立意、取像等與筆墨運用技法融會貫通，汲取西洋繪畫特長，來表達純粹的中國精神與風格。呂鳳子先生的四子呂去癖總結了父親繪畫人生的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抗日戰爭以前，其繪畫題材多為山水畫和人物畫中的侍女圖；第二階段是抗日戰爭至新中國成立前夕，這段國破家亡的社會政局，促使呂鳳子的思想情感與繪畫的藝術風格發生重大轉變，繪畫內容由仕女圖轉為羅漢圖，擅長的行書與楷書也更改為鳳體字；第三階段是新中國成立后，這段時期的繪畫題材主要是展現國家重大事件、再現人民生活、頌揚領袖等內容。從這三個階段來看，呂鳳子先生的繪畫實踐過程緊跟時代變遷，具有很強的時代特征，而其藝術思想也在他繪畫實踐過程中通過繪畫藝術展現出來。呂鳳子的繪畫作品《廬山云》在1932年巴黎世博會上榮獲中國畫一等獎，是將中國畫推向世界畫壇的一幅佳作。《廬山云》開創性的以云霧為近景，突破了傳統中國山水畫的模式，汲取水彩畫中寫實技法，將水墨特征揮灑得淋漓盡致，讓觀者似乎身臨云霧之中，難能可貴的是，這幅畫不僅接受傳統文化熏陶的國人能夠讀懂，而且同樣能夠以其“傳神”的藝術魅力感染到外國人，這也是《廬山云》能夠得到世界畫壇公認的重要原因。《廬山云》以云霧為主要描繪對象，是對現實的客觀反映，與此同時，它又體現了“以形媚道”“天人合一”的文化內涵，強烈地體現出“萬物有靈”“氣韻生動”“物我融合”的儒道思想。《廬山云》成功地以山作為陪襯，凸顯云霧的空靈縹緲、瞬息萬變，將內容與形式和諧統一地聯系在一起，折射出了中國傳統的哲學內涵，同時也反映了中國傳統繪畫藝術的本質特征，是呂鳳子先生將其人格之美與自然融合產物，如果沒有高深的哲學修養，是畫不出如此佳作的。在抗日戰爭結束前夕，呂鳳子先生一家輾轉來到重慶璧山。1942年夏天，呂鳳子創作《四阿羅漢》，這幅畫是呂鳳子先生經過慎重思慮而創作的，是呂鳳子先生借取佛學中悲天憫人的故事，以四阿羅漢嬉、怒、悲、憤的情態來嘲諷戰時當局政事的腐敗和不恤民意?！端陌⒘_漢》中的四個羅漢分別代表了一種意境，“仰而悲者一意境，悲者悲天作孽。?而憫者一意境，憫者憫自作孽。不自量力而思有以援之，不自度德而思有以勝之，宜貽笑鳴足山下師子吼第一矣，又一意境。愿無不格，惟問誠否，可笑為，又一意境”，是呂鳳子先生佛家思想的藝術化體現。佛家思想主要內容是禪宗美學，其思想是集諸體于心。“梵我合一”的世界觀理論，在此幅作品中，呂鳳子集多種意境為我所用，是其藝術性與思想性的高度統一。新中國成立之后，呂鳳子先生看到了新社會的光明前景，畫風一改往日羅漢、侍女、詞意題材，多數以白描的形式，針對社會現實生活進行取材，例如《壽》《阿四的心愿》等。1955年創作《菜農的喜悅》，是呂鳳子先生晚期的代表作之一，這幅作品是新中國美展人物畫的首個一等獎。這時期，呂鳳子先生很多作品延續了之前常用的象征手法，用以傳遞自己內心的思想情感，例如作品《鷹》，以雄鷹象征新中國的空軍形象，使中國畫被賦予了時代特色與新的社會內容。

三、結語

一、科學實踐哲學的“整體科技文化觀”

傳統的科技哲學觀念包括三個基本假設:第一，科學命題具有普遍性，理論是研究的最終成果，存在一種科學知識從地方性到普遍性的過程，最后的科學知識一定是普遍化的，這個過程被稱為“去地方性和去語境化”;第二，實驗、觀察等科學中因素與理論相比處于從屬地位，理論處于第一位;第三，研究的地方性場所、實驗建構及所需的技術設施、研究人員所處的特定社會關系網絡，以及研究中遇到的實踐性難題，都視為科學知識產生的偶然因子。所以在傳統科學哲學觀念視野中，對科技文化的內容主次地位理解便是:科技知識處于核心地位，具有統御性，因為科技知識是普遍性和適應性的。其他的科技制度、科技教育等往往處于從屬地位，是圍繞著科技知識進行的，基本構成了“眾星拱月”式的科技文化觀。而科技實踐哲學則不同，在對傳統科技哲學批判的基礎上，以實踐為核心，它提出了自己的科技文化觀念。第一，它認為根本不存在完全獨立的客觀世界，“只有介入世界，我們才能發現世界是什么樣的。”我們的實踐就是世界活動的一部分。第二，科學研究實質上是一種實踐活動，科學知識和其他理論知識相比，并不具有優先性，是一種“地方性知識”?？茖W知識本身發揮作用的過程實際上是一種“地方性知識再適應”的過程，而不是“普遍性展現”的過程。第三，觀察實驗和科學知識本身相比不是次要的，從屬的，而是必須的，他們使得科技知識變得“普遍適應”。由于科學實踐哲學對科學技術完全不同的理解，其科技文化觀念便截然不同。正像第三點所描述的，它認為科學文化的各個組成部分并不能分出主次，而是相互依賴相互依存，地位是非常平等的，構成了“平行”式的整體科技文化觀。美國媒介理論家和批評家尼爾•波斯曼在其著作《技術壟斷》中曾有深刻的描述。“技術變革不是數量上增減損益的變革，而是整體的生態變革。”在他眼里，新技術的誕生是一堆黑火藥里面送入了一個火苗———并不是牛頓范式下機械論所描繪的簡單增減替換，而是一個整體的化學反應。技術并非作為一個個孤立的個體而存在，而是作為一個生態的整體而存在，“重要的(技術)變化會牽一發而動全身”，它不僅僅導致這個技術群的變革，而且也將導致整個相關的社會生態的變革。為了更好地理解科學實踐哲學的整體科技文化觀，下面將圍繞著抗戰時期陜甘寧邊區科技文化建設來展開。

二、陜甘寧時代科技文化建設成功緣何可能

抗戰初期，中共中央到達陜北后便開始著手進行陜甘寧邊區建設。當時陜甘寧可以說科技文化全面落后，具體表現在如下幾個方面。一是科技知識匱乏。陜甘寧迷信泛濫，廣大群眾舊意識、舊習慣嚴重存在;衛生防疫知識空缺，邊區疫病肆虐，人畜死亡率很高。農業生產基本是粗放式經營，基本靠天吃飯，使用原始技術和工具，農作物單產低下。工業技術非常落后，基本只有零星的輕工業，嚴重依賴外援，一半以上縣份的人民不懂紡織。二是科技教育落后。陜甘寧邊區學校極少，文盲占90%，有些村莊100%的為文盲。曾任邊區主席的林伯渠曾經這樣描述道:“邊區是一塊文化教育的荒地。學校稀少，知識分子若鳳毛麟角，識字者亦極稀少。在某些縣如鹽池一百人中識字者有兩人，再如華池等縣兩百人中僅有一人。平均起來，識字的人只占全人口的百分之一。至于小學，全邊區過去也僅有一百二十個，并且主要是富有者的子弟。整個邊區的中學生是屈指可數的。社會教育簡直是絕無僅有的事。”初期文化教育與傳播極端落后的矛盾使得科技文化建設形同虛設。三是科技體制空白。由于地處偏遠，這塊地區基本上沒有任何的科技政策支撐，也沒有任何科學研究機構涉足，更談不上科研團體的出現。按照傳統科技哲學中科技文化觀的觀點，在如此愚昧落后的地區開展科技文化建設，應該以科技知識為核心，其他的科技教育以及科技體制為輔，才能真正開展起來。但事實不然，由于陜甘寧邊區科技文化建設極端落后，簡單地普及科技知識并不能達到科技文化建設的目的。在實踐中，中國共產黨人反而遵照了科學實踐哲學的整體科技文化觀，每一塊都下足了本錢。

(一)科技知識建設

科學知識在傳統科技哲學看來是普世的、客觀的，不受到任何約束的。但是在實踐哲學看來，它是一種“地方性知識”，并不具有優先性。要使得科學知識變得“普世”和“優先”，必須輔之其他的技術方法，最難并不是知識本身，而是讓受眾能夠接受。陜甘寧邊區當時雖然落后，但是本土的地方性知識基礎非常牢固:迷信普及、傳統靠天吃飯的耕作等等加劇了科學知識建立其權威的難度。特別要指出的是，科技知識還面臨一個比較重要的觀念———從事農業生產中傳統農民所選擇的“安全第一”的原則。詹姆斯•C•斯科特在考察東南亞農民的生存狀況后認為，農民經濟的活動并不遵循利益最大化原則，而是遵從“安全第一”的原則。因為在傳統的農業中，農民的生活環境惡劣，依附于地主的情況加上自然規律的不確定性，不得不選擇自保優先。“如果說把農民看作面向未來的熊彼德式的企業家，忽略了他的主要生存困境，那么，通常的權利最大化假設則沒有公平地對待他的政治行為。”在陜甘寧邊區的科學知識建設過程中，邊區政府在技術推廣和知識普及中最難做的一環也是讓大眾能夠相信并且接受。在醫療方面，邊區政府教育和動員群眾，同分散在邊區各地的二千多個巫神作斗爭，取締他們的活動，揭露他們的騙人伎倆，直接消滅了舊有知識滋生的土壤，為衛生防疫普及鋪平了道路。緊接著大力提倡建廁所、立豬圈、挖水井、滅虱子、勤洗曬、新法接生等，改變群眾中的不衛生習慣。邊區政府充分發揮千余名中醫、二百余名西醫、五十余名獸醫的作用，發動和組織他們到農村或疾病流行地區服務。在農業技術上，邊區政府遵照“利用原有的落后生產工具和技術，在可能條件下逐漸進到新的”指導方針，注重推廣和發揮新式農作技術和先進工具的重要作用。光華農場成立于1940年，是邊區唯一的農業試驗場。這里集聚著一批由林伯渠親自從延安各單位抽調來的優秀的農業、畜牧、獸醫專家。尤其是在1942年，甘泉等縣流行牛瘟，嚴重威脅農業生產。光華農場派獸醫前往防治，在試制免疫血清和疫苗成功后，用銅制造注射器，用瓷瓶代替玻璃瓶，僅用半年時間，就撲滅了邊區牛瘟，在群眾中樹立起了科學知識的權威。農場推廣農作物、蔬菜、家畜良種，培育出優質高產的狼尾谷，兩年間推廣到17個縣，面積一萬余畝。農場逐步摸索出一些增產豐收的科學方法。諸如，加強試驗農場、擴大良種、研究和改良工具、精耕細作、廣施肥料、防治病蟲害，改進植棉打卡，興修水利，營造氣候林，改良畜種等，改進羊的飼養管理及防疫等。這些新技術新方法的推廣利用，對提高作物產量、改變農業落后面貌起了很大的促進作用。靖邊農民說:“先種麥子插黑豆，黑豆地里帶蘿卜，旱澇保收。”就是光華農場向農民推廣的結果。經過邊區政府不斷運用科學技術這一武器讓廣大群眾能夠耳聞目睹，尤其是在破除迷信以及醫療上的受益，邊區老百姓終于能夠接受科技這一強大武器，并且對科學知識開始接受。但科學知識還需要普及，而且科學知識本身并不能代替科學文化建設，科學技術的運用只是第一步，要科學知識擴大范圍并且完全占領思想陣地，還需要科學教育的傳播建設。

(二)科技教育傳播建設

摘要：從培養慣例來看，大三大四高年級學生的課程通常以專業選修課為主。但在實踐中專業選修課的教學效果往往不盡如人意?？陀^原因在于，高年級學生的時間有限，必須針對這一具體情況設計信息更加密集，轉化效率更高的課程。專業選修課的沉浸式融合是多門選修課的有機結合形式，在一定程度上能夠解決問題，在實踐中也取得了正面效果。其思路值得重視和優化。

關鍵詞：專業選修課；沉浸式教學；課程融合；畢業論文

從國內大學培養方案的慣例來看，一二年級主要以公共課、必修課和通識選修課為主，注重基本專業知識的體系性建構；三四年級則開始向專業選修課傾斜，注重建立在學生興趣基礎上的差異化培養。以西南政法大學哲學專業為例，三年級安排了《文化哲學》《法哲學》等一系列部門哲學專業選修課，以及《文獻檢索與論文寫作》《就業指導》等工具性選修課。但實踐中卻存在不少問題，如選修課到課率低，學生積極性差。結果導致高年級的專業選修課和工具選修課在老師和學生眼中處境尷尬。學生為了掙學分勉強出勤，老師由于缺乏嚴肅的聆聽者而意興闌珊，兩者共同形成了所謂的“大四現象”。［1－2］為此，我們在三年級下期的《法哲學》專業選修課中以畢業論文設計為模擬對象，嘗試了沉浸式的選修課多課程融合的教學實踐，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相關的做法值得借鑒與審視。

一、高年級選修課處境尷尬的主因

從理論上講，“專業主干必修課”＋“專業部門選修課”的專業課程設置是尊重專業學科規律，尊重學生自主意愿的合理選擇。專業必修課提供各個專業基本的知識體系，專業選修課則照顧到了學生的興趣方向。但在教學實踐當中專業選修課的實際效果卻遠遠不如理論上那么美好。據調研報告顯示，八成左右的學生具有明確的選修意愿［3］，不過選修課的實際效果卻難以獲得多數學生的認同［4］。排除選修課體系設置不科學，比如內容重復、先難后易；教師積極性不強，比如備課成本和產出收益不成正比；高年級學生管理松懈等外在偶然因素，我們認為造成專業選修課“失格”的客觀原因有兩個方面。第一，高年級學生面臨升學、就業、職業資格認證考試、畢業論文設計等多方面的任務，專業選修課程雖然數量不多，但相對高年級學生對時間的分配和權重而言，仍然顯得過于繁重。在眾多任務當中，能夠分配給專業選修課的有效時間非常有限，因此在大三大四仍然指望學生全身心投入專業選修課程的學習，這是不現實的。第二，由于專業選修課本身屬性，難以同主干課一樣具有較高的信息有效率。簡單地講，相比于主干課程，專業選修課的開設范圍有限，并且各個專業選修課傳遞的信息范圍較窄，往往并不適應于本專業的每一個學生，或者說對不同學生的有效性差異較大。對于相當部分學生來講，專業選修課有效信息產出率低下，是一種不經濟的無奈之選。

二、課程有機融合的解決思路

專業選修課相對于專業主干課程具有補充性、靈活性、趣味性等特征。但由于升學和就業壓力，高年級本科生學習目的和動機明顯向實用方向傾斜，更愿意把精力集中在服務于各類考試的課程上。所以高年級專業選修課通常被當成“休閑課”“水課”，教學效果自然不會理想。專業選修課的理論價值和它的實際境遇天差地別，這個問題的成因是多層面的，消解這個問題辦法也是一項系統工程。但毫無疑問，其中重要的一環是專業選修課的突破創新。雖然高年級選修課課程數量較多，但單個課程的覆蓋面和信息量相對主干課程極其有限。如何在“專業主干課＋專業選修課”的框架下有效改變這一局面呢？我們認為課程的有機融合是最有可能成功的改革思路。如果專業選修課的課程融合能夠做到一方面減少學生的必要課時，一方面又能夠保留幾門被融合課程的核心內容，強化信息供給的效率，那么問題就能同時得到解決。這里的關鍵在于，如何從課程設計的層面上提高專業選修課的信息供給效率。就此問題，先對相關成功經驗進行考察。國外著名學府的選修課設計大多具有課程功能多元化，課程內容專題化，注重學科交叉的特點。［5］專業選修課設計向更加符合學術研究和社會實踐所需要的“問題導向”傾斜，表現為課程的“部門化”和“領域化”。這在國內也并非新鮮，原因在于專業選修課的部門化符合當下主動學習的理論。建構主義的學習理論認為，學習本身不是外界知識信息刺激心靈從而產生理解。理解的機制不是被動接受，而是主動統攝和涵蓋。當代學習和認知理論中的重要一派，建構主義學習理論認為，習得知識的關鍵在于新知識在原有知識結構基礎上的建構和生長。與這種學習觀相契合的方法則強調探究、合作、自主的主動學習，而非知識傳輸的被動學習［6］。按照學習者主動建構知識的觀點，教學所提供的無非是知識生長的平臺。相比以客觀知識體系為平臺，以對問題理解和闡釋為平臺，顯然同主體的聯系更為緊密。一千個人眼中有一千個哈姆雷特，這是理解和解釋的主觀性所在。所以，專題化、問題化的課程總體上更能喚起學生主動學習的興趣。然而，僅僅在課程內容上具有“問題意識”，還不足以保證每個人都積極參與，主動學習。教學實踐也表明，部門化的選修課程也的確不能保證良好的教學效果，當然，這同學生、教師、管理等因素也有直接關系，但如前所述，偶然性和主觀性因素不在本文的討論范圍。問題的關鍵在于，適合主動學習的學習對象并不必然引起切實的主動學習和有效的主動學習。為此，我們的課程改革思路是把建構主義學習理論的教學實踐往前推進一步，以一種沉浸式的，或者說“角色扮演”的教學方法，通過師生之間共同實踐的方式，利用教師對相關問題的主動學習動機和知識建構經驗，為學生提供參考。簡單講，教師除了傳達必要的體系知識之外，更重要的是在共同的學習研究實踐中傳達理解、分析和解決問題的經驗。相比于一般的經驗交流，沉浸式體驗教學所傳達的經驗是在相似背景、相似處境、相似語言中的，是更容易被理解接受的。結合國外選修課的成功經驗以及當代教育理論，啟發我們設計一種沉浸式的課程融合模式。具體講這種模式包含三個步驟，第一，設計部門化、領域化、問題化的教學內容；第二，由教師賦予學生一種特殊的身份或任務；第三；教師引導、伴隨學生完成身份或任務要求的相關體驗。按照這種思路，我們能用一門選修課的課時涵蓋多門選修課的重要信息，并通過“問題化”和“體驗式”的課程設計，有效地實現多門課程的教學效果和教學目的。

作者：黃碩 初廣志 單位：中國傳媒大學廣告學院

研究緣起

任何學科發展到一定階段，都會積累數量龐雜的學術成果。這些成果在研究主題、研究方法、研究結論等方面的價值都值得探究。為此，整理學術發展脈絡，去粗取精、去偽存真，既有學術史方面的價值，又可以對當前的研究提供借鑒。走過三十年歷程的我國廣告學正處于這一階段。部分學者已經從新聞傳播類、廣告類期刊上的學術文章以及碩士論文入手，運用定量和定性分析方法，梳理了國內廣告學術研究的發展軌跡。歸納起來，這些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兩類：

（一）梳理廣告學術發展軌跡以定量研究手法進行歷時分析，描繪廣告學術研究文章在數量與分布、研究主題、論文著者、原載刊物及其他方面所體現出的特點，并對中國廣告學術研究發展的現狀和面臨的問題加以闡釋，揭示出我國廣告事業的階段性發展歷程。例如，何佳訊、王智穎分析了《中國廣告學研究20年主題分布與階段演進》[1]；姚曦、李名亮選取了1979-2002年《全國報刊索引》收錄的共計2375篇廣告學文獻，統計了廣告學論文的發表時間、著者、研究方法、研究取向、研究主題及刊載情況，對中國大陸廣告學論文研究現狀做了詳細的評析[2]；于靜對廣告學期刊論文的數量及主題分布、著者及機構、期刊類別及核心期刊進行了定量分析[3]；鄭歡在分類界定的基礎上，分析了中國廣告三大學術期刊在2008年所發表的學術研究文章的研究方法[4]。

（二）對廣告學術研究的反思和規范李彪通過對1995-2007年我國四種主要新聞傳播學術期刊的考察，發現大量的文章采用定性研究方法為主，尤其是思辨論證法，而定量方法很少運用[5]；丁俊杰等對1979-2008年我國五種主要新聞傳播學術期刊的梳理，指出廣告學術論文研究方法簡單陳舊、論證深度不強、缺乏實質性理論突破等問題[6]；楊柳基于中國人民大學復印報刊資料《新聞與傳播》的統計和分析，認為我國廣告業存在“重術輕學”、研究領域不平衡、廣告專業學術期刊缺失等問題[7]。此外，彭子玄基于對1998到2006年九年間美國《廣告雜志》雜志的內容分析，從研究主題的變化預測了西方廣告理論研究的發展[8]；鄭歡等基于傳播類博士論文選題的實證研究，對傳播學“5W”領域的研究進行了評述[9]?？墒?，目前關于廣告學博士論文的研究仍是空白。在正常的學術環境下，博士論文的研究主題、方法和結論應代表本學科發展的前沿和最高水平。

研究思路

本研究試圖以歷年的廣告學博士論文為對象，從研究主題分布、研究方法的科學性、參考文獻的專業性、學科之間的交融性等方面進行分析。本文所提到的廣告學博士論文，包括研究者所能搜集到的不同學科以廣告為研究對象的論文。

摘要:20世紀80年代末提出水文化研究至今，學術界已取得了豐碩成果。為了準確掌握我國水文化研究的新動態、新形態、新業態，本文以中國學術期刊網絡出版總庫(CNKI)為檢索對象，采用高級檢索方式，對檢索出來的關于“水文化”的論文，從學科分類、發表年度、文獻來源、關鍵詞、研究機構及論文影響力諸方面進行定量和定性分析，以期為構建“水文化+”研究范式提供理論基礎，推動水文化研究可持續發展。

關鍵詞:水文化;研究態勢;分析

1988年10月25日，在淮河流域四省治淮宣傳工作會議上，李宗新先生首次提出應大力開展水文化研究。①歷經近30年的發展，在水文化理論、水文化建設、水文化教育、水文化與中華民族精神等方面取得了豐碩的研究成果。本文運用計量分析和統計學知識，對檢索到的水文化論文進行定量和定性分析。

一、水文化研究的學科分類與發展軌跡

我國高等學校教育專業設置按“學科門類”“學科大類(一級學科)”“專業”(二級學科)三個層次來設置。在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教育部頒布的《學位授予和人才培養學科目錄》(2011年)中，設有13個學科門類，110個學科大類。水文化歸屬哪一個學科?經檢索發現，文學、工學、經濟學等學科門類文獻比較集中，教育學、理學、法學、歷史學居中分布，管理學、藝術學、哲學分布的較少，農學、醫學、軍事學沒有相關文獻，文化及水電工程是關注最多學科。在上述學科門類中，排本學科門類首位的是:文學是中國文學33篇，工學是水利水電工程239篇，經濟學是工業經濟119篇，教育學是高等教育19篇，理學是環境科學與資源利用25篇，法學是民族學13篇，歷史學是考古10篇，管理學是行政學及國家行政管理10篇，藝術學是美術書法雕塑與攝影8篇，哲學是中國哲學6篇。除上述研究領域文獻較多外，還鮮見于作物學、農業資源與環境、植物保護、林學、中藥學、醫學技術、軍事思想及軍事歷史、戰略學、戰役學、戰術學等學科。由此可知，水文化研究內容廣泛，不僅有文史哲人文學科內容，而且還有理工類自然學科，同時還有經管法等社會學科的內容，屬于新興的文理交叉學科。我國水文化研究歷經開展宣傳研究(1989—2003年)、服務水利實踐(2004—2006年)、政府倡導推動(2007—2010年)和規劃專項建設(2011—2014年)階段，基本上與年度發表文章數量趨勢相吻合(見表1)。特別是2011年水利部《水文化建設規劃綱要(2011—2020年)》以來，《基于人水和諧理念的最嚴格水資源管理制度體系研究》和《中國水文化發展前沿問題研究》兩項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點)課題相繼立項，國內學者的水文化研究主要聚集在水文化理論、水文化遺產、水文化資源、水工程文化、地域水文化、水文化教育傳播等方面。從表1可知，1989—2001年，水文化研究的論文較少，年均不足6篇，低于年均篇數的年度為1989年、1992年、1998年、1999年、2000年，尤其是1993年和2001年分別為0篇，這說明水文化研究處于萌芽階段。2002—2006年，論文數量呈平穩緩慢增長態勢，平均每年約20篇，這說明我國水文化研究正處于穩步發展階段。進入2007年后，論文數量呈快速增長趨勢，到2008年、2010年達高峰期，隨后呈現下降趨勢，這說明我國水文化研究正趨向穩定和成熟。從2011年開始，論文數量呈現直線上升趨勢，年均為86篇。2011—2016年篇數占所有論文的53．4%，說明此階段是我國水文化研究領域的探索和快速發展階段。與此同時，1989—2003年，沒有研究生以水文化選題作為學位論文。2004—2016年，學位論文共39篇(博士學位論文2篇，碩士學位論文37篇)，學位論文數占所有論文的4．06%，說明我國水文化研究在基礎理論方面相對比較薄弱。在學位論文中，最早的博士學位論文是2004年艾菊紅的《傣族水文化研究》②，最早的碩士學位論文是2005年劉虹弦的《水脈相連氣韻橫生———水文化在現代城市形象中浸潤和延續》。在水文化文獻中，主要來自《治淮》《河南水利與南水北調》《水利發展研究》《華北水利水電學院學報》(社科版)、《中國水利》《江蘇水利》《水利天地》《浙江水利水電?？茖W校學報》《河海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等涉水行業主管部門、高校、科研院所主辦的期刊。在水文化研究中，涉水行業高等院校期刊如《華北水利水電學院學報》(社科版)、《浙江水利水電?？茖W校學報》《河海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南昌工程學院學報》等成為主要學術交流陣地。尤其是《華北水利水電學院學報》(社科版)自1985年創刊就設有“水文化研究”專欄，成為全國期刊界歷史最長、影響最大、聲譽最高的特色欄目。此外，《北京水務》《中國三峽建設》《山西水利》和《城鄉建設》這四種期刊數量也位居前列，說明水文化研究與水利建設也緊密相連。

二、水文化研究的熱點、焦點與團隊分布

文獻分析表明，綜合性人文社會科學期刊中還沒有刊發與水文化相關的哲學、社會學、政治、法律、文化、教育、歷史類文章，中文核心期刊刊發水文化研究文章更少。在水文化研究論文中，被CSSCI(中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收錄期刊論文較少，《新華文摘》《中國社會科學文摘》《高等學校文科學術文摘》和中國人民大學《復印報刊資料》轉載或收錄論文屈指可數。這說明，水文化研究期刊層次和期刊學術影響力還有待進一步提升。通過對關鍵詞出現的頻率進行分析，可以很好地體現一門學科的研究領域和研究熱點、焦點。水文化研究出現頻率極高且排在前列的關鍵詞有“水文化”“水”“文化”“水文化遺產”“人水和諧”和“水文化建設”。這說明，以上述詞語為關鍵詞的文獻相對比較集中，是水文化研究關注的重點和焦點之一。同時，頻率在4次以上的關鍵詞主要有“建設”“水利風景區”“保護”“內涵”“水文化教育”“水景觀/開發/保護利用”“教育/水資源/水利院校/城市發展/發展”“水利/可持續發展/研究”“傳承/生態文明/水文化傳播/和諧/水利工程/水環境”和“水利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等，由此可見，水文化研究的范圍和領域更加廣泛，如水生態文明、水文化傳承創新、水教育傳播、人水和諧等成為水文化研究新態勢。通過分析研究機構，可以了解我國水文化研究團隊和研究基地分布格局。水文化研究發文排在前3位的全部來自高等院校，分別是河海大學、南昌工程學院和浙江水利水電專科學校。其中，河海大學38篇，發表文獻最多，占總數的3．94%;南昌工程學院和浙江水利水電?？茖W校發文章分別占總數的2．07%、1．87%，這與河海大學水文化研究所、南昌工程學院水文化研究中心和浙江水利水電專科學校水文化研究中心都是省普通高校人文社科重點研究基地密不可分。上述研究基地已經成為水文化研究、水文化教育和人才培養的高地。

1遴選高水平導師隊伍

研究生導師在研究生創新培養過程中居于主導地位。從某種意義上講，導師和學生的關系是源與流的關系，即“問渠哪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研究生導師既要有廣博的專業知識和堅實的專業理論功底，有豐富的教學經驗，也要在學術上有獨到的思想和豐碩的成果;既要有站在學科前沿、洞察學科發展趨向的見識，能夠高效地指導研究生從事科學研究工作，還要在思想、品德、科學態度、人格等方面成為學生學習的榜樣，對學生有人格上的吸引力和感染力。南京醫科大學作為江蘇省屬重點建設高校，在研究生導師的選擇上遵循“按需設崗、堅持標準、擇優聘任、寧缺毋濫”的原則，根據學歷背景、科研項目、學術影響力等多重標準，遴選高水平導師隊伍。南京醫科大學病理生理學系導師隊伍均滿足南京醫科大學碩士生導師或博士生導師的遴選條件，對已遴選為碩導或博導的導師，每年也會定期考核，核查其是否具有招收研究生的資格，如博士生導師下一年度招收博士生必須滿足以下兩個基本條件:①目前正在以項目負責人身份主持國家級以上科研項目(含省、部及國家級重大項目的子課題);②近3年以第一或通訊作者身份發表影響因子≥5的SCI論文1篇。以此為研究生創新教育奠定良好的導師基礎。除滿足學校導師的遴選條件外，我系導師很注重自身素質的不斷提高，通過定時定期的查閱大量文獻，參加有影響力的國內、國際學術會議，清醒認識自己所從事學科的思維局限性，從宏觀、轉化醫學的角度掌握學科前沿發展方向，形成自己的科研優勢和學術特色，有了自己的學術“根據地”、學術“棲身處”和學術“生長點”。此外也極其注重自身的品德建設、學風建設和人格培養，在潛移默化中感染學生、影響學生。

2構建和諧的研究生與導師關系

師生關系問題是研究生教育理論和實踐中一個歷久彌新的話題。和諧融洽的師生關系是教學過程中一種無形的力量，它能給學生創設寬松愉悅的學習氛圍，充分調動學生學習的熱情;有利于學生對新鮮事物的接受和探索，從而促進創新能力的培養。構建和諧的師生關系在于努力營造教育主客體之間的民主平等、相互理解、彼此信任、融洽相處的環境。因此，學系導師在研究生入學之后，會讓其了解各個研究方向的情況，發現他們感興趣的問題，鼓勵其閱讀相關方面的文獻，指導、提供實際的設計方案、設計思路及實驗平臺，在整體實驗理論規劃和實踐科研經費、實驗條件上給予最大的保障。此外，導師對實驗時間無強制性要求，允許學生自己合理安排。在市場經濟的大環境下，目前一些臨床醫生的收入遠高于從事基礎醫學教學和科研的教師收入，使得基礎醫學研究生生源少，質量良莠不齊，男女比例失衡，感情心理問題易發。因此學系鼓勵科研經費充足的導師將部分經費以助研經費形式發放給研究生，將國家自然科學基金以及各類項目基金的勞務費預算落實到位，一方面解決了研究生的生活壓力，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研究生的科研動力。學系導師針對不同學生，采用不同的交流手段來構建和諧關系，如對性格內向、被動交流的學生，導師會每周去了解其思想、生活、科研動態，對其出現的問題、困難給出指導、建議或幫助;對于專業基礎相對較差的同學，導師會選擇性地給予文獻閱讀導向，將文獻的難易程度逐漸提升，并在此期間認真講解主要的難點和重點;對于學生出現過失甚至錯誤時，導師不會進行嚴厲的訓斥，而是先了解事情發展始末、了解學生出現過失的原因和理由，然后進行得當的教育，但不會遷就、姑息學生的過錯，做到批評到位、教育到位、策略到位，這樣學生才能進步，和諧的氣氛才能產生，才有利于整體研究生的創新教育。

3完善基于創新能力培養的課程體系

研究生創新能力的培養和發展需要良好的知識結構，而研究生知識結構的形成主要通過一系列課程教育來實現。制定科學、合理、完整、互相銜接，并且在培養目標、研究方向、培養方式、課程設置及其他環節上層次清晰的課程體系，是培養創新型人才的有力保障。通過全面修訂研究生培養方案，在充分了解、調研國內外著名院校相應各學科研究生課程設置情況的基礎上，結合學科特點及實際情況，制定適應當前本學科發展、適應社會對人才要求的培養方案。

3．1校園文化、實驗室文化對于人才培養的影響非常重要

由中國社會科學院梵文研究中心主辦的“梵學與佛學研討會”于2011年10月22－23日在蘇州召開，本次會議得到蘇州西園寺普仁方丈及諸寺眾的大力支持與協助，來自北京、臺灣、香港、上海、廣州、成都等地區近50名學者參加了會議，與會學者就中國當前梵學與佛學的研究、人才培養及未來發展趨勢展開了熱烈的討論與交流。   本次會議共收到36篇論文，其中基于梵漢或梵藏漢對勘的大乘佛教經論與思想研究的論文，就有16篇。在這些經論中，最受關注的是在中土流傳甚廣的《維摩詰所說經》。黃寶生研究員在其《〈維摩詰所說經〉梵漢對勘導言》中以梵文本與漢譯中的什本、奘本《維摩詰所說經》的對勘為基礎展開研討。臺灣中央大學中文系萬金川教授的《梵漢對勘研究的文化與思想轉向》一文，從思想文化傳播的角度，對梵漢對勘的價值與意義做了討論。中山大學哲學系范慕尤博士的論文《〈維摩詰經〉文本對勘的啟示》，列舉出數則《維摩詰經》梵文寫本與漢、藏各種譯本間存在的差異，結合僧肇、窺基等人的注釋，剖析不同譯本中所體現的哲學思想，認為鳩摩羅什有改譯經文的行為，很可能源于中觀思想和大乘菩薩道實踐思想的影響。中國社會科學院梵文中心常蕾博士在其《〈入楞伽經〉梵漢對勘札記》中指出若能充分利用漢譯佛經翻譯時間早、同本異譯多、時間跨度大的特點，對梵文佛經的校勘工作會有相當的幫助。梵文中心葛維鈞研究員的《智者大師解經中的問題及其影響》一文以《法華經》梵漢對勘為基礎，指出智者大師對《法華經》經文形式與內容兩方面的誤讀。   中觀與唯識典籍的整理與研究是深化當前大乘佛教研究的基礎性工作。本次會議上發表的許多論文即是基于梵、藏、漢等不同文本的?？?，對中觀唯識典籍所做的文獻整理或思想探討。香港大學佛學研究中心麥文彪博士的《早期“般若經”的流變與梵漢對勘的若干問題》一文，以《出三藏記集》所提供的文獻訊息為出發點，配合近年有關“般若經”的研究成果，嘗試重建早期“般若經”傳入漢地的面貌，分析現存“般若經”文字材料的流變，并對若干梵漢對勘時必需注意的方面做出探討。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薩爾吉副教授在其《〈中觀心論頌〉梵藏對勘舉隅》中，通過對勘印度大乘中觀派論師清辨的《中觀心論頌》梵文寫本與藏譯文本，發現兩者之間存在的文句差異，并對致異的原因做出各種推測。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何歡歡博士的《“瓶空”與“虛空”———試論清辯對吠檀多哲學的批判》一文也是基于對清辯《中觀心論》的梵、藏對勘，以此論與喬荼波陀《圣教論》中出現的“瓶空喻”為切入點，還原以清辯為代表的佛教中觀自立派與吠檀多派的論辯細節。   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葉少勇博士宣讀了《新發現月稱造〈六十正理論釋〉梵文殘葉》一文。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劉震副研究員的《〈贊法界頌〉與〈地藏菩薩請問法身贊〉》一文，通過比勘在西藏流傳頗廣的題名為龍樹所作《贊法界頌》的梵、藏、漢文本，揭示三種文本間的差異。   中國社會科學院梵文中心周貴華研究員提交的《〈解深密經〉的三時判教》一文指出，《解深密經》是瑜伽行派的根本經典。因此經的梵本不存，目前只能根據漢譯、藏譯的“三時判教”幾段譯文，進行對比分析，以顯示兩者思想的異同，由此可更好地體會《解深密經》的判教意趣。臺灣政治大學宗教研究所耿晴助理教授在《檢討〈金剛般若論釋〉與〈攝大乘論釋〉的關聯》一文指出，世親在《攝大乘論釋》以prabhāvita描述成佛時法身從遮蔽狀態變成被顯露狀態的轉換，這個詞在《金剛般若波羅蜜經論》的散文注釋中亦有類似的用法，足以說明《金剛般若波羅蜜經論》與《攝大乘論釋》皆出自世親之手。臺灣法鼓佛學院釋惠敏法師發表的《梵本〈大乘莊嚴經論〉之研究百年簡史》，利用Zotero書目管理系統，展示近百年來梵本《大乘莊嚴經論》研究的歷史，介紹相關的研究成果，并從時段、研究者、成果類型等多個維度，揭示出《大乘莊嚴經論》百年研究史的細節。   有三位學者分別從密教的成就師、經典與本尊三個角度，探討了秘密佛教或曰金剛乘佛教的相關問題。中國社會科學院亞太所薛克翹研究員的《印度佛教金剛乘成就師坎訶巴》、梵文中心李南研究員的《略論〈喜金剛本續〉》、臺灣佛光大學佛教學系劉國威副教授的《佛教密續獨特女性本尊Kurukullā(咕嚕咕咧佛母，作明佛母)相關梵藏文獻的初步研究》均做了此方面探索和研究。   梵漢對勘是深化當前中國佛教學研究的基礎性工作，也是推進漢語史尤其是佛教漢語研究無法回避的瓶頸。香港教育學院中文系主任朱慶之教授的《漢梵佛典雙語標注語料庫的構建》，介紹了他目前主持的“漢譯佛經梵漢對比分析語料庫建設及漢語歷史語言學研究”項目。梵文研究中心姜南博士的《漢譯佛經中標記分明的時體表達式》重點討論有顯性標記的動詞形式，揭示出漢譯佛經表現動詞時體范疇的特點。北京外國語大學中文學院王繼紅副教授的《論部漢譯佛典篇章標示成分考察》意在考察《俱舍論》梵語原典以及真諦、玄奘兩種漢譯本中的篇章標示成分。。   有論文對名號、詞語做了精細考察。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陳明教授的《須大拏太子諸名號考源》、中國人民大學佛教與宗教學理論研究所惟善副教授的《魯波與阿魯波的梵語區別》、西南科技大學陳秀蘭教授的《“五體投地”語源考》即是如此。   梵語聲明學或曰梵語文法研究一直是中國梵學與佛學研究中的弱項，因此，中國藏學研究中心羅鴻副研究員的《關于〈依緣月光疏〉梵藏蒙?？钡某醪綀蟾妗贰⒈本┐髮W博士生張雪杉的《西藏自治區存梵文語法寫本初步調查》、北大碩士生王臣邑的(DiegoLoukota)《波你尼〈八篇章〉中的變位被動動詞形式:歷史比較角度下的形態與語義分析》等值得推薦。   臺灣法鼓佛學院鄧偉仁博士的《中國古代僧人的梵語知識:方法論探討》意在通過漢文藏經中所保存的梵語知識，討論中國古代僧侶文人對梵語聲明學的認知方法與接受情形，探求中國古人對梵語的學習與認知。梵文中心周廣榮副研究員的《真言與王權》，以最能體現梵語神圣屬性的真言與王權之關系為題，分別探求婆羅門教、印度佛教、漢傳佛教傳統中，真言與世俗王權之間的不同關系，揭示不同社會文化傳統中蘊含的政教關系。醫方明在佛教僧團的形成和發展中發揮過積極作用。中國藏醫院的劉英華醫師的《〈八支心要集〉傳承與傳譯》一文正是基于他對印度古代醫方明典籍《八支心要集》在南印度傳承狀況的實地考察而撰寫的。#p#分頁標題#e#   在這次會議上，把研究對象限定在正統梵學范圍之內或其背景之中的文章只有兩篇。梵文中心副主任孫晶研究員的論文《筏羅婆的Anubhasya研究》，對吠檀多重要哲學家筏羅婆的哲學思想及其注釋《梵經》的《小注》(Anubhasya)做了論述，意在揭示其“純粹不二一元論”思想內涵。臺灣政治大學黃柏棋教授的《馬鳴〈佛所行贊〉及佛教之轉型》一文從梵語文學史上宮廷詩與贊詠詩的興起，考察了馬鳴《佛所行傳》與佛教“梵語化”轉型之間的關系。

音樂是人類在自然之美的觸發之下的感慨，也是內心情感推動下的表白。音樂能喚醒人的內心，滋潤心靈的情感，滋養內在的智慧。作為人類實踐中如此重要的一個部分，音樂及其教育一直存在于人類生活之中。從古至今，無數人為音樂的發展作出重大探索和貢獻，讓其一代一代地傳承下來。然而，不同的時代特征會賦予音樂以不同的內涵甚至特色。時至今日，在科學已經發展到如此地步的時代，在音樂以如此多樣化形式深入到每一個人的精神生活之中的年代，音樂教育的重要性由此變得更加突出。盡管今天我們已經將音樂教育的時間和階段提前，但這不代表我們的音樂教育是有史來最佳。很多時候，音樂教育僅僅被視為一種技術教育或業余愛好的培育，沒有與其他課程尤其是主要的文化課程有機結合起來。在當今高校的音樂教育中，這一點也表現得非常明顯。普通高校的音樂課程設置不僅有不合理之處，而且有時候有違音樂教育之本質。為探索這些問題，由馮蘭芳所著的《普通高校音樂教育》（2018年1月版）一書，結合自身幾十年音樂教學的理論研究和實踐經驗，認真反思了普通高校音樂教育的現況，從哲學的理論高度和實踐的現實角度系統論述了音樂教育的本質和方法，為當前的高校音樂教育課程設置等具體問題提供了科學的指導和寶貴的建議。具體言之，該書具有以下三大亮點。

一、合理兼顧理論的高度與實踐的廣度

該書實際上是作者對其多年來對音樂的一種哲學理解，同時也是對其多年音樂教育經驗的科學總結。鑒于音樂是一門涉及人的精神生活和情感表述的藝術學科，它不像自然科學門類那樣具有明顯的步驟和章程可循，故該書以論文集的形式成書，充分迎合了音樂的這一特征。這些看似沒有太大關聯的論文之間透露了作者對音樂的哲學理解，如《對音樂欣賞教學的一點看法》《音樂思想的四個要素之間的關系》《現代音樂與大學生》等論文，作者深入剖析了音樂教學和鑒賞背后的哲學基礎，理清了音樂教育與人的生活之間的內在關聯，從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的高度剖析音樂作為一種人生哲學的內涵和意蘊。此外，該書還包括系列關涉到音樂教學實踐的論文，如《藝術實踐的目的、價值及研究的方法》《實踐與理論探索》等文章，不僅針對音樂教育的實踐步驟和方法，而且就其實踐目的以及與理論之間的關系進行詳盡的探索，充分反映出該書是一本理論高度和實踐廣度兼并、同時恰當銜接理論與實踐的專業性著作。

二、深入思考高校音樂教育課程的設置問題

在音樂教育過程中，課程設置問題具有決定性的作用。它猶如指南針對于航海，稍有偏差，便可將整個航行帶入歧途。故此，該書的第二大亮點在于作者深入反思了當前高校音樂乃至藝術教育的課程設置問題。首先，作者分析了當前藝術教育所面臨的普遍問題，那就是機構不健全，師資不充足。這一問題直接導致課程設置不健全的現象，使得一些對于音樂或藝術教育極為關鍵的課程無法得到開設的保障。此外，作者專門針對普通高校音樂課程設置的目標和內容進行探討。該書認為普通高校一定要認清自身的定位，將自身與專業性音樂院校區別開來，以提高學生的審美意識和精神境界為目標來設置課程，其教學內容也應以引導和培育大學生正確的世界觀和價值觀為指向。最后，該書還對音樂教學評估等具體問題進行了詳細探索，并針對上述問題提出對策和方案。如關于師資不足的問題，作者特別提出教師跨校兼課和學生跨校選課的教學模式，強調在教學評估中應注重“思路是否開闊”、“內容是否創新”“知識面是否廣博”等標準，從而確保普通高校音樂教育更專、更新、更廣。

三、廣泛吸納經典案例闡釋音樂教育的實際效應

除了高端的理論論述之外，該書也引入了大量的經典實際教學案例，并以之為基礎來闡述音樂教育的現實效果。在《雄風來天地真情出肺腑———訪“亞洲雄風”詞作者張藜》一文中，作者以《亞洲雄風》的歌詞創作為契機，結合張藜的創作經歷，闡述音樂創作和個人的人生經驗及其對人生的哲學領會之間的關系，同時對音樂創造的時代性進行了深刻的剖析，強調音樂乃至其他藝術與時代背景之間的大地情緣關系。同樣，在《“追夢紅樓”蕩氣回腸———記首師大的演出盛況》一文中，作者集中從音樂表演的現場闡發音樂對人的情感和理性所能帶來的沖擊和激發?？傊?，借助這些具體的案例，作者旨在于以實際的案例和經驗為出發點，具體實在地闡發音樂教育的現實效應，從而科學論證音樂教育在普通高校教育中的重要性地位和基礎性意義。綜上所述，該書在深入挖掘音樂教育的理論深度的同時，極為恰當地切合到實際的教學實踐之中，尤其是對普通高校的音樂教育課程設置問題所進行的探索，以及對音樂教育的現實效應的闡發，反映了該書具有較高的造詣和旨趣，具有較為深遠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