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尋找寫作靈感？中文期刊網用心挑選的文化建設下科學實踐哲學論文，希望能為您的閱讀和創作帶來靈感，歡迎大家閱讀并分享。
一、科學實踐哲學的“整體科技文化觀”
傳統的科技哲學觀念包括三個基本假設:第一，科學命題具有普遍性，理論是研究的最終成果，存在一種科學知識從地方性到普遍性的過程，最后的科學知識一定是普遍化的，這個過程被稱為“去地方性和去語境化”;第二，實驗、觀察等科學中因素與理論相比處于從屬地位，理論處于第一位;第三，研究的地方性場所、實驗建構及所需的技術設施、研究人員所處的特定社會關系網絡，以及研究中遇到的實踐性難題，都視為科學知識產生的偶然因子。所以在傳統科學哲學觀念視野中，對科技文化的內容主次地位理解便是:科技知識處于核心地位，具有統御性，因為科技知識是普遍性和適應性的。其他的科技制度、科技教育等往往處于從屬地位，是圍繞著科技知識進行的，基本構成了“眾星拱月”式的科技文化觀。而科技實踐哲學則不同，在對傳統科技哲學批判的基礎上，以實踐為核心，它提出了自己的科技文化觀念。第一，它認為根本不存在完全獨立的客觀世界，“只有介入世界，我們才能發現世界是什么樣的。”我們的實踐就是世界活動的一部分。第二，科學研究實質上是一種實踐活動，科學知識和其他理論知識相比，并不具有優先性，是一種“地方性知識”?？茖W知識本身發揮作用的過程實際上是一種“地方性知識再適應”的過程，而不是“普遍性展現”的過程。第三，觀察實驗和科學知識本身相比不是次要的，從屬的，而是必須的，他們使得科技知識變得“普遍適應”。由于科學實踐哲學對科學技術完全不同的理解，其科技文化觀念便截然不同。正像第三點所描述的，它認為科學文化的各個組成部分并不能分出主次，而是相互依賴相互依存，地位是非常平等的，構成了“平行”式的整體科技文化觀。美國媒介理論家和批評家尼爾•波斯曼在其著作《技術壟斷》中曾有深刻的描述。“技術變革不是數量上增減損益的變革，而是整體的生態變革。”在他眼里，新技術的誕生是一堆黑火藥里面送入了一個火苗———并不是牛頓范式下機械論所描繪的簡單增減替換，而是一個整體的化學反應。技術并非作為一個個孤立的個體而存在，而是作為一個生態的整體而存在，“重要的(技術)變化會牽一發而動全身”，它不僅僅導致這個技術群的變革，而且也將導致整個相關的社會生態的變革。為了更好地理解科學實踐哲學的整體科技文化觀，下面將圍繞著抗戰時期陜甘寧邊區科技文化建設來展開。
二、陜甘寧時代科技文化建設成功緣何可能
抗戰初期，中共中央到達陜北后便開始著手進行陜甘寧邊區建設。當時陜甘寧可以說科技文化全面落后，具體表現在如下幾個方面。一是科技知識匱乏。陜甘寧迷信泛濫，廣大群眾舊意識、舊習慣嚴重存在;衛生防疫知識空缺，邊區疫病肆虐，人畜死亡率很高。農業生產基本是粗放式經營，基本靠天吃飯，使用原始技術和工具，農作物單產低下。工業技術非常落后，基本只有零星的輕工業，嚴重依賴外援，一半以上縣份的人民不懂紡織。二是科技教育落后。陜甘寧邊區學校極少，文盲占90%，有些村莊100%的為文盲。曾任邊區主席的林伯渠曾經這樣描述道:“邊區是一塊文化教育的荒地。學校稀少，知識分子若鳳毛麟角，識字者亦極稀少。在某些縣如鹽池一百人中識字者有兩人，再如華池等縣兩百人中僅有一人。平均起來，識字的人只占全人口的百分之一。至于小學，全邊區過去也僅有一百二十個，并且主要是富有者的子弟。整個邊區的中學生是屈指可數的。社會教育簡直是絕無僅有的事。”初期文化教育與傳播極端落后的矛盾使得科技文化建設形同虛設。三是科技體制空白。由于地處偏遠，這塊地區基本上沒有任何的科技政策支撐，也沒有任何科學研究機構涉足，更談不上科研團體的出現。按照傳統科技哲學中科技文化觀的觀點，在如此愚昧落后的地區開展科技文化建設，應該以科技知識為核心，其他的科技教育以及科技體制為輔，才能真正開展起來。但事實不然，由于陜甘寧邊區科技文化建設極端落后，簡單地普及科技知識并不能達到科技文化建設的目的。在實踐中，中國共產黨人反而遵照了科學實踐哲學的整體科技文化觀，每一塊都下足了本錢。
(一)科技知識建設
科學知識在傳統科技哲學看來是普世的、客觀的，不受到任何約束的。但是在實踐哲學看來，它是一種“地方性知識”，并不具有優先性。要使得科學知識變得“普世”和“優先”，必須輔之其他的技術方法，最難并不是知識本身，而是讓受眾能夠接受。陜甘寧邊區當時雖然落后，但是本土的地方性知識基礎非常牢固:迷信普及、傳統靠天吃飯的耕作等等加劇了科學知識建立其權威的難度。特別要指出的是，科技知識還面臨一個比較重要的觀念———從事農業生產中傳統農民所選擇的“安全第一”的原則。詹姆斯•C•斯科特在考察東南亞農民的生存狀況后認為，農民經濟的活動并不遵循利益最大化原則，而是遵從“安全第一”的原則。因為在傳統的農業中，農民的生活環境惡劣，依附于地主的情況加上自然規律的不確定性，不得不選擇自保優先。“如果說把農民看作面向未來的熊彼德式的企業家，忽略了他的主要生存困境，那么，通常的權利最大化假設則沒有公平地對待他的政治行為。”在陜甘寧邊區的科學知識建設過程中，邊區政府在技術推廣和知識普及中最難做的一環也是讓大眾能夠相信并且接受。在醫療方面，邊區政府教育和動員群眾，同分散在邊區各地的二千多個巫神作斗爭，取締他們的活動，揭露他們的騙人伎倆，直接消滅了舊有知識滋生的土壤，為衛生防疫普及鋪平了道路。緊接著大力提倡建廁所、立豬圈、挖水井、滅虱子、勤洗曬、新法接生等，改變群眾中的不衛生習慣。邊區政府充分發揮千余名中醫、二百余名西醫、五十余名獸醫的作用，發動和組織他們到農村或疾病流行地區服務。在農業技術上，邊區政府遵照“利用原有的落后生產工具和技術，在可能條件下逐漸進到新的”指導方針，注重推廣和發揮新式農作技術和先進工具的重要作用。光華農場成立于1940年，是邊區唯一的農業試驗場。這里集聚著一批由林伯渠親自從延安各單位抽調來的優秀的農業、畜牧、獸醫專家。尤其是在1942年，甘泉等縣流行牛瘟，嚴重威脅農業生產。光華農場派獸醫前往防治，在試制免疫血清和疫苗成功后，用銅制造注射器，用瓷瓶代替玻璃瓶，僅用半年時間，就撲滅了邊區牛瘟，在群眾中樹立起了科學知識的權威。農場推廣農作物、蔬菜、家畜良種，培育出優質高產的狼尾谷，兩年間推廣到17個縣，面積一萬余畝。農場逐步摸索出一些增產豐收的科學方法。諸如，加強試驗農場、擴大良種、研究和改良工具、精耕細作、廣施肥料、防治病蟲害，改進植棉打卡，興修水利，營造氣候林，改良畜種等，改進羊的飼養管理及防疫等。這些新技術新方法的推廣利用，對提高作物產量、改變農業落后面貌起了很大的促進作用。靖邊農民說:“先種麥子插黑豆，黑豆地里帶蘿卜，旱澇保收。”就是光華農場向農民推廣的結果。經過邊區政府不斷運用科學技術這一武器讓廣大群眾能夠耳聞目睹，尤其是在破除迷信以及醫療上的受益，邊區老百姓終于能夠接受科技這一強大武器，并且對科學知識開始接受。但科學知識還需要普及，而且科學知識本身并不能代替科學文化建設，科學技術的運用只是第一步，要科學知識擴大范圍并且完全占領思想陣地，還需要科學教育的傳播建設。
(二)科技教育傳播建設
科技教育傳播建設在邊區并不是科技知識建設的輔助，反而成為了非常核心的一環。但科學教育的傳播在當時的環境下任務是非常艱巨的，正向我們前面所說的邊區的文盲眾多，不要說普通的農民，就是共產黨員都有很多人不識字，更談不上普及科技知識。陜甘寧邊區政府非常重視發展文化教育事業，邊區政府主席林伯渠在經費極端緊張的情況下，依然對教育經費的調撥、學校干部的配備、提高教師生活待遇和社會地位等方面都盡力給予支持，使邊區文教事業得到較快發展，出現了許多新的氣象。邊區根據關于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新民主主義文化的指示精神，落實了以干部教育為主，國民教育為輔的方針。具體次序為:干部在職教育、干部學校教育、社會教育、兒童教育。干部在職教育被放到全部干部教育的首位來抓，貫徹“一面工作，一面學習”的精神，堅持每日兩小時的學習制度，聯系實際，進行業務、政治、文化和理論方面的教育，使廣大在職干部不斷提高馬列主義理論水平、文化水平和業務水平。同時，為了培養革命干部，在黨中央、中央軍委和邊區政府的倡議下，在延安和陜甘寧邊區先后創辦了中國抗日軍政大學、中央黨校、陜北公學、魯迅藝術學院、中國女子大學、馬列學院、自然科學院、民族學院、行政學院、軍事學院、延安大學等二十多所干部院校，培養了成千上萬的革命干部，分赴抗日戰爭的各條戰線，獻身于中華民族的解放事業。陜甘寧邊區的群眾教育以掃除文盲為中心。邊區政府提出，把廣大群眾從文盲中解放出來，普遍地進行普及教育，使每個公民都有受教育的機會。為此，采取創辦識字組、夜校、半日校、冬學等形式，進行抗戰政治文化教育。到1941年，全邊區這四種組織共有3940處，人數達4707人，對提高邊區人民文化水平起了積極的作用。為了盡快掃除文盲，在的支持下，林伯渠與吳玉章等一起，發起了新文字學會，積極推行拉丁化新文字運動，在邊區創辦新文字報刊和學校，取得了很大的成績。經過邊區政府不斷努力，抗戰期間，邊區共有中等學校7所，其中中學3所，師范4所，在校學生2487人。1943年，邊區有初小、完小444所。1944年邊區政府提出“民辦，公助”的政策以后，各縣創辦了570多所村學和150所私立小學，到1945年上半年，小學發展到1377所，學生達34004人。還有邊區各地的三千三百多個讀報組。從這些實踐中我們看到，科學文化正是在這里站穩了腳跟，整個邊區的科學文化這個時候才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也就是范式的轉換。但是科學文化并不是一個靜止的過程，尤其是科技本身，需要不斷給予新鮮營養，才能不斷提升，這迫切需要邊區政府在文化建設上更上一層樓，從體制上加以保證。
(三)科技體制建設
中國共產黨人非常重視科技體制建設，自1939年開始，便頒布了各項政策，在院校規制、人才引進等方面進行了系統建設，隨后在黨中央的支持和鼓勵下，各種科技團體也如雨后春筍涌現，活躍了邊區科研氣氛。1939年1月，在《陜甘寧邊區政府對邊區第一屆參議會的工作報告》中指出，邊區科技政策的任務為開辦實用科學研究所，以發展工業、植物、土木工程、動物、化學、地質等的科學研究，造就科學人才，以供應發展國防經濟之需要。1939年5月便創辦了自然科學研究院，同月在《發展國防教育提高大眾文化加強抗戰力量案》中，提出了發展邊區教育的創設技術科學學校，造就建設人才等7項辦法。1941年頒布了《發展邊區科學事業案》之后，建立了延安自然科學研究院。1942年5月的《關于建設廳技術干部待遇標準的命令》和《1943年度技術干部優待辦法》，將技術人員分為四個等級，分別在津貼、衣服、住宿、出差、飲食和書報供給等方面給予特殊照顧。與此同時，陜甘寧邊區建立了科技團體。如，1938年2月6日設立的邊區國防科學社;1940年2月5日設立的陜甘寧邊區自然科學研究會;1940年6月成立的國醫研究會和延安中國農學會;1945年3月成立的中西藥研究會。
三、經驗與啟示
陜甘寧邊區在極端艱苦的環境下培養了一大批優秀的科研人才和科技管理人才，改變了邊區的落后面貌，發展了邊區的經濟。更重要的是為新中國建立后的科技教育積累了經驗。就科技文化理論探討本身來說，則給予我們更多的啟示。
(一)在科技文化建設前期，必須樹立起科學知識的權威
由于原有的地方性知識植根很久，要使得科學文化知識被群眾接受，必須要經歷一個痛苦的范式轉換過程，這個過程不僅漫長而且涉及面廣。正如陜甘寧邊區所呈現的那樣，涵蓋從迷信認識到醫藥農業等。要取得成功，一要靠科學技術本身的威力，使得當地老百姓能夠獲利，二要靠系統性的推廣。
(二)在科技文化建設過程中，科學教育必須從核心抓起
陜甘寧邊區在文盲率高的情況下，堅持自上而下的方針，先干部后群眾，這樣有計劃地推廣便于普及到全邊區，尤其在普及過程中堅持了政治教育和科技教育相結合的方針，保證了宣傳的有效性。
(三)在科學文化建設鞏固后，必須建立起推進機制
科學文化建設不是一個靜態的過程，而是一個動態穩步提升的過程，體制建設不僅是保障，更是一個促使科技不斷前進的動力。在普及任務開展和落實中，邊區政府適時地出臺相應的體制政策，是科技文化穩重提升的保障。
(四)科技文化本身既是理論建設的過程更是實踐過程
科技文化建設中知識建設很重要，但是從推廣到落實再到提升卻是一個實踐的過程。在這個實踐過程中，知識本身往往是內隱的，更多地要依靠實踐的人、實踐的制度保障，他們是一個平行而不可分割的過程。
作者：陳佳 單位：中共湖南省常德市委黨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