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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以江蘇省的區域文化與經濟的協調關系為具體研究對象展開研究，主要分為三部分內容，首先在相關概念及總體狀況的基礎上，研究我國區域文化與經濟協調關系的江蘇實踐歷程及現狀，其次分析江蘇省不同區域經濟發展差距的內在原因，最后在前文基礎上給出結論及針對性的政策建議。
關鍵詞：區域文化；經濟；協調關系；江蘇
0引言
文化是構成綜合實力的重要因素之一，同時它還會影響經濟發展的形態特征。不同區域如果分屬于不同的文化類型，往往在經濟方面也會形成各具特色的發展模式。[1]其中“文化大省”———江蘇是中國古代文明的發源地之一，位于地勢平坦的中國東部沿海地區，地處長江經濟帶，被長江所橫貫，分為蘇北地區與蘇南地區。在文化方面蘇北地區自古多受楚漢文化影響，而蘇南地區則是吳文化的典型區域。因此同處于一省內的蘇北與蘇南地區卻隸屬于不同的文化類型，這一現實與歷史因素就導致了它們在經濟發展與文化間的協調關系上存在一定的差異。該差異與現今兩個地區的經濟水平差異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系，甚至有可能影響未來區域經濟的發展。在這一現實背景下，本文針對當前江蘇省內不同區域文化與經濟的協調關系展開深入研究，主要分為三大部分：首先分別介紹說明蘇北地區與蘇南地區文化與經濟協調的相關發展歷程，其次分析蘇北與蘇南地區經濟發展差距的內在原因及未來展望，最后在此研究基礎上得出結論并提出政策建議，為今后江蘇省乃至其他區域文化與經濟的協調關系發展提供參考，具有一定的現實意義。
1區域文化與經濟協調關系的江蘇實踐
1.1蘇北地區的相關發展歷程
一般來說，文化本身的滲透性和持續性會使區域經濟發展具有該文化的些許特征。[1]對于蘇北地區而言，楚漢文化及淮揚文化一脈相承，是歷史上先后影響該地區的主要文化類型。在楚漢、淮揚文化深度影響下，一方面，楚風漢韻的堅韌剛強使得蘇北人民具有較強的生產積極性，再加上該地區蘊含豐富的土地、水產等資源，許多企業憑借著廉價勞動力和豐富的自然資源立足于市場。另一方面，受其文化重視血緣地緣的影響，蘇北人民的活動范圍具有狹隘的地域性，易于墨守成規，使得“重稼墻，輕謀利”的重農抑商思想根深蒂固，人民往往安于現狀、得過且過，缺乏開拓創新精神以及危機感，較難接受外來事物，地方性政策也相對保守。近代以來，當西方資本主義入侵，本土自然經濟形態逐漸解體，傳統文化遭受沖擊時，蘇北地區也沒有充分把握地理環境的優越性，商品經濟類型多局限于一般性販運，工業基礎薄弱，產品附加值較低。[2]可以說，其整體的工業化和機械化程度一直處于較低位置。但自新中國成立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的四十多年來，蘇北文化在我國社會發展變革的大環境下也逐漸趨于開放，越來越多的企業走出去，與蘇南乃至全國各大企業交流合作，產業結構逐漸優化。
1.2蘇南地區的相關發展歷程
與蘇北相比，蘇南地區則是深受吳文化影響的典型區域。古代歷史上中原文化在吳地的傳播，其粗獷陽剛與蘇南本土水鄉文化的陰柔細膩不斷融合，塑造出了剛柔并濟的吳文化。吳文化的主要特點就是開放包容，善于吸收先進思想，可以說是形成多元化經濟類型的重要因素，為后世蘇南地區經濟發展模式的演化產生了重要影響。與此同時，吳文化也強調思想傳播與教育傳承，受此影響蘇南地區歷來重視教育，這使其具備較好的人才優勢，帶來了良好的經濟發展活力。近代以來，在全國重農思想的環境下，深受吳文化影響的蘇南地區就以相對的重商思想而聞名，蘇南人民深諳經營之道，追求“儒”與“商”的結合，為人做事勤勞敬業，對待商品精益求精。這使得蘇南地區的商業長久繁榮，聞名全國。但是，正是重利的文化特質使得人們小心謹慎，保本經營，缺乏冒險開拓精神。同時悠久的商品經濟歷史和較為成熟的管理模式一方面能夠給蘇南企業帶來制度管理上的經驗借鑒，但另一方面上也容易導致傳統管理模式難以進一步創新，與時代相脫節。新中國成立以來，蘇南地區歷史上的繁榮景象在上世紀50-70年代并未充分顯現出來，此時期的經濟體制較大程度上制約了蘇南地區的生產力發展，吳文化的地方特質難以充分體現和發揮。隨著我國經濟制度的轉變，從20世紀70年代農民自發創辦的社隊企業，到改革開放與浦東開發后，抓住了國際產業轉移的重大戰略機遇，開創了全國聞名的“蘇南模式”，蘇南的經濟建設取得了突破性進展。2017年，蘇南地區GDP占江蘇省的57%以上，人均生產總值150200元，是全省的1.4倍，整體已步入工業化高級階段的初期。
2江蘇不同區域發展差距的原因探究及未來展望
蘇南與蘇北地區在20世紀70年代前的經濟發展更多被計劃經濟體制所限制，文化特質沒有被充分融合進當地發展政策，差異并不明顯。之后伴隨著改革開放，二者之間的經濟發展差距逐漸出現乃至凸顯，若以1994年江蘇省委明確提出“區域共同發展”戰略為節點，可以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自1978年至1993年，二者經濟差異化傾向加速。改革開放后，蘇南地區憑借其區位優勢和吳文化的包容性，迅速調整了舊思想，重拾以往經營之道，充分利用國家政策，經濟取得迅速發展。而此時的蘇北地區反應滯后，區域經濟仍固守在以第一、第二產業為主的階段，產業結構有待完善。企業規模普遍偏小且多以單一的資源和資金模式為主導，技術指向型企業稀缺。到了1993年末，蘇南經濟總量占全省的58.8%，比1983年上升了12個百分點，蘇北占比則下降了8.8個百分點。[4]蘇北地區經濟發展水平落后的表象背后，是其不充分不到位的文化建設。一方面，蘇北的文化體制改革進程較緩，尤其是在推動產業發展的相關政策中缺乏對文化建設重要性的認識。管理階層人文素養不足，把企業只視作賺錢機器。另一方面，文化建設的一個重要環節———教育，在人口素質普遍偏低的蘇北地區理應更加得到重視，但現實是其教育水平偏低的現狀始終未能徹底改觀，造成本土人才短缺。同時，引進外來人才的結構性矛盾突顯，蘇北企業易有的保守特質使得本就匱乏的人才流動受阻?？梢娨粋€封閉的文化形態會阻礙經濟發展的許多方面。到了1994年，鑒于蘇南與蘇北之間差距加劇的事實，江蘇省明確提出了“區域共同發展”戰略，此后不斷出臺新政策以促進區域間的共同發展，尤其是要縮小蘇北與蘇南間的差距，第二階段自此開啟。如在2001年提出了推進蘇北大發展的戰略決策；2003年提出了沿江開發戰略；2008年將江蘇沿海地區發展與加快蘇北振興更好地結合起來，蘇南蘇北區域發展差異逐步擴大的趨勢開始改善。這些政策一方面帶動了蘇北地區從低層次經濟中走出，另一方面也打破了楚漢淮揚文化保守封閉的傳統，在政策引導下，堅韌剛強的蘇北人民通過努力建設，初嘗了新發展戰略的果實，人們的思想逐漸走向開放。經過十多年的建設，江蘇區域差距縮小至基本平穩，蘇南經濟總量占全省的比重在2005年達到歷史頂峰，為62.1%，比1993年底僅增加3.3個百分點，自“十一五”起，蘇南經濟總量占全省的比重持續下降，2017年占比為57.0%，比2005年下降了5.1個百分點，同年蘇南、蘇北的GDP增速分別為13.7%、14.2%，[3]蘇北地區的經濟增速可見一斑。由此可見，經濟政策的制定能夠讓人們從舊文化形態中跳出，塑造出新的文化形態，而一個開放包容的文化形態是一種潛在的人文精神，是經濟能持續健康發展的重要保證?？偨Y來說，區域文化對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的影響力值得重視，可以說文化因素既是該地區歷史發展狀況的生動體現，也影響著未來經濟發展的每個階段。就江蘇省而言，隨著思想文化的進一步包容開放，近年來蘇北與蘇南區域經濟實力的相對差距持續縮小，但絕對差距依然較大。據相關數據測算，江蘇省的經濟增長水平與其區域結構表現出負相關關系，為-0.2492。[5]這表明區域間過大的差距制約了全省經濟的持續平穩發展，這也成為當下急需解決的問題。如前文所述，這一區域間差距是一個歷史性差距，與不同文化的差異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系。蘇北地區能否重新抓住機遇彌補文化差異，決定了其能否逐漸彌補經濟差異。
3結語及政策建議
綜上所述，在當前形勢下，若蘇南地區欲在未來鞏固經濟領先地位，蘇北地區欲在未來縮小與蘇南的發展落差，二者共同形成一種文化與經濟的良好協調關系尤為關鍵。本文據此提出以下幾點政策建議。首先，蘇北地區需要深入挖掘楚漢淮揚文化中的優秀成分，保持堅韌剛強的特質和高度的生產積極性。同時還要推動與蘇南地區的文化交流，特別是吸取其近年來民營經濟的成功經驗，打破楚漢淮揚文化的地域性血緣性束縛，進一步融入更廣闊的市場環境。此外蘇北還要改變墨守成規的文化習性，以積極主動的心態引進現代先進管理方式和生產技術。其次，蘇南地區需要在維持當前優勢的情況下進一步融入到更加開放的思想環境中，發揮吳文化的包容性特點，讓企業敢于走出保本經營的“舒適圈”。蘇南地區也可以借鑒臨近更發達上海地區的成功經驗，從其發展模式中汲取優秀先進部分彌補自身短板。最后，就整個江蘇省而言，區域經濟發展的根本在于生產力的進步，因此江蘇要積極響應國家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推動產業結構優化升級，一方面可以推動企業轉型，另一方面還可以使區域文化走向更加開放的階段。同時蘇南與蘇北地區要通過加強文化交流來促進團結合作，形成優勢互補，在全省范圍內建立起文化與經濟的良好協調關系。
參考文獻：
[1]王騰.區域文化特質、文化精神與經濟社會的發展：以江蘇為例[J].重慶社會科學，2008（10）：10-16.
[2]劉義榮.江蘇省區域經濟落差原因與蘇中蘇北協調發展的路徑思考[J].學術交流，2006（07）：84-87.
[3]江蘇省統計局.江蘇統計年鑒—2018（電子版）[EB/OL].
[4]江蘇省統計局.江蘇區域發展的回顧和展望———從共同發展到協調發展[EB/OL].
[5]錢鵬程，郭輝銘.經濟結構調整背景下江蘇經濟增長區間估計[J].統計科學與實踐，2015（2）：26-29.
作者:蔡昊臣 單位:揚州中學教育集團樹人學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