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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民國時期出于傳承本國文化傳統、滿足專業發展需求、延續文學傳統等原因，教育管理部門和各大學積極設置舊體詩詞類課程。這些課程的設置對于民國時期舊體詩詞的研究和創作既起到重要的促進作用，也構建教育體系中舊文學占主體的最后時段。
民國時期，新文化與舊文化涇渭分明，但在教育領域，舊文學仍然在大學教育中占據重要地位，也是大學課程體中重要的組成部分。從舊體詩詞課程設置入手，梳理大學課程體系中舊體詩詞課程的呈現狀態，可以探討該類課程在文學發展、教育和文化等方面的意義。
一、詩詞類舊文學課程受到重視
(一)立足傳承本國文化的需要
一些教育者認為，只有熟悉本國的文化，才能更好地繼承我們的文化遺產，才能在世界文化的大格局中融合外來文化，實現發展和創新。朱家驊在1932年《九個月來教育部整理全國教育之說明》一文中提出:“中國民族復興必須有待于教育者有二:一為養成國民之民族觀念，一為恢復國民之民族自信。”而在外來文化的沖擊下，中國的傳統文化往往被視為落后的文化，在朱家驊看來，這種傾向對于未來的文化發展是非常危險的:“國民既忘其民族之固有文化，對于外來文化之吸收，自失其自主，對于新文化之創造，尤缺其基礎。文化必須創造，而創造必須以固有文化為其基礎，失此基礎，即世界文化融會無自，迎頭趕上更談不到。此在教育上又非以民族自信之培養為其主要內容，亦無從救正。此改進全國教育應注重民族復興之旨趣也。”［1］基于這種期望，在各類課程體系中，國文課是必不可少。據1938年《教育部頒發大學各院系一二年級共同必修科目》［2］的必修科目表規定，當時大學所有院系在一年級必須開設國文課，開設時間為一年級第一和第二兩個學期，學分為六學分。與其他課程相比，國文課程所占的比重最大。按照要求，當時大學的所有學院包括文學院、法學院、理學院和商學院等，必須將國文課作為基礎課程。在國文課的備注一欄，還特別規定每周須作文一次。這樣明細的要求也凸顯出政策制定者對該課程的重視。在當時課程體系中，國文課在很大程度上指稱傳統文學與文化。朱自清在《教本與寫作》一文中指出:“文言的教材，目的不外兩種，一是給學生的寫作做寫作的榜樣或范本，二是使學生了解本國固有文化。”［3］而對于文化人來說，舊體詩詞是最能夠體現他們文化態度的一個分野。正如有學者指出:“代表南方學術實力的東南大學、中央大學的所謂‘守舊’，主要是該校教授對新文學的排斥、批評，在不允許新文學進課堂的同時，是師生們集體性地對舊體詩詞曲的堅守。”［4］
(二)滿足專業發展需求
從當時師生人員數量數據來看，各大學中文科教師和學生所占比重最大。朱家驊在1938年提交的《九個月來教育部整理全國教育之說明》中記載，當時文理科生比重嚴重失衡。有鑒于此，朱家驊認為，教育部應該對這樣的失衡現象予以調節?！墩f明》也建議教育部縮減文科辦學規模，鼓勵其他學科的發展，但文理失衡的現象并沒有在短時間內得到明顯改善。兩年之后，文法類學生的比重仍居高不下。根據《二十一年度全國高等教育統計》的數據，文類教員共三千六百余人，占百分之五十四點七，文類之中，文哲一千八百余人，占百分之二十八點一，比重最大。文類在校生三萬余人，占百分之七十一點五，文類之中，文藝九千三百余人，占百分之二十二點一［5］。在文科生中，文藝學生數量僅次于法政在校生，位列第二。因此，從滿足文科類專業的開辦和學生的專業需求來看，國文類課程都是相當必要的存在。
(三)舊文學發展的慣性使然
在民國時期的國文教學力量中，舊文學的力量仍舊相當強勢。正如學者沈衛威所言:“民國大學的文學教育，并非新文學的天地。大學教授中新文學作家只是少數。”［6］尤其是在保守勢力聚集的大學中，并沒有落實教育部推廣新文學的政令:“北洋政府教育部1920年1月24日關于全國各國民小學先將一二年級的國文改為語體文的通令，和1930年2月南京國民黨中央政府教育部奉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的指令，通令全國厲行國語教育的電文，對于東南大學、中央大學的保守勢力沒有實際的作用。”［7］師生們依舊我行我素。錢谷融在《我的老師伍叔儻先生》一文中回憶:“中央大學中文系一向是比較守舊的，只講古典文學，不講新文學。新文學和新文學作家，是很難進入這座學府的講堂的。”［8］20世紀30年代武漢大學的新舊之爭中也是以保守派占優勢。據朱東潤回憶:“三十年代的武漢大學真是陳舊的可怕。游國恩、周子幹還在那里布韻和韻，這是私人活動，無關大局，劉先生在中文系教師會上昌言‘白話算什么文學!’不能不算是奇談怪論。”［9］由此可見，在一些大學的中文系里，由于保守力量的存在，舊體文學仍然在師資力量上占據優勢，而師資的保障也是舊體文學相關課程得以豐富的人員保障。
二、各高校積極設置舊體詩詞課程
羅常培認為:“中國文學系，就是研究中國語言文字、中國古代文學的系，愛讀新文學，就不該讀中文系。”［10］看似偏激的觀點代表了相當一部分教師對中文的認知。與之相應，中國古代文學類課程在民國中文專業課程體系中是師資力量最強、課程開設最多的，其中，舊體詩詞類課程在國文學系的教學體系中占有較為重要的地位。北京大學不斷增加舊體詩詞類課程科目。以北京大學為例，數據表明，1920年至1937年以前，民國時期舊體詩詞類課程處于不斷增長的趨勢。1920年《國立北京大學講授國文之課程并說明書》，與詩詞有關的專門課程有詩史、詩、詞幾門。課程內容沒有詳細說明。據1921年《國立北京大學學科課程一覽》記載:“中國詩文名著選讀”由黃節講授;“詩”由黃節、倫明分班講授;“詞曲”由吳梅講授。十年之后即1931年，《國立北京大學國文學系課程指導書》保留“中國詩文名著選讀”為共同必修課，增加了中國文學一門課，并附說明該課程包括詩(詞)、賦等，戲劇、小說、散文諸類，各種文體如何分配由上課的教授自行決定。1933年，詩詞類課程的比重增大。“中國詩文名著選讀”課程細化為中國詩名著選讀和中國文名著選讀，特別注明課程包括實習，由羅庸講授。黃節講授詩三百篇和漢魏六朝詩，俞平伯講授詞，林損講授唐宋詩，羅庸講授詩史，趙萬里講授詞史。詩詞類課程迎來繁榮階段，到了1936年，據《國立北平大學文學院課程概覽》記載，詩詞類課程在1933年課程的基礎上，將唐宋詩細化為唐詩和宋詩，增加唐宋詞課程。除此之外，較之前增加的作文體系中，“作文(二)”明確規定為韻文實習，由顧隨講授?？梢娫?0世紀30年代，與舊體詩詞相關的課程呈現出增加的趨勢，至少在北京大學的課程體系中，舊體詩詞還是很受重視的。燕京大學則開設多種舊體詩詞類選修課程。據1935年《北平私立燕京大學文學院課程一覽》記載，該院開設了古代詩歌，漢魏六朝詩、唐宋詩、五代兩宋詞、樂府、詩經、楚辭等選修課，多達7門。據1936年《私立燕京大學本科各學院課程概要》記載，文學院根據學生年級情況，分階設置了普通課目、文學課目和專題研究。其中，涉及詩詞的有作為普通課目開設的“詩文選讀兼作文”;作為文學課目開設的“詩史”“古代詩”“中古詩”“近代詩”“詞選”;作為專題研究課目的“詩經”“陶淵明詩”等7門。涉及詩詞的課程數量上沒有縮減，但在課程設置上由原來的選修課變成分階梯的必修課。到了1941年，據《燕京大學課程一覽》記載，燕京大學建立了中國文學專書課程組，共20門課，選派專門教師“選授純文學專書”，其中，涉及詩詞的有“詩經”“陶淵明集”“楚辭”“蘇辛詞”“歷代詩選評及詩史”“詞曲選讀及詞曲史”等6門，占近三分之一。課程雖然在數量上較20世紀30年代少了一門，但課程的體系性更明顯，課程之間的配合度更高。安徽大學除了文學史類課程以外，還開設詩詞類創作課程。該校中國語文學系設置有《詩選及詩學》，要求:“本學程之目標在使學生明了中國各代詩歌體裁及其變遷，選授漢魏以迄之后大家之名制，并評述詩之源流，派別及結構，修辭一切作法。”［11］《詞學與詞選》課程規定:“本學程之目的在使學生明了詞之作法及其演變，內容詳填詞之樂趣，音韻、四聲、工譜，并選讀唐宋以來各加著作以資取法。”［12］除了以上必修課之外，還開設詩史、詞曲史等選修課程，供有相關愛好的學生選擇。嶺南大學舊體詩詞類課程也較全面。從1934年《私立嶺南大學章則課程》中可見，開設多種與舊體詩詞有關的課程，如“韻文名著”“詩史”“詩學及詩選”“詞史”“詞學及詞選”“唐詩研究”“宋詞研究”“樂府研究”等多種，且大多數課程都言明附帶練習。如“韻文名著(甲乙)”課程要求“選讀各時代及各派別韻文，尤注意傳記背景與歷史背景之表現，并使學生為切實練習”［13］。“詩學及詩選”課程要求“研究詩之形式與內容之法則及其做法，并選授詩家名著，使學生為切實之練習”［14］。“唐詩研究”課程要求“研究初盛中晚各名家之特點及使學生為相當之練習”［15］。除了以上所舉各大學實例以外，全國各地公辦、私立大學多將舊體詩詞課程作為國文系教學的重要內容。舊體詩詞教學在當時呈現百花齊放的狀態。
三、民國時期
《部頒大學中國文學系科目表商榷》明確指導舊體詩詞課程設置鑒于民國時期各大學國文系開設課程各自為戰的情況，出于規范與發展的目的，1938年教育部委托在大學中文系任教多年的朱自清和羅常培編訂《部頒大學中國文學系科目表》，于次年草就并頒布了分系必修選修科目表向社會傾聽意見。針對此表，各大學積極參與討論建議，如金陵大學國文系主編的《斯文》上曾集中刊載過三篇專題討論文章，朱光潛、羅常培、王力、程千帆等人也曾專門就此撰文。1942年由朱自清主筆修訂《科目表》后形成《部頒大學中國文學系科目表商榷》，正式提出關于中文系課程設置的意見。這是民國以來中文系課程設置的總結和調整，既凝結了從教者的教學經驗，也從科目設置方面體現出教育者對中文教育的新認識?！恫款C大學中國文學系科目表商榷》在舊體詩詞課程設置上，增加開設舊體詩詞寫作課程，包括總括性質的“各體文習作”(2學分)，言明專習文言，注重著述體及應用文件，已經將舊體詩詞文體涵蓋其中，并在此基礎上設置了具體的舊體詩詞習作課“詩習作”和“詞習作”等兩門課程。這些課程并不存在于原《科目表》中，顯然是朱自清匯集各方意見之后所增設的。由此可見，各大學國文系教師對舊體詩詞創作教學的重視。按照原來的教學計劃，舊體詩詞被視為個人興趣，并不是普遍需要，只能請教師私下指導。朱自清于《部頒大學中國文學系科目表商榷》中說:“如有對于舊來各體發生興趣的，我們原意教師可以在課外幫助這一些學生。但我現在想，文學組的選修科目里可以列入詩詞習作;只消詩詞就夠了，別體現在作的人似乎已經不多。”［16］于是，舊體詩詞創作課程借助教育所頒布的科目表，正式確立了其在高校國文學系教學體系中的重要地位?！犊颇勘怼分信f體詩詞課程設置構思也來源于教育實踐———大學生的偏愛。朱自清說:“據我數年來對于大學一年生的觀察，推測高中學生學習國文的情形，覺得他們理解與鑒賞舊詩比一般文言困難，但對于詩的興味卻比文大。”［17］于是發揮學生這種主動閱讀興趣的現實優勢，以舊詩詞的課程來培養和維系學生對文言文的興趣，進而達到增強國學修養的目的。這是《部頒大學中國文學系科目表商榷》中舊體詩詞課程設置的另一個重要指導意義:重申了舊體詩詞等舊文學的價值與意義，培養學生扎實、深厚的國學功底。雖然各大學很重視舊體詩詞等課程，但在新文學革命的沖擊下，大學生的國學底蘊日趨薄弱。朱自清等人都曾對此表示擔憂，他說:“原來‘五四’以前的中學生，入學校之先，大都在家里或私塾里費過幾年工夫，背誦過些古文，寫作過些窗課———不用說是文言。這些是他們國文的真正底子。到了中學里，他們之中有少數能寫出通順的文言，大半靠了這點底子，中學校的國文教師，就一般而論，‘五四’以前只有比‘五四’以后差些，那些秀才舉人作教師，決不能在一星期幾小時里教學生得多少益處。學生在入學校之先沒有寫通文言，到了中學，除非自己對國文特別有興趣，自己摸索到門徑，畢業的時候大概還是不能寫通文言的。但背古文，作窗課，都是科舉的影響的殘存。到了‘五四’以后，這種影響漸漸消失，學生達到學齡，就入學校，不再費幾年工夫去先學文言;這些學生是沒有國文底子的。在中學的階段里，教師漸漸換了新人，講解比秀才舉人清楚些，但只知講解，不重訓練，加上文言之外，還得學白話，文言教材又是各體各派，應有盡有，不像舊日通用的《古文觀止》等教本，只選幾體，只宗一派。學生負擔加重，眼花繚亂，白話且等下文再論，文言簡直是不知所從;訓練既不嚴，范文又雜亂，沒有底子的人又怎樣寫得通順呢?程度低落，是必然的。”［18］因此，朱自清主張在中學階段要讀一些古書，增加古文涵養:“我可還主張中學生應該誦讀相當分量的文言文，特別是所謂古文，乃至古書。這是古典的訓練，文化的教育。一個受教育的中國人，至少必得經過這種古典的訓練，才成其為一個受教育的中國人?，F在的中學生不但不愛讀文言文，似乎還不愛讀歷史，即使是本國史。他們讀文言文和本國史，老是那么馬馬虎虎的，‘不好不要緊’的態度。他們總不肯用他們的理解力和記憶力在這兩科上;因此張冠李戴，往往有。”［19］可見當時學生的文言功底的滑坡，不但影響大學國文的教育和接受，而且影響到對古代文化的閱讀?！恫款C大學中國文學系科目表商榷》對舊體詩詞課程設置的重視，明確體現了以舊詩詞等文體為媒介，來繼承和發揚國學的重要意義。
四、課程設置對舊體詩詞的研究和創作起到重要的作用
民國時期大學舊體詩詞課程設置的發展與調整，對國文系教育體系建設具有重要的教育學意義。此外，舊體詩詞課程對傳統文學的研究和創作實踐起到重要的推動作用。大學舊體詩詞課程的設置促進了教師對舊體詩詞的研究，與課程伴生出現了一批水平高、影響大的研究成果。學者陳平原在分析魯迅文學史寫作狀況時提出，課堂授課是促進教師寫作文學史的現實需求。由于舊體詩詞課程的開設，許多大學教師撰寫了相關的課程講義，這些講義也成為舊體詩詞研究的重要成果形式。如陳朝爵為徐英《詩法通微》一書所作序言記載，1934年徐英“主講安徽大學，文史之外，為諸生說詩”［20］，該課程的講義最后結集出版即為《詩法通微》一書。又如黃節曾在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北京師范大學講授古代文學史等課程，他的研究成果多與此有關，如《漢魏樂府風箋》以及《曹子建詩注》等系列詩人別集箋注，都是其課程內容的組成部分。又如聞一多20世紀30年代在清華大學講授楚辭、詩經、唐詩等課程，他的系列研究成果為相關領域研究打開新的局面。據金鑫《民國大學中文學科講義研究》［21］統計，留下文獻線索的關于詩詞研究的講義多達70種，其中，32種以出版物形態刊行。這些講義不但給我們勾畫了民國時期舊體詩詞創作和研究的課堂呈現，而且讓我們看到舊體詩詞創作和研究在大學課堂上的繁榮。有些研究成果至今仍有較大的學術影響。大學舊體詩詞課程的設置促進師生詩詞創作實踐。授課教師對舊體詩詞的投入與引導，成為校園舊體詩詞創作的推動力。如龍榆生在暨南大學教授詩詞課程，認為大學是舊體詩詞復興的希望，他說:“詞至今日，一方以列于大學課程，而有復興之望，一方以漸滋流弊，而有將絕之憂，此亦所謂存亡之機，閑不容發之時矣!”［22］在一些學校，舊體詩詞的創作風潮并不局限在中文系，其他系的詩詞愛好者也參與其中，舊體詩詞創作在整個校園蔚然成風。聞一多曾回憶清華大學舊體詩詞創作風靡校園的現象:“到了一九二O年秋天，國文部都忽然心血來潮，添了一門美術文，把一堆《兵車行》《將進酒》《琵琶行》《永和宮詞》一類的‘陳貓古老鼠’又搬出來賣了一回看。不獨美術文底講義是詩，便是國文、外文史、倫理學、文學史，那個教師里不談幾句詩?惹動一般人興趣盎然，躍躍欲試。老師們又常用‘熟讀唐詩三百首，不會吟詩也會吟’底陳話鼓勵鼓勵。于是人人都搖起筆來，‘平平仄仄’地唱開了。把人家鬧了幾年的偌大一個詩體解放底問題，整個忘掉了。”［23］課堂之外，一些校園舊體詩詞創作團體涌現出來，如潛社、國風社、梅社等，多因興趣而結社。正如大夏詩社的發起人朗華所言:“當我最初發起組織大夏詩社時，原想集合幾個興趣相近的朋友課余時互相研究，經過很大努力，才有第一期《詩經》的出版。”［24］詩社成立之后，師友交流，互相鼓勵，構成課堂舊體詩詞的課外延伸。這些詩社的創作雖然沒有在全國產生大范圍的深遠影響，但從傳播學的角度看，這些創作實踐是對傳統文化的直接繼承，進而為此后幾十年舊文學的存續提供了人才保障。
作者:韓勝 單位:天津師范大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