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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科社會實踐總結范文1
（復旦大學社會發展與公共政策學院，上海 200433）
摘要：從臨床心理學專業人才培養質量的現實出發，本文首先從知識結構、實踐能力、創新能力、社會適應能力和心理與思想道德素質等5方面建立了臨床心理學人才培養質量評價指標體系；然后運用主成分分析和聚類分析法建立了臨床心理學人才培養質量評價模型，對比分析了各醫學院校人才培養質量的效果，為現階段高校和用人企業對學生綜合能力測評提供一定的參考。
關鍵詞 ：臨床心理學；人才培養質量；主成分聚類分析；評價
中圖分類號：G642.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4311（2015）23-0173-04
作者簡介：楊東欣（1993-），男，河南鄭州人，復旦大學本科在讀，主要研究社會發展與公共政策學院的社會學方向。
0 引言
隨著我國經濟的不斷進步和發展，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對臨床心理學人才的需求不斷增長。自2001年以來，教育部批準開設的心理學專業的醫學院校已有32所。目前，我國臨床心理學專業人才培養大多由師范院校和綜合類院校設置的應用心理學承擔。然而，培養出來的臨床心理學人才對病理學、生物學、心理學知識掌握不夠全面，不能很好地勝任臨床心理學職業的技能需要，人才的實踐能力和創新精神較低，各個院校培養出來的人才質量也參差不齊，還不能完全適應經濟社會對臨床心理學人才的需求。因此，如何針對各高校臨床心理學人才培養質量進行全面的分析和評價，以更好地滿足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對高質量臨床心理學人才的需求，成為各高校臨床心理學專業和社會臨床心理學領域亟待解決的現實問題。
目前許多專家學者在臨床心理學人才培養方面做了大量研究。王艷郁等[1]比較了國內外臨床心理學人才培養目標定位的差別，依據布爾達模式，提出了高等醫學院校臨床心理學人才培養目標方案；姚萍等[2]介紹了美國臨床心理學培養模式，針對國內培訓的現狀，從兩個方面總結了在國內進行臨床心理學系統培訓的相關建議；劉軍等[3]調查了臨床心理學研究生進行精神科實踐學習的培訓效果，得出精神科實習培訓能夠提高臨床心理學研究生對臨床心理實踐的勝任力；胡麗萍[4]分析了應用心理學專業的人才培養模式現狀與存在的問題，以東北老工業基地為對象，為社會轉型期應用心理學專業的人才培養模式提出相應改進措施；吉峰等[5]分析比較了我國開設應用心理學專業的5所師范院校和5所醫學院校人才培養目標的側重點，針對這些高校人才培養目前的現狀和問題，提出了應用心理學專業3+2人才培養模式的應對策略。
綜上所述，國內外專家學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臨床心理學人才培養模式、應用心理學人才培養等方面，很少對人才培養質量進行相應的評價，且提出的人才培養模式忽略了人才的社會需求與實際培養質量的緊密結合。因此，本文在建立臨床心理學專業人才培養質量評價指標體系的基礎上，運用主成分聚類分析，對醫學院校臨床心理學專業人才培養質量進行分類測評，明確其優勢和差距，為醫學院校針對自身特點制定相應的人才培養方案提供合理的依據。
1 臨床心理學專業人才培養質量評價模型構建
1.1 評價指標體系確定
隨著社會經濟的不斷發展，社會急需品德優良、知識豐富、本領過硬的高素質專門人才與拔尖創新人才，高校要不斷提高人才培養的質量從而適應社會的發展。同時，現代社會要培養的人才除了具備良好的心理素質、道德修養等，還須具備扎實的專業知識和實踐能力。
根據以上分析，人才培養目標主要分為素質目標和能力目標兩個層面，素質目標反映了一個人才的內在修養，包括個人的心理素質、道德素質等；能力目標則反映了一個人與社會互動、為社會做出貢獻的能力，即人才的社會價值，包括個人的知識結構、實踐能力、創新能力、社會適應能力等。因此，本文從社會對臨床心理學人才的需求出發，對臨床心理學人才的素質從知識結構、實踐能力、創新能力、社會適應能力、心理與思想道德素質等5個方面構建評價指標體系，再根據對文獻的研究和臨床心理學人才培養的特點出發，確定這5個方面的三級指標[6]。臨床心理學人才培養質量評價指標體系，見表1。
1.2 評價模型構建
主成分聚類分析方法是為了抓住事物的主要矛盾，對所考慮的眾多變量，通過線性組合剔除其相關性或重合性，取出少數互相無關的變量，即主成分使它們反映原始數據的總體特征，并按照主成分得分對樣本排序，再以這些綜合變量作為聚類分析的新的數值數據，對樣本分類排名[7]。因此，本文利用已構建的臨床心理學人才培養質量評價指標體系，將綜合運用主成分聚類分析方法建立臨床心理學專業人才培養質量評價模型，具體步驟如下：
1.2.1 數據標準化處理
首先，根據各個醫學院校的m個主成分得分，把人才培養質量處于相近水平的歸為一類，人才培養質量相差較大的醫學院校歸于不同的類別；其次，計算各個類中主成分的平均得分，依據各類間得分高低進行類間排序；最后，根據主成分的得分對各類中醫學院校人才培養質量進行排序，與類間的排序綜合分析之后進行新的排序，得出聚類分析結果。
1.2.7 綜合評價
綜合分析評價函數F和聚類分析的結果后，對各個醫學院校的人才培養質量進行綜合排序，以評價各醫學院校人才培養的優勢與不足以及學校之間的相似性與差異性，為其提供相應的改進措施。
2 實證分析
2.1 數據收集及處理
本文針對各醫學院校臨床心理學專業人才培養的實踐能力和創新精神不高的現象，結合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對臨床心理學專業人才所提出的客觀要求，設計發放臨床心理學專業人才培養質量調查問卷[11]，整個過程符合調查抽樣隨機性的原則，問卷的發放對象主要是有臨床心理學專業的醫學院校，因為社會中臨床心理學專業的人才大部分源自這些高校，調查的結果更能反映人才培養質量的真實情況。各個指標的滿分為10分，樣本的指標數據見表2。
2.2 模型求解
首先把選取的12項評價指標的原始數據導入spss19.0中進行數據的標準化處理，由此得到各成分的特征值、方差貢獻率、累計方差貢獻率和成分矩陣，具體見表3-表5。
從表3中可以看出，人才培養質量評價指標間的相關性較大，需要先消除不同指標之間的相關性或重復性。通過計算得出各個成分的特征值、方差貢獻率和累積方差貢獻率，第一成分到第四成分的特征值分別為6.583、2.829和1.033，均大于1，并且累積方差貢獻率達到87.039%，可見這3個成分包含的信息量占原始數據信息量的87.039%，可以反應原始數據的大量信息，提取這3個主成分比較合適[12]。因此，本文選取前3個成分作為評價各醫學院校臨床心理學專業人才培養質量的主成分指標。
根據表4和5，把主成分對應的特征根開方，用主成分系數矩陣中每列的系數矩陣和其相除得到的相應數據代入公式（3），得到主成分的表達式：
根據以上主成分表達式和綜合得分的表達式，計算出10個醫學院校的各個主成分得分和綜合得分，并按得分高低進行排序，見表6。
從表6中可以看出，第一主成分主要反映了實踐應用能力方面的信息，第二主成分主要反映了知識能力方面的信息，第三主成分主要反映了心理與思想道德素質方面的信息。
最后，用SPSS 19.0對3個主成分做聚類分析[13]，聚類的樹狀圖如圖1所示。由此可知，聚類的結果為{6、7}，{1、3、4、5、8}，{2、9、10}三類。再根據各個類別中主成分的得分進行排序，得到如下結果：{9、10、2、6、7、8、3、4、1、5}。
2.3 實證結果分析
①第一類{9、10、2}，其主成分平均得分14.2547，分析表明這些醫學院校培養目標明確，能夠針對自身特點對臨床心理學專業課程進行科學合理的設置，同時注重學生專業實踐能力的培養，臨床心理學專業見習、實習和社會實踐工作做的比較充分，使得這些醫學院校在人才培養的知識結構、應用能力、創新能力和心理與思想道德素質等方面的評價都是比較高的，能為臨床醫學、科學研究、心理咨詢服務以及心理學教學等領域提供綜合素質比較高的臨床心理學人才。
②第二類{6、7}，其主成分平均得分8.5471，分析表明這些醫學院校以社會需求為導向，偏向于培養臨床心理學專業學生的實踐應用能力、創新能力，大力開展實驗等實踐教學，同時與心理咨詢中心、附屬學校以及當地的一些企事業單位之間建立了良好的合作關系，為學生提供了必要的實習場所，使學生能夠較好的勝任臨床心理學領域的職業需要，但是基礎理論知識掌握的相對薄弱。因此這些醫學院校在培養學生應用能力的同時，應加強對學生相關基礎理論知識的培養。
③第三類{8、3、4、1、5}，其主成分平均得分4.1791，分析表明這些醫學院校臨床心理學專業人才培養目標定位模糊，沒有形成自己的培養特色，課程體系設置不夠合理，且忽略了對臨床心理學專業學生應用能力的培養。因此這些醫學院校應明確臨床心理學人才培養的目標和方向，完善課程體系，在加強學生基礎知識培養的同時為學生提供更多的實習機會和實習場所，提高學生的社會實踐能力，以此提高臨床心理學專業人才培養的總體質量。
3 結論
本文提出了基于主成分聚類分析的臨床心理學專業人才培養質量評價模型。從實際評價結果來看，本文的評價模型綜合了主成分分析和聚類分析的優點，主成分聚類分析方法得到的綜合排名比單獨采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得到的排名更加科學化、合理化。通過主成分分析降維，公共因子的提取、綜合因子得分的計算等使得評價更加全面、客觀。同時通過聚類分析，將各醫學院校臨床心理學專業人才培養質量歸類，便于針對性采取措施，加強人才能力的培養。所得出的結論簡單直觀地反映了不同醫學院校的人才培養質量存在差異，有利于對人才培養質量進行客觀的評價，為各醫學院校臨床心理學專業人才培養提供一定的參考借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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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科社會實踐總結范文2
【摘要題】理論縱橫
【德國哲學家黑格爾（G.W.Hegel，
1770～1831）指出，“哲學認識本質”[1]。哲學歷來是人們認識自然、社會和思維現象本質的思想武器。圖書館現象是一種社會現象，對圖書館現象本質的把握自然也離不開哲學思維。為了認識和把握圖書館現象的本質，我國圖書館學研究者們也進行了長期的圖書館哲學研究，尤其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我國的圖書館哲學研究進入了一個期，形成了一股持續的“圖書館哲學研究熱”。本文就是對20世紀80年代以來我國圖書館哲學研究狀況的綜合述評。
1關于圖書館哲學研究的起源及其發展
是誰在什么時間第一個提出“圖書館哲學”這一命題，這是一個很難考證的問題。張廣欽認為，“圖書館哲學”這一提法至遲在1934年就出現，其根據是丹頓（J.PeriamDanton）于1934年就著有《呼喚圖書館哲學》一文[2]。據臺灣胡述兆先生在《印度圖書館學之父——阮岡納贊》一文介紹，阮岡納贊于20世紀30年代就著有《圖書館分類哲學》一文[3]。據臺灣沈寶環教授《在“圖書館哲學”的竹籬外徘徊》一文介紹，英國的包得菲（A.Broadfield）于1949年著有《圖書館哲學》（APhilosophyofLibrarianship）一書[4]。這說明，圖書館哲學研究至少已有半個多世紀的歷史。
在我國，圖書館哲學研究起源于何時，也是一個較難考證的問題。蔣永福認為，20世紀30年代杜定友等人的圖書館學思想中就包含有較明顯的哲學思考的痕跡[5]。不過，從現在能查到的文獻資料看，在20世紀80年代之前，我國還沒有人明確提出“圖書館哲學”這一術語或提法。在我國大陸，1990年蔣永福在《黑龍江圖書館》發表《試論三種哲學形態的圖書館》一文[6]，其副標題是“圖書館哲學思考之一”，這可能是在大陸圖書館界最早提出“圖書館哲學”（libraryphilosophy）一詞的文獻。20世紀80年代是我國圖書館學基礎理論研究的一個鼎盛期，在這一時期里，較早對圖書館現象作哲學思考的人有劉迅、劉烈、陳一陽、莊義遜等人。劉迅于1982年著有《論圖書館學情報學理論的共同基礎——關于波普爾世界3理論的思考》一文[7]；劉烈于1985年著有《論圖書館學的范疇體系》一文[8]，陳一陽于1985年著有《關于圖書館學的哲學思考》一文[9]，于1988年著有《關于圖書館學的范疇體系》一文[10]；莊義遜于1985年著有《圖書館學的哲學研究述評》一文[11]。另外，卿家康、詹新文于1987年譯有J·H·謝拉的《圖書館哲學》一文[12]。在這一時期，臺灣的圖書館哲學研究也蓬勃發展，高錦雪教授于1985年就著有《圖書館哲學之研究》一書。令人遺憾的是，在上述研究者中，除高錦雪外，其余研究者無一是以圖書館哲學為自己主要研究領域的，因此他們的上述著文也都是“偶發之作”，其研究廣度和深度都很有限，而且他們各自的圖書館哲學研究也都未能繼續下去。
到了20世紀90年代至今，我國的圖書館哲學研究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這一時期的研究者主要有蔣永福、何長青、呂斌、周文駿、周慶山、胡先媛、張廣欽、劉君、馬恒通、李明華、鄭全太、王梅等。在這一時期，臺灣的圖書館哲學研究持續呈活躍狀態，沈寶環、賴鼎銘、高錦雪、梁君卿、盧荷生等著名學者的研究已達到了較專深的境界，其中，賴鼎銘教授的《圖書館學的哲學》（1993年印行）一書可謂是視角極其獨特的，不可多得的名著[13]。在大陸，蔣永福和鄭全太是以圖書館哲學為主要研究領域的研究者，兩人的研究成果也最豐，而其余的研究者們似乎仍屬于“偶爾一發”之列。值得一提的是，蔣永福先生從1990年起致力于圖書館哲學研究，一直持續至今，是目前我國大陸圖書館哲學研究領域持續研究時間最長、研究成果最多的研究者，是該研究領域的“核心作者”。應該說他為我國圖書館哲學研究做出了突出貢獻。
從上述可知，我國的圖書館哲學研究，其歷史可以一直追溯到20世紀30年代。20世紀80年代是我國圖書館哲學研究的正式起步時期，在這一時期里，“圖書館哲學”一詞正式見諸有關文獻。20世紀90年代是我國圖書館哲學研究的發展時期，較之80年代的研究水平有了很大提高，研究隊伍逐漸壯大起來，研究成果也達到了一定的數量，由此奠定了圖書館哲學研究在我國圖書館學領域中的顯著地位。
2關于“圖書館哲學”的概念
及其內涵
何長青認為，“圖書館哲學是運用哲學研究圖書館現象領域的一般（或本質）規律的科學，是指導圖書館學應用研究和圖書館實踐的基礎理論和思想方法論”[14]。
張廣欽認為，“圖書館哲學是在圖書館學基礎理論層面上展開評論的理性之學”，“圖書館哲學并不是很高深的玄學，而是圖書館學理論研究者對待‘圖書館’的態度、理論表現形式”[15]。
周文駿指出，“圖書館哲學是關于圖書館本質規律和方法論的學科。它一方面是圖書館實踐和圖書館學理論研究的總結、提煉和升華，另一方面也是哲學原理在圖書館領域的應用。所以可將其視為介于哲學和圖書館學之間的一個學科或者一個層次”[16]。
黃宗忠認為，圖書館哲學也就是圖書館學基礎理論，圖書館哲學和圖書館學基礎理論在本質上是一回事[17]。
周慶山認為，圖書館哲學就是圖書館學理論基礎。他在《關于圖書館哲學的思考》一文中指出，“圖書館學的理論基礎是一種比圖書館學大而又能指導圖書館學的理論，事實上這里指的便是圖書館哲學”[18]。
呂斌和李國秋認為，“圖書館哲學”有三層含義：第一層含義是指圖書館事業的宗旨和目標，第二層含義是指圖書館學領域的基本理論問題，第三層含義是指圖書館和圖書館學涉及到的哲學問題[19]。
蔣永福認為，圖書館哲學就是圖書館人深思圖書館現象時獲得的一種思維深處的感悟與理解[20]。他在《圖書館哲學是什么》一文中又指出，“圖書館哲學就是專門揭示和解釋圖書館現象本質的部門哲學”，“圖書館哲學是一種高屋建瓴式地把握圖書館現象本質的綜合思維方式”，“所謂圖書館哲學，就是對圖書館現象的哲學關懷。這種哲學關懷，體現為科學精神與人文精神的高度融合”[21]。
胡先嬡在《圖書館學理論基礎研究述評》一文中指出，“圖書館哲學是把哲學的根本原理應用于圖書館學，研究圖書館活動的一般原理和方法。它既要受到哲學的雨露浸潤，又要取得圖書館實踐的支撐，它處于哲學和思想學的中間層，研究的是圖書館活動及這一社會現象中帶有普遍性的問題，探求的是圖書館學的一般原理和方法，并將哲學思想體現在圖書館學研究中”[22]。
李明華指出，“圖書館哲學是對圖書館實踐、對圖書館的認識，對圖書館精神與圖書館文化的高度提煉與升華，研究圖書館哲學實際上是對圖書館實踐活動和圖書館學理論成果作出高度的抽象和系統的概括”[23]。
劉君、易長蕓認為，“圖書館哲學是以圖書館和圖書館學提出的各種哲學問題作為自己的研究對象的學科”[24]。
鄭全太和孫淑文在《圖書館哲學和圖書館學的關系研究》一文中指出，“圖書館哲學是系統化、理論化的圖書館價值觀和圖書館學方法論”[25]。鄭全太和石友榮在《試論作為實踐哲學的圖書館哲學》一文中又指出，“圖書館哲學是關于流變不息的圖書館實踐的價值和意義的深刻理解、感悟和詮釋”[26]。
另外，馬恒通還專門著文論述了“圖書館學哲學”（philosophyoflibraryscience）問題。他指出，“圖書館學哲學是運用哲學研究圖書館學發展規律的科學，是指導圖書館學發展的科學發展觀和方法論”[27]。劉君和易長蕓認為，“與圖書館哲學相反，‘圖書館學的哲學’強調的是哲學理論在圖書館領域的應用?！c圖書館哲學不同，圖書館學的哲學的出發點是哲學，落腳點是圖書館和圖書館學”[28]。
由上述可知，目前人們對“圖書館哲學”概念的內涵的認識還很不一致。這說明圖書館哲學研究目前尚處于“前科學”階段，還很不成熟。不過，從上述諸說法中我們還是能夠梳理出一些異中之同的看法：（1）圖書館哲學是對圖書館現象進行哲學思維的產物；（2）圖書館哲學研究探討的是圖書館理論與實踐中的本質問題，或者說，圖書館哲學是人們對圖書館現象的深層理解、感悟和詮釋；（3）圖書館哲學是一種理論思維方式，是一種價值觀
和方法論。
3關于圖書館哲學的性質、任務和意義
關于圖書館哲學的性質，何長青認為，“圖書館哲學既是這些范疇的一門具體應用哲學或部門哲學學科，又是圖書館學的基礎理論學科”[29]。張廣欽認為，“圖書館哲學并不是哲學的分支學科，而是具有濃烈圖書館學個性特征的圖書館學分支學科的內容，是研究圖書館學高級理論形態的圖書館學研究方向”[30]。蔣永福指出，“圖書館哲學就是專門揭示和解釋圖書館現象本質的部門哲學”，“圖書館哲學實質上就是人們對圖書館現象所進行的反思性關懷，因而也可稱之為圖書館科學的‘元理論’，……（它）試圖從整體上把握圖書館現象的本質，而一般不涉及或不直接描述圖書館現象中的個別環節或過程，具有明顯的理論性、抽象性和思辯性”[31]。鄭全太認為，圖書館哲學屬于具體的經驗科學，屬于圖書館理論思維科學[32]；圖書館哲學是一種精神科學，它在本質上具有實踐哲學的性質[33]；圖書館哲學是一種人文科學，所以它不可能達到自然科學理論那樣的客觀性、確定性和可驗證性[34]。王梅和李蕓在《論圖書館哲學的人文內涵》一文中批評當前的圖書館哲學研究缺乏人文內涵，指出：“圖書館哲學，首先我們肯定一點的是，它是人學，圖書館學與哲學的關系本質上的聯系，是人文的相通，那么，圖書館哲學就不應該在人文的竹籬外徘徊”[35]。其實，蔣永福早在1991年就批評過圖書館理論與實踐中缺乏人性的問題，并呼吁圖書館理論與實踐中的人性的復歸[36]。從這些論述中可以看出，目前人們對圖書館哲學性質的認識還有一些分歧，如圖書館哲學是哲學的一個分支，還是兩者皆是？再如，有的學者認為圖書館哲學是一種經驗科學、應用科學、實踐哲學，而有的學者又認為圖書館哲學是理論科學、思辯科學，這兩種看法相矛盾嗎？等等。這些問題只能在以后的研究中予以澄清。
關于圖書館哲學的任務或目的，張廣欽認為，“圖書館哲學研究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樹立人文主義的圖書館學精神”[37]。蔣永福認為，“‘我是誰’，亦即圖書館現象的本質是什么？這是圖書館哲學需要回答的核心問題”[38]。周慶山也指出，“透過圖書館具體機構認識圖書館現象的本質，這正是圖書館哲學追求的目標”[39]。鄭全太從“圖書館哲學在本質上是實踐哲學”這一立論角度認為，圖書館哲學“所要解決的是來自圖書館實踐中的有關什么是圖書館、圖書館的價值，什么是圖書館精神的問題”[40]，“圖書館哲學作為實踐哲學是以圖書館智慧（或稱圖書館精神）為知識目標的”[41]。劉君和易長蕓從哲學的功能推斷圖書館哲學的任務“就是通過圖書館學與哲學的結合，充分發揮兩門學科優勢，通過對圖書館問題的哲學研究，揭示出對圖書館發展的規律性認識”[42]。周文駿教授也指出，“圖書館事業建設中的種種問題，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對客觀事物的本質屬性和規律沒有正確地把握。而這種正確把握正是圖書館哲學的任務”[43]。可見，人們對圖書館哲學的任務或目的的看法較為一致，即圖書館哲學追尋的是圖書館現象中的本質問題。
關于圖書館哲學的意義，周慶山指出，“圖書館哲學是一種科學精神、職業理想和學術境界，是我們不懈追求的目標”，“圖書館員忽視理念和思想而偏倚于實務和技術，是與他們對圖書館認識上的機構化、實體化及操作具體化有一定關系的。這正是圖書館哲學對于他們的重要意義所在，即它可以讓圖書館員充分意識到其工作的意義、目標、原則、合理性和整體價值取向”[44]。張廣欽指出，圖書館哲學研究的意義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有助于提高圖書館學的學科地位，增強圖書館學理論的解釋力；二是有助于增強圖書館人的理論觀念[45]。鄭全太和石友榮認為，圖書館哲學的功能價值在于用“圖書館智慧”指導圖書館實踐，他們指出，“圖書館哲學并不是提供可操作性的技能和方法，從而在圖書館實踐中直接應用，它要擺脫具體的事實和眼前的功利，與現實隔開一段距離，從而能夠超越現實，以敏銳的理性的眼光去洞察、透視圖書館實踐，對圖書館實踐進行哲學的判斷，以它的理性的洞察力和規定性，形成對圖書館實踐及其與人生實踐、社會實踐的關系的圖書館智慧，真正地用智慧參與到圖書館實踐中去”[46]。可以看出，目前人們對圖書館哲學的意義的認識大同小異，可以概括為：圖書館哲學是觀察圖書館現象的智慧之學，它能夠為人們提供觀察圖書館現象的理論視野、價值觀和方法論，能夠為圖書館實踐提供哲學指導。
4關于圖書館哲學的范疇體系和內容結構
4.1關于圖書館哲學的范疇體系
作為一種哲學層次的理論思維，圖書館哲學必須指導圖書館學建立自己的邏輯范疇體系。建立一種理論的邏輯范疇體系，主要是確定該理論的邏輯起點、邏輯中介和邏輯終點。劉烈以“圖書館”為圖書館學的邏輯起點，并循著“圖書館——圖書館的矛盾——圖書館的規律”這樣的邏輯順序闡述了圖書館學的范疇體系[47]。陳一陽認為，圖
書館在本質上是“固化信息中心”，于是他以“固化信息”為邏輯起點，演繹出圖書館學的10個基本范疇，依次是“固化信息”、“存儲”、“分類”、“目錄”、“資料”、“情報”、“檢索”、“讀者”、“圖書館員”、“圖書館”[48]。何長青則以“文獻”為圖書館學的邏輯起點，認為“文獻”是圖書館現象領域最簡單、最抽象的元素形式，它包含著圖書館現象領域中的一切“矛盾胚芽”[49]。蔣永福一開始也認為“文獻”是圖書館學的邏輯起點[50]，后來他經過進一步的深思熟慮，改變了自己的這一觀點，他根據“文獻的實質是客觀知識的載體”這一論斷，認為“客觀知識是圖書館學的邏輯起點，知識組織是圖書館學的邏輯中介，人是圖書館學的邏輯終點”[51]。從現在能查到的文獻資料看，蔣永?？梢哉f是在我國圖書館學界第一個完整地提出圖書館學的邏輯起點、邏輯中介和邏輯終點的學者。因為在這之前人們討論的范圍局限在邏輯起點問題上，而基本沒有涉及邏輯中介和邏輯終點問題。而且，他的“客觀知識論”觀點正符合當前圖書情報學“知識化”的趨勢。相反，目前主張“圖書館論”和“文獻論”的人似乎越來越少。
4.2關于圖書館哲學的內容結構
周文駿教授在1996年指出，“我國至今還沒有建成圖書館哲學的內容體系”[52]。正因如此，目前關于圖書館哲學的內容結構的討論分歧也最大。臺灣的高錦雪在《圖書館哲學之研究》一文中指出，“圖書館哲學之研究，應自圖書館史與圖書館思想史雙方面著手”，她對自己著作的內容體系作了如下安排[53]：“圖書館的本質與功能之哲學觀”、“圖書館教育之哲學觀”、“圖書館選擇之哲學觀”、“分類與建筑之哲學觀”、“參考服務之哲學觀”。何長青設計的圖書館哲學研究內容包括三方面[54]：（1）圖書館規律。包括圖書館現象的社會本質及功能、圖書館現象的內在運行機制及其矛盾關系。（2）圖書館認識規律。包括圖書館認識方法，圖書館學理論研究與圖書館實踐發展之間的辯證關系，圖書館理論與實踐的繼承、發展與創新、變革的矛盾運動。（3）圖書館指導規律。即研究指導圖書館實踐的各種辯證法問題。呂斌和李國秋則從圖書館哲學的本體論、圖書館哲學的認識論和圖書館哲學的方法論三方面展開了他們的研究內容[55]。張廣欽根據圖書館學理論主要涉及圖書館學基礎理論、圖書館事業發展理論和圖書館各項業務工作理論，認為圖書館哲學的內容體系可劃分為圖書館學哲學、圖書館事業哲學和圖書館業務哲學3個方面[56]。關于圖書館學哲學的研究內容，馬恒通認為主要包括三方面[57]：圖書館學發展規律、圖書館學研究規律和圖書館學的理論價值觀。從以上關于圖書館哲學內容的界定中我們可以看出，人們對圖書館哲學的研究內容如何界定問題持有各自不同的看法。所以，如何科學界定圖書館哲學的研究內容及其體系，將是今后圖書館哲學研究首先需要解決的重要問題之一。不過，在圖書館哲學研究內容及其體系整體確定之前（這將是一個漫長過程），對圖書館哲學的某些局部或個別問題進行哲學意義上的研究是極其必要的。其實，一些學者早就做了這方面努力，如鄭全太著有《略論圖書館評價的哲學范疇》、《圖書館學研究體系的哲學探析》等文[58～59]，武三琳、金高尚著有《關于圖書館引入管理心理學的哲學思考》一文[60]，李明杰著有《關于圖書館學方法論的哲學思考》一文[61]，陳思玲著有《哲學范疇的圖書館價值論》一文[62]，劉君君、周進良著有《關于讀者管理的哲學思考》一文[63]，等等。
5關于圖書館哲學的幾個關系范疇
5.1關于哲學與圖書館哲學
圖書館哲學固然是哲學與圖書館學結合的產物。把圖書館哲學視為哲學體系中的一個部門哲學或專業哲學，應該說是無可置疑的事情。但有的人只把圖書館哲學視為哲學原理、方法在圖書館學中的移植和應用，從而稱圖書館哲學只是一種應用哲學，則是一種以偏概全的認識。這里，他們沒有認識到部門哲學、專業哲學和應用哲學的區別。部門哲學、
專業哲學是對某一部門或專業領域問題進行哲學思維而產生的一種哲學門類，而應用哲學則是哲學原理、方法在某一領域中應用而產生的一種哲學門類。可見，部門哲學、專業哲學和應用哲學是依據不同分類標準產生的哲學門類。圖書館哲學既是人們對圖書館現象進行哲學思維而產生的哲學門類，又是哲學原理和方法在圖書館學領域中應用而產生的哲學門類。所以圖書館哲學既是一種部門哲學或專業哲學，又是一種應用哲學。
5.2關于“圖書館哲學”與“圖書館學哲學”
“圖書館哲學”和“圖書館學哲學”是兩個不同的概念，但它們都是哲學與圖書館學結合的產物。哲學和圖書館學的結合有兩個方向：一是“哲學圖書館學”，即哲學原理和方法在圖書館學中的應用；二是“圖書館學哲學”，即對圖書館現象進行哲學思維。前一個方向形成的是“圖書館學哲學”，后一個方向形成的是“圖書館哲學”。也就是說，圖書館學哲學是以“圖書館學”（理論）為對象，而圖書館哲學則以“圖書館現象”為對象。而所謂“圖書館現象”又可包含實踐和理論兩個維度，所以廣義的“圖書館哲學”可包含“圖書館學哲學”。狹義的“圖書館哲學”是指抽掉“圖書館學哲學”內容的剩余部分內容。目前，在理論界存在混淆或不區分“圖書館哲學”和“圖書館學哲學”的現象，應引起注意。本文在上面介紹了圖書館學哲學的研究情況，就是從廣義的“圖書館哲學”角度考慮的。
5.3關于圖書館哲學與圖書館學基礎理論
有的人認為圖書館哲學就是圖書館學基礎理論，兩者在涵義上是相同的。從兩者的產生時間看，圖書館學基礎理論研究肯定先于圖書館哲學研究，如果兩者在涵義上相同，那么圖書館哲學研究就可說成是一種重復的或多余的研究。顯然，現在的事實不是這樣。我們知道，圖書館學基礎理論屬于理論圖書館學范疇，而理論圖書館學和應用圖書館學的研究成果都是圖書館哲學的“研究資料”。也就是說，圖書館哲學的研究范圍要比圖書館學基礎理論寬泛，層次也高于圖書館學基礎理論。圖書館學基礎理論是對圖書館實踐的一般性理論概括和總結，而圖書館哲學是對圖書館實踐和理論兩個維度進行哲學意義上的抽象和批判的產物。
5.4關于圖書館哲學與圖書館學理論基礎
有的人認為圖書館哲學就是圖書館學理論基礎。這種判斷恐怕很難被大多數人們所認同。到目前為止，關于圖書館學理論基礎問題眾說紛紜，遠沒有達成共識。但是，有一點我們可以肯定，那就是，能夠成為圖書館學理論基礎的理論肯定是圖書館學之外的某一種或某幾種理論（如波普爾的“世界3”理論）。因此，如果把圖書館哲學當做圖書館學理論基礎，就等于把圖書館哲學認定為圖書館學之外的一種理論。顯然，我們無論如何也不能把圖書館哲學當做圖書館學之外的一種理論。那么，圖書館哲學與圖書館學理論基礎之間到底是一種什么關系，目前很難作出令人信服的回答。看來這一問題也是以后圖書館哲學研究首先且必須回答的一個重要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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