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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儲蓄率論文范文1
中圖分類號：F830.5 文獻標識碼：B 文章編號：1674-0017-2016（9）-0026-06
一、選題背景及研究意義
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數據顯示，20世紀70年代至今我國國民儲蓄率一直遠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且居民儲蓄率仍處于上升趨勢。2005年全球平均儲蓄率為19.7%，我國儲蓄率則高達51%。2014年12月，我國居民儲蓄達到了49.9萬億元，人均儲蓄超過3.5萬元，為全球儲蓄金額最多的國家。
同時，我國在2000年老齡人口占總人口比例和勞動人口與老齡人口的贍養比分別達到7%和10：1，已進入老齡社會；2013年底我國老年人口已達到2.02億，老齡化水平達到14.8%，據預測，約在2025年老齡人口占總人口比例和勞動人口與老齡人口的贍養比將分別達到14%和5：1，進入深度老齡社會；約在2040年將分別達到21%和2：1，進入超級老齡社會。
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優勢，源于中國改革開放的制度紅利和人口結構變化特有的人口紅利帶來的高儲蓄，以及高儲蓄支撐下的高投資造就的經濟高增長奇跡，形成了中國特有的“三高優勢”。中國經濟增長的優勢并未消失，中國經濟仍有較快增長的潛力。一是體制紅利仍有潛力可挖掘，二是人口紅利仍有從總量轉向結構和質量的空間，三是中國經濟的市場潛力巨大，四是目前還有相當部分的儲蓄資源在閑置或低效使用的狀態。
因此，我國的人口數量紅利可能已經結束，已經出了“劉易斯拐點”。人口結構的變化將通過勞動力供應、儲蓄和技術進步三條渠道對經濟增長產生直接或間接的影響。研究人口結構變化對居民儲蓄的影響，可以盡早掌握儲蓄變化趨勢及可能的影響，為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提供依據。
本文在對劉易斯拐點和影響居民儲蓄率的因素分析基礎上，對居民儲蓄率的影響因素進行綜述，在經濟增長速度、人口年齡結構、宏觀經濟制度（養老保險制度）等影響因素基礎上，結合劉易斯拐點理論，加入人口紅利（農業從業人員數量大）因素，進行定量分析，并提出政策建議。
二、文獻綜述及理論依據
（一）關于劉易斯拐點與人口紅利
1.劉易斯拐點概念的提出
經濟學家阿瑟劉易斯（w.Arthur Lewis）于1954年在題為《勞動無限供給條件下的經濟發展》中提出了“二元經濟發展”模式。這個模式分為兩個階段：一是勞動力無限供給階段，此時勞動力過剩，工資取決于維持生活所需的生活資料的價值；二是勞動力短缺階段，此時傳統農業部門中的剩余勞動力被現代工業部門吸收完畢，工資取決于勞動的邊際生產力。由第一階段轉變到第二階段，勞動力由剩余變槎倘保相應的勞動力供給曲線開始向上傾斜，勞動力工資水平也開始不斷提高。經濟學把聯接第一階段與第二階段的交點稱為“劉易斯轉折點”。
1972年，劉易斯又發表了題為《對無限勞動力的反思》的論文。在這篇論文中，劉易斯提出了兩個轉折點的論述。當二元經濟發展由第一階段轉變到第二階段，勞動力由無限供給變為短缺，此時由于傳統農業部門的壓力，現代工業部門的工資開始上升，第一個轉折點，即“劉易斯第一拐點”開始到來；在“劉易斯第一拐點”開始到來，二元經濟發展到勞動力開始出現短缺的第二階段后，隨著農業的勞動生產率不斷提高，農業剩余進一步增加，農村剩余勞動力得到進一步釋放，現代工業部門的迅速發展足以超過人口的增長，該部門的工資最終將會上升。
當傳統農業部門與現代工業部門的邊際產品相等時，也就是說傳統農業部門與現代工業部門的工資水平大體相當時，意味著一個城鄉一體化的勞動力市場已經形成，整個經濟――包括勞動力的配置――完全商品化了，經濟發展將結束二元經濟的勞動力剩余狀態，開始轉化為新古典學派所說的一元經濟狀態，此時，第二個轉折點，即“劉易斯第二拐點”開始到來。關于我國劉易斯拐點的界定，據蔡P（2007）估計，我國大約在2009年達到“第一個劉易斯拐點”，在2015年達到“第二個劉易斯拐點”，日本學者田島俊雄（2008）同意蔡P的“第一拐點”的判斷，但其估計2013年左右達到“第二個劉易斯拐點”。
2.人口紅利
與“劉易斯拐點”相對應的是“人口紅利”，由于年輕人口數量增多形成的廉價勞動力，提供給經濟發展相對便宜的要素價格。對于很多發展中國家而言，廉價勞動力是發展的一個重要要素，這一點，在我國的經濟增長模式中也表現得較為明顯。而“劉易斯拐點”與“人口紅利”之間似乎有一種正相關的關系，前者的顯現，往往是“人口紅利”逐漸消失的一個前兆。
3.人口紅利與儲蓄
人口結構影響儲蓄率是人口轉變影響經濟增長的重要渠道，撫養負擔低的人口結構通過提高儲蓄率來促進經濟增長。高路易（2005）用固定資產形成額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計算得出，改革開放24年，我國人口紅利期的儲蓄率始終在30%以上。王德文等（2004）采用列夫模型進行研究，得出少兒撫養比、老年撫養比上升將減少儲蓄率，且結果均較顯著。
（二）我國高儲蓄率成因
目前對我國高儲蓄率成因分析，除了從高經濟增長率、高人口增長率外，學者們也從人均收入因素、收入分配因素、人口年齡結構、預防性儲蓄動機和宏觀經濟政策等因素進行了分析。
經濟增長速度。汪偉（2008）考慮到我國特殊的二元經濟環境，利用1952-2006年省級動態面板樣本數據，通過向量自回歸模型，分析了經濟增長率、投資率和儲蓄率之間的動態相關性。結果顯示：經濟增長率對儲蓄率存在顯著的正向影響，但反向因果關系不成立。
目前對我國高儲蓄率成因分析，除了從高經濟增長率、高人口增長率外，學者們也從人均收入因素、收入分配因素、人口年齡結構、預防性儲蓄動機和宏觀經濟政策等因素進行了分析。
人均收入因素。殷興由、孫景德和張超群（2007）對1978年以來我國居民高儲蓄率成因進行研究時，采用了寧波市400戶家庭數據，在分析出居民不斷上升主要原因的基礎上，給出了量化比例。結果顯示：不確定因子、制度因子與收入因子中，收入因子是影響居民總儲蓄率上升的主要推動力。杭斌、郭香?。?009）認為，收入不確定性是我國城鎮居民高儲蓄率現象的主要推動力。
收入分配因素。有些學者從我國總儲蓄結構特征出發，運用國家統計局公布的中國資金流量表進行分析。李揚、殷劍峰（2007），翁媛媛、饒文軍、高汝熹（2010），徐忠、張雪春、丁志杰、唐天（2010）等通過建立計量模型對儲蓄率變化的原因分部門做了實證檢驗。一致認為，造成我國高儲蓄率的兩個重要原因是政府部門和企業部門儲蓄的不斷增加。汪偉、郭興強（2011）認為，目標性儲蓄可能是連接儲蓄率與收入不平等之間的一個重要理論渠道，收入不平等和居民的目標性儲蓄可能是造成我國居民高儲蓄率的重要原因。
人口年齡結構。袁志剛、宋錚（2000）分析表明，人口老齡化會激勵居民增加儲蓄，我國居民高儲蓄率的一個主要推動力可能是人口老齡化。鄭長德（2007），鐘水映、李魁（2009）基于生命周期理論，運用我國省級動態面板數據，對各地區人口轉變及撫養負擔變化對儲蓄率的影響進行了估計，結果均認為少兒撫養比下降會導致居民儲蓄率的上升。
宏觀經濟政策。何立進、封進、佐藤宏（2008）采用中國社科院經濟研究所城鎮住戶調查數據，基于生命周期模型分析了中國養老保險制度改革對居民對家庭儲蓄率的影響。養老金財富變化的外生性，可以作為財政因素來分析其對家庭儲蓄率的影響。研究認為，養老金財富對于家庭儲蓄率存在不同的替代性，但不同的家庭替代效應有明顯差異。
以上研究居民儲蓄率的影響因素，大部分都是從單方面進行分析的，很少考慮綜合因素，本文將在綜合以上影響因素的基礎上，結合劉易斯拐點理論，加入勞動力變化因素，提出以下假設：
假設一：人口撫養比上升會導致居民儲蓄率上升。
假設二：農村勞動力比重減少將導致儲蓄率上升。
三、人口結構效應的實證分析
（一）變量定義及來源
對于影響居民儲蓄率的因素，本文結合以前研究以及數據的可得性，考慮了經濟增長（人均國內生產總值GDP增長率）、人口撫養比、農業就業人口比重、養老保險人口比重。人均國內生產總值GDP增長率視為宏觀經濟因素，用GDP表示；養老保險人口比重視為宏觀經濟政策因素，用EI表示；撫養比視為人口年齡結構因素，用TR表示；農業就業人口比重視為勞動力結構變化（人口紅利）因素，用RP表示；儲蓄率用RS表示。數據均為年度數據，考慮到養老保險制度從1989年才開始，故樣本數據區間為1989年到2014年共26個樣本。居民儲蓄率、撫養比數據來源于“世界銀行”網站、農業就業人口比重、養老保險人口比重來源于“中國人民共和國國家統計局”網站。
（二）模型的構建
理論和學者的研究均表明，人口結構變化會對居民儲蓄率產生影響。這可以初步判斷人口結構與居民儲蓄率之間可能存在相關關系，但不能確定兩者是否存在明確的關系，以及人口結構變化對居民儲蓄率的影響程度如何。因此，建立以下計量模型進一步研究：
RS=C0+C1*GDP+C2*EI+C3*TR+C4*RP+et
其中，C0為常數項，et為隨機誤差項。
在建立上述模型的基礎上，采用向量自回歸模型（VAR模型，是由Smis在1980年提出來的，目前各內部變量的沖擊主要是采用VAR模型）分析人口結構變化對居民儲蓄率的沖擊影響，模型具體方法不再贅述。
（三）數據的檢驗及模型的建立
1.數據平穩性檢驗
本文以時間序列數據進行實證分析。在時間序列關系檢驗前，先要確定時序是否平穩。首先對各時間序列數據進行單位根檢驗，來判斷序列的平穩性，本文采用ADF檢驗方法檢驗時間序列是否平穩，檢驗過程中采用SIC準則確定滯后項，結果見表1。其中，D表示變量的差分，ADF檢測類別為（c，t，f），依次表示截距項、趨勢項和滯后項。通過SCI準則為序列選取合理的滯后階數進行單位根檢驗，可選用不帶任何項、截距項和趨勢項的方式進行選擇。
ADF單位根檢驗結果表明，在5%的顯著水平下，RS、GDP、RP、TR和EI都是不平穩的，RS、和GDP經過一階差分后是平穩的，RP、TR和EI經過二階差分后是平穩的。根據檢驗結果，數據不是同階單整的，需要進行協整檢驗，檢驗顯示可以建立RS、GDP、D（RP）、D（TR）、D（EI）的VAR模型。
2.VAR模型的建立及檢驗
通過平穩性檢驗，滿足建VAR模型的必要條件。首先，需要確定滯后階數，考慮到模型的解釋能力和保證模型的解釋能力，根據SIC準則，將VAR模型的滯后階數選擇為2階。參數估計結果如表2所示。
從表2的結果看，RS方程擬合優度較好，R-squared達到了0.933651，說明VAR模型估計效果較好。
為了更好的分析人口結構對居民儲蓄率的影響以及影響的貢獻度，需采用脈沖響應函數和方差分解進行分析，這需要檢驗VAR模型的穩定性，圖1表明VAR（2）模型的所有逆根都在單位內，說明VAR（2）模型是穩定的。
（四）脈沖響應函數分析
通過以上分析和檢驗可以得出本文構建的VAR模型是一個穩定的向量自回歸模型，在此基礎上可以使用脈沖響應函數分析模型中的變量居民儲蓄率在受到其他變量殘差沖擊時的短期反應。脈沖響應結果見圖2。
通過圖2，我們可以看出經濟增長、宏觀經濟制度、人口年齡結構和人口勞動力結構對居民儲蓄率的沖擊效果。從圖2的脈沖響應函數的分析結果看，當經濟增長率GDP產生一個正向沖擊時，短期內會產生一個負向的反應，然后在第3期產生正向反應并在第4期達到最大后一直波動，到第12期基本產生負向影響并在第19期趨于穩定，說明經濟增長率在中長期的影響還存在。當養老保險人口比重波動EI產生一個正向沖擊時，短期內會產生一個正向沖擊，到第10期轉向負向影響并趨于平衡，說明養老保險人口比重波動DEI產生的影響主要是短期的。撫養比TR產生一個正向沖擊后，在前8期為正向沖擊，轉為負向并在20期趨近于0，說明撫養比TR對儲蓄率的沖擊是短期的。農業從業人口比重波動DRP產生一個正向沖擊時，短期內由負向到正向沖擊波動，并在負向沖擊逐漸平穩，但中長期影響較小。
（五）方差分解
榱爍好的分析經濟增長、宏觀經濟制度、人口年齡結構和人口勞動力結構對居民儲蓄率的影響程度，并區分影響居民儲蓄率的短期、長期決定因素，本文在VAR（2）模型的基礎上，利用方差分解方法分解出經濟增長、宏觀經濟制度、人口年齡結構和人口勞動力結構的波動對居民儲蓄率變化的貢獻度，方差分析結果見圖3。
從表3可以看出，居民儲蓄率的變化主要受自身、宏觀經濟和人口結構變化的影響。自身影響在前3期仍然比較大，為58.1%，這說明居民儲蓄率有慣性特征。同時，經濟增長率對居儲蓄率的影響一直很明顯，并隨著時間逐步增加，這說明居民儲蓄率受經濟增長率明顯，并且隨著時間推移會增加。養老保險人口比重雖然對儲蓄率也有影響，但比重一直很小。撫養比對儲蓄率的影響在第7期增大到最大后，貢獻度在下降，這也說明了撫養比的影響是短期的。農村人口比重在初期對儲蓄率的影響貢獻度很小，但也有逐步增加的趨勢，這說明勞動力結構的變化將長期影響儲蓄率。
四、結果及建議
（一）經濟增長對儲蓄率的影響是明顯的
從理論分析看，經濟增長會增加財富，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儲蓄，這與我們在VAR模型基礎上的脈沖響應分析一致。實證分析表明，在短期內，人均GDP增長率與居民儲蓄率之間存在正相關關系，但長期的關系是負相關，而且影響關系是長期的。這與以前研究結果有所不同，這可能與我國經濟增長長期以來是投資帶動，但部分投資是無效的，在一定程度上消耗儲蓄資源。
（二）宏觀經濟因素和人口年齡結構因素的影響是短期的
從分析結果看，養老保險的人口比重和撫養比對居民儲蓄率的影響在短期都是正向的，但有所不同。撫養比對居民儲蓄率的影響明顯要比養老保險的人口比重的影響大，這也是符合我國社會現實的，我國傳統文化的“養兒防老”的觀念根深蒂固，反而對社會養老不是很重視。而撫養比對居民儲蓄率的影響是正向的，也與以前研究成果不一致，主要是因為居民在少兒撫養的觀念改變，更注重教育投資，這需要進行儲蓄，少兒撫養比在總撫養比例較大，從而出現在短期內對儲蓄率的影響是正向的。
（三）農業勞動人口比重變化對儲蓄率變動的沖擊不容忽視
根據劉易斯拐點理論，勞動力剩余到勞動力短缺會導致工資上升。而我國農業從業人口比重一直在下降，隨著我國勞動人口結構的變化，已經出現了部分地區和部門勞動力短缺，工資出現上漲。這與我們研究的農業人口比重對儲蓄率變動的影響是負向的沖擊基本一致，說明我國農業勞動力的轉移導致工資上漲，從而引起儲蓄率上升。
鑒于此，提出以下建議。一是要保持經濟的合理增長速度。經濟增長與儲蓄率的關系是相互的。高儲蓄率伴隨著高投資率，對我國的經濟增長貢獻巨大，而經濟的快速增長也推動了儲蓄率的上升。在短期內，我國經濟的增長動力很難改變，于此同時儲蓄率上升也是必然的，要形成兩者的良性互動，經濟增長需要保持一個合理的速度，新常態下7%的增長率是合理的。二是通過新型城鎮化促進農業人口的轉移。我國新增就業人口減少的大趨勢不可避免，于此同時，農業從業人口比重過高還將存在，這將對我國經濟的發展產生較大影響，需要通過產業升級、加快第三產業特別是服務業等行業來吸納大量農業就業人口的轉移。新型城鎮化將是解決農業、農村和農民問題的重要途徑，應加快新型城鎮發展，促進產業升級和人口市民化。三是拓展投資渠道，促進儲蓄分流。較高的儲蓄率導致高投資率，影響消費；同時也導致我國銀行等間接融資比例過高，金融風險集中到銀行體系。因此，應通過金融市場、貨幣市場等多渠道創新，分流高儲蓄，促進經濟持續健康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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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nalysis on the Effect of Change of Demographic Structure on the
Residents Savings Rate in China
――Based on the Theory of Lewis Turning Point
Research Group
居民儲蓄率論文范文2
國際經濟危機對我國經濟增長和就業的影響分析
國際經濟危機對我國經濟的影響首先表現在對出口產業的打擊。由于我國出口產業勞動密集度高，這種打擊對就業的影響很大。當前，雖然擴大內需的投資對經濟增長的帶動效果已經顯現，增長速度正在回升，但一方面，由于這種回升主要還是投資拉動的結果，增長的可持續性仍然是不確定的；另一方面，目前的增長對就業的帶動仍然乏力。針對這種情況，需要采取具有長期效果的擴大內需政策和積極的擴大就業政策。在當前，就業目標應當優先于增長目標。并非有增長就有就業。寧要較低增長率情況下實實在在的就業增長，不要高增長低就業。
1 國際經濟危機對中國經濟增長和就業的影響將是長期的
2 擴大就業首先要給“規模以下”小企業充分的發展空間
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經濟增長的就業彈性從過去的0.4左右下降到0.1左右或以下。這固然有勞動力增長放慢的因素，但與增長模式的變化也是分不開的。在出口下降帶來大量失業的情況下，擴大內需投資帶動增長但不能顯著帶動就業就成為一個更加嚴重的問題。
但是長期以來，“規模以下”的小企業基本上不在各級政府的視野和關心范圍之內。我國目前的統計系統只公布“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的情況，其中的“小企業”數據，實際上只反映了小企業中規模較大的那一小部分?！耙幠Ｒ韵隆毙∑髽I不納入正常統計范圍，它們的經營狀況怎樣誰也不清楚，基本上處在自生自滅的狀態。
盡管過去各級政府有若干鼓勵中小企業發展的政策，但實際從這些政策中受益的基本上是中型企業，而且往往是中型企業中規模較大的那一部分。小企業，特別是“規模以下”的小企業，則很少受益。它們在貸款融資方面，基本上不屬于銀行服務的對象；在其他方面，其面臨的經營環境也遠遠比不上規模較大的企業。許多地方政府出于追求經濟增長的政績和擴大地方稅收的考慮，往往傾向于給規模較大的企業在融資政策、土地供應、減輕企業額外負擔、減少干預等方面“吃偏飯”，而“規模以下”的小企業通常是享受不到的。它們與較大型的企業往往不處在市場競爭的同一起跑線上，其發展空間受到了明顯的擠壓。
各級政府如果不能把關注焦點從大企業轉向小企業，我國的就業問題很難真正解決，啟動內需也很難持續。
3 擴大內需是長期任務
收入差距擴大，勞動報酬增長滯后于經濟增長，這在過去一個短時期內并沒有影響經濟增長和就業，反而由于保持了低勞動力成本的優勢，成為加快經濟增長的一個因素。這也是一部分人反對改善社會福利和勞動保障的一個理由。但是從宏觀經濟和長期發展的角度看問題，我們就會得到不同的結論。因為即便不從公平的角度考慮問題，沒有勞動者收入伴隨經濟增長而相應增 長，經濟就沒有足夠的需求支撐，增長就不可能長期持續。
4 擴大內需靠投資還是靠消費?
政府投資、擴張信貸和鼓勵居民消費都可以拉動經濟。短期內，因為消費不可能迅速啟動，需要一定的投資拉動。信貸擴張帶動的也是投資。但投資越多，生產能力擴張越快，就越要靠消費增長來吸收產能，否則就會導致供求失衡和更加嚴重的產能過剩、增長乏力。即便政府投資全部用于基礎設施建設而不用于生產性項目，也無法起到調整消費和儲蓄結構失衡的作用；而大幅度放松信貸的結果，更會導致生產性投資迅速擴張。
在消費不足、儲蓄過度的情況下，投資只會對經濟增長產生短期的拉動效應。一旦擴大內需的投資結束了，產能過剩、需求不振的局面就可能再次出現，經濟就有可能再次掉下來?，F在的4萬億擴大內需計劃中，投資占了一大半。十大產業振興計劃也主要是投資，而且事實上不可能不導致產能擴大。現在應當調整政策重點，從以投資為主的擴大內需，轉移到調整結構、改善機制、啟動國內消費正常增長的軌道上來。
5 啟動消費增長靠什么?
導致消費不足的主要原因可以主要從以下幾個方面考慮。
首先是長期以來在勞動力供應充裕的條件下，勞動力市場競爭抑制了低技術勞動者的工資水平上升，使普通勞動者的收入增長滯后于經濟增長，導致勞動報酬占GDP的比重持續下降，非勞動收入比重上升，收入差距擴大，限制了可用于消費的居民收入增長。
其次，現行稅收體系沒有解決資源收益、壟斷收益和國有企業利潤的合理分配問題，國有企業不分紅，資源產業不交資源稅，助長了非勞動收入比重的上升和企業儲蓄的上升。公共資金管理不當和流失更加劇了上述情況。
第三，長期以來各級政府過分追求高投資、高增長、高稅利，使要素配置發生失衡，不利于小企業發展和就業增長，是導致收入差距擴大的一個原因。
第四，收入分配差距持續擴大助長了居民儲蓄率的上升，這是因為高收入居民儲蓄率遠遠高于社會平均水平，在收入分配向高收入居民傾斜的情況下，居民儲蓄率自然上升。
第五，社會保障缺失使老百姓不敢消費。醫療、教育、廉租房等公共服務不足，價格居高不下，超過了中低收入居民的承受能力，這些都導致了強制儲蓄。有人說近些年居民儲蓄率沒有提高，這與數據失真有關。近些年高收入居民的收入大大低估了，他們的儲蓄率也被低估了。
6 政策考慮
(1)我國現在的社保體系不但沒有對城鎮居民全覆蓋，更由于地區分割，不利于農民工等流動人口的保障。建議加快推進基本社保的全國統籌和聯網，盡快實現流動人口的異地接續。較發達地區可以搞附加保障。
(3)現在1.4億農民工大部分把家留在農村，無法在城市安家，主要是住不起房，孩子上不起學。這不利于城市化和社會和諧穩定。建議將廉租房政策擴大到覆蓋全體城市低收入居民和進城的農民工，讓他們在城市能夠安家，他們才能安下心來，也有利于啟動消費。經濟適用房、限價房實際上只補貼了少部分中等以上收入居民，造成分配不公平，建議將這部分資源全部轉移到廉租房建設和維護上來。
(4)改革財稅體制，將壟斷行業和資源性行業的超額收入收上來，用于社會保障和公共服務。
居民儲蓄率論文范文3
關鍵詞:高貨幣化;M2/GDP;原因分析
中圖分類號:F8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23198(2010)01015702
1 現狀及問題
近年來,中國金融市場上一個引人注目、同時也是廣受爭議的一個現象,就是廣義貨幣(M2)與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比值不斷高攀,M2/GDP比率一直呈現上升趨勢。從1978年的0.32增長到2005年的1.98,為世界之最。這樣的增長態勢在世界各國經濟發展史上是前所未有的。見下圖1和圖1.2。從下圖來看我們可以明顯地看出,從九十年代初開始我國經濟中廣義貨幣增長超過國內生產總值增長,以至于 M2/GDP 增加是一個長期現象。
從增量上看,改革開放以來,M2 的年增長率幾乎都高于 GDP 的年增長率,直到近年來才有所趨近(見下圖 ),這表明長期積累帶來的 M2規模大于使得 M2/GDP這一比例在近幾年仍不會得到明顯的改觀。
通過分析研究,可以得出以下三個結論:第一,我國M2與GDP比率不斷上升,說明我國經濟貨幣化程度已進入較高級階段。第二,我國 M2 與 GDP 的比率成為世界之最,并不說明我國經濟貨幣化水平最高,這是我國金融體系還不完善的結果。我國銀行業相對發達,而非銀行金融業比較落后,社會貨幣收入過多地集中在銀行,造成 M2過度膨脹,而不能及時、合理地分流到證券市場、保險市場和社會保障系統,以促進貨幣供應量級次不斷提升。第三,貨幣對經濟的推動力呈弱化趨勢。
2 M2與GDP高比率的原因分析
2.1 經濟的貨幣化
經濟的貨幣化是指通過貨幣進行的經濟活動比例的不斷增加,而與傳統的物物交換相聯系的非貨幣化經濟比例則不斷下降。貨幣化的關鍵之處在于它會引起對貨幣的額外需求。改革開放以前,在廣大農村地區,實物交易較為廣泛地存在;其后,隨著農村市場的開放,改革向城市和國有企業推進,商品交易領域的擴展和交易媒介貨幣化程度加深,對貨幣需求也迅速增加。有學者估計,在我國改革初期,為了滿足經濟貨幣化對貨幣的需求,每年需要增加貨幣供給6%-8%。居民儲蓄行為的增加,從而貨幣流通速度下降,發展中國家由于貨幣進程較低,所以其M2/GDP增長速度較快。中國由于市場經濟的不斷深化,M2/GDP有不斷上升的趨勢,但是國內學者一般公認到1993年,中國的貨幣化已經差不多,因此可以推斷中國M2/GDP還受其他因素的影響。
2.2 收入分配格局的變化和居民儲蓄的高增長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國民收入宏觀分配格局明顯向居民傾向,個人最終所得占GDP的比重上升。居民收入的增長速度遠高于同期的經濟增長速度;再加上儲蓄存款長期以來一直是我國居民首選的金融資產形式,所以從1978年以來我國的國民儲蓄率一直保持穩定的增長,使得居民儲蓄迅速增長。因為高的儲蓄率會導致儲蓄存款余額和準貨幣總額增加,從而使得M2增加,成為推動M2/GDP上升的主要動力。
2.3 貨幣流通速度的下降
在中國貨幣流通速度不是一個常數,由于經濟的貨幣化以及銀行的不良貸款率較高等原因,在改革開放后的20年中迅速下降。在貨幣流動性下降的情況下,要維持正常的經濟增長,貨幣存量就必須相應的擴張,從而導致M2/GDP的居高不下。由于銀行體制、金融市場不發達等各種原因,我國的貨幣流通速度在改革的20年中迅速地下降,由1978年的3.13驟降到2002年的0.55。
2.4 以銀行為主導的融資模式以及金融工具的單一
當前,盡管我國債券市場及股票市場有了很大程度的發展,但仍然比較滯后。公司債券市場不發達,商業票據市場不發達,企業融資主要靠銀行。導致我國直接融資所占比重仍然較小,企業融資過多的依賴于以銀行信貸為主的間接融資。隨著我國經濟的高速增長以及倒閉機制的影響,銀行體系只能被動供給貨幣以滿足社會對資金的需求,廣義貨幣M2不斷膨脹,由此導致M2/GDP居高不下。
另外,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居民的收入普遍有大幅度地增加,但居民的投資渠道卻相對匱乏,居民缺乏多樣性的投資渠道,再加上國人具有高儲蓄的偏好,及銀行存款的高安全性,使得居民儲蓄余額長期增長。從而導致M2/GDP越來越高。
2.5 金融資源配置效率的低下
金融配置效率的不足必然表現為同等的GDP增長需要更多的貨幣供給來推動,致貨幣化比率的畸高。就其原因,主要可以歸結為兩點:一是金融資源對國有經濟的過度傾斜以及對非國有經濟投入的相對不足;二是占有大量金融資源的國有經濟的效率卻又相對不足。對于我國,銀行主導型的融資結構決定了金融資源的配置主要是通過銀行進行的。由于傳統和體制上的原因,我國的銀行特別是國有商業銀行,融資服務對象仍主要面向國有經濟,以致國有經濟一直是寶貴信貸資源的主要占有者;在直接融資領域,國有經濟也是股票市場和企業債券市場的融資主體,非國有經濟總體上仍然較難通過直接融資方式獲取大量金融資源。這種金融資源過于向國有經濟傾斜的現實無法與我國當前經濟結構的變化相稱。與此同時,大量向國有經濟傾斜的金融資源,卻由于國有經濟的預算軟約束和整體效益的不足而形成大量無法回收的貸款。在這種局面下,為了給經濟運行提供寬松的貨幣環境,保證經濟的持續增長,又必須不斷提供新的信貸,導致M2的膨脹,并自然表現為高的M2/GDP比率,而從中反映出的卻是金融資源配置效率的不足。
2.6 積極的財政政策
我國積極的財政政策下國債的大量增發,即我國積極的財政政策使得大量增發國債,當居民認購國債時意味著M2準貨幣的減少,但是當政府用出售國債的錢全部用于投資和購買時,通常會形成M1增加,同時由于政府投資帶動相關產業的發展這時M2的供給規?；謴驮瓉淼乃讲⑶依^續遞增。導致M2大幅增加并且超過了GDP的增長速度,從而使得金融深化指標持續走高。所以,我國金融深化指標 M2/GDP走高并不代表我國金融發展的結果,而是我國特定的財政政策制度。
2.7 迅猛增長的外匯儲備
近幾年來我國外匯儲備的迅猛增長(見下圖,數據來源于國家外匯管理局網站)也是導致貨幣化比率上升的重要因素。根據貨幣經濟理論,一國的貨幣供給M是國內信貸D與外匯儲備F之和,即:在當前信貸投放增長相對減緩而外匯儲備持續快速增長的態勢下,外匯占款已經成為了我國投放基礎貨幣的主要方式。
我國外匯儲備超常增長的主要原因在于國際收支的雙順差,但在雙順差中,資本賬戶順差占據主導地位。這說明我國外匯儲備大幅度增加除了來自進出口貿易增長外,更多的應歸因于利用外資和國際投機資本大規模進出所帶來的資本項目凈流入,特別是國際游資對人民幣升值的強烈預期而大量流入。很明顯,現階段央行在外匯市場被動地購買外匯儲備已成了基礎貨幣投放的主要渠道,貨幣政策的有效性和靈活性面臨國際收支不平衡的挑戰。這種被動的基礎貨幣投放方式所帶來的問題是,有外匯收入的企業因為結匯而具有較為充裕的資金,這些資金除部分進入生產流通環節外,其余則成為了銀行資金流并大量地反映為銀行存款,從而導致貨幣化比率的進一步上升。
3 總結
總之,造成我國貨幣化比率畸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我們更無法從我國較高的貨幣化比率中得出我國的金融深化程度已經處于較高水平的結論,相反這種高貨幣化現象卻說明我國金融發展中存在著深層次的問題。不可否認,在我國M2/GDP比率不斷攀升并居高不下的這些年,也恰是國民經濟持續快速增長的年份。但從長遠來看,其中所反映的金融結構失衡與金融資源配置效率較低等問題必然會成為我國未來經濟發展的羈絆;并且,這種依靠增發貨幣維系粗放型金融資源配置的模式終究是非良性的,必然會造成風險向銀行體系的過度集中并極易釀成通貨膨脹,不利于宏觀金融的穩健運行與經濟的穩定增長。探尋中國高貨幣化現象之謎,并深究出其內在的原因,對我國的金融發展無論是在理論上還是在實踐中都具有重要的意義。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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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儲蓄率論文范文4
關鍵詞：儲蓄率；社會保障制度；問題；對策
中國要實現2020年宏觀調控目標，需要年均增長7%的速度，誰都知道中國經濟高增長主要是靠投資推動，而投資過熱又得到了高儲蓄率作保障。很多人把中國的高儲蓄率歸咎于老百姓有錢不肯花，而不肯花的原因之一是社會保障體系的不完善。但事實并非如此。
一、中美儲蓄率對比
近日，有媒體稱，中國儲蓄余額接近4萬億美元，儲蓄率高達51.04%。這個比率在全球170個主要國家中排名第2，僅次于富得流油的卡塔爾。
一個國家的總儲蓄額包含政府儲蓄、企業儲蓄和家庭儲蓄。2012年上半年，《中國家庭金融報告》指出：“55%的家庭沒有或幾乎沒有儲蓄，收入最高的5%的家庭儲蓄金額占當年總儲蓄的61.6%?！?/p>
那么剩下的1.536萬億美元如果被13億人均分，人均儲蓄額就少得可憐。因此，大部分中國人，無論是收入還是積蓄都難以承受未來為自己養老的負擔，農村的所謂“新農保”規模只有500多億，僅覆蓋1億多農民，且規模還是杯水車薪。
一言蔽之，中國儲蓄率不斷增高，是因為政府和企業的儲蓄多。家庭儲蓄相對較少，而且絕大多數的家庭儲蓄總額來自極少數的富裕家庭。
對此，不妨比較一下美國有關儲蓄率和養老金方面的數據。美國的超低個人儲蓄率一直受到大家指責，認為是消費過度。事實上，美國的養老金體系非常健全，美國僅個人退休賬戶的規模就達到4.9萬億美元，折合31萬億人民幣，但美國的人口不足中國的四分之一。因此，從養老的角度看，美國個人儲蓄率要遠高于中國。
如果再比較一下中美兩國的政府與企業層面為個人提供的養老保障，則差距更大。首先，中國養老金的構成存在嚴重缺陷，即接近90%的養老金靠政府提供，而商業保險及企業年金等占比很少。而美國養老金來源主要是靠企業（雇主設立養老金），其總資產是政府養老金的5倍。目前中國養老金的累積額僅3萬多億人民幣，占GDP的比重不足7%，而美國政府、企業和個人三個層面養老金相加的總資產超過18萬億美元，占GDP的比重超過120%。因此，中國眼下無論是居民儲蓄還是政府和企業提供的養老金，其規模都不足以為未來老齡人口提供養老保障。
二、我國社會保障制度存在的主要問題
（一）社會保障資金方面的問題
1、資金總額不足
最新的第六次人口普查數據說明，65歲及以上人口占8.87%，老齡化還在逐步加快，參加社會統籌的企業離退休人員每年都在不斷增加，養老金支出數額越來越大。而社?；鸬陌l展速度并不能跟隨得上我國社保的發展速度。也就是說，許多利國利民的措施并不能徹底的貫徹到實處。
2、資金管理存在問題
我國現行的社會保障管理體系極其分散，職能相互交叉，對于社會保障的責任劃分不夠明確，這樣容易發生籌資過程中的矛盾和造成各部門之間對權利的相互攀比、責任的相互推諉。另外，我國的社會保障體制規范性不強，資金管理分散，缺乏有效的監督制約機制，擠占、挪用甚至揮霍浪費的現象時有發生。此外，對社會保險基金沒有納入財政統一管理，省級地區間基金調劑受到了很大限制。
3、社保執行成本高
我國目前用于基本養老、基本醫療、失業補助等社會保險項目的社會保障資金仍以“費”的形式征收，其強制力不夠，很難取得被征收單位和個人的有力配合和支持。此外，社會保險費的征繳管理和監督檢查工作是由勞動和社會保障行政部門負責。從整體上看，我國現行社會保障的法律、法規不健全，社保工作在許多方面只能靠行政手段予以推行，致使社會保障資金籌措和管理很不規范，執法的剛性不強，強制性較差，繳費人逃避規費行為時有發生，企業拖欠偷逃現象日趨嚴重。
（二）我國社會保障制度發展的二元化和地區間發展的不平衡
我國發達的城市經濟與欠發達的農村經濟同時并存，現代工業與傳統農業同時并存。這是典型的二元經濟結構，這種二元經濟結構決定，我國過大的城鄉差別制約著社會保障總體水平的提高。我國經濟發展呈東、中、西梯度發展態勢，東部地區經濟發展水平明顯高于中西部地區。社會保障的地區發展亦極不平衡。發達地區人均全年離退休金比欠發達地區高161.5%。在現階段看來，短期內不僅不會縮小這種差距，反之這種差距會越來越大。
二、應對問題的對策
（一）要加強社會保障方面的立法工作
社會保障立法是關系保障制度改革的一個根本性問題。只有完善立法，才能使社會保障制度規范化，并覆蓋到全社會。以立法方式謀求長期解決社會保障困難，應是社會保障制度改革的首要基礎工作。結合我國具體實際，首先應當根據憲法盡快制定我國社會保障立法體系。這個社會保障立法體系，應當包含公民社會保障的基本權利法案和各項專門的社會保障法案。其次，應當盡快制定和完善農村社會保障立法體系。
（二）改革和完善現行管理體制
由中央政府的社會保障職能部門統一制定社會保障基本制度，并由各級政府的社會保障專管機構統一管理社會保障基金和社會保障對象，只有實行集中統一管理。才能站在社會保障事業的全局乃至國民經濟社會發展的全局保證社會保障制度能夠有效地運行，發揮其“安全網”和“減震器”的作用，保持社會穩定。
（三）擴大社會保障基金征收范圍，盡快建立廣覆蓋、多層面的社會保障征收體系。
我國目前的社會保障制度在諸多方面已不適應經濟形勢發展的要求，覆蓋面過窄，征繳率較低，造成了社會保障基金總體支撐能力不足，獨立于企業之外的社會保障體系離現實要求相差甚遠，同時也造成了不同所有制企業的費稅負擔不一，不利于建立公平有序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新秩序。因此，應盡快把外商投資企業、私營企業和個體工商戶納入統一的社會保障繳費主體。
（四）應貫徹城鄉有別的政策
長期以來，我國農村人口的社會保障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由國家和政府承擔的。農民的社會保障，基本上是傳統宗法式、家庭自我保障和集體經濟內部社團性互助保障相結合?，F在呼吁農村社保建設的呼聲越來越高，現階段進行城鄉社保體系一體化改革的條件很明顯沒有達到。目前在農村還是應該主要依靠家庭，其次再由社會負擔一部分社保壓力。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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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儲蓄率論文范文5
論文關鍵詞：CPI貿易順差流動性過剩
論文摘要：流動性過剩已經成為很長一段時閻以來人們所關注的重點，這主要是由于流動性過剩對現階段的經濟發展構成了一定的阻礙，給人們的日常生活帶來了諸多不便。本文通過近年來所存在的一些經濟現象引出了流動性過剩，詳細闡述了流動性過剩的表現、產生原因以及對策。
一、流動性過剩的表現
所謂流動性過剩，簡單地說就是貨幣當局貨幣發行過多、貨幣量增長過快，銀行機構資金來源充沛，居民儲蓄增加迅速。在宏觀經濟上，它表現為貨幣增長率超過GDP增長率；就銀行系統而言，則表現出銀行超額儲備過多，具有很強的放款能力。
(一)CP!居高不下
從2007年底到目前為止，給人印象最深刻的，相信就是各種商品價格的飛速上漲，其速度和程度令人乍舌。尤其明顯的是生活類用品，以前所未有的價格和漲勢呈現在我們面前。物價的持續上漲已經成為當前影響我國經濟發展與社會和諧的重要問題之一。自2007年開始，全球性的糧食價格、食油價格的上漲以及石油、礦產品等資源性商品的價格上漲傳導到了國內，而國內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流動性過剩，也導致了國內消費商品價格的持續上漲。2007年全年的CPI上漲了4.8％，成為自1996年以來增幅最高的一年。而由于CPI是一個滯后指標，如果僅用全年CPI的平均數來拉低CPI過高的嚴重性，實際上可能導致一種政策上的失誤。因為，自2007年3月以來，居民消費價格總水平持續攀升，從8月至12月，同比增幅連續5個月在6％以上。而2008年的情況更為嚴峻，第一季度CPI上漲了8％，第二季度CPI雖有所下降，但也達到了7.7％。居民消費價格的過快上漲，已經成為當前經濟生活中的突出矛盾。
國家統計局總經濟師姚景源認為，這輪由食品帶動的物價上漲，雖然是結構性的和階段性的，但形成原因很復雜，既有國內因素也有國際因素。由于2007年的物價在高位運行，對2008年的滯后影響很大，再加上受國際市場大宗商品價格上漲、國內市場需求旺盛等因素影響，2008年價格總水平上漲的壓力仍然較大，完成防止價格由結構性上漲演變為明顯通貨膨脹的任務相當艱巨。
(二)巨額貿易順差
根據中國海關總署的2007年中國外貿進出口數據，中國的對外貿易順差達到2622億美元的歷史高位，較2006年的1774.7億美元增長了47.7％，位居世界第一。中國對外貿易總量則首次突破2萬億美元大關，達到21738億美元，較2006年增長23.5％。其中出口為12180億美元，較上年增長25.7％；進口9558億美元，較上年增長了20.8％。在經過一系列的宏觀調控政策以及其他一些因素的影響之后，2008年前7個月我國貿易順差累計為1237.2億美元，較上年同期下降9.6％，凈減少131億美元。截至7月底，我國對外貿易進出口總值達14821.1億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長26.4％。其中出口8029.1億美元，增長22.6％；進口6792億美元，增長31.1％。進入21世紀以來，我國宏觀經濟持續數年保持了超過10％的快速增長速度，而在快速增長的同時，宏觀經濟結構性的失衡也明顯暴露出來，這種失衡主要表現在投資拉動經濟的比重過大，而國內消費雖然增長快速，但消費對經濟增長的拉動比重相對較?。辉谶@樣的格局下，經濟對出口存在過多的依賴，而在美國經濟出現放緩和國際貿易摩擦加大的情況下，過多的依賴出口將使我國經濟存在一定的風險。同時，對出口貿易的過度依賴，國際貿易順差的過快增長，則已經成為貨幣流動性過剩的主要根源。當前，外貿順差仍然很大，外匯占款過多，加劇了流動性過剩，進而又會支撐投資擴張，成為工業化特別是重化工業增長過快的重要原因。順差過大導致的國際收支不平衡問題，成為經濟發展中一個突出矛盾。外貿增長方式粗放、國際貿易摩擦壓力加大等問題也日益凸顯。
從上述這些現象來看，能夠反應出當前中國經濟所存在的一些反常的金融現象，人民群眾收入不斷提高而消費率不斷下降；人民幣國際購買力提高，國內購買力卻在下降。而導致這些反常金融現象的原因就是流動性過剩。
二、流動性過剩的成因
當前的流動性過剩表面看是資金問題，實際卻是經濟運行中諸多矛盾和問題的綜合反映，是內外經濟失衡下對內對外多種政策、體制不夠合理、完善所共同產生的結果。
(一)引進和利用外資的政策不合理
流動性過剩是我國內外需求關系不平衡加劇，國際收支盈余型失衡居高不下的結果，這與我國引進和利用外資的政策未能及時調整有著密切關系。目前我國開放型經濟已經進入轉型期，但是無條件鼓勵外資流人的做法依舊存在，沒有得到適當的控制。在現行經濟管理體制下，為了追求高經濟增長目標，政府依然保持著對重要經濟資源的配置權力，因此在經濟增長指標的壓力下，就很容易動用手中掌握的資源來擴大投資擠占消費，從而加劇了總供求、結構供求和生產與消費日益尖銳的矛盾。于是政府出于政績，企業出于生存，必然是千方百計擴大出口、招商引資，各級政府竟相出臺地方優惠政策吸引外資，為其提供減免稅、廉價土地、超低價勞動力等，甚至一大批高耗能、高污染和大量消耗短缺資源的外資企業也順利進入中國，造成了外資增長的巨大“外部不經濟”。與此同時，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QFII)與合格境內機構投資者(QDII)制度的試點開放不同步，越發加劇了資金流出入的不平衡，從而加劇了流動性過剩的壓力。
(二)存貸款利率過低且存貸差過大
由于國內外學術界普遍認為是儲蓄率過高導致了消費率過低，因而央行在政府管制下一直保持著低利率的金融緩和政策。在低利率政策之下，經濟體系內到處都充斥著廉價的資金，所有的資金都在尋找出路，因此過多的流動性使大量資本在金融市場以及房地產等實物資產市場上尋求投資獲利空間，推動資產價格上揚。實際上，在目前的人口結構下實施的低利率政策，不會使國內居民儲蓄下降，相反，卻同時造成了國內銀行體系的流動性過高。管制下的低利率政策使得社會財富迅速地向房地產等資金密集產業轉移，使得居民財富迅速減少，消費力不斷下降，從而整個金融系統資金流動性過剩進一步增強。由于資本稀缺性一直是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的最大阻礙，所以通過市場競爭機制來決定資本利率的高低，讓有效的投資得到所需要的資金，讓無效的投資在競爭中淘汰，這樣稀缺的資本效率才能有效地加以體現。因此如果不改變中國的低利率政策，不發揮金融市場價格機制的作用，宏觀調控要想達到所期望的目標是很困難的。
(三)外匯儲備管理體制單一
近年來流動性過剩的直接原因是外匯占款的過快增長。由于十多年來持續的巨額貿易順差、利用外商直接投資水平的不斷攀升，加之升值預期、本外幣正向利差的作用，短期國際投機資金也大量涌入，使得央行的外匯儲備隨之持續快速增長。從1994年的516億美元，到2006年末的10663億美元，而2007年末已達15280億美元，比上年增長43.3％，繼續穩居全球第一。如此巨額的外匯儲備將給中國的經濟運行帶來種種負面影響。最為突出的是，外匯儲備持續攀升引起的外匯占款會改變我國基礎貨幣的投放，增強貨幣供給的內生性，給中央銀行的貨幣政策調控帶來巨大的壓力，引起貨幣政策和匯率政策之間的沖突，進而間接影響到宏觀經濟的穩定性。在各種途徑涌入的外匯持續增長的情況下，央行在形成外匯儲備的同時也被迫投放了等值的基礎貨幣，因而就為銀行體系注入了巨額流動性。由于我國外匯管理政策不夠完善，總體上是資金流入容易，而流出較難。強制的結售匯制度，使公眾不能任意持有外匯，導致在銀行間外匯市場上表現為外匯持續供大于求。與此同時由于匯率政策調整滯后，匯率變化幅度的限制過于嚴格，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缺少彈性，難以真實反映外匯供求水平，使由供求形成的價格與實際相背離，不能有效發揮匯率對外匯供求的調節作用，從而加劇了流動性過剩。
三、綜合性應對流動性過剩的政策調整
為了從根本上解決當前我國流動性過剩問題，有效緩解內外部經濟失衡的逐漸加劇，只憑借央行的貨幣政策調控是無法達到預期效果的，必須加快政策調整步伐，采取綜合性措施共同作用，形成政策合力逐步加以化解。
(一)積極調整涉外經濟金融政策
加快調整涉外經濟金融政策，抑制貿易順差過快增長，促進國際收支平衡。首先，加強對外資投向的引導，努力創造內外資企業公平競爭的環境，提高利用外資的質量和效率。對外資進入要按產業制定相應的限制條件，同時對經常性貿易要在產業、時間、數量上制定相應限制條件。減少甚至禁止高耗能、高污染和資源性產品的出口，鼓勵增加高新技術及資源性產品進口。例如，從2007年7月1日開始，財政部調整2831項商品的出口退稅政策，其中取消了553項“高耗能、高污染、資源性”產品的出口退稅政策，降低了2268項容易引起貿易摩擦商品的出口退稅率。其次，有序有效擴大對海外的產業投資、金融投資和資源開發性投資，并努力完善服務和監管體系。最近，銀監會、證監會先后放寬了QDII(合格境內機構投資者)境外投資范圍，從中可以看出，涉外經濟金融政策正在因勢而變。
(二)提高存貸款利率并縮小存貸差
在我國人民幣升值幅度較小、外貿出口仍然保持強勢、CPI和資產市場價格膨脹、宏觀經濟高速增長的經濟形勢下，繼續實行低利率甚至負利率政策顯然是缺乏適當理由的。首先，為了化解流動性過剩，抑制資產價格的快速上揚，使經濟過熱、投資過熱、銀行信貸快速擴張從根本上加以逆轉，其關鍵就在于限制銀行金融杠桿對資產市場投資者的便利性，盡快上調利率，讓銀行信貸利率水平達到民間信貸市場的水平。其次，在利率上調的同時，還必須在很大程度上縮小銀行存貸差，縮小存貸差不僅可以使銀行減小對政策保護的依賴，以促進其自身市場生存能力提高，也可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其過度的放貸沖動，同時也有助于吸引資金回流，抑制資產價格的過快上升，防止物價從結構性上漲走向全面上漲，避免經濟由偏快轉向過熱，從而保持國民經濟的平穩運行
居民儲蓄率論文范文6
摘 要：本文基于江西省2002年—2013年的11個市的農村居民面板數據，對江西農村居民的預防性儲蓄行為進行實證研究。我們發現，江西農村居民存在顯著的預防性儲蓄行為。農民對未來收入的不確定性及支出不確定性對他們當期的消費產生了較大影響，不確定性越大，消費越少。而且農戶在對當期消費做出選擇時，消費習慣成為了一個不可忽視的因素。
關鍵詞 ：預防性儲蓄 不確定性 消費習慣
一、引言
改革開放30年以來，與投資驅動的中國經濟高速增長伴隨著的是儲蓄率持續大幅攀升的現象，該現象被成為“中國儲蓄之謎”。那么，是否也存在著“江西儲蓄之謎”，答案是肯定的。繼1978年以來，江西省生產總值持續攀升，1978年為87.00億元，2013年為14338.50億元，在價格不變的基礎上，是1978年的31.98倍，經濟高速增長。1980年江西居民的消費支出為68.45億元，2012年居民的消費支出為4753.79元，是80年的69.45倍，而且2013年江西省城鄉居民的人均年末儲蓄存款余額為21549元，1978年為13元，30年增長為原來的1888.38倍。
為什么人們的收入增長如此之快，消費卻跟不上呢？而是急切的傾向于儲蓄。而且儲蓄增長的速度遠遠超過了收入增長的速度？預防性儲蓄理論可以解釋這個現象，當行為人未來的勞動收入不確定時，那么行為人會較收入確定的情況，減少消費，增加儲蓄。而因不確定性增加的這部分儲蓄被稱為預防性儲蓄。國內外對預防性儲蓄理論的研究主要圍繞三個方面進行。
第一個方面是圍繞預防性儲蓄內因的研究。Leland（1968）是預防性儲蓄研究的奠基者，他使用一個兩期數理模型證明了：如果未來收入是不確定的，當效用函數的三階導數大于0時，消費者將會較收入確定情況時額外地多進行一部分儲蓄，而這部分儲蓄就是出于謹慎動機而進行的預防性儲蓄。Deaton（1991）發現，如果把不確定性引進流動性約束假說，預防性儲蓄動機就會激勵那些面對流動性約束的行為人進行儲蓄。萬廣華（2003）等人以中國農村居民微觀數據測定了中國農村居民的儲蓄行為，發現流動性約束是制約農戶消費的主要因素；羅楚亮（2004）利用1995、1999、2002年的城鎮入戶調查數據研究，發現城鎮居民受到經濟轉軌時未預期到的醫療、教育等改革的影響，而產生了很強的預防性儲蓄動機；Filippo Pericoli和Luigi Venture（2012）研究了家庭解體對預防性儲蓄是否有影響，他利用了意大利關于收入和財富的相關數據，建立了一個概率模型來估計婚姻分裂的可能性。
第二個方面是圍繞預防性儲蓄強度的研究。Miles Kimball（1987）定義了絕對謹慎度系數和相對謹慎度系數，其目的是幫助研究不確定性對期望邊際效用的影響，并以此來衡量預防性儲蓄動機強度。龍志和與周浩明（2000）利用Dynan（1993）構建的理論模型框架，采用1991—1998年分地區的消費、收入與物價數據構成的面板數據對我國城鎮居民的相對謹慎性系數進行了估算。他們發現我國城鎮居民的相對謹慎性系數約為5.2，由此得出我國城鎮居民在這期間存在較強的預防性儲蓄動機的結論，但是施建淮與朱海婷（2004）從標準的理性消費者預期效用最大化模型出發推導出消費函數的一個顯式解和衡量預防性動機強度的公式，結果是相對謹慎性系數約為0.878。Manuela Deidda（2014）調查了可能導致預防性儲蓄的流動性約束在意大利的情況。用了收入增長的主觀差異的指標以及大量調查結果顯示的流動性約束指標來衡量預防性儲蓄動機的強度。
第三個方面是圍繞預防性儲蓄地區差異及其時序變化的研究。易行?。?008）選取中國農村居民1992—2006年間的分省面板數據，對我國農村居民預防性儲蓄動機的地區差異進行實證檢驗。周紹杰（2010）利用中國城市居民家庭的調查數據（1988—2003）構造合成面板數據，然后用兩階段最小二乘法（OLS）進行檢驗，比較跨期之間代與代之間相對謹慎系數的差異。
國內國外關于預防性儲蓄研究的指標都存在選取片面，數據不完全等問題。他們采用的研究方法需要完善，大多數研究都是基于理論的分析，缺少實證檢驗。且部分研究尚無定論，如儲蓄性動機的重要性，流動性約束的研究等。
本文基于2003年—2012年江西11個市的農村居民面板數據，建立面板模型，對江西農村居民預防性儲蓄的內因進行定量分析。結合理論分析與實證檢驗。本文第二部分為模型設定，第三部分為數據與模型估計，第四部分為結論。
二、模型設定
（一）預防性儲蓄模型
Zeldes(1998a)，Caballero(1991)，Dynan(1993)等，基于跨期最優，建立了一生效用最大化的理論模型，可是由于現有技術問題，模型無法求解，Carroll（1998）在他們的基礎上，利用計算機數值模擬技術，提出了儲蓄的緩沖存貨理論。而一些學者，根據緩沖存貨理論，設定了財富持久收入比恒等式。這已經被很多學者使用，包括Carroll 和 Samwick(1998)、Lusardi(1998)、Engen 和Jonathan(2001)、Dynan 和 Krane(2003)等。
（二）面板數據
上述模型為截面數據模型，而在實際應用中，面板數據較截面及時間序列數據有更優良的性質。其優點列舉如下：通過使用因調查對象的不同而不同的變量，面板數據可以研究不同對象單位之間的異質性；通過時間序列和橫截面數據的混合，面板數據提供“更加有信息價值的數據，變量增加變異性，變量之間的共線性削弱了，并且提高了自由度和有效性；通過對重復橫截面數據的研究，面板數據更適用于對變化動態的研究；面板數據能夠更好的檢測和度量純粹使用橫截面數據或時間序列數據所無法觀察到的影響；面板數據能夠使我們對更加復雜的行為模型進行研究；通過使用數千個單位，面板數據能夠將偏差降到最低。
（三）江西農戶預防性儲蓄模型
基于以上考慮筆者選擇使用2003年至2012年間江西各設市的農村居民微觀面板數據進行研究，且結合前期調研情況，通過250份江西農戶預防性儲蓄動機調查問卷，筆者發現，江西農村居民在進行儲蓄時，會因為未來支出的不確定性，及節約習慣等而儲蓄。所以在設定符合江西農村居民的模型時，適當的增加了影響預防性儲蓄的變量。模型如下：
三、數據與模型估計
（一）數據與變量說明
利用江西省南昌市、九江市、鷹潭市等十一個市的2003年-2012年的“農村年人均消費水平”表示農戶消費水平，利用“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持久收入，然后計算了消費收入比，數據來源為《江西統計年鑒》。之所以沒有直接利用財富收入比，是因為沒有找到較好的財富的變量，從而為了減少模型的誤差，可從其對立面考慮問題，因為預防性儲蓄，人們會減少消費。消費數據可直接獲得。
對于收入不確定性的度量，引入“收入離差”的概念，定義：
對于支出不確定性的度量，主要考慮由于價格因素導致的支出不確定性，所以，利用2003年-2012年各設市的“居民消費者價格指數”支出不確定性。數據來源為《江西統計年鑒》。
對于消費習慣，承認人們的加性消費習慣，所以，利用滯后一期的“農村居民年人均消費水平”。
（二）模型估計與經濟說明
筆者使用Eviews 6.0對模型進行估計，鑒于本文主要研究江西省整體預防性儲蓄的狀況，采用混合模型對其進行回歸，當然，筆者考慮過橫截面及時間固定效應模型及隨機效應模型，由于其系數在統計上是不顯著的，所以不宜使用這些估計方法?；旌瞎烙嫿Y果見表1：
從表1可以看出，所有的t大于5%的顯著性水平下的臨界值，而且P值很小，接近0，從而所有的系數在統計上都是顯著的。也就證明江西農村居民的預防性儲蓄行為確實存在，而且與他們面臨的收入不確定性，支出不確定性、消費習慣有關，其不夠高，但不影響結論。其值比較高，說明數據之間不存在序列相關，性質良好。
還可以看到，收入不確定性的系數為負，表示其與消費收入比成反比，收入不確定性每增加一個百分點，消費就會減少0.0001個百分點。而這與先驗信息是一致的，收入不確定越大，人們的消費就越少，預防性儲蓄就越多。支出不確定性的系數也為負，也與先驗信息一致，支出的不確定性越大，消費越少，預防性儲蓄就越多。習慣性消費系數為正，表示以往的消費習慣對當期消費產生了正的影響，與實際相符。每增加一個百分點，消費也就增加0.306723個百分點。
四、結論
本文的實證分析表明江西農村居民的預防性儲蓄受三個因素影響：收入不確定性、支出不確定性和習慣性消費。其中收入不確定性和支出不確定性對預防性儲蓄有正的影響，習慣性消費對預防性儲蓄有負的影響。
人們無法完美的預測未來的收入，實際收入與預期收入之間總是存在著或多或少的差距，未來收入不確定性越大，人們為了保證以后的消費水平而進行的預防性儲蓄也就越多。
江西農村居民的收入不確定性主要與江西農村居民的收入結構，農產品的市場風險，自然風險，以及江西的二元經濟結構有關。江西農村居民收入多元化的發展狀況，直接影響著收入不確定性，多元化的收入結構能夠相對降低農村居民的收入不確定性，而且，農產品市場的供求關系，政府相關的農業扶持政策，以及自然災害等會增加收入的不確定性。值得注意的是，現代工業部分與傳統農業部分形成的江西二元經濟結構，使得大部分農村剩余勞動力進城尋找就業機會，而就業機會隨著城市對民工的需求量的變化變化，并且他們可能受到的不公平待遇，如拖欠工資，收費等。因此，農民工進城工作的收入的暫時的，不穩定的，而這又增加了江西農村居民的收入不確定性。
降低江西農村居民的預防性儲蓄，需要減少他們對未來收入的不確定性。本文提出以下幾點建議：第一，繼續加強江西農村居民收入結構的多元化發展，使得收入來源多樣化，如：工資收入、家庭經營收入，財產性收入及轉移收入等。第二，發展和規劃江西農產品的批發市場，通過價格等各種信息服務，協調生產與銷售關系，供給與需求關系。第三，發展江西農村專業合作經濟組織，逐步替代傳統的農業合作社，向專業化，一體化生產靠齊，減少交易費用。第四，完善江西勞動力市場，建立完備的就業信息體系，提供足夠的就業機會，同時，可通過適當的培訓機制，提高江西農村居民的勞動力素質。
支出不確定性也是江西農村居民預防性儲蓄的主要影響因素，本文主要考察了由于價格因素導致的支出不確定性，支出不確定性越大，人們的預防性儲蓄也就越多。
江西農村居民的支出不確定性主要與江西農村居民的養老保障制度，教育、醫療支出有關。江西目前的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雖然在一定程度上發揮了作用，但是力度不夠，補貼金額相對較少，農村居民還得依靠收入，增加儲蓄，防老養老。江西已實行了九年義務制教育，盡管減少了農村居民的教育支出，但是高中及高中以上的受教育階段的費用仍是一筆不小的開支，子女必須依靠家長從現有的收入中增加儲蓄，來負擔未來的教育支出。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也存在社會滿意度低，保障水平低的問題。
針對江西農村居民支出不確定性的問題，本文提出以下幾點建議：第一，建立完善的江西農村居民社會養老保障體制，提出切實可行的保障計劃，使得江西農村居民的基本生活得到保障。第二，努力發展教育事業，適量建立農村居民子女的高等教育基金，提高高等教育獎助學金的金額及覆蓋率。第三，改善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切實提高服務水平。
消費習慣在預防性儲蓄理論中是一個不可忽視的因素，由于消費習慣的存在，或者某種程度上可以說儲蓄習慣的存在，人們會多進行一部分儲蓄。這在江西農村居民中完美的體現出來了。人們的當期消費往往和過去的消費有關，會形成一種慣性，表現為消費曲線一般較平滑。所以本文利用滯后一期的消費水平消費習慣。本著節約，子孫傳承等傳統觀念，江西農村居民傾向于減少消費，增加儲蓄。江西省應大力提倡積極消費，合理節約的思想，改變江西農村居民的傳統觀念，促進消費，真正的提高農村居民的幸福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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