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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幸福感調查報告范文1
掀起一輪輪“幸?！睙岢钡碾m然是幾個不同的研究機構的研究報告，但引起人們的思考卻是一致的――我國人均GDP已經達到1700美元，國人對生活品質的追求發生了怎樣的變化？政府在從全能政府到有限的服務型政府的轉變中，怎樣滿足財富增加后人們不斷變化的幸福感？
來自官方的數據顯示，中國城鎮居民恩格爾系數也從2000年的39.4％，下降至2004年的37.7％。這一系數雖然與發達國家30％以下的水平相比仍有距離，但專家在比較后指出，目前中國城鎮居民恩格爾系數水平達到了啟動以居民住房消費和交通、通訊消費為標志的居民消費結構升級的臨界點。
上世紀70年代的手表、縫紉機、自行車，80年代的彩電、冰箱、洗衣機，直到近5年，老百姓正進入到一個以教育、購房、買車為主要內容的新“三大件”消費時期，這種變化是否讓人們感到更幸福？
2005年年底，中國社科院的經濟藍皮書《2006年：中國社會形勢分析與預測》中的分報告《2005年中國居民生活質量調查報告》稱，在對生活幸福感的調查中，七成城鄉居民感覺生活是幸福的，同樣，也有七成城鄉居民對未來生活持樂觀預期的態度，認為未來生活會“變得很好”或“變得比較好”。
但有意思的是，這次調查發現，越來越多的人認為財富并非幸福感的決定性因素，個人經濟狀況滿意度、個人職業狀況滿意度、個人社會保障滿意度和養老憂慮是影響居民總體生活滿意度的重要因素。
2006年年初，中歐國際工商學院也了一份與幸福有關的調查，他們的數據表明，一個城市的平均收入水平與居民對其城市的幸福度沒有顯著的關系。與收入水平和賺錢機會相比，城市的生活節奏、便利程度、人情冷暖、自然環境等軟性因素對城市幸福度的影響更大。
其實，經濟學家、心理學家們從對國外發達國家的發展歷程的研究已經證實，當人均GDP達到一定水平后，財富將不再是人們感到幸福的絕對要素。
國外的一些經濟學家提出，當GDP和民眾的幸福感之間不再有聯系的話，政府的政策還要僅僅致力于讓GDP處于上升軌跡嗎？
2003年，當我國人均GDP突破1000美元時，學界有這樣的聲音，稱我國面臨兩類轉變：一方面是當人均GDP處于1000美元~3000美元時，我國正處在從一般溫飽社會向全面小康社會過渡的關鍵時期，公共需求逐漸由消費型向發展型升級；而另一方面，我國還面臨著政府職能轉變，逐漸從全能政府到有限的服務型政府轉變。
兩類轉變的交叉點是政府怎樣通過轉變職能滿足老百姓公共需求的升級，專家的另一個說法是，要讓改革的成果真正惠及百姓。
劉玉文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學的退休研究員，最近，他寫給國家發改委關于“十一五”規劃的建議被放到了這個部門的政府網站上。他說：“要實現小康，首先要解決就業這個頭等大事。只有充分就業，才有收入來源，才有可能去支付衣、食、住、行、娛樂、教育和醫療的費用，才談得到實現小康。同時要提高社會福利保障水平。”
或許在劉玉文看來，就業和福利是幸福的基礎，也是他希望政府“十一五”期間做的民心工程。其實“十五”期間，我國在就業、社會保障方面已經有了一些值得圈點的數字，官方的數據是2005年年末，全國城鄉就業人員達到7.6億人左右，比“九五”期末增加了4200萬人。
積極的就業政策實施幾年來，在促進就業特別是國企下崗失業人員再就業方面發揮了作用。“十五”期間，有1800萬國企下崗失業人員實現了再就業。
盡管專家們認為，民眾的公共需求正在由消費型向發展型升級，但政府部門并沒有停止對提高百姓吃穿住行品質的關注。
瘦肉精、吊白塊、農藥殘留……在人們的飲食越來越豐富的今天，在食品生產加工和流通領域中，一些企業受利益驅使，鉆了國家標準缺失的空子，偷工減料、以次充好。
居民幸福感調查報告范文2
關鍵詞：泉州；外來務工人員；幸福感
當前幸福感問題引起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無論是中外學界還是各級政府，都將幸福感問題納入重要的研究范圍。在這一背景下，外來務工人員的幸福感問題也逐漸進入人們的視野，國家統計局的報告顯示，2009年度全國農民工總量為22978萬人。這一龐大人群的幸福感問題關系到全國各地社會的健康和諧，但目前相關的研究還處于起步階段。本研究選取泉州外來務工人員的幸福感為視角，對這一現實問題作一粗淺探討。之所以使用“泉州外來務工人員”的提法，而非籠統的“泉州農民工”，是因為考慮到泉州經濟文化環境的特殊性，外來務工人員的幸福感問題更加復雜和影響深遠，且這樣圈定范圍會使研究更有針對性。
一、泉州外來務工人員的幸福感對本地區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意義
（一）幸福感研究及其在當今社會的重要地位
人們對幸福感的研究由來已久，從亞里士多德提出“幸福是終極的和自足的，它就是一切行為的目的”，到1950年代幸福感研究在美國的興起，幸福始終是人類關注的話題。西方現代意義上的幸福感研究以華?威爾森（WannerWilson）在1967年撰寫的《自稱幸福的相關因素》為標志，該文對當時有關幸福感的研究進行了回顧與總結，并深入分析了什么是幸福，經濟增長是否一定會導致幸福感水平增加等問題。其后幸福感的研究經歷了從基礎的調查描述到幸福理論的建構，再到精確測量量表的制定等，逐漸形成較為成熟的體系。目前研究者大多認同Diener的概括：所謂主觀幸福感，是個體“根據自定的標準對其生活質量的整體性評估”。
我國對幸福感的研究始于1990年代，并迅速引起廣泛關注，如學術界對幸福理論的熱烈探討和系統整理；杭州、西安等地紛紛開展居民幸福指數的測量；深圳把樹立“幸福感”作為發展的新標尺，近年來關于幸福感的論文更是不勝枚舉。由于我國研究幸福感的時間不長，各地的研究依據和測量方法不一致，而幸福感的特殊性又使得本土化的研究理論和工具至關重要，所以各地的研究結果雖具較大參考價值，但可比性較差，說服力不強。而且，對外來務工人員這個弱勢群體的幸福感進行專門研究的并不多見，因而在這方面的深入探討尚有較大的空間和價值。
（二）提升外來務工人員的幸福感，對促進泉州社會的健康發展有著重要意義
泉州外來務工人員超過百萬，占全市人口近1/5。他們從最基層支撐起泉州各行各業特別是工業的發展。這些外來務工人員的幸福感，是衡量泉州社會是否健康發展的一個重要晴雨表。提升他們的幸福感，既可以保障其基本權益，同時也可以提高其工作效率，保持社會的和諧穩定。對于泉州這個擁有眾多中小加工企業的城市來說，正常發展更是離不開廣大外來務工人員，這一點在曾經發生過的“民工荒”中得到深刻驗證。2003年的“民工荒”使得泉州當時的缺工量最高時曾達到了十幾萬人之多，直接影響到企業的順利運行。后來經多方努力，問題得到解決，但隱憂仍然存在。統計數據顯示：2009年在東部地區務工的外出農民工為9076萬人，比2008年下降8.9%；在中部地區務工的為2477萬人，增長33.2%；在西部地區務工的為2940萬人，增長35.8%。在這種情況下，關注外來務工人員的幸福感，對促進泉州這一東南沿海城市的健康發展顯得尤為重要。
（三）對提高泉州的知名度、促進海峽西岸經濟區建設起到重要的宣傳作用
近年來，隨著和諧社會的理念逐漸深入人心，各地政府部門也意識到強調幸福感的重要性，紛紛組織學者研究探討本地居民的幸福感問題，重視幸福感的評選、排名，那些幸福感較強的城市較好地提升了本身的知名度和影響力。當前，海峽西岸經濟區的建設和發展受到全國矚目。為推動經濟區的健康發展，社會各界付出了巨大努力并取得初步成效。而海峽西岸經濟區建設取得成功的一個重要環節，就是把經濟區的良好形象塑造起來并宣傳出去。泉州作為該經濟區建設的重要陣地，本身的形象和對外宣傳都具有深遠影響。
在這方面，外來務工人員也是一個重要窗口，他們來自全國各地，是泉州與外界溝通聯系的重要渠道，盡管他們大多來自基層社會，但對應的面相當廣，且近年來各界對農民工問題一直熱切關注，更容易產生廣泛影響。外來務工人員的幸福感越強，其宣傳效果無疑會越好。反之，如果不重視這些外來務工人員的幸福感，導致問題迭出，其負面影響也是毋庸置疑的。
二、泉州外來務工人員幸福感的狀況
泉州外來務工人員在幸福感方面存在一定優勢，有些措施和政策還走在全國前列，但也有和其他城市通常存在的一些共同問題，以及泉州本地的特殊問題。近年來，泉州地方政府和企業對外來務工人員有針對性地采取了系列措施，特別是2003年的“民工荒”之后，泉州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視，幾年間連續出臺多項優惠政策，改善用工環境，維護農民工權益。這些措施的實施，有力地保障了泉州外來務工人員的權益，使其幸福感有顯著提升。具體方面這里不再一一列舉。以下主要指出泉州外來務工人員在幸福感方面遭遇的特殊問題。
（一）泉州外來務工人員在幸福感方面面臨的主要問題
外來務工人員的幸福感有其獨特性，影響其幸福感的一個重要因素就是歸屬感和認同感?？紤]到這一因素，泉州外來務工人員在幸福感方面還是存在較多問題，特別是一些深層次的問題。首先來參考全國其他地方農民工在幸福感方面遭遇的問題：章洵在武漢的研究發現：相對于過去在農村來講，認為自己“更加不幸福”的比例有所上升；另據吳靜對浙江農民工的調查顯示：新生代農民工幸福感指標大大低于浙江居民幸福平均分。
這些研究數據顯示，在影響外來務工人員幸福感的因素中，與本地城市居民和本地文化的融合問題才是一個深刻而復雜的難題，如感覺城里人瞧不起自己、社會不公平、與在農村相比更加不幸福等，其實說到底都是這個問題。本研究在對泉州部分外來務工人員的調查走訪中也發現，相當數量的人認為與泉州本地居民之間存在很大的隔閡，如他們也明顯感覺到本地居民自我優越感很強，瞧不起自己，而且本地居民之間普遍使用閩南語方言交流，他們完全聽不懂以至于交流障礙巨大，距離感更強。這些問題都屬于較深層次的問題，單靠普通的行政手段無法從根本上解決。
（二）泉州經濟文化環境的特殊性加劇了這一深層次問題
在泉州的企業中，中小企業民營企業和家族企業占主導。由于受客觀條件的制約，中小民營企業在原始創業階段，通常無法營造良好的文化環境并對員工進行充分的人文關懷，當前這些企業在文化建設方面取得了很大進步，但這一背景因素在今天也還有一定的影響。同時，泉州經濟的發展主要依靠本地居民的努力積累和智慧打拼，知名企業家基本上都出自本地。這與廣州、深圳等城市有很大不同，后者是依靠政策等優勢吸引全國各地的人才聚集創業，本地居民為外地企業家打工服務的現象相當普遍。目前還沒有外地投資客在泉投資的具體數字，但從現有資料來看，這個比率非常小。這樣在泉州地區就形成本地居民的優越感，并對外來務工人員容易產生一定的排斥甚至歧視態度。
另外，泉州地方語言所隸屬的閩南語系也相當特殊，由于特定的歷史地理原因，閩南語在發音和構造上都極為特殊，外地人很難聽懂。而本地居民在交談時基本上習慣使用閩南語，甚至排斥使用普通話，從而形成外來人口了解閩南文化的第一道也是很堅固的一道屏障，這一點在全國其他城市也不多見。這種語言文化環境再加上前面所說的經濟環境，合起來便形成了外來務工人員認同和融入本地文化的強烈阻力。外來務工人員在這種環境下很難形成有效的歸屬感，幸福感也因此大打折扣。
三、提升泉州地區外來務工人員幸福感的有效途徑
（一）在繼續完善現有措施的基礎上，積極改善外來務工人員的生活環境
提起基本待遇和生活環境，人們往往會想到工資的增加和企業用工環境的改善，這些無疑是最先要考慮的，泉州本身在這方面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并取得較好的成效。但除此之外，還有大的生活環境和基本待遇的改善問題，如公共設施的改善。外來務工人員相對屬于低收入群體，他們分享一個城市的進步，也是促進他們在打工所在城市感覺幸福的重要方式，主要是依靠公共設施等大的環境，如便捷的公交通道、適合他們的休閑場所等。這些正是泉州城市發展的弱項，對外來務工人員造成的影響無疑是巨大的。因此，在確保外來務工人員基本待遇得到有效提高的同時，政策制定還應著重考慮凈化環境、便利交通設施、提高治安水平等方面。
（二）充分挖掘泉州歷史文化資源，加強外來務工人員對本地文化的認同
影響外來務工人員幸福感的一個重要因素，就是與本地居民和本地文化的隔閡，如果他們能夠了解并認同本地文化的精神內涵，也就會更好地融入本地社會，甚至可以營造一定程度的歸屬感，并從根本上提升其幸福感。對于這一點，泉州具有得天獨厚的優勢，閩南文化中有著豐富、優秀的底蘊和內涵，可以對外來務工人員產生獨特的吸引力和積極影響。例如，閩南文化中處處展現的愛拼敢贏精神，尤其是華僑們早期創業發展的經歷，與闖蕩他鄉的外來務工人員有著一定的相似之處，很容易引起他們的欽佩和共鳴；尊師重教、愛國愛鄉、閩臺一家的傳統則會進一步提升他們的自豪感，并對自己的工作產生更高的價值認知……
向外來務工人員宣傳閩南文化的途徑有很多，如企業、社區或政府部門都可以組織相關的講座、印發宣傳資料、組織參觀學習等。另外，提倡和鼓勵本地居民使用普通話，也可以促進外來務工人員與他們的交流，減少隔閡。
（三）營造友善開放的氛圍，吸納外來務工人員參與本地社會生活和政治生活
外來務工人員的勞動汗水早已和泉州融合在一起，城市同樣也屬于他們。因此，積極營造開放友善的環境，鼓勵和吸納外來務工人員參與本地社會生活和政治生活，既可以提升他們的幸福感，也是泉州城市發展的方向和選擇。為此，可以定期在社區等地方組織一些本地居民與外來務工人員的對接活動，增進雙方的了解和互信，各取所長、互幫互助。同時，將一些優秀的外來務工人員吸收進來，參與到本地的政治生活中，從根本上融入本地生活。為此可以出臺相應的政策措施加以鼓勵。
幸福是人們始終在追求的終極問題，泉州外來務工人員的幸福感更是個復雜的綜合問題，對于泉州這樣一個地級城市來說，有如此數量的外來務工人員，既是財富又是挑戰。有效促進這些外來務工人員幸福感的提升，既是泉州本地政府和居民的責任，也是其發展的內在需求。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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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幸福感調查報告范文3
關鍵詞 幸福感 顯性因子 隱性因子 幸福悖論
一、 引言
經濟學在對生產、消費等實體經濟的研究中產生了對效用滿足等主觀感受的分析,效用理論的出現是經濟理論史上的一個重大創新,為研究經濟行為對人類福利的影響奠定了基礎。但由于效用理論過于嚴格和理性的假設(如完備性、傳遞性等),使效用概念在分析經濟行為上出現了與人類真實福祉(即幸福)相背離的現象?，F代行為經濟學的一系列研究成果表明,現實中人類的行為選擇并非都具有一貫的理性,記憶偏差、適應水平、參照點依賴等非理性心理機制的大量存在,極易導致消費者偏好的變化,使人類的行為選擇偏離其根本福祉。這些導致偏好變化的心理機制的現實證據的大量發現,引發了效用理論的幸福意義上的革命?，F在,幸福研究已逐漸成為經濟學研究的重要內容。
幸福是比效用更復雜更深層次的人類心理體驗,效用反映的只是人們行為選擇上的顯示性偏好,兩者在研究層次、研究目的上都有很大的差別。現代經濟學把研究重點放在效用上,以效用替代幸福,不僅會造成經濟學研究與人類根本福祉目標的偏離,而且會導致人們對幸福規律的認識偏差。比如,經濟學通常假設效用是隨著消費水平的增加而增加,而消費水平又通常與收入、財富正相關,因此把效用等同于幸福,就會得出財富或收入越多就會越幸福的結論,實現人類幸福的手段就變成經濟增長和收入增加了。這在理論上妨礙了經濟學對幸福問題的深入研究,在實踐中則導致人類對物質財富、感官享受的過度追求。
*謝識予,復旦大學博弈論與數量經濟中心,Email: syxie@fudan.省略,通訊地址:上海市國權路600號,郵政編碼:200433;婁伶俐,復旦大學經濟學院理論經濟學博士后流動站,Email: 061015047@fudan.省略;朱弘鑫,復旦大學經濟學院,Email: zhuhongxin@fudan.省略;本文得到上海市重點學科建設項目資助,編號:B101。本文的電話調查得到復旦大學傳媒與輿情調查中心的協助,44位經過培訓的復旦大學學生擔任本調查的電話訪問員,在此表示感謝;感謝匿名審稿人的寶貴修改意見,文責自負。
大量調查顯示,現代社會的人均收入和消費水平比過去有了大幅提高,但人們的幸福感不僅沒有明顯提高,反而出現了越來越多的心理問題。這使得經濟學家開始意識到只重視經濟發展并不能帶來幸福感的必然提升。特別是收入和幸福之間并不存在明顯相關性的“收入幸福悖論”(后面簡稱“幸福悖論”)的發現(Easterlin,1974),更激發了經濟學家研究幸福問題的興趣,此后開始了對收入和幸福關系的一系列研究和對幸福悖論的理論解釋。
關于收入和幸福關系的一系列研究表明,幸福悖論主要是在高收入國家的時間縱向比較研究中明顯存在,在低收入國家中則較少存在,而在國家之間或一國內部的橫向比較研究中則呈現出較為復雜的表現形式。比如,時間縱向比較研究發現,在過去50年中,美國人和日本人的幸福感并沒有隨財富的成倍增長而增長,歐洲自1973年以來,也沒有增加,幸福感狀況表現為一條幾乎沒有變化的水平線(Mayers,1996;Veenhoven,1984;Frey and Stutzer, 2002)。而在人均收入較低的印度、墨西哥和菲律賓,收入和幸福之間則存在明顯的正相關關系(Diener and Oishi,2000)?？鐕芯堪l現了1.5萬美元的幸福臨界點,在人均收入低于1.5萬美元的國家組別中,收入對幸福的貢獻較為明顯;在人均收入超過1.5萬美元的國家組別中,收入對幸福的影響較弱(Inglehart and Klingemann,2000; Layard,2005)。對收入與幸福的橫截面數據的進一步研究則發現了收入對幸福的邊際影響呈現遞減的對數曲線規律,即隨著收入的增加,邊際幸福報酬遞減(Diener et al.,1993;Veenhoven,1991)。這些實證研究結果對于更好地認識收入和幸福之間的關系,理解幸福悖論有著重要的意義。對于幸福悖論的成因,伊斯特林自己用經濟學的“相對收入假說”、心理學的“定值理論”或 “享樂適應”理論進行解釋(Easterlin,1974,2001,2002),西拖夫斯基則認為是富裕社會的過度舒適妨礙了人們感受幸福的能力(Scitovsky,1976)。后來學者以心理學的“享樂水車”理論為基礎,劃分出更為細致的水車效應,如“滿意水車”(Kahneman et al.,1999)和“社會水車”(Bruni and Porta,2005)等理論,強調相對消費和地位(positional)競爭等社會性攀比行為在幸福悖論中的作用。
經濟學家對人們在收入、消費、地位等方面的攀比行為已經有過廣泛的研究。比如,凡勃侖(Veblen,1899)發明了“炫耀性消費”(conspicuous consumption)一詞來描述消費行為的社會性;西拖夫斯基最早研究了消費和地位之間的聯系(Scitovsky,1976);荷詩(Hirsch,1976)創造了“地位性商品”(positional good)的概念以強調相對社會地位的角色。在吸收前人思想的基礎上,弗蘭克(Frank,1985a,1985b,1999)進一步根據受他人行為影響的敏感程度,將人類的消費分為“顯性消費”(conspicuous consumption)和“隱性消費”(inconspicuous consumption)兩大類,通過人們在這兩類消費領域的不同行為特征的分析來對幸福悖論進行解釋。這一理論思想對于我們深入理解幸福悖論產生的微觀機理有著重要的啟發。
我國自改革開放以來,經濟發展和人們的生活水平均有了很大的提高,攀比性和炫耀性消費也日益突出。這些社會經濟環境的巨大變化對我國居民的幸福感會產生怎樣的影響,幸福悖論在我國現階段是否同樣存在?這些問題都非常值得研究。但目前對我國居民幸福感的經濟學理論研究和實證研究都非常少。理論研究方面,田國強、楊立巖(2006)將心理學和經濟學中的攀比理論和“忽視變量”(omitted variables)理論統一起來,在現代經濟學的基本框架下研究人們的幸福問題,探討了幸福悖論問題。但他們的研究并沒有涉及中國人的幸福狀況。實證研究方面,大部分學者的研究是針對特定人群幸福程度的測量和分析的,包括中國化的幸福量表的心理測量學屬性的檢驗分析(邢占軍,2005),對中國大陸部分城市居民的幸福感調查(奚愷元,2006;邢占軍等,2008),對大學生的幸福狀況的調查(嚴標賓等,2003),對老年人的幸福感調查(趙立軍和劉旭華,2002)等等,只有少數學者用相對收入、預期(欲望)等比較行為對影響我國農村居民幸福感的因素(Knight et al.,2007)、城鄉居民幸福感差異的原因(羅楚亮,2006)進行了探討,但國內根據經濟學理論探討收入幸福規律和幸福悖論在我國存在性的研究還是較為少見的。
本文將在以往學者提出的顯性消費和隱性消費、社會攀比等概念和思想的基礎上,進一步剖析幸福與效用的區別和聯系,對幸福感的影響因素和生成機制進行理論分析,并在科學調查的基礎上,對影響我國居民幸福感的因素進行實證分析,對幸福悖論在我國是否成立等理論命題進行檢驗。這對于把握我國居民幸福感的生成規律,科學評價我國的發展戰略和政策等都有重要意義。
二、 顯性因子和幸福悖論:理論分析
人的幸福感是由外在事物刺激而引起的內在主觀體驗[ZW(]有關幸福的詳細定義參考Veenhoven(1984),pp.2228。。外在刺激既可以包括商品消費、收入增加等可以用貨幣計價衡量的經濟因素,又可以包括親情交流、健康休閑等無法用貨幣計價衡量的非經濟因素。前者容易被人的認知思維所明確感知,后者多為人的情感體驗而難以被人的認知思維所把握。例如,商品消費在帶給人情感享受的同時會摻雜較多的認知評判體驗,而親情交流則可能沒有嚴格的認知比較思維的參與。二者帶給人的幸福體驗截然不同。因此我們根據認知敏感程度的大小,將影響人類幸福的經濟因素稱為顯性因子,非經濟因素稱為隱性因子,同時將顯性因子和隱性因子對應的“消費”體驗分別稱為顯性消費和隱性消費。
本文認為,顯性因子和隱性因子的最大不同在于前者可以用貨幣計價、衡量,人的認知比較容易產生,人們對其進行消費時會獲得情感享受上的體驗,但這種體驗極大地受到社會標準的導向和影響,在人際之間會產生明顯的炫耀性和攀比,使商品消費帶給人的幸福感由于社會比較的參與而發生變異和扭曲。如一個人實現了對某種商品的擁有,他會把這種實現的結果與自己擁有的、自己最想實現的、別人擁有的進行比較,這種相對地位的高低最終會影響到該人的幸福感大小。
人類認知偏差的普遍存在是現實中幸福與效用發生分離的主要原因之一。認知攀比會使人們在對顯性因子的追求過程中偏離幸福的軌道,得到的只是效用或功用上的滿足,而不是真正的幸福。在顯性經濟領域,外在刺激通過人的神經心理機制所產生的幸福是經過效用中介折射后的幸福。內在的幸福感受帶有明顯的效用或功用的痕跡。比如人們更換更快更奢侈的車子或越來越大的房子追求的是其炫耀性功用,首先產生的是效用上的滿足,而非直接的幸福。所以,在研究幸福時,我們可以把效用作為顯性消費和幸福之間的價值中介,通過幸福和效用的關系,效用和商品數量的關系,來間接把握幸福和商品消費之間的關系。
因為顯性消費的效用中介有邊際報酬遞減的性質,這種性質傳導到幸福的形成過程中就會導致顯性消費的邊際幸福遞減。而且受人的生理閾值的明顯約束,效用并不一定能全部轉化成幸福。許多人在獲得消費效用的同時不僅沒有感受到幸福,而且會感受到痛苦。因此商品消費帶來的幸福感的邊際遞減可能更快。另外,顯性消費所具有的社會攀比效應還會產生資源浪費、惡性競爭等負外部性,造成較大的社會福祉損失(Ng,2003;Frank,1999),因此顯性因子對幸福的邊際貢獻會進一步受到影響,邊際遞減更快。
與顯性消費相反,親情交流、婚姻生活等隱性消費和幸福之間則具有直接的聯系,其消費享受多為純粹的情感體驗,較少摻雜社會比較的因素,無需效用中介的作用,對幸福的生成有更直接顯著的影響,因此不會受到邊際效用遞減性質的影響。此外,隱性消費帶給人的精神享樂的無限性,對社會生活也會產生積極的反饋效應,通常有正的外部性,因此隱性消費往往具有邊際幸福遞增的性質,對幸福的作用遠遠大于顯性因子。
根據上述分析可以得到的一個理論命題是:
[HTH][STHZ]命題1:[ST]顯性因子具有邊際幸福遞減傾向,隱性因子存在對幸福的邊際遞增作用。隱性因子在幸福生成中的作用遠遠大于顯性因子。
可是,現實中人們往往相對看重顯性消費,特別是地位性商品、奢侈炫耀性商品的消費,而忽視家庭生活和健康鍛煉等隱性消費(Frank,1999,2005)?，F在根據命題1中顯性因子和隱性因子所具有的不同性質,就可以在理論上解釋現代社會中人們在享受了經濟財富巨大增長的實惠后,幸福水平卻沒有相應增長的“悖論”了。因此證明命題1就能在一定程度上對幸福悖論做出理論解釋。
收入,作為“顯性因子”的典型代表,最容易在人際之間產生攀比和競爭的負外部性,相互之間的人際競爭,使絕對收入水平對幸福的影響較小,決定幸福的收入變量主要表現為相對收入水平。相對收入越高的人越幸福,越低的人越不幸福。所以在某一固定時點,收入與幸福之間會呈現一定程度的正相關關系。又由于收入的邊際幸福遞減趨勢不可避免,所以在收入與幸福的橫截面數據的研究中會發現正向遞減的對數曲線規律。而在時間縱向比較研究中,由于社會攀比所造成的個體幸福感在社會比較線上下的提高和降低會一一相抵,這就使時間序列的社會平均幸福感水平呈現總體不變的長期趨勢,出現明顯的幸福悖論。因此,我們可以將收入與幸福的悖論關系進行如下更為具體的命題總結。
[HTH][STHZ]命題2:[ST]在時間縱向比較中幸福未必隨著收入水平的增加而相應增加,在橫截面比較中幸福是收入的增函數,收入與幸福存在對數曲線關系。
由于顯性因子和隱性因子對幸福的影響機制存在較大差異,本文在注重顯性因子尤其是收入對幸福的影響之外,也把研究視角拓展到家庭、婚姻等隱性生活領域,以探討幸福形成的一般機制。
由于幸福的產生與一國的體制、文化等因素密切相關,所以在幸福形成的一般機制的探討中不能忽視這些因素的影響。但制度性因素不是本文討論的重點,這里我們可以把它作為既定的環境變量進行處理。根據以上的分析,我們可以把幸福函數寫為:
其中,E是文化、政體、地域等環境因子,E ―表示其對幸福的“定值”屬性。C是顯性因子,包括收入、物質條件、工作成就、物價、經濟發展等。U(C)是顯性消費的效用函數,表示顯性消費通過效用中介產生幸福的機制。I是隱性因子,包括年齡、性別、個性、婚姻、家庭、健康、生態環境、人際關系等。顯性因子和隱性因子對幸福的影響一般具有如下性質:H/C0,以上性質基本上刻畫了顯性因子和隱性因子對幸福的兩種不同作用規律。
在我國居民的日常生活中,顯然也存在比較普遍的攀比行為,背后主要是“面子”問題。這會產生很強的顯性消費負外部性,從而導致顯性因子的邊際幸福遞減傾向。但我國傳統上又是重視家庭生活和親情關系的國家,因此隱性因子對幸福的正面作用也比較強。兩方面因素的共同作用決定了我國居民的幸福感可能有其特殊的規律和特點。我們將在實證部分對這種規律進行研究。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居民的收入呈現不均衡增長的態勢,收入差距有不斷擴大的趨勢,絕大多數人的絕對收入雖然在不斷增長,但相對收入并沒有提高。因此在認知攀比的作用下,我國居民的幸福感不一定會隨著收入的增長而增長。由于我們的調查只能得到截面數據,實證研究也只能對命題2中橫向比較的結論進行檢驗。
三、 實證檢驗及結果分析
(一) 數據調查[KH*2]
為了實證研究我國居民幸福感的影響因素,檢驗理論分析結論,我們采用計算機輔助電話調查(CATI)方法,通過問卷調查獲得了上海居民幸福感的相關數據[ZW(]問卷調查對象是居住在上海地區的年滿18歲的中國公民,共調查2381名被試,獲得有效樣本808份。。對一個地區居民的幸福感進行單獨調查,可以排除自然環境和地域文化差異等定值因素E的影響,揭示個體特征、生活狀態、社會經濟因素等對人們幸福感的影響,對深入研究我國居民幸福感的內在規律有重要意義。
該調查包括有關個人特征、生活狀態、社會經濟環境滿意度、物價房價變化的影響和對一些社會經濟問題的看法五方面內容,涉及性別、年齡、職業、收入、經濟發展、股市、房價、物價、利率政策、政治活動、環境治理、醫療社保、人際關系、健康等25個問題。其中股市、房價、物價、家庭月收入等是影響幸福的顯性因子,人際關系、婚姻、健康、環保等是隱性因子。調查方法是李克特式的量表調查方法,如讓居民用0分(表示“一點也不幸?！?到10分(表示“非常幸福”)的11級打分法對自己的幸福程度打分,通過對定性結果的有序賦值得到相關數據。在具體統計中,我們對調查得到的原始數據進行了方便分析的歸并處理,對性別、婚姻、年齡、職業、、子女狀況等定性變量進行了啞變量設置。
調查獲得的808份有效樣本的幸福程度自我打分分布情況如表1。實際打分居民的幸福感中位數是8分,眾數也是8分,平均幸福程度為7.15分,標準差是1.756。其中大多數居民的幸福水平在5分(代表既不幸福也不痛苦的中性狀態)以上,66.5%的居民的幸福感介于6和8之間。這與文獻中國外居民幸福感狀況的調查結論很接近(Argle,1999,2001;Veenhoven,1993;Diener and Diener,1996;Rojas,2005)。
(二) 收入與幸福關系的檢驗
首先用調查獲得的808份有效數據對我國居民收入與幸福的關系進行實證分析,同時對命題2的橫截面結論進行實證檢驗。文獻中收入與幸福關系的研究通常以沒有控制其他人口統計學變量情況下的幸福和收入的兩變量簡單回歸為基礎(Easterlin,2005;Frey and Stutzer,2002;Diener et al.,1993;Veenhoven,1991)。為了使研究結果具有可比性,本部分也將采用相同的研究方法。這里采用的幸福數據是居民對自己幸福感的主觀打分,收入取的是把家庭月收入的區間平均值。采用的回歸模型為:
其中,H是幸福感量值,Y是家庭月均收入,μ是隨機誤差項。回歸結果如表2所示:
從表2的回歸結果可以看出,收入與幸福之間存在顯著的正相關性,但對數收入的回歸參數僅為0.38,R2=0.027685,說明收入盡管呈現與幸福感的顯著正相關性,但卻只能解釋幸福感差異的極小部分。表2的回歸結果與橫截面數據研究文獻得到的普遍結論相吻合。根據回歸結果得到的收入幸福曲線如圖1所示。
圖1意味著收入的邊際幸福遞減規律的成立,驗證了命題2的收入幸福對數曲線關系,證明“幸福悖論”在我國是存在的。圖1顯示,大約在家庭月收入5000元人民幣[HJ*4/9]左右存在一個臨界點,在5000元以下收入對幸福的邊際報酬遞減趨勢明顯,在5000元以上邊際報酬逐漸趨近于0,收入增加對幸福的影響越來越微弱。
(三) 影響幸福的因子分析
本部分用808份樣本數據對隱性因子和顯性因子對幸福的影響進行分析,同時對命題1進行檢驗。因為幸福數據是排序等級數據,而且需要考慮的解釋變量較多,因此采用有序logistic回歸模型進行分析。具體采用的計量模型如下:
其中,i是自變量向量的行數或分層組數,j為被解釋變量H的分類,j=1,2,…,10。αj為常數項,Age、Gen、Mar、Rel、Edu、Occ、Chi、Jus、Med分別代表年齡層次、性別、婚姻狀況、、教育層次、職業、子女狀況、公平與效率選擇、媒體選擇等有關被試的個人信息的人口統計學變量。Pri、Ach、Hea、Hom、Com、Mec、Env、Eco、Sal、New、Sto、Hou、Rat和Soc分別代表物價上漲影響、理想實現程度、健康水平、對同性戀的包容度、人際關系、醫療和社會保障狀況、環境治理、經濟發展狀況、家庭月工資、新聞關注范圍,以及股市、房價、利率政策和社會活動的影響程度。這些變量放在u(•)函數中是因為調查得到的是這些變量的主觀感受程度,而非這些變量本身。,β,τ,ρ,ι,θ,[AKw-D],λ,ο,χ,δ,γ,ξ,[XCa19.tif],ω,ζ,ε,,σ,φ,μ,κ,ψ分別為解釋變量對應的系數。
1. 回歸結果
808份調查數據的有序logistic回歸的主要結果如表3所示。表3列出了10個幸福等級所對應的常數項和主要解釋變量的參數估計情況,刪除了“媒體選擇”分類變量的參數估計情況。
注:這里采用的是Logit連接函數,下同。
a這里參數設為0,啞變量設置以該變量為參照,下同。
表4輸出了模型的擬合檢驗結果,模型總體檢驗的似然比統計量(-2 Log Likelihood)的顯著性水平P值為0.0000.05,表明模型擬合數據。比例優勢假定的P值為1.000>0.001,表明采用logit連接函數的模型擬合較為理想。
模型擬合優度評價的另一個指標是偽決定系數(PseudoRSquare),與一般回歸模型的決定系數不同,它們在取值和意義解釋上與真正的決定系數均存在較多差異,只能作為模型擬合優度的參考。表5給出了logistic回歸的三個偽決定系數:Cox and Snell、Nagelkerke和McFadden,其值分別為0.287、0.294和0.091,只能解釋應變量變異的一部分。由于它們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決定系數,并不能以此來斷定模型的擬合情況,關鍵還要看模型的經濟學幸福邏輯意義如何。
2. 回歸結果分析
本部分就logistic回歸中發現的相關規律進行解釋。logistic回歸是通過回歸系數來解釋優勢比(Odds Ratio,OR)?；貧w系數表示的是對數優勢logit(p ∧)的平均改變量。優勢比是被用來作為自變量對應變量作用效應大小的指標。二者的關系為:OR=exp(bj),其中,bj為回歸系數。
從表3的回歸結果可以看出,對幸福負面影響最大的是物價上漲,其回歸系數為-0.376,優勢比為exp(-0.376)=0.69,表明受物價上漲影響程度大的居民的幸福感低于受物價上漲影響程度小的居民,即在其他因素不變的情況下,受物價上漲程度的影響每增加1單位,幸福感位于有序分類高端的優勢將改變0.69倍,受物價上漲影響程度大的居民的幸福感優勢是影響小者的0.69倍,且該變量通過了Wald統計量的顯著性檢驗(P=0.000
其次對幸福存在負面效應的因素還有對同性戀的認同度(優勢比為0.77)、股市的影響(優勢比為0.94)、利率提高的影響(優勢比為0.98)和政治活動的影響(優勢比為0.95)。除了對同性戀的認同通過顯著性檢驗外,其他3個變量均沒有通過顯著性檢驗,而且利率提高和政治活動的影響的優勢比幾乎接近1,表明受利率提高和政治活動影響程度大的居民的幸福感優勢與影響程度小的居民的幸福感優勢沒有太大差別。相比于物價因素,這些政治經濟因素與人們的日常生活的關聯影響較遠或難以覺察,人們在評價幸福感時常常會忽視這些因素。對這些因素,在進一步的分析中可以考慮刪除。
對幸福正面影響最大的是人際關系滿意度,其回歸系數為0.437,優勢比為1.55, P=0.000,說明對人際關系滿意度高的居民的幸福感顯著高于意度低的居民,人際關系滿意度對幸福存在顯著的正向影響。其他對幸福有正向影響的自變量還有理想的實現程度(優勢比為1.18,P=0.020)、健康狀況(優勢比為1.34,P=0.000)、醫療社保(優勢比為1.22,P=0.001)、環境治理(優勢比為1.27,P=0.000)、經濟發展(優勢比為1.17,P=0.088)、家庭月收入(優勢比為1.04,P=0.320)、新聞關注范圍(優勢比為1.04,P=0.020)。其中,理想的實現程度、健康狀況、醫療社保、環境治理和新聞關注范圍通過了顯著性檢驗,但新聞關注范圍(優勢比為1.04)對幸福幾乎沒有影響,說明該變量與幸福關系較弱,在以后的分析中可以不予考慮。而經濟發展、家庭月收入均沒有通過顯著性檢驗,且對幸福的影響均較弱,尤其家庭月收入優勢比僅為1.04,說明家庭月收入高者的幸福感優勢僅是低者的1.04倍,驗證了收入與幸福之間不存在顯著正相關的悖論現象。
在無序分類自變量中,男性比女性的幸福感明顯低(回歸系數=-0.426),其優勢比為0.65,且通過顯著性檢驗(P=0.003),說明性別在幸福決定中存在不容忽視的影響。上海男性幸福感優勢只為女性的0.65倍,這與文獻中大部分學者的研究結果相吻合(Brody and Hall,1993;Cheung and leung,2004)。這可能與性別的社會角色認同的差異有關,相比男性,女性的社會責任感較少,生活壓力較少,對生活更容易滿足。
相對于學生,農民(優勢比0.35,P=0.043)和企業主(優勢比0.44,P=0.043)的幸福感顯著較低。在所有職業分類中,農民是最不幸福的人,其次是企業主、單位員工,而學生的幸福感是最高的,這說明中國社會在高速發展過程中對底層農民和創業企業主的生存壓力的關注是不夠的。
在婚姻狀況中,未婚者、離異者均比已婚者的幸福感低。未婚者的幸福感優勢是已婚者的0.51倍(優勢比為0.51,P=0.064)。離異者的幸福感優勢顯著低于已婚者(P=0.000),其優勢比為0.06,即離異或其他婚姻變故者的幸福感優勢只有已婚者的0.06倍,而已婚者的幸福感優勢是離異者的16.67倍(1/0.06),二者的差距非常明顯。這一發現也與文獻中的研究相吻合(Inglehart,1990;Russell et al.,1994),表明婚姻生活能夠提供親情網絡的情感支持,提高個體的積極情感水平,對人的幸福感有著極為重要的影響,是幸福感中最強的預測指標之一。此外,子女狀況、受教育程度、年齡、對幸福均沒有顯著影響,可以在進一步的分析中予以刪除。
綜合以上分析,物價、理想實現程度、健康、對同性戀的認同度、人際關系、醫療社保、環境治理、新聞關注范圍、婚姻、性別10個變量不僅與幸福優勢的相關程度較大,而且均通過了顯著性檢驗(P
(四) 顯性因子與隱性因子的特性檢驗
進一步地,以優勢比作為衡量顯性因子和隱性因子對幸福的邊際貢獻大小的近似指標,以優勢比是否大于1作為邊際貢獻遞增或遞減的分界線,對命題1的隱性因子的邊際幸福貢獻遞增的性質和顯性因子的邊際幸福貢獻遞減的性質進行驗證。
從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物價(優勢比為0.69
在隱性因子中,理想的實現程度(優勢比為1.18>1)、健康狀況(優勢比為1.34>1)、人際關系(優勢比為1.55>1)、醫療社保(優勢比為1.22>1)、環境治理(優勢比為1.27>1)等隱性因子的邊際幸福報酬均存在明顯的遞增趨勢,其中健康狀況和人際關系的邊際遞增趨勢明顯。以健康狀況為例,健康狀況的滿意程度每提高1個等級,幸福優勢將改變1.34倍,幸福感出現明顯遞增。而且,以上對幸福的邊際增進作用明顯的隱性因子均通過了顯著性檢驗,這對命題1提供了有力支持。唯一一個出現邊際幸福遞減傾向的隱性因子是政治活動的影響(優勢比為0.95
這些實證檢驗結果表明,隱性因子對人們的幸福感的作用遠遠大于顯性因子,幸福不是來源于人們投入大部分時間和精力的收入變量,而是來源于需要經營的人際關系、婚姻、健康等隱性因子。這是一個與人們直覺反差很大的“悖論”結論?，F實生活中人們對顯性因子過度追求的做法帶來的只是炫耀性效用的滿足,而不是幸福感的提升。所以在提高人們的幸福感上,如果在經濟因素上做文章的話,不是直接提高人們的收入水平,而是抑制通貨膨脹和改善就業。這對目前普遍存在的盲目收入攀比敲響了警鐘,因為這不僅無益于提高人們的幸福感(回歸結果中家庭月收入的優勢比僅為1.04,幾乎對幸福感沒有影響),而且由于收入攀比能夠擠壓人們用于隱性消費的時間,反而起到了消減幸福感的反作用。實證驗證結果對命題1和命題2均給予了極大的支持,也對本文的理論結論進行了充分驗證。
根據表3的參數估計值,參照計量方程(3)可以寫出累加概率有序logit模型:
其中,Pri代表物價上漲的影響,Ach代表理想的實現程度,Hea代表健康水平,Hom代表對同性戀的包容度,Com代表人際關系,Mec代表醫療和社會保障狀況,Env代表環境治理,Gen代表性別, Occ代表不同職業,Jus代表公平與效率之間的選擇,Mar代表婚姻狀況。
可見,從方程(4)到方程(6)各累加概率logit模型除了常數項呈逐漸增加的趨勢外,各自變量對應的回歸參數都是相同的,表明各幸福等級的影響因素的內在作用規律是一致的,隨著幸福等級的提高累加概率是不斷增加的。
四、 結論與政策啟示
通過以上2個命題的實證檢驗,本文理論部分的主要結論均獲得了較好的驗證。隨著收入水平的增加,中國(上海)居民的幸福感并沒有同幅度的增長,家庭月收入對幸福的影響存在邊際遞減的雙曲線規律,而在控制其他變量之后,收入對幸福幾乎沒有影響。“幸福悖論”現象在中國明顯存在。在幸福影響因子的檢驗分析中,人際關系、婚姻、性別、健康、醫保、環境等隱性因子對上海居民幸福感的貢獻要遠遠大于物價、股市、利率、收入、經濟發展等顯性因子。隱性因子存在較為普遍的邊際幸福報酬遞增規律,而顯性因子則存在較為普遍的邊際幸福報酬遞減的規律。
上述研究表明,影響居民幸福的主要因素不是顯性經濟因素而是隱性非經濟因素。經濟的高速發展并不是增進人民幸福的有效手段。如何更好地協調發展經濟社會各項事業,有效提高人們的幸福感,本文的實證研究結論可以為此提供可資借鑒的經驗啟示。
第一,普遍提高收入水平不是提高居民幸福感的正確途徑。
中國居民收入對幸福的邊際遞減規律的發現,意味著提高低收入人群的收入在增加幸福感上,比提高同等幅度高收入人群的收入要顯著地多,這表明經濟發展中過度重視人們收入水平的普遍提高,對提高人們的幸福感有一定的偏差。國家在收入分配政策上,需要防止一刀切,要把收入提高的重點放在提高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水平上,這對于提高整個國民的幸福水平和改善幸福分布狀況均有顯著的效果。
第二,提高國人幸福感需要在隱性因子上做文章。
實證研究結果表明,收入、物價、房價、股價等顯性因素并不是增進居民幸福的主要因子。相反,一些隱性因子,如婚姻、性別、職業、醫保、人際關系等卻是影響人們幸福的主要因素,政府應該在減少離婚率,提高男性幸福感,減少農民、企業主的生存壓力,改善醫療和環境質量、和諧人際關系等方面多做文章,這才是提高全民幸福水平的有效途徑。
第三,經濟發展應堅持有利于福祉的正確方向。
幸福研究表明,經濟發展不應以越來越高的收入或越來越奢侈的消費為目的,發展成果不應浪費在社會攀比性強的炫耀性效用的滿足上,而應該重視醫療健康、環境保護等隱性保障或隱的加強,切實落實到提高居民幸福感上,這才是經濟發展的最終目的。
目前我國的醫療衛生、環境保護等公共物品的支出占GDP的比重偏低,在國際上處于中等偏下水平,與印尼、菲律賓等落后國家持平,在提高國民福祉、建設福利經濟社會上尚存在較大的操作空間。在全球經濟處于不景氣的“谷底”階段,我國在刺激經濟增長的同時,剛好比在全國上下都忙著賺錢的“峰頂”時期有更多的時間和精力放在發展和加強影響幸福的隱性因素上,搞好醫療、教育、交通、環境,讓人們能夠有更多的機會去關注自己的健康,去享受親情,去更好地休閑和享受生活,讓人們從賺錢的繁忙之中走出來,真正地體會幸福生活,這樣可以在金融危機期間,有效地提高人們的幸福水平,營建一個國民幸福指數最大化的和諧社會。
總之,經濟發展應該是一條“幸福最大”的“中庸之道”,而不是螺旋上升的“GDP增長”之路。在這條“中庸之道”中,一邊是不與金錢掛鉤的工作制度,一邊是要與親情掛鉤的休閑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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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幸福感調查報告范文4
根據中國社科院公布的《2005年中國居民生活質量調查報告》，2005年我國居民總體生活滿意度非但沒有如經濟數據一樣令人鼓舞地攀升，反而有所下降。在眾多居民眼中，經濟持續的高增長并沒有明顯地輻射到他們的日常生活。缺乏幸福感，疲憊感與日俱增；不滿意、不輕松的情緒在城市普通人群中蔓延。大多數普通居民對經濟體制改革產生了審美疲勞，失去了熱情。改革這么多年來，他們一直在自己的崗位上兢兢業業地工作，奉獻自己的青春，現在卻陷入了一種困惑之中――“我的增長在哪里?”
GDP的增長意味經濟的發展，一般來說也意味著人們生活水平的相應提高。但是我們注意到，在經濟高速增長的同時，由于社會保險、教育培訓、醫療保障等制度上的缺失與不到位，新型的城市貧困正在形成之中。使人雀躍的經濟統計數據背后可能掩蓋著生存艱辛的現狀。2004年城鎮人口貧困發生率為6％至8％，高于同期2．6％的農村水平。
該調查報告最值得關注的是，城市貧困將發生“代際轉移”。即：當城市的貧困者因種種原因難求溫飽的時候，他們的子女由于缺乏知識和技能，只能盲目地在一些大城市頻繁轉移，一年到頭掙得的工資也只夠溫飽，貧窮成為他們擺脫不了的陰影。不僅城市底層群體靠個人努力改變命運的難度加大，其子女通過教育、就業等正常渠道進入更高層次，比如公務員、經理人員、專業技術人員等階層的難度也越來越大。這個底層群體既包括城市下崗職工，也包括流入城市的大量農村人口。
由于生活的艱難、對前途的悲觀、心理的嚴重失衡，使城市貧困人群強烈地反作用于社會，出現以暴力或非法手段換取更高社會經濟地位的苗頭。據成都、重慶、西安公安機關介紹，現在城市貧困人群的犯罪率呈上升趨勢，主要是搶竊、盜竊等侵財類案件比較突出，其犯罪動機大多是“有了錢就能生活得更好”，呈現出“犯罪為了錢――有了錢就揮霍――揮霍完了再犯罪”的惡性循環。
致貧原因，不僅僅是自身問題
相比進城的農民工，城市貧困人群的人格特征有其特殊之處，即工人群體的人格特征。在原有的體制下，工人屬于既得利益階層。國家一包到底的“零風險”就業機會，使得中國從事現代化大生產的產業工人的內心卻遠離現代意識，他們似乎永遠都在等待“安排”。在中國農民正發生著前所未有的變化的同時，工人群體的人格特征卻相對滯后。
城市貧困階層形成的經常性原因有以下幾個方面：一是城市貧困居民沒有土地等生產資料，因此在某種意義上比農民更加貧困。其次，城市貧困家庭很難有往其他城市和地區遷移的機會和能力。其三，農村貧困人口向城市轉移，更加增長了城市貧困人口的就業壓力。其四，城市貧困人口的人才素質普遍較低。據國家統計局的一項統計表明，有56％的下崗工人只有初中文化程度，另有13％的下崗工人只有小學文化程度，知識的缺乏已成為他們就業的主要障礙。其五，城市貧困人群由于自身和環境的因素，收入幾乎處于社會的最低層。企業的高層管理職位和一般職位問的收入差距普遍在20倍以上。其六，龐大的教育花費和醫療花費也是城市居民致貧的原因之一。
城鎮貧困問題的凸顯，源于經濟體制改革和社會轉型過程中各種配套制度的滯后。比如，在國有企業改革過程中，沒有優先考慮下崗失業工人的權利和利益，導致其生計沒有著落。與此同時，社會福利保障制度改革又普遍存在著政府甩包袱的思路，財政補貼政策也沒有隨著社會變化而及時調整，導致財政補貼未能覆蓋真正的貧困群體?；蛟S目前城市貧困群體擴大的根本原因，正是由于過度強調經濟增長的規模和速度，忽視了新增財富惠及中下層居民的民權思想。
彌補鴻溝，政府不能推卸的責任
目前中國社會領域影響最大且將長期起作用的問題有三個：就業、收入差距、社會保障。在目前體制框架下，收入差距還會繼續擴大，而且可能對社會穩定造成威脅。在傳統計劃經濟體制下，我國曾經實現了比較充分的就業，但那是以犧牲經濟效益和個人自由為代價的。我國當前面臨的就業問題，要比西方世界歷史上遇到的問題困難得多。在失業率居高不下、收入差距難以縮小的情況下，改革的首要問題是政府要承擔而不是推卸自己在社會保障問題上的經濟責任。
居民幸福感調查報告范文5
根據國際測算數據，全球同性戀人口占總人口數的13%，如果按這個比例計算，中國13億人口，會有1.69億多“同志”，與日本人總數相當。但是結合中國國情，國內網絡調查結果認為，中國同性戀人口比例在1%至10%之間，如果按“同志”人口占總人口
數的2%計算，那么中國有2600萬“同志”。調查顯示，在同性戀人群中，29.8%的人在中學之前就發現自己的同性趨向，42%的人中學階段發現自己是“同志”，11.5%的人在大學階段了解了自己的性取向，9.3%的人在大學畢業后發現自己更喜歡同性朋友，還有7.4%的人是在結婚生子之后才發現自己的同性趨向。
女性智商越高，
生育欲望越低？
如今在全球范圍內，超過45歲的女性里有20%都未曾生育。至于那些學歷在本科以上的女性，這個比例上升到了1/3。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發表過一份富有爭議的研究報告稱，女性的智商每增加15點，生育欲望就降低25%。其中有一部分原因是受過高等教育的女性眼界更寬。比起生兒育女，她們有更多更重要的夢想需要盡快完成。英國大學在2014年1月公布了一份調查報告，其中顯示，在5000多個不同年齡層、婚姻狀態和性取向的調查對象中，那些沒有子女的人對自己的伴侶關系質量評價更高。與此同時，他們維持當前這段伴侶關系的意愿也顯著高于有孩子的伴侶。對于“孩子是夫妻的紐帶”這樣一個傳統觀點來說，這樣的結果無疑是一個挑戰。
秦兵馬俑考古
首次發現完整弓弩
秦始皇帝陵博物院近日對外披露，考古人員在秦俑一號坑第三次發掘中清理出一件較為完整的弓弩，弓弦清晰可見，直徑約0.8厘米，表面光滑圓潤，非編織物。這是在秦俑考古中首次發現比較清楚的弓弦。經過仔細觀察和分析，考古人員推測其材質可能是動物的筋?？脊艑＜艺J為，根據這些發現可以復原出比較接近真實的秦代弓弩。根據機械運動學以及機械設計原理，可以推算出弓箭的射程，以此對秦軍強大的戰斗力有一個正確的評估。
中國前10%的家庭
占有60.6%的資產
近日，西南財經大學中國家庭金融調查與研究中心在“2014中國財富管理高峰論壇”上報告。報告指出：2013年資產前10%的中國家庭占有60.6%的資產。今年初，國家統計局，2013年全國居民收入基尼系數為0.473。這是近10年來我國基尼系數的低位。這一數據總體表明近兩年來中國家庭資產差距有所下降。這主要是由于在中國不管是富人還是相對的低收入人群，往往都擁有屬于自己的房產，而這兩年房價漲幅較大，從而使得家庭間資產差距有所下降。
基尼系數是衡量居民收入差距的綜合指標。一般認為基尼系數在0.3～0.4之間比較合理，0.4～0.5時差距過大，大于0.5時差距懸殊。
世界最古老奶酪
歐洲常被認為是奶酪的發源地。然而，現存世界上最古老的奶酪卻不是發現于歐洲，而是中國。近日，最古老的奶酪在一具新疆出土的木乃伊身上被發現，距今已有3600余年歷史。這具木乃伊便是著名的小河公主，由瑞典考古學家貝格曼于1934年在新疆羅布泊的小河五號墓地發現。這些奶酪位于小河公主頸部與胸部。它們被零散放置，經過數千年后呈現樹枝狀。近日，德國科學家在對這些樹枝狀物質進行檢驗后，驚奇地發現它們竟然是公元前1615年的奶酪。據分析，當時的人們之所以會在木乃伊旁擺放奶酪，或許是為了讓死者有食物可以吃。據悉，大部分奶酪一般都會極快腐壞。而小河公主的棺木因密封性高、常年埋葬于地下，加上沙漠獨特的干燥空氣與鹽漬土壤，打造出適宜于儲存奶酪的真空環境。
夫妻之間年齡差幾歲最幸福？
近日，英國伊曼紐爾弗拉尼耶博士對1534對情侶進行了一項調查，結果顯示，維系婚姻的最佳模式是男女雙方均受過高等教育且無離異史，同時男方比女方年長5歲以上，他們的離婚率為其他已婚者的1/6。給出的理由是：女性夢想的白馬王子兼具爸爸的成熟、兄長的呵護和朋友的活力。丈夫年齡大，心理更成熟，感情給予更自如；年長的丈夫通常有一定的經濟基礎，減少了因經濟而發生糾紛的幾率；丈夫年長，女性自然會生發出依靠感和服從感，摩擦隨之減少。但該類婚姻也有劣勢：男性平均壽命比女性短，如果丈夫比妻子大很多，最終會丈夫撒手人寰，妻子獨守孤單。
醫生在古代指學醫的學生
在古代，“醫生”一詞沒有現在的醫生之義，它是指學醫的學生。據《新唐書》記載，唐朝武德年間（618～626年），唐高祖李淵在京城長安創辦了歷史上第一所醫科大學——醫學，直屬太醫署。貞觀三年（629年），唐太宗李世民又在全國各州府設立醫科大學，這樣唐代的醫科大學從上到下，已經初具規模了。醫學學校的學生有醫生、有針生、有按摩生、有咒禁生、有藥園生，其中的“醫生”，就是學習醫學病理的學生。既然“醫生”是醫科大學的學生，那古代的醫生又稱什么呢？在古代，人們對醫生最多的稱呼就是“大夫”和“郎中”，其實這兩個稱呼都是對朝廷官員的稱呼。古代以官職稱呼人是一種習慣，再加上古代人本來就非常尊重醫生，所以用官職稱呼醫生就是很自然的事了。
半數中國人最遺憾
沒有“休假旅游”
近日的《中國經濟生活大調查2013-2014》顯示，去年超過半數國人最遺憾沒有“休假旅游”。本屆調查中有這樣一個問題：“2013年您最想做又沒有做的事是什么？”，其中51.9%的人選擇了“休假旅游”，31.8%的人選擇了“回家看父母”，31.5%的人遺憾沒有買房，還有6.6%的被調查者遺憾過去一年沒有生個孩子。對于“時間都去哪了”的疑問，網絡調查顯示，僅有39%的人在過去一年里沒有加過班，61%的人要么周末經常加班，要么節假日經常加班，7.5%的人過去一年就沒怎么休息過。調查分析，和美國人相比，中國人更加埋頭拼命工作。而美國的數據調查表明，多休假，能提高幸福感，離家越遠的旅游越幸福。
居民幸福感調查報告范文6
一、南非農村基礎教育變革新動向的政策文本梳理
為了系統深入探究農村基礎教育和貧困之間的關系，從2003年年中開始，曼德拉基金會對貧困率居高不下、基礎教育入學率一直偏低的夸祖魯—納塔爾、東開普及林波波3個省份9個農村社區的基礎教育狀況實施了問卷調查，并從這3個省份中各選取3所學校進行了參與式調查研究。2005年，曼德拉基金會了《新的呼聲：南非農村社區教育調查報告》，報告對農村學校的外部環境、課堂教學、師生關系以及農村學校與農村社區之間的關系等進行了總體性描繪和闡述，并重點關注農村居民自身的觀點和看法。[1]曼德拉基金會開展的上述研究，促使新南非政府開始關注農村基礎教育。2004年3月，南非教育部組建了“農村教育部長級委員會”（MCRE，MinisterialCommitteeonRuralEducation），它的職責是提交具備可操作性建議的農村教育報告，以幫助教育部和省級教育部門提出更為全面、具體的提高農村基礎教育質量的行動方案。2005年5月，農村教育部長級委員會了名為《農村教育部長級委員會報告———對農村學校的新看法》的農村教育報告。該報告從農村學校資金、規模、類型、管理、課程、教師等八個方面為教育部和省級教育部門提出了82條如何提高農村教育質量的可操作性建議。[2]根據這一報告中的有關建議，教育部于2007年成立了農村教育局（RuralEducationDirectorate）。該局基于規模較大、資源較充足的學校更利于農村基礎教育發展這樣一種價值取向，在省級教育部門的配合下，參照1996年《南非學校法》等法律中有關公立學校撤并的條文，制定了《撤并規模過小或難以為繼學校的國家指導綱要》，以更好地指導和促進農村小學校的撤并，并爭取到2012年完成這方面的工作。[3]2008年，農村教育局又起草了《農村教育實施方案》草案，幾經磋商，后更名為《農村地區實現高質量教育國家指導框架》草案。草案主要內容包括：提高農村學校的課堂教學質量和學生學習質量；保持并提高農村學校的入學率；進一步改善農村學校基礎設施；進一步完善對農村學校的管理體制；充分調動農村社區參與農村學校發展的積極性。目前，該草案正在進一步修改和完善之中，正式文本尚未出臺。[4]上述報告或文件的陸續出臺，標志著南非政府開始關注農村基礎教育，正在制定或已經初步實施某些政策來促進農村基礎教育的變革。下文從學校布局調整、課程內容改革和師資力量加強三個側面來探析南非農村基礎教育變革新動向。需要說明的是，由于南非政府之前很少關注農村教育，所以官方教育統計多是以省為單位的，罕有以城鄉為單位的。南非的農村分布相對集中，某些省份農村化（據貧困人口比率來衡量）程度比較高，而另外一些省份農村化程度則比較低。農村化程度的高低可依據不同省份貧困人口比率的巨大差異來衡量，如農村化程度比較高的東開普、林波波兩省份的貧困人口比率分別高達70.7%、59.1%，而農村化程度比較低的西開普、豪登兩省份的這一比率只有28%和17.3%。[5]鑒于上述情況，本文主要以農村化程度較高省份和農村化程度較低省份的基礎教育差距來代表城鄉之間的基礎教育差距。
二、南非農村基礎教育學校布局調整動向
一般而言，學校規模可以依據生校比來衡量，生校比越小則學校規模越小，生校比越大則學校規模越大。據2005年南非教育部統計，農村化程度最高的東開普省公立中小學生校比是349∶1，而農村化程度最低的豪登省這一比例是844∶1，這表明南非農村地區存在著較多小規模學校。[6]農村學校規模不論是大還是小，都有各自的利與弊，如何權衡這些利弊關系會直接影響到農村學校布局調整的趨勢和動向。
（一）布局調整動向之一：采取兩種學校模式
南非農村教育部長級委員會于2005年出臺的農村教育報告非常注重權衡小規模學校和大規模學校的利弊關系。報告認為，小規模學校有其自身優點，如學校事務更加民主、學校紀律更加有序、師生交往更為頻繁等。但小學校也有很多不足，如資金匱乏、學習材料緊缺、過多復式班的存在等。大規模學校雖然可能實現所謂的規模效益，但也有很多潛在弊端，如這種規模效益可能會被學生的交通費和住宿費所抵消，有些大規模學?；ㄙM巨額資金建立起來之后由于缺乏持久穩定的生源可能會很快關閉，造成資源浪費等。農村教育部長級委員會在權衡上述利弊關系的基礎上，在其報告中提議依據人口疏密程度在不同的農村地區采取“雙層學?！焙汀叭龑訉W校”兩種不同的學校模式。報告中也提議要對小規模學校進行適當撤并，但沒有設計出具體的指導方案?！半p層學校”模式適用于人口分布相對集中的農村地區。人口分布相對集中的農村地區，某一地域范圍內生源相對充足而穩定，能夠支撐起一定的學校規模，可以采取“雙層學?！蹦Ｊ健！半p層學?！蹦Ｊ降牡谝粚影?年學前教育和1~9年級的普通學校教育，大致相當于把我國的小學和初中合并在一起。第二層是包括10~12年級在內的普通學校或偏重職業教育和培訓的繼續教育與培訓學院（FurtherEducationandTrainingCollege），大致相當于我國的高中或中等職業教育。第一層學校的主要任務是確保義務教育順利實施，第二層學校的主要任務是確保第一層學校畢業生可以繼續他們的學業，為下一步更好地就業或進入高校做準備。其中，第二層學校要為學生提供必要的住宿和交通支持?！叭龑訉W?！蹦Ｊ竭m用于人口分布分散的農村地區?！叭龑訉W?！蹦Ｊ降那皟蓪悠鋵嵕褪菍Α半p層學校”模式第一層進行再拆分的結果。具體來說，“三層學?！蹦Ｊ降牡谝粚影ㄒ荒陮W前教育和1~3年級的普通學校教育，大致相當于我國義務教育“五四制”下小學的前四個年級；第二層是包括4~9年級在內的普通學校，大致相當于“五四制”下小學最后一個年級和初中所有年級；第三層和“雙層學?！蹦Ｊ降牡诙酉嗤Ｆ渲?，第一層學校類似教學點，遵循“學校辦到家門口”的原則，規模較小，一個教師甚至能夠勝任整個學校的教學。第二層學校的布局要科學合理，應當確保學生能夠通過步行或乘車在一定時間內趕到學校上課，要給家庭距離學校過遠的學生提供住宿和交通支持。第三層學校要確保具備一定規模，每所普通學校至少要吸納600名學生，每所繼續教育與培訓學院至少要吸納1，000名學生，同時還要為需要的學生提供住宿和交通支持。[7]
（二）布局調整動向之二：對小學校進行適當撤并
農村教育局2007年的《撤并規模過小或難以為繼學校的國家指導綱要》（以下簡稱《綱要》）。明確提出對小規模學校進行適當撤并，并設計了具體撤并方案?！毒V要》認為，南非農村中小學只有通過適當撤并實現規模辦學增加入學人數，才能加快學校融資過程；只有通過適當撤并實現優化配置，才能改善學校硬件設施；只有通過適當撤并增加學校年級，分開學校層級，才能確保學生學業的可延續性，等等。此外，由于種種復雜的政治歷史和社會經濟原因，南非農場等私人領地上的公立中小學普遍規模較小，基礎設施較差，學生輟學率特別高。《綱要》認為，要徹底改善這些學校的狀況，也必須對其進行適當撤并。《綱要》指出，小規模學校撤并前，省級教育部門要綜合考慮多種因素來確定這些學校是否真能撤并。概言之，省級教育部門必須明確某個農村地區的人口居住形式及未來變化趨勢，必須明確市級教育部門當前及未來的學校發展規劃，必須明確合并是否能夠確保學生學業的可延續性等。此外，《綱要》還規定了撤并的具體措施和步驟，以及省級和地方相關部門的具體職責。[8]
三、南非農村基礎教育課程內容調整動向
從1997年開始實施的南非《2005國家課程》，堅持“以結果為本位”的原則和1996年《憲法》的基本價值，旨在糾正種族隔離制度下舊課程所宣揚的白人高等、黑人低下的不平等觀念，致力于培育全新的公民意識和價值觀，倡導社會公平與公正。為了實現上述目標，新課程強調以學生為中心，注重培養學生的多種能力。然而，南非國內很多學者認為，《2005國家課程》只適用于課堂規模較小、教學資源較充足、教師質量較高的城市學校，并不適用于課堂規模通常較大、教學資源往往不充足、教師質量標準較低的農村學校?！?005國家課程》對教師有很高的要求，它“把教師看做知識的傳播者、學綱和教材的設計者、詮釋者、領導者、管理者、學者、研究人員和終身學習者、社區成員、城鎮居民和牧師、評審員和學習領域的專家”。[9]在這些撲朔迷離的角色要求之下，農村教師在本身質量就不高的情況下往往會無所適從。據曼德拉基金會2005年的調查報告顯示，在被調查的農村教師中，對新課程不滿意的高達59%，其中林波波省尤甚，有67%的教師不滿意新課程內容。這表明，農村基礎教育課程急需調整。[10]課程內容調整動向主要包括兩方面內容。
首先，重拾農業教育。在南非種族隔離統治下，農業教育被作為維持此種統治的重要工具，使黑人永遠與白領工作無緣。種族隔離統治解除后，黑人占絕大多數的農村，普遍反感所謂的農業教育，很多學者也對此諱莫如深。農村教育部長級委員會2005年報告中指出，農業教育具有重要地位，應該在一些合適的農村地區開展。開展的方式可以是綜合性的，比如把純粹的農業生產教育、為學校提供免費校餐的農業生產園教育、農業創收教育、農業科技教育結合起來，使學生從中掌握科學原則，發展多種能力。其次，加強文體教學。長期以來，南非農村學校對文體教學的重要性缺乏清晰認識，認為文體教學只是供兒童玩樂和浪費時間而已。農村教育部長級委員會2005年報告中指出，上述觀點極不正確，1978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關于體育教育的文件中曾明確表示，接受文體教育是一項基本人權，而且1999年南非在約翰內斯堡參加某項會議時也認可了這一點，所以，南非農村學校急需提高文體教學水平。開展文體教學，需要調動大量資源和進行大量專業培訓，國家體育活動理事會、文化藝術部、青年理事會和其他省級相關部門要加強合作。要重點培養農村失業青年來組織和管理文體教學，這一方面可以提升文體教學水平，另一方面還可以帶動農村就業。[11]
四、南非農村基礎教育師資力量加強的動向
南非農村教師與城市教師相比，不管是在量還是質都存在很大差距。據曼德拉基金會2005年的調查報告顯示，2003年全國的生師比平均為33∶1，而林波波和東開普省的生師比卻高達39∶1，夸祖魯—納塔爾還要高，為41∶1。[12]
此外，在被調查的農村教師中，絕大多數畢業于質量比較差、層次比較低、目前已被關閉或合并的教育學院，有10%的教師只具備高中畢業證書、沒接受過專門的教師教育，還有一些教師連高中畢業證書也沒有。[13]南非農村既難吸引足夠多，也難吸引足夠好的教師，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農村學校基礎設施破敗不堪使很多教師望而卻步。據曼德拉基金會2005年的調查報告顯示，在被調查的農村學校中，只有45%有飲用水、43%有電源、71%有廁所。[14]其次，農村教師絕大多數不在任教的農村社區居住，住所往往距任教學校很遠。據曼德拉基金會2005年的調查報告顯示，被調查的農村教師中，東開普省有79%不在任教社區居住，林波波和夸祖魯—納塔爾的這一比例也分別高達63%和60%，而且這些教師的住所和學校的距離平均為36公里。[15]之所以造成上述現象，是因為依照現行的農村社區法律，這些外來教師沒有在任教社區的居住權，也就得不到政府的住房津貼。農村教師普遍采用的辦法，就是在大城市或距離任教學校最近的小城鎮居住，長途跋涉于家校之間。另外，師范教育的機構轉移和費用驟增導致注冊師范教育的農村學生劇減。傳統上，南非負責師范教育的機構是前文提及的教育學院，這種學院多位于農村地區，而且學院學生的學費和住宿費多由省級教育部門先行墊付，學生就業后再逐年清還。2002~2005年，南非高校合并時，教育學院多數通過合并升格為大學，師范教育的費用也隨之大幅提高。目前一名四年制師范生的學費高達8.4~12萬蘭特[16]，學生雖然可以申請國家助學貸款，但名額十分有限，這使得很多農村子女與師范教育無緣。上述狀況表明，南非農村基礎教育師資力量只有通過采取多種途徑才能加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