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中文期刊網精心挑選了居民消費水平報告范文供你參考和學習，希望我們的參考范文能激發你的文章創作靈感，歡迎閱讀。
居民消費水平報告范文1
一、指標選取與數據來源
1.居民消費指標。居民消費水平是指居民在物質產品和勞務的消費過程中，對滿足人們生存、發展和享受需要方面所達到的程度。通過消費的物質產品和勞務的數量和質量反映出來。
居民消費水平，是按國內生產總值口徑，即包括勞務消費在內的總消費進行計算的。計算公式為：
居民消費水平(元/人)=報告期國內生產總值中的居民消費總額/報告期年平均人口
本文將天津市居民消費水平作為衡量天津市居民消費的指標。
2.經濟發展指標。GDP是反映國民經濟的綜合指標，它的權威性和可比性已被廣泛認可。鑒于此，本文采用天津市GDP指標作為衡量天津市經濟發展指標。
為了減少異方差，本文對居民消費水平(X)和地方生產總值(GDP)進行了自然對數變換，分別記為LNXt和LNGDP。變換后原時間序列的協整關系并不會受到影響。此外，本文中的所有數據均來自《中國統計年鑒》(2015)。
二、實證分析
1.基于VAR模型的分析。確定VAR模型的結構，一般用赤池信息準則(AIC)，選擇最大滯后期k值。原則是在增加k值的過程中使AIC的值達到最小。適當加大k可以消除誤差項中存在的自相關。但k值過大會導致自由度減小，影響模型參數估計量的有效性，并比較不同滯后期所建立的VAR模型的穩定性。經過比較，本文最后選擇滯后2期，即k取2。經檢驗，所建模型除LR和SC外，最終預測差(FPE)、赤池信息準則和漢南-奎因信息準則(Hannan-Quinn)最小，三個檢驗準則同時得到了滿足。在此基礎上，可以對和LNXt時間序列進行協整檢驗。本文采用Johansen檢驗方法。該檢驗能判定協整方程的個數，即協整秩。經過反復檢驗，確定協整變量含截距項并有確定趨勢。Johansen協整結果表明，在5%的顯著水平下，和時間序列只存在一個協整關系。
2.格蘭杰(Granger)因果關系。雖然通過實證研究可以得出和LNXt的協整關系，但沒有表明這兩個序列之間是否存在因果關系。 Granger(1980)指出，如果變量之間是協整的，則至少存在一個方向的Granger原因;在非協整情況下，任何原因的推斷將都是無效的。從前面確立的天津市經濟增長與居民消費水平的關系中，可以看出由于二者具有協整關系，所以他們之間至少存在一個方向上的因果關系。計量的檢驗結果表明(見下表)，在95%的置信度下，天津GDP增長是促進居民消費水平增加的Granger成因，但反向的影響關系則在統計意義不成立。
3.脈沖響應分析和方差分析?；谔旖蚴蠫DP與居民消費水平的VAR模型的脈沖響應函數，可以描述二者的相互影響關系，基本思想是研究系統中個別方程中的新息(innovation，即隨機誤差項)產生變動時，由于變量間的相互影響而對系統中其他變量所產生的沖擊強度和影響時滯。由于研究沖擊響應時采用的是Cholesky分解技術，該方法的一個技巧是使誤差項正交化。所以Cholesky分解的結果依賴于系統內變量的排序。 Koop，Pesaran和Potter(1996)提出了廣義脈沖響應(Generalized ImpulseResponse)和廣義方差分解(GeneralizedVariance Decomposition)，以避免正交化對變量排序的依賴性。故本文采用廣義脈沖響應方法進行響應分析。
圖1的脈沖響應結果表明，當在本期給居民消費水平一個正沖擊后，天津GDP在第5期達到最低點，第5期以后呈現緩慢平穩上升的趨勢，這說明居民消費水平受到外部沖擊以后，給本市經濟增長能夠帶來反向的沖擊，但是這種沖擊并不大，并且對第5期以后緩慢回落有一定拉動作用，不具有顯著作用，這與上述格蘭杰因果檢驗中居民消費水平的增加不是促進GDP增長的Granger成因的結論相一致。
圖2中，LNXt的脈沖響應結果表明，當在本期給GDP一個正沖擊后，居民消費水平在第7期會達到最高點，從第7期開始保持平穩下降，而且作用效果明顯。這表明GDP的某一沖擊會給居民消費水平帶來同向沖擊，且從第七年后對居民消費水平產生穩定的拉動作用。同時，它也印證了上述格蘭杰因果檢驗結果。
與脈沖響應函數的分析視角相反，方差分解是把系統中每個內生變量的波動按其成因分解為各方程新息(innovation)相關聯的組成部分，從而可以判斷各新息對內生變量的相互重要性。方差分析圖說明，是LNXt的重要影響因素，經過10期，其貢獻率從42.38%上升為 82.23%;LNXt對的影響較弱，其貢獻率最高僅為15.64%。
4.VAR模型預測。基于VAR(3)模型，可以對天津市經濟增長和居民消費水平做出樣本內預測和樣本外短期動態預測。從樣本內預測序列圖可以看到，因為靜態預測是使用樣本實際觀測值進行預測，所以靜態預測的效果要好于動態預測，但是，樣本內動態預測可以預測出序列的變化趨勢。VAR模型的特點之一就是做樣本外近期預測非常準確。本文結果很好的證明了這一點。如據統計，2014年天津市GDP和居民消費水平分別為 15726.53億元和 28492元，取對數后分別為 9.6631億元和 10.2574元，而該VAR(3)模型對2007年天津市GDP和居民消費水平的預測值分別是9.7425億元和10.2547元，模型預測誤差分別為 0.008和-0.0003.
三、結論和建議
雖然社會經濟系統的復雜性決定了我們不能依據任何實證工具進行簡單的決策，但本文的實證結果有助于我們對天津居民消費水平與經濟發展的關系做出一個大致的判斷。
從計量分析結果看，天津居民消費水平和GDP構成一個相互有長期影響的動態線性系統，只是程度有所不同，即GDP增長是促進居民消費水平增加的Granger成因，但反向的影響不顯著。在受到經濟波動的沖擊下，GDP會對居民消費水平產生同向顯著而持續的影響。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天津居民消費水平與母城經濟發展水平息息相關，而居民消費水平對母城經濟發展的帶動作用有限。
為此本文提出以下建議：國內生產總值對消費水平存在顯著影響，國內生產總值常被公認為衡量國家經濟狀況的最佳指標。它不但可反映一個國家的經濟表現，還可以反映一國的國力與財富，國民收入提高，其他因素不變的情況下，公眾購買力提高，消費水平增加。因此，政府應大力發展經濟，促進經濟發展，增加國內生產總值，提高國民收入，最終達到提高居民的消費水平。
居民消費水平報告范文2
關鍵詞：金融發展；消費；相關關系
如何推動金融體系和消費協調發展，是經濟發展中的重要課題。根據消費經濟學理論，研究居民消費問題，必須重點關注的無疑是居民收入增長，但金融發展滯后對居民消費的抑制也不可忽視。中國人民銀行貨幣政策司曾報告指出，1元消費信貸能夠帶動a1.5元的商品消費。資料顯示，1990-2008年間中國金融發展指數與全國社會商品零售總額兩者的相關系數為0. 87，即高度正相關。換言之，金融發展有可能促進中國居民消費增長。為此，筆者搜集了大量經濟數據，以期以山東省為例，通過居民消費水平與金融發展水平關系的剖析，探尋居民消費水平與金融發展之間的關系與傳導機制，為提升居民消費水平提供參考。
一、金融發展與消費的關系
金融發展與人們的生活密切相關，金融產品作為一種風險規避的途徑和取得收益的方式，已經深入到了每一個人的生活；金融工具的創新和金融設施的不斷完善為居民提供了多種支付手段，使生活更加便捷?？偟膩碚f，可以從以下三個方面總結金融發展對消費的影響：
首先金融市場具有風險分攤功能。根據生命周期持久收入假說，居民為了實現一生效用水平的最大化，會通過跨期消費來規避風險。所謂跨期消費，就是指將財富平均地分配于各期消費。在金融市場比較完備的狀況下，居民除了跨期消費選擇，還可以縱向上借助金融工具實現風險分擔的目的，化解外部沖擊，從而保持家庭的編輯效用水平不變。因而金融市場具有風險分擔功能，發達的金融市場上金融機構和金融工具能夠滿足居民的多渠道投資需求，將風險化整為零，從而影響居民消費水平。
其次金融業能夠促進經濟發展。完備的金融體系有利于增加儲蓄、促進資本積累，提高儲蓄-投資轉化率，進一步作用于社會生產的發展，最終帶動社會經濟發展，提升居民收人水平，增加居民消費。
再次，金融支付手段對消費有拉動作用。金融設施的不斷完善為居民多種支付手段的實現提供可能，各種金融工具的使用對現金有替代作用，能夠增加貨幣的流動性，刺激居民的消費需求。此外，金融設施的普及能夠營造良好的商業發展環境，通過促進商業發展進一步豐富消費元素。
二、指標選擇與數據來源1
為了進一步探究金融與消費之間的具體關系與作用機理，下面采用計量經濟學的方法進行分析，以期計算出金融與消費之間的定量關系。
（一）金融發展指標分析
金融發展表現為多個方面，包括總量上的增加、結構上的優化與效率的提升。對于金融發展水平的衡量目前沒有統一的指標。本文參考《山東省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相關性的實證研究（1978-2004）》一文使用的指標，選取了以下3項代表金融發展水平的指標，并結合實際情況進行了相應調整。2
1.金融相關率指標（FIR）：由美國經濟學家雷蒙德.W.戈德史密斯（Raymond W Goldsmith）提出，是指某一時期一國全部金融資產價值與該國經濟活動總量的比值，常用金融相關率（FIR）去說明經濟貨幣化的程度，計算公式為M2/GDP。在本文中，金融資產的范圍包括廣義貨幣（M2）、股票市價總值和債券余額；債券余額為金融債券、國家債券和企業債券發行余額的合計值。
2.金融深化指標（DEPTH）。該指標表示金融中介相對于國民經濟的規模，麥金農將其稱作金融深化指標，代表了一國經濟貨幣化與金融深化的程度。但是，許多經濟學家認為，這一比率與經濟增長之間沒有理論聯系，銀行信用才是衡量金融發展的有用指標。由于受到可獲得數據的限制，本文以全部銀行信貸余額占GDP的比重作為度量金融深化的指標。
3.金融結構比率（FS）。該指標為債券和股票金融資產總量中的占的比重，用于衡量金融發展程度。本文通過金融結構指標進行間接考察，沒有單獨檢驗股票市場與經濟增長的相關性，因為我國股市發展時間較短，年度時間序列樣本數太小，難以得出有意義的檢驗結果，且山東省的數據也難以獲取。
為了避免數據的非平穩性和異方差，在下面的OLS分析中使用的指標是將上述指標的水平數據和比率指標轉化后的環比增長率指標，分別使用IFIR、IDEPTH和IFS。
（二）居民消費水平分析
居民消費水平是本文研究的重要變量，其衡量指標選取的是城鎮居民全年人均消費性支出。通過散點圖不難發現在這一時期內山東省居民的消費性支出有大幅提升并且保持了較高的增長率。這說明山東省居民的消費水平有明顯增長，生活水平有較大改善。
（三）控制變量指標分析
本研究選擇兩個經濟變量為控制變量：經濟總量（Z）和人均可支配收入（N）。其中，經濟總量（Z）的指標取值為GDP，人均可支配收入指標取值選為城鎮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
山東省歷年GDP統計圖如下，從表中看到在這一時期內山東省的GDP有大幅提升且增速越來越快，這說明近年來山東省的經濟飛速發展。
山東省歷年城鎮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的絕對數和指數（相對于1978年）如下圖所示，這一時期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有較大幅度的增加，但是2000年以后出現了波動。
三、計量經濟檢驗
設消費水平為變量Y，金融發展水平為變量X，其中金融總量、金融深化、金融結構的指標分別為X1、X2、X3；兩個控制變量經濟發展水平和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別為Z和N。 建立模型：lnY=α+βlnXt+γ1lnZ+γ2lnN +εt
依據上式，為進行逐一計量檢驗，擬定12個回歸方程：
方程（1）：lnY =α+βlnX1+εt
方程（2）：lnY =α+βlnX1+γ1lnZ+εt
方程（3）：lnY =α+βlnX1+γ2lnN+εt
方程（4）：lnY =α+βlnX2+εt
方程（5）：lnY =α+βlnX2+γ1lnZ+εt
方程（6）：lnY =α+βlnX2+γ2lnN+εt
方程（7）：lnY =α+βlnX3+εt
方程（8）：lnY =α+βlnX3+γ1lnZ+εt
方程（9）：lnY =α+βlnX3 +γ2lnN+εt
使用山東省1980-2004年的數據，在Eview6上進行計量分析，進行OLS回歸的結果見下表：
通過上表可以看到，除了方程（4）3所有回歸結果都通過了擬合優度檢驗，且F值都很大，擬合度高，回歸模型整體上是顯著的。
四、結論與建議
分析上文計算結果，有幾下幾點實證結論：
1、三個金融發展指標中的金融深化指標（DEPTH）沒有通過顯著性檢驗，說明山東省居民的消費水平與金融深化之間線性相關關系較弱；但不能排除兩者之間存在其他相關關系。
2、金融發展指標中的金融總量和金融結構指標通過了顯著性檢驗，且擬合度較高，系數為正，說明山東省居民的消費水平與金融總量和金融結構之間有較強的線性正相關關系 。
3、加入控制變量經濟發展水平和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后，模型擬合度及參數顯著性得到明顯改善，說明經濟發展水平和人均可支配收入是金融發展水平與居民消費水平線性傳到機制中的重要中間變量。
針對以上研究的結論，山東省應從提升金融發展水平入手促進居民消費水平的提高，在擴大金融總量的同時，注重證券市場、保險市場等金融市場的建設、銀行信貸結構的優化和效率的提高，從而使金融發展在擴大我國居民消費中發揮更重要的作用。另外，經濟發展水平和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作為重要的傳導因素，對線性相關關系的建立有不可忽視的作用，要重視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
第一，要抓住導致分配不公平的關鍵因素，逐個擊破。首先完善轉移支付，使財政支出有方向性地傾斜；其次，完善各項立法，加大執法力度，調節過高收入，取締非法收入，漂白各種“灰色收入”、“黃色收入”、“黑色收入”。
第二，調整稅收制度，提高居民收入比重。以促進居民收入普遍增長為目標，建立合理的稅收制度，探索建立并逐步完善包含遺產稅制度、資本增值稅制度、房地產增值稅制度等在內的個人所得稅征收體系，促進代際公平，抑制過高的非勞動收入，防止收入分化。在稅費征收上綜合考量居民收入總量和居民收入分配結構，合理計征，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所占比重。
最后，建立以公平為目標的收入分配調節體系，從初次分配到再分配都注重公平，從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入手，增強居民的消費信心，促進居民消費水平的提高?！?/p>
參考文獻
[1]注：本文的有關數據分別從各年《山東統計年鑒》、《中國金融年鑒》、《中國人民銀行濟南分行金融年鑒》以及網絡搜索整理得出，時間跨度為1980-2004年， 采用Eview6進行統計處理。
居民消費水平報告范文3
關鍵詞：收入差距 財富效應 居民消費
自凱恩斯的絕對收入理論提出以來，消費函數在宏觀經濟中便占據了重要地位，消費作為有效需求的核心，一直被視作拉動經濟增長最重要的一駕馬車。發達國家的國民經濟核算中，消費構成GDP的大部分，而且消費的波動相對小于GDP的波動。可是，自1997年起，中國宏觀經濟中出現的一個重要現象是消費需求不足，尤其是居民消費，這引起了學術界的廣泛關注。
一、相關研究回顧
目前，有關中國居民消費需求不足的研究中，盡管不同學者給出了不同的解釋，但占主導地位的是“居民之間的收入分配不公”說。如臧旭恒、張繼海（2005）通過對中國城鎮居民收入差距與總消費關系的實證研究發現，我國收入差距與總消費是負相關的。但是現行的研究較少地進行分城鄉的對比研究，尤其是在中國“城鄉二元結構”十分明顯的大環境下，城鄉間居民消費需求的差別也是很明顯，而且農戶消費行為和農村消費市場研究將成為我國消費經濟研究的重點領域（朱信凱、駱晨，2011）。當然，有學者已開始進行分城鄉的居民消費需求研究，趙志堅等（2007）通過建立ELES模型對我國城鄉居民年均基本需求支出量、邊際消費傾向、消費支出構成、需求收入彈性進行比較分析發現，我國城鄉居民消費結構存在著顯著的差異。方福前（2009）基于中國城鄉分省面板數據，建立隨機效應模型對中國城鄉居民消費需求的影響因素分別進行了計量分析，但是他并沒有加入“收入差距”這個影響因素。
除了對收入差距和居民消費需求關系的研究，近年來，由于中國居民的財產分布差距出現了快速的明顯擴大趨勢，尤其是金融資產和房產（李實等，2005），所以有許多學者開始關注居民資產的財富效應。宋勃（2007）利用中國1998—2006年的季度數據，通過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也發現，長期來看房價上漲是居民消費增加的Granger原因。不過黃靜、屠梅曾（2009）使用家庭微觀數據，發現我國房地產價格近10年的持續上漲，對居民的消費產生了抑制作用。除了上述正反比較鮮明的對立觀點，林霞、姜洋（2010）通過來自京、津、滬、渝面板數據的驗證卻發現，中國股市升值和房價上漲引致的財富效應并不明顯，旨在通過房地產拉動居民內需的政策效果微弱。
上述成果對本文的研究有一定借鑒意義，不過還存在爭議和可以改進的空間，因此本文將使用面板數據，建立分城鄉的消費函數，并將收入差距、財富效應同時納入消費函數中進行實證檢驗。
二、模型的解釋與實證檢驗
（一）模型構建和數據說明
研究我國居民消費需求，要考慮到中國的國情，因為西方的消費函數模型直接套用到我國的市場條件下并不一定合適，所以如何構造適合于我國自身特點的消費函數，研究影響我國居民消費需求的因素更具有實際價值。中國還是一個發展中國家，影響消費的最重要因素還是當期收入，另外還有本文重點要研究的城鄉收入差距和房價，以及其他可能影響消費的因素，因此本文建立分城鄉的消費函數并使用面板數據模型如下：
■
其中，i和t分別代表地區和年度，s＝1，2分別表示城鎮和農村，X為影響城鄉居民消費的其他控制變量集合，ui和vit分別為不可觀察的個體差異和隨機擾動項。
本文選取的是2001—2009年31個省、自治區和直轄市的面板數據，模型的被解釋變量是分城鄉的居民人均消費支出C1和C2。Y1和Y2分別為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城鄉收入差距，我們用城鄉收入比g來表示。由于《中國統計年鑒》上只有2005—2008年的省級房價數據，所以其它年份的數據來源于中經網統計數據庫，計算公式如下：本年商品房銷售總額／本年商品房銷售總面積×10000。模型中使用f函數是因為城鄉收入差距和房價對城鄉居民消費的影響還不確定，其中可能包含g和houpric的一次項、二次項以及它們的交叉項，具體的結果需要通過實證檢驗來進一步確認。
另外，本文的實證分析還將控制其他重要變量。為了使數據具有可比性，我們以2001年的分城鄉消費者價格指數（CPI）作為基期，其值為100，對2001—2009年的省際城鄉名義數據分別進行了調整，形成以2001年為基期的實際數據。表1提供了后文實證分析中相關變量的定義。
（二）分城鄉居民消費函數分析
首先對城鎮居民消費函數進行估計，先不考慮控制變量，在模型中分別加入g和houpric的一次項、二次項以及它們的交叉項，并使用三種方法進行估計，剔除不顯著的變量，得到相對穩定的結果，進而再加入控制變量，進一步驗證模型的穩定性。對農村居民消費函數的估計與上述步驟相似，故不再重復介紹?；貧w結果如表2。
模型1到模型3表示城鎮居民消費函數，模型4到模型6表示農村居民消費函數，下面對表1的實證結果進行分析。
1、城鎮居民消費函數分析
首先，不考慮其他控制變量，對于城鎮居民消費函數（模型1），由于存在著交叉項，此時欲得到城鄉收入差距對城鎮居民平均消費支出的影響要復雜些，需要在房價的均值水平下求得這種影響，數據顯示房價的平均值為7.7143，因此可以求得城鄉收入差距對城鎮居民平均消費支出的影響為-0.3711。盡管gap的一次項系數為正，即城鄉收入差距的擴大對城鎮居民的消費有促進作用，但是考慮房價的交互影響后，這種效果不僅被抵消掉，而且變成了負向相關。雖然與農村居民相比，城鎮居民的相對收入增加了，但是高房價的壓力使得他們不是增加消費，而是縮減開支，這說明對于城鎮居民房價的攀升帶來的可能是負的財富效應。
同上面的分析方法，我們在城鄉收入差距的平均水平下求得房價對城鎮居民消費的影響，數據顯示城鄉收入比的平均值為3.1，此時houpric的一次項系數為正，二次項系數為負，因此房價與城鎮居民消費之間呈“倒U型”關系，即當房價較低時存在正向的財富效應，但這種作用隨著房價的上升而遞減，當到達拐點后變為負向的財富效應，根據計算拐點為6.59左右，而本文的數據顯示，房價的最低值為6.88，說明房價已整體上越過了拐點，這再次說明以城鎮居民消費衡量的房價為負的財富效應。
其次，在模型1的基礎上加入了其它控制變量，結果顯示主要結論基本不變，而且不同估計方法的結果也比較一致，模型2和模型3報告了固定效應和隨機效應的結果。綜合不同的估計方法可以發現，控制變量中只有消費物價指數對城鎮居民的消費產生了顯著的負向作用，因此物價過高又構成了另一項影響城鎮居民消費的重要因素。
從對城鎮居民消費函數的分析可以發現，高房價、高物價對城鎮居民的消費產生了顯著的負向影響，如果不能很好地控制房價和物價過快上漲，便無法拉動城鎮居民的消費水平，各種拉動內需的政策也無法取得良好的效果；城鄉收入差距的擴大在高房價的壓力下未能帶動城鎮居民的消費，而國民經濟結構的改善、人口結構、利率等都不是影響城鎮居民消費的主要因素，這說明我們的經濟結構調整還不到位，金融市場的發展也很不充分；另外金融危機并未顯著影響城鎮居民的消費水平。
2、農村居民消費函數分析
回歸結果顯示，農村居民消費函數的形式與城鎮居民消費函數有著顯著的不同，這也說明研究分城鄉消費函數的必要性。模型4是不考慮控制變量的回歸結果，而加入控制變量后（模型5、模型6），盡管主要變量的顯著性和符號未發生較大變化，但模型4的結果顯示農村居民的消費收入彈性大于1，高于城鎮居民，這并不符合我國的經濟現狀，這說明模型4遺漏了其它重要變量而帶來了嚴重的內生性問題，所以下面的分析我們主要使用模型5和模型6的結果。
首先，gap的一次項系數為正，二次項系數為負，城鄉收入差距與農村居民消費之間是“倒U型”關系，即起初隨著城鄉收入差距增加，農村居民的消費水平是上升的，當到達某個點后，消費水平開始下降，根據模型3、4可以計算拐點大約為3.9左右。城鄉收入差距與農村居民消費之間為何成“倒U型”關系？有研究發現，我國農村居民的消費行為不僅取決于其自身特征變量，而且還顯著地受到城鎮的影響，城鄉之間存在著聯動機制（周建、楊秀禎，2009）。當城鄉收入差距拉大時，城鎮居民中的富有者會傾向于追求消費產品的多樣化以及對高檔品的需求，而農村居民極易受到這種“示范效應”的影響，他們不是減少自己的消費水平，而是向城鎮居民“學習”這種消費模式。不過，當城鄉收入差距過大時（本文的結果是城鄉收入比達到3.9左右），會抑制農村居民消費，影響農村居民生活。因此，一定范圍內的城鄉收入差距不會影響到農村居民的消費水平，但城鄉收入比不能過大，尤其不能超過3.9。本文的統計資料顯示，目前我國整體的城鄉收入比在3左右，不過城鄉收入差距最高的地區達到了5.6，而且目前城鄉收入差距還在逐年拉大，尤其是欠發達地區，這對拉動農村居民消費是非常不利的，因此地方政府應高度重視這一問題，努力控制城鄉收入差距。
其次，對于農村居民，盡管房價的上漲存在著負向的財富效應，但結果并不顯著，因為農村居民擁有的房屋都是位于農村，近年來房價的上漲也主要是城鎮，尤其是一二線城市的房價瘋漲，因此高房價對農村居民的影響不大。
另外，與城鎮居民消費函數不同，農村消費物價指數的符號為正，物價上漲反而會增加消費，這說明農村居民的恩格爾系數還比較高，其購買的物品多為生活必需品，可替代性不高；城鎮化的提高以及第三產業的發展顯著影響了農村居民的消費，而且是正向的，這說明我國的經濟改革取得了一定成效，改善了農村居民的生活和消費水平；老年人口負擔率的上升會提高農村居民的消費水平，因為對于中國的老年人，李實等（2008）的研究表明城鎮老年人的處境要好于其他人群，而且他們的相對處境在經濟轉型過程中沒有發生改變，農村老年人的收入狀況也至少不比農村人口總體差，而對消費影響最大的仍然是收入，所以這就表明老年人負擔率的增加不會抑制農村居民的消費，當然兒童負擔率的上升會對居民消費起到一定的負向作用（不過并不顯著）；隨機效應的結果顯示金融危機對農村居民消費產生了負向的影響，盡管在其它估計結果中這個變量并不顯著，不過整體上看，金融危機還是對我國的城鄉居民消費造成了負向的沖擊，當然這種作用力十分有限。
三、結論與政策啟示
我們通過使用2001—2009年的中國省際面板數據以及分城鄉消費函數模型，分析了城鄉收入差距、房地產財富效應與我國城鄉居民消費的關系，另外還控制了其它可能影響居民消費的變量，通過城鄉間的對比分析，得到如下結論：首先，城鄉收入差距和房價會顯著影響城鄉居民消費，但通過分城鄉的研究發現，具體的函數形式是不一樣的，這也說明了分城鄉研究居民消費函數的科學性；其次考慮城鄉收入差距與房價的交互影響后，城鄉收入差距的擴大會抑制城鎮居民消費，而目前房價過高，也抑制了城鎮居民消費；第三，城鄉收入差距與農村居民消費是“倒U型”關系，而房價沒有顯著影響到農村居民的消費行為；第四，中國的人口年齡結構并不是影響居民消費的主要因素，通貨膨脹對城鎮居民的影響是正向的，對農村居民的影響卻是負向，經濟結構的調整沒有對城鎮居民產生顯著影響，但城鎮化與第三產業的發展正向促進了農村居民消費，利率、金融危機對我國居民消費的影響并不明顯。本文結論具有如下政策啟示：
第一，從消費的角度看，宜將城鄉收入比數控制在3.9以下并將其逐步縮小，由于經濟發達的地區，城鄉收入差距往往比較小，所以越是落后的地區越要注重城鄉間的平衡發展。當然根治城鄉收入分配不公，必然涉及一系列權利和利益的重新調整與安排，首先要建立城鄉等同的社會保障、創業、擇業和就業機會等等，而這涉及財政體制、社會保障體制、就業制度、教育體制、醫療衛生體制等多方面的改革，只有不斷深化經濟和政治體制改革，才能從根本上緩解城鄉收入差距擴大的問題。
第二，目前房價整體偏高，這是導致目前內需不足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調控房價勢在必行。對房價的調控應以宏觀層面為主，微觀調控為輔的措施，宏觀層面主要指貨幣與財政政策，比如可以采取減少貨幣發行量、提高房貸利率、減少房貸額度、減少財政對購買基本住房的稅收優惠與補貼、增加土地供給等等措施。另外還要建立各級政府對基本房價可測量、可報告、可檢驗的問責制，這樣地方政府才不會對房價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
第三，由于物價過高顯著影響了城鎮居民的消費，調控城鎮地區的物價應該是政府工作的重點。對物價的調控主要是宏觀政策上的，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增強宏觀調控的針對性、靈活性、有效性。
參考文獻：
①臧旭恒，張繼海．收入分配對中國城鎮居民消費需求影響的實證分析[J]. 經濟理論與經濟管理，2005（6）：5—10
②朱信凱，駱晨．消費函數的理論邏輯與中國化：一個文獻綜述[J]．經濟研究，2011（1）：140—153
③方福前. 中國居民消費需求不足原因研究——基于中國城鄉分省數據[J]. 中國社會科學，2009（2）：68—82
④李實，魏眾，丁賽．中國居民財產分布不均等及其原因的經驗分析[J]．經濟研究，2005（6）：4—15
⑤宋勃. 房地產市場財富效應的理論分析和中國經驗的實證檢驗：1998—2006[J]. 經濟科學，2007（5）：41—53
⑥黃靜，屠梅曾．房地產財富與消費：來自于家庭微觀調查數據的證據[J]．管理世界，2009（7）：35—45
⑦林霞，姜洋．居民資產具有財富效應嗎？——來自京、津、滬、渝面板數據的驗證[J]．中央財經大學學報，2010（10）：75—80
⑧周建，楊秀禎．我國農村消費行為變遷及城鄉聯動機制研究[J]．經濟研究，2009（1）：83—95
居民消費水平報告范文4
一、農村居民消費的基本情況和變化趨勢
（一）農村居民消費水平的演變。我縣農村居民消費水平的演變大體分為兩個階段，一是2003—2005年為消費水平緩慢增長階段。由于這一時期前兩年，農村經濟發展緩慢，農產品價格低，農民負擔高。因此，進入新世紀的前三年，農村居民消費水平總體呈現穩步增長的態勢。二是2006年為消費水平快速增長階段。我市在農業結構調整、農業產業化、標準化等方面都有了較大發展，使我市的農業經濟迅速增長，農民人均純收入大幅增長。
（二）消費結構的演變。調查顯示，受收入水平和收入預期低、支出預期高的制約，農村居民消費還是以一般性消費為主，衣食、居住消費等占的比重較大。隨著收入的大幅增長，消費支出也大幅增加，消費結構也有了明顯的改變。一是伴隨著連續幾年婚嫁高峰的過去，農村舊房改造已基本結束，建房熱已開始降溫，在消費支出大幅增長的情況下，居住消費卻大幅度減少。二是食品和衣著消費的比例有了突發性增長。由2005年的人均700元上升到1038元，增幅達48%，比重由37.2%上升到43.6%。三是交通通訊支出平穩增長。隨著農村經濟的發展，市場化進程的加快，交通和通訊工具不斷進入尋常百姓家，農民外出頻繁，對外交往不斷擴大，使得農民的交通通訊支出在2003年就大幅增長。
（三）消費方式的演變。從某種意義上說，收入水平決定消費水平，而消費結構的變化是消費方式轉變的結果，消費方式的轉變反過來又促進消費結構的變化，并轉化為拉動消費市場的動力。近年來農民消費方式主要有以下變化：一是由滿足生活需要向追求生活質量提高轉變。在食品結構上，主食消費比重下降，各種副食消費不斷增加，膳食結構向營養、科學型發展。在衣著消費上，農民穿衣在成衣化的基礎上，更注重時尚化。2004年人均衣著支出140.1元，同比增長35%。二是由重食物消費向物質和服務消費并重轉變。食物消費更多表現為生存型消費，而服務型消費更多表現為提高型和享受型消費。服務消費比重逐年上升，反映出農民消費觀念的積極轉變，也反映出農民消費方式的多元化。三是由自主性與市場化結合消費向更高的市場化消費轉變。隨著農村經濟的快速發展，農民生活消費的市場化進程明顯加快，現金消費支出的比重不斷上升。
二、擴大農民消費存在的主要問題和制約因素
（一）農民收入問題。通過前面的分析，我們發現農村居民消費水平的提高是以收入的提高為前提的。近兩年，農民收入有了較大幅度的增長，農民的購買力提高了，對收入的預期也提高了，消費水平就明顯提高，消費對經濟的拉動作用明顯增強。但與城鎮居民相比，農民的收入水平，特別是現金收入水平還比較低。因此，要進一步擴大農村消費，還要進一步增加農民收入，并保持收入的穩定增長。
（二）社會保障制度不完善，收支預期的不穩定，是農民消費的后顧之憂。近幾年，我市農村社會保障制度雖然有了一定程度的發展，在養老、醫療等方面已形成了一套比較完整的保障體系，但這些保障體系還不完善，普及率也不高，醫療費用居高不下，看不起病，吃不起藥，因病致貧、因病返貧的現象時有發生。因此，存錢養老、存錢防病的思想在農民中還普遍存在。另外，收支預期的不穩定，越來越高的教育投資，婚喪嫁娶的盲目攀比，也使得農民不敢貿然消費。
（三）農村市場體系不健全和消費環境欠佳是影響消費的重要環節。主要表現在：一是家庭設備、日用品等有賴于新型業態如連鎖超市在農村的延伸，而目前農村商業流通組織方式落后，商品流通不暢，成本過高，商品價高質次、假冒偽劣嚴重等問題，不能滿足農民日益提高的消費需求和適應農民消費方式的轉變。二是農村基礎設施建設相對滯后。交通、通訊、自來水等近幾年雖有了較大的發展，但還遠遠落后于城鎮，運行成本、運行費用高也使得農民對一些耐用消費品買得起用不起，限制了農民的消費。
三、進一步推動農村消費的措施和建議
（一）增加農民收入。從長遠看，增加農民收入是推動農民消費的根本措施。要增加農民收入，既要全面貫徹黨的農村經濟政策，又要不斷提高農民的生產經營水平。隨著近幾年農民增收各項政策的全面、強力出臺，今后對農民增收的政策支持將進入常規階段，對農民增收的作用也是間接的、有限的。今后影響農民增收的主要因素不再是由政策決定的生產積極性，而是農民生產經營水平。因此，今后農民增收的核心應轉向提高農民的生產經營水平上來。:
（二）健全農村社會保障體系。進一步健全和完善農村在養老、醫療等方面的保障體系，使更多的農民從傳統的儲蓄養老、家庭養老的方式中解脫出來；使更多的農民參入醫療保險，看得起病，吃得起藥，降低因病致貧的風險。進一步理順農村信貸關系，落實農村信貸政策，簡化信貸手續。進一步降低學生“學雜費”，特別是高中、大學階段的學雜費，使農民不致為了讓孩子上學而貧困或債臺高筑。
居民消費水平報告范文5
【關鍵詞】三農問題；農村居民消費；民族地區農村居民消費
一、我國民族地區農村居民消費現狀及原因分析
我國是一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少數民族人口有1億多，分布在全國各地，民族自治地區面積占國土面積的64%，西部和邊疆絕大部分地區都是少數民族聚居區。這里所指的民族地區是指我國20個省市民族自治地區。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民族地區經濟發展雖然取得了顯著進步，人民生活水平有了一定的提高。但是，由于地理條件限制、發展基礎薄弱、市場開發條件差、自身發展能力弱等因素，我國民族地區農村居民消費還是存在一些差距。
1.整體水平
盡管改革開放以來，民族地區農村經濟發展取得了顯著進步，居民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改善和提高，但與全國水平相比，特別與東部地區①比較，仍然存在很大的差距（見表1）。
2.消費水平
從表1中可以看出，2009年全國農村居民純收入達到了5153.7元，其中東部地區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為7855.26元，而民族地區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卻只有3788.36元，低于全國水平1365.34元；和東部地區比，民族地區只有前者的1/2，差距相當的大，東部地區收入水平遠高于全國水平和民族地區水平。
與此相對應地，在農村居民消費支出方面又落后于全國平均水平，更落后于東部地區。2009年，全國農村人均消費支出為3504.84元，東部地區農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費支出為5268.16元，而廣大的民族地區為2582.57元，說明東部地區農村居民消費水平大大高于民族地區。這表明我國民族地區農村居民的消費水平整體較低。
3.消費結構
在表1中可以看出，民族地區農村居民的消費結構和全國平均水平、東部地區相比較，存在一定的差距。在食品消費上，2009年，人均食品消費支出東部地區、全國、民族地區分別為1888.98元、1180.69元、804.55元，三者之比為1:0.63:0.43。民族地區的農村居民食品消費都低于東部地區和全國平均水平。從反映農村居民消費結構特征的恩格爾系數（“恩格爾系數”是表示食品支出占總消費支出的比重，用來衡量一個國家或地區經濟發展水平。其系數越大，表明該國或地區經濟越落后，反之，則表明經濟發展水平越高）來看，東部地區和全國分別為36%、34%，民族地區為31%，按照聯合國的劃分標準，東部和中部地區農村居民已經實現了小康水平，而民族地區農村居民消費質量與生活水平快要接近小康，但還是有一定的差距。在其他項目上看，民族地區農村居民的其消費支出也都分別低于全國平均水平、東部地區，特別是在衣著和家庭設備方面的消費支出相對最少。這都表明了我國民族地區農村居民的消費層次較底，生活質量與全國相比較差。
4.城鄉經濟
城鄉分割是我國經濟二元結構的重要特征，這也導致了我國城鄉居民之間的收入差距長期居高不下，相應的在消費支出上也是如此，在我國民族地區城鎮居民與農村居民的收入與消費對比中能體現到這點，城鄉間差距大（見表2）。
表2中，2009年的民族地區人均收入一項中，農村人均純收入只是城鎮的27%。而人均消費當中，農村居民也只是城鎮的25%，也就是說農村居民的消費水平只有其城鎮居民的1/4，而在其它項消費支出中，城鎮居民的消費支出都高于農村居民。上述表明，民族地區內部城鄉消費水平差距很大。
二、影響民族地區農村居民消費需求的主要因素
農村居民的消費水平低下，農村消費市場疲軟，有效需求不足，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傳統西方經濟學認為，消費總量增長問題就是一個收入的增長問題，收入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消費。正因為如此，任何一種消費函數理論，都會把收入列為決定消費的首要變量。因此，西方經濟學關于消費理論的研究主要是在消費與收入之間進行，通過建立消費與收入的消費函數，來研究消費量與收入以及其他一些因素的關系。
我們這里以“相對收入假設的消費函數模型”青海省農村居民收入為實例進行相關數據分析：
下面是以《中國統計年鑒》中青海省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人均消費性支出等整理所得數據為例，對前述四種傳統消費函數理論，分別建立計量經濟實證模型，用來驗證和分析民族地區農村居民消費需求受收入的影響程度。實證研究中，利用計量經濟學軟件SPSS對各消費函數作最小二乘法（OLS）估計。
為消除價格變動的因素，以1982年為可比價，得出價格平減后的數據。經對數據進行收集、整理，得到農村居民收入消費資料（見表3）。
1.凱恩斯絕對收入假說的消費函數模型
凱恩斯（J.M.Keynes，1936）首次把收入與消費正式聯系起來，提出了著名的絕對收入假說，他在《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一書中寫道③：
“基于我們對人類本性的認識以及詳細的經驗事實，我們有資格以極大的把握加以信賴的基本心理規律是：作為一般規律和平均來說，人們存在一種傾向，隨著其收入的增加而增加他們的消費，但消費的增加不如收入的增加那樣快?！奔矗?/p>
實際消費（C）與實際收入（Y）之間存在穩定的函數關系，即C=f（Y）
邊際消費傾向MPC=，滿足0＜MPC＜1。
平均消費傾向APC=，隨著收入的上升而下降，即＜0。
因此，可以建立以下的絕對收入假設的消費函數模型：
t=1.2.3.……
公式中，C表示消費支出，Y表示收入水平（下同）。α、β為待估參數，分別表示自發性消費、邊際消費傾向。于是，α＞0，0＜β＜1。
2.基于絕對收入假定的分析
依據凱恩斯的絕對收入假定理論，利用前述整理的數據，用OLS估計并整理得到如下消費函數：
從各統計參數看，模型具有良好的統計檢驗性質。各參數的t檢驗值均十分顯著，消費的收入彈性高，現期收入對消費的解釋能力還是很大的。居民的邊際消費傾向較高，達到0.963，也就是說，該地區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每增加1元，人均消費支出就增長0.963元。這說明，凱恩斯的絕對收入假定消費函數對青海省農村地區的消費需求狀況有很強的解釋力。
總體看，收入的邊際消費傾向較高，反映了青海省農村居民的生活水平仍然處于較低水平，滿足生活消費成為收入的主要用途。此外，農村居民較高的邊際消費傾向也同時意味著有較大的生活消費乘數，正好解釋了當前我國擴大內需，啟動農村消費市場經濟發展戰略的主要原因。因此，應當“千方百計地增加農民收入”，才能提升農村居民消費需求。
三、擴大民族地區農民消費需求的對策建議
“三農”問題的重點是農民收入問題，增加農民收入是擴大農村消費需求的根本出路。黨和政府非常重視農民增收，特別近些年來，每年的政府工作報告都要提到如何有效增加農民收入問題。因此，只有增加農民收入，才能擴大農村消費需求，才能帶動整個國民經濟的快速、平穩、健康增長。
1.加快農業和農村經濟結構的戰略性調整
對農業和農村經濟結構進行戰略性調整，是中國農業和農村經濟發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增加農民收入的根本途徑。農業和農村經濟結構調整，要面向市場，依靠科技，不斷向生產的深度和廣度進軍，挖掘農業增收的潛力。積極發展品種優良、特色明顯、經濟效益好、附加值高的優勢農產品；發展農產品加工、保鮮、儲運和其他服務，努力開拓農產品市場；提高農產品國際競爭力，鼓勵優勢農產品出口，拓寬農民增收空間。
2.發展非農產業，促進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
現階段我國農民收入主要有兩個來源：一個是農業收入，如種植業、養殖業等；一個是非農產業的收入，如鄉村工商業收入、進城打工收入等。隨著經濟的進一步發展，農業在國民經濟中的份額將進一步降低，農民從農業中獲得的收入比例也將隨之下降。今后，農民增收的渠道主要在非農產業，這是農民增收的主要方向和潛力所在，而且非農產業提供的收入基本為貨幣收入，對提高購買力和擴大農村需求有直接的影響。
因此，必須加快非農產業的發展，發展鄉鎮企業，特別是發展以農副產品加工為主的鄉鎮企業，把鄉鎮企業發展同農業產業化經營結合起來，并引導鄉鎮企業面向市場，調整結構，強化內部管理，提高經濟效益和綜合素質為農村勞動力創造新的就業機會，吸納更多的農村富余勞動力。
3.增加國家對農業的投入
通過國民收入再分配，逐步增加國家對農業的投入，增強農業和農村經濟的發展后勁，為農民增收創造條件，提高農民的收入水平。嚴格涉農收費管理，禁止向農民亂收費、亂攤派，切實減輕農民負擔。繼續實行對農民的直接補貼政策，加大補貼力度，完善補貼方式；同時應促進農產品價格保持在合理的水平，穩定農業生產資料的價格。這樣一來，農產品價格的持續穩定，不僅可以增加農民收入，而且還能增強農民預防性潛在流動性約束的能力，鞏固農民收入的穩定性，從而使農民消費增長速度加快，最終達到了擴大消費需求的目的。
4.重視和發展農村教育，提高農村居民的素質
教育是人的勞動能力形成和發展的重要條件，可使受教育者在體力、腦力和掌握知識技能等勞動能力方面得到全面發展。舒爾茨的人力資本理論認為：人口質量重于人口數量，教育投資是人力資本的主要成分，人力投資的作用大于物質投資的作用，應確立二者的最佳比例，資本積累的重點應從物質資本轉移到人力資本。舒爾茨斷言：“改善窮人福利的決定性生產要素不是空間、能源和耕地，決定性要素是人口質量的改善和知識的增進”。④而且農民素質的提高，可以增加對娛樂性消費的需求，使得農民的消費向更高層次推進。
5.引導農民健康消費
受消費習慣、環境、心理等因素的影響，農民尚未走出傳統消費模式，消費品的需求受到一定限制。因此，要更新農民消費觀念，擯棄陳舊、落后的消費觀念和消費習慣，敢于消費、善于消費，鼓勵積極消費?？梢约訌娦麄?、引導他們消費從重生存向重發展、重物質向重文化方向轉變。強化消費示范效應，引導農民積極消費，加快農民消費的周轉速度，從而加快農村消費品的更新換代。
大力提倡文明消費、理性消費、綠色消費。綠色消費是指以保護消費者健康為主旨，符合人的健康和環境保護標準的各種消費行為和消費方式。⑤擴大消費需求，并不是要鼓勵農村居民鋪張浪費，無節制地亂消費?，F階段，隨著社會經濟發展，資源浪費、環境污染、生態惡化等負面影響也越來越明顯。在廣大的農村地區，水、土地、糧食等污染也越來越嚴重，環境污染的形勢不容樂觀，此外，隨著資源的開發和利用，人類可利用資源便會面臨枯竭，因此要求政府一方面鼓勵和倡導農民增加消費，提高農村居民的生活消費水平的同時，還要提倡綠色消費。通過宣傳，引導環保主題，使環保意識深入人心，以實現消費的可持續發展。
綜上所述，民族地區農村市場十分廣闊，有效開拓農村消費市場，擴大民族地區農村居民消費需求是一項浩大而復雜的系統工程，它涉及到整個社會的方方面面，上至國家中央政府、民族地區的政府及有關部門，下至民族地區的農村居民自身，需要全方位、多角度、長期共同努力才能實現。
注釋：
①東部地區包括北京、天津、河北、遼寧、上海、江蘇、浙江、福建、山東、廣州、海南、基本上代表了我國東部沿海經濟發達地區.
②國家統計局統計年鑒.
③賀菊煌.消費函數分析[M].北京: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2.
④譚崇臺.發展經濟學概論[M].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1.51-67.
⑤尹士杰.消費經濟學[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155-167.
參考文獻：
[1]國家民委經濟發展司.2005中國民族統計年鑒[R].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488.
[2]恩施州統計局.2003恩施州統計年鑒[M].
[3][美]凱恩斯.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M].北京:商務印書館,1963:156.
[4]Milton.Friedman.A Theory of Consumption Functi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Princeton,1957:24.
[5]杭斌.經濟轉型期中國城鄉居民消費行為的實證研究[M].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2006:168-188.
[6]讓農村消費成為擴大內需的助推器[EB/01].新華網,省略.
作者簡介：
居民消費水平報告范文6
（一）居民實際收入的增長與經濟的增長不協調。居民實際收入的增長與經濟的增長不協調，嚴重影響了GDP支出結構的比例關系，從而制約著消費水平的提高。根據凱恩斯的絕對收入理論可知，消費的增長速度如果總是慢與收入的增長速度，將會導致消費需求的相對不足。而近三十年來，我國的工資水平除了機關單位、教師等事業單位外，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因此，我國居民的實際收入增長率長期低于經濟的增長率，導致最終消費在GDP支出中的比例不斷下降。由60年代的80%以上降到了90年代的60%以下，而現在，僅在50%左右。從國家統計局的數據可知，近幾年來，我國經濟的增長率基本保持在10%左右，而我國的居民收入增長率僅處于8.5%左右，遠低于收入的增長。居民收入增長長期低于經濟增長，必然會導致國內需求低于生產的供給，產生經濟發展的不平衡，最終嚴重影響經濟的發展。
（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懸殊。無論是在城鎮居民內部，還是城鄉居民之間，收入差距都有不斷擴大的趨勢。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各行業、各群體之間的收入差距變得越來越大。根據杜森貝提出的相對收入理論，消費是取決于相對于其他人的收入水平和相對于本人歷史上最高的收入水平，即居民收入差距擴大，會導致消費示范效應加強，使平均消費傾向中依相對收入狀況而變化的部分上升。但是當整個社會的收入分配不公平，收入差距過大時，又會影響平均消費傾向中不依相對收入狀況變動而變化的部分，使平均消費傾向和邊際消費傾向降低，從而縮小消費規?；蚴瓜M增長緩慢。根據相關學者的統計，我國1978年的基尼系數為0.317，而到了2000年時，已經達到了0.4的警戒線；中國社科院的一份報告稱，2006年的基尼系數已經達到了0.496，遠超過了0.3-0.4的相對合理的范圍。據世界銀行的測算，歐洲與日本的基尼系數也不過在0.24-0.36之間。由此可推，我們的收入差距的過分懸殊，嚴重影響到了我國消費的提高。
（三）國家政策的不完善。隨著經濟的不斷發展，物價也在不斷上升，特別是住房、醫療、教育、養老等與居民生活息息相關的方面?！百I房難”、“看病難”等問題漸漸凸顯出來。而我國政策調整的滯后性導致當前的問題還未能很好解決。在居民實際收入增長率無法跟上經濟增長率的情況下，人們只能將收入的大部分儲存起來用于未來消費，只將很小的一部分用于現期的消費。
二、提高消費水平的財政政策建議
（一）利用減稅、轉移支付等手段，增加中低收入消費者的可支配收入。政府為了提高整體消費水平，可以通過減稅、轉移支付等政策。根據相關學者的研究，我國中低收入消費者的平均消費傾向和邊際消費傾向都是高于高收入消費者的。這就意味著提高中低收入消費者的可支配收入對提高整體消費水平的影響力度要遠大于提高所有消費者的可支配收入所產生的影響力度。因此，在實施積極財政政策的過程中，應重點采用減稅、轉移支付等措施，提高中低收入消費者的可支配收入。比如，可以提高個人所得稅的起征點，同時保證最低工資政策，城鎮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金等相關制度的實行，以提高中低收入消費者的可支配收入。
（二）積極推動稅制的改革，加強稅收對個人收入的調節作用，優化收入的分配結構，縮小收入差距現代的經濟社會中，國家是控制收入再分配的主體，而稅收則是國家進行收入再分配的主要手段。但是我國目前還沒有形成完整的稅收調節體系，稅收對收入再分配的調節作用十分有限。比如我國還未開征遺產稅、贈與稅以及規范的財產稅等可以與個人所得稅、消費稅這些相關稅種相互配合，以調節收入再分配的稅種。而西方發達國家已充分發揮了這些稅種的相互調節功能。OECD（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國家的稅收結構中，有60%具有收入調節功能，而我國的比例只在10%左右，遠低于西方國家。弗里德曼的持久收入理論認為，消費者是從其可以支配和預期得到的全部收入的角度來實現和安排現期消費的。因此收入分配政策與結構直接影響著消費者的消費能力和選擇。只有擁有相對平衡的收入分配結構和中間大、兩頭小的收入層次，這個社會才會擁有相對充足的消費需求。
（三）優化政府財政支出結構，保障和改善民生，提高居民的邊際消費傾向醫療、住房、教育、養老等問題的不斷凸顯，增加了未來支出的不確定性，從而成為影響居民消費水平的重要原因之一。隨著我國經濟的不斷轉型，原本由國家負擔的住房、醫療等逐漸回歸到個人手中，個人的未來消費不確定性迅速增加。與此同時，我國用于社會性公共消費的支出占全國財政支出的比例一直處于較低的水平，遠低于國際上平均40%的水平。在居民未來支出增加而國家社會公共消費的支出又比較低的情況下，居民只有減少現期消費，將大量的收入儲蓄起來，以應對未來的不確定性支出。因此，政府應優化財政支出結構，加大在社會公共消費上的支出比例，以改善民生為目標，消除人民的顧慮，提高邊際消費傾向，提高我國的消費水平。
（四）擴大公共財政對農村的覆蓋范圍，加大支持“三農”的力度，切實提高農村居民收入水平與消費水平。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重工業、輕工業等都取得了很大的進展，但我國仍然是一個農業大國，我國農業人口比例仍在70%左右。因此提升農村人口的可支配收入，對我國消費水平的提高將會有很重要的意義。有研究稱，我國農村居民的消費與當期收入之間存在著密切的聯系，當期收入增加后，消費的增加額很大，所以增加農村居民的收入對增加農村居民消費水平的效果是十分顯著的，特別是增加的當期。因此，我國在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的同時，應加大對“三農”的支持力度，通過提高農村居民的消費水平來帶動全國消費水平的提高。比如，政府可以通過加強農村基礎設施的建設；加大對農產品的價格控制和補貼；提高農村的教育水平等方式來達到提高農村居民收入水平的目的。
三、我國現階段的財政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