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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系統理論范文1
一、張南峰的“擴充的多元系統”理論
多元系統理論最早由伊塔瑪?埃文-佐哈爾（Itamar Even-Zohar）提出。香港嶺南大學的張南峰教授在佐哈爾多元系統理論的基礎上提出了“擴充的多元系統”，該理論認為，就翻譯研究而言，可以假設文化大多元系統是由六個相互重疊、相互交叉的多元系統所組成的，那就是政治、意識形態、經濟、語言、文學和翻譯多元系統?！懊恳粋€多元系統，都從自己的某些原則或價值觀衍生出一套規范，不但支配系統內的活動，有些還試圖參與其他系統的運作”。
二、以“擴充的多元系統理論”看電影字幕翻譯
1.字幕翻譯面臨挑戰。近年來，大量的外國電影涌入中國市場，而2014年10月的《銀河護衛隊》，早在上映之初，就因電影字幕翻譯在網絡上引起了一場風波，起因是民間譯者“谷大白話”對電影官方字幕的批評和勘誤。
電影字幕是各種力量作用下的產物，來自不同多元系統的規范同時作用于譯者，譯者主動地接受這些力，各種拉力最終與譯者之間形成了一種平衡。所以，在某些翻譯“硬”錯誤之外，民間和官方翻譯的一些分歧是可以由“擴充化的多元系統”理論來進行解釋的。筆者對此用多元系統理論，對制約字幕翻譯的規范做一描述。
2.對《銀河護衛隊》字幕翻譯焦點問題的探討。首先，people with sticks up their butts的翻譯。該句直譯為“屁股里插了棍子的人”，說明他們過于拘謹。官方字幕是“教會了人們扭屁股”，民間譯者認為這抹煞了原本的幽默感。字幕譯制方解釋，如果“忠實”翻譯，會違背我國的電影審查規范。眾所周知，審查尺度就是必須考慮的重要問題。外國影片經常通過“性暗示”的手段達到幽默或雙關的效果，而在中國，主流意識形態對“性”的包容度比較小，這樣的臺詞不能公然出現在屏幕上。
第二，rodent官方譯為“小浣熊”，民間譯者認為蔑視之意欠缺，應換做 “鼠輩”，但官方譯者稱“小浣熊”也相去不遠，重點是該譯法獲得了發行方認可。票房問題為重中之重，如果翻譯不貼近觀眾，恐怕難以達到滿意的市場反應。所以，發行方會提出“接地氣”的要求。“小浣熊”一詞比“鼠輩”更貼近中國觀眾（源自一種食品的風靡），目前的觀影主力――80后、90后年輕人，對這個詞有著不一樣的情懷。由此看到來自經濟多元系統的規范的影響，電影發行方為了經濟利益，利用有限的話語權，也在左右字幕翻譯。
第三，Normal people don't even think about eating someone else， much less， that person having to be grateful for it的翻譯。官方字幕是“我為什么要為這事感激你啊”。其最大的特點就是短小精悍，甚至有信息犧牲。不難理解，這是語言多元系統的規范的影響，電影字幕一閃而過，就需要盡量使用短句，符合中國觀眾的語言習慣。
第四，片中loser的翻譯。這類人被稱為“廢柴”，即失敗者，片中該詞被譯為四字短語“落魄失意”。如果使用“廢柴”，不了解美國文化的觀眾無法準確理解，由此可見來自文學多元系統的規范對字幕翻譯的影響。
3.來自不同多元系統的規范對字幕翻譯的影響。從上文的分析，我們可以總結出以下規律。首先，來自政治與意識形態多元系統的規范多結合在一起對電影字幕翻譯方向進行規約。政治多元系統中的各個組成部份，通過控制影片的翻譯渠道以及多層次審查確保翻譯結果不違背社會的主流價值觀。
經濟多元系統主體為電影制片方，他們要求電影字幕不拖“后腿”，影響其經濟利益。如果翻譯詞不達意、晦澀難通，勢必打擊觀影熱情。所以，他們會提供臺本、名詞對照表等保證字幕翻譯的準確，另一方面，則會對翻譯提出要求，讓翻譯內容貼近譯入語文化。
來自語言和文學多元系統的規范則對字幕翻譯的具體用詞、用句進行約束。比如使用中國觀眾熟悉的短句，盡量不適用倒裝句、插入語、被動句、從句等。對于影片中的一些修辭方式，則有必要轉換成中國觀眾了解的修辭手法，不能通過字面硬譯，造成觀眾的困惑。
對于翻譯多元系統的規范，除“忠實”、“對等”之外，筆者認為字幕翻譯本身也可以理解為翻譯多元系統中的一個獨特的子系統，不同于其他類型翻譯的規范，可總結為“簡潔明了”。錢紹昌教授提出影視翻譯具有“聆聽性、綜合性、瞬時性、通俗性和無注性”等五個特點，可見字幕翻譯之獨特性。
三、結語
如今，觀影的觀眾構成了一個活躍的翻譯批評群體，加之電影語言的對白為主、語言的動態性和情境性強、文化色彩濃郁等特點，都讓字幕翻譯面臨著巨大的挑戰和壓力。通過多元系統理論探討影響電影字幕翻譯的各種因素，不僅可以幫助譯者進一步認識字幕翻譯活動，還能夠解釋字幕翻譯中官方和民間的分歧，促成二者之間平等、友好地交流，這將對進一步提高我國引進片字幕的翻譯水準發揮關鍵作用。
參考文獻：
多元系統理論范文2
論文內容摘要：在晚清的文學翻譯中，尤其以偵探小說翻譯數量最為眾多，最受大眾歡迎，影響最為深遠。本文通過簡要介紹晚清的偵探小說翻譯熱潮，根據伊塔瑪·埃文一佐哈爾(itama even-zohar)提出的多元系統理論，分析了當時偵探小說翻譯熱潮興起的緣由。本文旨在指出此次偵探小說翻譯熱潮并不是一個孤立事件，它的產生有著深刻的社會、文化和文學傳統背景。
偵探小說(detective story)是西方通俗小說中一個新的類型和新的流派，它是資本主義社會的產物。以翻譯偵探小說著稱的周桂笙說：“偵探小說，為我國所絕乏，不能不讓彼獨步。蓋吾國刑律訟獄，大異泰西各國，偵探之說，實未嘗夢見”(周桂笙，1904:3)。作為中國翻譯小說的一種類型，偵探小說在近代譯介較早，1896年至1897年《時務報》英文編輯張坤德最早翻譯了柯南·道爾的四篇福爾摩斯探案，并刊載在《時務報》上，題為《歇洛克·呵爾唔斯筆記》；隨后，許多外國偵探小說家如愛倫·坡(allanpoe)、埃米加·加博里奧(milegaboriau)、鮑福(fortune
duboisgobey)等的作品也陸續被翻譯過來。到1911年左右，中國作家幾乎將世界上所有的偵探小說都翻譯一遍，其數量之多，用阿英的話說：“當時譯家，與偵探小說不發生關系的，到后來簡直可以說沒有，如果說當時翻譯小說有千種，翻譯偵探小說要占五百部上”(阿英，1980:180-186)。據資料顯示，當時投身這股翻譯偵探小說熱潮的譯者有程小青、孫了紅、周桂笙、悉若等數十人，其中不乏林紓，周瘦鵑等翻譯大家。由此可見，域外小說中偵探小說的翻譯在當時尤其風靡。
多元系統理論(polysystemtheory)是以色列學者伊塔瑪·埃文一佐哈爾(itama even-zohar)于20世紀70年代初提出的一種理論。該理論以俄國形式主義文藝理論為基礎，汲取了結構主義、一般系統理論與文化符號學的積極因素，將翻譯文學視為文學多元系統中的子系統。
一 晚清偵探小說的譯介
晚清時期，翻譯活動明顯比創作活動活躍，“就翻譯書的數量，總有全數量的三分之一99(阿英，1980:180)。陳平原也認為，1896-1916年這20年間出版的小說“具體數字很難準確估計，但這20年小說出版中譯作占壓倒優勢，卻是明顯的事實(陳平原，1989:29)”。當時的翻譯文學在中國文學多元系統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發揮著比創作小說更為重要的影響。翻譯偵探小說作為當時翻譯小說的主流之一，在當時的中國文壇占據了主流的地位，其“數量之多(約占全部翻譯小說的四分之一)、范圍之廣(歐美偵探名家幾乎都有譯介)、速度之快(翻譯幾乎和西方偵探小說創作同步)”(郭延禮，1996:81)、影響之深在當時翻譯小說界可謂是名列前茅。
二 晚清偵探小說翻譯熱潮之緣由
在當時，偵探小說翻譯熱潮的形成一方面得益于其本身的藝術內容與形式：它內容新穎，“給中國讀者提供了全新的閱讀體驗”(劉揚體，1997:281)；另一方面，當時的社會、政治、文化和文學背景都起到了關鍵作用。從某種意義上說，偵探小說在當時的繁榮是晚清社會政治文化因素與譯作之間互動選擇的結果。
佐哈爾認為，翻譯文學在三種條件下會在目的語的文學多元系統中占據中心地位，下面我們將針對這三種條件分別探討分析。
1. 第一個條件——晚清時期新小說處于建立中
清朝末年，大多數具有改良意識的文人將文學作為政治改良和社會變革的手段，梁啟超等竭力倡導“文學救國”，提倡譯介西方小說，以作為開啟民智的工具。晚清偵探小說大量譯入以致形成偵探熱，大約是在1907年之后，到五四時期達到頂峰。由于當時中國所處的內外交困的歷史環境，人們痛感科學力量的偉大，“迫切想在政治小說中祈望新的民主體制，在科學小說中領略科技的魅力，在偵探小說中獲得公平法制”(張萍，2002:53)，而且晚清時期正好是中國傳統的文學體系行將崩潰，而新文學體系又尚未完全確立之際(1919年爆發的五四為中國新文學體系真正確立的分水嶺)，翻譯文學不可避免地成為文學多元系統中的主流，承擔起了啟迪民智的作用。
2. 第二個條件——晚清小說處于弱小狀態
小說這一文學題材在中國傳統文學多元體系中一直是邊緣化的角色，屬于“小道”，寫小說是“雕蟲小技，壯夫不為”。正是因為中國本土小說長期處于邊緣和弱勢的地位，它們不具備足夠的影響力來對翻譯小說進行限制和打壓，只能放任它們泛濫流行。
傳統小說的弱小使得它無法擔負起當時的社會環境賦予小說的任務——改良圖志；因此，梁啟超等人倡導“小說界革命”，正是要借助于域外小說的力量實現新文學的發展，從而改變國家的落后地位，翻譯文學在當時就一躍成為文學多元系統中的主流，占主導地位。
3. 第三個條件——晚清傳統文學受到沖擊，處于轉折點
晚清翻譯小說的可以說是隨著“小說界革命”的興起而來臨的。梁啟超在1902年提出“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說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說始”(飲冰，1989)。把小說視為“改良群治”，救國救民的關鍵，雖說只是傳統的“文以載道”觀念的延續，但前人多對此不甚重視，梁啟超等卻借此提倡小說。但是他們所提倡的新小說卻不是中國原有的古典小說，因為中國傳統小說為“中國群治腐敗之總根源”(飲冰，1989)。至此，中國原有的傳統小說似乎已經走到了盡頭，真正意義上的新小說又尚未誕生，所以外來的翻譯小說自然進入了梁啟超等人的視野。要“改良群治”，自然要借助翻譯小說，因此域外小說變得身價百倍。在這股變革洪流中，原以詩詞歌賦為文學正宗的傳統文學體系受到了極大的沖擊，正在處于佐哈爾所說的何去何從的轉折關頭。當形式新穎、內容扣人心弦的外國偵探小說介紹到中國時，國內讀者的注意力為之吸引，促使了翻譯熱潮的產生。
清朝末年，國內各種矛盾尖銳，經濟處于崩潰邊緣，中國社會無可避免地在各個方面都將經歷巨大的改變。文學作為社會意識形態和整個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必然要反應近代中國的這些變化并且其本身也必然被卷入到變革之中。為了引進西方民主思想，激活中國沉悶的思想界，文學界掀起了一個譯介外國作品的。
偵探小說翻譯之所以在晚清出現熱潮，不僅得益于偵探小說本身內容新穎、蘊含西方的科學民主思想等原因，而且還由于翻譯和社會文化語境之間相互選擇 和促進的動態關系。借助于佐哈爾的多元系統理論，不難發現，晚清時期傳統文學的地位受到沖擊，而新的文學體系尚未形成，因此翻譯文學在多元系統中占據中心地位；同時又由于偵探小說與當時社會、文學和文化大背景的契合，就促成了晚清偵探小說翻譯之熱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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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系統理論范文3
【關鍵詞】 多元智力理論 通信工程 信息人才建設 應用
前言：一個企業的發展，離不開人才的作用，一個國家的發展， 也需要大量的人才。為了滿足現代化我國不同領域對人才的需求，滿足當下通信工程信息人才需求，一些研究人員開始把元智力理論和通信工程信息人才建設結合發展，增加了對人才這一主體的關注度，把教育放在重要位置，進行分層次的評判，來提高通信工程信息人才的質量和專業知識水平。
一、把學習內容進行分類化教育
多元智能理論主要是建立在以人為主體的基礎上，因此，對于多元智力理論在通信工程信息人才建設中的應用來說，對于教學內容的構建，需要保教學內容的多踴，對多元智力理論教學內容進行分類處理和教育，增加教學內容的多樣化，增加通信工程信息人才教學內容的豐富性，來滿足社會對不同類型類型人才的發展需求?，F階段，通信工程信息人才教學中，多元智力理論在通信工程信息人才建設中的應用，主要是利用整合性的關聯網，結合信工程信息人才的主要特征，把主要信工程信息教育知識點，來利用網絡技術和通信技術與移動技術、寬帶網絡和數字技術來進行教育和處理，具有較好的實際應用性，可以對不同信工程信息人才教育內容和知識點進行優化和完善，增加了不同板塊和不同系統的聯系性，利于培養信工程信息專業性人才，提高信工程信息人才的綜合能力與素質。
二、把教學方法進行分類
多元智力理論在通信工信息人才建設中的應用，在實際應用時，要對教學的方法進行分類化處理。對通信信息人才和培養和教育，利用分類的教學方法來進行教育，主要是針對每個不同的個體來教育，因為每個人都具有自身的優勢，每個個體都具有自身的弊端。因此，對于通訊信息人才的無法建立在統一模式的基礎上，來進行教育。如果對不同優勢和劣勢的人才，利用統一方式進行教育，將會降低人才的教育效果和質量，所以，多元智力理論在通信工信息人才建設中的應用時，在進行教育前期，要增加對每個個體的了解，利用分類的方法來進行教育和培訓。例如：教師在進行教育時，為了增加多元智力理論在通信工信息人才建設中的應用效果，增加教學方法的多樣性，教育人員可以利用數字技術來進行教育和人才的培養，增加培訓和教育課堂的豐富性和趣味性。其次，教師也可以利用互動教學方法來進行教育，來對不同個性特點和具有不同優劣勢人才的進行教育，在教育和培訓前期，給予學員討論的命題和話題，把學員劃分成不同小組，讓學生在小組內進行討論，在學員討論后，教師做出總結和評價。最后教師可以依據多元智力理論在通信工信息人才教學的主要特點，來利于智能教學方法，來對學生進行邏輯和數理教學，來增加不同板塊之間的交換性，對不同知識進行整合，保證每個學員可以依據自身的優勢和特點，來學習多樣化的知識，促進自身的全面發展，增加自身的專業知識能力。
三、增加教學評判的全面性和多樣性
為了保證多元智力理論在通信工信息人才建設中的應用效果，為保證多元智力理論教育有效性，教師在利用分層的教學方法，把教學內容進行分層化教學后，為了保證多元智力理論教育效果，教師要及時的對多元智力理論教學情況進行評判，增加評判的全面性和作多樣性，對培訓人員進行日常的工作和學習的評判，來判斷培訓人員的實際工作能力和學習能力，從而來發現通信信息工作人員的優勢和劣勢，來進行針對性的多元智力理論培訓。
其次，對于多元智力理論教育人員來說，其在實際評判過程中，要明確自身的評判標準，在增加對學員了解的同時，增加學員自身對自己優勢和劣勢的了解，來全面發展自身的能力。
最后，為了保證多元智力理論教育評判有效性，教師在進行評判時可以把理論評判和實際操作能力進行整合評判，來保證元智力理論在通信工信息人才建設中的應用科學性，保證評判的科學性，來提高通訊信息人才的素質和實際業務能力，實現自我價值，為社會發展貢獻自身的力量。
四、結論
元智力理論在通信工信息人才建設中的應用，具有實際應用價值，滿足當下通信工程信息人才的培養目標，為了保證教學質量，教師在實際教學時可以把學習內容進行分類化教育，把教學方法進行分類，增加教學評判的全面性和多樣性。
參 考 文 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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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系統理論范文4
關鍵詞: 多元系統論 晚清小說翻譯 翻譯策略 文化原因
1.引言
“多元系統論”是早期翻譯研究派符合邏輯的發展和超越[1]。描寫翻譯學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多元系統論”的創始人以色列學者伊塔瑪?埃文?佐哈爾將翻譯文學置于譯入語文學、社會和文化這個多元系統中進行考察,提出“多元系統論”和翻譯準則等重要概念。張南峰認為,從清末以來到五四時期,“隨著中國文化多元系統從強勢變為弱勢、從地區大系統的中心走到世界大系統的邊緣,翻譯系統從中國文化多元系統的邊緣走到了中心;這是一個必然的結果”。本文從多元系統論角度闡釋晚清的小說翻譯,并特別分析林紓和嚴復翻譯策略形成的文化原因。
2.多元系統理論概述
多元系統理論是佐哈爾在俄國形式主義和捷克結構主義的基礎上提出的。1978年,佐哈爾首次介紹了“多元系統”這個術語,它是指在某個社會中相互關聯的文學、半文學和文學以外的整個系統,包括“高雅的”、“經典的”文學形式和“通俗的”、“非經典的”文學形式。在創建自己的文學理論的過程中,佐哈爾不僅創造了“多元系統”這個術語,而且把它發展成“多元系統論”,試圖用它解釋所有書寫的功能,從中心的、經典的文本到邊緣、非經典的文本。多元系統理論的核心內容,就是把各種社會符號現象即各種由符號支配的人類交際形式,如語言、文學、經濟、政治、意識形態等視作一個系統。
翻譯在文學多元系統中既可占主要位置,又可占次要位置,具體要根據該文化里當時其它文學的狀態而定。占主要位置時,翻譯在塑造多元系統的中心部分的過程中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具體出現可以分以下三種情況:一是當一個多元系統尚未定型、文學的發展還處于正在建立的狀態;二是該文學在一組相關的文學體系中處于邊緣或弱勢階段;三是該文學出現轉折點、危機或真空階段。在任何一種情況下,原來的文學不單要借助翻譯文學來輸入新的思想和內容,就是形式和技巧,也需要翻譯來提供。所以,這時翻譯活動就會占據主要和中心地位,扮演重要的創新角色。相反的,如果原來的文學系統處于強勢地位,已經發展完備時,翻譯便會處于次要地位,翻譯文學在文化系統中就會處于邊緣地帶。
3.晚清文學翻譯
3.1在中國翻譯史的地位。
晚清時期的翻譯,尤其是在小說、戲劇和詩歌各方面齊頭并進。首先,晚清的小說翻譯是中國翻譯史上第一次大規模的文學翻譯活動,這是任何比較文學史、中國文學史和中國思想史都不能忽視的研究領域。其次,雖然嚴復的《天演論》在中國思想界打響了轟天炮,但就翻譯而言,僅以他的“信、達、雅”翻譯原則來囊括整個晚清生機勃勃的小說翻譯活動,則有失偏頗。晚清的小說翻譯數量巨大,內容豐富,理應引起翻譯研究者的興趣和熱情,然而一度被排斥在“翻譯”正殿之外。最后,晚清的小說翻譯所呈現出的工具主義和濃厚的政治色彩是前所未有的,它不同于以往只借鑒學習西方仍不失帝國尊嚴和文化優勢的科技翻譯,相反,它是士大夫文人對中國文化各層面進行思考和改良的一種努力。
3.2從多元系統論看林紓、嚴復翻譯策略的文化成因。
多元系統論的倡導者認為,接受方的文化決定了翻譯家的美學觀念,進而影響其翻譯過程中的策略。我們知道,在晚清時期,林紓、嚴復的譯作對原作的大量增刪極大地影響了譯文的充分性,對此,我們應該在大的文化背景下審視其原因。結合多元系統論,我們可以從以下四個方面簡要地分析這種現象產生的文化成因。
首先,是因為晚清翻譯的興起是受當時內憂外困的社會大環境的影響,翻譯在很大程度上有著功利主義的目的,翻譯者大都抱著實用主義的心態。當時沒有嚴格的翻譯規范,對翻譯的本質并沒有達到我們現在的認識程度。他們翻譯的目的主要是譯介傳播西方先進的思想文化,而輕視或忽略原作的藝術價值。翻譯方法也以意譯為主。
其次,對小說的地位和藝術價值未能給予足夠的重視。清末各譯家雖然態度有所改觀,大量譯介西方小說,但也主要以譯介情節見長,而將小說中優美動人的自然景色描寫和人物心理刻畫大量刪減,在選材上也顯得良莠不分,這說明他們并沒有認清西方小說的真正價值所在。即使是林紓,他雖然有敏銳的審美感受和極高的鑒賞能力,但也仍不能擺脫傳統文化的影響。他評論名家小說,常常將西方名作拿來和中國古典文學名著對比,這都說明他對西方小說藝術價值的理解還是較為膚淺的,他按照自己的認識增刪原作也就不足為怪了。
再次,翻譯者采用的譯法對譯作的忠實程度也有很大的影響。林紓是一位不懂外語的翻譯家,采用的方法是所謂的“西譯中述”的方法,口譯者的理解和表達在林紓的翻譯中也扮演著重要的角色。與同時代的譯者相比,嚴復稱得上是中西兼通,可他的譯作同樣的有大量的增刪現象。他雖然提出了“信、達、雅”,但在實踐中,“達旨”是他采用的主要方法。之所以用“達旨”的譯法,首先考慮的是西學論著用漢文表達之難,當然最重要的,是為了便于他“隨取發揮”,即結合西哲的論述表達自己的主張,這也是嚴復的用心。
最后,翻譯者的文化立場在翻譯過程中也起著不可忽視的作用。譯者進行語言轉換的背后,實際上是對另一種文化和另一個世界的翻譯。在翻譯中,譯者的文化立場和美學觀念也滲透到他的文學翻譯、文化譯介和思維方式轉換的過程中。如果譯者以自身文化傳統為正統,不能正確理解和對待另一種文學(文化),那么他在翻譯中增刪誤解原作的情況就是不可避免的。晚清譯者們多以高等文明的民族自居,傲視西方蠻夷文化,“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正是這種思想的體現。翻譯文學在當時的文化系統中屬于弱勢,處在邊緣地位。
4.結語
從多元系統論的角度看,在翻譯過程中,大到源語和目的語,小到譯者的語言功底、翻譯方法、文化立場等,都會對文本的轉換結果產生影響,而運用這個理論,我們可以發現翻譯背后隱藏的文化因素,以便更好地理解原文和譯文。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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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系統理論范文5
關鍵詞： 描寫性翻譯研究 文學翻譯批評 應用
描寫性翻譯的研究范式及應用一直在翻譯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特別是其在文學翻譯批評系統中具有很強的發展潛力，本文通過對描寫性翻譯研究及其如何應用于文學翻譯批評的概述，通過著重分析其在《難忘的歷程――〈紅樓夢〉英譯事業的描寫性研究》一文中的應用，指出描寫性翻譯研究自身的特點，并探討如何將該研究范式更好地應用于文學翻譯批評之中。
1.描寫性翻譯研究的定義
1972年，James S.Holmes在第三屆國際應用語言學會議上發表的論文The Name and Nature of Translation Studies正式提出描述翻譯研究的概念，并將其納入自己構想的翻譯學框架中的純翻譯學分支之下。描寫學派的代表人物Gideon Toury以Itamar Even-Zohar的多元系統理論（特別是其中關于翻譯文學的行為的假說）為基礎，發展出了一套面向目標系統的理論和方法框架，將之用于以“翻譯規范”（translation norms）概念為核心的描寫性翻譯研究，即從目的語文化的角度去研究翻譯，并用一系列的“規范”來盡可能客觀地描述所有制約翻譯現象的因素。
綜上，描寫性翻譯研究就是：“在研究翻譯的過程、產物，以及功能的時候，把翻譯放在時代之中去研究。廣而言之，是把翻譯放到政治、意識形態、經濟、文化之中去研究?！保═ymoczko，2004：25）通過客觀中立的觀察和描寫，試圖探討翻譯的起因，以及翻譯在社會上所發揮的作用。
2.描寫性翻譯研究的特點
同傳統的規定性翻譯研究相比，描寫性翻譯研究在研究的對象、角度、方法和目的方面都有其自身的特點。具體如下。
（1）研究對象的寬容性。
Toury指出：“翻譯就是在目的系統之中，表現為翻譯或者被認為是翻譯的任何一段目的語文本，不管所依據的理由是什么。”（林克難，2001：43）因此，各種各樣現實翻譯活動中存在的翻譯現象及各種另類的翻譯手段都能成為描寫性翻譯研究的對象――描寫性翻譯研究解構了傳統的翻譯理論，擴大了翻譯研究的范圍。
（2）研究角度的宏觀性。
描寫性翻譯研究將目光投向更為廣闊的目的語的社會文化環境，將翻譯活動置于社會、歷史、文化的大環境之下，對其進行全面歷時性描述，“給予各種各樣的翻譯以正確的定位”（林克難，2001：44），避免了拘泥于微觀的文本分析造成的直譯與意譯等爭論。
（3）研究方法的實證性。
Toury認為，我們應該將譯文視作“‘目的語’文化中的既成事實”（Toury，2001：23），采取“還原語境”的方法，通過大量的實證材料去研究與這一翻譯行為有關的多項因素，進而對多種翻譯現象作出客觀的描述和解釋，并且運用比較分析的方法，研究結果應該相互驗證。這種方法促進了翻譯研究的學科化，對于確立翻譯研究的學科地位極有幫助。
（4）研究目的的客觀性。
描寫性翻譯研究經常自問自答的問題是：“是什么因素促使譯者選中了這篇著作翻譯成另一種語言？譯文在入語文化中起到了什么作用？”（林克難，2001：44）描寫性翻譯研究不對譯本作出是非得失的價值判斷，而是滿足于尋找譯者的決策和選擇偏離常規的原因。它試圖建立一套以目的語為中心的翻譯理論，通過對目的語文化系統中翻譯文本的系統描寫，從而揭示制約翻譯活動的各種因素，建立解釋和預測相關現象的原則和參數體系（申連云，2004）。
因此，描寫性翻譯研究為翻譯研究注入了新鮮的血液，推動了其發展。
3.描寫性翻譯研究與文學翻譯批評
描寫性翻譯研究發端于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初，到六十年代才得到一定的響應，其研究陣營形成壯大于七八十年代，而九十年代，描述翻譯研究進入了新的發展時期，作出了所謂的“文化轉向”；與此同時，在早期描述翻譯研究的基礎上產生的女權主義及后殖民主義翻譯研究有取代主流描述翻譯的趨勢（具體的發展過程可見（林克難，2001：44；韓子滿、劉芳，2005：111―112），此處不再贅述）。
二十一世紀初，描寫性翻譯研究在大陸開始得到一些學者的重視，并且被運用到文學翻譯批評之中。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兩篇是2003年1月發表在《外語與翻譯》上的《靜態與動態在翻譯中的表現――柳宗元的〈江雪〉英譯文分析》和2003年9月發表在《中國翻譯》上的《難忘的歷程――〈紅樓夢〉英譯事業》，兩者分別體現了將描寫性翻譯研究應用于文學翻譯批評的兩種途徑：前者是將功能語言學理論與描寫性翻譯研究方法相結合，而后者從多元系統理論的新視角將描寫性翻譯研究方法引入翻譯批評，提出了描寫性翻譯批評方法。下文將以《難忘的歷程――〈紅樓夢〉英譯事業》一文為例，分析描寫性翻譯研究的實際運用。
該文共分為三個部分，在引語部分介紹了多元系統理論及相應的描寫性翻譯批評方法論，著重點出為何要采用此方法來研究《紅樓夢》英譯事業――描寫性翻譯研究的特點在于全面歷時，非?！斑m用于對多年以前產生的翻譯文學或是不同歷史條件下產生的同一文學作品的不同譯本進行研究”（陳宏薇、江帆，2003：46）。
在第二部分，即描述性翻譯研究方法具體運用的部分，作者采用了總―分―總的結構：首先綜述，將所有譯本置于“時代”之中，說明不同譯本的產生主要源于譯者的不同理解，以及特定的歷史因素的不同影響。然后，為了客觀清楚地分析大量材料，作者將《紅樓夢》的整個英譯事業分為三個階段，并配以兩幅表格。在作歷史性描述時，作者的重點在于分析譯本產生時的歷史、社會和文化環境，并據此總結出譯本的翻譯目的、采用相應發表形式的原因及譯本的社會功能。其中，作者對第三階段的兩個譯本所作的分析和比較最為詳細，包括譯本（產物）的形式、譯者的決策、翻譯的過程及譯本的社會功能。另外，作者不僅對譯本作了宏觀研究，而且對一些譯本中作了微觀比較，例如王良志、王際真譯本中對人物姓名的獨特英譯比較等。通過實證性分析，我們可以得知英譯《紅樓夢》在不同歷史時期的不同地位。最后，作者再次通過事實證明，英譯《紅樓夢》在英語文學多元系統中的地位變化。
在結論部分，作者對全文作了總結，并照應引言部分，重述全文所要闡明的三個要點。
由此，我們可以看到描寫性翻譯批評方法在作此類譯本分析時的明顯優勢。但同時，要做好一項描寫性翻譯研究，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其過程是比較艱難的。
4.結語
描寫性翻譯研究將社會、歷史、文化等宏觀因素引入到翻譯研究當中，注重對翻譯過程和翻譯作品中的不同現象進行歷時與宏觀層次的客觀描寫，不僅可以對既往的翻譯現象作出相應的解釋，而且能夠形成一些對未來的翻譯現象產生預測的理論原則。其作為純理論研究對翻譯實踐的指導性雖然沒有應用理論研究那樣強，但是，在應用理論方面，尤其是作翻譯批評時，研究者若能將規范性研究和描寫性研究相結合，增強描寫性，減弱規范性，相信會使自己的觀點更具有客觀性和說服力。
參考文獻：
［1］陳宏薇，江帆.難忘的歷程――《紅樓夢》英譯事業的描寫性研究［J］.中國翻譯，2003，（5）：46-52.
［2］黃國文.靜態與動態在翻譯中的表現――柳宗元的《江雪》英譯文分析［J］.外語與翻譯，2003，（1）：1-6.
［3］韓子滿，劉芳.描述翻譯研究的成就與不足［J］.四川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5，（1）：111-116.
［4］林克難.翻譯研究：從規范走向描寫［J］.中國翻譯，2001，（6）：43-45.
［5］申連云.翻譯研究中的規定和描寫［J］.外語教學，2004，（5）：75-78.
［6］Hermans，Theo.Translation in Systems――Descriptive and System-oriented Approaches Explained［M］.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4.
多元系統理論范文6
中醫藥文化翻譯是加深了解、學習及掌握中醫藥技能的必備知識。本文將從近十年中醫藥文化翻譯主要集中的四個方面進行研究。中醫藥術語英譯標準化研究中醫藥翻譯過程中，大量承載文化意義的術語成為翻譯的障礙之一，故此術語標準化研究也就成了中醫藥文化翻譯過程中的熱點。中醫藥術語國際標準化的制定，大量詞典的問世都彰顯出國內外學者對中醫藥術語英譯標準化研究不懈的努力。1980年由謝竹藩，黃孝楷主編在北京醫學院內部發行的《漢英常用中醫藥詞匯》是第一本中醫英語詞典，標志著中醫名詞術語英譯標準化的開始。在WHO協助下，經過各國學者不斷努力《針灸經穴命名國際標準》于1991年1月1日開始實施，為中醫藥術語英譯標準化奠定了基礎?！秱鹘y醫學名詞術語國際標準》和《中醫基本名詞術語中英對照國際標準》于2007年頒布實施，這標志著中醫名詞術語英譯規范化、標準化工作的廣泛開展。但目前國內外學者對中醫藥術語標準化的態度各不相同。GiovanniMaciocia認為中醫術語翻譯的研究應該注重術語內涵的解讀，而不應圍繞字詞本身論爭不休。不同的譯法豐富了對中醫的理解。核心概念的翻譯必須一致(如陰陽、五行、臟腑等)，一般術語的翻譯則不必強求統一［3］。李永安比較早期西醫名詞統一的歷程和目前的中醫名詞英譯標準，以古今對比的形式，從多方面探討了中醫名詞術語標準化過程中應該向西醫名詞標準化過程借鑒的內容［4］。李照國認為術語翻譯固然很重要，但顯然不是中醫翻譯的根本問題。
《黃帝內經》五部譯本譯名均不相同，體現出在中醫藥典籍翻譯過程中不同譯者對中醫藥文化具有不同的理解。除了對《黃帝內經》進行翻譯之外，國內多位學者還對其英譯版本進行評述性研究、描寫性研究和語料庫研究。2002年施蘊中對Veith翻譯的《黃帝內經．素問》作出客觀的評述性研究，她詳細剖析了該譯本的結構、舉例說明譯者處理難譯問題的手段、并分析了該譯著存在的問題［8］。肖平也給予了該譯本高度的肯定。他認為該譯本貼近原作，保持風格;層次分明，邏輯連貫;表達確切，生動傳神;譯筆靈巧，大膽創新［9］。蘭鳳利對《黃帝內經•素問》采用多元系統理論及相應的描寫性翻譯批評方法論進行研究，運用這一全新的方法對跨越近80年、產生9種譯本的《素問》英譯事業進行了描寫性研究，包括不同時期譯本的全面歷時性描述以及對翻譯歷程脈絡的勾勒。她認為用多元系統論的描寫性翻譯批評方法能夠有效地解釋一些由歷史語境影響和決定的翻譯現象，尤其適用于多年以前產生的翻譯作品或是同一原作在不同歷史條件下產生的不同譯本進行研究。這一翻譯批評的新方法可以彌補規定性翻譯批評方法的局限性［10，11］。施蘊中對于建立漢英中醫語料庫的模型進行了構想，對其意義、知識結構、語言材料的選擇、語言材料單元的構建及功能特征、智能結構等進行了詳細描述［12］。至此，中醫藥古籍翻譯以《黃帝內經》為主要研究對象，進入全方位多層次的研究階段。
中醫藥語言特性研究中醫藥語言特性概括為哲學性、抽象性、恒久不變性、模糊性、文學性，高度概括性［13～17］。李照國對中醫語言特性分別從比喻(明喻、暗喻、借喻)、對比、比擬、代稱、避復、復用、分承、舉隅、避諱、連珠與雙關等十個方面進行了詳細的研究，并以大量實例進行分析比較，內容詳實。但暗喻仍然作為一種語言修辭進行研究［18］。趙陽以音韻為切入點，對《素問》中的音韻修辭格進行了整理，并運用英漢音韻對比的研究成果，對《素問》英譯本中的音韻現象進行了分析，指出中醫典籍英譯應兼顧其科學性與文學性，在確保譯文內容正確的前提下，要利用音韻等修辭手段，增強譯文的可讀性［19］。傅靈嬰指出中醫語言是典型的模糊性語言，是中醫模糊思維在語言上的體現，并且從術語、修辭以及數詞三方面對中醫模糊語言的英譯進行探討［20］。產生中醫語言模糊性、哲學性、高度概括性、文學性和抽象性的原因，仍局限在對不同修辭格的深入研究中。中醫藥思維方式研究早在1986年德國慕尼黑大學醫學史教授UnschuldPaul就在其巨著《難經》前言中提出中醫語言具有隱喻的作用，并強調中醫用語隱喻形象對中國人接受中醫理論具有決定性意義。指出如果想最大限度的再現其原文信息和內心感受就不能忽略中醫用語的社會和生活關聯性［21］。直至2008年，閆舒瑤在其文章中提出以已知喻未知、以熟悉喻陌生、以簡單喻復雜、以具體喻抽象、以通俗喻科學為思維手段的隱喻是中醫語言的特征［22］。至此，隱喻作為中醫藥理論構建的思維手段才擺脫修辭格研究的束縛，逐漸受到國內學者重視。湯思敏指出隱喻是中醫語言非常普遍的現象，中醫語言的病因、病癥、治療、用藥等術語中存在許多隱喻［23］。甚至可以說“唯象”的中醫語言“無譬，則不能言”［24］。中醫學是在古代中醫典籍的基礎上系統化形成的;絕大多數代表中醫學專門知識的概念在中醫典籍中首次通過隱喻(metaphor)、以類比(analogizing)的方式命名、形成，體現著中醫學特有的取象比類的思維模式［25］。謝菁認為中醫文化是基于隱喻的文化，深深根植于中國傳統文化的中醫學具有其自身的語言特點，即在援物比類的背景下中充斥了大量的隱喻式思維模式，她將《黃帝內經》中普遍存在的隱喻思維表達方式進行歸類，將其分為自然型、社會型、哲學型隱喻，并提出相似性是中醫藥理論中普遍存在的戰爭隱喻構建的認知基礎，體驗性是戰爭隱喻構建的哲學基礎［26，27］。肖建喜對建構針灸學經典理論的陰陽、五行、藏象、精氣學說到針灸學經典理論體系中的經絡、輸穴、刺法灸法、治療學等子系統進行全面深入分析，認為隱喻是無處不在的?？梢哉f，隱喻從根本上建構了針灸學經典理論體系［28］。殷平善、賈春華、屠金莉還根據萊考夫和約翰遜在1980出版的《我們賴以生存的隱喻》中提出的概念隱喻對中醫藥理論中的隱喻思維模式以及文化進行分析，對比［29～31］。對中醫藥理論中隱喻思維模式的研究，有助于翻譯過程中最大限度地為作者和讀者建立起盡可能接近的心理空間，有助于揭示先祖在與疾病抗爭過程中認知客觀世界的心理過程。
綜上所述，通過回顧中醫藥文化的概念、研究范圍、研究目的和中醫藥文化翻譯相關文獻，總結出中醫藥文化翻譯主要集中于中醫藥英譯術語標準化、中醫藥典籍翻譯、中醫語言特性研究以及中醫藥思維方式研究四個方向。翻譯過程中對中醫藥文化的界定，研究范圍有待進一步完善和拓寬。
作者：王雨艷 張斌 單位：南京中醫藥大學外國語學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