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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鎮經濟與管理論文范文1
論文關鍵詞：新型戰略性城市增長極，難題，發展方式
一、新型戰略性城市增長極的內涵
培育壯大城市增長極，對于區域經濟的振興，經濟與社會的協調發展具有重要意義。佩魯（1955）從技術創新與示范效應、資本的集中和輸出及聚集經濟三個方面分析了增長極對區域經濟增長產生的重要作用。他認為，如果把發生支配效應的經濟空間看作力場，那么位于這個力場中推進性單元就可以描述為增長極。增長極是圍繞推進性的主導工業部門而組織的有活力的高度聯合的一組產業，它不僅能迅速增長，而且能通過乘數效應推動其他部門的增長。因此，增長并非出現在所有地方，而是以不同強度首先出現在一些增長點或增長極上，這些增長點或增長極通過不同的渠道向外擴散，并對整個經濟產生不同的最終影響
在此基礎上，布代維爾（1955，1972)又從兩個方面豐富了增長極的內涵：一是作為經濟空間上的某種推動型產業；二是作為地理空間上產生集聚的城鎮，即增長中心。并尤其強調推動型產業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因此，他定義：增長極是指在城市配置不斷擴大的工業綜合體，并在影響范圍內引導經濟活動的進一步發展。他認為，經濟空間是經濟變量在地理空間之中或之上的運用，增長極在擁有推進型產業的復合體——城鎮中出現。主張通過“最有效地規劃配置增長極并通過其推進工業的機制”，來促進區域經濟的發展。
此外項目管理論文，繆爾達爾(G.Myrdal)、赫爾希曼(A.0.Hirschman)等經濟學家對增長極理論都進行了不斷的補充與完善。在繁榮區域發展理論的同時，也為全球經濟的發展提供了支持。然而，隨著國際發展格局的演變，現有的相關理論在適應當前日益復雜多變的經濟發展形勢，并對之提供相關的指導與借鑒等方面，出現了欠缺?；诖吮尘?，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本課題提出創新性概念：新型戰略性城市增長極論文格式模板。
當前形勢下，就產業的發展方向而言，世界各國在不同程度遭受全球金融危機的沖擊之后，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已經成為各國走向經濟復興的選擇和重點。對我國而言，在綜合考慮當前世界區域經濟發展格局以及我國當前發展所面臨的國內外形勢的基礎上，加快培育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既是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的需要，更是我國調整經濟結構、轉變發展方式、節能減排、應對氣候變化，實現科學發展的需要。在此背景下，從區域發展的角度出發，實現區域協調共進、可持續發展的方向則是依托新興戰略性產業，培育壯大新型戰略性城市增長極。
作為本課題提出的創新性概念，“新型戰略性城市增長極”不同于一般意義上的城市增長極，它主要指：城市發展的源動力來自于關鍵核心技術，通過充分利用現有和潛在的優勢，實現產學研的結合，科技與經濟的結合，創新驅動與產業發展的結合，并且能夠有效推動產業結構合理化與高度化進程和經濟社會協調發展，能夠統籌規劃產業布局、城鎮發展規模和建設時序的、具有廣闊發展前景的新型城市、城市群或城市帶。它以經濟實力雄厚、產業聚集水平高、城市之間的協作度強、產業結構優化、基礎設施完善、科技實力強、對外開放程度高、經濟與社會和諧共進等為基本特征；它著眼于經濟與社會的可持續發展，矚目于城市內生增長潛力的培育。它是推動重點項目建設的載體、是利用外資的平臺、是對外貿易的窗口、是加大經濟技術合作的橋頭堡。因此，通過新型戰略性城市增長極的培育，以此來成為撬動區域經濟崛起的支點，進而推動我國經濟社會的協調發展、社會和諧度的提高，具有戰略意義。
綜上分析可以看出，新型戰略性城市增長極在區域經濟與社會的可持續發展中扮演重要角色。然而，不可否認的是，在其培育與發展過程中會遇到諸多難題，對這些難題的認識深度和解決程度在很大意義上決定著這一事項的進程。因此，深入探討這些難題，就具有了尤為突出的現實意義和戰略意義。
二、培育新型戰略性城市增長極需要破解的難題
1，新型戰略性城市增長極不同于一般意義的城市增長極項目管理論文，準確把握其內涵，擺脫過去粗放式的發展模式，是制定科學的城市發展戰略規劃的重要前提
新型戰略性城市增長極不同于一般意義的城市增長極，它的特點主要體現在以下幾方面：
第一，新型戰略性城市增長極的核心在于創新的發展和關鍵核心技術的掌握。過去很長一段時間內，我國很多城市的高速增長是通過對大量的能源和原材料的過度使用與高消耗、對土地和水等稀缺資源的大量占用與開發、對廢水、廢氣、廢渣等污染物的高排放來實現的。粗放式的發展道路已經給城市的后續發展帶來了嚴重的后遺癥。例如，造成了嚴重的產業結構失衡。從2003年以來，針對部分產業的過快擴張，如鋼鐵、水泥、電解鋁等的盲目發展，國務院相關部委進行了嚴厲的調控。事實上，相關產業的結構失衡與城市的粗放發展直接相關。房地產業的過快發展，在拉動鋼鐵、水泥、建材等行業快速發展的同時，既導致了產業結構的畸形發展，也直接導致了由于大量的耕地被占用而使得農業等相關產業的發展受到了一定的損害。再如，城市的粗放式發展還導致了投資與消費的嚴重失衡。投資的快速增長與消費，尤其是國內消費的持續低迷形成鮮明對比，既造成了產能的非理性擴展，也為國民經濟可持續化的發展埋下了隱患。此外，粗放式的城市發展，還導致了城鄉差距的日益擴大，以及社會事業的發展嚴重滯后于經濟的發展?？傊找鎳谰沫h境代價、高度失衡的城市發展速度與能源消耗比率、資源的過度開采與利用、土地的大量被占用……無不彰顯著粗放式城市發展模式給經濟與社會發展帶來的日益凸顯的弊端。
與此相對應，培育新型戰略性城市增長極，則是通過充分利用城市現有和潛在的優勢，以產學研的結合、科技與經濟的結合、創新驅動與產業發展的結合，在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產業發展模式集約化的演進路徑中，推動資本與產業的融合、產業與創新的融合、創新與發展的融合，進而實現城市發展由要素驅動向資本驅動、創新驅動的升級。
第二，新型戰略性城市增長極的關鍵在于戰略性新興產業的培育與發展。金融危機爆發以來，各國都把搶占經濟科技制高點作為戰略重點，把推動科技創新作為重要的戰略投資，把發展高新技術及產業作為帶動經濟社會發展的戰略突破口。新興戰略性產業，作為各區域推動產業結構調整，優化產業布局，提高產業競爭力的重要選擇，已經逐步被納入各地的發展戰略規劃之中。事實上，加快培育戰略性新興產業，不僅是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的有效舉措，而且對于調整經濟結構、轉變發展方式、培育城市新的經濟增長點、推動節能減排、應對氣候變化項目管理論文，實現科學發展，都具有重要意義，其將會成為推動區域經濟發展乃至世界經濟發展的主導力量。
鑒于此，新型戰略性城市增長極的培育與發展，亟需以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發展為契機，充分發揮其所特有的：長期穩定并廣闊的市場前景；關鍵核心技術的掌握，良好的經濟技術與社會效益；產業關聯度高，帶動系數大、就業機會多、產業鏈條長；以及能有效兼顧一、二、三產業和經濟社會協調發展、資源消耗低、環境污染少等諸多特點，推動傳統的高投入、高排放、高耗能和高污染的粗放型產業發展模式向集約式、低碳型、高附加值和高效率型產業發展模式轉換，實現統籌規劃產業布局、結構調整、發展規模和建設時序，提高發展效率和創新能力，培育區域經濟的新增長點，在全球新一輪的利益分配格局和國際分工中提升區域的主導權與話語權論文格式模板。
第三，新型戰略性城市增長極的重點在于經濟發展與社會事業的協調共進。無論是佩魯，還是布代維爾，亦或其他的經濟學者，在增長極相關理論中，都矚目于主導產業的發展，強調產業的關聯效應，對經濟發展過程中的社會事業、公共事業，給予的關注度較少。當前我國的區域發展，也在很大程度上側重于經濟的增長，對于社會事業、環保事業等公共事業則重視不足，從而導致我國形成了經濟發展與社會發展“一條腿長、一條腿短”的尷尬局面。社會事業的發展滯后于經濟的發展，對經濟發展的制約作用正在日益顯現，并在一定程度上成為構建和諧社會的“不和諧”音符。
而新型戰略性城市增長極，它既著眼于經濟的快速發展，也著眼于社會的和諧發展；既著眼于產業競爭力的提升，也著眼于對資源的保護和環境承載力的提升；既著眼于城市實力的提高，也著眼于城鄉之間統籌力的提升；既著眼于區域物質文明的建設，也著眼于精神文明與文化軟實力的提升?？傊滦蛻鹇孕猿鞘性鲩L極，是一個融合了城市競爭力、產業支撐力、城鄉統籌力、環境承載力、文化軟實力等多元因素的有機體系。因此，通過新型戰略性城市增長極的培育與發展，一方面，可以有效加快城市周邊的中小城鎮、縣域經濟以及新農村的建設步伐，增強城市對周邊區域的輻射力與帶動力，擴大城市發展的外溢效應，縮小城鄉差距。另一方面項目管理論文，還可以推進城鄉社會公共服務網絡體系的建設，加快形成和諧、平等的城鄉經濟社會發展一體化的新格局；同時，還有利于開發、弘揚當地的文化資源，通過相關文化產業的發展彰顯地域民俗風情，突出城市發展的個性化與特色化，增強文化對城市發展的影響力；此外，也有利于生態功能區的建設，完善生態涵養，保障生態安全，通過對重點領域關鍵技術的研發，達到對資源的合理開發、有效治理、科學利用，實現自然生態系統、社會發展系統與經濟運行系統，三大體系的良性循環，進而增強城市發展的生命力和可持續力。
2，新型戰略性城市增長極兼具新型性、戰略性與增長性等多元化特點，在動態中把握均衡，是實現城市科學發展、可持續發展的關鍵環節
新型戰略性城市增長極的新型性，主要體現在：其區別于過去一般意義上的粗放型城市增長極。它強調科學技術對城市發展的支撐力，矚目于社會事業的協調共進，通過創新的發展與產業的升級演進，有效推動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與經濟社會的和諧發展，從而使城市發展具有旺盛生命力和廣闊發展前景的若干新型城市、城市群或城市帶。
新型戰略性城市增長極的戰略性，主要體現在：新型戰略性城市增長極的培育與發展，無論是從產業結構的調整與升級，還是從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等領域，都是對過去長期沿襲的發展路徑的重大變革。這一變革的長期性、歷史性與艱巨性決定了其發展道路不是一帆風順的，也不是一蹴而就的。但作為城市發展的方向，其所有具有的戰略意義與時代價值則是不可忽視的。因此，要將新型戰略性城市增長極的培育與發展，作為一項長期的歷史戰略任務加以統籌規劃，既不能急于求成、急功近利，也不可半途而廢。
新型戰略性城市增長極的增長性，則主要體現在：新型戰略性城市增長極，其出發點和落腳點依然是城市的發展與增長。而城市的發展與增長則主要體現在：經濟的發展度、對外的開放度、人民生活的滿意度、社會的和諧度、發展路徑的可持續度等諸多領域。因此，新型戰略性城市增長極的培育，離不開城市的發展，并且與城市的科學發展、可持續發展、和諧發展密切相關。
總之，兼具新型性、戰略性與增長性三者于一體的新型戰略性城市增長極的培育與發展，有利于提升產業的競爭力、提高城市發展的可持續力項目管理論文，增強區域發展的生命力，對于加快建設發達城市、生態城市、和諧城市具有重要意義。
3，新型戰略性城市增長極的培育與發展是一個長期的歷史過程，改革當前對地方政府官員的政績考核體制，實現考核標準的動態化、科學化，是實現城市和諧發展的重要保障
公共選擇學派將政府看作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理性人。地方政府作為整個政府系統的重要組成部分，同樣也有其自身利益，包括地方公共利益、地方政府內部的部門利益和地方政府官員的個人利益等。
而新型戰略性城市增長極的培育與發展，是一個長期的、系統的歷史過程，不可能取得立竿見影的效果。甚至在一定的發展歷史階段，受財政預算、產業成長歷程、治理成本等因素約束，財政收入、稅收等凸顯地方政府政績的一些指標還會出現增長放緩甚至停滯。而地方政府作為中央政府在一定轄區的者，二者之間的委托——關系使得地方政府官員既面臨政績考核壓力又面臨一定的財政壓力；地方政府作為地方利益的代表者和具有自身獨立利益的主體者，還面臨著同層級的地方政府之間激烈的競爭博弈關系。積累足夠政治資本的愿望，競爭的壓力、政治晉升的動力以及實現增長的執行力，這些都強化了任期有限的地方政府在一定時期內實現轄區發展的各種政策與行為的期限性、時效性和功利性。而這些政策和行為與培育戰略性城市增長極的政策和行為并非總是呈一致性，甚至在一定的情況下，還會呈現相逆性，從而不利于城市戰略性增長極的培育與可持續發展。例如：培育新型戰略性城市增長極，需要不斷完善創新體系建設，加快科技與研發進程，推動城市發展向創新驅動型、科技驅動型轉變。而這是件耗時、耗財、耗力、風險大、見效慢的長期工程論文格式模板。一屆政府任期最多只有五年，地方政府官員作為“理性人”，不會去從事“自己耕耘，他人收獲”的行為。這是直接導致目前我國諸多城市創新發展緩慢的重要原因。再如，培育新型戰略性城市增長極，就需要對現有產業結構進行調整與優化，培育一批具有科技含量高、產業關聯度強、高附加值、低污染、低資源消耗等特征的主導產業。這種情形下，一方面，這些產業的發展需要一個長期過程，見效緩慢；另一方面，需要對現有產業發展格局進行有進有退、有保有控的調整。在“退與控”的過程中就會有財政的損失、就業的下降。在“指標決定政績”、“提拔干部看數字”的習慣思維影響下，地方政府缺乏主動“退”、甘心“控”的積極性，也缺乏積極“進”、盡心“?！钡闹鲃有?。因此，在過多突出城市經濟運行的規模，而忽略城市運行的內涵與質量的地方政府政績評估指標體系和考核制度帶來的弊端日益突出的情況下，構建全面的、科學的、系統的區域發展評價指標系統，迫在眉睫。
鑒于此，就需要改革當前地方政府績效考核過程中對地方年度國內增加值和增長幅度、財政收入和增長幅度、吸引內外資額和增長幅度、外貿出口完成額和增長幅度等一系列剛性指標的過度重視項目管理論文，建立并完善科學、客觀、合理的地方政府績效考核機制。例如，考核地方政府官員，既要看GDP和增速等經濟指標，也要看城鎮失業率、人均收入水平、產業附加值、投入產出回報率、資源利用效率、科技創新成果、品牌數量、集群效益、市場秩序、環境保護力度、企業污染度、社會保障事業的支出等反映國計民生、社會進步、生態建設的指標。并且還要“善于用全面、歷史、客觀的眼光評價政府的工作成果。不僅要肯定政府的“顯績”，也要考察政府的“潛績”。評估政府工作得失，不僅要觀察當前的效益，也要分析長遠的影響……淡化預期性指標，強化約束性指標，為地方政府推進經濟發展、社會進步樹立正確航標?！盵2]從而為新型戰略性城市增長極的培育營造寬松、寬容、寬廣的發展環境。
三、結語
總之，新型戰略性城市增長極的“新型性”、“戰略性”和“增長性”，對于我國區域經濟發展的重要意義是不言而喻的。充分重視并發揮其所具有的發展模式的新型性、發展期限的戰略性以及發展目標的增長性，以戰略眼光，進行戰略思維，作出戰略規劃，實施戰略舉措，創新工作模式，借助強勢城市（城市群、城市帶）的出現、優勢區域的形成，多措并舉的推動新型戰略性城市增長極的培育與發展，以此來實現區域資源的共享、城市之間優勢的互補，進而實現區域互惠雙贏、協同發展的目標，為城市經濟的發展培植內生驅動力。
參考文獻
[1]趙健仲，震古，改進政府績效考核體系——訪全國政協委員歐成中，中國經濟時報[N]，2010，03，05
城鎮經濟與管理論文范文2
論文關鍵詞：中小企業，國際化經營，戰略
中小企業是我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重要力量，截止2009年9月底，全國工商登記企業1023.1萬戶(不含3130萬戶個體工商戶)，超過企業總數的99%以上。目前，中小企業創造的最終產品和服務價值相當于國內生產總值的60%左右，納稅額為國家稅收總額的50%左右，提供了近 80%以上的城鎮就業崗位。在2008年底和2009年上半的金融危機中，中國的中小企業遭受了較大沖擊，特別是對于外向度較高和勞動密集型的中小企業影響尤其嚴重。金融危機對實體經濟的影響正在消退，全球經濟正在逐漸恢復，但在危機中投入的大量貨幣正在形成通脹的壓力，各國企業面臨重新調整產業結構和商業模式，中國的中小企業在2010年將會面臨怎樣的挑戰，中國中小企業如何發現并把握國際市場的機遇與挑戰，如何借助自身的優勢，在新的經濟增長形勢下獲得高速的發展，這已成為當前巫待解決的問題。筆者正是基于這種背景和考慮，圍繞我國中小企業國際化經營中所面臨的機遇與挑戰，根據中小企業自身的優勢和劣勢，對中小企業進行國際化經營的戰略選擇提出了一些建議。
一、中小企業國際化經營面臨的內部環境和外部環境分析
本文采用SWOT分析法，對我國中小企業開展國際化經營的內外部環境進行分析。SWOT分析把環境分析分成“機會和威脅”，資源分析分為“優勢和劣勢”。本節針對中小企業所面臨的環境的動態變化，分析中小企業所面臨的機會與威脅，并明確自身現在和將來具有哪些優勢與劣勢。
（一）中小企業所面臨的機會
1、知識經濟時代為中小企業國際化經營提供了新的動力
隨著知識經濟時代的到來，經濟的全球化有了新的內涵，主要是知識產業的崛起，計算機技術與通訊技術的結合，使得世界更加開放，全球競爭日益激烈。一國的國際競爭主要表現為效率的競爭、質量的競爭，勝敗關鍵取決于智力資源及國家的創新能力，取決于企業的競爭力，而不在于企業規模的大小?，F代社會經濟的發展表明，中小企業由于具有產業規模小、資本和技術構成低、數量眾多、分布面廣、經營靈活、形式多樣等特點，使它在保護充分競爭、活躍市場、進行技術創新和組織創新、以及增加就業機會等方面都發揮著大企業所不可替代的作用，是一國經濟增長的重要支持力量。
2、電子商務的興起和發展為中小企業注入了新的活力
電子商務和計算機網絡改變了信息的傳遞方式，減少了信息傳遞的層次，使高層決策者與基層執行者面對面，更容易從實際出發及時進行決策，提高企業管理的效率。企業充分利用網絡的虛擬信息技術，從信息管理的各個方面把小企業做大、做強，使中小企業在競爭激烈的市場中脫穎而出。另外，企業還可以通過網絡信息及時宣傳自己的產品信息，將產品在第一時間投放市場，開拓國際市場。
3、我國政府對中小企業國際化經營提供的配套扶持
我國政府己意識到中小企業對于擴大就業、發展外貿、加快經濟增長的重要作用，建立健全了一系列促進中小企業的法律法規。我國政府制定了一系列鼓勵和支持中小企業發展的政策，尤其鼓勵外向型中小企業的發展，對中小企業的外貿出口、海外投資，在資金、外匯管理、出口退稅等方面給予優惠；進一步深化外經貿體制改革，使更多的中小企業獲得了進出口經營權；又實施了一系列完善外經貿調控體系的政策。
（二）中小企業所面臨的威脅
國際市場的經營環境詭譎多變，當企業在選擇最適當的國際化經營戰略時現代企業管理論文，必須考慮到進入國際市場必須承擔的外在環境如政治、經濟、文化等風險。
1、政治風險
區域性社會動亂、國際禁運、種族歧視、貿易保護主義、政府的限制性政策(如外匯管制)等都對企業的跨國經營構成風險。其中國際貿易保護主義近些年正以技術標準、綠色環保、食品安全、反傾銷、知識產權保護等多種壁壘形式日漸猖獗[1]。金融危機以來，美國等個別西方國家甚至有政客明確要求本國政府鼓勵國民優先購買國貨的極端現象。這些情況雖然難以阻礙全球經濟一體化的大趨勢，卻不能不為國際化經營的企業所顧忌。
2、經濟風險
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經濟狀況勢必影響與其有貿易、投資關系的他國企業的經營。當前的全球性經濟衰退對依賴外部市場的我國眾多企業所造成的巨大沖擊就是一個現實事例。常見的經濟風險有國際市場原材料供求發生巨幅震蕩以及由此導致的價格波動，國家的貨幣和財政等經濟政策的變動等，都會直接或間接地影響外向型企業的經營。
3、市場競爭的風險
國際市場的橫向競爭環境和縱向供求關系遠比國內市場情況復雜和嚴峻。除了在數量上存在更多強有力的競爭對手，市場對企業的行為規范亦有更多限制，對產品、服務的質量和價格要求更加苛刻。在某些情況下，質量引發的問題也許會招致企業承擔巨大的連帶賠償責任；而簡單的低價讓利行為也可能因涉嫌傾銷引發制裁。
4、法律風險
從事國際貿易需要對本國和目標國相關法律以及世貿規則有所了解，確保自身的依法經營并得到法律的保護。在正常的國際經貿活動中難免有時與合作方發生業務糾紛。當糾紛需要通過法律手段來解決時，法律的適用、裁決的執行等都將因當事各方的不同國籍而變得復雜，自身權益的有效維護難度很大，相關的費用成本亦是不可忽視。
（三）中小企業國際化經營的優勢
1、產權優勢
國有資產流失是中國當今經濟領域內一個比較突出的問題。國有企業的海外經營狀況也很不理想，相比較而言，中小企業的產權要明晰得多，經營者的利益與企業的經濟效益直接掛鉤，保證了企業經營者的積極性，有利于中小企業跨國經營的順利進行[2]。
2、技術優勢
在中國，中小企業在家電、紡織、輕工、電訊設備制造等產業的小批量制造技術和多功能的機器設備就較為適合發展中國家市場的需要。同其他發展中國家的中小企業相比，中國中小企業具有適應當地條件的技術和成熟的工藝等方面的競爭優勢。因此，中小企業對外投資更能適應國際市場上日益凸顯的市場多樣化需求趨勢。
3、經營機制和規模的優勢
中小企業規模小，進退市場的成本與大企業相比要小得多，當發現有的市場有利可圖時，就快速進入；當所處的市場競爭激烈，企業生存困難時，就迅速退出該市場。大企業決策所需的信息往往要層層傳遞，這樣容易導致信息失真。中小企業內部的環節相對較少，有利于提高管理效率，占得競爭的先機。
4、集群企業的內部化優勢
我國中小企業規模較小，資金資源有限，其內部規模經濟性并不明顯。但各中小企業如果組成“企業群”，進行“集群式”對外投資，就可充分共享經營資源，形成規模優勢。
（四）中小企業國際化經營的劣勢
1、開拓國際市場的能力差，經營管理水平低
中小企業開拓國際市場的綜合能力還存在諸多欠缺，產品層次低、技術水平不高、缺乏自主知識產權、國際化觀念淡薄、自律性和網絡化組織欠缺、對外投資項目的可行性研究重視不夠等，都嚴重地制約了中小企業走向國際市場的經濟效益水平的提高。中小企業在成長中不協調現象之一，就是企業的規模呈現高速增長，企業的制度呈現創新型成長，企業的整體素質呈現漸進式成長，而企業家隊伍建設只是呈現適應性成長。也就是說，企業的管理水平跟不上迅速發展的形式，應對不了不斷出現的問題。
2、產品科技含量低，缺乏國際競爭力。
產品的核心競爭力源于科技創新，與發達國家的企業相比，我國企業大多先進設備較少、技術創新能力差、產品科技含量低、附加值低[3]。正因如此，我國中小企業在國際市場上主要以低價取勝，導致了市場所在國、地區的反傾銷行為，甚至一些產品的許多海外市場喪失殆盡。因此，科技的提升已成為我國企業國際化戰略的最大障礙。
3、缺乏有經驗的對外貿易經營管理人才
外貿經營是項復雜的工作，需要具備深遠的戰略視野和敏銳的市場眼光、豐富的操作實務知識和經驗、通曉國際管理的復合型經營管理人才，相對大型企業來說，中小企業實力薄弱，社會影響力較小，更是難以吸引高素質國際型人才，普遍存在缺少對外經貿業務、管理、技術人才的情況[4]。
4、缺乏融資渠道，籌資困難
中小企業國際化經營需要資金的支持，在自有資金十分有限的情況下，必須尋求外部資金來彌補缺口。但是由于中小企業可抵押資本實力較弱，信用等級偏低，經營管理水平不高，取得銀行貸款的難度相對較大。據中國中小企業協會提供的一項數據顯示，我國每年都有35%左右的中小企業關門倒閉，其中的60%多是由于融資困難所致。
二、中小企業國際化經營的戰略選擇
（一）品牌戰略
品牌是企業無形資產的重要組成部分，尤其在產品技術與質量差異性較小的企業之間的競爭中，品牌形象甚至會主宰市場的成敗。中小企業產品在國外時會直接受到本土產品的沖擊，在價格和質量相同的情況下，消費者更鐘情于本土產品。因此，塑造和培養一批高附加值的國際品牌，就成為中國企業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成功搏殺的關鍵。
1、貼牌生產
貼牌生產（OEM），即一些大企業不直接從事產品生產制造，而是利用自己掌握的核心技術負責設計和開發新產品，控制銷售渠道，具體的生產制造流程交由別的中小企業完成，承接生產業務的中小企業就被稱為OEM廠商，生產出來的產品被稱作OEM產品，產品上不加注制造企業的任何標識，而是按照品牌所有方的要求加注指定的品牌。我國中小企業應借OEM使產品走出國門之機搜集海外市場的信息，了解對方國家消費者的消費習慣，熟悉國際競爭規則和相關法律法規。通過貼牌生產，提高國際市場上的營銷能力，促使企業自身改進生產質量、管理體系，可以了解世界市場最新產品的情況，根據這些最新的市場信息及時對自主業務進行調整。
2、創立品牌
創立品牌并非一蹴而就的事，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是一項花費大、時間長、風險高的投資項目。在品牌創立和推廣上，作為中小企業在品牌國際化創立和推廣的初始階段，可以通過商品輸出，利用外國商家的營銷渠道來創建和擴大品牌的影響力，企業可充分利用外商長期建立起來的銷售網絡和信譽，幫助自己的產品迅速進入國際市場[5]。核心品牌形象的樹立不只是做廣告，還應該包括國際公共關系的建立。通過雙向的信息交流，在企業組織與公眾之間建立相互了解和信賴的關系，樹立起良好的信譽和形象，從而促進企業本身目標的實現。
（二）利基戰略
所謂利基戰略是一種以專業化為基礎的復合戰略，指企業選定一個很小的產品或服務領域，集中力量進入成為領先者，從當地市場到全國，再到全球，同時建立各種進入壁壘，形成持久的競爭優勢[6]。
1、特色產品的選擇
產品是企業進行國際化經營的核心和物質載體，為避免和大企業正面交鋒，我國中小企業在選擇產品策略時，應緊緊圍繞是否能發揮企業特長、形成優勢來進行。由于我國中小企業本身規模小，無法達到規模經濟，成本難以大幅度下降現代企業管理論文，因此，我國中小企業可以從特色經營下功夫，生產和經營與眾不同的產品，實現以特色取勝。在產品的開發方面愿意設計和生產適合當地條件的產品，開拓大的企業不屑一顧的市場縫隙，使其產品具有相當高的專業性和獨特性。
2、投資區域的選擇
鑒于中小企業的小批量制造技術和多功能的機器設備較適合發展中國家市場的需要以及勞動密集型技術等低成本的競爭優勢，因而，中小企業可選擇經濟發展水平與中國相似的國家和地區投資，著力挖掘市場優勢。近年來，拉美地區實施開放政策，經濟保持適度的增長率，各國對該地區的跨國投資額也有較大幅度的增長，中國中小企業可借該地區引進資金并實施各種優惠政策的有利時機進行跨國經營；同時，東歐、中亞等作為中國的近鄰與傳統友好國家，我們也可以發揮其擁有的小規模技術優勢，積極滲透東歐等國的市場，增強其自身的競爭實力，進一步開拓新的市場。
（三）地域集群化戰略
邁克爾·波特在他的競爭優勢理論基礎上對中小企業集群的定義是:某一特定產業的中小企業和機構大量聚集于某一特定地區，形成一個穩定、持續的競爭優勢集合體。由于中國所特有的文化和人文情結，各行各業的中小企業通過地域、血緣構成一個較完整的分工網絡，形成大大小小的企業地域集群，每個企業只專業化生產一、兩種成本最低的零部件，產生規模效益。中小企業通過集群形式，可以依靠“集體”的力量在國際化經營中謀求比單個小企業更強的競爭優勢，中小企業通過統一對外促銷、規范品質標準、推廣共同商標、共享集群信譽等“集群效應”，獲取單個中小企業很難具有的差異化優勢。這既可以增強產品的國際競爭力，又可以避免中小企業各自為政所造成的惡性價格競爭。
（四）人才戰略
發展國際化經營管理，不僅需要金融、法律、財務、技術、營銷等方面的專業人才，更需要有戰略思想和熟悉現代企業管理的經理人才。在目前國內比較缺乏熟悉國際規則和東道國的市場法律的人才的情況下，可以通過招聘優秀的國際人才來彌補靠自身培養之不足。另外，企業必須重視對東道國本土人才的利用，這一方面是由于我國企業在產品研發人才和市場營銷人才方面的相對短缺，另一方面是由于東道國本土人才更加熟悉本土市場，能更快地對本國市場需求的變化做出反應。
（五）借力戰略
在國際化經營過程中，中小企業孤軍奮戰、依靠自己的力量獲得成功的幾率是低的，必須適當得“借力”，也就是借助外界的力量。我國中小企業應抓住契機，主動自覺、有選擇地通過參與各種形式的戰略聯盟來“借力”[7]。通過政府制定一定的信貸優惠政策來借力，政府應制定一定的信貸優惠政策，建立多渠道的籌融資體系，解決中小企業的跨國經營的融資困難。許多國家政府通過國有銀行向本國境外投資者提供優惠貸款，中國政府首先應對有市場前景的產業或地區投資項目，通過財政貼息、稅收優惠等措施，以優惠的利率為中小企業項目提供長期信貸，并建立健全的中小企業融資信用擔保體系，積極發展中小企業信用擔保機構，可建立專門的中小企業融資機構，更好地為中小企業融資提供資金支持其跨國經營的正常發展；其次，建立境外投資保險制度，為中小企業的國際化發展提供必要的安全保障；最后，要加快發展資本市場，培植科技、創新型中小企業的融資能力。股票與債券發行應適當向科技、創新型中小企業傾斜，鼓勵與支持有經營實力的中小企業向境外發行股票或債券。
城鎮經濟與管理論文范文3
小城鎮問題是20世紀80年代初期中國學術界的一個研究熱點，主要的研究成果是通過發展小城鎮，用“離土不離鄉”的方式解決中國農村的剩余勞動力問題。然而在80年代中后期，隨著“民工潮”的出現，“離土不離鄉”的局限顯得突出。近年來政府對城鎮化日益重視，希望通過在小城鎮實施戶籍制度改革，促進中國的城鎮化。
要了解小城鎮對周圍農村發展的作用，了解小城鎮的人口容量，就必須研究小城鎮的人口問題。也只有對小城鎮的人口問題有比較深入的了解，才可能對小城鎮的戶籍制度改革有清楚的認識。
一、小城鎮戶籍制度改革進程回顧
農村改革后大量的農民進城謀生。因此1984年國務院發出《國務院關于農民進入集鎮落戶問題的通知》，允許農民自理口糧到縣城以下的集鎮入戶居住，發給《自理口糧戶口簿》。這是對50年代以來戶口管理體制的一個重大突破。自理口糧對農民的吸引力不大，1990年全國自理口糧人口428萬人，1993年只上升到470萬人[1]，出現這種情況的原因可能是小城鎮的經濟缺乏活力。以1993年為例，在自理口糧就業人口中，從事工業的占26.7%、商業的占23.2%、服務業的占17.7%、建筑業的占10.7%、交通運輸業的占6.1%、其他的占15.6%，從這個結構可以看出為小城鎮自身經濟服務的就業人口占半數以上。讓農民自理口糧到城鎮，而小城鎮給農民的機會有限，因此吸引力也有限。
1992年公安部出臺的《關于實行當地有效城鎮居民戶口制度的通知》，決定實行當地有效城鎮戶口制度，范圍是小城鎮、經濟特區、經濟開發區等，對象是外商親屬、投資者、被征地的農民。在這一基礎上，1992年山東省政府出臺了“山東省地方城鎮戶口”政策，其他大部分地方采取的是“藍印戶口”這種更加機動的戶籍政策。藍印戶口是一種介于正式戶口與暫住戶口之間的戶籍，因使用的印章為藍色而得名。擁有藍印戶口的人基本上可以享受正式戶口的利益，但是要經過若干年后才能夠轉變為正式戶口。最早采用藍印戶口的以中小城市居多，在一些地方的小城鎮也實行藍印戶口。藍印戶口的條件和價值與城鎮的地位是緊密聯系在一起的，城鎮地位越高，得到藍印戶口的條件也越高。
1997年在全國近400個小城鎮進行戶籍改革試點。從1998年開始，各地逐步開放小城鎮戶籍。在這方面，中西部地區開放的步伐邁得比較大。例如1998年貴州省在10個小城鎮進行試點，在貴州省公安廳的《小城鎮戶籍改革試點方案》中規定，在小城鎮中有合法穩定的非農職業或者穩定的生活來源，有合法的固定居所后居住滿兩年，就可以辦理小城鎮的常住戶口，并且不允許收取城鎮增容費。
2000年中央和國務院出臺了《關于促進小城鎮健康發展的若干意見》，規定對縣級市市區及以下的城鎮，只要有合法固定住所、穩定職業或生活來源的農民，均可根據本人意愿轉為城鎮戶口。在這一政策的推動下，各地對小城鎮戶籍的開放速度也相應加速。2001年國務院批轉公安部《關于推進小城鎮戶籍管理制度改革的意見》，對小城鎮的戶籍改革進一步放寬，至此絕大多數小城鎮的戶籍基本上對農民開放了。
在開放小城鎮戶籍這場改革中，對開放戶籍促進城鎮化寄予了太多的希望。其實從1997年開始小城鎮的戶籍試點改革到現在，小城鎮對農民的吸引力并沒有明顯的增強，沒有出現大量農民遷入小城鎮的情況。例如1999年在安徽渦陽縣竟然要把城鎮戶籍以每個600元的價格攤派出售[2]。河南省小城鎮的戶籍開放后，對農民的吸引力不大，在一些改革試點小城鎮竟然沒有一個人申報[3]。為什么小城鎮的戶籍改革沒有引起大的反響，這從小城鎮人口狀況可以得到有益的啟示。
二、小城鎮人口狀況
關于小城鎮的人口統計比較混亂，不同的資料來源有出入。資料不一致的一個重要原因是統計口徑問題，按照中國的戶籍管理制度，一個鎮人口的身份至少有兩種類型，農業人口與非農業人口，在一些鎮中則可能還有“自理口糧人口”、“藍印戶口”、“地方城鎮戶口”等等。按照戶口所在地又可以劃分成本地人和外來人口，而外來人口中又可以劃分為辦理了暫住手續與沒有辦理的兩類。按行政區劃來劃分鎮人口，時常會產生誤導。因為大多數小城鎮的管轄范圍都比較大，包含了大量的農村，容易夸大小城鎮的人口規模。目前小城鎮的范圍界定也有待完善，因為在一些地方，隨著小城鎮的發展、城鎮人口規模的擴大、農村工業的發展，鎮與周邊農村在地理上已經連成一片，如果用原來的行政區域來計算小城鎮的人口規模則容易縮小其實際的人口數量。鑒于上述情況，在本文中對小城鎮人口的描述分析存在一定的局限，只能是一種概況性的介紹。
表1與表2是來自不同資料的全國性小城鎮人口資料，表1是歷史性的回顧，表2是時間剖面的狀況。表2的資料并不完整，缺了接近2000個鎮的數據，占當年全部城鎮數量的10%。如果比較兩張表的數據，可以看出兩者之間在平均人口規模上有比較大的差異，而在平均非農業人口規模上的差異比較小，導致這種差異的原因是統計范圍的不同，前者是用鎮行政區劃統計，因此規模偏大，后者用建成區，因此規模偏小。由于農業人口大部分居住在鎮的建成區外，用行政區與建成區不同口徑統計導致的差距比較大。又因為非農業人口主要集中在鎮的建成區內，所以用行政區與建成區不同口徑統計導致的差距相對比較小。上述的兩個資料都有缺陷，但是相比之下用建成區統計的資料更加符合實際情況。
表1部分年份小城鎮基本情況
附圖
資料來源：[1]《中國統計年鑒》（相關年份），中國統計出版社.
[2]《中國人口統計年鑒》（2000年），中國統計出版社，2000年.
[3]《中國人口年鑒》(1985)，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年.
根據表2中的數據，從60年代初期開始到改革開放前的20年間，全國小城鎮在數量和人口規模上長期處于停滯狀態。改革開放以后，小城鎮的數量從1980年不足3000增長到1999年接近2萬個，平均每年增長率為10.5%；人口規模從5693萬增加到37637萬，平均每年增長率也為10.5%。雖然近年來小城鎮有較大的發展，但是分析一下卻可以看出小城鎮發展有兩個問題。第一個是作為小城鎮主體的非農業人口，從1980年到1999年的平均年增長率只有2.8%，扣除了人口的自然增長因素，小城鎮的非農業人口遷移增長率實際上是很低的。第二個是在1980年平均每個小城鎮有1.5萬的非農業人口，到1999年平均每個小城鎮的非農業人口不到4000人。小城鎮非農業人口規模的縮小主要有三個原因，一是部分人口規模大的小城鎮發展為小城市，二是新增加的小城鎮的人口規模小，三是因為戶籍制度的限制，大量在小城鎮從事非農業生產經營活動的“農業人口”沒有被承認是非農業人口。
表21999年各地帶小城鎮人口情況人／個
地帶平均人口平均非農業人口平均勞動力人數平均企業人員數
東部5842241531551516
中部511923782489857
西部331214601676505
全國5009216926121077
說明：①共17260個鎮資料，根據這些鎮的資料計算，下同。
②此表的人口指的是鎮區的人口。
資料來源：《中國農村鄉鎮統計概要2000》，中國統計出版社，2000年。
前幾年大量的縣城轉變為城市，導致剩下的小城鎮人口規模普遍不大，全國大約70%的小城鎮的人口規模不到5000人，非農業人口規模不到2000人。小城鎮人口規模超過2萬，或非農業人口規模超過1萬的小城鎮，占全部城鎮的比重在3%左右。從空間的角度看，小城鎮的人口規模以東部地帶為最大，中部次之，西部最低。例如東部地帶小城鎮平均人口規模比西部高76.4%，東部地帶小城鎮平均非農業人口規模比西部高65.4%。根據17260個鎮的資料，在人口規模最小的2000個鎮中，約50%在西部地區。
表31999年各地帶小城鎮人口規模分布%
附圖
資料來源：《中國農村鄉鎮統計概要2000》，中國統計出版社，2000年。
表41999年各地帶小城鎮非農業人口規模分布%
附圖
資料來源：《中國農村鄉鎮統計概要2000》，中國統計出版社，2000年。
由于大部分小城鎮人口規模小，只要增加幾千人就可以讓不少城鎮人口倍增，由此帶來生活環境惡化，就業機會減少等問題，因此短期內大多數小城鎮人口增長的空間不大。
三、小城鎮人口中實際非農業人口估算
在前面談到小城鎮發展過程中，大量從事非農業生產經營的“農業人口”得不到承認為合法的非農業身份，這部分人在目前的城鎮人口中占相當大的一部分。同時在部分小城鎮中存在大量的外來勞動力，在有資料的城鎮中，有1226個鎮的企業中的就業人數超過有當地戶籍的勞動力人數，表明大量外來人口存在。這種情況以東部居多，數量最多的分別是廣東、江蘇和重慶。如果大量實際從事非農業工作者的身份得到確認，對城鎮戶籍管理有益，這些城鎮將是戶籍制度改革的最大受益者。
表5企業人數超過鎮勞動力總數的城鎮分布
地區數量（個）比重(%)
東部65053.0
其中：江蘇14311.7
廣東14812.1
中部27022.0
西部30625.0
其中：重慶13511.0
全國1226100.0
資料來源：《中國農村鄉鎮統計概要2000》，中國統計出版社，2000年。
到底小城鎮中有多少人口應該屬于非農業人口，這是無法準確回答的問題，因為在小城鎮中，有些家庭內部的成員可以分別從事農業與非農業工作，也有相當一部分人是同時兼職農業與非農業。不過還是可以對目前小城鎮中實際非農業人口規模作一大略估計，下面是估計的公式：
期望城鎮非農業人口＝1.8×（企業人員數＋勞動力人數×0.1）
這一公式的基本思路是：第一，按目前中國城鎮的實際情況，每個非農業勞動力供養1.8人（包括勞動力本人在內）；第二，在一個鎮內部的勞動力中至少有10%的人是從事行政管理、文教衛生、商業和服務業，應該說10%這一比重可能偏低。用這一公式計算出的城鎮非農業人口規模，本文稱為期望城鎮非農業人口。表6是根據公式計算的結果，從中可知全國小城鎮中，實際屬于非農業的人口要比統計數多50%左右，其中東部地區大約多70%，中西部則在30%左右。要強調的是這些期望可在小城鎮增加的非農業人口中，70%以上在東部地區。
從期望可增加的小城鎮非農業人口數量上看，除了局部地區之外，小城鎮非農業人口的增長并非是無限的，它受到小城鎮就業條件的限制。除了少數以交通、旅游、集市貿易為主要產業的小城鎮之外，大部分小城鎮人口增長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其企業發展的制約，只要沒有一定數量和規模的企業存在，讓小城鎮人口大發展是空中樓閣。根據表2中的數據，全國平均每個小城鎮只有大約1000人的企業員工。東部地區多些，平均有1500人左右，西部平均只有500人上下。而從表7的數據中可知，全國接近40%的小城鎮中，企業員工數量不足250人，在西部地區這一比重是接近60%。從企業情況看，目前大部分小城鎮容納大量人口就業的前景并不樂觀。
表61999年各地帶小城鎮非農業人口增長潛力萬人，%
地帶實際非農業人口期望可增加期望可增加非
非農業人口①農業人口比重②
東部1935130967.6
中部118933428.9
西部62017728.5
全國3744182048.6
注：①期望可增加非農業人口＝A類城鎮的期望非農業人口-A類城鎮的實際非農業人口
A類城鎮指的是：期望非農業人口＞實際非農業人口的小城鎮
B類城鎮指的是：期望非農業人口＜實際非農業人口的小城鎮
②期望可增加非農業人口比重＝期望可增加非農業人口／實際非農業人口
資料來源：《中國農村鄉鎮統計概要2000》，中國統計出版社，2000年。
表71999年各地帶小城鎮企業員工人數規模分布%
附圖
資料來源：《中國農村鄉鎮統計概要2000》，中國統計出版社，2000年。
從期望城鎮非農業人口和小城鎮企業規模的分析中可以得知，通過戶籍制度改革可以讓一些實際上已經在小城鎮工作的人得到戶籍，但是靠這類人口來增加小城鎮人口的作法在東部地區可以比較有效，在中西部地區的效果不大
四、關于小城鎮人口與小城鎮戶籍制度改革的幾點討論
在對小城鎮人口狀況有一定了解的基礎上，可以從人口的角度對小城鎮戶籍制度改革作一點討論。
首先，小城鎮的人口規模普遍太小，對大多數服務行業來說，根本達不到許多服務業所能生存的“門檻人口”。在這些城鎮中，要依靠企業中就業人口的大量增加，拉動服務業人口的增加才可能發展。其實從“自理口糧”人口對小城鎮發展起的作用有限這一事實，也可以看到開放小城鎮戶籍對大部分小城鎮的發展幫助有限。
其次，在市場經濟體制下，人口的流動主要是受到勞動力市場的影響，從目前小城鎮的人口狀況看，大多數小城鎮的勞動力市場潛力有限。大部分企業規模小，容納勞動力的能力極有限。根據《中國農村鄉鎮統計概要2000》中數據計算，在小城鎮中平均每個企業的規模12人，其中東部地區平均16人，中部地區平均9人，西部地區平均7人，可以說相當部分企業是處于小作坊的水平。沒有就業機會，白給農民一個小城鎮戶籍對農民沒有實質意義。
第三，目前戶籍制度改革并不限于小城鎮，大多數小城市的戶籍已經相當開放，甚至于石家莊這樣大城市的戶籍也基本上開放，與小城鎮相比，城市的吸引力遠大得多，而且對石家莊這樣的城市來說，戶籍開放后也沒有出現大量人口涌入的局面。因此只要小城鎮的就業機會無法超過城市，那么小城鎮的戶籍吸引力就有限。
第四，小城鎮戶籍改革的實質是什么，目的是什么。根據目前小城鎮人口現狀，小城鎮戶籍改革的實質是承認大批在小城鎮工作、生活的人口，他們的身份已經不是農民，其目的應該是方便人口管理。如果把小城鎮戶籍制度改革的目的定位在促進農村城鎮化上，從前面的分析看，很可能要失望的。
第五，小城鎮戶籍改革的效果存在地區差距。在東部地區小城鎮的發展水平比較高，在珠江三角洲地區、長江三角洲地區、特大城市的郊區，戶籍改革對小城鎮規模的發展會有相當大的促進作用。相反在廣大的中西部地區，簡單通過開放小城鎮戶籍，甚至是開放城市戶籍，對城鎮化的促進作用依然有限。
收稿日期：2002-1-21；修訂日期：2002-4-3
【參考文獻】
[1]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分縣市人口統計資料（1990年度與1993年度）.北京：群眾出版社，1991、1993.
城鎮經濟與管理論文范文4
實行何種養老保險模式能更好地促進經濟發展，在國內外存在廣泛的爭議。美國的一些學者認為，現收現付的養老保險制度，有可能減少個人儲蓄，這被稱之為養老社會保險對個人儲蓄的“擠出效應”。由于個人儲蓄的減少會降低國民儲蓄率，養老社會保險就會產生對于一國經濟發展的不利影響。最先提出這一點的是著名經濟學家費爾德斯坦。他指出：養老社會保險可以從兩個方面影響個人儲蓄：一是政府以現收現付的方式向退休職工提供養老金的承諾會產生一種“資產替代效應”，即年輕職工會把政府提供的養老金承諾視為自己的一種隱性財富，是個人養老儲蓄的一種替代品，從而減少自己在工作期的退休儲蓄。二是養老社會保險可能誘使人們提前退休，而提前退休意味著工作期的縮短和退休期的延長，這將要求人們在工作期要有一個較高的儲蓄率。這被稱為“退休效應”。養老社會保險對個人儲蓄的凈效應，取決于上述兩個方向相反的效應的力量對比。如果資產替代效應大于退休效應，個人儲蓄就要減少；如果退休效應強于資產替代效應，則個人儲蓄還可以增加。據他估汁，在1929—1971（不包括1941—1946）年間，美國的現收現付制使儲蓄率降低了大約50％，井由此使資本存量與沒有社會保險制度時相比減少了38％。o）但是，一些學者并不贊成費爾德斯坦的觀點。如諾曼·B·特爾認為，即使人們會把政府提供的養老金看成是他們私人退休儲蓄的一種替代品，但他們也會意識到這種養老金的領取是以他們工作報酬的等量削減為代價的。而且，人們的退休收入目標不是固定。因此，現收現付的養老制度并不一定對私人儲蓄產生系統的影響。
對于積累制，不少經濟學家認為，它可以提高國民儲蓄率。但美國經濟學家亨利·艾隆認為：儲蓄積累式的養老“社會保障也許可以促進儲蓄，提高經濟增長，但這個結果卻并不一定發生。老百姓也許會通過養活其他形式的儲蓄來抵消部分或全部積累的儲蓄。政府可以通過大量亦字或者減少政府運行的結余來抵消部分或全部儲蓄積累。由于建立社會保障儲蓄的成本很高，國有企業也許會減少對自身的投資。”在1999年9月世界銀行主辦的“老年保障新思路研討會”上，彼得·奧格薩和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約瑟夫·斯蒂格利茨發表了突破性的論文（養老社會保障制度的十個謬論），對個人賬戶從十個方面系統提出了質疑，其中包括對“個人賬戶制增加國民儲蓄”、“在個人賬戶制下的回報比較高”的質疑。若從儲蓄的角度證明積累制比現收現付制更有利于促進經濟增長，必須證明積累制能夠帶來更高的儲蓄率；更高的儲蓄能夠成功地轉化為投資；投資能夠有效地促進產出。正如鄭秉文指出：這三個環節中沒有一個環節是必然成立的。
從實證檢驗的情況看，各種觀點似乎都可以得到一些實證材料的支持。例如，據了解，新加坡年輕職工中約有40％的人沒有多少銀行存款，原因是新加坡政府實行完全積累的養老保險，雇主和職工分別按工資總額的20％繳納費用。實行在這種強制儲蓄后，許多年輕職工沒有多少收入供自愿儲蓄。但是，有材料表明，智利在改現收現付的養老制度為完全積累的養老制度后，國民儲蓄事由1976—1980年的16.7％提高為1994.年的26.6％。
二、不同經濟條件下養老保險制度對經濟發展的影響
我們認為，養老社會保險制度對經濟發展的影響，離不開特定的經濟條件?？疾祓B老保險制度對經濟增長的影響，不僅要分析養老社會保險制度內部的結構，還必須分析它所處的外部條件。依據總需求與總供給的對比關系，現實經濟可以分為兩種基本類型：一種是需求約束型經濟，其基本特征是社會總需求不足，而總供給相對過剩；另一種是資源約束型經濟，其基本特征是社會總需求過剩，而總供給不足。經濟條件不同，養老保險制度對經濟發展的影響就不同。
1、資源約束型經濟中養老保險制度對經濟增長的影響
在資源約束型經濟中，社會總供給不足是制約經濟增長的主要矛盾，增加供給可以促進經濟增長。按照哈羅德——多馬模型，經濟增長率取決于儲蓄率與資本—產出比的比較。設經濟增長率為G，儲蓄串為s，資本產出率為v，則
G=s
v
由上式可知，經濟增長率與儲蓄率成正比，與資本一產出比成相反。在資本—產出比一定的條件下，提高儲蓄率可以促進經濟增長。因此，在總供給不足的條件下，選擇何種養老社會保險制度更有利于促進經濟增長，關鍵在于能否提高社會的儲蓄率和降低資本—產出比。
現收現付制的基本特點是：養老社會保險管理部門以當年的養老保險稅（費）收人滿足當年的養老金支出需要，收支相抵后沒有過多的結余，不能形成數額很大的儲備基金。因而不能通過實行養老保險制度提高社會的儲蓄率。相反，在實行現收現付的條件下，工作人口因為不需為退休后的生活消費擔心，可能相應減少為養老而進行的自愿儲蓄。盡管理論上還不能肯定現收現付制會降低社會總儲蓄率，但不可能通過現收現付制提高社會儲蓄率，則是可以斷定的。從這個意義上說，費爾德斯坦對現收現付制的批評，對供給不足的經濟是適用的。
實行儲蓄積累制，政府強制性要求參保人為養老儲蓄，從而可以建立起一定規模的養老保險基金。隨著參保人數的增長和積累年限的延長，養老保險基金將逐漸增大。從這個意義上說，實行儲蓄積累式的養老社會保險制度，可以提高社會儲蓄率。但是，有以下三個因素將會部分減弱儲蓄積累式養老社會保險制度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其一，在總收入一定的條件下，居民用于繳納養老保險費的部分大，用于個人自愿儲蓄的部分可能相應減少。其二，要求企業為養老社會保險基金的積累提供資金，企業用于養老保險的支出增加，可支配用于投資的凈利潤則會相應減少。其三，在現收現付制向儲蓄積累制過渡的時期，如果社會不能以工作人口上繳的養老保險稅（費）支付退休人口的養老金，同時又不降低退休人口的養老支出水平，必須從政府其他收入中列支，從而必然減少政府可用于投資的支出。以S代表儲蓄積累制對社會總儲蓄的凈增加額，S代表儲蓄積累制對社會儲蓄的總增加額，S1代表居民自愿儲蓄的減少額，S2代表企業儲蓄減少額，S3代表政府儲蓄減少額，則：
S=S-S1-S2-S3
儲蓄積累制對資本—產出的積極作用可能來自于兩個方面：一方面可能來自于工作人口勞動積極性的提高，另一方面可能來自資源配置效率的提高。前者的假定條件是，儲蓄積累制比現收現付制對工作人口有更好的激勵作用；后者的假定條件則是，儲蓄積累形成的養老保險基金能否比個人、企業儲蓄得到更高效率的使用，且資本市場是有效或是具有較高效率的。儲蓄積累制對資本一產出也可能產生負面作用，儲蓄積累制的管理成本通常要高于現收現付制的管理成本。以Y表示儲蓄積累制對國民收入的凈增加額，y1表示因工作人口勞動積極性提高增加的國民收入額，y2表示因資源配置效率提高增加的國民收入額，c表示管理成本的增加額，則：
y=y1+y2-c
總的來看，在總供給不足的條件下，儲蓄積累制的養老社會保險制度可能更有利于促進經濟增長。但是，這種促進作用的大小，還要視強制儲蓄對居民個人自愿儲蓄擠出效應的大小及資本市場效率的高低等因素而定。
2、需求約束型經濟中養老保險制度對經濟增長的影響
在需求約束經濟中，總需求不足是制約經濟增長的主要矛盾；促進經濟增長，必須擴大有效需求。按照凱恩斯主義的理論，在封閉經濟條件下，社會需求由消費需求和投資需求兩大部分構成，其中消費需求為最終需求，它不僅在社會總需求中占有重要的比例，而且還決定投資需求能否持續擴張。消費需求的大小取決于收入水平和居民邊際消費傾向的高低。在總收入水平一定的條件下，邊際消費傾向越高，消費需求越大；相反，邊際消費傾向低，消費需求就小。投資需求為利率的函數，與利率的高低成反比。假定消費函數為c=α+β，投資函數為i=e-dr，則均衡收入的公式為：
Y=α+e-dr1-β
在上式中，α、θ為常數，y為國民收入，β為邊際消費傾向，d為投資需求對于利率變動的反應程度，r為利率。從公式中可以看出，如果利率不變，或者投資對利率的變動缺乏敏感性，均衡收入水平便主要取決于邊際消費傾向。在總需求不足的條件下，選擇何種養老保險制度更有利于促進經濟發展，不在于何種養老社會保險制度更能提高儲蓄率，而在于它是否更能夠擴大有效需求，其中關鍵在于能否提高邊際消費傾向。
居民邊際消費傾向的高低取決于收入分配狀態和收入增長的預期。根據凱恩斯的理論，邊際消費傾向隨著收入水平的提高呈遞減的趨勢，即隨著收入水平的提高，消費率呈下降的趨勢。收入分配差別拉大，收入向高收入階層集中，社會邊際消費傾向降低；相反，收入分配差別縮小，低收入階層收入增加，社會邊際消費傾向提高。一般而盲，對未來時期的收入預期穩定，人們會增加現期的消費；相反，對未來時期的收入預期不穩定，人們將減少現期的消費。因此，考察養老保險制度對經濟增長的影響，主要應看其對收入分配狀態及收入預期的影響。
現收現付制不僅可以實現代際之間的收入再分配；還可以在同代人內部進行收入的再分配。這既可以改善收入分配狀態，又可以起到穩定退休期收入預期的作用。下面我們分別考察現收現付制代際分配效應和代內分配效應對經濟增長的作用。
（1）代際分配效應對經濟增長的作用。設工作人口的收入為w，養老保險繳費率為t，工作人口的邊際消費傾向為p；退休人口養老年金收入為p，假定養老年金當年全部用于消費，即βp=1；因養老保險收支而增加或減少的消費需求量為c，則：
c=p-twβ
在總需求不足、其他因素不變的條件下，消費需求的擴大，將促進國民收入的增長。設由養老保險制度增加或減少的國民收入為y，則：
y=p-twβ1-β
（2）代內分配效應對經濟增長的作用。假定工作人口分為高收入者和低收入者兩類，他們的收入和邊際消費傾向分別為w1、w2和β1、β2，因為w1>w2，根據凱思斯的理論，β2>β10因實行養老保險制度β1和β1，分別提高β‘1和β’2，設因實行現收現付制的養老社會保險而由高收入者向低收入者轉移的收人為wlt，由此而增加或減少的消費需求量為c，則：
c=w1t（β‘2-β’1）
由此而引起的國民收入增長y則為：
y=w1t（β‘2-β’1）
1-β從上述兩個方面可以看出，在總需求不足的條件下，實行現收現付式的養老社會保制度，有利于提高邊際消費傾向，從而有利于擴大消費需求。在總需求與總供給對比關系不發生逆轉的條件下，其他因素不變，養老保險繳費率越高，再分配效應越大，對國民收入增長的促進作用越大。
儲蓄積累制不同于現收現付制。它不具有公平收入分配的功能，相反在一定程度上可能對高收入階層更為有利。如果不考慮對居民自愿儲蓄的“擠出效應”，實行強制性的儲蓄積累制，將會擴大社會儲蓄總額，提高儲蓄率。假定養老保險費率為t，消費需求因實行養老保險制度而增加或減少的數量為c，則：
c=-t（β1w1+β2w2）
由上式可以看出，在總需求不足的條件下，實行強制性的儲蓄積累制，使儲蓄率提高，不但不能通過增加儲蓄來促進經濟增長，相反還可能通過減少消費需求而抑制經濟增長。因強制儲蓄而減少的國民收入取決于強制積累率和邊際消費傾向的高低。在其它條件不變時，強制儲蓄率越高，對國民經濟的抑制作用越大。以Ay表示國民收入的增量，則：
y=-t（β1wl+β2w2）
1-β
三、改革養老社會保險制度，促進經濟發展
以1997年為標志，我國社會總需求和總供給的對比關系發生了由總供給不足到總需求不足的變化。我國社會總需求不足，固然有投資需求不足和國際需求不足方面的問題，但主要是消費需求不足。消費需求不足的主要原因則在于收入分配差別過大和居民對未來時期的收入和支出預期不穩定。為了促進經濟發展，我國養老社會保險制度的改革，必須注重公平，著力于增加低收入階層的收入，穩定低收入階層的收人預期。為此，可進行如下改革：
（一）社會統籌養老保險制度的改革
建立社會統籌養老制度，可以采取現收現付制，并由國家直接管理，目的在于以國家為主體進行收入再分配，以滿足社會老年成員的基本生活需要。
1、改革統籌養老基金的籌資辦法。從長遠來看，社會統籌養老保險基金來源主要應是個人所得稅和遺產稅。在現階段，由于個人所得稅有限，遺產稅尚未開征，可以采取遼寧省試點的辦法，將企業的繳費全部進入統籌基金，用于支付當期的養老金。隨著個人所得稅的增長和遺產稅的開征，逐步降低企業繳費的比例。目前，荷蘭、芬蘭和挪威等國已將社會保險稅與個人所得稅合并征收。這種改革具有兩方面的作用：一是可以強化養老社會保險的收入再分配功能；二是可以減少社會養老保險的運行成本。根據世界銀行提供的資料，工業化國家個人所得稅率占稅收總額的28％，發展中國家個人所得稅率占稅收總額的11％，而我國1998年個人所得稅率占稅收總額的比重僅為3.4％；個人所得稅占GDP的比重，低收入國家為3％，中低收入國家為6％，中高收入國家為5.3％，高收入國家為11.5％，而我國不足1％；西方國家對高收入和高收人家庭實際稅率都在30％以上，而我國20％的城鎮最高收入和高收入戶實際稅率不足0.6％，城鎮居民實際繳納個人所得稅率也遠低于名義稅率，甚至還低于農民的人均稅率3.74％。2002年，我國GDP達到102398億元，如果將個人所得稅占CDP的比率提高為3％，個人所得稅可達3071.94億，而當年養老保險收入總額為2110億。由此可見，通過征收個人所得稅來籌措統籌養老保險資金的空間是很大的，改革統籌養老的籌資辦法是具有可行性的，關鍵是要改革個人所得稅的征管辦法。
2、統籌養老金的支付方式的改革。社會統籌養老保險基金的支付應著眼于滿足離退休老人基本生活的需要，因而應根據各地基本生活費用標準確定養老金的支付標準。沒有任何其他收入的老人可按此標準領取養老金；隨著老年人收入的增多，從政府領取的養老金則應逐漸減少；個人收入達到一定限度，則不能享受社會統籌養老金。應逐步擴大社會統籌養老的范圍，并提高社會統籌的層次。這種支付方式在國外是有先例的。例如，澳大利亞規定，一個單身者如果兩周的收入加起來超過683.2澳元，或者其財產超過17.9萬澳元，就沒有資格從政府的公共養老金計劃中領取養老金。在加拿大，從2001年開始，沒有任何其他收入的老人可以從老年保障計劃每年領取11420加元；隨著老年人收入的增多，從政府領取的養老金逐漸減少；個人收入達到一定限度（單身老人年收入達到5萬加元以上，或夫妻共同收入達到7萬以上），則不再有資格領取老年保障計劃發放的養老金。這種改革，一方面可以相對縮小城鎮社會統籌養老的支出范圍，從而相對減輕養老保險的財政負擔；另一方面大大提高了養老保險的再分配效應。困難在于必須配套實行收入和財產調查制度，而對低收入者實行收入和財產調查制度要比對高收入者實行收入和財產調查制度容易得多。
3、逐步擴大社會統籌養老的范圍，并提高社會統籌的層次。在實行社會統籌養老籌資辦法和支付辦法的改革后，將社會統籌養老范圍擴大至非國有企業并不難，關鍵是要將社會統籌養老制度擴大至廣大的農村。從必要性來說，農村居民和城鎮居民都是我國公民，應該享受同等的國民待遇，擁有同等的養老權利。同時，增加農民的養老保險支出，可以增加農民的消費需求，有利于促進經濟發展。至于可能性，如果將農村的養老保險一步提高到城鎮的水平，是不現實的，但不等于不能實行?？梢韵劝醋畹蜕畋Ｕ蠘藴试谵r村實行社會統籌養老保障，然后再按農村基本生活標準實行統籌養老保險，再逐步縮小城市與農村的差別。2000年，我國老年人口總數約為1.26億，按農村老年人占70％計算，農村老年人約8820萬，如果人均養老金支出為600元／年，只需要支付529.2億元。個人所得稅增加500至600億或減少一個500至600億的大型項目，啟動農村統籌養老不是沒有可能，關鍵還在于我們是否真正重視“三農”問題。由于現行的所得稅率是全國統一的，提高社會統籌養老的層次，主要是統一支付標準。這里所說的統一支付標準，不是說全國都按同一水平支付養老金，而按統一標準確定基本生活費用標準及累退支付的比例。由于各地的基本生活費用不同，統籌養老金是可以有所區別的。比較可行的辦法是先確定實物標準，然后再根據各地的物價水平確定基本生活費用標準。
（二）改革個人養老基金賬戶
建立個人養老基金賬戶，目的在于強制個人進行養老儲蓄積累，以防個人在養老方面的“短視”行為，而不是實行收入的再分配。因此，我們主張借鑒智利的辦法，在政府的監督下，將個人養老基金賬戶交專業的投資管理機構進行管理。
1、改革個人賬戶的繳費辦法?？梢?033年為起點，將職工個人賬戶分“新人”、“中人”和“老人”三類情況。對于新參加工作的職工，法定保費率起點可定為5％，超額部分由個人自愿繳納，在一定范圍內由政府予以稅收優惠。對于已參加工作的中人，由政府按實際工齡的長短及1997年繳費工資的8％補充個人賬戶的資金；2003年起由個人按新人辦法繳納。對1997年以前已退休的人員仍按國家原來的規定發給養老金，不設個人賬戶。
2、穩步推進將國有資產轉化為養老保險基金的工作，盡快補償轉制成本。由于我國財政負債比較重，不具備像智利那樣實行轉制還有財政盈余的條件，通過大規模發行認可債券的方式補償轉制成本，具有較大的風險，比較可行的方式是將國有資產轉化為養老保險基金。在傳統的體制下，企業的利潤全額上交國家財政。由于勞動者的報酬中沒有包含養老保險等社會必要勞動，企業上繳的利潤不僅包含勞動者剩余勞動，也包含勞動者的必要勞動；這部分必要勞動被用于國有企業固定資產的投資。為了補償轉制成本，必須將國有資產中用勞動者必要勞動形成的那部分價值歸還給為其做出過貢獻的勞動者。2001年，我國試行國有股減持，方向是完全正確的，但因引起了市場的較大震蕩而于2002年6月24日被迫正式宣布在國內證券市場暫停實施。我們認為，原來的方案流產，不等于不能通過國有資產的減持來籌措養老保險基金，而2001年股市價格下挫也不能全部歸咎為實施國有股減持方案。郎咸平（2001）就尖銳地指出：大戶行為是大盤下跌的主要原因，政府的不當之處在于低估了中國股市特有的操縱下的慣性作用。
在我們看來，對已上市的公司，可以考慮根據補償轉制成本的需要，將一部分國有股通過協議方式轉交給養老基金投資管理機構，并分解進入個人賬戶，規定在一定年限內不得出售，只獲取紅利收益；達到一定年限（如5午）后，養老基金投資管理機構可根據支付養老金的實際需要，每年可將不超過10％的股份通過市場交易變現。對于新上市公司，可規定一定比例的國有股份交由養老基金投資管理公司持有，公司上市三年后，基金管理公司可根據需要進行轉讓交易。作為一種漸進的減持方式，這既可以實現上市公司產權主體的多元化，促進上市公司治理結構的合理化，從而使上市公司的行為更為規范、公開和透明；又可以彌補養老社會保險基金的不足，并且不會造成對股市的不利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