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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鎮化發展論文范文1
不僅要有國家統一規劃，而且還要有地方城鎮規劃標準。新型城鎮化建設過程中，不僅要嚴格按照中央十二五規劃要求進行統籌規劃、完善功能、合理布局，而且還要再全國范圍內加強城鎮化建設，確保我國東、中、西，以及大、中、小等，全面協調發展。在每一個城鎮建設過程中，要積極結合本地的環境條件、人文地理以及資源稟賦和產業發展基礎等，對其發展進行準確定位，做精、做細城鎮化建設和發展方案，最終形成自己的發展特色，以此來避免千城一貌、格式化發展局面。在此過程中，城鎮規劃應當具有前瞻性、連續性以及權威性和銜接性，一旦形成了規劃方案，除按必要調整或修改的部分，一律不能隨便改動。目前國家已經出臺了《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2014－2020年)》，對新型城鎮化的發展做了科學、系統的規劃和實施步驟。
2、強化非農用地供應控制，確保糧食安全生產
對于13億的中國而言，只是單純地依賴國際市場發展，可能無法有效地確保糧食作物的及時供應和生產安全性。因此，實踐中為了能夠確保我國十八億畝耕紅線不便，地方政府及土地管理部門，應當嚴格控制耕地總量，尤其是在非農用地規劃建設過程中，一定要嚴格把關，確保土地規劃的動態平衡性。在此過程中，還要注意土地的有效利用率，通過城市建成區內部用地結構的合理化和集約利用度的提高，節約土地資源。
3、新型城鎮化要全面提升生態文明水平
新型城鎮化建設過程中，還要注重生態建設。在現代新型城鎮化建設過程中，一定要牢固樹立低碳、綠色環保理念，大力發展循環經濟、生態經濟以及低碳綠色經濟。同時，還要不斷強化和力求節能減排，從源頭上有效控制能耗、防治污染，淘汰落后企業產能，從而促進現代新型城鎮化建設。在此過程中，還要有效利用節能技術、新工藝產品和新材料。在生態環境治理過程中，政府應當優先采用經濟和法律手段，而且還要適當的采用行政手段。其中，經濟手段主要是指收費、排污權交易以及補貼。實踐中，補貼和收費制度已經被廣泛的應用到實處，但對于部分企業而言，寧愿少交罰款，也不愿投資污染治理。在未來的環境監管中應積極研究和嘗試排污權交易制度，以達到污染物總量的控制。
4、要通過信息技術發展，系統推進和引導新型城鎮化的科學發展
《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2014—2020年）》正式出臺，為我們展現的絕不是一個大干快上的躍進計劃，而是強調人的城鎮化和綠色智慧城市的偉大藍圖。作為城市信息化建設的新模式和新階段，解決“城市病”的重要途徑，智慧城市在新型城鎮化過程中的作用引起了特別的關注。在最新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政府一再強調要把創新放在深化改革的核心位置，尤其要發揮科技創新的作用，因此，在建設新型城鎮化中，李江穎領航動力信息系統有限公司湖北武漢430072信息化被寄予了厚望。如何將信息化、工業化與新型城鎮化進行融合發展，似乎也成為訴求相關者普遍關心的問題。城鎮化的過程往往也是各種矛盾集中爆發的一個過程，在城市化率快速提升的背后，掩蓋的是城市化過程中衍生的巨大經濟與社會問題。人口擁擠、交通擁堵、環境污染、住房困難等“城市病”層出不窮。這警示我們：在解決了人口從農村進入城市的問題之后，更大的挑戰是如何解決“以人為核心”的宜居環境，以實現健康、可持續的發展，推動城鄉保障、社會事業、公共服務設施的均衡化。走新型城鎮化道路就是要緊緊圍繞全面提高城鎮化質量，加快轉變城鎮化發展方式，以人的城鎮化為核心，以城市群為主體形態，以綜合承載能力為支撐，以體制機制創新為保障，走以人為本、四化同步、優化布局、生態文明、文化傳承的中國特色新型城鎮化道路。智慧城市（鎮）是信息化與城鎮化結合的有效模式，這樣可以有效滿足現代化新型城鎮居民的日常生活和工作需求，幫助地方政府和有關部門提高管理質量和服務水準。城鎮化建設過程中，采取公共基礎設施、公共服務，其中包括污水處理、交通設施、空氣質量監測、水電氣供應、軌道運輸、公共安全、社會保障、金融以及城管等系統，而且對現代信息技術的依賴性不斷增強。從實踐來看，信息化建設不僅可以有效改善供需結構，擴大消費需求，可不斷優化產業結構及其發展，促進新型城鎮化轉變，促進經濟成功轉型，以此來確保城鎮化建設進程的可持續。在新型城鎮化建設過程中，工業化、信息化有機地融合在一起?；ヂ摼W、電子商務、電子支付等應用的普及，將改變政府、企業和居民傳統的交易和消費行為，推動現代服務業發展壯大。新一代信息技術作為戰略性新興產業，到2020年將發展成為國民經濟支柱產業。2013年政府工作報告中指出“城鎮化是我國現代化建設的歷史任務，與農業現代化相輔相成。要遵循城鎮化的客觀規律，積極穩妥推動城鎮化健康發展。新型城鎮化建設是較為復雜、系統的工程，任務艱巨，責任重大，既要積極籌劃，千方百計推進城鎮化的進程，又要保持客觀、冷靜的態度，穩中求進，不可急功近利，不搞城鎮化的“”。
5、結語
城鎮化發展論文范文2
關鍵詞：農村城鎮政府責任城市化
長期實施的城鄉二元化經濟與社會政策導致了我國二元化的社會結構，而二元化的社會結構在二元化的社會經濟政策強化下，城鄉差距日趨拉大。城鄉融合與一體化是我國未來社會經濟發展的一個趨勢。城市化是城鄉融合與一體化的載體——農村小城鎮建設，在一定程度上承擔著我國城市化的重要角色。
農村小城鎮建設不僅是農業人口轉化為非農業人口，并向城市(鎮)集中的聚集過程，而且是城市(鎮)在空間數量上的增多、區域規模上的擴大、職能和設施上的完善和城市(鎮)的經濟關系、居民的生活方式以及人類的社會文明廣泛向農村滲透的過程。
我國農村城鎮化的發展及影響
城市化是一個國家邁向現代化不可逾越的進程和階段。我國城市化發展分為三個階段，一是1950～1980年，全國城市化率從11.2%，提高為19.4%，30年間僅提高了8個百分點。此階段，國家以工業化發展戰略為核心。二是1981～1998年，雖然“城市化”并未作為一個重要的經濟發展目標，但是制度的變遷極大地促進了生產力的發展，同時也提高了城市化進程的速度，1998年中國城市化率達到30.4%。1998年提出了“小城鎮、大戰略”，中國城市化進入了加速發展期。這一時期我國城市化率快速提高，2000年我國城市化率為36.2%，2005年城市化率已經達到42.99%，提高了近7個百分點，我國城市化進入快速發展階段。農村城鎮建設在改革開放以來發展較快，但存在區域性差異?！?005年村鎮建設統計公報》的統計資料顯示：2005年末，全國共有建制鎮17726個，集鎮20686個。全國村鎮總人口9.86億人，其中非農業人口1.12億人，占村鎮總人口的11.3％。村鎮非農業人口比重逐年提高，2005年比2004年提高了0.25個百分點。同時，村鎮其他方面也發展較快，2005年，村鎮新建自來水廠821個，新增日供水能力268.4萬噸，新鋪設供水管道長度3.99萬公里，建制鎮、集鎮用水普及率分別達84.7％、67.2％。交通、綠化等公共設施建設也取得較快進展，農（居）民生產生活環境得到較大改善。
從農村城鎮建設與發展水平來看，經濟發達地區城鎮發展較快，這點從我國2005和2006年全國百強鎮的分布可以證實，2005年全國百強鎮中，廣東省有30個，上海、江蘇和浙江分別為29、23、17個，其他省市區只有一個鎮進入全國百強；2006年中，廣東、上海、江蘇和浙江分別為28、21、23、20個。
農村城鎮化對農村發展的影響是全面的，包括經濟、社會等各個方面。一方面，農村城鎮化發展有利于提高農民收入水平，優化農民收入結構。從2005年我國東中西部地區農民純收入來源構成來看（見表1），農民純收入存在較大的地區差異，這種差異主要來源于工資性收入，說明東部農民從事非家庭經營，即在非農產業就業的比例較高。這主要得益于東部地區由于外資投入及當地民營和其他經濟發展，這部分經濟多集中于中小城鎮。另外，東部地區農民的財產性收入分別是中、西部農民的4.3和3.2倍，其相對差異遠遠高于平均人均純收入，這更體現了農村城鎮化地區差異的影響，城鎮化導致關鍵性生產要素價格的市場化及價格提升，包括土地、房地產等。城鎮比較發達的地區農民從這些要素所獲得的收入會比較高、要素進行市場化交易的機會也比較多。
另一方面，農村城鎮化發展有利于提高農民生活水平與消費結構。從表2可以看出，東部地區農民生活各項消費均高于中西部地區，特別是交通通訊、文教及醫療保健方面則更體現出農民生活的現代化水平。
我國農村城鎮建設的制約因素
我國農村城鎮建設面臨著農產品生產的安全保障制約。我國農業生產存在較大幅度的波動，這對于國家經濟安全是一個威脅。圖1是我國1991—2005年糧食產量的波動示意圖，圖中顯示1996—1999年我國糧食總產量達到高位水平，2000年出現較大幅度的下滑，下滑勢頭一直持續到2003年。主要農產品產量保持較高水平的穩定性是我國農業生產的根本目標。而影響我國主要農產品產量穩定性的因素主要包括耕地面積和農民的農業生產經營能力。
而農村城鎮建設對這兩方面都產生負面影響，一是城市化會導致耕地面積持續減少；二是城市化會導致非農就業機會越來越多，越來越多的高素質農村勞動力進入非農產業就業，農業的整體生產經營能力下降。表3的數據能佐證這一趨勢，1990——2004年期間，農民從事農林牧漁業經營收入的比例從66.45%下降到47.61%，非農收入成為農民收入的主體。
無論是新制度經濟學理論還是我國的實踐都證明了農村集體經營體制的效率低于家庭經營制。我國農業生產出現過幾次波動，但不能歸結于的制度問題，而在于農業生產經營面臨的外部環境發生了不同于上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情況，國家政策變化是一方面，而更多的是農民面臨更多的非農業經營與就業選擇，相對于其他產業低下的比較利益，部分農民更愿意從事比較利益高的非農業產業進行經營與就業。目前我國農業生產面臨的一個重要問題是部分農民因非農經營與工資性收入導致種地積極性不高，同時農村土地流轉率過低，結果是大量農村耕地利用效率低。
大規模農村城鎮建設對農業生產安全的影響會更大，因此，在農村城鎮化發展過程中，如何消除負面影響是我們應該考慮的一個重要問題。
我國農村小城鎮建設中的政府責任
作為經濟與社會現代化發展的平臺，城市（鎮）在其發展過程中許多方面具有公共產品的特點，同時也受到市場化的影響。
首先，城鎮必須具有一定的經濟功能，包括提供就業、消費。這就要求城鎮具有一定的產業群體。在市場體系現代化程度較高的今天，消費不成為問題，因為我國目前的生產體系面臨的主要問題是市場購買力相對不足。因此，我國農村小城鎮建設中，通過培育優勢和特色產業，以其為基礎進行城鎮化建設是政府的一個責任。市場經濟是一個依靠自身內部各因素相互調節與作用的經濟形態，其中可能會包含非理性的成分，政府對經濟事務的間接參與能推進和糾正市場化發展的速度和方向。
其次，農村城鎮化過程中的公共投資需要政府政策與財政的支持，包括城鎮建設規劃、公共產品的投資、吸引資金投入的政策等等。最為重要的是，在我國特殊的國情條件下，結合主要農產品安全問題，我國政府在農村小城鎮建設中的責任還包括以農村小城鎮建設為契機，通過配套其他政策措施，在保障主要農產品安全的基礎上，促進農村社會經濟的發展。主要包括以下兩個方面：一是農村土地流轉制度配套；二是農村社會保障體系建設。
我國農村目前的現狀是農村人口比重過大，人均耕地面積小，生產方式落后，生產力水平低。我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在未來發展過程中和達到發達國家水平后，會出現許多與發達國家相似的特征，如：三次產業的比例變動，農村人口比重的下降等。根據我國農村人口的變動趨勢分析，可以預見，未來可能且理想的農業經營方式是：農業生產經營者大規模、現代化經營。其前提是農村人口的大量下降和農村土地流轉機制的規范以確保農村土地的大規模集中。從全國情況來看，20世紀90年代以來，農戶自發的土地使用權流轉率在1%-3%之間，土地流轉只在親友之間，在小組之內的小范圍之內發生。農村土地使用權流轉市場的不規范和農村社會保障制度欠缺，導致部分農民寧愿摞荒，也不愿意流轉農地，出現了一部分農地被精細化經營管理，而一部分農地被粗放式經營甚至摞荒。農村小城鎮建設會導致越來越多的農村居民城市化，建立合理的農村耕地流轉制度與市場有利于有限的農村耕地趨于集中，進行規?；洜I，提高農業生產效率和農產品產量，從而有利于經濟安全。
健全的農村社會保障體系有利于農民真正城市化和加快農村耕地的流轉與集中。沒有健全的農村社會保障體系，農民居住在城鎮，但其行為、生活方式與以前無法有本質上的區別，其生活也可能會面臨著一些風險。出于對未來生活風險防范的考慮，對其所承包的農村耕地占而不耕是一種理性選擇，機會成本比較小，在國家取消農業稅費后更是如此。但這對整個國家來說，機會成本過大。
農村小城鎮建設是我國新農村建設的一個重要載體，也是一個重要趨勢，政府承擔相應的責任有利于我國農村小城鎮建設的規范化發展。
參考文獻：
1.陳瀅，陳柳欽.產業集群對小城鎮建設發展的重要作用.科學與管理，2006.1
城鎮化發展論文范文3
2009年12月海南建設國際旅游島上升為國家戰略，國家確定海南的五大任務之一是建成中國熱帶高效現代農業基地，這是根據海南區位與資源稟賦條件作出的科學決策。全球地處熱帶的國家和地區有30多個，占全球陸地面積的38%，但海南作為中國唯一的熱帶國土省區，面積占國土面積僅0．42%，恰恰是中國最為稀缺的國土資源。海南人均耕地面積0．06公頃，低于全國平均的0．08公頃，更顯彌足珍貴。熱帶國土積溫高，光照長，雨水充沛，氣候溫潤，作物四季生長，植物生物量大。依托熱帶國土的熱帶農業，包括熱帶水果、熱帶經濟作物、熱帶花卉、熱帶水產、熱帶林業以及冬季瓜菜、南繁育種等種植業，都是中國市場緊俏產品。海南已成為中國冬季大菜園與大果園，每年輸往內地冬季瓜菜500多萬噸，熱帶水果200多萬噸，熱帶水產100多萬噸(含出口)以及相當數量生豬、雞禽等。海南還是中國天然橡膠、椰子、胡椒、檳榔最大產地，咖啡、糖蔗、紅茶、劍麻、腰果等重要產地，這些都是市場緊俏無公害產品，為海南農民創造了巨大經濟收益，吸收了大批勞動力就業，對海南省GDP作出重要貢獻。海南熱帶高效農業比較優勢，還表現在商品率高、專業程度強方面。據2011年統計資料，海南農村家庭人均出售農產品數量都高于全國平均水平:其中蔬菜高出全國平均135．3公斤，在全國名列第三;水果高出全國平均56．51公斤，也排名第三;水產品(海淡水產品)高出全國平均水平41．6公斤，在全國名列第一。海南第三產業比較優勢體現在海南作為中國熱帶海島省區，優越生態環境和豐富旅游資源，為開發熱帶濱海旅游業創造了得天獨厚條件，建設成為中國度假休閑旅游勝地。2011年海南省接待國內外旅客3061．34萬人次，旅游總收入326．04億元，占全省第三產業的28．37%，占全省GDP的12．92%，突顯海南第三產業以旅游業為支柱的現代服務業在全國范圍具有重要優勢，成為建設國際旅游島依據。一個地區社會經濟發展要依托自身區位與資源條件，選擇比較優勢產業，揚長避短，參與全國市場競爭與分工合作。在大力推進海南新型城鎮化過程中，不能放棄海南熱帶農業比較優勢，片面追求加快城鎮化進度，人為制造農民“被進城”假象。也不能為了發揮農業比較優勢而放棄推進城鎮化建設。必須兼顧城鎮化發展與發揮熱帶農業比較優勢相協調，穩妥安排，有序推進。海南熱帶高效農業大多是勞動力密集型產業，需要大批勞動力現場操持。在農業生產諸多環節，如墾植播種、中耕除草、剪枝套袋、打藥除草、田間采摘，灌水施肥、膠林開割以及投喂飼料等方面，都必須大批勞動力。因山地或丘陵作業條件制約，難以實現機械化操作。
即使今后海南城鎮化發展，工業化進程加快，海南熱帶農業仍然是重要產業和基礎產業，規模不會因此而縮小，只會向精細化、集約化、產業化升級轉型，從業人員相對減少一些。海南產業結構態勢表明，海南仍處于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過渡階段。三次產業中農業從業人口292．14萬人，占從業人口總數459．22萬人的63．62%，是三次產業中從業人口最多產業，折射出海南作為農業大省嚴峻現實。海南產業結構與勞動力結構不相協調，預示著海南實現城鎮化要經歷較長時段，不能照搬內地。海南生態環境優勢主要在廣大農村與山區，熱帶森林是海南最大碳匯載體，熱帶農業的經濟林和各種農業植被也是貯碳吸收器和緩沖器，是海南實施綠色崛起所依托的生態資源，也是開發休閑農業的旅游資源。指出:“要正確處理好經濟發展同生態環境保護的關系。牢固樹立保護生態環境就是保護生產力，改善生態環境就是發展生產力理念，更加自覺地推動綠色發展，循環發展，低碳發展”。依托海南熱帶農業與熱帶林業資源的休閑農業的持續經營，直接體現了綠色發展、循環發展、低碳發展的要求。海南第一產業優勢與其勞動力結構相適應，需要保持相應勞動力在現場勞作。城鎮化建設與產業結構態勢相協調推進，需要發展農業生態經濟與生態文明村建設，避免農村衰落，產業空心化。因此不應把城鎮化率當作評判一個地區經濟社會發展唯一標尺，作為考核官員政績的工程。提升城鎮化率不能大干快上，也不能搞一窩而上，運動式推進。必須統籌進行土地流轉、城鎮戶籍、教育醫療、社會福利保障制度配套改革。既要有政府基礎設施投資，又要開辟市場融資渠道。推進城鎮化面臨復雜問題，因此貴在尊重村民主體地位，不強求統一模式，也不宜追求單純進度，審慎推進，探索統籌城鄉一體化發展路徑。
2海南城鎮化及其休閑農業為主產業支撐建議
城鎮化建設要與產業發展協同推進，要與就業統籌考量，要與社會服務協調發展。海南要走非制造業為主導，構建農產品加工業為依托的新型城鎮化發展道路。貫徹利用生態優勢，不污染環境，產業構建與生態文明村建設相結合思路。推進城鎮化不是簡單的農民流入城鎮居住，農民變居民身份。首先要轉移人口在鎮區有工干，住得下來，有經濟收入并能推動區域經濟發展的問題。留在農村人口，重組優化生產要素，實行集約化經營，使農業生產與休閑農業可持續發展。休閑農業是貫穿農村一、二、三產業，結合生產、生活和生態功能，緊密連結農業、農產品加工、服務業的新型農業產業形態和新型消費業態。隨著國民經濟發展、居民收入提高，城鄉居民對休閑消費需求高漲。休閑農業已進入快速發展階段。目前中國已有農家樂休閑農業單位150萬家，農業休閑園區1．8萬家，年接待游客人次約4億人次。海南休閑農業發展也方興未艾，成立了“海南休閑發展局”，統一管理休閑農業發展事宜。截止2011年10月，頒布的海南省休閑農業示范點單位共33家，近年來又有新的發展。經農業部審定，海南有5家休閑農業單位入選5星級。海南休閑農業規模逐年壯大，產業類型日趨豐富，品牌影響不斷擴大，產業效應初步顯現。根據海南省城鎮發展戰略規劃確定，全省總體上作為一個大城市來考慮。做大做強?？?、三亞、瓊海、儋州、五指山重點城市建設，強化各個縣城幅射作用;加快風情小鎮建設步伐，打造重點特色村莊。
目標是2020年全省打造50個特色鮮明的風情小鎮，100個風情村，10個旅游名鎮，20個旅游名村。全省以省會及縣城為中心，以風情小鎮、旅游名鎮、旅游名村為基礎，打造海南新型城鄉一體化格局。城鎮化推進要以人為本，建成海南人民幸福家園，全國人民旅游度假勝地。城鎮化必須與農產品加工業緊密結合，利用海南國際旅游島建設契機，構筑為海南旅游業配套服務的新型城鎮體系。熱帶農業與旅游業是海南比較優勢產業，兩強整合，聯動發展，派生出休閑農業旅游新業態。旅游業是關聯度大，帶動性強的產業，發展旅游業對當地經濟社會發展有事半功倍作用。實際上開發濱海觀光度假旅游、森林生態旅游、鄉村旅游、民俗文化旅游、購物旅游有就地出口(銷售)風景、就地出口(銷售)商品、就地出口(銷售)文化功能。通過發展休閑農業達成農民由農產品生產者向旅游商品供應者、旅游產品服務者轉變。傳統農業資源就地轉化為旅游資源，粗淺副產品就地形成旅游商品。推動農業內部結構優化，培育農村市場經濟機制，改善農村基礎設施建設，推進生態農業和現代農業升級，促成農民持續增收。鄉下人進城觀光，城里人下鄉休閑，城鄉互為產品、互為市場，帶動城鄉之間客流、物流、資金流、信息流、人才流合理流動。因此在推動海南城鎮化進程中，必須緊密圍繞休閑農業配套服務，構筑產業發展框架。實施在廣大農村地區發展傳統種養業，在城鎮區內開發為農業服務的加工業，延長產業鏈，形成種養業、加工業、運輸銷售業三次產業聯動推進。拓展產業發展空間，為休閑農業增添新活力。海南熱帶農業不同于內地溫帶農業，其地域性特色鮮明，產品豐富。構成具有競爭力的農業體系，在廣大農村開發包括:天然林林業、生態種植業、生態畜牧業、土特產品、特種動物養殖、水產養殖在內的特色種養業。依托上述農村種養業產品，在城鎮開發農產品加工業，建設各種加工廠，不但為城鄉市場提供消費品，而且也為旅游業提供各種旅游商品。
城鎮化發展論文范文4
（一）中心城市帶動力不強安徽中心城市輻射帶動力不強，設區市數量仍相對較多，競爭力總體較弱，集聚要素能力亟待增強。2013年，合肥經濟總量為4672.9億元，經濟首位度為24.5%，位居中部第3位，低于武漢的36.7%，長沙的29.2%，仍有進一步提升的空間；蕪湖經濟總量2099.5億元，不足合肥的1/2，城市能級仍然偏小。安慶、蚌埠、阜陽等區域性中心城市不大不強，無法形成對周邊小城市的帶動效應。其他中小城市集聚產業和人口不足，潛力沒有得到充分發揮，小城鎮數量多、規模小、服務功能弱。城鎮規模結構不合理，增加了經濟社會和生態環境成本。
（二）城鎮化發展不平衡問題突出一是區域發展不平衡。安徽城鎮化區域發展水平差異大，皖江地區城鎮化水平較高，皖北地區、皖西地區水平偏低。2012年皖江示范區城鎮化率為54.0%，皖北六市城鎮化率僅為40.8%，差距高達13.2個百分點。皖北僅淮北、蚌埠兩市的城鎮化率超過全省平均水平。城鎮化區域水平差異大，對城市功能的發揮及城市群的培育產生了較大影響。二是人口分布與資源環境承載能力不匹配。皖北地區水資源較為缺乏，地表水僅占全省總儲量的18.7%，城市人口密度卻遠高于全省平均水平，資源環境承載能力弱，對皖北城鎮大量集聚人口形成制約。
（三）城鎮化體制機制障礙亟待破解一是體制機制障礙仍然較多。目前，安徽土地管理制度、就業制度、社會保障制度、戶籍管理制度等方面的改革滯后，城鄉之間仍處于二元分割的狀態，經濟政策和社會政策不協調，制約了公共資源在城鄉的優化配置和生產要素在城鄉之間的合理流動，影響了城鎮化的健康有序發展。二是投融資體制改革亟待推進。地方政府主要依靠財政資金、土地資金、銀行貸款三個渠道籌措城鎮化建設資金，缺乏多樣化、多層次的融資渠道，很難在資金市場上籌措到匹配的資金。政府正在探索與民營資本合伙經營等新型融資模式，但由于規模小、領域窄、風險高等原因，現階段也難以滿足不斷攀升的城鎮化融資需求。
二、未來安徽城鎮化發展的基本趨勢
（一）城鎮化水平將快速提升根據戰略部署，到2020年，安徽城鎮化率將從目前的47.9%提高到60%，實現從“鄉村安徽”到“城市安徽”的轉變，完成由城鎮化中前期向中后期的歷史性跨越。隨著戶籍制度、社會保障制度改革的深入推進，城鎮戶籍人口的比重也將持續上升，半城鎮化現象也將逐漸弱化。
（二）城鎮化更加注重質量提升我國已明確要走新型城鎮化發展道路，其關鍵就是要更加注重城鎮化的發展質量。未來安徽城鎮化發展將更加注重提高城鎮基礎設施建設水平，提升公共服務水平，凸顯徽風皖韻的城市內涵。
（三）城鎮化發展凸顯以人為本未來安徽將走新型城鎮化發展道路。新型城鎮化道路是以人為核心的城鎮化，要解決的最大難題是有序推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戶籍制度改革和促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任務十分艱巨。
（四）城市群建設將持續發力未來安徽長三角城市群、江淮城市群、皖江城市帶、皖北城鎮群等發展將進一步加速，城市間交通通訊更加便捷，經濟聯系更加密切，地理區位優勢更加凸顯，城市關聯度不斷提高，城市群發展將更具活力。
三、安徽推進新型城鎮化的對策建議
（一）促進城鎮化與四化同步發展安徽城鎮化發展必須立足于與工業化、農業現代化、信息化良性互動的基礎上，加快推進城鎮化發展，促進城鎮高端要素集聚，為產業轉型升級提供必要的創新支撐與人才支撐。穩步促進農村土地流轉，將大量的農民從農村中轉移出來，有力推動現代農業發展。進一步拓寬信息化應用的廣度和深度，為市民提供更加便捷的公共服務。
（二）有序推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安徽農業人口眾多，促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的任務十分艱巨。安徽要深入推進戶籍制度改革，有序放開中小城鎮落戶限制，全面放開小城鎮落戶限制，鼓勵農業轉移人口就地就近落戶。穩步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逐步實現義務教育、就業服務、基本養老、基本醫療、保障性住房等城鎮常住人口全覆蓋，提高市民生活質量。
（三）不斷提高城鎮服務功能完善城鎮功能是提高城鎮化質量，增強城鎮輻射力和競爭力的重要抓手。要進一步增強合肥、蕪湖雙核城市的綜合承載力，防治交通擁堵、環境惡化、城市貧困、住宅緊張等城市病。鼓勵發展縣城和小城鎮，進一步加強市政基礎設施建設，強化城鎮公共服務，滿足市民多樣化需求。在城鎮建設過程中，堅持傳承優秀文化，保護歷史文化遺產，塑造地方特色，彰顯徽風皖韻魅力。
（四）加強城鎮生態環境保護安徽生態資源豐富，但生態資源分布不均衡，生態環境較為脆弱。皖北地區水資源緊缺，城鎮環境承載力極為脆弱，皖西大別山地區、皖南山區生態保護任務十分艱巨，都不適合進行大規模城鎮化。在資源環境約束日益強化下的形勢下，安徽必須積極探索建立綠色低碳的城鎮發展模式，高度重視資源節約和環境保護，不以耕地大量減少、資源大量消耗、破壞生態環境為代價。
城鎮化發展論文范文5
（一）江蘇城鎮化發展歷程
改革開放以來，江蘇城鎮化先后經歷了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改革開放至上世紀90年代初期，以蘇南鄉鎮企業驅動小城鎮快速發展，從1979年到1990年，江蘇城鎮化率由14.8%提升至21.6%，平均每年提高0.6個百分點；第二階段，上世紀90年代至新世紀前10年，以開發區建設和外向型經濟驅動的大中城市加快了城鎮化步伐，2010年末江蘇城鎮化率達60.6%，年均提高2.0個百分點；第三階段，自“十二五”規劃至今，江蘇城鎮化走上了以大中城市為依托，以縣域經濟為陣地，走上以工促農、以城帶鄉的新型城鎮化之路，至2013末，江蘇城鎮化率達64.1%，年均提高1.2個百分點。
（二）農村居民收入演變歷程
農村居民純收入分為四大項，即工資性收入、家庭經營性收入、財產性收入和轉移性收入，這一統計口徑從1993年沿用至今。1993-2003年，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由1276元增長到13598元，年均增長12.6%。其中，工資性收入年均增長14.5%；家庭經營性收入年均增長9.5%；財產性收入年均增長20.7%；轉移性收入年均增長17.9%。在各項收入快速增長的同時，農村居民收入結構也在悄然演變。1993年，農村居民純收入的四項構成中，工資性收入、家庭經營性收入、財產性收入和轉移性收入分別占38.2%、57.2%、1.2%和3.4%，家庭經營性收入是農村居民收入最主要的來源。隨著城鎮化、工業化的快速推進，大批農村居民涌向城市務工，工資性收入在農村居民收入中所占比重不斷上升，而家庭經營性收入的地位日益下降，農村居民收入渠道不斷向多元化發展。2013年，農村居民收入四項構成中工資性收入、家庭經營性收入、財產性收入和轉移性收入所占比重分別為53.5%、33.2%、4.8%和8.5%。
（三）城鎮化與農村居民收入增長變動趨勢比較
1990年以來江蘇城鎮化率與農村居民純收入變動情況，隨著城鎮化率的提高，農村居民收入也呈現出相應的增長趨勢，二者之間的關系較為穩定。但是從短期來看，尤其是2000年以后，農村居民收入與城鎮化率的正相關關系有所減弱，城鎮化對農村居民的增收的拉動作用也有所削弱。
二、城鎮化與農村居民收入構成相關性的實證分析
為了研究城鎮化與農村居民收入結構的關系，本文通過協整分析，研究城鎮化對農村居民收入各項構成的影響。
（一）變量選取和數據來源
農村居民純收入主要由工資性收入、家庭經營性收入（包括來自一二三產業的經營性收入）、財產性收入和轉移性收入四大項來源構成。在1999年以后，農村居民一二三產業純收入口徑進行調整，為了全面、客觀地反映城鎮化進程對農村居民收入中各項來源的影響力，本文選取了2000-2013年間農民收入分項數據進行測算，數據來源為歷年《江蘇統計年鑒》、《江蘇農村統計年鑒》。涉及的變量主要有：城鎮化率（UR）、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Y）、農村居民人均工資性收入（GZ）、農村居民人均家庭經營性收入（JY）、農村居民人均財產性收入（CC）、農村居民人均轉移性收入（ZZ）、農村居民人均第一產業純收入（YC）、農村居民人均第二產業純收入（EC）、農村居民人均第三產業純收入（SC）。
（二）城鎮化與農村居民收入的皮爾森相關分析
本文采用皮爾森相關系數r來計算江蘇城鎮化率與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等八個主要指標的相關程度。通過相關性分析，可得到城鎮化率與各變量之間的相關系數。從皮爾森相關分析的結果來看，城鎮化率與農村居民純收入及其各項構成之間均有較高的相關系數，城鎮化率對四大項收入來源的影響力大小依次為財產性收入、工資性收入、家庭經營性收入和轉移性收入。其中在家庭性收入中，與城鎮化關系最密切的依次是第三產業純收入、第一產業純收入和第二產業純收入。
（三）城鎮化率與農村居民各項收入的單位根檢驗
由于數據自然對數的變換不改變原來的協整關系，并能使趨勢線性化，消除時間序列中存在的異方差，所以對城鎮化率及農村居民收入各分項數據進行自然對數變換。在涉及時間序列的分析中，如果兩個變量均為非平穩時間序列，則有可能造成偽回歸，因此對各變量進行單位根檢驗。經過ADF檢驗，得出城鎮化率的對數與農村居民純收入、工資性收入、家庭經營收入（包括第一產業和第二產業經營性收入）、財產性收入間的對數序列均為一階單整序列，因此城鎮化率與這些分項收入之間可能存在一階協整關系。農村居民轉移性收入和第三產業家庭經營性收入的對數都是二階單整序列，因此城鎮化率與這兩項收入之間不存在協整關系。
（四）變量的協整關系分析與模型建立
協整分析的基本思路是通過對序列差分將其轉化為平穩序列，得出其中的線性均衡關系，這種協整關系可稱為線性協整，線性協整的建模理論是從實際的數據生成過程出發，在非平穩序列中尋找可能存在的長期線性均衡關系，以建立序列的結構模型，從而反映序列的運行機制。
（五）協整方程殘差的ADF檢驗
對城鎮化率與工資性收入、家庭經營性收入、第一產業收入、第二產業收入、第三產業收入的方程殘差進行ADF檢驗。結果顯示，各方程殘差檢驗的結果均是平穩序列。因此，江蘇城鎮化率與農村居民工資性收入、農村居民家庭經營性收入（包括第一產業和第二產業經營性收入）、農村居民財產性收入具有較強的相關性。江蘇城鎮化率水平每提高1個百分點，農村居民工資性收入將平均提高3.592個百分點，家庭經營性收入將平均提高2.732個百分點，第一產業經營性收入將平均提高2.123個百分點，第二產業經營性收入將平均提高3.609個百分點，財產性收入將平均提高5.896個百分點。城鎮化對農村居民收入來源影響最明顯的是財產性收入，其次是工資性收入。
三、新型城鎮化背景下促進農村居民增收的政策建議
（一）注重新型城鎮化發展內涵，由“地的城鎮化”走向“人的城鎮化”“以人為本”的新型城鎮化，不僅是要讓農村居民進城實現地域轉移和職業轉換，還要使他們在思想觀念、生活習慣、行為方式等方方面面與城市接軌。一方面要深化戶籍制度改革，著力推進基本公共服務的均等化；另一方面要全面提升農村居民素質，完善推進農村工職業技能培訓的各項政策，增強農村居民的就業能力，促進農村居民在城市中獲得平等就業機會和廣闊發展空間。
（二）加強農業農村基礎設施建設，以農業產業化推動城鎮化
農業產業化是城鎮化的內生驅動力，推進新型城鎮化既要加強城市發展,更要加強農村發展。要把加強農業農村基礎設施建設擺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加快農業結構調整，提高農業效率，在推進現代農業的同時，圍繞農產品精深加工做文章，培育壯大龍頭企業，把大量的農村剩余勞動力推向農業產業化鏈條中的加工、儲藏、運輸、銷售等環節，用新的形式推動小城鎮的發展。
（三）保障農村居民的土地權益，讓農村居民進城的腳步更輕松
守住農村居民土地權益的底線，是新型城鎮化發展的關鍵。一是改革完善農村宅基地制度，穩妥推進農村居民宅基地入市流通，激活農村閑置宅基地資源，增加農村居民融入城市的資本；二是推進農村合作經濟組織健康發展，在農村居民自愿的前提下，以土地承包經營權入股到合作社或參股龍頭企業，將農村居民的土地所有權轉換成長久的財產收益。
（四）因地制宜的促進小城鎮建設，為農村居民提供就近城鎮化的渠道
城鎮化發展論文范文6
一是忽略了女性農業人口轉移性別差距的特殊性。女性農業人口特別是少數民族女性農業人口的市民化存在著諸多問題，女性農業人口在獲得土地補償、教育、科技等方面與男性存在差距，城鎮化管理和政策制定者仍存在對女性農業人口社會性別視角盲區，社會決策者的行動滯后，婦女在技術培訓及資源獲取方面仍困難重重；二是農業女性化的趨勢日顯突出，這增加了云南省新型城鎮化下女性農業人口市民化的難度。所謂農業女性化是指農村傳統產業勞動量主要由婦女承擔的現象。由于云南省農村男性外出打工人數增多，婦女已成為主要的農業生產者。對云南省農村的抽樣調查表明，有60％以上生產勞動量由婦女完成。這一方面表明，農村婦女在農業生產中的任務是何等重要，女性農業人口市民化是何等的艱巨；而另一方面也表明賦權轉移中的女性農業人口是亟待解決的問題；三是女性農業人口義務與權利的矛盾突出。女性農業人口承擔農業生產的重任，但在社會資源分配及服務支持系統上賦權不足，也少有傾斜政策。女性農業人口既承擔生產性工作又承擔了再生產（生育和照料孩子、老人、家務勞動）及社區管理（志愿的、無報酬的“閑暇時”承擔）三重工作。女性農業人口在社會性別角色中，付出了巨大的勞動代價。但普遍存在經濟、教育、科技、健康、社會評價等不公待遇，且三重角色的價值得不到社會完全的認可，對女性農業人口歧視時有發生；四是土地所有權受到侵害使女性農業人口市民化處于邊緣化。在農村，土地是農民賴以生存的條件，每個農業戶口都可分得一份屬于自己名下的責任田（地）。這是生活在農村的基本權益。但對有代表性的昆明、曲靖、玉溪、紅河等地州市的部分農村進行抽樣調查發現，有20.8％的農村婦女沒有自己名下的土地，這一比例比農村男性高17.5個百分點。這反映我省農村出嫁女和離婚婦女享有的土地權益不同程度受到了侵害。為了生存，一部分農村婦女不得不離開土地，從事非農產業。這就埋下了女性農業人口市民化的各種隱患；五是缺乏基本的社會保障體系。女性農業人口市民化后多在低層次、低工資、少保障的條件下工作。對云南省部分農村地區抽樣調查的數據顯示，女性農業人口獲得政府、勞動人事部門安排的比例只有34％，比全國低9.5個百分點，比十年前降低7個百分點；而超過40％的女性為“自己創業”，將承擔更大的風險，甚至被迫、等，獲得就業保障系數遠遠小于男性。由此，女性農業人口市民化后，可能從農村弱勢群體變為城市弱勢群體，呈現貧困化、底層化和邊緣化三大趨勢。
二、城鎮化建設背景下推進云南女性農業人口市民化的對策措施
（一）云南新型城鎮化要有利于“人的無差別發展”。
“人的無差別發展”，包括性別無差別化發展。云南省的新型城鎮化不是簡單的城市人口比例增加和面積擴張，而是要在產業支撐、人居環境、社會保障、生活方式等方面實現由“鄉”到“城”的轉變，中心是要解決農業人口的轉移的市民化問題，要讓轉移的農業人口通過市民化在城鎮中更好地生產、生活。目前生活在云南省城市中的大批農民工，多數集中在累、臟、苦、差、險、毒等行業，在子女教育、社會保障、住房、參與社會活動等許多方面，更沒有與城市居民享有同等權利。所以，推進云南省新型城鎮化，要著眼“人的無差別發展”，包括性別無差別化，要轉變理念，矯正目前的二元化機制，實現城市財政支出和公共產品提供對所有居民的無差別、全覆蓋。
（二）以社會性別分析為視角定位女性農業人口市民化的社會地位變遷。
女性農業人口已從傳統的“男耕女織”到現當代的“男工女耕”和未來市民化的“男女平權”。社會性別分析認為婦女擔負著生產、再生產和社區管理三重角色。而后兩種角色大部分是無報酬勞動，聯合國1999年人類發展報告中指出：婦女這種勞動相當于11萬億美元，也即要開發婦女人力資源，必須在婦女三重角色中進行賦權，在生產層面上賦予土地權和生產資料所有權、貸款權（如設立婦女銀行），支持婦女參與物質資料生產；對婦女再生產和社區管理角色轉變也要賦權，在新型城鎮化進程中用法律和政策保障女性農業人口在市民化中的家庭地位和婦女權益，減少因家庭動蕩給其帶來的傷害；同時，改善社區環境，扶持母親，通過市民化減輕女性農業人口三重角色的重負。
（三）政府和相關部門應把女性農業人口市民化納入決策主流。
政府在政策干預、行動支持、資源分配、科技投入、貸款幫助等方面要體現出差別性。女性農業人口既是農業勞動者，也是計劃生育的主要承擔者，既要當好妻子、母親，還要承擔照顧老人的重任（我省已進入老齡化省區，65歲以上人口占11％）。在新型城鎮化中，投資女性農業人口市民化，提升她們的能力，幫助她們市民化具有劃時代戰略意義。個案調查表明，對女性農業人口投資（項目資金、培訓資源分配、小額信貸投入）效益好、效率高、回報大、投入資源浪費少。故要厘清社會、政府對農業女性化的認識，由過去“維權”為主轉為“賦權”為主，使女性農業人口從被動接受幫助變為有自主能力、適應性強的群體。為了使女性農業人口市民化沿著正效應方面發展，防止婦女貧困現象出現，政府在制訂農業人口轉移戰略決策時，將婦女發展納入政府的重要決策中，在決策時應多傾聽婦女的聲音，多了解其需求和困難，多出臺激勵女性農業人口市民化的措施，充分調動其市民化的積極性。
（四）多舉措制度化提升女性農業人口素質。
提升女性農業人口素質是一項復雜的系統性工程，必須以制度作保障多措并舉。“制度問題帶有根本性、全局性、穩定性和長期性。”女性農業人口素質培養除了把有效的措施落實到位的同時，必須要一整套的法律政策和制度的支持和保證，只有在制度上確實保障，才能幫助她們盡快適應目前多重角色的需要，使她們能順利、有效、公平地參與到城市經濟發展的大潮中。為此，在客觀上，促進女性農業人口市民化，需要獲得社會系統支持，如農業科技推廣服務、小額信貸、市場信息、文化教育、實用技術和衛生保健等公共服務；在主觀上，為了讓女性農業人口真正成為市民化參與者，必須提高其綜合素質水平，使之具有一技之長，具備一定的參與社區決策和管理的能力。
（五）加強女性農業人口婦女組織建設。
婦女組織在協助黨委、政府開展女性農業人口市民化進程中起到無可替代的作用，應予以落實并強化?；鶎計D女組織的作用既是隱性的，又是顯現的，共同形成強大的合力，促進女性農業人口市民化進程，其作用毫無疑問是積極的。各級各部門的婦女組織應積極作為，主動融入，發揮各自的優勢，創造性地開展工作，如對農村婦女開展社會性別培訓、實用技術培訓，幫助婦女提高勞動效率，維護婦女以經濟權益、政治權益為基礎的文化權益，支持女童入學，提供創業資金支持等，做一個維護家庭文明穩定和婦女土地權益的實際承擔者，具體地說，各級婦女組織要在人、財、物方面給予婦女支持，實現性別平等，做女性農業人口市民化的重要組織保證。
三、結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