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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準扶貧范文1
“李建棟，基本情況10分，家庭收入30分，銀行機構信用20分，社會評價35分，總評分95分，評級授信A級?！狈_寧夏回族自治區吳忠市鹽池縣花馬池鎮惠澤村那本厚厚的評級授信表，上面以統一的方式記錄著全村113戶貧困家庭的誠信度。
其中獲評A級可獲得5-10萬元的貸款額度;B級為2-5萬元;C級為2萬元以下。同時，獲得了評級的平困戶還可以通過專門打造的“富農卡”，享受隨時支取，利息按季清還;隨時歸還，不產生利息同時享受利率優惠等政策。
自“精準扶貧”提出以來，類似上述場景已成為許多地方扶貧工作的縮影?？呻S著扶貧工作的內涵越發豐富，可操作性要求越強，如何精準開具更加對癥有效的“扶貧藥方”，是扶貧工作參與各方持續思考的問題。
2016年2月26日，中國政府網與《財經國家周刊》聯合主辦第21次“文津圓桌”研討會， 來自全國政協、國家發改委、工信部、教育部、中國社科院、寧夏、深圳、中國扶貧基金會、中國郵儲銀行、國家開發投資公司、中民投、中國華信、阿里巴巴等單位人員，圍繞“貫徹精準扶貧部署，打贏脫貧攻堅戰”所面臨的形勢、挑戰、對策展開探討。 金融“血液”向“末梢”流動
金融作為經濟的血液，在扶貧開發過程中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唯有進一步疏通金融血脈，發揮其資金融通與市場資源配置的重要作用，才能使扶貧開發精準有力。
這就需要找到促進“血液”循環的動力所在，找準血管中的“血液”流向，發揮金融合力以實現優勢互補。
不過從實踐反饋來看，金融“血液”向貧困農戶“末梢”流動仍存明顯卡殼。中國扶貧基金會會長段應碧表示，當前金融支持扶貧存在三大明顯障礙。
一是貸款定價存在兩難，照顧農戶往往難以實現商業可持續發展，追求可持續發展則使得農戶付息壓力過大。二是扶貧貸款成本控制難度大，農村信用體系缺失導致信用調查成本太高。三是銀行既有管理機制難以匹配國家扶貧大局，績效考核機制不支持銀行員工踴躍開發扶貧業務。這些約束因素必須盡快找到解決方案。
由于農村金融一直是我國金融體系中最薄弱的環節，其存在市場競爭乏力、中介機構缺失、創新應用不足等問題，都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金融“血液”流向貧困地區。而事實也證明，金融扶貧工作開展較為出色的地方，絕大多數都是因為在農村金融體系建設上取得了一定成效，從而為金融扶貧建立起了“支點”。
對此，中國郵儲銀行行長呂家進認為，可以從五個方面著力，解決貧困地區資金匱乏難題。
一是建議在金融機構內部成立專門的扶貧金融部門，專注于扶貧事業，單獨設定配套的考核機制，與追求利潤的商業化原則隔離開。二是央行加大扶貧再貸款力度，給商業銀行提供低息資金，從根源上把扶貧信貸利率成本降下來。此外，可以考慮拿出一塊存款準備金支持扶貧事業。三是財政扶貧資金可以分出一塊成立“扶貧信貸擔?；稹?，此舉可以大大鼓勵商業銀行加大扶貧信貸的意愿，具有較大的杠桿效應。四是建議國家層面盡快形成統一的貧困農戶信息系統，并且和銀行的信息系統進行對接，便于銀行針對貧困戶進行精準甄別、精準檢測、精準投放。五是銀行要和駐村工作隊強化合作，駐村工作隊可以發揮項目推薦、信用把關、減少信息不對稱等重要作用。
不過金融扶貧絕非一幕“獨角戲”，面對貧困地區各類主體差異化、多樣化的金融需求，需要發揮合力，優勢互補，才能徹底疏通扶貧開發金融血脈。
寧夏自治區政府副主席李銳認為，金融扶貧要依托四大資源、瞄準四大領域、突出四大舉措。即重點依托財政扶貧資金撬動、政策性銀行中長期信貸、涉農商業銀行專項信貸投放、普惠性金融信貸這“四大資源”;瞄準貧困地區基礎設施建設、優勢特色新興產業發展、重點群體就業創新、生態建設和環境保護這“四大領域”;突出人民銀行切一塊、財政部門貼一塊、金融機構降一塊、存貸掛鉤激勵這“四大舉措”。著重鼓勵金融機構制定扶貧信貸的目標值、時間表和行動方案。 “互聯網+扶貧”的巨大潛力
當然，疏通扶貧開發金融血脈，還需找到“血液”循環的動力所在。好的扶貧產業項目能帶動農村地區經濟發展、推動農民脫貧致富。
對此，寧夏吳忠市委書記趙永清認為，應抓緊總結推廣“發展產業脫貧一批”的成熟模式。
據他介紹，圍繞“造血能力”和“內生動力”，寧夏探索出了“龍頭帶動型”、“協會拉動型”、“金融撬動型”等9大可復制的產業扶貧模式。引導農民走進園區變工人，進入城鎮做商人，擺攤開店當老板，土地入股成股東，實現村村有產業、戶戶有門路、人人有活干。
以光伏+基礎設施+農戶的“產業聯動型”為例，屋頂光伏每年能夠給貧困戶帶來近3000元的電費收益，村級扶貧電站則每年能夠給村集體帶來20萬的電費收入。這不僅是針對扶貧工作，同時還能夠盤活農村工作中的‘空殼村’難題。
除了傳統的產業扶貧，在阿里巴巴副總裁孫利軍看來，“互聯網+扶貧”也同樣具有極大的潛力可挖?！暗壳皬V泛推進‘互聯網+扶貧’戰略仍缺乏三個關鍵要素?！睂O利軍說。
一是缺乏貧困地區的“雙創”帶頭人，應鼓勵有創業激情和想法、經過互聯網洗禮、經過大城市洗禮的年輕人回鄉創業，鍛造農村的“雙創”帶頭人隊伍;二是貧困農戶缺乏獲取和分析海量互聯網信息，并以此為基礎來開展生產和銷售的能力，應加強縣域領導干部“互聯網+扶貧”的思想理念和頂層設計;三是缺乏高效廉價的農產品物流體系，當前物流方式低效昂貴，耗損甚大，應大力推動建設物流、信息流、支付流三合一的基礎設施，讓農產品高效率進城，讓信息高效率下鄉，讓交易高效率支付。
精準扶貧范文2
關鍵詞：精準扶貧；政策執行；基層組織；治理能力
中圖分類號：F126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9107（2017）01-0001-08
收稿日期：20160906DOI：10.13968/ki.1009-9107.2017.01.01
基金項目：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重大課題攻關項目（14JZD030）；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青年基金項目（16YJC710010）
作者簡介：雷望紅（1991-），女，華中科技大學公共管理學院/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為鄉村治理。
一、問題的提出
2013年底，由中辦和國辦聯合出臺了《關于創新機制扎實推進農村扶貧開發工作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兑庖姟诽岢觯⒕珳史鲐毠ぷ鳈C制，按照縣為單位、規模控制、分級負責、精準識別、動態管理的原則，逐村逐戶制定幫扶措施，集中力量予以扶持，切實做到扶真貧、真扶貧，確保在規定時間內達到穩定脫貧目標。2014年初，中央和地方紛紛制定了精準扶貧的戰略規劃，地方政府逐步進入實施階段。
精準扶貧政策，試圖通過改“漫灌扶貧”為“滴灌扶貧”的方式，既能夠節約扶貧資源，又能夠有針對性地扶持貧困戶，但在政策執行過程中，面臨著多個層面的困境。一方面，在執行中出現目標偏離，表現為精英俘獲[1]、貧困戶參與不足[2]以及多種排斥現象[3，4]；另一方面，在政策落地時，會出現政策與村莊的不匹配現象，比如產業支持、安居扶貧等政策無法有效扶持貧困戶[5，6]。不僅如此，精準扶貧政策還會引起村莊激蕩，由于盛行平均主義思想，村民們要求對于政策資源進行公平分配，由此會引發上訪等問題，給村莊帶來新的治理難題，甚至會出現鄉村治理的“內卷化”[1，2]。
精準扶貧政策的目的在于扶貧，實現路徑在于“精準”二字，但從目前學界研究的整體上看，主流觀點認為精準扶貧出現了嚴重的不精準執行現象。關于精準扶貧政策執行過程中出現的不精準執行問題，大致有三種解釋路徑：（1）從官僚體系的視角出發，認為是央地關系、社會控制和社會成本承擔等因素導致了執行困境[3]；（2）從村莊的內部特性尋找原因解釋，村莊社會環境、鄉土社會的特征、社區精英被俘獲、貧困群體集體行動的缺乏等因素影響了政策的執行[1]；（3）從政策本身進行解釋，認為精準扶貧政策本身具有內在悖論，由于忽略了扶貧對象的內部差異性，從而引發執行問題[2]。另有一些學者主張從轉型的角度認識當前的扶貧問題，從而理解貧困治理的復雜性所帶來的精準扶貧挑戰[7]。
精準扶貧政策的不精準執行，本質上是政策執行偏差問題。已有研究對于精準扶貧政策的理解與認識，從總體上來看，側重于從政策落地的制度基礎和社會基礎探討政策執行的狀況，而忽視了政策執行主體即基層組織的重要性。制度基礎與社會基礎具有不可逆性，從這些角度出發，對于政策執行的改善無法做到對癥下藥。若從基層組織的角度探討精準扶貧政策的執行問題，可以把握政策執行的情境性，因此能夠洞悉政策執行偏差的直接原因，從而及時糾偏。本研究立足于贛南宋村的調查經驗，呈現當地精準扶貧政策執行偏差，從基層組織的角度予以解釋，并以此為基礎，拓展理解當前我國農村資源輸入的組織困境。
二、精準扶貧政策的實踐個案
2014年5月，國務院扶貧辦等七部門聯合頒發了《建立精準扶貧工作機制實施方案》，要求通過對貧困戶和貧困村進行精準識別、精準幫扶、精準管理和精準考核，引導各類扶貧資源優化配置，實現扶貧到村到戶。贛南宋村宋村是贛南最大的行政村之一，全村在冊人口為8 837人，實際人口接近萬人（嚴格計生時期的黑戶多）。筆者于2016年7月4-24日在該村進行為期20天的調查。于2014年底開始集中精力開展精準扶貧工作，總共確定421戶貧困戶，1 468個貧困人口。2015年宋村將扶貧工作確定為中心工作，在具體的政策實踐過程中，該村存在著明顯的不精準執行現象。
（一）精準識別不精準
貧困人口與貧困戶的識別與確定，原則上要求申請評議，由群眾根據自己的家庭情況自行申請，由村組干部評議、公示公告，再由上級進行篩選和抽檢。在村委會具體的識別過程中，宋村干部為了減輕精準識別的麻煩，實際操作過程如下所述：
上面給了我們村1 468個貧困指標，基本上每7個人中有1個是貧困人口，指標這么多，誰是貧困人口根本辨不出來。具體分配的時候，村里按照人口比例分到小組，由小組長評選，再由包組組長進行確認，村里按照入選人口大致做個評選，砍掉條件明顯比較好的，留下條件差的。小組長評選時，有時也有私心，但主要權力還在村干部。
宋村村干部在精準確定貧困戶上，實際上面臨兩難困境：一方面，宋村分配到的貧困戶名額過多，貧困名額占到全村人口的15%，遠遠超過實際貧困人口；另一方面，宋村村民的經濟差異不明顯，村干部容易選出絕對貧困群體，但不易選出次貧困群體，名額分配的標準不易確定，即使按照民主評議的方式，也無法公平地識別和確定。因此，村干部不得不采取主觀評議的方式選擇貧困戶，避免群眾申請和民主評議，并通過打球的方式，將名單公布在村委會六樓的會議室。
2.權責不匹配的無力。精準扶貧的政策由中央層面作出，但由基層組織具體執行和落實。基層組織責任重大，對貧困戶的具體幫扶責任主要落在基層干部身上。一方面，他們需要親力親為為貧困戶出謀劃策、擬定計劃、支持脫貧，另一方面，他們需要做好規范化管理工作，跟蹤與記錄，如果出現紕漏，需要承擔失職的責任。在精準扶貧政策的執行上，基層干部既是政策的具體執行者，也是責任的直接承擔者。
然而，基層干部肩負的責任與享有的權力嚴重不匹配，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分稅制和農業稅改革以后，基層組織喪失了資源汲取能力，高度依賴上級政府的轉移支付，可支配資源極其有限；二是隨著官僚制的深化發展，上級政府對于基層治理的干涉程度強化，在面對鄉村社會的現實問題時，基層干部喪失了治理的靈活性。當精準扶貧政策出現時，基層干部一無充足資源，二無政策權力，只能在資源有限的情況下硬著頭皮，按照上級要求執行政策。他們一面利用國家政策，一面動用私人資源，試圖完成幫扶工作，但政策渠道未打通，如銀行設置種種障礙不給真正的貧困戶貸款，私人扶持也不易獲得，私人普遍不愿進行風險幫助。因此，幫扶干部們要真正完成幫扶脫貧工作難度極大。況且，一位幫扶干部面對幾十個貧困對象，難度可想而知。在權責明顯不對等的情況下，他們只好選擇性退步，只完成相對容易的形式幫扶工作，即通過文字脫貧的方式交差，以期在運動期限內糊弄過去。
3.壓力考核下的自保。目標管理責任制在權威體系內部構建了一套“責任―利益連帶”的制度性聯結關系，形成基層政權運行與地方社會的治理壓力[12]。目標管理責任制在基層組織中所營造的壓力氛圍，會促使基層干部通過策略主義的方式，尋求自恰的生存之道[13]。實際上，策略主義的運用，既是基層組織的治理智慧，也是基層政權不得已的選擇。
目標管理責任制具有明顯的目標導向，通過對目標達成狀況的考核進行獎優懲劣，但由于目標實踐過程不可保留，無法完整呈現，只能通過形式化的文字材料呈現出來。文字材料就如同一份考卷，在上級進行檢查時，如果“考卷”出現紕漏，上級“打分”低，不論平日里的工作做得多好，都相當于未實現目標。同樣，在向上呈閱工作材料時，如果數據不好看，與規定目標相差甚遠，也會受到上級的批評與懲罰。在壓力型體制之下，基層組織更加看重上級的考核工作而非具有實質意義的實踐工作，因此，基層干部會進行策略性轉換，將文字材料的準備工作置于政策執行之上。面對精準扶貧工作，宋村村干部最強調的是數據的“正確性”，他們要反復核對文本數據與網上數據，國網與市網的數據。在上級檢查時要確保所要回答的數據與貧困戶家庭的文本情況一致，以免在領導問話時回答失誤。在目標責任制下，政策落實通過文本形式的呈現，實際目的在于通過考核避免懲罰，以實現基層干部的自保。
（三）基層干部的政策定位
從基層組織的角度來分析精準扶貧政策的具體執行，能夠觀察到基層干部政策執行的情境。在基層治理資源有限、權責不對等和壓力型的考核體制之下，基層干部會對政策進行定位，選擇執行的方式與力度。盡管精準扶貧政策以政治運動的形式下達，但貧困具有相對性、流動性，消除了今天的底層，明天還會出現新的底層，今天解決一批，明天會新出一批，以突襲式的方式根本無法啃掉這塊“最難啃的硬骨頭”。在基層干部看來，這場針對貧困的運動式治理，“就是一陣風，很快就會過去” [14]，上級部門規定了目標達成時間，不論任務完成與否，在政治壓力之下，各級政府都必須“完成”既定目標。
在短促的扶貧運動中，基層政府一方面要在壓力考核下滿足上級目標達成的愿望，一方面要在基層治理資源匱乏、權責不匹配的情況下完成任務。他們需要在兩者之間尋找到平衡，既去完成任務，并讓上級在檢查時感到滿意，又不完全按照上級的要求做事。因此，精準扶貧政策在基層就被定位為隱秘的資源分配政策和文本制作工作，基層干部低調地將名額和資源分發下去，能否真正幫扶到貧困戶不再重要，重要的是通過數字考評呈現政策執行的樣態。在基層干部的這一政策定位之下，政策執行必然產生不精準執行現象。
四、國家資源輸入的基層組織困境
農業稅費改革后，公共服務型福利國家取代了控制提取型國家[15]，國家改“資源汲取”為“資源輸入”，通過項目下鄉的方式向農村社會輸入資源。在國家資源輸入的背景下，基層組織如何承接資源、如何執行國家政策成為一項重要的理論問題和現實問題。精準扶貧政策是國家的又一大惠農政策，基層組織在政策執行時所面臨的治理成本、權責問題和考核壓力等執行約束，暗含著基層組織的深層困境，嚴重制約了國家資源的輸入效率與國家政策的執行力度。
（一）資源輸入背景下的基層組織樣態
農業稅費取消以前，國家表現出強者形象，具有高度的專制權力[15]，保持著對于基層社會的強勢汲取。此時，國家為了保持對于基層社會的汲取能力，與基層組織結成合謀關系，默許和容忍基層組織的過激或違法行為，導致國家政權與農民關系的緊張狀態。基層組織則由于和農民在各項事務上密切互動，建立緊密關聯。稅改以后，國家改變治理思路，通過資源輸入不斷向農民示好，國家與農民之間的關系迅速拉近。然而，由于中央掌握財政的分配權，形成了“中央財政喜氣洋洋，省市財政勉勉強強，縣級財政拆東墻補西墻，鄉鎮財政哭爹叫娘”的分配格局[16]，鄉鎮財力下降，可支配資源嚴重不足。鄉鎮不得不依賴上級的資源轉移，中央借機約束和規范基層組織的治理行為，導致基層組織日益喪失治理自主性。由此帶來的后果則是，基層組織與國家的信任關系被打破，與農民之間的關系日漸疏遠與惡化（見圖1）。
在基層組織治理能力日益弱化的狀況下，基層組織承擔的自上而下的任務與自下而上的訴求卻不斷增長。在稅改以前，基層干部對上主要完成收取稅費與計劃生育工作，對下主要則是解決矛盾糾紛和分配土地。國家加大向農村社會輸入資源以后，大力發展民生事業，將提高農民的收入和改善農民的生活環境作為重要工作。國家改善“三農”的宏愿落到基層組織，不斷累積的自上而下的任務堆積到基層干部身上，農民則借助國家對于“三農”領域的傾斜充分表達自身的利益訴求，對上的期待不斷高漲，基層干部承擔著來自于國家和農民日益增長的雙重任務（見圖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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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準扶貧范文3
縣檢察院堅持把做好精準扶貧工作作為踐行司法為民的重要抓手,真心為民，真情幫扶,為困難群眾辦實事好事，解決實際問題,努力幫助拔窮根、摘窮帽，贏得了群眾的廣泛贊譽。
該院首先以定任務的形式,每名干警都按照要求結對困難群眾,并且為了加強基層組織建設,還選派1名干警擔任扶貧“第一書記”,在開展精準扶貧過程中,詳細調查了解每戶困難群眾的實際,定期深入基層群眾,了解群眾困難和需求,找準服務群眾的突破口和著力點。
在進行精準摸底的同時,根據每戶情況的不同特點和原因,對相關困難進行梳理匯總,建立健全干警走訪民情筆記和幫扶臺賬制度,制定詳細的幫扶計劃和措施,提升精準扶貧工作的針對性和有效性。在建立幫扶臺賬的基礎上,干警通過本院和借助其他部門的力量,積極幫助群眾解決低保申請、基礎設施建設等方面的實際困難,以實實在在的成效體現工作的意義和價值。
此外,該院還完善需求首問負責制、限期辦結制和責任追究制,加強監督檢查考核力度,對精準扶貧建立考核機制,完善獎懲措施,倒逼干警一抓到底、善始善終,確保群眾反映的問題件件有著落、事事有回音,切實讓這項工作不走形式,不落空,讓干警在這樣的工作中踐行群眾路線、增強群眾觀念。
截至目前,該院針對結對幫扶的79戶困難群眾,協調相關部門，解決接通自來水、提供就業機會等困難95件。
精準扶貧范文4
“貧中貧”直面“難中難”
說到扶貧攻堅，就不得不提起甘肅人民首創的“三苦精神”，即“領導苦抓、社會苦幫、群眾苦干”，它終結了甘肅“一方水土養活不了一方人”的歷史，取得了農村貧困人口大幅減少、收入水平和生活質量明顯提高、貧困地區經濟社會面貌發生顯著變化、農村居民溫飽問題基本解決的歷史性成就。
如今，站在新的歷史起點，甘肅人民奮斗的腳步并未就此停止，著眼于全局的發展戰略和目標，隨著扶貧標準的提高，甘肅人民要想在2020年和全國人民一道邁入小康，還面臨著極大的困難和挑戰。 2012年5月，時任甘肅省委常委、常務副省長的劉永富為梁樓村引進甘肅民豐公司產業項目，幫助梁樓村脫貧致富
自然條件差，基礎設施和社會事業發展滯后，富民產業發展不足，貧困人口自我發展能力弱，區域間發展不平衡，特殊類型地區和特殊群體的貧困問題積重難返，這些都是甘肅省扶貧開發路上的“攔路虎”，嚴重制約著貧困地區脫貧致富的步伐。
2013年初，視察甘肅時強調，甘肅貧困面大、貧困程度深在全國都是典型的，連片特困地區黨委和政府的工作重點要放在扶貧開發上，把扶貧開發擺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縱觀歷史與現狀，橫看中央的重視與人民的期待，扶貧必然成為了甘肅壓倒一切的中心工作。
有人說，走一走東鄉三千條溝，轉一轉莊浪萬畝梯田，嘗一嘗土豆洋芋馬鈴薯，看一看漫山黃土不到邊，就可以體會到“扶貧是甘肅壓倒一切的中心工作”這句話沉甸甸的分量。
到2014年底，甘肅建檔立卡貧困人口417萬人，規模為全國第七，全省農民人均純收入5736元，比全國人均純收入少4156元，貧困發生率由2012年的33.2%下降到20.1%，居全國第二，常年返貧率在15%～20%。同時，由于貧困人口主要集中在極端干旱區、高寒陰濕區和林緣區，扶貧成本比西部其他省份的重點縣高出25%～35%。
無疑，這對甘肅而言是一個巨大的挑戰。也就是說，甘肅與貧困斗爭的歷史遠未結束，延綿幾代人的貧困想要斷根，絕非一朝一夕，尤其是越往后，扶貧難度越大，而構成最后貧困堡壘的，都是已經過多年努力卻仍難以根除的頑疾。
2015年5月27日，在浙江召開華東7省市黨委主要負責同志座談會時強調：“要采用超常舉措，拿出過硬辦法，按照精準扶貧、精準脫貧要求，用一套政策組合拳，確保在既定時間節點打贏扶貧開發攻堅戰。”
2015年 6月18日上午，在貴州召開部分省區市黨委主要負責同志座談會，吹響了扶貧攻堅決戰決勝的號角。“各級黨委和政府必須增強緊迫感和主動性，在扶貧攻堅上進一步理清思路、強化責任，采取力度更大、針對性更強、作用更直接、效果更可持續的措施，特別要在精準扶貧、精準脫貧上下更大功夫?！?/p>
貧困不休，奮斗不止。精準扶貧呼喚“超常思維”完成超常的任務，需要用超常的思維大膽破舊立新。為此，甘肅很清楚，難點就是著力點，壓力就是動力，只有增一倍才能跟上全國的速度。
于是，甘肅早已先一步又一次開啟了新一輪扶貧攻堅的歷程！
誰來精準？靠“雙聯”
2013年底，全國拉開了精準扶貧的大幕，這與甘肅2012年2月在全省范圍內開展的以單位聯系貧困村，干部聯系特困戶為主要內容的“聯村聯戶，為民富民”行動理念不謀而合，旨在精確地瞄準貧困人口，通過單位聯系貧困村，幫助村上找準一個發展路子，制定一個脫貧計劃，謀劃一個主導產業，指導、協調和幫助村鎮發展規劃和開發項目的實施，提高貧困鄉村的自我發展能力；通過干部聯系幫扶特困戶，幫助他們了解政策，分析致貧原因，引導他們轉變思路，開闊視野，找準脫貧致富路子，解決發展中的難事，切實在增收致富上出主意、想辦法。
有人說，“雙聯”行動既沒有先例可循，也沒有現成的經驗可供參考，但它讓各級干部與特困戶之間形成了“直通車”?！耙桓妥硬宓阶畹讓印?，讓干部真正“懂了農村”，制定政策能夠讓更多的基層百姓受益。也有人說，雙聯行動是一次不同以往的反貧困實踐，是一項扶貧開發的全新探索，是精準扶貧新思路的積極探索，是將多種扶貧資源和方式疊加的力量效應。 甘肅扶貧辦主任任燕順（左一）在慶陽市寧縣焦村鄉張斜村調研精準扶貧工作
不管怎樣，在三年多的實踐中，從千里河西到隴東大地，從省委書記到普通干部，從駐甘部隊到中央在甘企業，40余萬名各級干部陸續走出辦公室，背負行囊，下鄉駐村，和群眾面對面、手拉手、心貼心，抓雙聯、促發展、奔小康，突破農村多年來的發展瓶頸，為貧困村打開了一扇扇發展之門，成為了甘肅加快貧困地區發展、助推群眾脫貧致富的重要支撐，成為黨群雙向互動、干群雙向受益的有效載體，成為群眾工作方面具有甘肅特點、在全國叫得響的特色品牌。
梁樓村是原甘肅省委常委、常務副省長劉永富（現任國務院扶貧辦黨組書記、主任）的雙聯行動聯系點，也是進入隴南成縣陳院鎮的第一個村，轄6個村民小組337戶1339人，耕地面積3347.5畝，人均占有耕地面積2.5畝，地形以淺山干旱丘陵區為主，是一個典型的純農業村。雖有通鄉公路貫村而過，但由于歷史、自然等諸多原因，梁樓村勞動力素質低，貧困面大，貧困程度深，基礎設施欠賬較多，經濟社會發展滯后。2011年，全村農民人均純收入僅1600元，遠遠低于全縣平均水平，屬典型的貧困村。
雙聯行動開展以來，劉永富先后多次深入梁樓村調研，幫助理清發展思路，商定發展大計。在他的關心下，規劃的新產業、產生的新變化讓梁樓村日新月異、充滿活力。
2015年6月12日傍晚，記者一行一路驅車穿行在去往梁樓村的公路上，兩旁樹木蔥蘢、芳草青碧、空氣宜人。走進梁樓村，淺山丘陵區的田園美景格外好看，即將成熟的麥苗等待著豐收、到處盛開的鮮花爭奇斗艷、廣場上娛樂休閑的人們笑逐顏開，維修、改造后的房屋整齊有序，寬敞筆直的馬路、村道縱橫交錯，種植養殖、農產品加工等產業蓬勃發展……谷禾之香、青翠之色、安居之樂，讓人心曠神怡，精神煥發，不由得感嘆：美景如畫，典雅宜居，豈止江南！
一進村委會，村主任朱小艷就向記者介紹劉永富為梁樓村引進的第一個外省項目。朱小艷指著甘肅民豐科技發展有限公司的廠房說：“這是當初劉永富副省長牽線搭橋給咱村引進的項目，由河北硅谷化工有限公司投資?！痹撈髽I占地19畝，前期投入資金2600多萬元，主要生產有機復合肥、有機硅、防腐蝕涂料、電力護套等環保無污染產品，廣泛用于農業、建筑、水電、航運等行業。
在劉永富的協調下，該公司通過探索創新工業反哺農業的新型扶貧模式，以項目帶動農村經濟發展，加快梁樓村新農村建設步伐。公司建成投產后的利潤用于梁樓村基礎設施建設、教育醫療、人居環境改善和農業產業結構調整等民生實事。從2013年開始，該公司為了助推成縣核桃、蔬菜等農業產業的發展，研發出了適應當地的核桃專用肥、誘蟲板、蔬菜專用肥等高科技肥料投放市場，取得了良好的成效。2014年8月，該公司董事長宋福如到梁樓村看望村民時鄭重承諾，將為全村60歲以上的老人發放養老金，并且要把梁樓村打造成一個具有造血功能的新農村，力爭三年內把該村建成甘肅最富裕的新農村之一。
如今，宋福如兌現了承諾。梁樓村60歲以上的老人像城市白領一樣領上了“月薪”，而一個具有造血功能的新農村也已步入快速發展的康莊大道。
“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為了提升梁樓村農民自我發展能力，劉永富為村里引進了投資120萬元的金銀花種植基地，還擠出自己的辦公經費為梁樓村村委會修建了兩層現代化公辦樓，并建議朱小艷帶領村民申請婦女小額貸款開辦農家樂。沒多久，朱小艷與村民李建紅“聯貸”10萬元開辦的陳院鎮第一家“開心農家樂”開業了，生意如火如荼?！皠傞_業時，幾乎平均每天都有近2000元的收入。雖然很辛苦，可是看到鄉親們都能夠掙到錢，心里就特別高興?！敝煨∑G興奮地告訴記者。
眼下，房子新了、道路硬化了、文化廣場建起來了，梁樓村發生了巨變。村民養豬、養雞已經向規?；较虬l展，并成立了中藥材種植合作社，新開辦了榨油坊、小賣鋪、面粉加工廠、農家樂等，生意紅紅火火。2014年5月27日，已調離甘肅赴任國務院扶貧辦主任的劉永富再次到成縣調研扶貧開發工作，并專門抽時間到梁樓村看望村里的老百姓?！傲簶谴迨俏业牡诙枢l，這里的老百姓就是我的父老鄉親，今后只要是為了梁樓村的發展，你們可以盡管來找我?！眲⒂栏挥H切地對朱小艷說。
據悉，雙聯行動實施四年來，甘肅省市縣鄉四級1.5萬個機關單位聯系1.56萬個行政村、40.8萬名黨員干部結對幫扶67.1萬個貧困戶。省市縣共有429名領導干部聯系949戶企業，1.8萬名干部聯系802個城鎮社區的1.8萬戶城鎮貧困戶?？傮w看，雙聯行動已由58個貧困縣延伸到了全省86個縣（市、區），由農村延伸到了城市貧困戶，形成了大規模、全覆蓋、綜合性、常態化的工作局面且不斷向縱深發展。單位聯到村，干部聯到心，雙聯行動搭建了扶貧和踐行群眾路線的有效平臺，將扶貧攻堅與密切聯系群眾緊密結合，是扶貧工作戰略格局下的“大手筆”，是認識到位、感情到位、決心到位的社會參與扶貧的新舉措。
精準什么？看“1236”
甘肅省委省政府以黨的十精神為指導，不斷嘗試和實踐新的扶貧開發手段，積極打造工作新亮點，為全面完成扶貧開發各項目標任務探索了新路子。從2013年開始實施的“1236”扶貧攻堅行動，又一次向甘肅人民交出了一份漂亮的成績單。甘肅省委省政府把全省58個片區縣作為主戰場，統籌17個插花縣區，瞄準最貧困的鄉村、最困難的群體、最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緊緊圍繞持續增加貧困群眾收入這“一個核心”，確保扶貧對象不愁吃、不愁穿“兩個不愁”，落實扶貧對象義務教育、基本醫療和住房“三個保障”的目標，在基礎設施建設、富民產業培育、易地扶貧搬遷、金融資金支撐、公共服務保障和能力素質提升等方面實現“六大突破”，構建起了專項扶貧、行業扶貧、社會扶貧“三位一體”的大扶貧格局，推動扶貧開發工作取得更大成效。
康樂縣地處黃土高原向青藏高原過渡地帶，海拔高，氣候變化異常，南部高寒陰濕，北部干旱缺水，暴雨、山洪等自然災害頻繁發生，嚴重影響著群眾生產生活、增收致富。結合全縣實際，康樂縣堅持以改善貧困地區民生、增加貧困人口收入、加快貧困地區發展為出發點，按照“1236”扶貧攻堅行動要求，實施“大扶貧、大開發”戰略，積極開創工作新局面。近三年來，康樂縣充分利用區域優勢和產業特色，按照龍頭帶農戶、協會搞服務、科技作先導、綜合搞開發的發展模式，不斷提高產業化開發水平。按照“秸稈養牛、舍飼養羊、生態養雞”的養殖模式和“一村一品”的要求，重點發展牛、羊等特色產業，不斷提升產業扶貧在農民人均純收入上的比重。
6月11日清晨，康樂縣附城鎮劉家廟村支書、扶貧產業互助社理事長楊玉斌早早來到村委會，著急為發展養殖業的社員辦理貸款手續。幾乎每天從早到晚楊玉斌都這樣，用他自己的話說：“今年，扶貧產業互助社運轉很好，一直很忙，我們晝夜想著如何給群眾借款、幫助發展產業的事。”至于如何給群眾借款，楊玉斌說：“我們村干部對每一個貧困戶的情況都了解，就像自家一樣熟悉，適合發展什么產業我們也知道，所以借款時我們能把好關；再說，社員借的是互助社的錢，也就是大家的錢，所以人人關心他的發展，人人幫助他、監督他。”
在一摞又一摞借款手續賬單中，記者看到社員田永貴在互助社借到3000元的產業發展借款，又拿出自家積攢的1萬元準備養羊。據悉，他計劃修建一座比較好的圈舍，購買10多只羊，既育肥又繁殖。而當初利用扶貧產業互助社貸款發展養殖業的田買蘇（音譯），現在的養殖規模已經達到8頭牛和30只羊。如果沒有產業互助社的貸款，就沒有田買蘇現在的養殖規模。
劉家廟村扶貧產業互助社成立后，資金總額為38萬元，經過滾動發展現在資金總額已達到45萬元?！暗侥壳盀橹?，沒有一筆不良借貸，45萬元的資金還不夠用。隨著產業的發展，村民對資金的需求量越來越大。”楊玉斌說，扶貧產業互助社成立后，不但解決了村民生產發展資金短缺的問題，還培養了村民的信用意識。
如今，日子越過越紅火，老百姓感到有奔頭了。記者在采訪中驚喜地發現，“聯村聯戶”和“1236”扶貧攻堅兩項政策疊加帶給老百姓實實在在的進步與發展，讓一些曾被認為更加向往外面“精彩世界”的農民工，也紛紛回到了家鄉發展。 成縣陳院鎮梁樓村村主任朱小艷（右四）向記者一行介紹村級產業發展情況 周艷/攝
分析“1236”扶貧攻堅的主要脈絡，可以清晰地理出思路，“一個核心”“兩個不愁”“三個保障”是攻堅目標，既明確了脫貧致富的根本任務，也體現了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基本要求；“六大突破”是攻堅重點，既抓住了貧困地區加快發展亟須破解的瓶頸制約，也切中了脫貧致富亟須解決的要害問題。此外，在“1236”扶貧攻堅的推動下，甘肅在全國率先探索創新了貧困縣監督考核機制、“減貧摘帽”激勵機制、健全財政投入穩定增長機制等一系列新機制，增強了貧困地區的內生動力和發展活力，為扶貧攻堅匯聚了持久的澎湃動力。
“實際上，‘1236’扶貧攻堅行動成功的關鍵就在于我們改變了傳統的扶貧方式，強化了頂層設計，強調了從扶貧體制機制上的創新。如告別傳統‘以GDP論英雄’的思維，建立起以扶貧為導向的考核機制，在制度創新方面釋放了干部，改革紅利轉變給了群眾，等等?！备拭C省扶貧辦主任任燕順說。
如何精準？有“1+17”
眾所周知，“十三五”最后一年，恰是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時間節點。對于甘肅來說，時間更加緊迫，要用5年時間攻克絕對貧困這樣一座堡壘，唯有用“大手筆”的超常手段。
2015年6月初，甘肅省委省政府持續發力，經過深入調研、科學謀劃、頂層設計、充分論證，在“雙聯”和“1236”基礎上，強勢推出了《關于扎實推進精準扶貧工作的意見》和17個配套實施方案（簡稱“1+17”方案），圍繞基礎設施、產業培育、生態環境、科教文衛、考核機制等方面，在投入方式上精準發力，在金融服務上精準支持，在社會幫扶上精準引導，在資源配置上精準優化，在服務保障上精準提升。
這“1+17”精準扶貧的“組合拳”，是甘肅對全省97萬貧困戶、417萬貧困群眾脫貧致富期盼的主動回應；是聚焦與全國一道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奮斗目標，深入推進精準扶貧、精準脫貧拋出的又一“大手筆”；更是甘肅向全社會發出“抱團出戰”的鏗鏘足音。
分析發現，“1+17”方案明確了甘肅“兩步走”的路線圖。從2015年到2020年，按照前三年集中攻堅，每年穩定減少貧困人口100萬人以上，到2017年底貧困地區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達到7000元以上，其中扶貧對象人均可支配收入達到4000元以上，基本生產生活條件明顯改善，基本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水平顯著提升；后三年鞏固提高，到2020年，貧困地區生產生活條件進一步改善，穩定實現“兩不愁、三保障”，消除絕對貧困，所有貧困縣實現脫貧，基本完成農村小康主要監測指標。
但是，“一分部署，九分落實”。“1+17”精準扶貧方案所涉及的每一項重點工作，都有明確的具體目標、著力重點、措施辦法、責任主體、完成時限和考核標準。面對艱巨繁重的任務，關鍵就在于落實，只有發揚釘釘子精神，在狠抓落實上下大功夫、下真功夫、下硬功夫，以“踏石留印、抓鐵有痕”的勁頭，積極作為、有力作為，才能把宏偉藍圖變成美好的現實。
精準扶貧范文5
為完善精準扶貧開發工作機制，創新財政精準扶貧工作方式，我們帶著是否繼續對貧困對象實行救助式精準扶貧的問題，對國家新階段精準扶貧開發工作重點鄉鎮XX鎮的貧困狀況和精準扶貧方式進行了認真調研，并在新階段精準扶貧開發工作中，選擇精準扶貧方式進行了認真思考，謹借此文談點見解和建議。
一、基本現狀
(一)基本鎮情
XX鎮位于惠陽鎮西北部，地貌屬于中國西部高原山地，總面積X平方公里，總人口X人，下轄X個行政村，X個村民小組。全鎮有X所小學，教師X人，學生X人，鎮衛生院X所，村級衛生室X個，衛生從業人員X人。XX鎮主要產業為傳統種養殖業，主要農產品為稻谷、玉米，規模小，價值低，品種單一。工礦業缺乏，經濟基礎薄弱。20xx年，全鎮國民生產總值X萬元，國民收入X元，農業總產值X多萬元，財政收入X萬元，糧食總產量X噸，人均糧食產量X斤，人均純收入X元。近年，XX鎮以旅游業為龍頭，探索新的經濟發展模式，20xx年，全鎮旅游收入總共X萬元。
(二)貧困現狀
全鎮現有絕對貧困人口X人，低收入貧困人口X人。因全鎮均為典型的高山地貌，XX等村還活在一方水土養不富一方人的地方，主要勞動力大部分都外出務工。為改變這部分人的生存環境，縣委、縣政府組織縣財政局、縣精準扶貧辦等相關部門，竭力配套改善村民生產基礎設施，尤其是在近幾年來，相關部門組織實施的各項精準扶貧項目取得了良好的社會、經濟、生態效益，農民的生產生活條件得到了很大的改善。
(三)貧困成因
1、受自然條件的影響。XX鎮大部分村寨位于深山區，海拔高，地理條件差氣候條件不好，道路交通不便，信息傳遞不靈，基礎設施落后，農業生產收效不良，農產品經濟價值不高，農民增收不快，改變自然狀況的能力不強，使得農民生活在一個自然條件差農民收入低改變自然條件難農民收入低的惡性循環中。
2、受勞動力文化素質的影響。由于受經濟、地理、人文、傳統等因素的影響，農民受教育的程度大大低于市民，尤其在偏僻落后得山村，農民的教育狀況更不容樂觀。根據20xx年人口普查，我國農村勞動力受教育年限僅為X年，小學以下文化程度的農村勞動力高達X%。20xx年的調查顯示，在低收入人群中(純收入X元/年人)，XX鎮1845周歲勞動力(農村主要勞力)文化層次很低，高中僅占X%，小學及以下占X%，在XX的務農勞動力中，初中以下學歷所占比率高達X%。由于文化層次偏低，小農經濟意識較嚴重，種植養殖的生產經營方式陳舊，接受新的知識文化的能力相對較弱，勞動力轉移輸出困難，這給農村經濟社會發展帶來了很大的挑戰，并且隨著知識經濟時代的到來，這逐漸成為推動社會全面發展過程中的最主要的不利因素之一。
3、受產業結構的影響。受自然資源和地理位置所限，XX鎮長期以來缺乏工礦業及第三產業，尤其在一類、二類村，第三產業幾乎沒有涉足。種養殖業投入大，收益小，且主要目的是自產自消，商品率不高;經濟作物播種面積小，且收效不好，質量不高，農民收入渠道單一。除了傳統農業，唯有收效的是XX上寨旅游業，但由于管理人員的文化素質低下，管理辦法不科學，管理方式不規范，農民市場意識不足，服務質量不高，其發展初步凸顯瓶頸。雖然在旅游興鎮的戰略思想指導下，近年對旅游基礎設施的建設投入比較大，但還處于在對點(上、下XX)的階段，一時難以全面鋪開。
4、受主勞多病的影響。山區的農業，是一種沉重體力勞動的行業，主要勞動力生病得不到有效的防治和治療，造成返貧現象突出。一個家庭祈求的是風調雨順、守望的是五谷豐登、最大的愿望是家庭健康。但受山區自然經濟條件的影響，尤其是高、寒、僻遠地帶衛生防疫工作跟不上，人們缺乏最基本的保健，引起病災，有的甚至一病不起而引起返貧;受經濟條件所限，小病拖，大病挨而失去健康引起返貧。這些主勞大都是家庭的脊梁，主宰幸福安康之神，因病災將會使原本不殷實的家庭沒落為貧困戶人。
由于上述的產業結構單一、缺乏生產資金和農民科技文化素質的低下等因素，農民對自給自足的傳統自然經濟依賴性極強，而且，對病蟲害的防治力度不足、方法不科學，農業收成的好壞基本取決于當年天氣狀況。近年，氣候變暖逐漸明顯，旱災頻繁，嚴重影響了農民的農業收入，造成農村生活根基不穩的現象。同時，在調整產業結構的過程中，部分農戶傾其所有并貸款投入到擴大生產，發展經濟作物種植、養殖等造成暫時返貧。我鎮排夫村部分農戶為調整產業結構，拉錢負債的購置折耳根苗、魔芋種、良種肉牛等，但因缺乏經驗，市場了解不足，加上經營不當，農產品最后不能轉變成商品，目前，這些農戶已是耗盡積蓄，甚至影響往后幾年的農業生產投入。
二、主要難點
(一)山區農民返貧因素控制難
由于自然災害抵御難，一大批農戶因災返貧，需再次納入搬遷精準扶貧范圍;主勞多病致富難。據統計監測，由于經濟條件所限，農村主要勞動力生病得不到有效的治療，造成返貧的有X戶、X人。
(二)高山農業支柱產業形成難
XX鎮海拔高，農田分布在高山上，全鎮群眾沿襲著以種糧為主的傳統生產模式，經濟林園面積狹小。使得一方面支柱產業科學定位難。高山地區受自然條件和市場發展的影響，尚未尋求到穩定增收的支柱產業;二方面支柱產業規模經營難。高山地區糧經兼作，且多經品種繁雜，要形成產業格局，需要大量的資金、物資，僅靠本地農民現有經濟實力難以面對和承受產業結構的重大調整;三方面，高山支柱產業產品銷售難。高山地區基礎設施薄弱，嚴重制約了產業帶的形成，因此，要謀求產業的發展尚需圍繞基地，加速公路、水利、通訊等基礎設施建設。
(三)農村生產生活環境改善難
由于我鎮自然環境惡劣，居住在高寒、偏遠的農民生產生活異常艱苦。
一是基礎設施建設投資大效益低。據統計全鎮還有X個自然村不通公路，要修通這X公里 路需投資X萬元以上;解決人畜飲水困難需投資X萬元以上，且投入量大而產出率低。
二是農業實用技術推廣難。由于受到打工經濟的影響，中青年農民大多外出打工，新型農業實用技術推廣難度大，從而阻礙了農業生產水平的提高。
(四)隱蔽性返貧因素難以控制和扶持
一是受人口素質的影響，對農產品銷售市場缺乏科學定位，生產經營適得其反，血本無歸形成的貧困。
二是災害重建、規模發展至收益過渡期間形成的貧困。對于這兩種致貧因素，難以認定扶持范圍和標準，既使配套了相應政策也難以到位。
精準扶貧范文6
“好成績需要有好的環境，這也折射出教育資源的差距?！眹鴦赵洪_發領導小組辦公室原黨組成員、北京師范大學教育扶貧發展研究中心主任司樹杰在接受《經濟》記者專訪時說。
教育扶貧是整體扶貧開發的重要組成部分，并被賦予了阻斷貧困代際傳遞的重任。但相對于我國龐大的貧困人口基數來說，貧困地區和貧困人口的教育仍面臨許多需要改進的地方，因此，弄清教育資源的差距和原由，條分縷析地找出有針對性的、可行的解決思路，提高教育扶貧效果十分必要。
教育資源存在多方差距
“從目前情況看，教育資源的差距是多方面的?！彼緲浣苤赋?，總體來看，貧困地區和發達地區有明顯差距，省會大城市教育資源最優質；發達地區的其他市縣次之；三是貧困地區的市縣學校；四是貧困地區的鄉鎮一級學校；最差的是貧困地區的村小學以及教學點。但在貧困地區內部，縣城的教育資源又比鄉鎮的要好得多，越往下條件越差，越貧困問題越突出。
一是基礎設施欠賬多，比如教室、衛生間、餐廳、操場這四大件。然后是教學設備，越往下教學設施越少，一部分好的鄉鎮有互聯網教學，主要是投影設備，部分教學點條件簡陋，有的學校僅靠幾根粉筆、一塊黑板、幾本教材進行教學。
二是師資力量總體薄弱。貧困地區的鄉鎮老師總量缺乏，整體素質水平偏低，結構不合理，例如老教師多，年輕教師少；缺少音、體、美等專業課老師。盡管高校、社會組織到貧困鄉村支教，但沒有形成規模。父母在外打工，與子女的教育無法形成有效的聯動，也影響教學質量。
三是學校發展不均衡、鄉村學校布局不合理。家庭條件好一點的學生都想方設法到縣城就學，貧困地區縣城里的學校都在擴建，原本按45人設計的教室，要容納七八十人，孩子們坐下后甚至站不起來。與之相對的，鄉鎮學校逐漸弱化，學生的生源遇到嚴重的挑戰。目前，這種情況還在加劇。
四是貧困家庭學生輟學現象多。初中生輟學率普遍偏高，連片貧困地區升學率甚至不足50%。受打工潮、“讀書無用論”的影響，許多家庭認為外出打工比讀書更實際，個人教育需求不足，教育不被重視。有相當一部分是由于學習動力不足、自我期望值不夠高等非智力因素造成。
五是貧困地區教師的問題。貧困地區很多學校沒有建立起有效的激勵制約機制，相應的福利、生活保障低，不能調動老師的積極性。優秀教師不愿去貧困鄉村，去了也留不住。
內在原因復雜
“貧困地區存在這些教育資源的差距，其原因也是深層而復雜的，有一定普遍性。”司樹杰向記者表示，總體來看主要有以下幾點原因。
其一，教育經費總量投入不足，投入不夠精準。這些年，雖然經費投入不斷增加，但這么多學校分散下去，還是很有限；縣城以上的學校獲得財力支持的機會更多。試點經費、追加經費以及社會力量資助，關注的也往往是縣城以上的學校，鄉鎮以下的學校由于規模、資源等條件的限制，得到的資助很少。個別地方財政資金緊張，學校要靠借債度日。
其二，教師留不住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貧困地區教師待遇雖然目前有些傾斜，但傾斜力度不夠。有些地區教師的生活面臨諸多不便，從調查情況來看，尤其是村小學，只有幾位老師，吃住都在學校，有些學校附近無人居住，安全也是一個問題，年輕老師還面臨成家立業的難題。這些現實問題導致鄉鎮以下教師很難安心工作，他們最大的目標是到縣城去教書。
其三，學生流失現象多。一方面是由于學校“兩免一補”之外還要繳納相當一部分學習用品費、交通費、住宿費以及輔導資料費、補課費、校服費等額外支出。一般而言，這部分額外費用小學階段要花費1萬-3萬元，中學階段3萬-6萬元，大學階段4萬-10萬元。另一方面，學?！俺伏c并校”增加了教育成本，貧困家庭難以支撐。貧困地區流行著“不上學等著窮，上學立刻窮”的說法。同時教育收益降低，畢業生就業難度大。@對社會資源稀缺的貧困家庭子女的壓力就更加明顯。
總量傾斜，精準落地
“針對這些現象和原因，需要找到合適的路徑，將教育扶貧更加精準地落實到位，滿足貧困生的真正需求?！彼緲浣芴岢鲆韵聨c建議。
對于基礎設施等硬件差距，政府要進一步加大向貧困鄉鎮的傾斜力度，特別要鼓勵社會各方力量更多地關注貧困鄉鎮、貧困農村。
對在貧困鄉鎮或村小任職的教師待遇，應該高于縣城以上的教師，才可能形成人才的回流。例如教師的工資、福利待遇、醫療保險等要進一步加大傾斜力度。關注基層教師的教學和生活保障，改善他們的居住條件、安全問題，讓他們愿意留下來。有些地區試點讓村小教師集中住在鄉鎮的集體宿舍。上班去各村，放學再回鄉鎮。也提供了一種解決思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