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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經濟史論文范文1
作者：陳金松 單位：南陽理工學院
南陽市縣域經濟發展中存在的問題及分析
(一)縣域經濟整體滯后，地區發展不平衡河南省統計局對108個縣(市)經濟綜合實力發展評價結果顯示，南陽市11個縣(市)平均排名56位，沒有一個進入全省前20位，排名最高的西峽縣僅為第30位，大部分縣(市)處于中間靠后的位置。以上數據表明，南陽市縣域經濟的發展整體上是比較落后的。同時，即使在全市范圍內，各縣域經濟的發展也很不平衡:GDP最高的鄧州市214．2億元，相當于最低的社旗縣2．8倍;人均GDP最高的西峽縣30559元，是人均GDP最低的方城縣10280元的3倍。工業在經濟中所占比重是反映工業化程度的重要指標之一，2009年鄧州市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57．43億元，是社旗縣15．3億元的3．8倍［3］。(二)縣域經濟的產業集聚區建設同質化嚴重，規模還有待進一步壯大產業集群是指在特定區域中，具有競爭與合作關系，且在地理上集中，有交互關聯性的企業、專業化供應商、服務供應商、金融機構、相關產業的廠商及其他相關機構等組成的群體。產業集群是工業化發展進程中重要的經濟形態，建設產業集聚區是南陽市發展和壯大縣域經濟的創新舉措，各縣域經濟主體也都將產業集聚區作為促進縣域經濟騰飛的助推器。但在建設過程中，很多縣域經濟產業集聚區沒有自己的主導產業，實際上只是普通的工業園區，相互之間沒有關聯，只是簡單的“集”，而很難形成產業“聚”的競爭力。(三)產業結構調整較慢2009年的南陽市縣域經濟第一、二、三產業間的比例是21．4:51．1:27．5，第一產業比重分別高于全市、全省平均水平3．3個、10．4個百分點，第三產業比重分別低于全市、全省平均水平4．4個、6個百分點，有7個縣市產業結構還停留在“二一三”的較低層次。與相對發達的地區的縣域經濟產業結構相比，更是存在著較大差距。據全國縣域經濟網的相關數字顯示，中國縣域經濟基本競爭力百強縣(市)產業結構比例為:一產:二產:三產比例是11．8:55．3:32．9。一產比例最高的達31．2%，最低的是1．9%;二產比例最高的達77．7%，最低的是31．4%;三產比例最高的達43．7%，最低的是17．6%［4］。(四)縣域經濟的工業化程度較低根據發展經濟學的相關理論，農業的工業化是實現經濟騰飛的必由之路。作為以農業為主體的縣域經濟主體，工業是經濟增長的動力來源，是富民強縣的根本。統計數字顯示，2007年度，南陽市縣域經濟體內工業國內生產總值對國民經濟的貢獻率為48%，從業人員占總就業人數的23．0%，這兩個數字均低于河南省平均水平;南陽市縣域經濟內規模以上企業增加均值24．31億元，工業發展水平明顯低于全省平均水平，更遠低于發達縣市。
加快南陽市縣域經濟發展的對策與建議
(一)圍繞農業發展和農民增長，大力發展農業循環經濟循環經濟作為一種物質閉環型經濟形式，倡導以生態型資源循環利用來促進經濟的可持續發展。與單純依賴資源消耗和投入為代表的傳統經濟形式相比，循環經濟更強調資源的節約利用和循環再生［5］。縣域經濟作為一個獨立、綜合的經濟單元，兼有農村農業經濟和城市工業經濟兩種形式，也是融合城鄉經濟的橋梁和紐帶，是促進我國現代化建設、保持經濟與社會和諧發展、實現全面小康社會的重要基礎。大力發展縣域循環經濟，以農產品的深加工來提高農產品的附加值，全面促進農業和現代化工業的融合，高效利用與循環利用資源，有效減少單位經濟的資源投入，從而實現發展農業和工業化的完美結合。(二)扶植重點產業，不斷為經濟發展注入活力縣域經濟是功能相對完備的綜合性經濟體系，其活動涉及到生產、流通、消費、分配各環節及三大產業。但是，縣域經濟又不同于全國的國民經濟，不能追求“大而全”，而要“宜農則農”、“宜工則工”、“宜商則商”、“宜游則(旅)游”，結合本地的資源優勢和歷史傳統，努力打造富有縣域特色的經濟品牌。著名的“中國玉雕之鄉”鎮平縣正是發揮其歷史文化傳統和技術的優勢，“無中生有”培育玉雕文化產業，如今，玉雕已經成為鎮平縣域經濟中的特色支柱產業，在縣域經濟社會發展中占據著十分重要的地位。(三)突出比較優勢，做大做強縣域產業集聚區按照大衛•李嘉圖的比較優勢原理，緣于歷史傳統等因素的影響，不同的區域和地區都具有其“比較優勢”的產品。從南陽市縣域經濟的發展實踐看，借助產業集群作為促進和帶動縣域經濟騰飛的“增長極”，各縣域經濟單元逐步走出了具有自己特色、優勢的集群化發展路子，如:南陽鎮平縣的玉雕產業、西峽縣特色工業、特色農業和特色旅游業、桐柏的堿化工產業、社旗的白酒產業等，在全國都有相當的知名度。但在產業集聚區的發展中，各縣域經濟單元也存在著沒有注重產業的關聯度和適應性，產業集群存在同質化等問題。縣域經濟主體一定要避免建設中的同質化，突出比較優勢，培育主導產業，打造富有縣域特色的產業集聚區［6］。(四)加大對縣域經濟的支持力度，統籌城鄉協調發展縣域經濟主體不僅是市場調控和資源配置的主體，更是統籌城鄉協調發展的關鍵。在對縣域經濟發展指標的考量上，不能單純把縣域經濟規模的壯大和發展速度作為指標，要把城鄉經濟的統籌協調發展和農業的發展、農民的增收、新農村建設等社會發展進行綜合考評。要注重市、縣兩級管理機制的創新，不斷強化縣域經濟主體的經濟社會管理職能和社會服務職能，使之真正成為相對獨立的經濟發展單元。要不斷解放思想，鼓勵縣域經濟主體積極通過大力開發縣域人力資源，不斷提高城鄉居民的生活質量和生活條件，吸引外來人才，取得市場競爭優勢和技術優勢，實現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
區域經濟史論文范文2
一、研究內容
區域經濟史研究是在一定時空坐標中，描述出一地方的經濟結構和經濟發展狀況，并在此基礎上對不同區域的研究結果進行比較、歸納，以使我們對整個社會的經濟史現象有更為深入的了解。
以宋代的區域經濟研究為例，目前學者們對區域經濟研究的內容主要關注在如下幾個方面；（1）經濟中心南移問題。所謂經濟中心南移，是指唐宋以來全國經濟中心自北向南的轉移，使得江南地區成為全國經濟的中心。這個論題最初由張家駒先生在40年代提出，并由他本人在50年代進一步擴充（注：張家駒：1942年，《宋代社會中心南遷史（上）》，商務印書館；1957年，《兩宋經濟重心的南移》，湖北人民出版社。）。70年代末以來，關于這一問題的討論有一定發展，鄭學檬的著作可為代表（注：鄭學檬：1995年，《中國古代經濟重心南移和唐宋江南經濟研究》，岳麓書社。）。近來有關的研究，已經深入到了諸如經濟中心南移的階段性以及在各方面的具體表現等問題。（2）地區性的個案綜合研究。地區性個案研究自80年代起進入，選題范圍多集中在當時經濟比較發達的地區，如楊德泉、荀西平對北宋關中社會經濟的發展有專門論述（注：楊德泉、荀西平：1987年，《北宋關中社會經濟試探》，《宋史研究論文集》，浙江人民出版社。）；斯波義信對宋代江南地區的經濟發展，如對高技術與高生產、高技術的傳播對生產的影響等問題提出了自己的認識（注：斯波義信：1988年，《宋代江南經濟史研究》江蘇人民出版社2001年中譯本。）。以及對不同經濟部門的個案研究，如關履權的《宋代廣州香藥貿易史述》，指出宋代廣州的香藥貿易作為中國歷史上一種販運性的商業活動，為封建統治者服務，是變態的繁榮（注：關履權：1982年，《宋代廣州香藥貿易述論》，《宋史研究論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龍登高的《宋代東南市場研究》，認為在宋代兩浙區域市場，產業結構中經濟作物與商品生產比重小，區域內的專業分工，更多地以自然地理為基礎，與外地市場的聯系稀疏，缺乏全國性市場的配合（注：龍登高：1988年，《宋代東南市場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吳旭霞的《宋代江西農村商品經濟的發展》，認為宋代江西農村中農作物大量投入市場，農民與市場聯系加強（注：吳旭霞：《宋代江西農村商品經濟的發展》，《江西社會科學》，1990年第6期。）。韓茂莉的《宋代川峽地區農業生產述論》，通過對宋代川峽地區人口密度和土地墾殖率兩項指標的考察，指出宋代是川峽地區農業生產發展的重要時期（注：韓茂莉：《宋代川峽地區農業生產述論》，《中國史研究》，1992年第4期。）。有關論著數量不少。（3）對全國經濟區域性不平衡現象的分析。80年代，漆俠最早通過對宋代各區域經濟發展水平的考察，得出“北不如南，西不如東”的結論（注：漆俠：1987、1988年，《宋代經濟史》（上、下冊），上海人民出版社。）。程民生的《宋代地域經濟研究》具體闡述了漆俠的這一論述。包偉民的《宋代賦稅征發區域不平衡性略論》則從宋代國家財政制度存在的區域性差異的角度，來分析由此造成的對社會經濟的影響（注：包偉民：2000年，《宋代賦稅征發區域不平衡性略論》，張其凡編等《宋代歷史文化研究》，人民出版社。）。
上述學者都對宋代區域經濟作了相當深入的探討，大大超邁了前人的研究水平，也反映了他們在史識上的獨具慧眼，但也應該看到，在區域經濟史領域仍有一定的學術空間可供拓展。在新世紀之初，對區域經濟史的研究內容進行反思與改進是必要的，盡可能地拓寬區域經濟史研究的領域，是我們目前面臨的任務。
如何劃分區域經濟史的“區域”，進而確定具體的研究范圍，是從事研究不可回避的基本問題。對此，歷史學家、經濟學家、人口學家、地理學家等不同領域的研究者們都分別立足于自己的學科基礎，從不同的角度出發，提出過各自的劃分標準。歸納而言，經濟史學界曾提出了三種不同意見：（1）傳統上以行政區劃為主要標準，理由主要是“我國現行經濟體制，也是以行政區劃為基礎，便于使研究成果的借鑒作用得到發揮?！保?）按自然經濟條件劃分，“因為經濟的發展往往不是行政命令或者行政區域硬性劃分所能割裂開的”。如冀朝鼎在其著作《中國歷史上的基本經濟區與水利事業的發展》中，依據農業生產條件與運輸設施條件的優劣提出了“基本經濟區”這一重要概念。施堅雅在《的城市發展》一文中，按分水嶺將中國劃分為地區，頗有見地，但此說的著眼點是市場系統理論（市場系統與河川流域有密切關系），因此對于市場系統相對成熟的清代中國來說，比較適宜，但對于處在10至13世紀的宋代而言，情況就未必如此了。（3）80年代開始，學者們越來越傾向于采取多元標準，既可以按行政區劃，也可以按山脈走向、江河流域、市場網絡和人文風俗的不同來確定（注：以上參見宋元強：《區域社會經濟史研究的新進展》，《歷史研究》，1988年第3期，第159頁。關于冀朝鼎的論述，參見冀朝鼎《中國歷史上的基本經濟區與水利事業的發展》，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10頁；關于施豎雅的論述，參見李伯重《斯波義信“宋代江南經濟史研究”評價》，《中國經濟史研究》，1990年第4期，第148頁。）。如：粟冠昌的《宋代的廣西社會經濟》（注：粟冠昌：《宋代的廣西社會經濟》，《廣西師院學報》，1981年第4期。）、陳偉民的《宋代嶺南主糧與經濟作物的生產經營》（注：陳偉民：《宋代嶺南主糧與經濟作物的生產經營》，《中國農史》，1990年第1期。）、雷家宏的《宋代長江中游沿岸地區的商業貿易》（注：雷家宏：《宋代長江中游沿岸地區的商業貿易》，《宋史研究論文集》，寧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龍登高的《宋代東南市場研究》、程民生的《宋代北方經濟及其地位新探》（注：程民生：《宋代北方經濟及其地位新探》，《中國經濟史研究》，1987年第3期。）等論著，都持這種觀點。另外，80年代末，斯波義信在施堅雅“地文地域”說的基礎上，提出“地文—生態地域”新說，即將生態環境的概念納入中國古代經濟區域劃分工作之中，使之更為全面。當然，區域的劃分也是與不同社會的不同背景相適應的。原始社會以山川自然的形勢進行劃分：夏商周時期，總體上按民族分布和自然區域進行劃分；秦代以后的帝制時期，在中原以郡縣（后為州縣）劃分，并逐漸地推廣到少數民族地區。在這個有序的發展過程中，區域劃分的內容越來越充實。
區域經濟史研究應關注多學科交叉與滲透的問題。經濟學、地理學、人類學、人口學、社會學、生態學、民俗學等方面的學術成果，都應予吸收。這種跨學科的新史學的最早嘗試可追溯到法國史學家H·貝爾在1900年創辦的《綜合歷史評論》。但使這一方法贏得學術聲望的是L·費弗爾和M·布洛赫1929年共同創辦的《經濟社會史年鑒》和由此得名的“年鑒”學派。他們反對西方傳統史學專注于政治史的作法，提倡包括經濟、社會、文化在內的“總體歷史”；反對純歷史學的研究方法，主張運用跨學科方法，開展綜合研究?！?/p>
年鑒”學派對我們的啟發是應該從多個角度、立體地考察區域經濟。
檢討近幾十年來的國內區域經濟史研究，本文以為一個顯著的弱點是缺少概念的創新。相比之下，西方學者在研究中的“概念化”或“模式化”傾向明顯。從表面上看，“社會科學化”色彩過于強烈，大量的相關社科詞匯的借用，似乎給人以流行時尚的感覺。但新概念的提出極有可能標志著一次方法論轉換的完成，并為下一步的轉換積累了討論的前提，盡管這種轉換和積累的幅度不盡相同（注：參見楊念群：《美國中國學研究的范式轉變與中國史研究的現實處境》，《歷史學》，2001年第3期。）。任何研究都須時刻處于運動和發展之中，它需要史學工作者不斷努力與探索，同時還需要信心和勇氣。如在研究區域經濟史的過程中，可引入經濟學中用以描述區域間的經濟擴散和極化效應問題的“發展極理論”（注：參見張培剛主編：《新發展經濟學》，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用以研究區域專業化問題的“稟賦優勢理論”（注：參見周起業等著：《區域經濟學》，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9。
）、以及像“專業化產業區”、“集聚效應”（注：“專業化產業區”是建立在比較優勢基礎之上的，專業化地生產其具有優勢的產品的區域?！凹坌敝赣捎谝兀ㄖ饕侨丝冢┑募卸a生的聯合需求，促進專業化分工和中介組織的興起。）等一系列在區域經濟學中經常使用的新概念，有助于更加富有邏輯性地分析區域經濟變化進程。當然，新概念的提出有時可以帶來深入探討之效，有時卻未必，只是產生新瓶裝舊酒式的作品。故新概念的出現，決非易事，必須建立在扎實的研究基礎上。
應該說，迄今為止的區域經濟史研究基本上以對大量史實的考察作為依據，就不同經濟類型的個案研究結論而言，有相當的科學性。但大多數學者或是僅僅停留在個案結論的階段，或是在試圖將其上升為普遍性規律時往往出現一個邏輯斷檔，即在由個別到普遍的擴展過程中，缺乏邏輯的必然性。如施堅雅根據中心地理論，在其對長江上游區域經濟結構的研究中提出，由于商業競爭、運輸效能等等因素的制約，使得各商業中心互相間處于相對均衡的距離中，因而形成一個近似六角形的市場結構模式。近年來，不少學者對六角形模式進行了一定的修正，向我們展示了理論模式與歷史實際之間存在的顯著差距（注：包偉民：1998年，《江南市鎮及其近代命運：1840■1949》，知識出版社，第44頁。）。
要切實把握區域特征，勾勒區域經濟發展概貌，需要進行不同區域間廣泛的互比，即通過橫的觀照與縱的比較兩條線索的梳理。前者是基于各地因自然氣候、物產資源、交通條件等差異，造成地方經濟不平衡發展的事實，對地方經濟的區域性顯著特點有相互比較的研究需要。如斯波義信的《末代商業史研究》（注：斯波義信：1968年，《宋代商業史研究》，（日）風間書房。），通過對西北和東南兩大區域市場的經濟的詳細比較，說明兩宋商業發展的層次性。后者是由于時段不同，區域經濟具體的發展狀況也不同。一般來說，時段愈短，區域經濟變化就愈?。簳r段愈長，區域經濟變化愈大，所呈現的“歷史學”的特征更為濃厚。如斯波義信的《宋代江南經濟史》，各章研究所涉及的時間上限，遠者上溯至秦漢，近者亦至唐代；下限則近者及于明代，遠者延至民國，在這樣的時間范圍里，宋代的特點才顯現得比較清楚（注：參見前引李伯重文第150頁。）。當然比較研究要注意客觀與辯證性的統一，防止揚此抑彼。
目前，對區域特征動因的分析既是薄弱環節又是難點、熱點。它包括經濟的，也包括超經濟的因素，如地理、人文因素等等。前者從地理環境的演變過程中考察人與自然的動態和辯證的關系。這不僅體現了對人類的生存和未來命運的關懷，而且體現了對人類社會經濟發展道路空間異同的關心。因為地理、氣候、動植物等自然環境因素對經濟社會運動起著隱蔽的支配作用。如斯波義信的論文《寧波及其腹地》注意到由于錢塘江河口航道惡化對于寧波港所起的影響，并指出這是在地理環境上寧波港能夠獲得發展的關鍵性條件之一（注：參見斯波又信：2000年，《寧波及其腹地》，《晚期的城市》，中華書局，第470頁。）。后者包括家族關系、風俗習慣、社會心理等歷史上長期起作用的要素，對歷史進程有重大影響。以往的研究多集中于對某個要素的分析，缺乏對地理空間內各要素對區域經濟發展交互影響的總體認識。另外，區域經濟特別是小區域經濟，一方面是社會經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又不能完整地“代表”社會經濟發展現實，最多只能是一種關于社會經濟發展的“地方性認識”。近年來，不少學者試圖以充分的地方經濟的描述來體現社會經濟發展的特征與動因。但是，這種嘗試可否用來體現分化鮮明、類型多樣的社會經濟，引人深思。
二、關于方法論
任何科學的研究都涉及方法論問題，可惜在區域經濟史的分析框架中，關于方法論問題的學術積累顯然不夠豐富。
目前看來，至少就宋代區域經濟史的研究而言，雖然其研究對象是跨學科的，但是分析方法仍然停留在歷史學的框架里面，主要是歷史的分析方法。歷史分析方法本身具有一些不可克服的局限性：（1）敘事與論理。以往的研究多側重于白描，試圖復原歷史，理論創新不多，而且即使有所謂的“理論”也只是在一系列的現象陳述之后的歸納與總結，缺少邏輯的檢驗。如漆俠的《宋代經濟史》，認為宋代生產力的不平衡發展表現在精耕細作的地區幾乎達到封建時代的最高水平，新的資本主義因素在這些地區脫穎而出是完全可能的。程民生的《宋代北方經濟及其地位新探》，以河北與陜西兩地經濟頑強的發展為例及人口增長率高的現象，試圖說明該時期北方經濟發展的速度超過了南方，因此北宋時我國的經濟重心仍在北方。這些都只是通過對歷史現象的某一側面的敘述，從而歸納出一定的“理論”，卻缺乏整體的邏輯檢驗。例如對應該如何界定封建時代社會生產力的最高水平，并未見有理論性的討論：又程民生的論說，顯然只是就北方而論北方，未能從南北方整體比較出發來看問題。（2）具體與一般。沒有抽象就沒有科學，任何歷史首先都是具體的，但是作為歷史科學，在力圖描述歷史的具體性的同時，必須要有一般的抽象含義，否則，歷史分析將永遠沉淪于敘述過去的陷阱中。尤其是區域經濟史，其研究分析的目的不僅在于重新展示某一區域經濟發展的歷程，更要抽象出具有一般意義的現實啟示以及在更大區域范圍上的解釋能力。（3）假設與實證。歷史學的研究傳統一直排斥假設，直至20世紀初，人文科學在方法論上開始青睞于實用主義。從一定的假設條件出發構建邏輯自洽的理論，再從歷史中尋找實證，比起在沒有任何框架下只作對歷史時間的復原性描述而言更顯理論的魅力。在區域經濟史的研究中，應該通過借鑒實用主義方法論，為研究提供分析框架，克服因史實的具體性而無法一般化闡述比較的困境。
在具體的研究方式上，近年來由于受新經濟史學的影響，為擺脫舊史學模式的束縛，區域經濟史研究開始主張用科學主義來規范史學的分析。如區域人口消長、生產增減、稅賦變化等許多問題，可采用數理統計，拋棄舉例式研究，以提高歷史結論的科學性、說服力。然而作為一種研究手段，這種計量史學的方法并不能包羅一切，盡管在形式上由于數理方法的運用有助于擺脫歷史分析中的過分主觀的判斷，但事實上由于受資料的限制，統計通常很難達到高度精確的水平，只能對歷史運動做出
粗略的度量。近年來，許多研究者對區域經濟的考察不約而同的走入了過分依賴統計數字的誤區，忽略了對歷史本身演進邏輯的思考，以至認識上有失偏頗。新經濟史家要想盡可能掌握歷史復雜的真實情況，就不能過份依賴他們的幾何學。
制度經濟學的興起，被認為是西方經濟學的一場革命，實際上它的影響已經滲透到法學、政治學和史學等一系列相關的社會科學領域。制度經濟學強調有效率的組織是經濟增長的源泉，引導人們將制度因素作為考察經濟行為和績效的重要變量。如新經濟史學家R·托瑪斯和D·諾斯在研究歐洲從14世紀到18世紀的產業革命的四百多年興盛史時發現，不同的國家（地區）面對相同的經濟問題時，由于采取了不同的政策、制度而導致了不同的經濟發展結果。最為典型的是當面對戰爭所需的財政問題時，英國、荷蘭采取了不同于法國、西班牙的制度而導致了后來長達幾個世紀的興盛。制度經濟學的從制度層面尋找經濟發展根源的研究方法無疑對研究區域經濟史有巨大的啟示和借鑒意義。
制度經濟學的另一個方法論的意義在于較好的結合了實證分析和規范分析、具體分析和一般抽象分析，而這正是區域經濟史研究中所缺乏的。制度經濟學強調案例研究的重要性，是尋找“真實世界”的經濟學，這同時也是歷史學所要完成的事。而在理解和解釋“真實世界”的時候，必須運用一定的理論框架來加以分析和解釋，并從中抽象出一般的可檢驗的理論來（注：參見周其仁：《研究真實世界的經濟學——科斯研究經濟學的方法及其在中國的實踐》，載《中國社會科學季刊（香港）》1999年春季號。）。因此，區域經濟史的研究就是要在歷史的“真實世界”中尋找研究素材，并在充分的分析比較的基礎上將事實作一般化的抽象，由此提出可檢驗的理論來。
三、學科體系
學科體系問題實際上涉及到區域經濟史的學科性質，涉及到區域經濟史與區域經濟學、歷史學的關系問題。區域經濟史作為一門交叉學科，理應具有區域經濟學與歷史學的雙重特征，即把區域經濟學側重研究經濟的“共時態”與歷史學側重研究經濟的“歷時態”相結合。但這種結合，不應是機械地拼湊，必須根據學科的根本屬性有所側重，從而顯示出自己的特征
。區域經濟史的學科特性，決定了區域經濟史的研究只能立足于歷史學，著眼于從歷史看區域經濟。
區域經濟史與單純的地方經濟史研究不同。地方經濟史一般關注的是地方經濟發展的特殊性，而區域經濟史所關注的不僅僅是地方經濟特色，而是經濟發展的普遍性規律。因為即使在前近代時期，一個區域內的經濟也不可能完全孤立地存在，而是或多或少交織在整個國家的經濟體系之中。前人的一些研究，往往將兩者混為一談，“畫地為牢”，就地方談地方經濟，視野集中于一處，圍繞該區域的內部發展進行研究，這是需要加以提高的。區域經濟史研究類似于自然科學，只是尋找一個實驗室（區域），據此去研究那些帶有規律性的問題。具體到宋代區域經濟的研究，近年來已有一些較成功的典范，如張熙惟的《論宋代山東經濟的發展》，作者在對唐宋間山東經濟發展概述及水平評估基礎上，指出學界提出的“中國經濟重心南移‘到五代基本完成’，‘南方的經濟全面超過北方’以及宋代已是‘北不如南’”等觀點，仍值得進一步研究（注：參見張熙惟：《論宋代山東經濟的發展》，《山東大學學報（哲社版）》，1993年第3期，第84-90頁。）。這種通過區域“小經濟”窺視社會“大經濟”的研究方法，正是區域經濟史研究的特點所在。上世紀60年代，美國著名學者施堅雅（C.W.Skinner）指出不管人類經濟活動的地理單元小到何種程度，它總是處于不均衡狀態，在空間上永遠存在中心地和區的差異。他的“區域——中心”研究理論，宣稱通過對具體區域的分析研究，可以中國社會經濟“停滯不前”的觀點，在史學界一度引起巨大反響。當然，一個區域性的范式可否在不同區域反復運用，進而推廣為普遍性的范式，仍需要認真推敲。
區域經濟史作為一門新興學科，在許多方面還不成熟，未形成多數史學家認可的一致的學科體系和學術規范。首先，學科體系的指導思想尚有待進一步明確。國內史學工作者，包括著作等身的大家在內，不少人習慣于把馬克思從西歐經濟史研究中得出的某些結論，奉為放之四海皆準的真理。這種歪曲歷史和把馬克思理論庸俗化的主觀主義傾向，曾使區域經濟史陷于十分尷尬的境地，使得現實與理論之間的差距無法彌補。以宋代區域經濟研究為例，就有許多學者按照馬克思描述的西歐社會演變歷程，堅持“資本主義萌芽”的傳統理論框架，并殫精竭慮地闡述我國古代經濟“典型”如何在宋生“變態”。經過了大半個世紀的研究，仍未能使問題得到解決。隨著研究的深入，學者們發現工場手工業和雇傭勞動生產關系幾乎出現于中國每一王朝的商業繁榮時期。
其次，學科滲透的困境。不同學科理論的引進往往會帶來一場變革，但是由于理論來源復雜多樣，也可能出現一系列問題。如部分理論尚未形成可操作的方法，與傳統理論不能相互銜接等。因為在相關學科尚沒有很好溝通的情況下，對問題的理解、研究思路甚至闡釋語言，都往往難以提供很好的可對話的渠道。經濟學家熱衷于運用大量的統計資料和模型框架分析區域經濟問題，歷史學家則沉迷于對史料考證的精雕細啄。目前，離跨學科的融合仍然相距甚遠。
再次，學科發展的盲目性，這些年來，對生產關系的變革研究得多，對生產力發展規律研究得少；鄉村經濟研究得多，城鎮經濟研究得少；自然經濟研究得多，交換經濟研究得少；生產領域研究得多，流通領域研究得少；發達地區、漢族經濟研究得多，經濟落后地區、少數民族經濟研究得少；古代及近代前期研究得多，近代后期和現代經濟研究得少等等，學科發展的這種不平衡性，常常使得對區域經濟作出科學的理論歸納的努力，得不到成功。
最后，區域經濟史作為歷史學的一個分支學科，還應承擔一般歷史學所具有的為后人提供資政經驗的功能。因此，區域經濟史的研究，不應僅僅停留在對一般經濟問題的描述，而應著重分析產生這些問題的原因，以及總結歷史上解決這些問題的經驗教訓。對于今天的區域經濟史研究者而言，有意義的論題不是歷史上經濟區域社會地位的“上升”或者“下降”，而是應該以歷史的眼光去認識經濟區域實際社會角色豐富而復雜的內涵。如朱瑞熙、徐建華的《十至十三世紀湖南經濟開發的地區差異及原因》，在肯定湖南地區經濟開發的基礎上，對湘北、湘中、湘南、湘西四個地理區的開發水平作了具體分析與比較，并客觀地指出：“與全國發達經濟區相比，這一時期湖南的開發程度還不可過高估計，但畢竟為十三世紀以后的進一步開發奠定了基礎?！保ㄗⅲ褐烊鹞酢⑿旖ㄈA：1995年，《十至十三世紀湖南經濟開發的地區差異及原因》，《徐規教授從事教學科研工作五十周年紀念文集》，杭州大學出版社，第181-197頁。）類似的著眼點，的確具有相當的學術意義。
四、現實意義
作為歷史學發展趨向的一種重大變化，區域經濟史的興起決不是學者在史學探尋之路上的心血來潮，也不是一代史家在史學絕路上的刻意追求。區域經濟史源于時代的需求，源于史學本身發展的需求。區域經濟史的研究，雖然純粹是一個歷史課題，但在當前卻富有現實意義。
近年來，學術研究的多樣化已成為中國史學發展的必然，區域經濟史研究的興起，正是順應了這種趨勢。根據“后現代主義”的看法，當現代人用自己所處的社會和意識形態狀況去“寫歷史”時可能會面臨一種困境，即理性解釋模式不具有普遍意義。這使得我們研究歷史十分注意典型學方法，避免追求普遍模式。這也是為什么區域經濟史研究逐漸受到多數歷史工作者重視的原因。一個自稱普遍性的模式，如無法在一個簡單的個案中得以證實，便不是一個普遍適用的模式。區域經濟雖不能稱為當時中國社會經濟的“縮影”，但它具有一定的說明意義，且是現實關懷的投影。
區域經濟史論文范文3
(一)耦合協調度模型耦合協調度模型是在耦合度模型的基礎上演化而來的。在物理學中，耦合是指兩個或兩個以上的系統通過各種相互作用而彼此影響的現象。耦合度是用來描述系統或要素之間彼此作用的影響程度［6］。借鑒物理學中的容量耦合概念及容量耦合系數模型，建立多個系統的耦合度模型。耦合度對判別土地市場與區域經濟耦合作用的強度具有重要意義，但此模型的不足之處在于它只能說明兩個系統間相互作用程度的強弱，無法反映二者協調發展水平的高低。例如當兩個系統發展水平都較低時，同樣也可以得到兩個系統協調度較高的結果。而協調度可以度量系統之間或系統內部要素之間在發展過程中協調狀況好壞程度，也就是說可以真實地反映其協調發展水平的高低。為此有學者引入了協調度的概念，將模型加以改進，構造出了一個可以反映兩個系統發展水平的耦合協調度模型，以評價系統相互耦合的協調程度。
(二)土地市場發展水平和區域經濟發展水平計算模型根據公式(3)和(4)，土地市場和區域經濟系統的耦合協調度取決于各子系統的發展水平，因此需要建立土地市場和區域經濟發展水平的評價指標體系來衡量二者的發展水平。本文采用熵值法來確定兩個系統的指標權重同時采用極值變換法進行標準化，為了滿足熵值法和耦合協調度對數據非負的要求，借鑒楊慧的處理方法將標準化后的數據加0．01做非負化處理［11］。對于土地市場發展水平和區域經濟發展水平的計算，采用線性加權法。
(三)耦合協調度劃分標準對于系統耦合協調度的判斷標準，目前學術界仍然沒有形成定論。在對國內學者的研究成果進行比較分析的基礎上，結合本文研究重點，綜合參考陳基純、暖［12］以及楊慧［11］的分類方法將土地市場和區域經濟耦合協調度劃分為6個等級。
二、成都市土地市場和區域經濟耦合協調度分析
成都作為中西部綜合競爭力最強的現代特大中心城市，由于受到西部大開發戰略的推動，成為許多知名企業尤其是房地產開發企業進軍西部地區的首選城市和投資熱點區域，土地市場和區域經濟的發展面臨巨大的挑戰和壓力，因此成都土地市場和區域經濟的協調發展尤顯重要。為此，本文以其作為研究對象，研究土地市場與區域經濟兩個子系統的耦合協調狀況。
(一)指標體系構建及權重確定土地市場和區域經濟的發展水平涉及社會、經濟和環境等方面的各個要素，根據評價指標選取的全面性、動態性、科學性和可操作性等原則，結合研究區域特點，構建了衡量二者發展水平的評價指標體系，見表2。本文數據來源如下:土地價格指標數據來源于中國城市地價動態監測系統，其余土地市場指標數據來源于2005－2012年《成都市土地市場分析報告》和《成都市房地產市場研究年報》，2005－2011年區域經濟指標數據來源于2006－2012年《成都統計年鑒》，2012年區域經濟數據來源于2012年成都市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運用熵值法確定兩個系統的各指標的權重一并在表2中列出。
(二)耦合協調度計算結果首先根據式(5)和(6)，計算出成都市土地市場和區域經濟的發展水平，然后根據式(2)和(4)，計算二者的耦合協調度(根據計算出的土地市場和區域經濟的發展水平，通過變異系數法，計算得到α，β分別為0．386和0．614)，結果見表3。同時根據耦合協調度計算結果及表1土地市場與區域經濟耦合協調的劃分標準，將成都市2005－2012年土地市場與區域經濟的耦合協調狀況的評價結果一同列于表3。
(三)土地市場與區域經濟耦合協調度分析根據表3，2005－2012年成都市土地市場和區域經濟的耦合協調度分值除了2008年出現下降之外，其余年份都呈增長趨勢。耦合協調度的分值，由2005年的0．087增加到2012年的0．517，年均增長6．14%。由此可見，成都市土地市場和區域經濟兩個子系統間相互配合、相互推進的作用在逐漸增強，系統運行績效逐漸提高，耦合協調關系逐漸趨向良好發展。但值得注意的是，該復合系統的整體協調功能仍處于中等偏下水平，耦合協調度得分比較低，耦合協調度的均值為0．320，處于不可接受區間。結合表1和表3中的數據，繪制出成都市土地市場與區域經濟復合系統耦合協調類型劃分圖，由圖1可以直觀地反映出2005－2012年成都市土地市場和區域經濟復合系統的耦合協調關系的變化趨勢。具體可以劃分為3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2005－2006年，此階段耦合協調類型由極度失調衰退類轉變為一般失調衰退類。在該階段成都市區域經濟的發展滯后于土地市場，土地市場的發展對區域經濟的規模擴張效應、激勵效應和結構優化效應發揮作用，刺激區域經濟發展，但是由于二者發展水平均較低，造成耦合協調度處于不可接受區間。第二個階段是2006－2011年，此階段二者耦合協調類型由一般失調衰退類過渡到勉強耦合協調類，耦合協調區間由不可接受區間跨到過渡區間。2008年土地市場發展遭遇瓶頸，復合系統的發展由區域經濟滯后型轉變為土地市場滯后型，區域經濟發展對土地市場的資金支撐效應和激勵效應得到發揮，造成耦合協調度出現下降再上升的變化狀態。第三個階段是2011－2012年，此階段二者耦合協調類型由勉強耦合協調類過渡到初級耦合協調類，雖然二者發展水平都得到提升，耦合協調關系得到進一步提升，但是增幅不大，導致該階段耦合協調區間仍屬于過渡區間。綜上所述，成都市土地市場與區域經濟耦合協調過程可以用“二三四”來概括，即耦合協調過程跨越不可接受區間和過渡區間兩個區間，耦合協調關系經歷三個變化階段，耦合協調作用遵循了極度失調衰退一般失調衰退勉強耦合協調初級耦合協調四個路徑。
(四)土地市場與區域經濟耦合協調度影響因素分析由前文分析可知，復合系統的整體協調功能處于中等偏下水平，而土地市場和區域經濟系統的耦合協調度的高低主要取決于各子系統的發展水平。根據表3中的土地市場發展水平分值和區域經濟發展水平分值繪制出圖2。由圖2可以發現，2005－2012年土地市場的發展水平呈現出先上升后下降的周期性變化，而區域經濟的發展總體呈上升趨勢，但是增速緩慢。2008年，土地市場發展水平和區域經濟發展水平都跌到最低，這可能與“5．12”地震的影響和全球金融危機有關。區域經濟子系統應對外界變化，可以較好地面對危機，保持自身的緩慢增長，而土地市場發展水平卻由2007年的0．180下降到2008年的0．053，下降幅度高達71%，之后連續3年的發展水平分值都低于2007年的0．180，由復合系統耦合協調發展的促進因子變成了制約因子。這說明與區域經濟相比，土地市場發展的穩定性較低。土地市場發展的失衡，制約了區域經濟的快速發展，導致區域經濟增幅較緩慢，從而造成復合系統的耦合協調度總體偏低。由此可見，土地市場發展失衡是導致近幾年來土地市場區域經濟復合系統的耦合協調度整體協調類型偏低的主要因素。
三、結論
區域經濟史論文范文4
[關鍵詞]政府宏觀經濟管理；區域經濟協調；宏觀調控
[中圖分類號]F124
宏觀調控強調通過多種途徑展開社會經濟控制，維持社會再生產協調狀態。區域經濟反映了各區域經濟水平、狀態、規律。從整體上看，目前我國區域經濟發展失衡，區域經濟差距懸殊，政府作為區域經濟建設的核心，有責任、有義務協調區域發展。鑒于此，筆者結合實踐研究，就政府宏觀調控對區域經濟協調發展展開分析。
1 宏觀經濟管理與區域經濟發展分析
1.1 政府宏觀經濟管理必要性
社會主義市場環境下，政府采取宏觀經濟管理主要作用是對區域經濟發展起到指導、促進作用，優化分配，完善生產資源，促進區域資源優化配置，穩定國家經濟。而想要保證社會市場穩定還需通過市場自發調控與政府宏觀調控，兩者結合才能實現百花齊放，增加社會就業率、推動企業發展。同時，還有助于調動政府參與主動性，對促進經濟體系完善起到間接性作用，使社會經濟處于穩定發展水平。但從另一方面而言，宏觀調控也存在管理失效風險。宏觀經濟是以計劃指導為目標，對今后經濟發展趨勢的預見，政府根據經濟預測展開宏觀調控，但在實際落實過程中存在諸多限制性因素。主客觀影響如：決策依據信息來源真實性、準確性，決策人員專業水平，政府反應要落后市場發展變化，成為宏觀調控最大影響因素。所以，及時對政府行為科學引導保證發揮市場調控作用，推動區域經濟建設發展有助于穩定社會經濟發展。
1.2 宏觀調控與區域經濟發展關系
區域經濟協調是宏觀調控的目標。政府想要進行宏觀調控協調區域經濟發展不僅是工作目標，也是區域經濟協調有效方法。首先，社會經濟總量穩定。經濟總量指的是某個階段國家經濟活動總成果的數量反映，宏觀經濟活動指標的集中體現就是總供給與總需求。宏觀調控短期目標即是維持社會供給與需求穩定，才能保證社會經濟穩定發展，這也是區域經濟協調重要途徑。其次，社會經濟發展。基于長遠角度分析，宏觀調控是社會經濟長期建設發展的戰略性指導，及時排除經濟隱患，促進國民經濟進步。區域經濟協調具體而言，就是城鄉、城市區域的統籌協調，要求兩者必須保持同步狀態。
1.3 宏觀調控是穩定區域經濟的根本需求
首先，宏觀調控的基礎前提就是計劃手段，要求政府對區域經濟進行短期、長期計劃，適應宏觀經濟管理計劃達到區域經濟協調發展。其次，經濟計劃。以間接形式對國民經濟發展產生影響，間接管理指的是不直接干預經濟活動，而是以市場為媒介通過經濟手段對經濟發展主要變量施加影響，通過市場傳導引導微觀經濟行為，確保達到宏觀經濟管理標準。區域經濟屬于國家宏觀經濟層面的內容，以宏觀調控形式進行區域經濟協調。最后，行政方案。行政方案指的是行政單位利用行政權力干預社會經濟的有效途徑。單位以宏觀經濟形式綜合人力、物力應對宏觀經濟問題，如利益問題，都要利用行政手段進行管理控制。
2 我國區域經濟發展現狀
伴隨著區域經濟的快速發展，一些發展問題也隨之暴露，尤其是區域經濟失衡問題?，F如今，我國經濟水平依次為東部、中部、西部，特別是長江、珠江、京津冀，根據所處地理環境看呈高密集狀態。但是，想要通過高經濟水平地區帶動周邊區域發展存在一定限制，進而出現區域經濟發展不均，影響社會總體經濟進步。現階段我國主要勞動力主要集中在長三角地區，改革初期得益于上海工業與江浙區域農工相輔，長三角地區特別是江蘇、浙江的鄉鎮工業和家庭工業發展迅速。此后，汽車、石油化工、船舶產業迅速興起，使長三角一直保持全國領先地位。
3 政府宏觀經濟管理下區域經濟協調發展
想要通過宏觀經濟控制保持區域經濟平衡，促進社會經濟進步，第一要素是政府以宏觀經濟管理為方法，發揮著橫幅作用。綜合分析各區域經濟發展特點與優勢、問題，從而創建具有特色的區域經濟協調發展藍圖。相對于個體控制，宏觀經濟控制更能夠規避市場風險、進行市場控制，通過擴大投資、吸引優秀人才、健全市場經濟體制穩定區域經濟，有助于控制區域經濟發展，實現整個區域經濟水平提高。
3.1 促進投資，推動區域經濟發展
實現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最佳途徑就是擴大投資，鼓勵科技創新、扶持第三產業。首先，推動區域經濟朝市場化發展，開放市場、建立完善的法律體制和市場制度、良性競爭的市場環境，保證產品、生產資料等走進來、走出去，推動社會經濟進步。同時，要求政府打破行政性貿易壁壘，發展多元化、互補性的區域市場。其次，鼓勵科技創新，實現產業升級。政府綜合有利產業資源，健全指導機制與產業制度從而實現經濟增長。在原有產業資源下以財政刺激形式帶動企業走向科技創新，擴大生產規模、提高生產水平。最后，扶持第三產業。第三產業包含各類服務和產品，有助于滿足大眾消費需求，促進消費的同時實現區域經濟協調發展。因此，政府應在制度政策上給予幫助，為第三產業謀求更多福利優惠政策，并進行勞動力教育培訓，提高專業水平、生產效率。
3.2 堅持留下來、引進來戰略目標
關于長三角區域協調發展，政府應堅持留下來、引進來戰略目標。其中，留下來是將區域高學歷、年輕勞動力、具有創新、創造意識的人留下來；引進來則是吸引更多優秀人才資源。具體措施：首先，加強與金融、貿易、投資戰略的互動，尤其是對外投資和引進外貿的互動。“一帶一路”建設既是現代社會開放型經濟發展戰略選擇，也是推動留下來，引進來的雙向互動。其次，為外來人才提供更多福利政策，將優秀人才放在重點開發區，有助于達到人才流動的聚集效益。再次，政府應加大子女教育、公共衛生、就業支持，盡可能縮小與高經濟水平區域在衛生、教育、文化、醫療方面的距離。最后，發展農村教育、職業教育、技能培訓，提高勞動力綜合素質、專業水平，更好地適應區域產業發展的人才需求。
3.3 國家戰略與地方戰略協調
首先，秉承著產業承接和吸收同步、環保、產業技術適度的原則，選擇利用適合的產業和技術加以承接。其次，通過“一帶一路”建設與自貿試驗區建設協調，創建國際化、法制化的營商環境，重塑沿海開放高地優勢。“一帶一路”地區與自貿試驗區疊加，全面打通人流、物流、資金流，在國內大環境下實現雙向投資協調發展。最后，承接產業轉移過程中以政策為導向使本土產業和轉移產業實現融合，避免出現轉移產業同質化問題。此外，長三角區域政府推動本土產業轉向中西區域，基于宏觀經濟調控下創建優勢互補的經濟開發區。
區域經濟史論文范文5
關鍵詞：貧困地區職業教育。
區域性實訓基地建設實踐教學是職業教育的特色和靈魂，是職業教育教學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培養學生的專業技術應用能力、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能力的重要途徑，是教育過程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環節。職業教育要培養出適應社會發展需要的高技能應用型人才，在保證學生基礎理論知識夠用的同時，應加強實踐性教學環節和具有真實職業氛圍的實訓基地建設。在經濟欠發達的貧困地區發展職業教育，由于辦學經費的不足，實踐教學環節大多難以保證，雖然經過教師的不懈努力，但教學質量提高不快，培養出的學生與社會對人才的需求尚有不小的差距。
一、貧困地區實訓基地建設面臨的困難。
通過對廣西貧困地區的職業教育調研發現，貧困地區職業教育實訓基地的建設面臨著許多困難。
（一）教學儀器設備不足，難以保證學生動手能力的提高。
由于財政收入低，當地政府對職業教育的投入比較少，職業院校的發展只能做到“以學養學”，為了吸引更多的學生前來就讀，只好降低學費標準。辦學經費的不足致使貧困地區的職業院校在實訓基地的建設方面捉襟見肘，實訓教學設備嚴重不足，特別是價格較為昂貴的數控機床類實訓設備，也只能購置少數的幾臺。
在對學生進行職業技能訓練時，由于實訓設備少，學生人數多，即使采用三班倒的教學模式，也無法滿足日漸增多的學生實訓需要，學生的生均實訓時間得不到保證，動手能力得不到提高，以培養高技能應用型人才為目的的職業教育就達不到應有的教學效果。
（二）實訓教師隊伍素質不高，難以保證學生的實訓質量。
在經濟欠發達的貧困地區，工業較為落后，企業所使用的設備大多是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生產的，產品生產工藝已跟不上快速發展的技術要求，要聘請這些企業的員工作為實訓教師已不適應職業院校實踐教學的需要，而掌握先進技術的高技能人才又不愿到貧困地區來工作。因此，地處貧困地區的職業院校只能利用假期的時間，送本校教師到經濟發達地區進行技術培訓。由于培訓時間短，這些教師只學會一些基本的東西，回來后就到實訓基地對學生進行培訓，培訓效果較差。
二、貧困地區實訓基地建設的措施。
（一）以高職教育為龍頭，全面整合職業教育實訓教學資源。
加快職業教育發展步伐是貧困地區轉移農村勞動力、脫貧致富的重要途徑。在廣西貧困地區，高等職業教育和各中等職業教育的實訓教學資源相互獨立，沒有形成有利于本地區職業教育發展的資源共享的教學模式，在財政經費緊張的情況下出現了實訓教學設備重復投入、教學資源沒有充分發揮作用的現象。要辦好職業教育，當務之急是整合和規范化建設區域性的實訓基地。
高等職業教育代表著職業教育發展的方向，承擔著為社會培養高技能應用型人才和振興當地經濟的重任，無論是師資力量，還是教學環境都具有中等職業學校無法比擬的優勢。因此，在貧困地區發展職業教育，政府部門應考慮將實訓教學設備進行整合，拿出一些經費用于建設規范化、具有真實職業氛圍的實訓基地，基地設立于高等職業院校內，由高職院校進行管理，產權歸政府所有，各職業教育院校使用實訓基地對學生進行培訓時，應按一定的比例上繳實訓費用，該費用用于基地內設備的維護、維修和更新換代，保證基地內的設施具有一定的先進性。采取如此措施，可以保證在經費緊張的情況下，建設規范化的實訓基地，使職業教育健康有序地發展，更好地為當地經濟建設服務。
（二）結合當地的經濟發展情況，把握技術發展的前沿，做到資源共享，注重真實性和創新性。
職業教育要為當地的經濟建設服務，其實訓基地應結合當地的經濟發展情況而建立，為當地的企業培養高技能的應用型人才。在建設實訓基地時，應以培養目標為依據，分析學生不同階段應掌握的專業知識和專業技能，根據教學規律和專業特點圍繞課程設置，以合理性、可行性原則配置實驗實訓設備。建設高水平的實訓平臺所需資金較多，建設過程中應考慮同時滿足相關專業各層次的需要，避免重復建設。
實訓基地的建設必須把握技術發展的前沿，運用現代技術，集成先進的器件和設備，做到適度超前并留有可發展的空間。實訓基地的建設是培養應用型人才的關鍵和核心。實訓基地既要跟上經濟發達地區企業技術水平的發展，又要體現出技術起點高、技術含量大、技術先進的特色，使學生在實訓過程中學到和掌握本專業領域先進的技術、工藝。先進的實訓設備不僅能訓練學生的實踐技能，而且可有效地推動課程建設，提高教師的業務水平。同時為教師的教學研究和科技開發提供實驗平臺。
在實訓基地建設中，應考慮各種實訓場地、儀器設備、軟件、師資、人員，各種管理與服務平臺等，力求做到資源共享，提高投資效益。在功能角度上，要求基地具有教學、科研、開發、生產和培訓等多種功能。實訓基地建設從空間到時間都要向學生、社會全面開放，而不能成為某個院?；驅I的專用場所?；匾嫦驅W生、教師開放，向社會開放，在時間上應實行全天候開放。
實訓基地的建設應注重真實性和創新性，盡可能地為學生提供真實的職業環境。要求貼近生產、建設、管理、服務第一線，努力體現真實的職業環境，讓學生在一個真實的職業環境下按照未來專業崗位群對基本技術技能的要求，得到實際操作訓練和綜合素質的培養。職業院校應積極主動，自主創新，引入專業導師制度、職業技能證書制度、學習創新制度。同時讓學生參與相關科研課題，為學生創新活動的開展提供載體和場所。
（三）加強師資隊伍建設，充分發揮實訓基地的作用。
職業教育的培養目標是為生產一線培養技術應用型人才，實訓教師要具備傳授基本專業知識和指導學生具體操作的能力，要求實訓教師在搞好實訓教學工作的同時還應注意實踐操作能力的培養。作為實訓基地管理者的高職院校在實訓基地建設過程中，應鼓勵教師積極參與，并要求教師在實踐中更新觀念。通過定期對實訓教師進行高級職業技能培訓，走專兼結合的道路，培養一批理論水平高、實踐能力強的“雙師型”教學隊伍。
派相關專業教師到經濟發達地區的企業深入學習，聘請兼職教師來指導學生實訓，傳授實踐知識與寶貴經驗。這樣，既可優化師資，又可提高整體教學水平，使教師的整體水平能緊跟行業發展水平。通過實訓基地建設及加強“雙師型”教師隊伍建設，可使專業教師得到鍛煉和培養，提高教師的實際動手能力和設計能力，加強教師與企事業單位的密切聯系。
打造一流區域性實訓基地品牌，面對社會的競爭，實訓基地必須打造并形成自己的基地品牌。實訓基地除了完成職業院校的實訓課程的教學外，還可以擴大培訓項目，面向社會企事業單位進行技術培訓。實訓基地應充分利用先進的設備、良好的場地、具有豐富實踐經驗和理論知識的“雙師型”師資隊伍等資源優勢，拓展基地的內涵，面向社會開放，創造一定的經濟效益。實訓基地的建設起點較高，設備先進，代表了行業發展的先進水平，在有條件的情況下可以成為職業技能鑒定基地?？砂凑照畡趧雍蜕鐣Ｕ喜块T及職業技能鑒定機構對職業技能鑒定的具體要求，向校內、校外承接職業技能鑒定的任務。
實訓基地具有豐富實踐經驗與扎實理論知識的“雙師型”師資隊伍，為高職院校的科研成果產業化和轉化提供了很好的平臺。實訓基地應該充分利用先進的設備、場地以及學校的人才優勢，將實訓基地建成科學技術成果轉化的開發基地，該科研成果的轉化將大大的推動當地的經濟發展。
實訓基地的建設對于貧困地區職業教育來說是一項長期而艱巨的任務，需要各級領導的高度重視。實訓基地的建設也是一個高投入的建設，需要循序漸進地不斷完善。只有領導重視。加大投入，廣大師生更新觀念，共同努力，才能把實訓基地建設好，為社會培養出更多的具有實踐操作技能和創新能力的高素質人才。
參考文獻：
區域經濟史論文范文6
[關鍵詞]市鎮；城市化；城鎮體系
[中圖分類號]C912[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5-6432（2013）32-0094-03
隨著我國經濟的發展和城市化進程的不斷加速，城市研究方興未艾，城市管理學儼然已成為一門“顯學”。城鎮是區域經濟發展的重心，近20多年來，有關城鎮問題的研究在我國得到長足的發展，研究城鎮的大量專著和論文得到出版和發表。目前學界對城鎮體系下的市鎮研究頗為關注，論著層出不窮，多集中于研究市鎮的經濟功能和市場框架。有些學者從經濟史、社會史的角度做出了很多有益的探索，對市鎮的研究日益深入，在宏觀和微觀方面都取得很大的進步。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本文試圖從歷史地理學的角度出發，吸收城市學、經濟學、社會學、地理學等多學科的方法，以探求歷史地理學視野下的市鎮研究的理論和方法。
1市鎮發展與城鎮體系的完善
市與鎮在宋代以前是不同的，市是指商業貿易之所，鎮則指軍事重鎮。自宋代以后，鎮開始演化成工商業中心，其軍事上的意義已經降到了次要地位。明清時期，市與鎮已經同列。市鎮是社會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它們是隨著農業、手工業和商品經濟的發展而出現和興起的。市鎮的發展是農村市場發展的產物，它們主要是作為農村市場中心地而存在的，并發揮著城鄉市場媒介的作用。[1]它是商品經濟發展狀況的探測器，既屬于鄉村研究的范圍，也可視作是城鎮體系的一個組成部分，它的發展水平取決于商品化程度、交通條件和人口密度等因素。
任放給市鎮定義為：“明清時期介于縣城和村落之間的具有相對獨立性的商業實體?！盵2]在樊樹志看來，市和鎮作為地理概念和地理實體，是社會經濟發展到某種特定階段的產物。市是由農村交換剩余產品而形成的定期集市演變而來的，鎮是比市高一級的經濟中心地。[3]胡如雷強調市鎮的建立必須以一定數量的工商業戶的定居經營為前提，它與市集的“朝實暮虛”有明顯的差別。[4]劉景純認為，市鎮是適應農村商品經濟的發展出現的以經濟活動為主要功能的小城鎮。[5]在筆者看來，市鎮是構成城鎮體系的基礎環節，是溝通城鄉的重要橋梁。同時，作為一地理實體，市鎮有著獨特的空間分布特征和經濟職能，是歷史城市地理研究中不可忽視的環節。歷史城市地理學不僅要研究歷史時期的都城，而且要研究歷史時期一級行政中心城市、二級行政中心城市甚至集鎮及其相互關系，把區域內的各級城鎮群體作為研究對象。因此，作為城鎮體系層級中的市鎮體系也是歷史城市地理學研究的重要內容。
隨著國土開發范圍的擴大，地域經濟的繁榮，也導致了邊防軍事重鎮和大城市草市的興起，成為我國小城鎮發展的伊始。據記載，我國軍鎮設置始于北魏，沿長城一線設置六大防御北方民族的軍鎮。到唐代，這類軍鎮除仍在北方設置外，范圍進一步擴大到西北、西南、東北地區。作為我國小城鎮前身的草市，興起于南北朝時期。中唐以后，由于經濟繁榮集中表現在手工業、商業的興盛上，隨著水陸交通的發展，草市的設置也因地方經濟的需要而迅速發展起來。在廣大農村交通要道之地逐漸興起了大批集市，從而發展成為農村的商品交換中心。不僅如此，有些草市由于其形成因素不同，又具有不同的職能，從而向專業市鎮發展。這樣就形成了由都城——道級駐所城市——府州級駐所城市——縣城——鎮及草市組成的比較完整的城鎮系統。
五代、宋元時期，草市逐漸演化為商業性集鎮。鎮市是比草市更高層次的經濟中心地，宋代鎮的性質也發生了重大變化。鎮市成為縣市與草市之間的市場建置，并在鎮市設置監鎮官，“諸鎮監官，掌警邏盜及煙火之禁，兼征稅榷酤?！辨傔@一地理層級，各地稱呼差異不大。至于市這一地理層級，各地稱呼各有不同，諸如：市、店、步、埠、墟、集、場、行之類。市的用法最普遍，因而市鎮并稱，使市鎮成為一個專門名詞。市也稱為店，以北方為多。它們大多處于交通要道或交通發達之所，政府常在此設置場務征收商稅。市也稱作步。宋代揚州附近的瓜步鎮在唐代稱為瓜步，是“舟艫津輳而遙系江南”的一個草市，瓜步鎮就是在瓜步草市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6]。市也稱為集，蓋取市集之意，市鎮因而也可稱作集鎮。北方的地方志中多有市集、鎮集或集市鎮店的條目。市也稱為亥市和場，多見于四川等地，當地俗稱“場集”。市也稱作行，蘇松一帶較常見。市也稱作墟，嶺南尤為多見，《廣東新語》有對其的詳細描述[7]，李龍潛先生認為：“明清時期廣東的墟市大體上有三種類型：一是沒有固定字號商鋪的定期市場，稱為“墟”；二是設有固定字號商鋪，“常日為市”的常開市場，稱為“市”；三是“市與墟兼之”的市場，可稱為“墟市”?！盵8]加藤繁先生早在20世紀20年代就認為清代廣東的農村墟市比中國其他地區發達[9]。這種現象出現的原因可能是廣東清代以后一口通商成為對外貿易中心，商品流通發展的結果[10]。市的名稱存在地域性差異表明，市的興起和發展是一個普遍現象。它的名稱雖因地而異，但結構功能卻大致相同，體現了歷史的統一性和多樣性。
在宋代，隨著地域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城鎮體系等級系列逐步完善，已有明顯的等級規模關系，市鎮體系初步形成。明清時期是市鎮迅猛發展的時期。由于商品經濟的崛起，帶來了城鎮數量的增加、地域分布的擴展和城鎮間經濟聯系的加強。主要表現在以下方面：①市鎮間人口規模等級形成。②農村集鎮大量興起。③小城鎮人口增長迅速。明清時期城鎮地域空間結構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江南市鎮蓬勃發展。由于商品性農業、手工業的發展，對外貿易量增加，從而促進了沿海地方港口市鎮的發展，城鎮體系的等級規模結構形成。
2市鎮與城鎮化
城鎮化是鄉村變成城鎮的一種復雜過程，也被稱作城市化、都市化。對這一過程的理解，不同學科有很大的差別。歸納起來有社會學、人口學、經濟學和地理學的不同概念。社會學家認為，城鎮化是一個城市性生活方式的發展過程，它意味著人們不斷被吸引到城鎮中，并被納入到城鎮的生活組織中去，而且還意味著隨城鎮發展而出現的城鎮生活方式的不斷強化。人口學家認為城市生活方式的擴大是人口向城鎮集中的結果。城鎮化就是人口向城鎮集中的過程，這種過程可能有兩種方式，一是人口集中場所即城鎮地區數量的增加，二是每個城鎮地區人口數量的不斷增加。從經濟學的角度來看，城市性的生活方式是一種以非農業生產為基礎的生活方式，因此他們把城鎮化看成是由于經濟專業化的發展和技術的進步，人們離開農業經濟向非農業活動轉移并在城鎮集聚的過程[11]。上述對城鎮化的不同理解，不是互相抵觸而是互相補充的關系。城鎮化過程是一種影響極為深廣的社會經濟變化的過程，它既有人口和非農業活動向城鎮的轉型、集中、強化和分并，以及城鎮景觀的地域推進等看得見的實體的變化過程，也包括了城市的經濟、社會、技術變革在城鎮等級體系中的擴散，并進入鄉村地區的過程。甚至包含城市文化、生活方式、價值觀念等向鄉村地域擴散的較為抽象的精神上的變化過程。
在縱剖面上，對城鎮化也有不同的理解。國外有人把城鎮化過程追溯到幾千年前城鎮出現的年代，分古代的城鎮化和現代的城鎮化。國內也有人把城市在地球上出現之日起到鄉村城市化完成，城鄉融合時止這樣一個長過程作為城鎮化過程。還有一種觀點認為，城鎮化只是工業革命以來開始的過程。筆者認為，自從城市產生之日起城市化就揭開了序幕。不同的歷史時期有不同的城鎮化方式，中國的城市化大體上可分為四個階段，即：①古代傳統城鎮化階段，這一階段主要指明清以前的城鎮化過程。②近代時期，主要指明清時期。城鎮化出現了新的因素。③近現代時期，主要指晚清民國時期。④當代城鎮化階段。歷史地理學著重探討前三個階段的城市化進程，其中主要側重于對城鎮化的空間發展過程及對城鎮體系層級的探討。
市鎮網絡體系也應是歷史地理學應研究的內容。所謂市鎮網絡，是指市鎮在空間上的分布，包括平均每州縣市鎮數、市鎮密度、市鎮平均間距等方面，通過市鎮網絡可以看出一個地區的市鎮發展水平。市鎮密度是指單位面積內的市鎮數，可用區域內的市鎮數除以區域單位面積求得。市鎮密度的計算可以采取不同的標準，據研究范圍而定。有的學者將市鎮密度稱為市鎮率，認為市鎮密度是指每平方千米內的市鎮分布狀態，可以用單位面積內的市鎮總數和該單位的總面積相比，求得一個百分率來表示[12]。與市鎮密度相關的概念還有市鎮貿易范圍和貿易半徑，能反映出市鎮體系的層級關系及市鎮群體的輻射力量。市鎮是最基層的中心地，它總是分屬于一定的行政區劃中，與行政中心地構成相互聯結的網絡。因而，州縣區劃的幾何形狀和治城的位置往往影響市鎮的空間布局。一般而言，縣治在其區劃中的位置有三種，從而導致市鎮空間位置亦不盡相同。一是縣治位于區劃范圍中心。在這一情況下市鎮往往較均勻地分布于縣治輻射而出的交通要道上，形成“眾星拱月”式結構。二是縣治位于區劃中心，市鎮偏離兩翼，這種結構發生在條形區劃中。三是縣治居于一隅，市鎮分布呈扇形。[13]
城市化、城鎮化代表著人類社會文明發展的進程，也是現代化的重要指標之一。歷史證明中國的城市化是具有中國特色的，不像西歐的城市是在與領主的斗爭中發展起來的。中國城市起源早，與王朝緊密地結合在一起，并成為各級政權機構的所在的，是按“王制”規劃而構筑的。但是到了明清時期，中國的城市化出現了新趨勢，即大眾城市發展基本上停滯了，只是逐漸地增添了某些經濟職能的色彩。城市化的道路則更多地表現為許多市鎮的興起，城市化的主流則演化為由經濟職能為主導的市鎮群的形成。市鎮是城市的微型或縮影，是城市體系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大中城市通過市鎮與廣大農村保持著密切聯系，形成了整個社會經濟的完整體系。市鎮是部分地脫離農業生產，以從事手工業、商業或服務業為主的經濟實體，它占有一定的地域，擁有相當數量的非農業人口的居民集結點，它是一個社會實體和地理實體。
綜上可知，因自然環境和社會環境的巨大差異，不同時期不同區域的市鎮風格各異。因此歷史地理學視野下的市鎮研究不僅要探求其空間分布的地理差異和其內部空間結構特征，更要注重對其產生如此差異和特征的自然環境的探討。不僅要進行對微觀市鎮社區的研究，而且要進行對區域市鎮的比較研究，力求做到點線面的結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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