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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子市場論文范文1
巴羅（Barro，1976）較早地將擔保問題納入經濟學和金融學的討論范疇。巴羅根據大量信貸配給的理論文獻提出了一個完整的信貸融資擔保模型，該模型直接把擔保和利率聯系起來，說明了擔保在決定貸款市場利率中的作用。施蒂格利茨和韋斯（Stiglitz和Weiss，1981）提出了信貸配給中的逆向選擇理論。銀行與申請貸款的企業存在信息不對稱，理性的銀行會努力控制信貸風險以使收益最大化。若提高貸款利率，雖然一方面使銀行收益增加，但另一方面也使成功申請貸款企業的最低風險水平上升，部分申請貸款的低風險企業選擇退出信貸市場，申請貸款企業的整體風險上升，這可能會降低銀行的預期收益，使銀行處于兩難選擇的境地。郝蕾和郭曦（2005）分析了在利率管制下的賣方壟斷型信貸市場中不同擔保模型對企業融資的影響，結果表明互助擔保比政府擔保更具有優勢?；ブ鷵２粫鹄娴闹匦路峙洌畵痫L險轉嫁，導致收益在企業內部、銀行與企業之間重新分配。楊勝剛和胡海波（2006）分析了信用擔保機構的兩種風險控制手段——比例擔保和反擔保的不同組合對中小企業信貸市場上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的不同影響。當中小企業提供的反擔保品價值大于貸款本息時，擔保機構擔保比例的增加有利于減少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當中小企業不提供反擔?；蚍磽＝痤~不足時，擔保機構為貸款提供較高比例的擔保會加劇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問題。付俊文和李琪（2004）運用數理模型分析了中小企業信用擔保與逆向選擇的問題。結論是在中小企業無任何抵押擔保品的前提下，雖然擔保機構部分解決了信息不對稱問題，但并未解決由此產生的逆向選擇問題。黃亮等人（2005）通過對比中美中小企業的融資渠道和結構，對中國中小企業融資難的原因進行分析，并進一步通過模型解釋了資金借貸市場上的逆向選擇問題和銀行被迫采用的信用配給制度?？紤]到中小企業融資難除自身資質差等內部因素外，還受到非對稱信息等外部因素的影響。在現實中，由于信息不對稱的存在使得銀行觀測不到企業的真實風險類型，導致部分企業無法得到貸款，因而采用信息不對稱框架分析該問題是合理的。貝森科和薩科（Besanko和Thakor，1987）考慮了不同市場結構下，存在信息不對稱時抵押對于企業信貸的作用。本文擬將其研究抵押機制的框架借鑒到融資性擔保機構的研究中，二者具有一定的共性。本文與貝森科和薩科（Besanko和Thakor，1987）及施蒂格利茨和韋斯（Stiglitz和Weiss，1981）的不同之處在于：貝森科和薩科（Besanko和Thakor，1987）等主要研究了信貸市場中銀行與企業間博弈均衡的抵押貸款合同，只涉及銀行和企業兩方的靜態博弈過程。而本文開創性地將其研究抵押機制的框架應用到融資性擔保機制中，討論存在信息不對稱情形時有無擔保機構對企業信貸行為的影響，是一個包含銀行、企業與擔保機構的動態博弈問題。本文的研究框架如下：第一部分描述所研究問題的背景；第二部分對已有文獻進行總結；第三部分對引入不同類別擔保機構的作用進行對比分析；第四部分考慮壟斷和完全競爭兩種信貸市場結構下，引入政策性擔保機構對企業融資的影響。并做進一步附加分析，討論考慮稅收政策及引入再擔保機構的影響；第五部分總結全文，并提出政策性建議。
二、不同類別擔保機構的作用比較
（一）模型假設1、基本假設假設在一個不完全信息的經濟中，存在銀行、企業和擔保機構三方參與者。其中，銀行為風險厭惡；企業和擔保機構均為風險中性，其收益值即為其效用值。2、銀行經濟中只有一家銀行，其效用函數設定為二次型：2uxxx/2。其中，x為其收益值。銀行提供給企業的貸款利率為r，貸款額度為D。銀行無法觀測到企業的風險類型，只能通過制定固定的貸款利率使得自身期望效用最大化。3、企業經濟中有多種不同類型的企業，每個企業均可投資于一個風險項目，成功時可獲得回報R，失敗時為0；同時，企業也可以投資一個無風險項目，獲得的收益為b（即為投資風險項目的機會成本）。假定企業先期沒有足夠的項目投資資金，需向銀行貸款，但其可自由選擇是否進入信貸市場。企業所投資風險項目的成功概率為，服從上的均勻分布，即。借鑒施蒂格利茨和韋斯（Stiglitz和Weiss，1981）的假設，假定所有企業風險投資項目具有相同的期望收益I，則IR10R，即“高風險高收益”：項目成功的收益R越高，成功的概率越低，企業的風險類型越高。為簡化分析，假設企業只有在項目成功時才能支付銀行的本息和擔保費用，而項目失敗時只損失反擔保物。①4、擔保機構擔保機構為企業貸款提供擔保，當企業項目失敗無法還貸時，擔保機構承擔的風險分擔比例為，即此時擔保機構需要支付給銀行。①此外，擔保機構要求企業提供一定的反擔保比例，并支付擔保費率0,1，即企業提供給擔保機構的反擔保物為D，擔保費用為D。這里主要考慮兩類擔保機構：政策性擔保機構和商業性擔保機構。（1）政策性擔保機構政策性擔保機構是由政府扶持的、旨在幫助企業融資的中介機構。政策性擔保機構的目標為最大化企業的貸款規模，其不以盈利為目的，表現為微利運營。（2）商業性擔保機構商業性擔保機構以盈利為目的，目標為最大化自身的期望利潤。為了簡化分析，不考慮擔保機構制定因企業類型而異的擔保費率，即假定擔保機構提供給所有企業統一的擔保費率iiG,C，但這兩類擔保機構各自收取不同的擔保費率，即GC。進一步需要說明的是，本文并未考慮銀行的抵押機制，這是因為實踐操作中擔保機構對抵押物（反擔保物）的認可程度（如抵押物品種、折扣比例等）遠高于銀行。相對銀行僅接受土地、房產或某些設備等而言，擔保機構對抵押物（反擔保物）的品種范圍要求則更為寬松。如某些銀行不認可的股權、礦權等，擔保機構經調查研究后均可接受。下面分別考慮無擔保機構、引入政策性擔保機構以及商業性擔保機構對企業信貸活動的影響。
（二）無擔保機構情形下的信貸市場分析類型為的企業期望利潤函數為假設滿。由上式可得，由于市場存在不對稱信息，銀行無法觀測到企業的風險類型，因而只能制定統一的貸款利率r，導致部分低風險類型的企業退出市場，此時信貸市場出現逆向選擇。且/r0，若銀行出于收益最大化的目的提高貸款利率，這會導致申請貸款企業的最低風險水平上升。部分申請貸款的低風險企業選擇退出信貸市場，而高風險企業則繼續留在信貸市場（即企業投資項目的風險水平普遍較高），進一步加劇了信貸市場的逆向選擇問題。由Bur的表達式可得，若銀行提高貸款利率：一方面，貸款給單個企業的期望效用呈先增后減的倒“U”型；另一方面，進入信貸市場的企業類型有所減少，進而使得銀行的總效用下降。因此，貸款利率r對于銀行期望效用的影響不確定。由于Bur對r求導后無法得到關于最優貸款利率的顯示解，下面我們將對模型中涉及的參數在合理范圍內賦值，使用數值模擬方法進行分析。從數值模擬標準化方法出發，并結合實地調研，將貸款額度D標準化為1，企業的期望收益1.1iiIR，企業投資于無風險項目的收益b0.05，擔保機構的風險分擔比例為，反擔保比例為0.7，①所有參數的取值如下表1所示。將具體參數賦值代入后，應用Matlab軟件，可得到銀行的期望效用Bur關于貸款利率r的數值模擬圖，如下圖1所示：由上圖1在無擔保機構且不考慮抵押機制時，銀行的期望效用Bu與貸款利率r呈現出先增后減的倒“U”型關系。即當貸款利率較低時，隨著銀行貸款利率的提高，銀行的期望效用會先增加，但隨著貸款利率繼續提高，進入信貸市場的企業類型開始大幅減少，在貸款利率達到一定水平后，銀行的總體期望效用會逐漸下降。進一步可求得此時最優貸款利率的數值解為r0.70，因此進入信貸市場的企業風險類型的臨界值為，即進入信貸市場的企業風險類型。因此，由于銀行無法觀測到企業的真實風險類型，從風險規避及收益最大化出發，銀行一般會制定較高的貸款利率，導致只有風險類型偏高的部分企業才能進入信貸市場并獲得銀行貸款。
（三）引入擔保機構后的信貸市場分析本部分分別討論引入政策性擔保機構和商業性擔保機構后對企業信貸的影響。兩類擔保機構的主要差異在于：經營目標不同，且收取的擔保費率也不同。結合擔保機構不同的擔保費率水平，銀行通過選擇貸款利率r以最大化期望效用。下面分別分析引入政策性擔保機構和商業性擔保機構后的最優貸款利率及進入信貸市場的企業類型。1、政策性擔保機構由于政策性擔保機構不以盈利為目的，奉行微利運營，其目標為最大化貸款企業的規模，因此政策性擔保機構的最優化問題為由上式可得，政策性擔保機構的擔保費率隨銀行貸款利率的增加而增加，與風險分擔比例呈正比，與反擔保比例呈反比。進一步將*G的表達式代入（4）式中，可得到銀行期望效用關于貸款利率r的表達式，由于無法得到顯示解，仍然通過數值模擬的方法進行分析。根據表1所取參數值，銀行的期望效用與貸款利率之間的關系如下圖2：2、商業性擔保機構商業性擔保機構的目標是追求自身利潤最大化。由（3）式可知，擔保機構期望利潤隨擔保費率單調遞增，因此商業性擔保機構會選擇最高的擔保費率，即*1C，再結合表1所取參數值對引入商業性擔保機構后的情況進行數值分析。當引入商業性擔保機構時，銀行期望效用與貸款利率之間的關系如下圖3：如上圖3所示，在引入商業性擔保機構后，銀行的期望效用Bu與貸款利率r同樣呈現出先升后降的倒“U”型關系，此時最優貸款利率的數值解為r0.358，進入信貸市場的企業類型臨界值為，即進入信貸市場的企業風險類型為0,0.21。與無擔保機構時的情況相比，由于商業性擔保機構收取的擔保費率高，導致企業信貸成本增幅較大，進入信貸市場的企業類型反而有所減少。因此，引入不同類型的擔保機構會對企業貸款起到不同的作用。由于政策性擔保機構微利運營，引入政策性擔保機構后可以使企業承擔較低的擔保費率和貸款利率，從而使全部類型的企業均可進入信貸市場；而引入商業性擔保機構后，由于擔保機構以盈利為目的，導致企業承擔的擔保費率過高，從而抑制了企業進入信貸市場，由此可得到如下命題2。命題2：引入政策性擔保機構可增加進入信貸市場的企業規模，而商業性擔保機構由于收取過高的擔保費率，導致進入信貸市場的企業規模減少。因此，政策性擔保機構可有效緩解信貸市場中的逆向選擇問題，而商業性擔保機構則會進一步加劇逆向選擇問題。政策性擔保機構的引入分擔了銀行所承擔的企業違約風險，這使得銀行更加注重進入信貸市場的企業數量，而不僅僅關注單個企業的收益函數，銀行開始追求“規模效應”，相應收取較低的貸款利率，從而大大增加了進入信貸市場的企業數量，有效緩解了信貸市場中的逆向選擇問題。而商業性擔保機構的引入雖然也會降低銀行的貸款利率，但由于擔保費率過高，導致企業信貸成本不降反增，進一步加劇信貸市場中的逆向選擇問題。
三、政策性擔保機構的作用分析
上面從理論上證明了政策性擔保機構可以有效緩解中小企業融資難問題，下面將針對政策性擔保機構做進一步深入研究。借鑒貝森科和薩科（Besanko和Thakor，1987），本文在類似的逆向選擇框架下研究擔保機制對于信貸配給的影響。不同的是，我們引入了政策性擔保機構這一第三方參與主體，同時在模型中增加了一個博弈階段：首先由擔保機構提供擔保合同，而后再由銀行制定貸款合同。在不改變經濟中信息結構的框架下，研究存在信息不對稱時有無擔保機構對企業信貸行為的影響，是一個包含銀行、企業與擔保機構三方的逆向選擇問題。為了著重刻畫市場中的信貸合同和擔保合同如何隨企業風險類型的不同而變化，本文將模型簡化為只包含兩種風險類型企業的情況，以便更好地分析存在不對稱信息時引入政策性擔保機構對企業信貸行為的影響?？紤]一個包含銀行、企業、政策性擔保機構的不完全信息經濟，三方均為風險中性。這里假設銀行為風險中性主要是基于如下兩點原因：第一，由于經濟中只存在兩種類型企業，故不必考慮企業是否自由進出信貸市場，這種情況下風險厭惡與風險中性的假設并不影響模型的主要結論；第二，在貝森科和薩科（Besanko和Thakor，1987）的框架下，銀行風險中性的假設可以得到更為直觀簡便的顯示解。因此，本文參考貝森科和薩科（Besanko和Thakor，1987），假設所有參與方均為風險中性，收益值即為其效用值。企業可以投資于一個有風險的項目，成功時可獲得回報R，失敗時為0（假設企業向銀行貸款時不提供抵押品，且項目失敗時無其它損失），項目成功的概率為。有高風險和低風險兩種類型企業，項目成功的概率分別為1和2，且1201。企業也可以投資于一個無風險的項目，獲得的收益為b（即投資風險項目的機會成本）。企業由于資本金不足，需向銀行借貸。由于信息不對稱的存在，銀行無法觀測到企業的風險類型，但知道經濟中高風險和低風險企業的比例分別為。銀行貸款給這兩類企業的概率分別為1和2，貸款利率分別為1r和2r，銀行的存款利率為br，銀行給企業的貸款額為D。政策性擔保機構是由政府扶持的、旨在幫助企業融資的機構，故不以營利為目的，在模型中假設其利潤為0。①擔保機構要求企業提供一定的反擔保物（反擔保比例為）并支付擔保費率。由于為企業提供擔保前需深入企業進行調研，這里假設政策性擔保機構能夠觀測到企業的類型，其為兩種類型企業提供差異化的擔保費率，分別為12,。當項目失敗無法還貸時，擔保機構的風險分擔比例為，即此時擔保機構會支付給銀行D。②本部分將分別在信貸市場為壟斷和完全競爭兩種市場結構下，討論存在信息不對稱情形下的企業信貸問題。首先，在信貸市場壟斷的情形下，分析經濟中無擔保機構和引入政策性擔保機構后對企業貸款及社會福利的影響；其次，在信貸市場完全競爭的情形下，研究有無政策性擔保機構對企業貸款和社會福利的影響；最后，附加討論一些其它問題，如引入政府稅收政策對模型的影響、引入再擔保機制對企業信貸行為的影響。
（一）壟斷的信貸市場本節討論信貸市場中銀行處于壟斷地位的情形，即經濟中只有一家銀行，通過制定貸款合同以最大化自身利潤。1、無擔保機構在無擔保機構時，銀行貸款給企業的期望利潤B為2、有擔保機構在引入政策性擔保機構后，當企業投資項目失敗無法償還貸款時，政策性擔保機構和銀行會各自承擔一部分風險。假設擔保機構要求企業提供一定的反擔保比例，即企業提供給擔保機構D的反擔保物。當企業無法還貸時，企業的反擔保物歸擔保機構所有。由于政策性擔保機構能夠觀測到企業的真實風險類型，故可提供不同的擔保合同。此時博弈分為兩個時期：第一期，政策性擔保機構觀測到企業的類型并為兩類企業提供不同的擔保合同，這里首先討論內生選擇擔保費率,，而外生給定風險分擔比例及反擔保比例的情形。由于政策性擔保機構的目標是最大化企業的利潤以扶持企業發展，故而奉行微利運營；第二期，企業進入信貸市場，此時銀行仍無法觀測到企業類型，銀行選擇提供給企業不同的貸款合同以最大化利潤。此外，假設項目成功時企業需支付銀行貸款本息和擔保機構的擔保費，若項目失敗則只損失反擔保物。運用逆向歸納法求解，首先考慮博弈的第二階段，即銀行和企業間的信貸合同。在得到最優的貸款概率和貸款利率后，對擔保機構的最優化問題進行求解，得到最優擔保費率。進一步通過比較引理1和引理2，分析在無擔保機構與有擔保機構時對企業融資的影響，可得到如下命題3。命題3：在壟斷的信貸環境中引入政策性擔保機構后，銀行對高風險企業授信要求進一步提高。但當高風險企業得到貸款時，高低風險兩類企業的貸款利率均下降，且高風險企業的利潤不變，而低風險企業的利潤增加，銀行利潤減少，經濟總體福利保持不變。①在壟斷的信貸市場中，擔保機構的引入提高了高風險企業得到貸款的準入門檻，而高風險企業一旦可以獲得貸款，則貸款利率會有所下降。進一步地，擔保機構的存在降低了銀行的利潤，并等額提高了低風險企業的利潤，總體社會福利不變。
（二）完全競爭的信貸市場這一部分討論信貸市場中銀行完全競爭的情形。此時市場中存在多家銀行，每家銀行同時宣布各自的貸款合同，由企業來選擇銀行進行貸款，這里假設每個企業只能選擇其中一家銀行來貸款。由于銀行間是完全競爭的，因此各銀行的利潤為0，在這種情形下，企業更有議價能力。根據羅思柴爾德和施蒂格利茨（Rothschild和Stiglitz，1976）及威爾遜（Wilson，1977），不完全信息下逆向選擇的結果不可能只存在一種合同。因此，在完全競爭的框架下，銀行仍會提供兩種不同的信貸合同。下面分別對無擔保機構與引入擔保機構后對企業融資的影響進行討論。
1、無擔保機構在無擔保機構且完全競爭的信貸市場中，企業通過選擇信貸合同使得期望利潤最大化，同時滿足銀行利潤為0。由于均衡時經濟中存在兩種不同的信貸合同，故還應滿足企業各自的激勵相容約束。此時，企業的最優化問題為。2、有擔保機構引入擔保機構后，與壟斷有擔保機構時的討論相似，此時的博弈同樣分為兩個時期：第一期，擔保機構觀測到企業類型并為兩類企業制定不同的擔保費率；第二期，企業進入完全競爭的信貸市場，選擇不同的貸款合同來最大化自身利潤。這里同樣假設企業項目成功時才可支付銀行貸款的本息和擔保機構的擔保費，項目失敗則無法支付。由引理6可得**1ˆ小于**2ˆ，即擔保機構會選擇給低風險企業制定更高的擔保費率。這主要是由于此時高風險企業的貸款利率更高，為最大化兩類企業的總利潤，擔保機構會對低風險企業征收更高的擔保費率，以此平衡兩類企業的利潤，使二者利潤和最大。同樣地，對于低風險企業，項目成功概率2越高，擔保費率越低；擔保機構的風險分擔比例越高、反擔保比例越低，則擔保費率越高。進一步通過比較引理4和引理5，在完全競爭的信貸市場中，比較無擔保機構與有擔保機構對企業融資的影響，可得到如下命題4。命題4：在完全競爭的信貸環境中引入政策性擔保機構后，兩類企業的貸款利率均下降；高風險企業得到貸款的概率不變，低風險企業得到貸款的概率提高；低風險企業利潤增加，高風險企業利潤不變，政策性擔保機構的存在有助于低風險企業獲得信貸支持。通過比較命題3和命題4可知，隨著信貸市場結構的完善，高風險企業可以確定性地得到銀行貸款，并且擔保機構對企業制定的擔保費率也有所改變，擔保機構會轉而向低風險企業征收一定的擔保費，此時擔保機構的作用更加突出：在完全競爭的信貸市場中，引入擔保機構后有效提高了低風險企業的貸款概率，并使得社會總體福利增加。這是由于在信貸市場中，如果銀行處于壟斷地位勢必會掠取企業的剩余，而擔保機構通過承擔一部分的風險分擔比例，一定程度上改善了貸款環境，將一部分銀行利潤轉移給企業；如果銀行間完全競爭，則企業更有議價權，此時銀行不再有正的利潤，引入擔保機構可以更加有效地促進貸款和擔保合同的設計，從而使得社會總體福利增加。
（三）附加分析本部分討論兩個附加問題：一是政府的稅收政策，即由政府向銀行和企業征稅，之后再將稅收轉移給擔保機構進行財政補貼，在此種模式下討論對模型結果的影響；二是討論引入再擔保機制對企業信貸行為的影響。1、稅收首先，我們分析政府稅收政策對信貸市場的影響。以壟斷的信貸市場情形為例，①研究引入政策性擔保機構后對企業信貸的影響。假定政府對銀行和企業所得的利潤部分征稅，所得稅稅率均為，類似于壟斷有擔保時的討論，此時銀行的最優化問題為。因此，引入稅收措施補貼擔保機構雖然有助于放松擔保機構的預算約束，使擔保費率下降，但由于對企業征稅會直接導致其利潤減少，稅收扭曲了利潤在銀行和企業間的分配。直觀上來說，政府不應該為了給政策性擔保機構補貼而對中小企業征稅，雖然對政策性擔保機構進行補貼有利于降低擔保費率，但稅收的存在最終會使得中小企業的收益下降。2、再擔保下面將進一步對政策性擔保體系進行補充和完善，分析再擔保結構的引入對經濟中信貸及擔?；顒拥挠绊?。所謂再擔保，是指當擔保人不能獨立承擔擔保責任時，再擔保人將按合同約定比例向債權人繼續剩余的清償，以保障債權的實現。在本文中，再擔保機制具體表現為引入一個政策性再擔保機構，為政策性擔保機構提供擔保，當企業項目失敗需要擔保機構代償時，再擔保機構會承擔一部分的再擔保風險分擔比例，同時擔保機構也需要向再擔保機構支付一定的再擔保費用。假設再擔保費率按擔保費率的一定比例收取，即再擔保費率為。需要說明的是，再擔保機構根據零利潤條件內生選擇再擔保風險分擔比例。由于引入再擔保機制只會對擔保機構的行為產生影響，因此信貸市場完全競爭下的結果與壟斷情形相似。下面以壟斷的信貸市場為例，分析引入再擔保機制對信貸及擔?；顒拥挠绊憽Ｒ朐贀C制后，擔保機構的收入包括企業支付的擔保費用、企業的反擔保物、項目失敗后再擔保機構承擔的風險分擔部分；支出為再擔保費用和企業項目失敗后的風險分擔部分。因此，擔保機構的期望利潤函數為。命題5表明政策性再擔保機構并不會改變經濟中的信貸及擔保行為。這是由于再擔保機構的設立相當于將原來的擔保機構拆分為兩個子擔保機構，擔保風險比例在兩個擔保機構中進行分攤，但由于最終的擔保費率不變，故對企業和銀行的信貸合同也無影響。因此，若再擔保機構為政策性，則引入后并不會對經濟中的信貸行為產生影響。
四、結論及政策性建議
種子市場論文范文2
TRICKS”并不僅僅代表字面的意思，每一個字母還有更深一層的含義——談判中的八種力。
雖然嚴格來說，這篇文章與網絡營銷沒有直接關系，不過，考慮到網絡營銷也是商務活動中的一部
分，并且出于對本文的偏愛，所以，還是將這些內容收錄到網絡營銷文庫之中。]
談判能力在每種談判種都起到重要作用，無論是商務談判、外交談判，還是勞務談判，在買賣談判中，雙方談判能力的強弱差異決定了談判結果的差別。 對于談判中的每一方來說，談判能力都來源于八個方面，就是 NO TRICKS 每個字母所代表的八個單詞——need, options, time, relationships, investment, credibility, knowledge, skills.
NO TRICKS中的“N”代表需求（need）。對于買賣雙方來說，誰的需求更強烈一些？如果買方的需
要較多，賣方就擁有相對較強的談判力，你越希望賣出你的產品，買方就擁有較強的談判力。
NO TRICKS中的“O”代表選擇（options）。如果談判不能最后達成協議，那么雙方會有什么選擇
？如果你可選擇的機會越多，對方認為你的產品或服務是唯一的或者沒有太多選擇余地，你就擁有較強
的談判資本。
T代表時間（time）。是指談判中可能出現的有時間限制的緊急事件，如果買方受時間的壓力，自
然會增強賣方的的談判力。
NO TRICKS中的“R”代表關系（relationship）。如果與顧客之間建立強有力的關系，在同潛在顧
客談判時就會擁有關系力。但是，也許有的顧客覺得賣方只是為了推銷，因而不愿建立深入的關系，這
樣。在談判過程中將會比較吃力。
I代表投資（investment）。在談判過程中投入了多少時間和精力？為此投入越多、對達成協議承
諾越多的一方往往擁有較少的談判力。
C代表可信性（credibility）。如果潛在顧客對產品可信性也是談判力的一種，如果推銷人員知道
你曾經使用過某種產品，而他的產品具有價格和質量等方面的優勢時，無疑會增強賣方的可信性，但這
一點并不能決定最后是否能成交。
K代表知識（knowledge）。知識就是力量。如果你充分了解顧客的問題和需求，并預測到你的產品
能如何滿足顧客的需求，你的知識無疑增強了對顧客的談判力。反之，如果顧客對產品擁有更多的知識
和經驗，顧客就有較強的談判力。
S代表的是技能（skill）。這可能是增強談判力最重要的內容了，不過，談判技巧是綜合的學問，
種子市場論文范文3
一、價值投資的內涵和理論發展
(一)價值投資的內涵
價值投資,其核心思想是:以對影響證券投資的經濟因素、行業發展前景、上市公司的經營業績、財務狀況等要素的分析為基礎,利用某種方法測出股票的“內在價值”,然后與該股票的市場價值比較,讓投資人做出是否投資該股票的投資策略。價值投資認為上市公司的內在價值與股票價格會有所背離,股票價格圍繞內在價值這個穩定點上下波動,且股票價格長期看來有向內在價值回歸的趨勢;其內在價值決定于經營管理等基本面因素,股票價格則決定于股市資金的供需情況,在不同的決定因素下,內在價值高于股票價格的價差被稱為“安全邊際”,即當股票價格低于或者高于內在價值即股票被低估或者高估時,就出現了投資機會。
(二)價值投資的理論發展
最早對價值投資理論進行研究的學者是馬克思,他認為,股票價格會隨他們索取的收益大小和可靠程度而變化,同時股票價格由預期收入決定,因此又具有投機的性質。在馬克思研究的基礎上一些西方學者作了進一步的研究。美國著名的投資家本杰明.格雷厄姆,1934年出版的《證券分析》一書,被尊為基本分析方法的“圣經”,他認為,長期而言,股票的價格取決于企業的發展和企業所創造的利潤,并與其保持一致,而短期價格卻會受到各種因素影響而波動,盡管金融資產價格波動很大,但其基礎價值穩定且可測量。1961年,莫迪格利尼和米勒提出了股利分配政策與公司價值無關的MM理論。該理論認為在嚴格假設條件下,股利政策不會對企業的價值和股票價格產生任何影響,一個公司的股票價格完全是由其投資決策所決定的獲利能力決定的。在這一基礎上,人們經過大量的研究和論證,最終確立了決定股價的一個基本的變量——自由現金流,并由此提出自由現金流貼現模型。
二、價值投資策略在中國證劵市場的適用性探討
(一)價值投資策略在中國證劵市場的適用性
根據價值投資理論,股票的價格圍繞其價值上下波動,其內在價值又決定于經營管理等基本面因素,因此從理論上而言,股票價格與每股凈資產,扣除非正常損益后每股凈收益,每股經營現金流等變量有一定的相關性。但中國證劵市場的實際來看,卻并非如此,股票價格嚴重偏離內在價值,我們用相關的估值理論對企業進行恰當的估值往往不符事實。
從這一輪的股市來看,很多基本面良好,潛在價值不錯的股票卻都大大的被低估了,價格一路走低,最典型的就數銀行股。按6月20日的收盤價,以今年一季報測算,14家上市銀行2010年動態市盈率平均為9.71倍,其中,小于10倍的有9家,最小的是交通銀行,僅7.48倍;而大于11倍的僅有3家:寧波銀行14.17倍,中信銀行12.56倍,招商銀行11.74倍。若以市凈率計算,全部小于3倍,平均2.03倍,其中在2-3倍之間的有6家,在1-2倍之間的有8家。從估值角度來看,確實很低了。以當前9倍、10倍PE水平來看,即便是在港股市場上,也處于底部區域了,因為在港股歷史上,大盤估值基本上是在10-20倍PE之間波動。與此相反,創業板中許多基本面不怎么樣的企業卻一路走高。因此,在筆者看來,價值投資策略在中國證劵市場的適用性還是有一定的局限性的。
(二)原因分析
強周期行業不利價值投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