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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經濟的基礎范文1
【關鍵詞】 循環經濟兩型社會青山區
武漢市青山區位于武漢市東南部，地處長江中游南岸，是武漢市7個中心城區之一。青山區西起羅家港，東至武漢外環，南臨東湖，北依長江。全區面積84.15平方公里，人口約50萬，轄內有10個街道辦事處和2個管委會（含13個建制村）、114個社區。
青山作為全國著名的鋼鐵基地和老工業區，如何在推進鋼鐵、石化、環保等優勢產業發展、保持經濟發展優勢的同時，有效地突破環境、資源限制“瓶頸”，創造性地將循環經濟理念運用于青山的實際，用循環方式推動重化工集聚區走新型工業化道路，逐步實現改造升級，成為武漢城市圈“兩型”社會建設的開路先鋒，具有十分重大的意義。
一、發展循環經濟是我國實現新型工業化的必由之路
十六大提出了中國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發展目標：在2000年的基礎上，2020年實現GDP翻兩番。中國目前還處在工業化的中期階段，大量的資源、能源消費還要持續相當長的時間。我國在未來的戰略機遇期中，經濟發展所遇到的最大障礙之一就是資源、能源約束和生態環境壓力。
我國人口眾多，人均資源擁有量相對貧乏，生態環境脆弱。隨著工業化、城市化的快速推進以及人口的急劇增長，在資源存量和環境承載力兩個方面都已經不起傳統發展模式下的高強度資源消耗和環境污染。如果繼續走傳統發展之路，沿用“三高（高消耗、高能耗、高污染）”粗放型模式，并以末端處理為環境保護的主要手段，這將阻礙我國進入真正現代化的速度。從長期角度來看，良性循環的社會應從發展階段開始塑造，少走彎路，不走彎路，才會得到更快的發展。我國的消費體系仍在形成階段，建立一個資源環境低負荷的社會消費體系，走循環經濟之路，已成為我國社會經濟發展模式的重要選擇。
循環經濟是一種建立在物質不斷循環利用基礎上，把清潔生產、資源綜合利用、可再生能源開發、產品的生態設計和生態消費等融為一體，以“資源―產品―資源再生”閉環反饋為特點的循環過程。其倡導的是“最佳化的生產、最適度的消費，最少量的廢棄”的與環境、社會和諧的經濟發展模式，體現科學發展觀。
在不同國家、不同地區及其不同的經濟發展階段，在實施循環經濟的過程中，“3R”（減量化、再利用、再循環）的權重是不同的。在中國當前的情況下，首先應該著重實現各行各業（特別是流程制造業）在生產制造過程中的“減量化”。量大面廣的節能、降耗、資源節約是有效地推動循環經濟的必要基礎，也是中國當前的國情和重要切入點，不同于日本、德國等工業化國家。
二、流程制造業是推動循環經濟發展的重要切入點
流程制造業往往是指原料經過一系列以改變其物理、化學性質為目的的加工――變性處理，獲得具有特定物理、化學性質或特定用途產品的工業。鋼鐵冶金、有色冶金、化學工業和建材工業都屬于典型的流程工業。如冶金、化工、建材、石化、造紙等流程制造業的生產過程均表現為：輸入源頭是大宗的自然資源，如礦物、生物、水、空氣等。這些資源、能源通過功能不同的工序串聯作業、協同（集成）運行，生產出產品、副產品。這些產品在用作生產資料或生活資料的同時，產生大量的排放物、廢棄物。在國民經濟中，流程制造業消耗大量的自然資源，在制造產品的過程中伴隨著大量的各種不同形式的排放物，由此帶來大量的環境負荷。與此同時，流程制造業存在著減量、再利用、再循環或再資源化的巨大潛力和可能。不同流程制造業之間有時存在著互為依存的產業生態鏈，也存在著消納和處理社會大宗廢棄物的機會或潛力。因此，在流程制造業中推動循環經濟發展模式尤為必要。
隨著理念的轉變，技術的進步，流程制造業存在著實現“3R”原則的巨大潛力和可能。不同流程制造業之間也存在著互為依存的產業生態鏈，例如鋼鐵工業產生的廢渣可作為水泥行業的廉價資源，水泥工業可以消納電力、化工、有色冶金等行業產生的粉煤灰、煤矸石、磷渣、赤泥等，也存在著消納和處理社會大宗廢棄物的機會或潛力，如廢鋼、廢舊有色金屬循環利用等。可見，在我國新型工業化的進程中，流程制造業既是支柱產業、基礎產業，同時也應是推進循環經濟的優先切入點。
當前，青山區已有的循環經濟基礎，如以冶金、石化、電力產業為主的循環經濟鏈雛形，是建立在典型流程制造業基礎之上的，通過企業內部循環與企業之間循環，逐步向外擴展、外延，最終實現大共生耦合產業體系和大生態產業鏈體系的生態工業園模式。其切入點明確，特征清晰。因此，青山區在高起點、高標準、高規格建設國家循環經濟試點示范區中，必須清楚地了解和遵循這一規律，必須正確地把握未來循環經濟產業鏈建設中的重點與方向。
三、工業園區建設是推動循環經濟發展的重要載體
我國工業園區發展經歷了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為經濟技術開發區模式。主要以勞動密集型的三來一補型企業為主，技術含量低，環境污染嚴重，是當時不得已的選擇。第二個階段為高新技術產業園區模式。以高新技術的支撐為特色，較第一個階段有了進步，但沒有從根本上改變資源消耗和環境污染問題。第三個階段為生態工業園模式（或循環經濟園區模式）。由于經濟發展與資源環境之間的矛盾日益加劇，循環經濟園區的建設是必然選擇。
發展循環經濟是一種發展模式的創新，不是為“循環”而“循環”，所謂“3R”是原則、是基礎，不是構成實施循環經濟的全部要素。以“3R”為原則，進而在一定條件下將物質、能量、時間、空間、資金等要素有效地整合在一起，以產業生態鏈為紐帶，實現經濟效益、環境效益和社會效益的協同優化。因此，發展循環經濟不僅要注重提高局部環節直至循環過程中的物質、能量的利用效率，還必須高度重視資金的流動與增值。物質、能量的有效利用和資金的流動增值不能脫離時間和空間要素，脫離時空概念的循環過程是難以想象的。因此，發展循環經濟產業鏈應以合理的時空尺度的產業生態園為基本單元，其中流程制造業往往是其重要的構成部分。
四、積極探索青山循環經濟產業鏈發展的新模式
集大型鋼鐵、石化和熱電企業于一個區域內，青山國家循環經濟試點示范區有著得天獨厚的實現有形循環經濟園區的先決條件。推動三大企業間產品、副產品的有效對接，建立跨企業聯合體，實現資源共享和有效利用，繼續強化推進企業內部和企業之間的循環，探索鋼鐵、石化、電力行業的循環經濟發展模式，是當前青山區循環經濟產業鏈建設的首要任務。
青山區以“三企（武鋼、武石化、青山電廠）、三園（都市工業園、環保產業園、高新技術孵化園）、三區（生態產業區、生態宜居區、生態保護區）”為依托，以點帶面，連點成片，梯次推進，輻射發展，努力實現企業、園區和城市三個層面的循環和產業結構、城市功能及發展方式的轉變，開創了重化工集聚城區改造升級的青山模式。
五、總結
青山區循環經濟試點實踐，是在充分認識本地區資源稟賦局限，遵循青山循環經濟發展規劃，努力探索重化工集聚區走新型工業化道路的過程。經過兩年的實踐探索，逐步形成重化工集聚城區改造升級模式。這一循環經濟特色是在不斷學習、創新的實踐過程中逐步形成的，其主要特征概括的描述為：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以創建國家循環經濟示范區和武漢城市圈大循環經濟試驗區為核心目標，以推動區域產業結構改造升級為主線，以理念創新、體制創新、機制創新和科技創新為動力，以構建循環經濟“六大體系”為重點，努力探索一條經濟社會協調發展、人與自然和諧相處、大企業與大城市共生共榮、重化工集聚產業園區循環經濟發展之路。
青山循環經濟試點經過兩年實踐探索，各項工作取得明顯成效，但在促進駐區大企業之間項目耦合、產業鏈接及循環經濟示范園區建設等方面尚有差距。下一步，青山區將通過先行先試，力爭在更寬的領域、更高的層次推進循環經濟，把青山打造成國內先進的循環經濟示范區和生態宜居城市，當好武漢城市圈“兩型”社會建設的排頭兵，為我國重化工聚集區的發展提供模式借鑒。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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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經濟的基礎范文2
關鍵詞:社會保障;經濟危機;穩定
一、次貸危機所引發的全球經濟危機對中國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影響
從2008年后半期開始,由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經濟危機在全球范圍內肆虐蔓延,對我國經濟的影響也日趨明顯,其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對我國企業的影響。這次經濟危機中,最先受到沖擊的是我國東部沿海發達城市的勞動密集型出口企業。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主要就是依靠這些加工企業出口或引進外資來拉動經濟快速增長。經濟危機爆發后,一些跨國公司投資商面臨著資本融資和籌資的困難,因而減少了對我國企業的投資,同時在通貨膨脹、原材料價格上漲、市場需求縮減等多重影響下,這些出口企業紛紛縮減生產甚至破產。如廣東從2008年9月開始到2010年初共有7000多家企業倒閉,造成大量人員失業。
第二,對外來務工人員和低技能勞動者的就業帶來沖擊。在我國發達地區的勞動密集型企業和外資企業中,外來務工人員的就業比例非常高。2008年農業普查表明:農村出鄉務工勞動力有1.4億人。其中有58%在第二產業如制造業就業。這些外出務工人員中,有1/3集中在東部地區就業。在這些外來務工人員中,30歲以下并且有初中以上文化水平的占到60%左右。相對來講,外來務工人員的勞動技能較低,因而在企業減員或裁員過程中最容易遭到沖擊。
第三,對社會穩定的影響。經濟危機導致工資增長緩慢甚至負增長,這必將會降低廣大勞動群眾的生活水平,使他們承受比較大的生活壓力,同時導致社會分化加劇,影響社會穩定和諧的發展。因此在這一背景下,社會保障體系對于維護社會穩定的作用必然前所未有的顯現出來。
二、我國社會保障體系在經濟危機中所凸顯出來的問題
完善的社會保障制度作為現代化社會的一個重要標志,在社會經濟運行中起著“減震器”和“安全網”的作用。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社會保障制度的作用愈來愈重要。但我國社會保障制度的建立和運行是比較短暫的,在運行過程中存在著很多不完善的地方,尤其是在這次經濟危機中,我們不難看出我國社會保障體系中還存在著很多問題:
第一,社會保障覆蓋面積小,尤其是針對于流動人口。我國的社會保障體系包括社會保險、社會救助、社會福利、優撫安置和個人儲蓄積累保障幾部分。從目前來看,我國現行的社會保障體系的覆蓋面已經比較廣泛,除了國有企事業單位和私營企業員工外,基本將自由勞動力中的低收入者、失業者、無勞動能力者都包括了進來。但他們獲得保障的前提是以有固定的戶籍和居住地。以最低保障制度為例,這項自20世紀90年代開始建立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覆蓋人群從1997年的200萬人提高到2009年的2243萬人,基本上已經涵蓋了各級城鎮。基本上能使低收入家庭可申請到最低生活保障金,以保證最基本的生活條件,對穩定失業人員心態有很大作用。然而這一制度對于數量巨大的外來務工人員而言,是無法得到這種保障的。在無法取得工作而又得不到救助的情況下,他們除了回家務農外,就只有依賴非法手段來維系其基本的生存,甚至導致的發生,這些事件會對社會穩定造成巨大的影響。因此,如何能將廣大的流動打工者們納入救助范圍內,是當下社會保障體系面臨的首要問題。
第二,社會保障整體待遇水平不高。對于已經納入并享受社會保障體系的一般性職工群體而言,他們需要的是在已有社會保障的基礎上得到更好的待遇,通過國家的幫助來抵御經濟危機對正常生活的沖擊。但在經濟危機時期,高收入群體對于風險的抵御顯然比一般人群更強,特別是在最關乎民生的三大領域:教育、住房和醫療方面十分明顯。2009年9月國家發改委所公布的我國當前基尼系數為0.47,已經遠超過國際的最高警戒線0.4,這表明我國的貧富差距已經相當顯著。在經濟整體運行良好的高速發展時期,社會矛盾尚不明顯。而在經濟危機中,這種社會分化會進一步加劇,潛在的矛盾就會逐漸被激化。另外,相對于工作層次較低的流動性打工者而言,職工階層普遍具有一定的文化素質以及對生活質量有更高的要求,如果他們的生活水平不能得到較好的維持,對社會的不滿就會日益增加。
第三,社會保障機構執行力度不強,缺少有效監督?，F存的社會保障體系在執行層面存在著一個問題,那就是很多參與執行社會保障的地方機構都有官僚化的弊病:一方面,一些執行機構對現實情況缺乏了解,如一些私企是否執行了國家規定的社保制度,哪些低收入人員應該被納入保障體系等;另一方面,由于缺少有效的監督,不少地方存在著執行機構挪用甚至侵吞社?；鸬那闆r,嚴重影響了這一體系的實際效果。在當前經濟危機的環境下,這些情況必然對廣大群體的利益構成嚴重侵害。
三、完善社會保障體系需要面對的困境
我國目前正處在社會體制和經濟體制的轉型時期。政府對這樣大規模的轉型并沒有任何經驗可循,只能采取“摸著石頭過河”的辦法前進,因此在實際中也必然會遇到一系列問題。社會保障體系的完善之路也不例外,在經濟危機的沖擊下,要想國家維護社會穩定,在一個平穩的環境中走出危機,完善社會保障體系就變得十分緊迫,但如何完善,所面臨困境也是也是顯而易見的。
第一,立法問題。這與其他很多需要變革的制度如出一轍。21世紀全球已經成為了一個高度法制化的世界,任何制度的實行都需要有法可依,并在法律的保障下得以運行?？蛇@恰恰是我國社會體制轉型時期的一個薄弱環節。其他暫且不論,我國的社會保障體系在立法方面嚴重滯后。除了1999年所頒布的兩個條例――《社會保險費征繳暫行條例》和《失業保險條例》外,關于社會保障比較全面的法律還遲遲未能出臺,而且已頒布的兩個條例其法律效力較低,缺乏應有的權威性和穩定性,這樣很容易影響到這些法律在執法和司法過程的效力。
第二,體制上的缺陷更加制約著社會保障體系的效率?，F階段政府部門存在著官本位思想,加上缺乏有效的監督機制,讓社會保障體系在實際的執行中效率低下,且由于涉及到資金和利益,地方上早已形成了很多既得利益者。所以任何來自中央的變革行為都會遇到阻力,從而大打折扣。經濟危機會成為推動社會變革的利刃,這點早已在資本主義國家多次經濟危機中得到了驗證,相信中央也必然會對維系社會穩定的社會保障制度進行大力完善,但在短期內能得到多少落實,還需要時間的檢驗。
第三,社會保障體系所需要的基金也面臨著困難。全國社會保障基金理事會理事長戴相龍在“2008養老金國際研討會”上表示,全國社會保障基金資產規模不斷增加,已由2001年底不足100億美元到2008年底超過700億美元。但700億要平分到一個龐大的人數上,這樣實際每個參與社會保障的人實際拿到手的就沒多少了,所以國家在資金方面的扶持必不可少。但在當前條件下,國家需要把大量的資金用在投資基礎項目的建設上,通過擴大內需的方式刺激經濟發展,因此能撥給社會保障體系所需的資金顯然很少。這也是制約著該體系擴大涵蓋層面的一個“硬傷”。
四、結束語
在這次經濟危機中我們不難看出,發展社會保障不僅增加人們對擺脫經濟危機的信心更可化解社會風險。盡管我國社會保障體系的發展面臨著各種困難,實行起來也會遇到各種阻力,但無論是為當下的社會穩步發展還是長遠的未來考慮,現在都必須勇敢地邁出發展的一步,真正實現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所倡導的公平正義,讓廣大人民享受到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體制所帶來的好處,才能將全國絕大多數群體團結在黨和中央政府的領導下,走出經濟危機,最終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參考文獻:
1、南方周末(國慶特刊版)[N].2008-10-02.
社會經濟的基礎范文3
1.人力資本理論不能作為社會主義體育經濟學的理論基礎
人力資本理論是西方體育經濟學的理論基礎，我們不能不加分析地把這一理論引進社會主義體育經濟學，更不能把它作為社會主義體育經濟學的理論基礎。對這一理論進行實事求是的分析，吸取其中合理的因素，摒棄其中非科學的成分，對于建立體育經濟學是十分必要的。
按照西奧多舒爾茨等西方經濟學家解釋，人力資本是“以較大的工藝、知識等形態體現于一個人身上而不是體現于一臺機器之上的資本，人力資本是通過人力投資，主要是用于教育、衛生保健、體育等支出的費用形成的；也就是說，人力資本是為提高人的能力進行投資而形成的資本，是對人的知識、技能、健康等過去投資的現行價值。人力資本不僅表現于勞動力的數量，而且表現于勞動力的質量，包括勞動者的工作能力、技術水平、知識積累量、勞動熟練程度、身體素質等。舒爾茨認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美國國民經濟的增長，只有20%是由于物質資本投資的結果，其余80%是由于教育與科學技術的作用，即來自人力資本投資的結果。他以此為根據強調人力資本對經濟增長有很大作用：當代高收入國家的財富是由什么構成的？主要是人的能力。他認為形成人力資本的教育、衛生保健等投資能給社會和個人帶來經濟上的利益，所以這些投資應視為生產性投資。他高度評價人力資本的作用，主張重視人力投資，并提出了一套人力資本收益的計算方法。西方的體育經濟學正是以這種人力資本理論為基礎的。
人力資本理論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后資本主義經濟及其矛盾發展的產物。人力資本理論竭力鼓吹人力資本的作用，主張由政府和勞動者增加人力投資，負擔大大增長了的勞動力培養費用。西方經濟學提出的人力資本理論是出于資產階級自身利益的需要，但也作一些切合實際的研究；因此，其內容中也有一些科學成分可供我們借鑒和參考。例如，關于重視人力投資在經濟增長中的作用的觀點；關于教育、衛生保健等投資是生產性投資的觀點；關于強調重視提高人的素質，提高勞動力質量的觀點；關于教育政策是一國經濟發展政策重要組成部分的觀點；關于重視人力投資經濟效益的觀點。這些觀點對于發展我國經濟和實現現代化目標是有參考價值的。
人力資本理論盡管有其合理的成分，但它是當代資產階級經濟學的一部分，許多內容與政治經濟學存在著嚴重沖突，而政治經濟學是我們建立社會主義體育經濟學的理論基礎。例如，人力資本理論認為，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一樣都可以產生一定的收入，都是利潤的源泉，抹煞勞動創造價值，否認在資本主義制度下雇傭工人的勞動創造剩余價值的事實，把工資說成是為勞動者付出的“教育成本’帶來的合理后果，是其‘教育成本”的收益。經典理論認為，資本主義工資是勞動力的價值或價格，是工人創造的價值的一部分，并不是工人創造的全部價值，其中并不包括工人創造的剩余價值?，F在，工資被說成是“教育成本”的收益，而不再視為工人創造的價值的一部分。既然工人創造的價值都作為‘教育成本的收益”而被工人獲得，那么資本家哪里還有剝削呢？可見，人力資本理論是一種掩蓋資本主義剝削實質，為資本主義制度辯護的理論。
由此可見，在建立社會主義體育經濟學時，應當借鑒和吸取人力資本理論中科學的、有用的成分，這是因為我國的國情不同，社會制度不同，也是由人力資本理論的階級本質所決定的。
2.準確界定體育產業內涵是制定體育產業政策的重要前提
關于體育產業的定義及內涵目前在學術界和體育部門中對此理解很不一致。學者們對體育產業概念的討論不但不妨礙發展體育產業的新舉措的出臺，而且有助于深化對體育產業的認識，有利于體育產業的發展。
歐美學者認為，“體育產業是以滿足消費者和其他行業對體育需求的生產經營和社會服務等部門的總和，其領域涵蓋一切與體育運動有關的生產經營活動”。目前體育部門的相關領導和部分學者將我國的體育產業分成三大類別：第一為體育主體產業，指發揮體育自身的經濟功能和價值的體育經營活動內容，如體育競賽表演、訓練、健身娛樂、咨詢、培訓等方面的經營；第二是為體育活動提供服務的體育相關產業，如體育器械、體育服裝等體育用品的生產經營等；第三類是體育部門開展的旨在補助體育事業發展的其他各類產業經營活動。按照對體育產業的這一界定去研究和制定產業政策，容易產生以下幾個問題：第一，“體育相關產業”和體育部門辦的“第三產業”究竟包括哪些？邊界十分模糊，有人說除了運動服裝、運動器材夕卜，還包括運動營養食品、體育書籍報刊、體育場館建設、體育廣告等。至于體育系統為創收而興辦的第三產業更是種類繁多?？梢?，如此定義的“體育產業’是一個跨多種經濟部門、多種產業的大雜燴，內容十分龐雜。面對這樣一個“大雜燴”，怎么能制定出一個有效的“體育產業政策”呢？第二，運動服裝屬于服裝業，體育器材屬于文化用品工業，運動食品飲料屬食品工業，體育報刊、書籍屬新聞出版業，體育場館建設屬建筑業。作為國務院主管體育工作的部門，有職責和權利為這些部門研究和制定產業政策嗎？第三，制定產業政策不是一項簡單的工作。產業政策是指一個國家的政府根據產業發展規律的客觀要求，綜合運用經濟手段、法律手段以及必要的行政手段，調整產業組織結構、產業結構、產業分布結構，以實現社會資源的最優配置，推動產業持續、穩定、健康發展的政策體系。作為主管體育工作的行政部門，顯然無力承擔也不應該承擔制定跨部門，跨行業的“體育產業”政策。
出現這些問題的關鍵就在于上述對體育產業包涵內容的界定，違背了經濟學關于產業的原理和產業分類的原則，把體育產業界定為一個不切實際的橫跨多種產業的超級產業。這種“大而全”的產業結構的缺陷，主要表現在主體產業發展不夠大，沒有形成支柱性優勢。體育產業的支柱產業應該定位于競賽表演業、健身娛樂業和無形資產開發經營業，這三大支柱性本體產業有巨大的市場潛力，但目前規模有限，其市場運作也不夠規范。另外體育產業的缺陷還表現在有缺位的本體產業市場，如體育勞務市場和體育技術市場，雖然目前也存在一些交換交易，但真正意義上的體育勞務市場和體育技術市場并未形成，少有的一些市場行為，如運動員轉會也不夠十分規范。由于對體育產業的概念和構成范圍在國內學術界存在明顯的分歧，徐本力對此進行了調查研究，結果表明：將上述三類產業簡單地組合在一起，統稱為“體育產業’的觀點，支持率僅為47.4%，而反對率卻為526%；將發揮體育自身功能，為全社會提供服務性、非實物性形態的體育本體產業才是真正的體育產業的觀點獲得543%的支持率；專家們普遍認為，作為體育產業的一個重要條件是它必須是體育部門經營管理或由體育事業牽動的產業。
綜上所述，我們認為體育產業的定義如下：體育產業是以體育運動自身生產和提供財富的產業；是以生產、提供和運動直接相關的財富和服務為工作內容的產業”。體育產業是一個以健身娛樂市場、競賽表演市場、體育無形資產市場和體育人才市場、體育咨詢市場為本體的市場。重點應該是加快引導健身娛樂市場的擴張，把健身娛樂、競賽表演兩類市場作為龍頭，體育部門根據體育市場發展的現狀，當務之急是要加快高層次的立法，建立健全體育市場管理的相關法規。首先建立體育市場服務標準是體育市場依法管理的前提；同時建立公平、公正、公開的市場經營秩序；在此基礎上健全相關的配套法規，形成體育市場運行的游戲規則，使體育產業和體育市場的發展真正有法可依。
3.體育無形資產的理論研究與實踐是薄弱環節
體育無形資產是指不具備實物形態但能為體育部門和體育組織使用，具有使用價值并帶來經濟效益的資產和資源。體育無形資產是體育產業經營和開發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廣泛及合理地開發體育無形資產，用好和管理好無形資產，關鍵是制定科學的政策，這對于我國體育事業的發展具有重要的意義。近幾年來，體育無形資產的開發和經營主要為以下幾個方面：1）體育比賽、活動和體育組織冠名權的開發；2）體育比賽、組織的標志、專利以及使用權的開發；3）體育賽事轉播權的轉讓；4）體育組織和運動員名譽肖像權的投資經營和廣告活動。
3.1 體育無形資產的特點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體育無形資產具備提供體育服務和體育勞務的必需條件，體育無形資產的供求關系受市場經濟規律的調節。體育無形資產的作用在于可以促進體育服務的實現，產生經濟效益。體育無形資產價值可以用貨幣計量，這是因為進入市場的體育無形資產屬于可交易的商品，而商品的價值就是通過貨幣數量來表現的。體育無形資產的形成具有不確定性，供給的有限性，占有和使用上的時效性，因此體育無形資產是一種稀缺的體育經濟資源。
3.2 體育無形資產的種類
體育無形資產是相對于有形資產而言的，是指沒有實物形態的資產或者經濟資源。體育無形資產可以分為4類。第一類為知識產權，主要包括專利權、商標權、冠名權、體育品牌、體育倶樂部名稱和體育團隊標志等；第二類為技術秘密，指體育經營活動中使用的、未公開的且未申請專利的知識和技巧。它包括各種體育技術資料、圖紙、數據、體育訓練規范、方法和作業流程、體育營養配方、體育食品制作方法等；第三類為經營秘密，指體育部門或企業所掌握，不為公眾所知曉的信息和資料，能為擁有者在同行業的競爭中取得優勢地位，帶來的收益能超過本行業一般收益水平；第四類為特許經營權，一種是由政府或國際體育組織授于特許經營權，另一種是由企業授予的特許經營權，包括體育項目經營權、體育場地使用權、體育運動空間和區域管轄權及使用權等。應該特別指出的是運動技戰術和管理、訓練方法和手段是重要且易被忽視的體育無形資產。體育運動技術是一種特別重要的體育無形資產，這種特殊的體育資源的獲得要有大量的經濟性或非經濟性投入。因此運動員的轉會的實質就是運動技術這種稀缺的體育經濟資源的交易，是運動技術的所有權和使用權的轉移，而不應該被認為是體育人力資本的經營。在我國，優秀運動員都是由國家出資培養而成的，因此在無形資產的產權問題上與國外運動員不同，既有運動員個人的成分，又有國家的成分。因此在運動員無形資產的經營過程中，既要合理合法地保護國有和集體的權益，又要合理合法地保護個人權益。
4.結束語
社會經濟的基礎范文4
關鍵詞：計算機繪圖 生物工程 AutoCAD 精簡教學
《生物工廠設計計算機繪圖》雖非生物工程專業的主干課程，但作為必修課程，是生物工程專業的《生物工廠設計》和《生物工程專業課程設計》等主要的設計類課程的基礎課程，這門課程的學習效果將直接影響對工廠設計和課程設計的學習效果和技能掌握。本課程主要對這些設計類課程所需要使用到的計算機軟件進行講解，AutoCAD作為化工機械制圖領域最為通用的軟件，被選作這門課程的主要講解對象。新教學大綱（2009）的要求中，將《生物工廠設計計算機繪圖》課程的教學時間縮短為18學時，課堂教學僅8學時，時間上的限制對這門課的授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這里對于如何在有限教學時間內保證學生學習到必要的知識與技能，筆者根據教學實踐總結出如下經驗：
一、梳理教學內容，做到重點突出、覆蓋面全
為了充分利用教學時間，需要教師提前在熟知知識框架的基礎上，濃縮知識點，在實踐中，使用表格梳理單元命令，以命令圖標命令名稱命令位置分別分類梳理，既直觀清晰又方便學生記憶。尤其對于初學者，對于界面操作很不熟悉，對于課本大段的講解又很不耐心，很需要用這樣信息量大，能夠直接運用的知識點總結。
二、邊講邊練，有效利用上機輔導
為了提高教學效果，眾多autoCAD教學都采用了現場演示的方法，這種方法能夠使同學們更清楚的學習到如何在具體繪圖實踐中操作，但是，初學者多命令操作并不熟悉，在有限的課堂演示時間里很難達到加強記憶融會貫通的效果，課堂內容較多時，許多學生因理解吃力而表現出消極的聽課情緒，尤其從圖層操作開始，一部分同學表示太難，難以跟上講課速度。這里筆者注意到，只要實踐中發揮ppt幻燈和課堂演示教學各自的優點，即可突破教學瓶頸。利用幻燈的窗口演示功能，將幻燈窗口調整為屏幕一半大小，用以顯示表格式的單元命令，而另外一半的屏幕用以顯示AutoCAD2011的操作界面窗口，這樣，即便初學者也可以完全憑借課堂上的屏幕顯示，了解各命令所處的位置以及操作方法等，更好的提升了課堂教學的效果。
三、綜合圖形的演示操作，以問題為導向啟發學生一題多解
AutoCAD教學中離不開實例演示教學，這里根據單元命令選取綜合性較好的與專業相關的圖形能夠節省講授時間，在實踐中，還注意到以問題為導向啟發學生主動參與設計繪圖程序，是一種事半功倍的好方法，比如在鐘表的繪制中，先啟發同學們利用已經學過的復制命令，旋轉命令，鏡像命令進行繪制，再引入新方法使用陣列命令繪圖。既復習了舊知識，又引出一題多解方案和新知識的學習。利用AutoCAD繪制微生物實驗中的操作過程示意圖，既鍛煉了學生的軟件操作能力，又復習了專業課的內容，同時提高了學生對常見儀器與設備的觀察能力，對兩門科目的學習都有提升。另外，這門課程本身是生物工廠設計課程的前導課程，學習的內容直接為后面生物工廠設計服務，因此有計劃的將常見生物工廠設備的繪制融入到課程教學過程中，也必將有助于課程之間的銜接。
四、嵌入流行元素，提升學習興趣
選取教學演示圖形的原則，除了綜合性佳、與專業相關等原則外，積極嵌入學生們喜聞樂見的流行元素也是提高教學效果和提升學生學習興趣的好方法。實踐中，筆者嘗試將憤怒的小鳥、祖瑪、植物大戰僵尸等學生中流行的小游戲的繪制融入到作業體系中，讓學生們發揮想象力設計游戲場景，同時在實踐中熟練掌握塊命令、圖層命令、填充命令、夾點操作、縮放命令等的運用。另外一些設計類題目的例子有：自行設計手機、繪制車標、繪制電影片頭字幕，這種題目適用于添加文字、藝術字、比例等相關命令的操作能力提升。
五、其他
靈活的考核方式也是引導學生學習態度，激發學習熱情的常用手段，尤其對于設計類題目，有必要對融入設計元素多的學生作品給與充分的鼓勵，這里每節課對上次課的優秀作品進行有選擇的課堂展示，同時對一些常見的學生問題進行總結式答疑，將極大刺激學生的表現欲和探索欲，提升學習效果。另外上機練習與課堂例題和作業相結合，便于在上機過程中及時發現學生當中存在的問題，及時糾錯與輔導?？己朔矫妫嵘綍r作業所占的學分比例，也能改善學生對平時作業的態度，注意在實際中需要任課教師監督學生不要抄襲拷貝，對不良習慣進行正確引導。
綜上，限制了時間的教學并不意味著教學效果的降低，與時俱進，以學生為本，積極在教學過程中尋找適合學生的教學方法，提升教學質量，才是本科教育以不變應萬變的進步之舉。
參考文獻：
社會經濟的基礎范文5
[關鍵詞]客源地；出游力；因子分析；三角圖解法
[中圖分類號]F5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5006(2008)06－0018－06
引 言
雷珀(Leiper，1979)將旅游系統分割為3個地理要素：旅游客源地(generating-rekion)、旅游通道(transit route)、旅游目的地(destination-region)。因此，基于地理學視角的旅游研究則應相應存在7個范疇①，出游力屬旅游客源地出游研究范疇?？死锼顾?christaller，1963)、威廉姆斯(Williams，1970)、米塞克(Miossec，1976)、格里和沃爾(Greer and Wall，1979)、修諾特(thurot，1980)、布里頓(Britton，1980)、霍維克(Haivik，1980)、戈曼森(Gormsen，1981；1997)、朗德格仁(Lundgren，1982)、皮爾斯(1987)、希敦(Seaton，1997)、吳必虎(1994；1997；2006)、張捷(1999)等國內外旅游地理學家，針對客源地出游的研究集中于出游的距離衰減性、相互流動性、集中性、等級性、核心邊緣關系等空間特征，除吳必虎(1997)、史春云(2006)分別就旅游個體出游特征及其影響要素、城市客源地出游力影響要素進行研究以外，基于區域宏觀的視角研究客源地出游力則不多見。
客源地出游力側重從宏觀尺度研究游憩活動客源產生地，關系到星級飯店、旅行社等旅游生產力的區域合理化組織，旅游基礎服務設施是否得到合理利用，客源地出游力是預測旅游流的基礎，關系到旅游目的地如何定位其旅游腹地及旅游發展戰略的制定。因此，本文以中國國內旅游出游力為研究對象，側重省際地理尺度，主要闡述兩個問題：①客源地出游力的影響機制是什么?②中國省際國內旅游出游力呈現怎樣的地域空間形態?
1 假說的提出：客源地社會經濟屬性決定其出游力大小
史密斯(Smith，1995)認為可將旅游看作是一種社會行為、一種地理現象、一項產業，并針對年齡、性別、職業、婚姻狀況、收入，以及受教育年限等社會經濟變量對個體旅行的影響，作了系統的綜述分析。國內學者定性指出旅游是在一定的社會經濟條件下產生的一種社會經濟現象(吳必虎，1999；保繼剛，2002)，分析了年齡、收入、職業、教育程度和家庭結構等特征對個體出游力的影響。
社會經濟屬性對出游力的影響已為國內外所關注，但側重從微觀尺度研究社會經濟屬性對旅游個體出游力的影響。宏觀尺度上，是否客源地出游力的大小取決于其相應的社會經濟屬性?遵循從“假設”到“驗證”的假說研究方法，以全國31個省、直轄市、自治區為研究地理尺度，假設客源地的社會經濟屬性決定其出游力大小。
2 數據來源
皮爾斯(Pearce，1995)系統總結了國內游客出行的基本規律，指出人口分布對游客出行模式影響極大。簡森?維必克(Jansen-Verbeke，1995)利用旅游客源指數TOI(tourist origin index)，同樣研究發現客源地產生旅游流的能力受人口潛力分布影響。吳必虎(1999)認為居民潛在國內出游力的主要影響因素為收入水平、交通狀況和消費水平。阿薩納瑟保羅斯(Athanasopoulos，2007)通過回歸分析，建立了經濟統計變量與國內旅游需求的關系。
通過以上文獻回顧，從2006年《中國統計年鑒》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結構指標體系中，選取城鎮人口比重、就業人員數、年底人口數、國民生產總值、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總額等21個社會經濟變量，描述2005年全國31個省、直轄市、自治區的社會經濟屬性。
應用SPSS10，0統計分析軟件對其進行因子分析，以主成分分析法作為因子提取方法，經過方差最大旋轉，以特征值大于1為因子提取標準；將各因子方差貢獻率對各省份因子得分進行加權平均，得到因子綜合得分；將因子綜合得分定義為各省份的出游力，在此基礎上，研究中國省際出游力的影響機制及地域空間形態。
3 因子分析與假說的理論、數理驗證
3.1 因子分析與假說的理論驗證
相關系數矩陣計算結果顯示選取的21個社會經濟變量相關性顯著，KMO值和變量共同度平均值分別為0.812和0.913，適合進行因子分析。提取的3個代表性因子，方差貢獻率分別為58.76％、26.28％和6.26％，累計方差貢獻率91.30％，解釋了21個原始社會經濟變量的絕大部分信息，因子分析效果顯著(表1)。
因子1在年底人口數、就業人員數、普通高校在校學生數、旅游周轉量、運輸線路長度等10個變量上因子載荷大，主要反映人口規模和經濟規模，可概括為社會經濟規模因子。
因子2在農村居民家庭人均純收入、居民消費水平、城鎮人口比重、城鎮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等6個變量上因子載荷大，可概括為居民生活水平因子。
因子3在接待入境旅游人數、國際旅游外匯收入等5個變量上因子載荷大，可概括為對外聯系水平因子。
社會經濟規模因子及居民生活水平因子累計方差貢獻率85.04％，是影響中國省際出游力的主要社會經濟屬性，與國內外相關研究成果一致。如希爾和朗德格仁(Hill and Lundgren，1977)在研究加勒比海旅游影響時發現，在國際旅游流流動層次上，城市化水平高的國家構成了旅游流發生的核心，發展中國家則形成主要的旅游目的地，形成國際旅游“核心一邊緣”綜合體；威廉姆斯(Williams，2003)研究發現發達完善的旅游基礎設施，包括交通、住宿和旅行社等，相當規模的就業人群，使得西歐一直是傳統的國際旅游客源地；而據世界旅游組織、世界銀行2005年統計資料，國際旅游花費總額前20名國家(或地區)有17個人均GDP超過20000美元。
對外聯系水平因子是影響中國省際出游力的次要社會經濟屬性。對外聯系水平高的地區居民，因 旅游者示范效應，往往形成良好的出游傳統和消費價值取向。食品、飲料、地方文化、當地服務業、紀念品、以及其他所有旅游區內向游客出售的商業享受，會在當地居民中間，樹立起比傳統生活水準更高的物質享受風氣。同時這些地區因旅游開發較早，旅游基礎服務設施完善，游客出行極為便利。
3.2 假說的數理驗證
將各因子方差貢獻率對各省份因子得分進行加權平均，得到各省、直轄市、自治區的因子綜合得分(表2)，并將因子綜合得分定義為各省、直轄市、自治區出游力。因省際絕對出游數據缺乏，本文將2005年各省、直轄市、自治區旅行社組團國內旅游人數與各省、直轄市、自治區出游力進行Spearman相關分析，相關系數為0.916，顯著性水平為0.01，呈現高度相關性。因子分析結果可信，“社會經濟屬性決定客源地出游力大小”的研究假說得到驗證。社會經濟規模因子、居民生活水平因子和對外聯系水平因子是影響客源地出游力的主要社會經濟屬性。
4 中國省際出游力影響機制與地域空間形態
4.1 三角圖解法――中國省際出游力因子分解
引入三角圖解法，將全國31個省、直轄市、自治區國內旅游出游力在社會經濟規模因子、居民生活水平因子和對外聯系水平因子等3個維度上進行分解，闡述中國國內旅游出游力在省際地理尺度上的區域差異。3個因子的刻度線均起于左側，向右側增大；各省、直轄市、自治區在3個因子上的得分之和為100；圖中圓圈大小代表各省、直轄市、自治區出游力大小(圖1)。
絕大多數省份集聚在三角圖中江蘇點的周圍，出游力在3個因子上的分解普遍呈現“6：3：1”的比例分割形態(圖1虛線部分)，即約60％的出游力由社會經濟規模因子決定，居民生活水平因子影響比例占30％，對外聯系水平因子則僅占10％。
史春云(2006)通過因子分析研究中國城市出游力發現，因子1主要反映城市經濟與居民生活水平，因子2主要反映城市規模輻射能力，因子1和因子2影響作用大致一樣，城市客源地出游力呈現出區別于省際客源地出游力的影響機制(表3)。
對比推斷如下：客源地出游力主要表現為出游人次和出游花費。出游人次取決于社會經濟規模因子，出游花費取決于居民生活水平因子。城市旅游產業鏈完善，居民出游意識強，旅游消費水平高，較少受空間距離束縛，表現為出游人次和出游花費均偏高；城市客源地出游力由社會經濟規模因子和居民生活水平因子共同決定。2005年各省份人均GDP最低是貴州為5306元，最高是上海為51486元，均超過400美元。依據國際經驗，國民普遍產生旅游動機，全國各省份旅游需求旺盛，但主要表現為大規模出游人次，出游消費偏低，如2005年中國國內旅游出游總人次為12.12億人次，出游率為92.7％，但人均總花費僅436.1元；省際客源地出游力由3個因子共同支配，其中社會經濟規模因子占主導。因此，社會經濟規模因子是影響中國省際客源地出游力的主導性因子，居民生活水平因子重要性次之，對外聯系水平因子最低。
依據表1、表2和圖1，山東、河南、四川、河北、湖南、湖北等成為出游力大省，源于其數量巨大的人口、相當規模的就業人群和普通高校在校學生數，在社會經濟規模因子上得分偏高，表現為出游人次規模大。在居民生活水平因子上得分偏低，出游花費不高，游客出行多為短程游憩，近域特征明顯，旅游活動行為主要為基本層次游覽觀光。如陸林(1996)和鐘士恩(2007)研究發現，黃山、廬山等山岳型風景名勝區游客出行空間距離限制性門檻為400公里，超過400公里游客分布呈現距離衰減，主要客源市場集中于本省及周邊毗鄰省份，游客出游就近分布特征明顯。而據2006年《中國旅游統計年鑒》統計資料顯示，2005年中國城鎮居民游覽觀光占出游目的比例高達44.9％，遠高于其他出游目的。
上海、北京、天津等傳統重要旅游輸出地，雖在社會經濟規模因子上得分偏低，但因居民生活水平高，旅游需求質量高于全國平均水平，出游率高使其仍表現為大規模出游人次，出游花費大使其較少受空間距離束縛，游客出行不但鐘情于短程游憩，更將旅游足跡遍布全國各大特色旅游地，在全國各大旅游地客源市場比例排名中較為靠前。
浙江、江蘇兩省在社會經濟規模因子和居民生活水平因子上得分均偏高，源于除城鎮居民生活水平高、旅游需求旺盛外，農村居民的出游率和出游花費在全國也均位居前列。廣東在對外聯系水平因子上得分極高，歷史原因和示范效應使得廣東居民形成良好的出游傳統，良好的旅游基礎服務設施又使得游客出行極為便利。內蒙古、新疆、甘肅、寧夏、青海、等省份居民國內旅游需求不旺盛，出游人次和出游花費均偏低。根據以上分析，得到如下結論：國內旅游出游力主要表現為出游人次規模大，出游花費偏低，游客出行多為短程游憩；全國各大旅游目的地、組織或團體，客源市場定位和市場營銷應重點針對本省、周邊毗鄰各省及遠距離出游力較強的上海、北京、江蘇、浙江、天津等5省、直轄市；客源地旅行社應側重推出中、小尺度游覽觀光型旅游線路。
4.2 出游力等值線――中國省際出游力地域空間形態
將各省份出游力數值賦予對應省會地理坐標點，采用hreGIS9.2樣條曲線插值法(spline)，標出值分別為－0.8、－0.4、0、0.4和0.8的5條中國省際出游力等值線，探討中國省際出游力地域空間形態(圖2)，結果顯示：
(1)全國尺度上，中國省際出游力地域空間形態整體呈現“三級階梯狀”，與中國三大階梯分界線大致吻合，值分別為－0.8和0的等值線是兩條重要的出游力分界線；各省份出游力值經過極差標準化處理，計算三級階梯出游力從東到西為近似“7：3：0”的比例分割形態，累計70％的旅游出游力集中在第三階梯；居民出游力區域差異明顯，從東部到西部，總的趨勢是出游力表現為明顯的距離衰減。
(2)區域尺度上，累計約60％的出游力集中在“四大旅游輸出地”：冀魯豫、蘇浙滬、鄂湘粵和四川。冀魯豫、蘇浙滬客源地是我國最主要的旅游輸出地。源于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黃淮海平原、四川盆地都是我國乃至世界上人口最稠密的地區，長三角經濟圈、珠三角經濟圈、環渤海經濟圈是我國的經濟重心，如上所述，社會經濟規模因子是影響客源地出游力的主導性因子。
(3)省際尺度上，依據各省、直轄市、自治區出游力值，通過組間平均鏈鎖距離進行Q型層次聚類分析，將中國31個省、直轄市、自治區分為4種類型：①出游力強的山東、江蘇、浙江、廣東和河南；②出游力較強的四川、河北、上海、湖南、湖北、北京、遼寧和安徽；③出游力一般的福建、江西、黑龍江、天津、陜西、廣西、重慶、山西、吉林、內蒙古、云南、貴州等；④出游力差的新疆、甘肅、海南、寧夏、青海和。前兩類主要分布于我國東部和中部地區，后兩類則主要分布于我國西部地區。
5 結論與討論
(1)研究假說成立，客源地社會經濟屬性決定其出游力大?。簧鐣洕幠Ｒ蜃?、居民生活水平因子和對外聯系水平因子是影響客源地出游力的主要社會經濟屬性。
旅游本質上是一種社會經濟現象，客源地不同的社會經濟屬性、發展階段及其對出游力的支配性，為科學預測客源地出游力提供了數據和理論依據。
(2)將客源地出游力在社會經濟規模因子、居民生活水平因子和對外聯系水平因子等3個維度上進行分解，結果表明不同地理尺度客源地國內旅游出游力的影響機制不同。
針對不同尺度的客源地出游力分析應區別對待。省際客源地出游力影響機制區別于城市客源地出游力，源于同時包括農村居民出游力和城市居民出游力。農村居民出游具有極大潛力，對外聯系水平成為旅游發展重要瓶頸。鄉村旅游的開發除加強城市、農村交通聯系水平外，更會因旅游者示范效應，有利于農村居民出游價值取向、出游習慣的形成。
(3)中國國內旅游出游力主要表現為出游人次規模大，出游花費偏低，游客出行多為短程游憩。旅游地客源市場定位和市場營銷應重點針對本省、周邊毗鄰各省及遠距離出游力較強的上海、北京、江蘇、浙江、天津等5省市。
社會經濟的基礎范文6
【關鍵詞】歐洲債務危機 社會養老保障 養老金制度 老齡化
2007年,美國爆發次貸危機,催生了全球金融危機,期間一些歐洲國家的政府債務問題浮出水面,如冰島等。2009年,希臘政府被爆出隱瞞了大量財政赤字,其實際財政赤字占GDP比重達到12.7%,遠超早前宣布的3.4%,希臘債務問題遂成為全球經濟的焦點。2009年12月,全球三大評級公司標準普爾、穆迪和惠譽先后下調希臘債務評級,標準普爾甚至將其下調為垃圾級債券,希臘債務危機爆發。
自希臘之后,多個歐洲大國,如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的債務信用評級也被調低,歐洲國家的債務問題引起前所未有的關注,引起全球金融市場的恐慌,也導致全球經濟陷入二次探底的危險。
歐洲債務危機國家社會養老保障特征和困境
從來源上講,歐洲債務危機主要是政府財政赤字不斷擴大,并逐年積累,迫使政府不斷靠借債度日而出現的結果。
社會保障支出水平較高。大量社會財富和政府財政被用于支付各種社會保障和福利項目。從社會福利傳統來看,北歐福利國家屬于典型的高福利國家,這些國家的社會支出在理論上也應該較多,或者至少不低于其他歐洲國家。
但令人吃驚的是,從1995年以來社會支出占GDP比重的情況來看,北歐福利國家社會支出占GDP的比重并不高,反而是那些政府債務水平長期偏高國家的比重非常之高,如希臘、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和法國等社會支出占GDP的比重普遍接近或者超過30%,而北歐國家,如丹麥、挪威和瑞典則普遍低于30%。①
單一的退休金支柱導致財政支出中公共養老金占比過高。政府債務危機國家仍然以單一的現收現付制退休金制度為主,從退休金來源結構看,債務水平長期較高的國家往往只有一個退休金來源,即公共退休金支柱,而其他國家要么是兩個支柱,要么是三個支柱(公共退休金支柱和強制性或者自愿性的個人養老金支柱)。②由于缺乏多元的退休金體系,要保證養老金待遇,就只能選擇較高的公共養老金替代率,這使得國家必須提供更多的公共養老金財政,從而致使政府財政支出中用于退休金的部分比重偏高。
公共養老金再分配功能偏弱。那些債務比重長期偏高的幾個國家公共養老金低收入者和高收入者的養老金替代率大致相當,使得高收入者退休后拿到的退休金仍然高于低收入者,這增加了貧富懸殊,增強了養老金待遇的不公平性。
社會養老保障的剛性與社會養老保障的困境
所謂社會養老保障剛性是指社會保障項目及其支出水平在經濟增長期間快速擴張,但在經濟停滯甚至衰退期間,卻不會隨經濟收縮而收縮,明顯表現出只增長而難以收縮的剛性特征。
政治制度構架、快速的人口老齡化、養老金制度設計,以及社會養老保障與勞動力市場僵化、經濟增長放緩之間的互動是債務比重長期偏高的歐洲國家社會養老保障制度帶有明顯剛性的主要原因。
民主政治中社會養老保障改革往往成為高壓線。出于政治考慮,西方國家中央政府往往不愿意觸及到社會養老保障這條政治高壓線,不愿也不敢提出徹底的社會養老保障改革方案,通常僅提出一些治標不治本的改革措施。而且,即便政府提出了比較徹底的養老金改革方案,國會也不一定會通過這些改革方案,因為國會議員是各個選區的選民選舉而來,他們代表著選區選民的切身利益,很多時候也會屈從于民眾的改革態度,選擇反對政府的改革議案。
老齡化不斷加深,社會養老需求高居不下。社會養老保障是政府與民眾就其社會養老等方面基本權利和責任而達成的社會契約,是政府作出的莊嚴承諾,從政黨選舉、信守承諾和社會穩定的角度,政府必須為社會養老保障提供必要和充足的財政資金保證。
而且,人口老齡化也增強了退休者和臨近退休勞動者的政治博弈力量,從而構成了養老金待遇水平下降的巨大阻礙力量。退休者和即將退休的勞動者更加反對降低養老金待遇的政策,因為這些措施直接降低了他們的老年收入和福利。
養老金制度設計本身的剛性。不同的養老金制度設計具有不同的彈性特征,單一的現收現付制養老金制度剛性較強,而現收現付和基金積累制的混合養老金制度彈性較強?，F收現付制模式的優勢在于它可以迅速建立起全額的養老金領取權,并使處于支付階段的養老金免受通貨膨脹的影響,比較適合在人口結構相對穩定,經濟增長相對勻速的情況下運行。因而,一旦人口年齡結構老化或經濟增長放緩,現收現付制模式自身往往難以有效解決其養老金的財政失衡問題,即現收現付制養老金制度本身的彈性相對較弱。
而現收現付制和基金積累制的混合養老金模式受贍養率變化的影響較小,且可以靈活使用公共養老金和個人賬戶積累的組合結構,擁有更多的財力來支付退休者的養老金,因而,基金積累制養老金模式具有更高的制度彈性。
社會養老保障剛性與勞動力市場僵化、經濟增長放緩互為因果。高保障、高福利與經濟增長緩慢互為因果,互相促動,進而導致部分歐洲國家陷入社會養老保障財政危機的陷阱。
高保障、高福利社會中,政府財政資源和經濟社會資源被大量用于非生產性的養老保障和福利支出,導致經濟增長所需的物質資源更為稀缺,也導致勞動力市場僵化。而勞動力市場僵化又極大提高了勞動力成本,削弱了該國的國際競爭力,進而導致經濟增長緩慢。反過來,緩慢的經濟增長制約了政府稅收和勞動者收入的增長速度,進而導致社會養老保障的財政更加困難。
汲取歐洲債務危機國家的經驗與教訓
規模龐大且難以消減的社會養老保障和福利支出不僅是歐洲國家爆發債務危機的根本原因,也是部分歐洲國家政府債務長期偏高的主要原因,而歐洲社會養老金保障支出長期高居不下又源于其社會保障制度的剛性。
令人擔憂的是,中國社會養老保障改革已經進入深水區,當前改革往往涉及不同勞動者群體既有利益的分割,存量改革特征愈加明顯,改革難度前所未有,如城鎮機關事業單位退休人員與企業職工退休金的巨大差異問題一直未能得到有效改善,2009年開始的事業單位退休金制度改革也步履蹣跚。③另外,隨著中國人口老齡化程度不斷深化,養老金待遇和領取資格條件等改革涉及的退休人員和利益群體越來越多,改革成本和代價將越來越大,社會養老保障改革剛性逐漸增強。
因而,當前我國需要未雨綢繆,建立一個緩解社會養老保障制度改革剛性的養老金制度改革機制。首先,需要從一個更長的經濟周期(100年左右)來看待社會保障建設與經濟發展之間的協調關系,樹立當前社會養老保障建設與改革應該適當滯后于經濟發展的理念。
其次,需要調整退休金的支出結構,提高低收入勞動者群體的基礎養老金替代率,適當降低中高收入勞動者群體的替代率,進而降低基礎退休金的平均替代率,并強化退休金待遇的再分配功能。再次,建立養老金關鍵參數的彈性調整機制,削弱社會養老保障待遇的剛性。
(作者分別為貴州財經大學學報編輯部副編審,貴州財經大學工商管理學院教授;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資助項目“沿海發達地區新生代農民工城市融入研究”,浙江省哲學社會科學規劃重點課題“城市化進程中的浙江農民工身份轉換與社會政策創新研究”,項目編號分別為11BRK010,11YD11Z)
注釋
①[英]尼古拉斯·巴爾:《福利國家經濟學》,鄭秉文、穆懷中等譯,北京:中國勞動社會保障出版社,2003年,第75~76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