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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法律責任與經濟糾紛范文1
隨著我國市場經濟的不斷發展和完善，人們對經濟法的認識越來越接近其本質，對于經濟法的法律責任和實施機制也有了更進一步的認識。本文擬就經濟法的法律責任及實施機制相關問題作以下探討。
一、經濟法的法律責任
（一）經濟法律責任的概念及特征
“責任”一詞在現代漢語中表示雙重含義：一是指分內應做的事；二是指因沒有做好分內應做的事而應承擔責任的過失。由此可見，在責任的雙重含義中，前一種含義表示責任的積極方面，具有肯定性，后一種含義表示責任的消極方面，具有否定性，但它們兩者又是相互聯系的。法律責任雖然是責任中的一種，但其本身不具有責任中的積極含義，它屬于消極責任。它是指由特定法律事實所引起的對損害予以賠償、補償或接受懲罰的特殊義務，亦即由于違反第一性義務而引起的第二性義務。筆者認為，經濟法律責任是指在國家干預和調控社會經濟過程中因主體違反經濟法律、法規而依法應強制承擔的否定性、單向性、因果性經濟義務。經濟法律責任具有以下特征：
1.經濟法律責任是一種消極的、否定的法律義務，具有否定性。法律責任是一種法律義務，但并非所有的法律義務都是法律責任，因為法律義務既有積極的，又有消極的，既有肯定的，又有否定的。法律責任只是一種消極的、否定的法律義務，而不能同時包含積極的、肯定的法律義務。經濟法律責任也同樣具有這種消極性和否定性。
2.經濟法律責任是一種單向的、非對等的法律義務，具有單向性。從法律上講，權利和義務是對等的，義務和義務也是對等的，但經濟法律責任只是違法主體的單向義務，不存在對等性。
3.經濟法律責任是一種法定的強制性義務，具有法定性、強制性。純粹法學派創始人凱爾森認為：“法律責任的概念是與法律義務相關的概念。一個人在法律上對一定行為負責，或者他在此承擔法律責任，意思就是，如果作相反行為，他應受到制裁?！睆默F代漢語上看，義務一詞主要表示按法律規定應盡的責任。從一定意義上講，責任和義務是相通的。因此，經濟法律責任同其他法律責任一樣，從本質上講，它們都是一種法定的強制性義務。它是法律明文規定的義務，具有法定性；同時，它是由國家強制行為人接受的，又具有強制性、不可替代性。此外，行為人也是不能放棄履行這種強制性義務的。
4.經濟法律責任是因經濟法主體的違法行為所引起的因果性、后續性義務，具有因果性。經濟法律責任不是憑空產生的消極義務，而是與經濟法主體的先前行為存在因果關系。它既是后續義務，又是因果義務，沒有經濟法主體的違法行為，就不可能產生經濟法律責任。因此經濟法律責任的消極性和否定性是因其經濟違法行為的消極性和否定性所決定的。同時，經濟法主體違反經濟義務產生經濟法律責任，而經濟法律責任又必然使違法者產生了法定的第二義務或后續性義務。
5.經濟法律責任是在國家進行宏觀調控和經濟管理過程中產生的經濟義務，具有經濟性。經濟法律責任同其他法律責任的主要區別或者根本區別就在于它是在國家干預和調節社會經濟過程中產生的責任。這決定了經濟法律責任的內容具有經濟性。
（二）經濟法律責任與其它法律責任的區別
法律責任一般可以分為經濟法律責任、民商法律責任、行政法律責任和刑事法律責任等。經濟法律責任與其他法律責任既相互聯系，又相互區別。
1.產生的依據不同。經濟法律責任產生的直接依據是行為主體的經濟違法行為。經濟違法行為是指經濟法主體在國家干預和調控經濟的過程中故意或者過失地違反經濟法律、法規，并依法應承擔經濟法律責任的行為。民商法律責任產生的直接依據是平等的民商事主體的民商事違法行為。民商事違法行為是指民事主體、商事主體在民事、商事活動中故意或者過失地違反民商事法律、法規，并依法應承擔民商法律責任的行為。行政法律責任產生于行政法主體的行政違法行為。行政違法行為是行為主體違反了國家行政法律、法規的行為。刑事法律責任產生于刑事違法行為。雖然有些經濟違法行為具有經濟違法和刑事違法雙重屬性，但一般經濟違法行為和嚴重經濟違法行為（刑事違法行為）的界限應當是明確的。只有刑事違法行為才會產生刑事責任，同時，刑事違法行為也并非只能產生于經濟領域。
2.產生的過程不同。經濟法律責任產生于國家對經濟進行宏觀調控和管理的過程中。在市場運行過程中由于市場調節而產生的法律責任，不能歸結為經濟法律責任。民商法律責任則是產生于民商事主體在進行平等的民商事活動過程中。兩種活動過程的區別主要在于需不需要國家直接或間接進行干預和調控。刑事法律責任除了可以在此領域和過程產生之外，還可以在其他非國家干預經濟的過程和領域內產生。只要發生嚴重侵犯國家、社會、個人權益，嚴重擾亂社會秩序的行為，就可以產生刑事法律責任。
3.內容不盡相同。雖然經濟違法行為造成的后果具有多樣性和非財產性，雖然經濟法律責任的實現方式也并非都具有經濟性，但經濟法律責任應主要是一種經濟責任，這是因為其產生的依據具有經濟性。民商法律責任雖然也具有經濟性，但因民商事違法行為的多重性，也就決定了其法律責任的內容必然具有多樣性，其中，非經濟性的人身責任就是重要的民事責任形式。雖然經濟法律責任和行政法律責任都是在國家機關進行行政管理和監督過程中產生的，但其活動的內容存在較大區別，因而由此活動所產生的法律責任也必然存在很大差異。經濟法律責任主要是一種經濟責任，而行政法律責任則是非經濟性或者說主要是非經濟性的。
4.實現的方式不同。經濟法律責任的實現方式是經濟制裁、行政制裁和刑事制裁，但以經濟制裁和行政制裁為主。民商法律責任的實現方式是民事制裁和刑事制裁，但以民事制裁為主。行政法律責任的實現方式包括行政制裁和刑事制裁，但以行政制裁為主。其中行政制裁又可以分為行政處罰和行政處分兩種。刑事法律責任的實現方式包括刑罰處罰和非刑罰處罰，但以刑罰處罰為主。
5.追究責任的程序不同。經濟法律責任的追究程序主要是行政訴訟程序和刑事訴訟程序，此外還包括行政復議、國家賠償等程序。民商法律責任的追究程序是民事訴訟程序和仲裁程序等。刑事法律責任的追究程序主要是刑事訴訟。
二、經濟法的法律實施機制
（一）我國現行經濟法的法律實施機制
法律實施機制是指法律實施系統中各要素的相互關系及其對法律實施系統所起作用，尤其指法律實施系統各構成要素間相互作用的過程和方式。法律實施機制構成有四個要素，即守法、執法、司法和法律監督。
我國現行經濟法的法律實施機制是沿用民商法、行政法的實施機制。對于違反經濟法的社會組織和個人，受損害的個體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訟，但對于社會公共利益造成損害的卻沒有辦法提訟，即只有對特定主體造成損害的才能提訟，如對處罰不服可以提起行政訴訟，對于犯罪的可以追究刑事責任?？傊?，對于違反經濟法的社會組織和個人應追究民事責任適用民法的法律實施機制，追究行政責任適用行政法的法律實施機制，追究刑事責任適用刑法的法律實施機制，沒有自己的特色，所以也就沒有自己獨立的實施機制。
我國現行經濟法沒有獨立的法律實施機制的原因主要有兩個方面：其一，忽視了經濟法以社會為本位。法之本位，即蘊含于法的基本出發點、基本目的和基本功能之中的精神或理念。私法奉行個人本位，公法奉行國家本位，社會法所奉行的則是個人社會化、行政社會化和法律社會化過程中由個人本位和國家本位演化而來的社會本位。經濟法的社會本位觀集中體現在：1.崇尚社會公共利益。一個國家內的利益體系由既彼此沖突又相互依存的個人利益、集團利益、國家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所構成，其中個人利益、集團利益寓于社會公共利益之中，社會公共利益最大化應是大多數個人利益的最大化和不同集團利益的協調化。國家利益與社會公共利益則既可能吻合也可能不一致。經濟法把社會公共利益（該利益體系中的各種利益形式）都納入經濟法的利益結構，而社會公共利益則被置于其中的最高地位。例如，反壟斷法就是通過限制占市場優勢地位的企業的利益來實現以公平競爭秩序為內容的社會公共利益；國民經濟穩定增長法就是要實現以經濟持續增長、物價穩定、充分就業、國際收支平衡為內容的社會公共利益。2.追求社會公平?，F代市場經濟中的社會公平，既包括基本利益層次上無差別意義的公平，又包括非基本利益層次上有判別意義的公平。這兩個層次的公平都受到經濟法的重視。例如，競爭法通過反壟斷和反不正當競爭保障實力不同的競爭都有公平的競爭權；產業政策法通過有選擇性的限制、扶持、鼓勵等措施，來保障強質產業和弱質產業、傳統產業和新興產業都有公平的發展機會；消費者權益保障法通過偏重保護消費者，來保障消費者與經營者的公平交易。由于現行經濟法的實施機制沒有重視經濟法以社會為本位，所以也就與民法、行政法產生了混同，致使其沒有獨立的實施機制。其二，忽視了經濟法保護的權利與民法、行政法保護的權利的區別。由于經濟法以社會為本位，所以經濟法主要保護社會權利，而民法主要保護個體的權利，行政法則主要保護國家的權力。
（二）我國現行經濟法法律實施機制的完善與創新
1.實行獨立的經濟訴訟的必要性。經濟法作為實體法多年來一直受到學者們的重視，但對作為其實施支撐的程序法則重視不夠，所以本人認為作為經濟法實施機制的完善和創新中最重要的一點就是完善它的救濟機制———實現經濟訴訟?！坝袡嗬赜芯葷?，“沒有救濟的權利不是真正的權利”。經濟法律、法規有權利義務而無訴權，判斷傾向于行政而不是司法，導致了行政與司法的混同現象，使法律判斷偏離了司法軌道。盡管經濟生活中離不開行政管理，并可能引發行政糾紛，最后導入行政復議和行政訴訟程序，但行政訴訟爭執的焦點不是經濟利益關系，而是行政管理關系；同時行政訴訟的受案范圍是極受限制的，無法涵蓋經濟糾紛的全部內容；另外，由于經濟糾紛案件的被告人多非國家行政機關及其工作人員，顯然處理經濟糾紛案件是不能完全適用行政訴訟程序的。我國《民事訴訟法》中也極少有反映經濟法特殊性的程序法規范，造成一直以來經濟糾紛案件在本質上是民事糾紛案件的錯覺。另外，經濟審判庭的職能事實上與民事審判庭的職能也別無二致。造成這種現象的根本原因是經濟訴權理論的不發達或者根本就沒有被重視。經濟訴訟，是一種復合型訴訟，獨具特色。由于經濟關系的日益復雜化，經濟沖突越來越趨于綜合性，同一經濟沖突往往兼具民事、行政及刑事諸方面的不同性質。要對這種沖突按照人們主觀劃定的框框逐一分解，然后依不同程序加以解決，不僅成本甚高，而且幾乎沒有可能和必要。如果在單一的經濟訴訟程序中，同時從民事、刑事和行政三方面解決經濟沖突中的有關問題，作出三種不同制裁和處理，可以保證糾紛解決的徹底性和有效性。
2.實行經濟訴訟應注意的問題。在經濟訴訟中，一要擴大原告的范圍，不僅受害人有權，而且其他一切無直接利害關系的組織和個人也享有權，經濟訴訟帶有公眾之訟的特性。二是要把被告的范圍也擴大，包括一切對社會經濟整體、全面及長遠利益構成威脅或造成損害的組織和個人。它不同于行政訴訟只將被告嚴格限定在作出具體行政行為的行政機關。三是案件性質多樣化。既有自訴案件，即受害人向法院提起的經濟案件，也有公訴案件，即監督檢查部門依職權向法院提起的經濟案件，還有共同訴訟案件，即公訴人和自訴人共同參加的訴訟，多個自訴人或多個公訴人共同提起的訴訟。四是調解原則的適度適用。這一原則一般僅適用于請求損害賠償的自訴案件。由于公訴案件直接涉及國家和社會公共利益，所以不能適用調解原則。五是舉證責任應主要由被告承擔。原告只需列舉發生經濟沖突的現象，法院即可立案并責成被告舉證。若被告舉不出反證，則可判定被告行為違法，并依法追究法律責任。因為作為一般公民個人自身能力有限，要求其舉出被告違法的充分證據顯然不切實際，否則就會使許多案件因缺乏證據不能成訴，從而導致經濟基訴權的落空。六是對勝訴原告實行獎勵，尤其是對其中勝訴的與案件無直接利害關系的個人原告給予重獎，以資鼓勵其檢舉揭發控告經濟違法行為，從而把人民是國家的主人這一原則落到實處。
參考文獻：
[1]張文顯主編。法理學。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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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法律責任與經濟糾紛范文2
關鍵詞：經濟法；法律責任；實施機制
一、法律責任概述
關于法律責任，現代法學家對它的理解主要是強調責任的可歸責性和處罰性。凱爾森指出：“法律責任是與法律義務相關的概念，一個人在法律上要對一定的行為負責，意思就是，他作相反行為時，他應受制裁”。我國法學家也提出了許多不同的觀點，有學者將法律責任界定為：法律責任是由特定的法律事實所引起的對損害予以賠償、補償或接受懲罰的特殊義務?！币灿袑W者認為“行為人由于違法行為、違約行為或者由于法律規定而應承受的某種不利的法律后果?！痹谶@里澄清幾個相關概念：法律責任不同于法律制裁。有法律責任不一定承擔法律制裁，在主動承擔的情況下，就不存在法律制裁。法律責任不同于法律義務。比如：在存在義務的條件下，如果義務人正確地履行了義務，也就不發生責任問題。因此，法律義務、法律責任、法律制裁是三個密切相關但又不
能等同的概念。
二、經濟法的法律責任產生的理論依據及必要性
（一）解讀法律責任的含義為經濟法的產生提供了理論依據
解讀法律責任的含義為經濟法的產生提供了理論依據，也有利于我國的法治建設。經濟法學者提出要考慮責任的積極功能，擴張責任的含義。
1、經濟法的發展催生了經濟法責任。在經濟的發展過程中，“公法”與“私法”的界限被打破，并走上合作與融合，“國家之手”也開始全面介入社會生活，經濟法責任具有鮮明的經濟性和社會性，經濟性是指它是國家協調經濟活動的過程中發生的法律責任；社會性是指這種法律責任直接同社會利益相關，體現著經濟法的社會本位。
2、社會責任的興起促進了經濟法責任的發展。經濟法被視為以社會責任為本位的法律部門。經濟法責任的發展將有助于社會責任的實現。以公司的社會責任為例來探討社會責任的實現機制。所謂公司的社會責任是指公司不能僅僅以最大限度地為股東們營利或賺錢作為自己的唯一存在目的，而應當最大限度地增進股東利益之外的其他所有社會利益。這種社會利益包括職工利益、消費者利益，及整個社會公共利益等內容。但是，公司利益和股東利益至上的觀念決定了傳統公司法上的一系列制度安排傾向于保護股東利益，而不利于強化公司的社會責任。因此必須建立起與當代社會經濟發展大趨勢相適應的理論基礎與制度框架。如：對公司的社會責任實現而言，政府可以采取對那些積極承擔社會責任的公司予以肯定、保護和褒獎等方式來予以推進，并設計出強有力的經濟利益激勵機制和約束機制。同時，打破傳統的訴訟理念，授以非股東以訴權，從而保障社會責任的實現。
（二）經濟法的法律責任產生于國家協調經濟運行的過程中
根據經濟法的“國家三重身份論”，國家具有三重身份，既是行政管理者，又是經濟管理者，還是國有資產所有者，相應地形成了行政管理權、經濟管理權、國有資產所有權。其中的經濟管理權是產生經濟責任的重要源頭。明確規定政府經濟管理權的范圍、行使程序，承擔的相應義務是十分必要的。經濟責任制度的完善，將有助于解決政府的低效率及尋租行為。而這種責任是民事責任、行政責任不可替代的。具體說來有以下幾個方面：
1、民事責任、行政責任的局限性。由于民法和經濟法的性質、價值、法治理念、調整對象等方面的不同，決定了以個體利益為本位的民事責任體系無法解決以社會整體利益為本位的經濟法的責任問題。此外在我國，行政責任的威懾力已大大減弱，政府工作人員的權力尋租行為日益猖獗，原因在于行政責任處罰的乏力，現實迫切需要一種新的能夠規制政府的經濟行為的責任體系，這就是經濟法責任。
2、經濟法責任形式和制裁方式的獨特性。具體來說：第一，企業、事業單位、個體經營者和其他個人等基本經濟活動主體的法律后果。（1）經濟制裁的方式。包括：罰款、減少、停止或提前收回貸款、強制轉移財產所有權，如征購、征用，強制轉移使用權，如強制許可使用等。（2）經濟行為制裁。包括：強制整頓、吊銷生產許可證等。（3）經濟信譽制裁。包括：通報批評、撤銷榮譽稱號、取消或限制從事某些經濟活動資格等。第二，國家經濟管理機關的法律后果。這主要是經濟管理行為責任和制裁。其制裁方式包括：責令減、免被管理主體原來規定需上交的利潤和收費；撤銷攤派；停止、糾正或撤銷錯誤或不正當干預、管理行為；限制或剝奪經濟管理權等，此外，還包括經濟制裁方式如賠償損失等。
三、經濟法責任的特點
（一）從責任目的上來看
經濟法責任側重于保護社會公共利益的不受侵犯，這便使它與民事法律責任和行政法律責任有了實質上的區別。
至于什么是社會公共利益，學術界有不同的看法和認識。有的研究者認為：“社會公共利益是指廣大公民的利益。”有的研究者認為：“社會公共利益就是那些廣泛地被分享的利益?！惫P者則認為，社會公共利益是指社會的個體所共同享有的公共利益。公共利益的范圍非常廣泛，包括環境保護、可持續發展、國家經濟安全、弱勢群體利益的保護、產品安全、公平競爭秩序和善良風俗維護等內容。
（二）從歸責原則上來看
經濟法律責任側重于公平歸責。公平歸責原則是現代立法的產物，在經濟法中廣為使用，尤其是在社會保障、可持續發展和宏觀調控中更是如此。
（三）從責任形式來看
限制或剝奪經營資格和經濟補償是經濟法律責任的主要形式。
（四）從免責條件上看
經濟法律責任的免責條件主要有：不可抗力、意外事件、無責任能力等。
四、現行經濟法的法律實施機制及局限性
法律實施機制構成有四個要素，即守法、執法、司法和法律監督。我國現行經濟法的法律實施機制是沿用民商法、行政法的實施機制。對于違反經濟法的社會組織和個人，受損害的個體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訟，但對于社會公共利益造成損害的卻沒有辦法提訟，即現行法律不承認公益訴訟。
我國現行經濟法沒有獨立的法律實施機制的原因主要有兩個方面：其一，忽視了經濟法以社會為本位。其二，忽視了經濟法保護的權利與民法、行政法保護的權利的區別。法律責任的局限性決定了經濟法律責任存在局限性。屢禁不止的、大量存在的違法現象告訴我們：法律責任的作用是有限的，僅有懲罰是不行的。要充分認識到法律責任并不是保護法律關系不受侵犯的唯一手段和措施。
實際上，在經濟法研究中，不少研究者都已經注意和認識到了經濟法律責任制度在保護經濟法律關系方面的局限性，并已開始用“獎勵”與“懲罰”并舉的模式構建經濟法律關系的保護制度。
如楊紫煊教授就主張應實施獎懲制度，保護經濟法律關系，認為：“在經濟法中，國家既對懲罰又對獎勵做出了規定，并且均占有重要地位。這是經濟法的特征之一。獎懲制度是經濟法的一項重要制度?！眲⒙『嘟淌谝仓鲝埥⒔洕申P系的保護制度，并認為“對經濟法律關系的保護，經濟法規定的各種獎勵措施，也是重要方法?！蓖跞d教授同樣主張經濟法責任制度與經濟法獎勵制度并舉。
五、經濟法法律責任實施機制的完善
（一）完善救濟機制——實現經濟訴訟
經濟法律、法規有權利義務而無訴權，導致了行政與司法的混同現象，使法律判斷偏離了司法軌道。我國《民事訴訟法》中也極少有反映經濟法特殊性的程序法規范，造成一直以來經濟糾紛案件在本質上是民事糾紛案件的錯覺。造成這種現象的根本原因是經濟訴權理論的不發達。由于經濟關系的日益復雜化，經濟沖突越來越趨于綜合性，如果在單一的經濟訴訟程序中，同時從民事、刑事和行政三方面解決經濟沖突中的有關問題，可以保證糾紛解決的徹底性和有效性。
（二）實行經濟訴訟應注意的問題
訴訟機制是實現經濟法責任的重要手段。目前，經濟法責任引起的訴訟一般稱為經濟公益訴訟。
當前我國社會生活中公共利益受到侵害的情況客觀存在并日益嚴重，雖然法律并無明文規定，但公益訴訟的理念深已入人心，建立健全公益訴訟機制已是學界共識，建立獨立的經濟公益訴訟程序是必然之舉。這樣可以確保違反經濟法責任的行為受到法律制裁。
經濟公益訴訟的受案范圍主要包括：第一，侵犯國有及集體所有資產的案件；第二，擾亂市場經濟秩序的案件；第三，妨害國家宏觀經濟管理的案件。
當然，也有學者持不同意見，認為：宏觀調控行為的不可訴性是一條基本的原則或規律，其理由是宏觀調控行為不具有適格的原告和被告，法院也沒有能力解決此類糾紛且此類糾紛也不適合法院來解決。
在建立經濟公益訴訟時，要借鑒共同訴訟和代表訴訟的理論，其有代表性的問題包括：打破原告適格理論、公益訴訟的前置程序、訴訟費用制度、獎勵勝訴原告制度等。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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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法律責任與經濟糾紛范文3
一、當前國有企業法制工作的問題及經營風險分析（一）機構不全，職能不強，隊伍專業化水平有待提高。
一是機構尚需健全，職能有待強化。一些國有企業尚未建立綜合法律服務機構，法制部門多隸屬于辦公室，大多未設立專門辦公場所；規章、制度不夠健全，尚未形成經常性長效工作機制。由于體制上的原因，法律服務人員難以介入合同審查、合同談判、經營決策、項目論證、工程招投標等重要經營活動，造成各項經濟活動缺少法律審查環節，埋下許多經濟隱患和經營風險。法律服務機構總體上職能不強，對依法維護企業權益重視不夠，規避市場風險的能力較弱；法律工作與其他事務性工作混同，解決經濟糾紛及法律問題的力度不大，效率不高。
二是專職法律工作人員較少，專業素養有待提高。許多國有企業缺少專職法律工作人員，多為兼職，業務能力相對較弱。在當前民事、經濟糾紛日益增多的形勢下，專職法律工作人員不足，服務質量不高，已成為制約國有企業發展的瓶頸。一些國有企業不能及時有效地處理各種訴訟糾紛，往往是小事拖成大事，好成壞事。目前，國有企業法律機構的服務范圍涉及到企業改制、合同管理、貨款清欠、民事糾紛、對外協調、土地賠償等諸多方面；由于人員配置不到位，專業素質不強，在法律條文的理解和具體操作上存在不少問題，影響了法律服務工作的廣度和深度，沒有發揮好從法律上進行“源頭把關”的作用。
（二）缺乏法律和契約意識，經濟合同糾紛增加。
一是合同法律意識不強，合同行為風險加大。這是當前國有企業經營比較突出的問題。表現為一些國有企業的經營管理人員缺乏必要的合同法律知識，在簽訂和履行合同中存在實體上及程序上的諸多問題，規范化程度不高，在合同標的、文本格式、履行方式等方面存在不少法律漏洞。實踐中，有的國有企業在產品購銷活動中，有時不簽訂正式的書面合同，打白條、開空白合同書；由于合同書內容、條款殘缺不全，責任追究無合同依據，這樣就給對方以可乘之機，往往授人以柄，難以保證合同目的實現，反而增加了合同風險系數；一旦發生經濟糾紛，國有企業往往只能自食其果。比較典型的例子是某國有企業所涉亞龍公司建筑物損壞賠償一案，由于在簽訂合同時，沒有規定具體日期，且在合同中提到“同意其在該國有企業塌陷地南成立汽車運輸公司一處”，沒有規定具置范圍；整個合同條文缺乏規范性，不明確，不具體，導致合同履行糾紛，被當事人惡意利用，形成訴訟，造成不應有的經濟損失。
二是合同審查論證失嚴，違約責任條款欠缺。當前有的國有企業簽訂經濟合同，對事先審查、論證、調研工作重視不夠，風險意識不強；有的經營人員違規操作，甚至僅憑哥們意氣、人情關系就草率簽約，導致合同權利、義務設定失誤，特別是造成違約責任條款殘缺不全。這樣一旦對方違約或者鉆合同條款的漏洞，就會使己方陷入被動，造成不應有的損失。近年來，一些國有企業在對外經濟交往中，合同糾紛案件呈逐年上升的趨勢。如某國有企業，近幾年先后涉及了亞龍公司賠償案、中煤銷售案、廢舊鋼材銷售行政復議案、企業法人年檢復議案以及債權、債務案件等20余起，涉案金額達兩千余萬元。這些案件中，由于合同審查不嚴，權利義務不清、違約責任條款欠缺造成的糾紛占到一半以上，導致一些無可挽回的損失。
三是合同擔保設定違規，違約責任追究困難。國有企業在市場經濟往來中，必然要與其他經濟主體發生合同擔保關系，有時為擔保人，有時為被擔保人。國有企業在簽訂重要合同時設定擔保，可減少風險，保障履約。但如果設定擔保時不規范，如擔保人無擔保能力，擔保財產有權利瑕疵等，就會導致擔保虛設，一旦發生違約，擔保責任無法落實，責任追究困難重重。另外，有的國有企業在為其它企業提供擔保時不夠審慎，風險意識不強，有時會陷入被動，代人承擔履約責任，卻無法向被擔保人追償，造成重大經濟損失而無計可施。
（三）欠款回收難度大，司法判決執行難。
一是法律救濟途徑單一，欠款回收難度較大。有的國有企業由于市場法律意識不夠強，依法經營和依法維護合法權利的機制尚有待完善，防范、化解市場風險的能力不強。遇有對方違約的合同糾紛，救濟途徑比較少，一般習慣于和為貴，以協商為主，有時難以奏效。針對困擾國有企業經營的貨款拖欠問題，有的企業習慣于上門討債，但由于債務人東躲西藏，隱匿財產，收效甚微，反而增加了討債成本，而對仲裁、訴訟等其他救濟途徑較少使用。這就使得違約者肆無忌憚，長期賴帳不還。這種情況使合同糾紛長期得不到解決，國有企業的經濟損失難以彌補，違約方的責任難以落實，對國有企業經營極為不利。
二是依法維權力度不大，司法判決執行困難。國有企業只有重視并行使合同權利，才能有效保障合同目的的實現。但有的國有企業經營人員權利意識不強，依法維護企業權益的積極性不高，造成一些外欠款項難以收回，形成呆帳、壞帳，積累了較大數額的不良資產。有時會因忽視行使自己的法律權利，例如不安抗辯權、同時履行抗辯權、先履行抗辯權以及特定條件下的的撤銷權和解約權等，造成被動局面，導致難以挽回的損失。另外，一些國有企業申請判決執行的力度不夠，對申請異地執行心存恐懼，對調查債務人財產狀況的積極性不高；時效意識不強，許多案子既不申請中止執行，又不申請執行，一旦過了法定期限，法院即不再受理，導致許多判決書成為“法律白條”，造成難以彌補的經濟損失。
二、加強企業法制建設，防范企業經營風險（一）健全機構，強化職能，優化人力資源配置。
一是健全法制服務機構，強化法律服務職能。要高度重視企業法制建設，健全法制機構，強化職能，形成綜合協調工作機制；努力構筑國有企業法制的立體化工作網絡，外靠法律中介機構，內靠法制機構，把企業經營活動置于法律的監督和保護之下。企業法制部門應當擔負起為企業領導決策提供法律依據，做到依法經營，科學決策，積極維護企業的各項權益，努力規避、化解市場風險，為國有企業經營提供有效的法律保障。例如某國有企業在外欠款回收工作中，成立了由法制辦、財務科、企管辦、監察審計科等部門有關人員組成的清欠小組，通過法律途徑集中追討應收貨款，取得了顯著的效果。
二是優化人力資源組合，充實法制機構人員。法律工作人員的政治素質、業務素質的高低，直接影響著法律服務的質量。因此，在建立、健全法制工作機構時候，要不拘一格，把精通法律、熟悉經營的同志充實進來。努力為法律專業人才創造良好的工作環境，配備必要的辦公、交通、通訊工具，訂閱、購買各類法律資料；落實應有的職級待遇，明確權利、責任和義務，建立有效的激勵與約束機制；定期為法律工作人員提供外出培訓和進修的機會，不斷提高其業務能力和工作水平。加強與政法院校的聯系，積極引進法律人才；努力借助外力，聘用法律專家擔任國有企業法律顧問，參與企業經營與決策，防范、降低市場經營風險。
三是重視法律知識教育培訓，提高經營人員業務素質。鑒于一些國有企業經營人員合同法律意識淡薄、業務素質不高的現狀，加強法律業務培訓是關鍵一環。當前亟須建立、健全普及性和專業性相結合的培訓機制，結合崗位實際需要，對企管部門、供銷科、財務科、審計科等重點崗位的工作人員，加大合同法、企業公司法、財稅法、擔保法、金融法等經濟法律知識的培訓力度，提高他們的法律業務水平，強化依法營銷和市場契約意識。要通過制度化的經濟法律知識和營銷業務知識專門培訓以及人才重組，建設一支精通法律、熟悉業務的專業化經營隊伍，建立健全責權利一致的營銷責任制度；從而保障國有企業更好地適應市場，參與競爭，保障合同安全，減少合同風險，維護合同權益。實踐中，一些國有企業在建設專業化經營隊伍方面做了可貴的嘗試，例如進行合同法律知識培訓，舉辦營銷策略講座，引進專業化人才等，都收到良好的效果。
（三）規范法律服務工作程序，切實維護企業合法權益。
一是完善法律服務工作程序，依法維護國有企業權益。法制部門必須嚴格按照法律程序，及時高效地處理各種經濟糾紛，切實維護國有企業的權益。首先，對事關國有企業重大經濟利益的案件，要慎之又慎，統籌兼顧，協調一致。接到案件后，要及時向上級單位匯報，爭取支持，深入調查了解案件情況，研究確定法律對策。其次，在處理民事經濟糾紛時，應積極主動的請當地政府參與協調、平息，尋求有效的解決辦法。最后，協調不成而引發訴訟的，要積極應對，制作法律文書，訴諸法院裁決；訴訟過程中，努力做到有理、有據、有節，妥善處理好各類經濟糾紛；對法院判決或裁定要持辯證態度，深入分析，權衡利弊，決定是否申請執行或提起上訴、申訴。例如某國有企業歷時7年最終圓滿解決的微山亞龍公司煤炭洗選公司訴我方建筑物損壞索賠一案，即是一個極好的例證。在本案中，該企業積極應訟，取得了省國有局的支持，充分發揮法制部門的積極作用，嚴格遵循程序，規避法律風險，在訴訟雙方都滿意的狀態下結束了訴訟，就賠償額達成了一致意見，大幅減少了國有企業的經濟損失。
二是建立重大經營活動法律審查機制，預防、減少企業經營或決策風險。法制部門、公司律師要全面介入經營管理活動，提供優質高效的法律服務，切實把好法律審查關。首先要健全采購、銷售機制，預防、降低經營風險。國有企業法制部門和公司律師全程介入，審查合同等法律文書及法律手續的合法性和規范性，并簽署法律意見，并負法律責任，以降低物資成本和項目風險。對于重大工程項目，從方案設計到工程施工、監理，要采用招投標的方式進行，企業法律顧問、公司律師和項目責任人要實行工程項目終身負責制，減少項目失誤，提升工程質量。其次，依法加大對外欠款的清理力度，維護企業經濟權益。組織由專門法律服務人員參與的追討債務小組，建立目標責任追究制度，對應收帳款重新梳理分類，對陳帳老帳，采取各種法律手段，通過拍賣劃撥、以物折抵、延續債權等方式進行回收。最后，對各項開支行為進行嚴格審計和法律審查，杜絕違法開支現象；對重大工程建設項目則委托律師事務所和會計師事務所等社會中介機構審計，提高透明度，防止暗箱操作，規范投資行為，提高投資效益。
三是開拓多元化法律救濟途徑，依法追究對方違約經濟責任。國有企業要破除特殊企業觀念，敢于開拓多元化法律救濟途徑，改變傳統的上門討債、違約協商的習慣作法，學會綜合運用各種法律救濟手段，追究對方的違約經濟責任。協商不成，可請主管部門或權威第三人調解；調解未果，可依約進行合同仲裁，仲裁決定具有法律強制力。國有企業也可依法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通過訴訟程序追究相對方的違約經濟責任。例如，針對一些企業或個體經營者長期拖欠國有企業合同價款的問題，如果合同責任清楚，證據確鑿，則可直接向法院申請支付令，強制對方支付貨款及利息。如果合同糾紛較復雜，則可向法院提起訴訟，通過法院裁判強制對方支付價款，并可要求對方賠償損失。對于法律救濟途徑的選擇適用，國有企業要重視違約責任追究成本核算問題，根據實際情況，力求以最合理的成本，通過最適當的法律救濟途徑，實現追究違約責任的目的。例如，某國有企業積極與中地煤公司聯系協調，經過相互協商與法庭調解，重新訂立協議，有效解決了1988年遺留下來的3200萬元標的額的“撥改貸”欠款問題，使企業甩下了歷史包袱，步入快速發展的軌道。
（四）加強企業合同管理，防范合同陷阱和風險。
一是建立、健全合同審查機構和管理制度，發揮內外部法律服務人員的作用。市場經濟就本質而言，就是法制經濟和契約經濟；合同已經成為市場經濟中的重要交易手段。因此，國有企業要成立合同管理委員會，建立由法制部門全程參與的合同管理職能部門，配備專職合同管理員，各部門設立兼職合同管理人員，形成統一領導，分口負責的合同管理網絡體系，使合同管理工作更加規范、科學、合理。要制訂嚴格的合同管理制度，健全合同審查機制，實行合同簽約人負責制和重大合同履行報告制度，促進依法審慎簽約。合同負責單位、合同承辦人要對合同的前期調查、談判、簽約、履行、驗收、結算等全過程負責；對履行周期長、標的額大、復雜疑難的重大合同實行計劃履行、定期報告制度，及時解決履行過程中出現的問題，維護企業合法權益。要用好法律人才的專業化服務，引入法律中介服務機構參與重大合同項目的審查、論證及談判；力求合同權利義務明晰，違約責任條款完整，最大可能的降低合同風險，提高合同成功率，維護國有企業權益。目前有的國有企業已建立了合同審查委員會和法律咨詢機構，設立了專職公司律師或聘請社會律師為常年法律顧問，不僅成功地保障了合同安全，而且在維護合同權益，追究違約責任方面取得顯著成效。例如某國有企業法制部門，積極協調，借助法律顧問，依法解決了欠款合同糾紛案、吳莊村土地塌陷賠償案等6件案件，為企業減少、挽回損失30多萬元。
二是重視合同證據工作，做好合同公證、鑒證。由于缺乏證據意識，一些國有企業陷入“有理乏據”的尷尬境地，在經濟糾紛中吃盡苦頭，造成一些不應有的經濟損失?！胺勺⒅刈C據。”因此，企業法制機構應當重視經濟合同文本、憑據的收集、整理、歸檔工作，做到未雨綢繆，防患于未然。一旦涉及經濟糾紛，要及時調查經濟往來記錄，查閱原始檔案，搜集、保全相關證據，提高勝訴的機率。同時，要充分認識合同公證、鑒證的重要作用，對大額合同、重要合同依法進行公證、鑒證，保證經濟活動的合法性。建筑安裝工程合同要依法經工商行政管理部門鑒證，大宗大額合同，經當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門或公證機關公證，以防范、避免合同履行風險。例如，某國有企業對于大宗物資采購、標的額在5萬元以上的合同、不動產轉讓和受讓合同一律予以公證，從而規范了合同法律行為，堵塞了法律漏洞，確保經營活動和法律文書的真實性、合法性、有效性，維護了本企業的合法權益。
三是正確適用合同擔保制度，預防、規避合同項目風險。合同擔保制度對保障交易安全以及維護合同權益具有重要意義。國有企業在經濟擔保活動中，要嚴格遵守合同法、擔保法的規定，設定擔保的內容、程序要符合規范，真正用好合同擔保制度，降低合同風險。具體而言，國有企業要求其他企業提供擔保，應審查對方的擔保資格以及用來擔保的財產權利狀況，并在合同中明確擔保責任條款，一旦交易對方違約，可依法追究擔保責任，實現擔保合同權利。國有企業如果是做擔保人或為其他企業提供擔保，要依法審慎設定，必要時可要求被擔保人提供反擔保，以減小合同擔保風險，保障經營安全。另外，要用好自己的合同權利，如先訴抗辯權、同時履行抗辯權、不安抗辯權、追訴權、訴訟權等，維護己方利益，實現合同目的。例如，某國有企業與某私人企業簽訂產品銷售合同，在履約屆至之前，該私人企業出現嚴重虧損，資不抵債，明顯無付款能力，此時私人企業卻要求國有企業按時發貨；在此情況下，國有企業可以依法行使不安抗辯權，要求對方提供履約擔保，如果對方拒絕的話，國有企業不承擔任何責任，并可追究對方的違約責任。
四是健全招投標機制，減少合同項目成本。國有企業進行大型設備定貨、重要工程施工等合同項目，標的額巨大，事關重大。除了常規的合同審查程序外，要健全并實施招投標機制；強化招投標合同項目的全方位、全過程管理，促進合同的順利履行。企管辦和法制部門要從合同的立項、談判、簽訂、履行、驗收、結算等各個階段都進行了跟蹤管理。公司律師要全程參與招標合同項目的管理，對合同的簽訂、審批、履約質量把好“法律審查關”。對重大投資或招標合同項目，要邀請相關經濟和法律專家組成專家委員會，進行可行性論證，保證合同項目的合法性、可行性、安全性。在當前買方市場條件下，通過投標者的相互競爭，國有企業可以選擇最優的產品和服務，同時又有利于降低成本，減小合同風險。例如，某國有企業在新井建設的重要項目上，實施招投標機制，保證了工程質量，并節約項目成本近千萬元，同時也增加了合同項目的公開性，避免了暗箱操作和經濟違法亂紀。
經濟法律責任與經濟糾紛范文4
關鍵字：經濟法學研究框架
所謂研究框架，就是人們在研究活動中形成的比較定型的思維體系，包括切入點的選擇、話語形式的認同、論證步驟和層次的安排等等。它表明一個學科在研究問題時慣于遵循什么理念和邏輯、從什么角度、依據什么要素、按照什么順序來分析問題。它屬于研究范式與方法的范疇，是衡量一個學科的成熟與科學程度的重要標志。法學在其漫長的發展歷程中，已探索出許多研究框架，如以“主體-客體-內容-法律事實”為要素的法律關系研究框架，以“權利能力-行為能力”為要素的主體資格研究框架等等，成功地論證了諸多法律問題。同時，這些研究框架一直處于不斷創新的過程之中。經濟法學作為新興學科應當繼承和發揚傳統法學研究框架，同時還應當產生能對傳統法學提出批評、進行挑戰、突破其給定前提的新型研究框架，以提出和解決傳統法學沒有提出或解決的問題。法學界盡管對經濟法是否是獨立的法律部門存在爭議，但對經濟法學作為獨立學科卻無人質疑，主要是由于它已經呈現出不同于傳統法學的諸多研究框架。然而，人們對經濟法學進行回顧和總結時，只重視各種觀點、學說的綜述，對其研究框架卻缺乏必要的關注[1].本文擬從經濟法學文獻中梳理出對傳統法學有所突破的研究框架，以吸引學界同仁投入到研究方法的探索之中。
一、經濟與法律互動結合框架
經濟法學比傳統法學更加重視經濟與法律的關系，并基于這種關系來研究經濟法律問題。這種研究是圍繞經濟現象、經濟學、經濟政策與經濟法的相互關系而展開的。
（一）經濟現象與經濟法的關系。經濟與法律的關系，首先是經濟現象與法律的關系。經濟現象最直觀地反映出對法律的需求，法律的作用和效果也可以從經濟現象中得到最直觀的評價。經濟法學研究應當從觀察和分析經濟現象出發，來探求經濟與法律互動的規律。當前，應當特別重視經濟體制改革、可持續發展、知識經濟、經濟全球化、經濟秩序、經濟波動、金融危機等重大經濟現象與經濟法的關系。如可持續發展作為一種具有跨世代性、整體性、綜合性、協調性、反波動性的發展模式，普遍被世界各國所選擇。這一重大現象給經濟法的立法和實施帶來了全面而深刻的影響。我們應將環境、生態、人力資源等與可持續發展密切相關的問題納入經濟法學研究的視野，從全新角度、更大范圍、更長遠利益來考慮經濟立法的價值取向、決策重點和實施手段、政策后果的評價以及政府行為的作用方式等理論課題。在研究中，應注意到并非所有經濟現象都有必要或可以由法律來規范。能對法律起決定作用、需要由法律來著重規范的經濟現象，是常態而非短暫、定型而非臨時的現象，是由深層原因而表層原因所導致的現象。經濟法學只應研究這些經濟現象，并依據以這類現象為對象的經濟理論和經濟政策提出法律對策。經濟學研究經濟現象，主要是分析其原因和機理，描述其過程和后果；經濟法學研究經濟現象，則主要是針對其利弊、原因和過程進行制度設計并尋求如何將其設計的制度法律化。
（二）經濟學與經濟法的關系。經濟法作為對經濟關系的“翻譯”，其“翻譯”質量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對經濟規律的認識，這就需要依賴于作為探索經濟規律之科學的經濟學。是故，經濟學對經濟法和經濟法學來說處于本原地位。無論是抽象的經濟法基礎理論，還是具體的經濟法中制度，都體現了經濟學與法學的交融。（1）在經濟法基礎理論的研究中，許多學者越來越重視吸收經濟學的理論營養，運用經濟學原理來論證經濟法的存在依據、基本假設、調整范圍、宗旨（或價值取向）、主體等基本問題。如從“市場失靈-政府失靈”的理論中，得出經濟法為彌補“雙重失靈”而存在的必要性和經濟法是確認和規范政府干預之法的本質。又如從對政府的有限理性假設中，得出經濟法所確認的國家干預應當與經濟民主相伴同的適度干預。[2]（2）在經濟法具體制度的研究中，經濟學的滲透甚為普遍。①經濟立法中的許多概念，是轉用原來為了把握經濟事實而形成的概念或經濟學上的概念[3]，如公開市場操作、預算、壟斷、經營機制、產權、私營企業。闡釋這些法律概念，必然要借助相應的經濟學原理。②許多經濟法律制度建立和變遷的合理性及其內容，都需要經濟理論的支撐。如消費者的知情權和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義務，都能夠從信息不對稱理論中找到依據；又如金融立法對金融業分業經營體制或混業經營體制的選擇，也可以從當時的金融風險理論中找到解釋。③經濟法體系設計是否具有合理性，需要運用經濟理論來論證。如有學者依據國家針對市場三缺陷（市場障礙、市場機制唯利性和市場被動性、滯后性）采取三調節（強制、參與和促導）的理論，將經濟法體系設計為市場規制法、國家投資經營法和國家宏觀調控法三大塊[4].而筆者根據國有投資經營是宏觀調控體系的有機組成部分的經濟學原理，將國有投資經營法列入宏觀調控法之中。④經濟法律制度的運行績效，可以運用經濟理論來評價。在經濟法的價值目標體系中，效益具有特別重要的地位，因而對經濟法律制度作“成本-收益”分析成為制度經濟學的重要組成部分。經濟法是規范經濟行為之法，運用經濟學研究經濟行為所得的結論來檢視經濟法律制度，以判斷其是否達到目的，更能客觀評價其優劣。經濟學是一門具有預測能力的學科，運用其理論和方法來分析現行或將要制訂的經濟法律法規，既可以對經濟法的實施效果作超前預測，又可以增強經濟立法的超前性。應注意的是，經濟學與經濟法的相互作用，在部門經濟學與部門經濟法的關系中體現得尤為直接和明顯。
（三）經濟政策與經濟法的關系[5].經濟與經濟法的相互作用，是以經濟政策為主要媒介的。對于經濟政策與經濟法的關系，應當從以下幾個層次來思考：（1）經濟法與經濟政策的界限。主要是研究兩者在表現形式、調整范圍、穩定程度、實施機制等方面的區別，從而明晰二者的地位差別和職能分工。（2）經濟政策的法律化。主要是研究經濟政策法律化的范圍和途徑。就范圍而言，就是要界定哪些政策可以法律化。一般說來，只有中央政策、基本政策、長期政策才有必要法律化，地方政策、作為權宜之計的政策則不宜法律化。就途徑而言，一般指經濟政策的目標和基本精神由法律具體化，經濟政策的具體內容為法律所吸收；當改革中出現立法空白領域時，某些經濟政策在一定條件下也有必要通過執法和司法系統而直接適用。但這種“以政策代法”的現象必須從嚴控制。如根據稅收法定原則的要求，任何稅收政策想在轉化為法律之前，都不具有法律效力，不能成為指導和拘束人們行為的規范。（3）經濟法律的政策化。需要研究的主要問題有：①經濟法中的不確定性規范需要由相應的經濟政策增強其確定性，給當事人展示一種明確的預期，這在反壟斷法域尤為突出[6].②經濟法的執行力度受到經濟政策的嚴重影響，如美國反壟斷法在20世紀60年代因風行中小企業保護政策而執行非常嚴格，70年代卻因政策變化其執行由嚴厲走向寬松。③經濟法中存在著許多政策性語言，這雖然有其必然性，但削弱了其確定性和約束力，以致出現了所謂的“軟法”現象。這在宏觀調控立法中尤為明顯。為解決此問題，需要從立法技術層面研究“使軟法硬化”的對策。
在經濟與法律互動結合框架中，還應當注意以下問題：（1）經濟學理論向法學理論的轉化問題。這主要是如何適當淡化經濟學色彩、增加法學“濃度”，避免以經濟理論來取代法學理論的傾向。（2）經濟法學如何轉換和選擇經濟學概念的問題。應盡可能使用在經濟學界已有明確和一致含義的概念；立法中所使用的經濟學概念，其法學含義應同其經濟學含義相通；當立法中不得不使用有多種含義的經濟學概念時，應當在法律文本或立法解釋中明確選擇其何種經濟學含義。（3）合理使用法律經濟學方法的問題。法律經濟學從經濟學意義上說，是以理性人、個人主義和完全競爭為假設的，運用法律經濟學方法應當注意其在法學中的適用范圍，不宜將其用來分析一切法律問題；效益目標應在經濟法的價值目標體系中準確定位，不宜過分拔高其地位；量化分析應當以來源于我國實踐的數據資料為基礎，不宜照搬國外的調查文獻；經濟分析工具應當盡可能從各種經濟學科中尋找，不宜僅僅局限于微觀經濟學。（4）保持法學獨立品性的問題。經濟法學在貼近經濟理論與經濟政策的同時，應堅持自己的獨立品性。長期以來，我國經濟法學總是將研究重點放在對經濟政策和方針的解釋上，這種研究方法反映了經濟法學貼近生活、解釋實踐的特征，但是當其一旦走向極端，就會背離法學應有的嚴謹科學態度，顯得有些急功近利，缺乏法學本身應有的主動性和獨立性，容易淪為純“政策注釋學”。
二、經濟法規體系框架
經濟法學界所提出的由市場主體法、市場規制法、宏觀調控法和社會保障法構成的經濟法規體系（或稱市場經濟法律體系），是在整個法律體系由“以階級斗爭為中心”轉向“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背景下，將傳統法律部門中有關經濟的法律規范，按照市場經濟體制的構成進行重組所形成的法律體系框架。它體現了現代法以“經濟性”為時代精神[7]的特征。與傳統法律部門劃分-未能充分考慮到經濟主題或經濟體制-所形成的法律體系框架相比，它不僅是法律體系框架，而且還可以成為研究經濟法律問題的分析框架。
由于法律作用于市場經濟體制，主要是從市場主體、市場行為、宏觀調控、社會保障這四個方面切入的。這四個切入點較完整地反映了現代法規范經濟的著力點，因而許多學者自發地利用經濟法規體系框架來研究經濟法律問題。如運用這種框架討論經濟審判庭的存廢問題。市場經濟體制中的經濟糾紛（即涉及經濟問題的糾紛），按照這種框架來分類，更能顯示出各種糾紛的特殊性，從而發現傳統的民事訴訟與行政訴訟兩分格局的局限。如市場主體法中的企業兼并與破產糾紛；市場規制法中的反不正當競爭糾紛、反壟斷糾紛等糾紛；宏觀調控法中的政府采購糾紛、稅務征管糾紛等糾紛；社會保障法中的社會保險糾紛、勞資糾紛等糾紛，一般都難以套用民事訴訟或行政訴訟來解決，有的超出現行民事審判和行政審判的收案范圍；有的雖然可以通過民事訴訟或行政訴訟的渠道解決，但成本過高。因此，設置處理這類案件的專門機構（如經濟審判庭、社會法庭），并制定相應的特別程序法，理論和實踐上都非常必要。而最高法院所作出的在原民事審判庭的基礎上，撤銷原經濟審判庭、知識產權審判庭和交通運輸審判庭，相應改建成民事審判第一、二、三、四庭，建立“大民事審判格局”的機構改革方案，值得深思。
利用此分析框架還可以分析其它經濟和社會問題，提出法律對策，例如西部開發、擴大內需、通貨膨脹（或緊縮）、發展高新技術產業等。
三、“主體-行為-責任”框架
現代經濟法是公法與私法相融合的法律，其調整對象是個復雜系統，涉及多類關系、多方主體和多種行為。在該系統中，含有宏觀調控、市場規制、市場競爭、市場交易和社會組織內部等多類關系；這些社會關系在屬性、要件、運行規則等諸多方面不盡相同，但又相互關聯和制約；任一主體都處于多維關系中，在不同關系中相對各方主體處于不同地位，實施的行為具有不同的內容和形式，受不同的法律規制。傳統的法律關系理論框架有一個不可彌補的缺陷，是用權利義務來概括法律關系的內容，而權利義務概念卻涵蓋不住法律關系中的權力因素，從而使現有法律關系學說只能解釋私法關系，不能合乎邏輯地解釋公法關系。經濟法域中的社會關系，不僅有公法關系，而且還有公私法混合關系。作為主要是對私法關系（特別是交易關系）的一種理論抽象，法律關系框架對經濟法域的社會關系進行分析就顯得捉襟見肘、力不從心。如稅收法律關系兼有權力關系和債權關系的雙重屬性，其運行過程中含有多個環節、涉及多種因素。而運用法律關系理論框架來論述稅法問題時，不僅不能實現權力關系與債權關系的有機融合，消除它們在實踐運作中的沖突[8]；而且與稅制要素分析框架相比，對稅收制度設計幫助不大。而稅制要素分析框架實質上就是“主體-行為-責任”框架。
我們注意到，現代經濟立法，如《反不正當競爭法》、《產品質量法》、《消費者權益保護法》、《招標投標法》等都不是按照法律關系框架，而是以主體、行為和責任作為其基本要素來進行設計的。這種框架實際上對各個法律部門都通用。對經濟法律制度的具體內容和結構進行研究時，也應以“主體-行為-責任”框架為主、法律關系框架為輔。
在“主體-行為-責任”框架中，主體理論一般應回答以下問題：（1）給主體定位。將主體置于經濟社會大系統中，綜合其在所處多維關系中的主體資格，對其進行全方位、寬口徑定位，如既在實體法中定位，也在程序法中定位；既在市場規制中定位，也在宏觀調控中定位；既在市場交易中定位，也在市場競爭中定位。同時還應當考慮到在經濟社會大系統中主體定位所受到的諸如經濟全球化（特別是加入WTO）、知識經濟、可持續發展等制約因素。（2）確定主體資格。這主要研究取得特定主體資格的必備條件（包括積極條件和消極條件）和方式，特定主體資格的內涵和內容構成，特定主體資格與相關主體資格的關系，以及法律主體與社會實體之間的關系，等等。（3）設定主體體系框架。這主要研究一定體制下主體的法律形態，并按不同標準對主體進行分類，以凸顯其具體人格，并展示其對不同方位相對人的權利（權力）、義務（責任）。依主體的職能，主體一般包括投資者、經營者、勞動者、消費者等市場主體；工商者業團體、消費者團體、勞動者團體、職業介紹所、商業銀行等社會中間層主體；中央地方各級政府及其所屬各部門。（4）評價和選擇主體立法模式。這主要研究各法律部門關于主體定位的立法分工，分析現行立法體例的特點和利弊，在既定體制下選擇適當的立法模式。
行為理論主要是研究宏觀調控行為、市場規制行為、市場競爭行為和市場交易行為等具體行為的運行規則，其中以行為的屬性、內容、形式、目標、效力等要素為重點。值得強調的是，經濟法域中的行為具有多樣性，各種行為都有其特殊的制度框架，異質性多而同質性少，民商法域或行政法域的行為則不然-盡管民事行為和行政行為種類繁多，但各類行為之間同質性多而異質性少。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抽象出涵蓋經濟法域各種行為的一般行為理論，一則難以同民事法律行為理論或行政法律行為理論相區別，二則可操作性不強，無助于各類行為的制度設計。因而，經濟法中的行為理論，與其仿效民商法學或行政法學研究各種行為的共性以形成一般行為理論（如經濟法律行為理論、政府經濟行為理論），倒不如著力分別研究各類行為的一般理論，為宏觀調控、市場規制、市場競爭、市場交易等類行為提供可操作性的制度設計。鑒于宏觀調控行為和市場規制行為既具有行政行為的形式，又具有經濟行為的內容，我們在研究時，必須注意其內容和形式的對立統一；而市場競爭行為和市場交易行為等市場行為具有雙重屬性，一方面是相對競爭對手、交易對象等市場相對人而言的一般民商事行為，另一方面是相對調控者或規制者等而言的市場對策行為[9].在研究市場行為時，既要研究其雙重屬性的區別和融合，又要偏重研究其作為市場對策行為的特殊性。
責任理論一般應研究三個問題：（1）責任形式的確定。既要研究民事責任、行政責任、刑事責任在經濟法域中運用的特點，也要研究經濟法域中出現的專業性制裁、道義責任、政治責任等新型責任形式。（2）責任形式的組合。既以主體為中心來研究各種責任形式的組合，如企業、社會中間層主體、政府的民事責任、行政責任、刑事責任和其它責任的組合；也以行為為中心來研究各種責任形式的組合，即分別研究市場規制、宏觀調控等制度中民事責任、行政責任、刑事責任和其它責任的組合。（3）立法模式的選擇。既要研究經濟法律法規中如何配合民法、刑法和行政法規定經濟法域中的法律責任，也要研究經濟法體系內各部門如何就法律責任進行立法分工和協調。
特別指出的是，許多經濟法學著作將經濟法律關系理論作為經濟法總論的主要內容，但這種套用的民事法律關系理論變種只適宜于象民事法律關系那樣內在結構簡單的法律關系，對于內在結構復雜多樣的經濟法律關系卻顯得過于呆板和形式化，以至在分論中由于對制度設計幫助不大而不便適用。鑒于法理學界已有以權利與權力為核心建立新框架的嘗試[10]，我們建議在經濟法學中嘗試采用“主體-行為-責任”框架，因為其中的主體、行為、責任都是公私法通用的要素，便于具體的制度設計。
四、“政府-社會中間層-市場”框架
我國法學界近年來盛行著“政府-市場”（或“政治國家-市民社會”）研究框架。這體現在如公共欲望與私人欲望，公共經濟與私人經濟，公法與私法，權力與權利等方面。在經濟轉軌時期，政府和市場都處于“越位”和“缺位”并存狀態，市場“缺位”就是政府“越位”，市場“越位”就是政府“缺位”。但是運用這種框架來分析現代市場經濟體制中的法律問題時，普適性受到局限。實踐表明，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對立關系，它們往往通過一定的中介實現互動。在現代社會，非政府公共組織大量涌現，其在政府與市場互動構架中的地位日趨突出，既履行了原由政府承擔的某些職能，也替代了原由市場主體享有的某些職能，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政府未能完全彌補的“市場缺陷”和市場未能彌補的“政府缺陷”，已成為“小政府-大社會”格局中“大社會”的重要組成部分和現代市場經濟體制中經濟民主的重要實現形式。而“政府-市場”框架最大的缺陷，就在于不能反映這種現實。正是在此意義上，“政府-社會中間層-市場”框架是對“政府-市場”框架的超越和修正。
“政府-社會中間層-市場”框架既保留了“政府-市場”相關聯的研究優勢，又引導人們在宏觀大背景下把握經濟法的社會公共性[11].這種框架已在現行立法有較多體現。如《證券法》（1998年）中的“中國證監會-證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和股民”框架；《消費者權益保護法》（1993年）中的“工商行政管理部門-消費者協會-消費者和經營者”框架；《產品質量法》（1993年）中的“產品質量技術監督等行政部門-產品質量檢驗機構、質量管理協會、消費者協會-消費者、用戶、生產商、銷售商”框架；《國有資產評估管理辦法》（1991年）、《公司法》（1994年）等法律法規中的“國有資產管理部門-國有資產投資機構-公司和國有企業（這里指尚未改造為公司的全民所有制企業）”框架；《勞動法》（1994年）、《勞動力市場管理條例》（2001年）等法律法規中的“勞動行政部門-職業介紹所-勞動者和用人單位”框架；《注冊會計師法》（1993年）等法律中的“財政部門-注冊會計師協會-注冊會計師”框架?？傊?，在這種經濟法主體體系框架中，政府主體包括中央和地方政府及其所屬部門或機構，社會中間層主體[12]包括社團類主體（如工商業者團體、消費者團體等）、交易中介類主體（如產權交易所、拍賣行等）、經濟鑒證類主體（如會計師事務所、資產評估機構等）和經濟調節類主體（如商業銀行、政策性銀行等），市場主體包括投資者、經營者、勞動者和消費者。
運用該框架進行研究，至少應注意：（1）研究框架的適用范圍。這種框架不一定適用于任一經濟法律問題的研究，但對主體研究具有優勢。其適用重點應置于主體的制度設計。（2）社會中間層主體的缺陷。社會中間層主體同政府一樣，具有內部性，存在缺陷。我們既要研究社會中間層主體缺陷的表現和原因，也要研究彌補這種缺陷的對策，如研究政府對社會中間層主體的適度監管，以及市場主體對社會中間層主體的制約。（3）不同社會中間層主體與政府、市場間的互動。社會中間層主體有多種類型，各自職能和任務以及與政府、市場主體的關系不盡相同。在探討這種互動關系的共性的同時，必須分別研究各種互動關系的個性。（4）“二元框架”向“三元框架”的過渡。我國現階段社會中間層主體缺位、錯位、越位狀態并存，不僅“二元框架”不定型，“三元框架”也不成熟。我們應當以“三元框架”為目標模式，在研究如何完善“二元框架”的同時，研究如何培育社會中間層主體及其與“二元框架”的銜接，探討“二元框架”向“三元框架”過渡的路徑。
五、法益主體框架
法益是法律所承認、確定、實現和保障的利益。各個法律部門都基于一定范圍的利益而存在，都以協調各種相互沖突或重疊的利益為己任，而這種協調須以明晰法益主體為前提。經濟法域中的法益具有復雜的利益結構，明晰其法益主體，需要運用多種分析框架。其中下述幾種更有特殊意義：
（一）歸屬主體-代表（或實現，下同）主體框架。其要點包括：（1）法益主體可以分法益歸屬主體與法益代表主體兩個層次。這兩個層次的主體有時一致，有時并不一致。換言之，歸屬主體的利益有時由自己代表，有時由他人代表。如個人利益，其歸屬主體是個人，一般由個人來代表，特殊情形下也可由政府或非政府公共機構來代表；社會（公共）利益，其歸屬主體是社會公眾，一般由政府來代表，特殊情形下也可由個人或非政府公共組織來代表。（2）歸屬主體有單個歸屬主體和共同歸屬主體之分，如公司法中的股東權益和勞動法中的勞動者權益都可以作自益權與共益權的區分。（3）代表主體有一元代表主體和二元或多元代表主體之分，前者如在民事訴訟中，只有與案件審理結果有直接的或法律上的利害關系的人才能成為訴訟當事人和第三人；后者如在消費者協會支持消費者提訟的案件中，消費者協會和消費者都是代表主體。（4）關于歸屬主體與代表主體的關系，存在著兩者統一的自我代表模式、兩者不統一的他人代表模式以及自我代表與他人代表的混合模式。自我代表模式如民事訴訟中的自訴；他人代表模式如刑事訴訟中的公訴，在這里公訴既實現受害人利益，也實現公眾利益；混合模式如在王英訴“富平春”酒廠案中，王英作為原告提出人身傷害賠償和在產品標簽上作警示標注兩項訴訟請求，前項請求是實現自我利益，后項請求是實現公眾利益[13].他人代表模式還可以分為形式代表模式和實質代表模式。如在國有公司中，董事長在法律上是國有資產的代表，但這僅是一種形式上的代表；只有當其行為符合國有資產利益時才是實質上的國有資產代表。實踐中存在著許多國有資產代表實施的違背國有資產利益的行為，正是在此意義上才有“產權虛置”、“產權不明晰”之說?？梢?，要使形式代表轉化為實質代表，存在諸多制約因素。
（二）當事人-相關人框架。其要點包括：（1）當事人之間的關系可分為同質當事人間的關系和異質當事人間的關系。后者包括強弱當事人間的關系、個人與組織間的關系、行業與區域間的關系、市場主體與特定行業或區域間的關系等等。（2）相關人依不同標準，可分別作出特定相關人和不特定相關人（公眾）、直接相關人與間接相關人、顯性相關人與隱性相關人、當代相關人與后代相關人、相當個人與相關組織（行業、區域）等分類。（3）當事人與相關人的關系是社會關系內部與外部的關系。處于經濟社會大系統中的各種社會關系和各種利益主體之間，都是相互依存的。這是共生理念的體現。因而，法律在調整某種社會關系時，不能只是關注內部各方當事人之間的利益配置，還應當考慮到當事人與相關人間的利益配置。如在考慮股東利益時，至少還應當考慮消費者和勞動者的利益，甚至還應當考慮供應商、相關的社會組織和社會團體、周邊的社會成員等等相關人。（4）當事人與相關人的劃分是相對的。例如，在構成同業競爭的甲、乙兩個企業與消費之間，就競爭關系而言，甲、乙企業為當事人，消費者則為相關人；就消費購買關系而言，消費者與其中某企業為當事人，另一企業則為相關人。相關人一般可以劃分為自然人、法人和社會公眾，既可以是特定的也可以是不特定的，既可以是當代人也可以是后代人。（5）當事人與相關人的相互影響有大小、正負和主客觀之分。如果影響微小，可以忽略不計，無須考慮相關人問題。經濟學中的外部性理論，就是對這種正負影響的最好說明，其中正外部性如創造發明，負外部性如環境污染。這種外部效應既可能是主觀制造的，也可能是客觀形成的。（6）當事人與相關人的利益協調。就協調內容而言，有補償和限制兩方面。補償即針對當事人與相關人之間的正負影響而采取相應的利益彌補措施，對產生負面影響者增加其負擔，如征收排污費、收取容器或包裝物回收押金；對產生正面影響者增加其收益，如貸款扶持、財政補貼。限制即對產生負面影響者的行為自由給予適當限制，如頒布許可證、監督檢查。就協調方式而言，有協商（如勞資集體談判）、參與（如公司治理結構中的獨立董事、壟斷企業的價格聽證）、訴訟（如賦予職業團體對職業者的支持權）、政府干預（如征稅、市場準入）等多種方式。在追究法律責任時，對主觀制造負面影響者實行過錯責任（如濫用市場支配地位者）或嚴格責任（如制造假冒偽劣產品者），對客觀形成負面影響者（如環境污染損害者）實行無過錯責任。
（三）當代人-后代人框架。其要點包括：（1）代際關系是人類社會可持續發展中的關系。當人類社會選擇可持續發展作為其發展模式時，代際利益配置的重要意義才凸顯出來。（2）當代人與后代人之間存在著嚴重的地位差別，當代人的優勢在于擁有后代人“缺位”時對資源的壟斷和先占。因而，具有“經濟人”屬性的當代人會損害后代利益?；诳沙掷m發展的目的，當代人對后代人必須承擔不損害后展而為后展創造條件的責任。這也決定了經濟法在調整手段上要創新，不僅要“治于已然”，更要著重“防于未然”，法律調整的功能必須向前、向未來延伸，以保障跨世代的可持續競爭力。（3）當代人對后代人承擔責任的實現方式。“經濟人”屬性會對當代人向后代人主動（或自覺）承擔責任造成障礙，而后代人又處于“缺位”狀態。這就需要當代人中有人充當后代利益代表，構建代際利益協調機制。實踐表明，由政府和非政府公共組織來充當后代利益代表較為理想，在一定條件下也可以由個人來充當這種代表。政府應將后代利益納入其目標體系，組織和動員當代各種資源，為后展創造條件；對損害后代利益的行為給予禁止、限制和懲罰；對有利于后展的行為給予鼓勵和支持。政府還應支持民間成立各種代表后代利益的非政府公共組織；賦予各種非政府公共機構以保障后代利益的社會責任；等等。當然，民間主體作為后代利益代表，需要有相應的訴訟主體資格作保障。但依我國現行立法，當代主體對損害后代利益的行為在不存在直接利害關系或法律上利害關系時無權提訟。而有些國家已有當代人為后代利益而的特例，如菲律賓最高法院1993年在一個判決中承認42名兒童代表他們自己和未來世代對損害健康環境者的資格。[14]因此，我國立法也應賦予當代人為后代利益而的資格，而不論損害后代利益的行為與者是否存在直接利害關系或法律上利害關系。
六、比較框架
比較研究對于面向經濟全球化的經濟法和作為新興學科的經濟法學來說十分重要。其目的是通過“異中求同”、“同中求異”，評價優劣利弊，綜合衡量解決問題和制度設計的各種方案，并結合本國的實際作出抉擇?；诖?，運用比較研究框架應當注意以下問題：
（一）經濟法與相關法律部門的比較。經濟法是現代興起的法律部門。對其進行定位時，首先應處理好與傳統法律部門的關系，而這種關系只有通過與相關法律部門的比較才能得到清晰的展示。因此，經濟法與民商法、行政法等法律部門的聯系與區別，一直是經濟法學的研究熱點。這在其他法學領域是不多見的。但這種比較，較多地集中在總論層次，而未深入到具體制度層次；較多地研究部門法間的區別，而忽視了部門法間的聯系；較多地作表層（如法律現象）的比較，而忽視了對深層（如法律現象的經濟社會基礎）的比較；較多地對民商法、行政法與經濟法作比較，而忽視了社會法（如勞動法）與經濟法的比較。這些都是在對經濟法與相關法律部門作比較研究時應當克服的缺陷。
（二）經濟法的國際比較與區際比較。在經濟法比較研究中，人們更多的是重視國際比較而忽視了中國的區際（大陸與臺灣、香港、澳門）比較。在一國四法域的中國，大陸有著中華法系、社會主義法系的傳統，臺灣地區和澳門地區有著大陸法系的傳統，香港地區有著英美法系的傳統；并且臺灣地區和香港地區還具有經濟發達、市場經濟成熟的特點。這在世界范圍內是絕無僅有的。因而，這種區際比較既包含了世界各大法系的比較，也包含了發達經濟與發展中經濟、成熟市場經濟與欠成熟市場經濟在法律制度上的比較，還包含了外國法在中國不同區域本土化的比較；既體現了世界性，也體現了中國特色。所以，國際比較與區際比較應當并重。在國際比較中，要根據中國的基本國情，來選擇可比性較強的國家進行比較。中國的市場經濟是發展中大國的、由計劃經濟轉型而來的、有東方文化背景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如果選擇發展中國家、大國、體制轉型國家、東方國家作為比較對象，更能借重他國既有的法制經驗、學說與判例，以其相通的法理部分作為問題探討的理論基礎，尋求適合中國市場經濟特點的法律對策。在加入WTO后，中國法律變遷面臨著既要與WTO規則接軌，又要應對沖擊、保護本國利益的雙重任務。鑒于WTO規則受發達國家主導的既成事實，應當重視與英美、歐盟等發達國家的法制作比較研究，從中尋求我國經濟法如何順應經濟全球化發展方向的接軌方案。為了盡可能減小這種接軌所帶來的負效應，還應當重視與WTO成員國中的發展中國家的法制進行比較研究，吸取其在應對沖擊、保護本國利益方面的經驗和教訓，尋求我國如何作為發展中國家進入WTO以及為何充分利用WTO中有利發展中國家的特殊規則的路徑。
（三）經濟法的“法條-背景-效果”比較。法律比較只是手段，其目的在于法律借鑒和移植。因而，既要對法條本身進行比較，還要對隱匿于法條背后的社會經濟背景以及法條實施的社會經濟效果進行比較。只有在背景大致相同，且效果良好的情況下，才可考慮是否借鑒或移植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借鑒或移植。否則，就難免盲目借鑒或移植，導致南桔北枳的后果。
七、可訴性規范與不可訴性規范相結合框架
法的可訴性是指法律規范所具有的、可由一定主體請求法律公設的機構（特別是法院和仲裁機構）通過爭議解決程序（特別是訴訟程序）用來判斷糾紛的屬性。法的不可訴性則是指法律規范不具有可訴性。應當注意的是，法的可訴性不同于權利的可救濟性。有權利必有救濟，沒有救濟的權利不是真正的權利。但救濟的途徑除了訴訟、仲裁外，還有其它方式，如政府沒有履行《勞動法》第10條規定的“通過促進經濟和社會發展，創造就業條件，擴大就業機會”的職責時，失業者雖然不可能通過對政府提訟的方式獲得救濟，但可以從政府建立的社會保障制度中獲得救濟。事實上，經濟法領域存在突出的可訴性不強的問題。具體而言，在市場規制法領域，如依《反不正當競爭法》（1993年）第3條規定，各級人民政府應當采取措施，制止不正當競爭行為，為公平競爭創造良好的環境和條件。而當某政府對不正當競爭行為制止不力時，則無法對其提訟。又如該法第4條雖然規定“國家鼓勵、支持和保護一切組織和個人對不正當競爭行為進行社會監督”，但法律并沒有賦予一切組織和個人對不正當競爭行為向法院的權利。在宏觀調控法領域，如《中國人民銀行法》（1995年）第4條雖然規定了中國人民銀行有制定和執行貨幣政策，發行人民幣，經理國庫，負責金融業的統計、調查、分析和預測的職責。而當中國人民銀行未能完全履行這些職責時，法律沒有規定能對其提訟。又如依《預算法》（1995年）第3條和第13條的規定，各級政府對實現本級預算的收支平衡負有職責，但當政府未經依法批準甚至變更預算未能實現收支平衡時，雖然該法第73條作了可以對負有直接責任的主管人員和其他責任人員追究行政責任的規定，但沒有作出對該政府提訟的規定。正因為如此，經濟法學既要研究可訴性規范，也要研究不可訴性規范，還要研究這兩種規范的聯系，避免對實體法與程序法的人為割裂。
經濟法的可訴性規范研究應當關注以下問題：（1）評估經濟法可訴性的效果。即對現行民事訴訟制度（含仲裁制度，下同）、行政訴訟制度和刑事訴訟制度在經濟法域的適用效果進行分析，著重分析缺陷及其原因。（2）彌補經濟法可訴性缺陷的對策?？勺鲀煞N思路的探索，一是建立特殊的民事訴訟制度、行政訴訟制度和刑事訴訟制度，使其與一般的民事訴訟制度、行政訴訟制度和刑事訴訟制度相配合；二是構建獨立于民訴、行訴和刑訴制度的經濟訴訟制度，使其與民事訴訟制度、行政訴訟制度和刑事訴訟制度相配合[15].同時應當對這兩種思路的制度設計進行比較研究，探求增強經濟法可訴性的可行方案。（3）相關問題的探討，如經濟審判庭的存廢、勞動（或社會）法院的建立；等等。
經濟法的不可訴性規范研究應當關注以下問題：（1）不可訴性的現狀、成因及評價。在分析其現狀時，應注意有的法律規范理論上本可訴但因法律沒有規定可訴而不可訴[16]；有的確實既不具備可訴的理論條件也不具有可訴的法定條件。對其進行評價時，既要看到不可訴性由于減弱司法保障作用而對經濟法的權威性和強制性帶來的消極影響，又要看到因訴訟成本的不斷增加導致訴訟外救濟方式日趨增多的現代趨勢，從而正確認識經濟法中不可訴性存在的合理性。（2）彌補不可訴性的對策。對本應可訴但因法律沒有規定可訴而不可訴的規范，應研究其如何向可訴性規范轉化；對客觀上本不可訴的規范，應研究如何確定其合理范圍，并通過訴訟外救濟方式來保障其功能的實現。
正因為經濟法兼有可訴性規范與不可訴性規范，在進行案例研究時，不能只限于審判案例研究，還應重視制度案例研究。審判案例研究雖然通過對案件的分析來尋求和彌補法律漏洞從而有助于制度完善，但只限于可訴性規范，并且往往是在“就法論案”的基礎上作出“就法論法”的建議。制度案例研究則是通過對某種具體制度進行經濟、政治、社會等多方面多角度的分析，評判其利弊得失，并提出相應的制度設計。這種研究突破了可訴性規范的范圍，將可訴性規范與不可訴性規范聯系起來作整體研究；并且超越“就法論法”的傳統研究格局，將法律置于經濟、政治、社會和生態的大系統中展開研究。經濟法作為現代法，與傳統法律部門一個重要的不同點，在于不可訴性的規范較多。經濟法學應當比傳統法學更重視制度案例研究。再者，在體制轉型時期，制度的創新或重新設計更為頻繁，強調經濟法學重視制度案例研究尤為必要。
上述框架的差異是由于人們選取的角度、坐標以及分析的側重點不同而造成的，無所謂孰優孰劣。任何一種研究框架都有其理論意義和實踐價值，但沒有哪一種框架足以達到對問題的全面認識，還需要其他研究框架的配合。我們對研究框架歸納和選取受到了認知目的、知識結構、觀察視野、占有文獻等相關因素的影響。但我們相信，這些框架來源于現代研究活動，因而具有時代意義。理論的進步需要有方法的協力。經濟法學的不成熟，在某種意義上在于缺乏有力而嚴謹的分析工具，特別是缺少形式化且具有足夠適應性的研究框架。加強對經濟法學研究框架的總結和探索，有助于我國經濟法學走向成熟！
注釋：
[1]代表性論文有張守文的《中國經濟法學的回顧與前瞻》（載楊紫烜主編：《經濟法研究》第1卷，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王艷林、趙雄的《中國經濟法學的回顧與展望》（載漆多俊主編：《經濟法論叢》第2卷，中國方正出版社1999年版）；張曉君的《經濟法理論研究的成就、缺陷與展望》（《現代法學》1999年第3期）。
[2]李昌麒、魯籬：《中國經濟法現代化的若干思考》，《法學研究》1999年第3期。
[3][日]丹宗昭信、厚谷襄兒：《現代經濟法入門》，謝次昌譯，群眾出版社1985年版，第66頁。
[4]參見漆多?。骸督洕ɑA理論》，武漢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
[5][日]金澤良雄：《經濟法概論》，滿達人譯，甘肅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張宏森、王全興主編：《中國經濟法原理》，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33—35頁；史際春、鄧峰：《經濟法總論》，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57—60頁；等等。
[6]關于法律的不確定性研究，可參見沈敏榮：《法律的不確定性》，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
[7]德國學者海德曼（Hedemann）認為，法學研究應注意時代的精神，現代社會以“經濟性”為其時代精神，“經濟性”就是現代法的特征；具有這種現代法的特征，滲透著現代的經濟精神的法就是經濟法。海德曼的觀點集中反映在他于1922年出版的《經濟法的基本特征》一書中。
[8]張守文：《稅法原理》（第二版），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25頁。
[9]張守文：《略論經濟法上的調制行為》，《北京大學學報》2000年第5期。
[10]參見童之偉：《法權與》，山東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11]參見王保樹主編的《經濟法原理》（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9年版）中有關論述。
[12]關于社會中間層主體的研究詳見王全興、管斌：《社會中間層主體研究》，載漆多俊主編：《經濟法論叢》第5卷，中國方正出版社2001年版。
[13]《各方評說白酒標簽案》，《南方周末》2000年6月16日第14版。
[14][美]魏伊絲：《公平地對待未來人類》，汪勁等譯，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7—8頁。
經濟法律責任與經濟糾紛范文5
關鍵詞： 高職商科類專業 《經濟法》 教學方法 教學改革
目前，高職院校商科類專業大都開設了《經濟法》課程，并且作為專業必修課。對于商科類專業學生而言，經濟法課程的重要性已經毋庸置疑。學生學習該門課程主要是為了滿足今后職業發展需要，熟悉了解相關經濟法律與法規，熟知并自覺遵守市場競爭規則，培養在職業競爭中生存和發展的能力，最終做到知法、守法、用法。該課程的教學效果直接關系學生未來的工作能力。高職《經濟法》課程內容的實踐性很強，這些知識一般以抽象的概念、原理、制度、規范等形式出現，要使這些抽象的理論具體化，傳統的以教師為主的教學方式很難達到令人滿意的教學效果。筆者以研究學生怎么學為立足點，充分考慮學生通過什么途徑掌握知識、培養能力、提高素質等問題，開展《經濟法》課程教學方法改革研究。
一、高職《經濟法》課程教學中存在的問題
1.學生學習基礎薄弱，教學難度高。
以筆者所在的商學院為例，各專業一般在第三至第四學期開設《經濟法》課程。學生通過前期課程的學習都奠定了一定的經濟知識基礎。據調查，學生除了在思政課中接觸極少法律基礎知識外，并不了解法理理論和法律基本原理知識，對法人、權利能力、行為能力、意思表示、債權等，大多數同學不能認知和理解，這對于本身沒有基礎的學生而言，學習難度更高。
2.教學內容枯燥，對教學方法的要求更高。
《經濟法》課程內容一般以抽象的概念、原理、制度、規范等形式出現，表現為各種具體的單行經濟法律，如公司法、合同法、企業破產法、反不正當競爭法、勞動合同法、個人所得稅法、企業所得稅法等。傳統教學中教師為滿足規范化教學的要求，采用傳統的理論教授方式，很難充分調動學生的學習積極性。學生只是被動的接受者，課堂上很少能主動參與教學過程，教學變成典型的“講-聽-記”模式。面對各種枯燥的法律條文，學生更加難以接受，如果采用傳統死記硬背的方式，則學生學習興趣不濃厚，如何引導學生盡快掌握枯燥內容，激發學習興趣，改變傳統講授型教學方式，已經成為授課教師的一項重要任務。
3.教學方法單一，不利于高職學生職業能力的培養。
目前經濟法教學主要以教師和教材的填鴨式講解為中心，教師講解法律概念，學生死記硬背法律條文，仍以從老師一張嘴講解的傳統教學方式為主。傳統課堂教學方法具有一定的優勢，尤其對于學生無法深化拓展的知識，授課教師可以精講詳析，但是對于學習能力偏弱的高職學生來說，這種單一、單向的授課方式無法激發學生的學習熱情，無助于學生學習能力、創造能力和職業能力的培養。
二、高職商科類《經濟法》課程教學方法改革探索
高等職業教育和學科教育相比，對于所學知識、能力和素質等，學生主要是通過切身體驗和不斷實踐鍛煉獲取的，學生需要經過教師的點撥和演示，通過實訓基地對工作過程的親身體驗，不斷豐富知識、積累經驗、提高能力，逐漸形成職業素養。高職《經濟法》課程內容的實踐性很強，這些知識一般以抽象的概念、原理、制度、規范等形式出現，要使這些抽象的理論具體化，使學生做到舉一反三、觸類旁通，增強法律應用能力，提高處理法律事務的能力，在課程教學中運用案例教學、參與式教學和模擬教學等教學方法無疑是比較恰當的。
1.案例教學法。
案例教學法是將真實事件作為案例以討論形式運用到課堂教學過程中，通過對典型案例的討論和剖析，增強學生的感性認識，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案例教學法是一種理論與實踐緊密聯系的教學法，比起傳統灌輸式教學法，更生動有趣，更有利于提高學生的實踐能力。一堂成功的案例教學課是需要教師精心設計和有效組織的。只有注重并確保每一環節的有效實施，才能保證案例教學法的成功。
案例教學法在《經濟法》課程中的實施應當包括案例引入、案例分析討論和案例總結三個環節，同時可以結合情境教學、討論互動式教學、問題式教學、工作流程演示教學等多種教學方法組織教學。如在經濟合同的訂立這一項目中，第一步通過一個簡單的銷售業務流程案例引導學生思考企業與顧客之間是否有合同關系，完成案例的導入環節，引入本項目的理論知識點；第二步對合同成立的基本法律步驟進行理論闡述，在闡述過程中可以針對要約和承諾分別添加小案例（如客戶之間的詢價、還盤等現實案例），幫助學生理解抽象的法律概念，重復訓練學生的能力；第三步進行案例總結，總結案例與法律理論之間的關系，并完成知識的總結；第四步安排學生現場演示簽訂一份銷售合同，組織其他學生觀摩并就該合同的法律風險進行預測，這樣充分調動學生積極性，讓學生明白學習的意義，主動思考、自主學習，真正實現課程的能力培養目標。
2.參與式教學。
采用項目制、團隊化運作，教師主導控制學生充分參與。這是一種學生通過親身參與、親自操作掌握教學內容的方法。參與式方法應當根據課程項目任務需要和客觀條件靈活多變、適時選擇，只要能夠滿足一個教學目的，就應當促進參與。通常使用的方法有：頭腦風暴啟發式分組討論、觀看視頻資料、角色扮演、情景模擬、小組辯論、模擬法庭及針對教學內容設計的游戲、練習等。
以擔保法教學為例，我們通過展示生活中的擔保案例，對案例中涉及的角色進行分類，將學生分為四個小組，分別扮演質押權人、質押人、債權人、法官四個角色，以辯論的方式維護自身的合法權益，完成課堂討論―辯護―做出判決的過程，教師通過觀察各小組的辯論為各自小組成員給出平時成績。通過參與式教學能夠使學生個體都參與到活動之中，與其他學生個體相互合作學習，充分發揮學生的主動性、積極性和創新精神，以學生為中心，讓學生當“演員”，教師當“導演”，起組織、指導、幫助和促進作用，最終提高學生的實際動手能力。
3.模擬教學。
在經濟法課程教學中有許多模塊比較適合開展模擬教學，這種教學方法既能讓學生身臨其境又能讓學生靈活運用法律理論，很好地鍛煉其運用能力。這樣的教學法在構建能力培養教學體系中是十分適合的。針對《經濟法》這門課程可以開展的模擬教學法有兩種形式：模擬實踐教學和模擬法庭教學。
（1）模擬實踐教學
通過模擬實踐教學，教師指導學生在虛擬場景中，根據有關法律規范的要求，在一定空間和時間內，進行法律事務和程序操作，展示學生的法律素質。如在“市場主體法規實務”這一模塊的學習中，可以組織學生模擬組建一家公司，從設立公司準備相關資料入手，然后模擬公司登記法律流程，公司業務的簡單操作和違法后法律責任的承擔。這樣既可以使學生對公司的設立和申報程序及業務操作有初步的實踐經驗，又可以為日后實際工作打下一定基礎。
（2）模擬法庭教學
采用這種教學方法，第一步需要帶領學生到法院旁聽案件審理，讓學生親身感受庭審的氛圍，直接感受法律的功能，對法律在實際中的應用有感性認識，同時對法庭審理程序有初步了解。第二步在條件成熟時可以組織學生搞模擬法庭，模擬糾紛案件的審理過程。如講述經濟糾紛的處理途徑時，教師可根據教學內容安排學生模擬法庭教學。模擬經濟案件審判活動的準備、處理、辯論，完全放手給學生，審理案件必需的訴訟材料，確定案件訴訟參與人、委托人等都由學生自己決定，老師只給予引導。如引導學生準備書、證據材料、詞、辯護詞等讓學生體驗法律知識的靈活運用，從而對相關法律問題有更全面的了解和思考，鍛煉學生的法律運用能力和思辨能力。
三、結語
以上幾種教學方法在我院《經濟法》課程的教學實踐中都取得了一定的效果。筆者認為高職實踐教育的目的在于培養符合本地區產業發展需要的高等技術應用型人才。在高職商科類專業《經濟法》教學中應當根據本校學生的特點，緊密結合相關法律知識，以及商科類其他基礎課程的相關知識，綜合運用一種或幾種教學方法，進行有針對性的教育，不斷提高課堂教學質量。
參考文獻：
[1]劉玉.高職《經濟法》多媒體教學方法利弊思考[J].高教高職研究，2007（19）：91-92.
經濟法律責任與經濟糾紛范文6
所謂經濟公益訴訟，是指一定范圍內的國家機關、社會團體甚至公民個人根據法律的授權，對違反經濟法規定、侵害國家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的違法行為人提起的訴訟。作為對傳統法律理論與傳統訴訟法律體系進行理念更新與突破的新型訴訟方式和手段，與傳統的普通侵權救濟訴訟方式和手段相比，這一制度具有以下特征：
1.經濟公益訴訟目的上的公益維護性。在單純私人利益受損害的情形下，個人作為自身利益的維護者，借助傳統的訴訟手段即可維護自身合法權益。而作為經濟公益訴訟標的的經濟違法行為侵害或危及到社會性的經濟公益，一般卻并不直接損害原告私人的利益。因而經濟公益訴訟之“原告申訴的基礎并不在于自己的某種利益受到侵害或脅迫，而在于希望保護因經濟違法行為而受損的公眾或一部分公眾的利益。”經濟公益訴訟制度設立的目的是希望通過司法力量維護社會經濟公益。
2.經濟公益訴訟功能上顯著的預防性。與私益訴訟相比，公益訴訟的提起及最終裁決并不要求一定有損害實際發生，只要能根據有關情況合理判斷有社會公益侵害的潛在可能，亦可提訟追究違法行為人相應的法律責任。這樣可以把違法行為消滅在萌芽狀態，有效地保護公共利益和社會秩序盡量不受違法行為的侵害。在經濟公益訴訟中，這種預防功能尤為明顯且顯得更為重要，因為諸如公平的市場競爭秩序等社會經濟公益一旦遭受破壞就難以恢復原狀，所以有必要在經濟公益侵害尚未發生或尚未完全發生時就通過司法手段加以排除，從而阻止社會經濟公益遭受無法彌補的損失或危害。
3.經濟公益訴訟具有與經濟法的契合性。“經濟法的調整對象是具有社會性的經濟關系，即直接涉及或影響社會或公眾重大利益的經濟關系?！苯洕ňS護社會公共經濟利益的本質與宗旨決定了追究違反經濟法行為的法律責任就應采取公益訴訟的形式。從某種意義上說，經濟公益訴訟是對傳統訴訟法進行理念更新與突破的新型訴訟，是經濟法的訴訟程序法。從經濟法的調整對象、經濟法法律關系與經濟法責任等都可以驗證經濟法與公益訴訟的契合性。構建經濟公益訴訟將是彌補經濟法的可訴性缺陷、制裁經濟違法行為、維護社會公共利益、徹底解決復雜經濟糾紛的有效舉措。
二、我國經濟公益訴訟的訴權障礙及西方國家的啟示
經濟公益訴訟在國外已發展得較為成熟，但在我國則尚屬于新生事物。構建我國的經濟公益訴訟制度，無論在法律理念還是在法律制度方面都面臨著一些必須克服的障礙。筆者認為，經濟公益訴訟制度的問題實質上就是訴權配置問題或與訴權配置相關的問題。我國當前經濟公益訴訟亟需解決的問題是訴權虛置，導致經濟公益訴訟啟動困難。我國經濟公益訴訟程序上適用的是民事訴訟法，但傳統的民事訴權理論和訴訟當事人理論認為，能夠成為民事訴訟的正當當事人是發動司法訴訟程序的基本前提。訴權就是民事主體在其自身民事權益受到他人侵害或與他人發生爭議時，請求法院通過審判予以保護的權利，有利益才有訴權。訴訟當事人指因民事權利義務關系發生糾紛，以自己的名義進行訴訟，案件的審理結果與其有法律上的利害關系，并受人民法院裁判拘束的人。民事主體必須與案件有直接的利害關系，才能夠成為適格當事人。我國《民事訴訟法》第108條也規定：“原告必須是與本案有直接利害關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奔词钦f，有資格作為原告向人民法院提訟的人，必須是本案實體權利的享有者。然而，經濟公益訴訟是在案件沒有直接受害人，或者雖然有直接受害人，但其因各種原因不愿或不能的情況下，由法律授權的機關、團體或者個人提起的訴訟。顯而易見，法律授權的機關、團體或者個人并非案件的直接利害關系人，他們提訟的目的也并不是為了維護自身的實體利益。因此，在傳統民事訴訟制度框架下，公民或社會團體作為經濟公益訴訟原告的資格于理不符、于法無據。人民檢察院作為法律監督機關，就目前的法律環境而言，也無權提起公益訴訟。各地檢察機關曾經嘗試以原告身份提起了多起涉及國有資產流失和反壟斷的案件，雖然取得了良好的社會效果，但由于缺乏法律明確依據，最終被最高人民法院的一紙“法院不再受理檢察機關作為原告提起的國有資產流失案件”的批復叫停。檢察機關當然可以現行《民事訴訟法》第15條規定的“支持”原則而參與國有資產流失等案件訴訟，但支持并不是以自己的名義，這就使檢察院在經濟公益訴訟中的地位相當尷尬。如果公益訴訟的訴權虛置，則檢察機關的“支持”也就無從立足了。要使我國經濟公益訴訟走上正途，首先必須找到解決公益訴訟訴權配置問題也即公益訴訟的啟動權問題的鑰匙。
從西方各國法制發展歷史來看，經濟公益訴訟都是實踐與經驗先行的一個領域，是法制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這些國家經濟公益訴訟制度大致均經歷了從判例到立法的上升路徑。美國在大量的司法判例積累之基礎上，發展出“私方檢察官”理論，進而在若干經濟法律、法規中確立了公益訴訟制度，以立法方式明確賦予私人為維護社會經濟公益而向法院的權利。1890年的《謝爾曼法》、1914年的《克萊頓法》均規定對反托拉斯法禁止的行為，除受害人有權外，檢察官可提起衡平訴訟。但在公益訴訟方面，最有美國特色的是公民訴訟和相關人訴訟的制度。公民訴訟是指任何人為了保護社會公共利益，都可以政府的名義提起公益訴訟。而相關人訴訟，是指有相關身份的公民可以特定的名義提起公益訴訟。在原告訴訟資格上，美國法律作了很大的擴張，并沒有嚴格要求原告與該訴訟有所謂的“直接利害關系”。但美國這種過于鼓勵公益訴訟的制度設計確實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訴權濫用的弊端。以法國、德國為代表的大陸法國家檢察機關依據法律有權代表國家提起經濟公益訴訟，但在其實踐中又產生了一種以社會團體為原告提起公益訴訟的團體訴訟形式。所謂團體訴訟就是將具有共同利益的眾多法律主體提訟的權利“信托”給具有公益性質的社會團體，由該社會團體提起符合其章程與宗旨的訴訟，但其有利判決的效力惠及于其團體成員。這些國家往往通過一些特別法而不是民事訴訟法來賦予具備一定要件的團體如消費者團體、商業或手工業團體公益訴訟的實施權。如俄羅斯等其他國家也有類似的制度。西方國家經濟公益訴訟從判例到立法的上升路徑及訴權配置的多元化做法可為我國經濟公益訴訟制度的建設提供有益借鑒。
三、我國經濟公益訴訟的訴權配置構想
1.關于人民檢察院提起公益訴訟。我國目前的公益訴訟實踐中，普通公民提起的大多以失敗告終，但有檢察院提起或參與的公益訴訟則幾乎都獲得了勝訴，這就顯示了檢察機關在公益訴訟上的某種有效性。檢察機關行使公益訴訟權，可以視為其法律監督權內涵的拓展，并不違反法理。自檢察制度產生以來，檢察機關就以國家利益和公共利益代表的身份出現。我國的國情及檢察機關的性質，更是要求檢察機關把維護國家、公共利益作為首要職責予以履行。因此，在國家利益受到損害時，檢察機關有責任和義務代表國家利益進行。而且由檢察機關代表國家和社會公益作為訴訟主體，與公民相比有著無可比擬的優越性：首先，公益訴訟的特點就是涉及國家或公共利益，而對公民個人的具體利益影響一般都不會太大，個人缺少提起公益訴訟的激勵；其次，涉及國家和公共利益的案件一般涉案金額大，訴訟費用高，個人往往無力負擔，或者不愿負擔；最后，公益訴訟案件取證較難，被告往往是大公司、大集團，公民個人的法律專業水平無法與之抗衡，原、被告雙方在實體地位、司法資源及訴訟手段上差距較大。為了平衡原、被告之間的差距，公益訴訟需要一個專業的訴訟集團來擔負職責，而從現階段我國的國情來看，檢察機關最為適宜。由于公益訴訟的“公益”性，由國家機關代表國家提訟，可以解決訴訟主體不確定或缺位情況下國家利益與社會公益遭受損失卻得不到救濟的尷尬處境。檢察機關作為國家權力機關直接產生的國家法律監督機關，地位比較超脫，對損害國家利益、社會利益和公共利益的行為能采取正確的處理方式。其實，檢察機關行使公益訴訟的訴權在我國也是有歷史淵源的，我國檢察機關創建之初，法律規定對于涉及社會公益的案件其有權提訟。我國入世后，WTO規則關于法的透明度、統一公正的法律實施、司法獨立和司法審查等三項普遍性原則，也將迫使我國的檢察制度同國際檢察制度接軌。而檢察機關提起公益訴訟，如前如述，正是世界上大多數國家的普遍做法。
但從經濟公益訴訟制度長遠發展趨勢來看，檢察院不宜作為公益訴訟的唯一提起主體。因為檢察機關畢竟是法律監督機關，實行法律監督才是其最主要的職責。而辦理公益訴訟案件是個消耗時間和精力的任務，如果全部由檢察機關來承擔，難免讓檢察機關不堪重負，而使公益訴訟效率下降。近期國家治理轉型也要求“全能國家”向“后全能國家”轉變，公益畢竟不等于國家利益，因此將來法律應該對檢察機關提起公益訴訟的案件類型作出明確的規定，如涉及國有資產流失、反壟斷等案件，以充分利用司法資源。
2.關于社會團體提起公益訴訟。我國也有很多學者認為我國應引進大陸法系國家的團體訴訟制度作為經濟公益訴訟的主要形式，訴訟信托理論則為社會團體提起公益訴訟提供了法理上的支持。根據訴訟信托理論，當民眾把某些公共利益信托給某一特定主體時，該主體就代表了民眾的公共利益，同時被信托了代表民眾的權利。具體來說，訴訟信托制度是建立在“專門維護公眾利益的團體”和“這一團體有其自身的法益”兩個概念基礎上。如行業協會具有維護其成員利益的職責和要求，而其自身又具有較為獨立的法益，在訴訟法層面應為一種適格的當事人形式。而且由社會團體提起公益訴訟無疑是代表民眾提訟的最佳途徑，這是僅靠國家機關代表提訟所難以取代的。而其中行業協會作為維護某一特定行業利益的自治性社會團體，具有提起經濟公益訴訟的天然優勢。一方面，行業協會是特定行業公共利益的代表者、維護者，在法理上它具有代表民眾提訟的正當性，能夠充分匯集廣大民眾的意愿，表達出他們的真實想法；另一方面，行業協會具有組織性、協調性、自律性，作為經濟公益訴訟的原告，行為更為審慎和理性；同時，行業協會較之普通公民掌控著更多的社會資源，影響力更大，受到的來自對方或社會各方面的壓力更小，使得經濟公益訴訟中原告的弱勢地位得以改觀，從而增強經濟公益訴訟制度的可行性。行業協會作為原告提起經濟公益訴訟是公民通過社團組織集中行使權利，增加自身影響力的途徑，可以最有效地制約經濟違法行為，維護自身權益，更有利于經濟公益訴訟制度價值的實現。
但是，我們對一種制度進行移植借鑒的時候，應該充分考慮到其本土的適應性。在我國，像國外那樣的一些消費者團體、行業協會等并不發達。例如我國當前的消費者團體主要是各地的消費者協會，但是消費者協會并不是消費者自己成立的自律性的社會團體，它既沒有對企業的處罰權，也不能通過章程吸收、約束、指導和幫助會員，處境比較尷尬。我國能夠真正代表消費者的自律性的消費者組織并沒有建立起來。在這種團體力量普遍微弱的情況下，公益訴訟對其而言，往往力不從心。因此，在我國現階段的公益訴訟中，團體擔負的任務是比較有限的，而長遠來看，可考慮在時機成熟時通過特別法賦予某些社會團體以公益訴訟的原告資格。
(三)關于公民提起公益訴訟。目前，普通公民提起的公益訴訟往往未及進入法庭就被當事人適格問題擋在了立案之外。因為法院一般認為，公益訴訟是為了公共的利益，而不是私人的利益而訟，原告與該請求沒有直接的利害關系，當然就不能夠獲得立案。極少數普通公民提起的公益訴訟并獲勝訴就是因為原告與本案有直接的利害關系，原告就是該類法律關系中實際的受害者之一。這樣的法律規定也是和傳統的實體當事人訴訟理論相關聯的。因為按照傳統的當事人理論，法律只能給適格的訴訟當事人以救濟，其出發點是救濟，是與權利相關聯的，無權利則無救濟。這種訴訟當事人理論只適用于保護私權及個體利益的救濟的民法，而不適用于保護公共利益的經濟法。要使現行《民事訴訟法》能起到保護公益的目的，就必須對當事人適格作出擴張。在這方面，美國的“相關人理論”可資借鑒，如將“相關”理解為處在這種潛在的損害危險之下就可大大擴張公益訴訟的原告范圍。并可考慮在修改《民事訴訟法》時將“與本案有直接利害關系”的“直接”二字刪除。另外，要使普通公民能真正擔負起經濟公益維護的重任，還必須對我國的代表人訴訟制度作重大修改，如可考慮吸收美國集團訴訟制度的合理內核，賦予普通公民自愿代表全體利益受損的公民提訟的資格，從而達到以公益訴訟制度維護社會經濟秩序的有序運行的最大功能。
但我國現階段社會經濟發展不平衡，普通公民的法制觀念與“公民訴訟”的要求尚有較大差距。近年我國確實出現了一些公益訴訟的“弄潮兒”，如自費發起第一起環保類公益訴訟的浙江農民陳法慶；七次狀告壟斷業的山西“刁民”郝勁松；以一人之力憾動“全國牙防組”的李剛等，其榜樣示范作用不容低估，但不可否認“厭訟”仍是我國主流訴訟觀。私人為維護社會經濟公益而提訟的現象正在世界范圍內出現，這一機制將最大發揮對經濟違法行為的“全民皆兵”的威懾功能，宜作為我國公益訴訟制度長遠的發展方向。但在現階段，基于訴訟經濟和有效的考慮，在經濟公益訴訟訴權配置上筆者主張以檢察機關為經濟公益訴訟的主導，以相關的公益性社會組織為補充，而不贊同將公益訴訟權賦予與訴訟標的沒有利害關系的公民個人。普通公民對于違反經濟法的行為，可向檢察機關檢舉、告發，檢察機關再據此決定是否有必要提起公益訴訟。
參考文獻：
[1][意]莫諾·卡佩萊蒂.福利國家與接近正義[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