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中文期刊網精心挑選了公共財政概念范文供你參考和學習，希望我們的參考范文能激發你的文章創作靈感，歡迎閱讀。
公共財政概念范文1
近期國際形勢一片混亂，遠東的核泄漏危機揮之猶未去，而中東的亂局已經接踵而來。隨著法國戰機19日對利比亞境內軍事目標開火，多國軍事干預利比亞的行動正式展開。在第一波襲擊中，美、英軍艦和潛艇向利比亞20多處防空設施發射了上百枚戰斧式巡航導彈。亂世之下，投資者開始將目光投向軍工股身上。上周五中航重機與中航精機的連袂大漲，會是板塊整體上揚的號角嗎？
戰爭因素對美股、A股市場的影響各異
從歷史數據來看，美國股市在海灣戰爭、阿富汗戰爭和伊拉克戰爭期間都曾呈現出先跌后漲的走勢。1991年1月，道指表現持續低迷，而在17日海灣戰爭正式打響當天，道指上漲4.57%，一個月內累計漲幅達15%左右；2001年10月8日，阿富汗戰爭打響當天，道指下跌0.57%，但在隨后的半年內累計上漲12.38%，航天防務指數隨后半年的漲幅更是高達27.9%；2003年，伊拉克戰爭開戰之后的半年時間，道指和航天防務指數分別上漲了16.69%和20.08%。究其原因，戰爭發生前市場往往因國際政治、經濟局勢的不確定性而表現低迷，待戰爭打響且美國迅速確立優勢后，不確定性逐漸消退，股市通常會迎來一波上漲。
從阿富汗戰爭和伊拉克戰爭發生期間的A股市場表現來看，很難總結出趨勢性的特征。一方面是因為在上述戰爭中我國都不是直接的參與者，所受的直接影響有限；另一方面或許與A股市場尚不是一個完全開放的金融市場有關。2010年11月23日，朝鮮半島發生炮擊事件，當天上證指數下跌1.94%，軍工板塊下跌4.14%，隨后兩天上證指數和軍工板塊強勢反彈，分別上漲了2.48%和7.69%，但隨即均又開始了長時間的調整。由此可見，周邊地區的突發性事件對A股和軍工板塊的短期走勢會產生一定波動，但在沖突規模與范圍可控的前提下，長期影響亦十分有限。
堅持看好軍工行業
外因是條件，此次軍事行動對我軍工企業的影響較為有限，主要原因在于：第一，戰爭規模進一步擴大的可能性較小，美、德等國已明確表示不會派出地面部隊，中、俄、印雖對此次軍事行動表示遺憾，但直接介入的可能性不大；第二，利比亞之前的軍火貿易對象主要為俄羅斯、歐盟和美國，很少從我國采購武器裝備，即便與西方多國發生沖突，轉而購買我國武器的概率也不大，因此對我國軍工企業的業績基本沒有實質影響。
內因是根本，推動我國軍工行業長期向好的根本動力乃在于我軍武器裝備升級換代與國防科技工業體制改革兩大內因。我們依然堅持看好今年乃至“十二五”期間的軍工行業，主要原因在于：第一，戰略新興產業政策的推動。以航空裝備和航天產業為代表的軍工制造業進入戰略新興產業目錄，預計戰略新興產業的扶持細則將不斷推出和完善，給相關軍工上市公司帶來明確的業績增長預期；第二，預計我國國防預算在未來5年將繼續保持年均15%的增幅，到2015年將達到1萬億元；第三，武器裝備升級換代將大規模啟動，今后10年將逐步完成由當前的第二代裝備為主體到以第三代裝備為主體的轉變；第四，軍工集團優質資產注入到上市公司的進程仍將繼續，軍工重組大潮并未退去。
公共財政概念范文2
我認為，古今中外，財政就是國家財政、政府財政，因其天然具有公共屬性，所以也是公共財政，它們是同義的。但是，隨著生產力水平、經濟制度和經濟體制的演進，不同的國家財政又會有不同的模式（類型）?，F在大家所說的“公共財政”一詞是從西方引進的，把它作為國家財政在西方發達市場經濟條件下的一種模式，突出它是一種市場型財政，卻又有著特殊的意義。
“公共財政”一詞是英文PublicFinance的直譯?！睹绹鴤鹘y辭典》對Finance有兩種解釋：一是指資金或其他財產的管理科學，二是指對資金、銀行業、投資和信貸的管理。一般的英漢辭典則通常把Finance譯為金融、融資或財務。因此，如果Finance一詞單獨使用，那么它的主要意思可以理解為我們通常所說的財務管理，而這種財務管理既可以發生在私人部門，如家庭、企業、銀行的資金管理：也可以發生在公共部門，主要是政府部門的資金管理。在Finance一詞前加上限定詞Public，此時的Finance就超越了“私人性”，而具有特定的“公共性”。可見，單從字面上理解，PublicFinance指的就是公共的或公共部門的財務管理。由于國家（或政府）是整個社會經濟中最為主要、對社會公眾有著最為廣泛、持久而深刻影響的公共部門，因此，用PublicFinance來代表國家（或政府）的分配行為或收支活動，是容易為人們所接受的。所以，應當把PublicFinance譯為“財政”，因為財政就是指國家（或政府）的分配行為或收支活動。我于1987年在把馬斯格雷夫（Musgrave，R．A．）的PublicFinanceInTheoryandPractice編譯為《美國財政理論與實踐》一書時，就把PublicFinance譯為“財政”。也正因如此，假如把PublicFinance直譯為“公共財政”，有的學者認為那是畫蛇添足，多此一舉。
不過，人們會問，如果PublicFinance是專指國家（或政府）的財政活動的話，那么為什么不直截了當地在Finance的前面用Government加以限定，卻偏偏要冠以Public一詞呢？據張馨同志的考證，PublicFinance一詞一直到1892年才被英國的巴斯塔布爾（Bastable，C．F．）首次用來概括“財政（學）”這一范疇。而在PublicFinance被廣泛采用的前后，財政（學）被冠以GovernmentFinance的不在少數，而且迄今為止仍然有之。這樣，如果把PublicFinance和GovernmentFinance放在一起進行比較，那么將PublicFinance譯為公共財政（學），用以特指市場型的財政，以突出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國家（或政府）財政活動的公共性，不失為一個貼切的譯法，足可以接受的。
有的學者提出，自從1959年馬斯格雷夫出版了被奉為經典著作的《財政學原理：公共經濟研究》首次引入了公共經濟（PublicEconomy）的概念，特別是1964年和1965年分別以法文和英文出版的《公共經濟學基礎：國家經濟作用理論概念》和《公共經濟學》，直接以公共經濟學（PublicEconomics）為書名。自此以后，多數財政學著作把PublicFinance或GovernmentFinance改稱為公共經濟學或公共部門經濟學（PublicSectorEconomics）。而這種改名，絕不僅僅是單純意義上的名字的改換，而是研究的范圍、領域、方法、指導思想、所要說明的問題等等都有實質性的變化。照此說來，與西方國家財政學的發展現狀相比較，“公共財政”的提法多少顯得有些“滯后”了。
應該肯定，西方財政理論的研究的確在近幾十年來已經有了實質性的進展。但也應當看到，盡管公共經濟學或公共部門經濟學對政府與經濟活動之間關系的研究，已經擴展、突破了原有的內容和方法，但是，對國家（或政府）的分配行為或收支活動的分析，仍然是公共經濟學或公共部門經濟學中最具份量的組成部分，而這也正是不少財政經濟學著作相繼改名之后，卻仍有許多著作使用PublicFinance的原因，此其一。其二，“公共財政”一詞的提出和興起，是在我國歷經多年的財政經濟改革，在原有的計劃經濟條件下的財稅體制已經發生了深刻變革之后，試圖對逐步走向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下的財政模式及其特征進行理論概括的產物。在我國財政改革與財政理論發展的現實情況下，提出“公共財政”一詞，并將其作為國家財政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一種模式（類型），的確有助于標識我國財政職能轉化的方向，有利于財政定位，是有著特殊的現實意義和理論意義的。
近幾年來，張馨同志撰寫、出版了《公共財政論綱》等專著，發表了許多論述公共財政的文章，在財政本質與財政模式（類型）的關系問題上有了新的突破，對國家分配論的繼承與發展作出了突出的貢獻，受到了學術界與政府部門的肯定和重視。對此，我感到十分高興。我曾于1999年3月6日在《中國財經報》發表《我所理解的“公共財政”一文，正式提出“為公共財政叫好”?？傊瑢τ凇肮藏斦@一提法，我是持贊成態度的。
二、公共財政與國家財政的關系
我之所以對“公共財政”范疇及其原理加以肯定，是因為它從經濟體制的角度出發，正確把握了市場經濟條件下的財政模式（類型）及其涵義、特征。不過，盡管市場經濟作為一種經濟體制，并無姓“資”姓“社”之分，資本主義可以用，社會主義也可以用，這就決定了與之相適應的公共財政可以作為我國財政改革的一個主要模式；但是，我們也應當看到，我國經濟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而這一經濟體制是以社會主義為方向并將其作為社會經濟制度基礎的，這就決定了對我國財政模式的把握不能不顧及我國的社會生產關系或經濟關系。因此，公共財政作為對發達市場經濟條件下的財政模式（類型）的一種理論概括，固然不失其積極意義，但它作為我國財政改革的目標模式，卻是失之片面的。
那么，哪個概念才能正確把握我國財政改革的現狀及其目標呢？我認為，從現實的經濟制度和經濟體制的角度考慮，還是要強調“國家財政”一詞。一方面，國家與財政有著天然的聯系，沒有無國家的財政，也沒有任何財政可以離開國家而存在，國家財政作為一個一般范疇，可以涵蓋公共財政范疇。這樣，在總括我國財政的基本特征的同時，不至于因為強調國家財政，而忽視對構建公共財政框架的倡導；也不至于因為倡導建立公共財政，而脫離我國作為發展中國家與社會主義國家的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現實。另一方面，和公共財政的提法相似，使用“國家財政”一詞，雖然看似有同義重復之虞——財政本來就是指國家的分配行為或收支活動，在財政前面加上“國家”二字是缺乏必要的，然而，使用“國家財政”一詞卻有助于反映我國財政經濟改革過程中的兩個重要事實：第一，我國的市場化改革進程主要是由政府自身主動推進的，對財政改革來說同樣如此；第二，多年以來，我國財政一直存在“兩個比重”偏低的情況，需要通過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的權威對這種局面加以改觀，以“建立穩固、平衡和強大的國家財政”（總書記為《領導干部知識讀本》一書所作的批語）。由此可見，在現實情況下，使用古今中外都存在的“國家財政”這個“財政一般”范疇，還有其特定的時代內涵。
在說明了堅持“國家財政”范疇的必要性之后，這里還有必要對公共財政與國家財政之間的關系作進一步的辨析。前面已經提到，國家財政與財政是一致的，財政就是國家財政，國家財政也就是財政；而公共財政特指市場型的財政，因此，國家財政包含公共財政，公共財政是財政或國家財政的從屬概念或者說是子概念。一般說來，公共財政以彌補市場失靈為出發點，集中于從事非營利性的公共服務活動；但由于在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公有制經濟居于主體地位，現實中存在著的數量巨大的國有資產和國有資本運營，以及我國作為發展中國家的現實國情，導致了在公共財政之外，還必須有一塊活躍于經營性、競爭性領域的國有資本財政。而公共財政與國有資本財政這兩個既互相區別又互相聯系的有機統一體，就構成了我國國家財政的現實模式，所即謂的“雙重結構（或雙元）財政”（其中以公共財政模式為主）。
“國家財政”范疇的使用，引發了一個問題，那就是，如何概括計劃經濟條件下的財政模式（類型—）？張馨同志提出，人類歷史所存在的經濟體制有三種類型：自然經濟、市場經濟與計劃經濟，與之相適應，從財政活動的目的出發，國家（或政府）的財政活動可以劃分為三種類型：家計財政、公共財政和國家財政。用“家計財政”來概括自然經濟型財政的提法是否恰當，這里暫不討論；但是用“國家財政”來概括計劃型財政，我認為是欠妥的。張馨同志指出，在計劃經濟體制下，企業只是國家和政府的行政附屬物，個人只是企業或單位的行政附屬物，整個社會以國家和政府為中心形成一個大企業，企業和個人的活動只是服從于和圍繞著國家與政府的經濟計劃來開展，從而財政也只是服從于和圍繞著國家的需要而活動的，這就具有了“國家”財政的性質。應當說，張馨同志對計劃經濟中的財政活動的總體狀況的分析和判斷大體是正確的，值得商榷的是用“國家財政”來概括計劃型的財政這一做法。我認為，財政與國家之間存在密不可分的這一觀念已經是深入人心的了，再用古今中外皆有的“國家財政”這樣一個帶有“財政一般”意義的范疇來界定帶有特定含義的計劃型財政，很容易導致概念使用上的混亂和人們的誤解。比如，人們在否定計劃型財政時，就會把“國家財政”這個“財政一般”也一并否定掉了。
此外，拘泥于從財政目的的角度劃分財政類型，會在邏輯上產生這樣的問題：既然家計財政服從于領主或君主的（私人）需要，公共財政服從于公共需要，而國家財政服從于國家需要，要么，國家是公共性質的還是私人性質的？如果說國家需要是公共需要，那么國家財政與公共財政又有什么區別：如果說國家需要是私人需要，那么是國家財政好像與家計財政又沒什么兩樣。而如果這兩種說法都不成立，那么國家就該是公共性與私人性的混合體了。依據的國家觀，國家財政的確兼有公共性和私人性的成分，但是，按照同樣的邏輯，那么公共財政、家計財政又何嘗不同時具有公共性和私人性呢？而無論答案如何，都將有違按照同一標準對財政模式（類型）進行劃分的初衷。
因此，我認為，不妨根據計劃經濟下的財政大包大攬的特性，用“大一統財政”來概括計劃型財政或許會更加合適些。
三、公共財政論的引進與本土化問題
我一向主張，對待，既要堅持，又要發展。既反對“僵化論”，又反對“過時論”。對待西方的東西，必須學習、分析、吸收、借鑒。既反對“排斥論”，又反對“照搬論”。早在80年代，我就率先編譯了馬斯格雷夫的《美國財政理論與實踐》，撰寫并出版了《比較財政學》、《國際稅收導論》和《財政學原理》等著作，為引進、吸收、借鑒西方財政理論做了一些工作。我認為，從財政活動的起因、客體、目的、模式和決策等五個角度看，西方財政理論是由市場失靈論、公共產品論、公共需要論、公共財政論和公共選擇論等共同組成的。這些理論先后被引進我國，并得以論述和宣傳。但近幾年來，大家都集中到“公共財政論”這一提法上來，把公共財政論作為西方財政理論的總稱或代稱。
公共財政論是根植于西方發達市場經濟土壤之上的財政經濟學說。公共財政論的引進在我國已經有一段較長的歷史，但是，它在我國的真正崛起和本土化卻是1990年代以后的事情。之所以如此，其主要是受學說生存與發展的現實土壤決定的。
公共財政概念范文3
關鍵詞：公共財政；公共會計；管理體制
公共會計管理體制事關小到一個組織，大到一個政府的財政健康狀況，是不能忽視的。但是目前相關領域的研究還沒有全面開展，急需我們建立相關的理論體系。在開始研究之前，我們首先要了解構建公共會計管理體制的必要性。
一、公共會計管理體制的概念及建立的必要性
(一)公共會計管理體制的概念
所謂公共會計管理體制，包括會計相關機構的設置、會計人員的職責和權限以及會計制度的運行機制等方面的內容。它與普通會計不同的一點在于這里的公共會計指的是特定國家組織和管理會計事物的方式。公共會計管理體制是公共財政的會計管理體制，是對政府職能的強調。所謂的公共財政指的就是政府在向整個社會提供各種服務的支出和收入情況。對于公共財政的財務會計管理有助于政府公共財政的健康，讓公共財政能夠更好的維持社會運轉，造福社會大眾，營造一個良好的市場環境[1]。
(二)公共會計管理體制建立的必要性
建立公共會計管理體制是有著十分明顯的必要性的。首先，公共會計管理體制是國家針對公共財政進行適當調控的需要。會計工作可以有效的計算出國民經濟情況，為建立經濟發展計劃提供依據。要保證國家對于公共財政的控制力，建立一個高效的公共會計管理體制是唯一的選擇。而且，會計工作最講究誠信和職業道德，保證整個公共會計工作能夠有序進行，也是維護社會良好風氣的必然選擇。
二、建立公共會計管理體制的設想
(一)公共會計管理體制建立的相關法律法規
建立任何一個制度都必須要先建立相關的法律法規，沒有法律法規的保障，制度就不能良好的運轉下去。我國已經形成一些相關的法律法規，比如《中華人民共和國會計法》、《企業會計準則》等。但是針對公共會計的專門法案沒有制定，這無疑影響了公共會計工作進入正軌的進程，需要引起相關立法機構的注意[2]。
(二)公共會計管理體制管理主體
公共會計管理工作要明確誰是管理的主體。根據相關的法律法規和政策，我國國務院的財政部門是主管全國會計工作的部門。也就是說，這就是公共會計管理體制的管理主體。這是因為會計管理的工作關系到財政管理的有序進行，需要財政部門進行統籌規劃[3]。
(三)公共會計管理體制管理內容
1.政府會計管理
管理內容主要是分為四個部分。首先是政府會計管理。我國到目前為止仍然沒有建立政府會計的崗位，只是在進行財政預算時有一個預算會計，這是不夠的。預算會計只能核查預算的實施情況，而具體的財政收支情況需要專人來管理。這將是下一步的工作重點[4]。
2.非營利組織會計管理
非營利組織會計可以分為兩種。第一種是公立非營利組織會計。這種組織又叫做事業單位，也就是僅僅依靠國家的財政來支持，并不進行盈利的組織。這種組織包括了氣象水利部門、科教文藝部門以及社會福利單位。第二種是民辦非營利組織會計。這種組織有的也需要國家財政的支持，有的需要民間捐款，還有的依靠會員會費等，不一而足。
3.企業稅務會計管理
所謂稅務會計，指的是以納稅人為主體的會計工作，讓納稅人能夠及時準確的上繳稅費的同時，也不違反相關法律。稅務會計由稅務部門管理，要依靠他們來取得財政收入。
4.企業會計管理
企業的會計管理并非是企業自己的財務管理。而是政府對于企業的財政狀況監督，行駛公共職能的會計工作。這種企業會計管理是為了讓企業能夠明確會計的工作職能，監督企業會計工作的正常開展。財政部門不能以此為借口干預企業的財政管理。
(四)公共會計管理體制管理方式
1.會計人員管理
建立起一整套的公共會計管理體制，需要大批專業合格的優秀人才。所以，建立公共會計管理體制的第一步就是要進行會計人員管理。首先，要加強會計人員的資格認定工作和后續教育工作。提高資格認定的門檻能夠確保會計隊伍的高素質，加強后續教育能夠保持會計隊伍的高素質。對于素質不達標的會計人員要嚴格按照人才選拔程序來淘汰，而優秀的會計人才也要有一定的晉升獎勵機制。其次是要加強會計人員的職業道德建設。會計行業是一個需要工作熱情和道德操守的行業，對于會計工作的任何懶惰和不法行為都會對所在的組織產生巨大的破壞效果。要持續不斷的提高會計人員的職業道德建設，規范會計人員的行為。
2.會計監管
我國的會計監管工作主要由政府來執行，包括會計監管規范的制定和建立會計監管機構等。具體表現在制定會計制度，進行會計制度等級的鑒定和對優秀會計人員的培訓等方面。
三、結論
公共會計管理體制的構建影響到政府對于財政狀況的控制，關系到國家和社會能否平穩運行。本文首先對公共會計管理體制的概念和必要性進行了總結和詮釋，對建立公共會計管理體制的設想進行了分析和探究。
作者:于國敏 單位:山東威海經濟技術開發區財政局
參考文獻：
[1]張廷文.公共財政視域下我國預算法律制度研究[D].西南政法大學,2008.
[2]邱添.社會保障預算管理理論與實踐思辨：國際經驗與中國政策選擇[D].西南財經大學,2012.
公共財政概念范文4
[關鍵詞]納稅人概念；國家分配論；權力關系論；公共財政；稅收法定原則
一、當下我國納稅人的概念及其形成基礎
國內學者在論及納稅人的概念時，幾乎無一例外地將其定義為稅法直接規定的承擔納稅義務的單位和個人。例如，認為“納稅人是法律、行政法規規定負有納稅義務的單位和個人”，或認為“納稅人是稅法規定的負有納稅義務的單位和個人”，我國現行的《稅收征收管理法》第4條也規定法律、行政法規規定負有納稅義務的單位和個人為納稅人。上述定義的形成有其深厚的歷史和現實基礎，擇其要者有二。
(一)財政學界關于稅收概念的界定
長期以來，在我國財政學界占據主導地位的“國家分配論”認為，財政是伴隨國家的產生而產生的。隨著生產力的不斷提高，人類社會出現了私有財產和階級，在階級矛盾不可調和的產物——國家產生后，就必須從社會分配中占有一部分國民收入來維持國家機構的存在并保證其職能的實現，于是就出現了財政這一特殊的經濟行為。因此，“財政是國家或政府的收支活動，它是一國政府采取某種形式(實物、力役或價值形式)，以一部分國民收入為分配對象，為國家實現其職能的需要而實施的分配活動”。相應地，作為財政收入主要來源的稅收則是“國家為向社會提供公共品，憑借行政權力，按照法定標準，向居民和經濟組織強制地、無償地征收而取得的財政收入”?？梢钥闯?，在這種概念下，稅收被定性為國家為實現其職能而取得民眾收入的一種重要形式，而且這種取得具有單方性，即表面上看無須取得公眾的同意。在這里，突出和彰顯的是稅收的政權依據及其所謂“無償性”和“強制性”，公眾(納稅人)的義務被過分地強調，以至于納稅人似乎只有義務而沒有任何權利可言；與之相反的是，國家的義務卻予以淡化甚至忽略，凸顯在納稅人面前的是以國家強制力為后盾的稅收征管權力，而且這種權力還時而被濫用。如此背景下，納稅人也似乎就是依法負有納稅義務的單位和個人。
(二)稅法學界關于稅收法律關系性質的界定
在我國稅法學界，多年來，由于在稅收概念方面受“國家分配論”的影響，關于稅收法律關系性質的問題，一直推崇“權力關系說”。該學說認為，“稅收法律關系是依靠財政權力產生的關系，是以國家或地方公共團體作為優越權力主體與人民形成的關系，該法律關系具有人民服從此種優越權力的特征……稅收法律關系是以稅務當局的課稅處分為中心所構成的權力服從關系，在這種關系中，國家及其代表稅務行政機關是擁有優越性地位并兼有自力執行權的，納稅人只有服從行政機關查定處分的義務”。依此定性稅收法律關系，將使稅收行為無異于一般的行政行為，納稅的核定、執行似乎與警察對違法行為的處分沒有什么兩樣，而作為類似違法者的納稅人負有更多的義務，也就無可厚非了。
二、納稅人概念應予完善的必要性
在當前我國深化財政稅收體制改革，努力構建公共財政框架，全面推進依法征稅，建設法治政府、服務政府的背景下，對已有的納稅人概念予以修正和完善，強調其權利特性，增強其主體地位，無疑是正確和必要的選擇。
(一)構建公共財政框架已成為我國財政稅收體制改革的導向性目標
隨著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和不斷完善，上個世紀末，為了處理好經濟社會轉軌、政府職能轉變而帶來的財政職能轉變和財政轉型問題，我國適時提出了構建公共財政框架的導向性目標。這一導向的基本特征之一就是要以公民權利平等、政治權力制衡為前提的規范的公共選擇作為決策機制，即要實現理財的民主化、決策的科學化、社會生活的法治化。這種權力制衡的規范公共選擇實際上也是“政治文明”包含的一個基本路徑，即所謂權力制衡的理論：以公眾的權利來抗衡和制約日益龐大而似乎沒有邊界的國家權力。在這種機制下，財政活動盡管直接表現為政府以稅收為主要形式無償地轉移公眾的財產收入，以政府購買、轉移支付等形式提供市場不愿或不能有效提供的公共物品，但當家人——財富的終極所有者和享用者卻是社會公眾(納稅人)，此時政府與社會公眾(納稅人)的關系是“管家”與“主人”的關系。換肓之，公共財政的錢是主人即社會公眾(納稅人)的，而不是管家即政府的。管家能夠支配多少錢，如何安排使用這些錢，都只能由主人來決定，都必須稟承主人的旨意。政府主要是通過稅收方式獲得收入的，而稅收由社會公眾(納稅人)決定，即社會公眾(納稅人)控制稅收決定權，就成為公共財政的起源和基點。依之，應當突出強調的是納稅人的各項權利，而非作為征稅主體的國家的權力，否則便是本末倒置了。
(二)依法治稅、建設服務政府已然成為我國建設法治政府的重要組成部分
上個世紀80年代以來在我國開始的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變的偉大變革，不僅僅是為了重塑市場在資源優化配置中的基礎性地位和作用，更是要高揚法治與規則治理的價值和意義，市場經濟必然是法治經濟。在黨的十五大明確提出了建設法治國家的宏偉目標之后，上個世紀90年代末，國務院通過了《國務院關于推進依法行政的決定》，開啟了建設法治政府、有限政府、責任政府和服務政府的征程，而對公民權利的尊重和弘揚則是建設法治國家、推進依法行政的應有之義。權利乃權力之本，權力為權利而生，為權利而存，為權利而息，已經成為人們的共識，昔日的規制型政府也日益向服務型政府轉變。
因此，改變我國稅收法治領域征稅主體權力意識極度膨脹、納稅服務意識差的現狀，有效控制征稅主體權力濫用的欲望和行為的現狀，適應建設法治政府和服務政府的需要，弘揚納稅人的主體意識和權利意識，便是當務之急。
三、納稅人概念完善的邏輯
一方面，在公共財政框架下，納稅人因國家或政府提供的公共產品或服務而受益，就應當向后者提供金錢，稅收是這兩者的交換，這就是所謂稅收的“交換關系說”。問題的關鍵在于，在這個交換關系中，納稅人享有包括稅收決定權(是否征稅、對什么征稅、征多少稅)、稅收監督權(征稅過程的監督、稅收使用的監督)、稅收救濟權(行政救濟權、司法救濟權)等廣泛的權利(納稅人的權利就其內容而言可以分為宏觀上的納稅人的整體權利和微觀上的納稅人的個體權利。納稅人宏觀上的整體權利，是指通過稅收所體現的國家與納稅人之間的政治經濟關系中納稅人擁有的權利。納稅人微觀上的個體權利，是指具體的納稅人在稅收征納關系中所享有的權利，這種權利與國家稅務行政機關的稅收征收管理行為直接相聯系，主要 體現為稅收征納程序上的權利)，同時負有依照法律規定、按照法律程序納稅的義務(此所謂稅收法定原則)。作為征稅主體的國家或政府享有依照法律征稅的權力，同時負有保障納稅人的合法權益不受侵犯的義務和責任。因此，納稅人首先是一個權利享有者，然后才是一個義務履行者，而且僅僅履行他自己的意志。國家或政府不過是按照納稅人的意志，受納稅人的委托去征稅，并按照納稅人的意圖去使用稅收，這個機制也就是前面所說的作為公共財政基本特征之一的公共選擇機制。
所以，政府與納稅人之間應該是服務與被服務的關系：政府行為應以納稅人利益為出發點和落腳點，政府應該是而且也只能是納稅人的公仆。對于納稅人來說，權利是第一性的，義務是第二性的，是先有權利，后有義務，而不是相反，這顯然異于傳統理論 j]，涉外稅務，2003，(5)
[8]l甘功仁，論納稅人的稅收使用監督權[j]，稅務研究，2004，(1)
[9]油曉峰，王志芳，稅收契約與納稅人權利之保護[j]，稅務研究，2007，(2)
公共財政概念范文5
（一）公共財政概念
早在十八世紀七十年代，舉世聞名的經濟學家亞當史密斯在《國富論》中提出了公共財政的概念。公共財政存在的基礎是市場經濟，市場經濟一直有一只“看不見的手”在調配資源，但這只“看不見的手”偶爾會在某些領域出現失靈的情況。因此需要政府使用“看得見的手”來對市場進行調控，通過宏觀調控來防止壟斷、建立健康的市場體系、實行收入的公平分配等等。由此我們可以得出一個概念：公共財政即是市場經濟與宏觀調控都無法調解的公共資源的分配、調控等經濟活動。
（二）縣級預算規范模式
英國是第一個出現政府預算制度的國家，此后便為世界許多國家所仿照與采用，由此而形成的各國政府預算制度盡管在具體的實施上有所不同，但是其內在的基本原理與原則是相同的。所以，規范模式下的縣級預算肯定會具備計劃性、歸一性、公開性和法治性的特點。近年來，隨著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不斷進步和財政預算管理制度的逐步完善，我國政府預算更加規范，特別是縣級預算也向規范化、科學化、精細化邁進。
二、當前縣級財政預算管理現狀與問題
（一）縣級財政預算現狀
1.縣級財政預算缺乏完整性
在我國，縣鄉一級是財力最薄弱的環節。一方面分稅制財政體制的實施，上級集中了較多收入；另一方面縣級財政負擔了大量的剛性支出和配套支出，導致縣級財權與事權不一致。對于縣級財政的狀況，一個直觀的數據是國家審計署最新公布的報告，截至2012年年底，有195個縣級政府負有償還責任債務的債務率高于100%。如果縣級財政沒有財力保障，地方許多事務就無法履行，地方為了保障運轉就難免另尋出路，會加重地方政府性債務風險。
2.縣級財政預算缺乏可靠性
財政預算的可靠性要求財政數字必須準確，過高與過低都不符合可靠性標準，各類不同性質的收入必須分類記錄。當前縣級政府由于存在大量的非稅收入資金（如土地出讓金）以及缺乏相應的預算權，從而導致了縣政府收支計算十分困難。3.縣級財政預算缺乏間斷性預算制度不僅僅只有預算部分，還應該包含監督與審核。恰好，縣級財政預算工作中最為薄弱的環節就在于審計與監督。根據國家預算體系的要求，縣級預算要經過三種審計與監管。第一步是內部審計，之后是外部事后審計，最后是預算評價。預算評價中最重要的績效與效果評價機制在縣級政府幾乎不存在。因此對于縣級政府而言，預算監督毫無操作性。
（二）縣級財政預算改革所面臨的問題
1.預算管理缺乏穩定的財政框架支持
地方政府大部分地方稅自從稅制財政體制改革以來一直處于與中央共享的狀態，這種制度嚴重制約了地方財政的稅源涵養，不利于地方財政的長遠發展，嚴重打擊了預算管理改革推進的積極性。
2.預算改革定位不明確
多年來，關于預算管理體系的討論與報道不絕于耳，但是報道內容大部分都帶有事后諸葛亮的性質，帶有用實踐逆推真理的弊病。中國政府對于改革目標采取的逐步探索策略，這種策略比較符合現實社會要求，逐步探索也是中國經濟發展改革的基本方向，但是不能將其作為目標選擇不堅決的理由。
三、縣級預算管理改革策略與建議
（一）深化縣級財政預算制度改革路徑選擇根據國務院辦公廳轉發了財政部《關于調整和完善縣級基本財力保障機制的意見》，明確將通過加大獎補資金支持力度、完善省以下財政體制、健全激勵約束機制等方式更好為縣級財政紓困。完善縣級基本財力保障機制，有利于增強基層政府責任意識，同時利于地方經濟均衡健康發展。將政府收支全部納入預算管理，健全政府全口徑預算體系。加大地方一般公共預算與政府性基金預算、國有資本經營預算、財政專戶管理資金的統籌力度，增強政府財力綜合運籌能力。明確一般公共預算、政府性基金預算、社保基金預算以及國有資金經營的關系和定位。規范縣級政府債務管理，將債務納入一般公共預算進行管理。
（二）深化縣級財政預算制度改革制度建設要解決財政體制不到位、收入難以統籌管理等問題需要從以下幾個方面入手：第一，按照預算實行編制、執行、監督權力分離的財政內部機構，實行“三位一體”的財政體制；其次，通過標準定額的制定，對預算各個階段做出明確規定；第三，加強內部控制，確保財政資金運作的安全；再次，加強部門之間的合作，利用資源共享達到資金流程效率化的目標；最后，建立相應的獎懲機制，鼓勵各個單位的理財積極性。
（三）推進政府采購改革。政府通過嚴格執行“管采分離”的管理體制來強化財政部門的監管職能?？h直部門與單位需核實資產空間，在科學論證的基礎上依法對政府采購預算進行編制。符合縣級統一采購標準的應使用批量集中采購方法，降低采購成本。政府采購預算需在一年以內執行并簽訂，保證政府采購預算執行的效率。
(四)改進年度預算控制方式。支出預算與政策取代收入預算與平衡成為了地方級公共預算審核的重點內容，為此可以通過跨年度預算平衡制度對公共預算進行調控，地方公共預算如出現短收或超收情況，可以利用調節基金對其進行控制，實現收支平衡。同時地方政府可以規劃一份為期三年的財政預算政策，當調節基金控制力下降時，通過該政策來保障規劃期內重大建設項目的建設與運行。從而提高財政政策的綜合前瞻性。
（五）全面推進預算績效管理。以“分類指導、重點推進”為原則，建立完善的縣級預算管理制度，力求達到“預算編制有目標、預算執行有監控、預算完成有評價、評價結果有應用”的管理目標。同時在地方建立起覆蓋所有部門預算單位的績效評價體系，將評價結果與獎懲力度掛鉤。并將績效評價結果進行公開，接受社會的監督。
四、結束語
公共財政概念范文6
關鍵詞：西方財政學；財政學理論；理論基礎
Abstract:Since1892Bastable(Bastable,CF)publishedinthe"publicfinance",morethan100years,WesternFinancehasdeveloped,buttheirtheoryonthebasisoftheproblemistherearealwaysdifferences.Thisarticle,fromthefinancepointofviewbelongstothefundamentaleconomics,butcontainsacertaindegreeofpoliticalscience,economicsandpoliticalscienceofcross-disciplinary;thefinancialactivitiesofmajorandfundamentalisthemicro-economicactivities,butalsoincludesderivativeMacro-economiccontent.
Keywords:Westernfinance;financialtheory;theoreticalbasis
財政學僅是經濟學，還是政治學和經濟學交叉學科？
最初的專著性西方財政學是從經濟學角度展開論述的，巴斯塔布爾指出，“從最初意義上看，財政科學是經濟研究的產物。”（注：Bastable，C.F.PublicFinance.London：Macmillan&Co.，1892，P7.）漢特（Hunter，M.H.）1921年《公共財政學大綱》第一章第三節標題就是“公共財政學是經濟學的一個分支”（注：Hunter，M.H.OutlineofPublicFinance.NewYork：Harper&BrothersPublishers，1921，P4.），盡管作者接著于下一節“公共財政與其他學科的關系”中，也指出了財政學與政治學、歷史學的密切關系，（注：Hunter，M.H.OutlineofPublicFinance.NewYork：Harper&BrothersPublishers，1921，P4，PP5-7.）但并不否定他的關于財政學是經濟學分支的觀點。
與這種經濟學觀相反，西方財政學在其發展過程中，開始出現了經濟學與政治學交叉學科觀。道爾頓（Dalton，H.）1922年的《公共財政學原理》一書，第一句就指出，“財政學是介于經濟學與政治學之間的一門學科。”（注：Dalton，H.PrinciplesofPublicFinance.London：GeorgeRoutledge&Sons，Ltd.，1922，P3.）不過，由于英美早期財政思想傳統的影響，直至本世紀50年代末為止，認為財政學是經濟學分支的看法在西方財政學中占據了主導地位。這種主張隨著社會抉擇理論從60年代開始逐步被納入西方財政學而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因為社會抉擇論從威克塞爾開始，就是主張政治程序進入財政分析視野的。為此，作為社會抉擇學派代表人物的布坎南，在1960年《公共財政學：教科書導論》一書“前言”中就指出，財政學是涉及經濟學與政治學兩個方面的學科。（注：Buchanan，J.M.ThePublicFinances：AnIntroductoryTextbook.Homewood：RichardD.Irwin，Inc.，1960，pvii.）此后盡管許多財政學著作不再指出財政屬于何種學科，但由于它們所包含的有關社會抉擇論的內容，總或多或少涉及到政治學的分析。所以，現代西方財政學盡管從根本上看屬于經濟學，但又具有經濟學與政治學交叉學科的性質，將其視為純經濟學科的看法，顯然是缺乏說服力的。
財政學僅屬于微觀經濟學還是微觀經濟學與宏觀學兼有？
宏觀經濟學是本世紀30年代凱恩斯主義出現之后的產物，在此之前西方財政學是談不上以宏觀經濟學為基礎的。財政政策是宏觀經濟學的重要內容之一，隨著財政政策的成功運用，它逐步進入西方財政學中而成為其重要內容，就很自然了。這樣，西方財政學除了原有的微觀經濟分析之外，同時出現了宏觀經濟分析的內容，威廉斯（Williams，A.）1963年的《公共財政與預算政策》一書，就鮮明地體現了這點。該書體系分為兩大部分，即“A編：微觀經濟學”和“B編：宏觀經濟學”，前者分析的內容包括稅收、政府支出和預算范圍等問題，后者則分析了經濟結構、經濟穩定與增長、預算與經濟政策等問題。（注：Williams，A.PublicFinanceandBudgetPolicy.NewYork：PrederickA.Praeger，Publisher，1963.）紐曼（Newman，H.E.）1968年的《公共財政學引論》指出，公共財政學所分析的政府三大任務，即穆斯格雷夫所指出的效率、公平和穩定，前二者屬于微觀經濟學，而后者即穩定任務則屬于宏觀經濟學。（注：Newman，H.E.AnIntroductiontoPublicFinance.NewYork：JohnWiley&Sons，Inc.，1968，P223.）溫弗雷（Winfrey，J.C.）1973年的《公共財政學：公共抉擇與公共經濟》，也將財政的微觀與宏觀問題分開論述，即該書第三篇為“微觀經濟學與公共部門”，分析稅收與公共支出；第四篇為“宏觀經濟學與公共部門”，分析凱恩斯主義、貨幣主義等的財政政策。（注：Winfrey，J.C.PublicFinance：PublicChoicesandthePublicEconomy.NewYork：Harper&Row，Publishers，1973.）此外，其后還有許多西方財政學也包括了財政政策的內容，表明傳統地只局限于微觀經濟分析的西方財政學，已開始接納宏觀經濟內容了。
但與此同時，許多西方財政論著仍堅持了原有的微觀經濟分析傳統。這點，只要看一看許多西方財政學仍然不包括財政政策的內容就可明了。布朗（Brown，C.V.）和杰克遜（Jackson，P.M.）1978年的《公共部門經濟學》就明確指出：“……公共部門經濟學的發展，是限制在微觀經濟學理論的知識范圍內的。微觀經濟學理論，尤其是一般均衡分析的發展，在20世紀50年代使公共部門經濟學發生了質的飛躍。目前公共部門經濟學的理論發展，應直接歸功于微觀經濟理論?！保ㄗⅲ築rown，C.V.&P.M.Jackson.PublicSectorEconomics.Oxford：MartinRober-taon，1978，P7.）瓦格納（Wagner，R.E.）1983年的《公共財政學：民主社會中的收支》一書，也將財政學研究對象歸入微觀經濟學中。他指出：“公共財政學的研究有兩個主要分支：公共抉擇和運用微觀經濟學?！\用微觀經濟學，檢驗的是公民個人對公共抉擇的反映?！保ㄗⅲ篧agner，R.E.PublicFinance：RevenuesandExpendituresinaDemocraticSociety.LittleBrown&Co.，1983，P4.）羅森（Rosen，H.S.）的《公共財政學》在1995年的第四版中，仍未將財政政策內容包括在內，并且也如同其他許多主張財政學僅屬微觀經濟學的財政學論著一樣，設有專門的微觀經濟學基本內容的篇章，作為全書的理論基礎。（注：Rosen，H.S.PublicFinance.4thed，Homewood：Irwin，1995.）這些，都清楚地表明了作者的財政學屬于微觀經濟學的主張。
進一步看，就是并不反對財政學也包括宏觀經濟分析內容的許多學者，也仍將財政學的分析基點和重點放在微觀經濟分析上。在西方財政學界有著很大影響的阿特金森（Atkinson，A.B.）和斯蒂格里茲（Stiglitz，J.E.），在其1980年的《公共經濟學教程》引言中指出，“最認真地說，（本書）不打算包括穩定和宏觀經濟政策內容。……在穆斯格雷夫時代，他可以在其《公共財政學理論》（1959）中包括210頁的有關穩定政策的內容。然而，自那時以來，經濟學出版狀況變了，人們在文獻中對該問題作了大量的精彩描述。所以，我們的重點僅放在（政府）目標而不是穩定政策上?！保ㄗⅲ篈tkinson，A.B.&J.E.Stig-litz.LecturesonPublicEconomics.NewYork：McGraw—Hill，1980，pxv&P4.）盡管這段話表明了作者并不反對財政學也包含有宏觀經濟學的內容，但至少表明了作者仍是將財政學重點和基點放在微觀經濟學上的。對此，米爾利斯（Mirrlees，J.A.）在奎格里（Quigley，J.M.）和斯莫琳斯基（Smolensky，E.）1994年主編的《現代公共財政學》中總結性地指出：“在穆斯格雷夫的《公共財政學理論》中，他以三個政策目標：配置、分配和穩定等術語，概括了他的主題，……。該書以超過200頁的篇幅研究了穩定問題，即我們現在稱之為宏觀經濟政策的問題。在較后的教科書即阿金森與斯蒂格里茲的《公共經濟學教程》（1980）中，宏觀經濟政策問題被排除了?！步洕鷮W，甚至公共財政學，被認為僅涉及配置和分配問題。而穩定問題則被留給宏觀經濟學及其教科書?！保ㄗⅲ篞uigley，J.M.&E.Smolensky，ed：ModernPublicFinance.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94，P213.）
然而，西方經濟學關于微觀和宏觀的劃分，本身就存在許多問題而爭論不休，這造成了西方財政學的爭論和困惑。也是在奎格里與斯莫琳斯基主編的《現代公共財政學》中，由戴門德（Diamond，P.）撰寫的第八章名為“配置與穩定混一的預算”，資源的配置屬于微觀經濟學問題，而經濟的穩定屬于宏觀經濟學問題，因而該標題清楚表明了作者將宏觀經濟分析和微觀經濟分析兩大內容統一于財政的意圖。（注：Quigley，J.M.&E.Smolensky，ed：ModernPublicFinance.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94，P213.）
附帶應指出的是，即使在主張財政也應包括宏觀經濟學內容的西方財政學著作中，其體系內容的大部分以及基礎部分仍然是微觀經濟分析。因此，西方財政學在這一問題上的分歧，不在于有沒有包括微觀經濟學基礎，而在于有沒有包括宏觀經濟分析的內容。
總之，盡管現代西方財政學已或多或少地加入了宏觀經濟學的內容，但從根本上看，它沿襲的仍然是微觀經濟學的傳統。此外，西方財政學在其上百年的發展過程中，還隨著微觀經濟學的變化而變化。早期西方財政學專著已包含了福利經濟學思想，這在道爾頓《公共財政學原理》第二章“社會利益最大化原則”中就有反映。作者在該章中批判了薩伊的“金律”，即“最好的政府是支出最少的政府，最佳的稅收是數額最低的稅收”的觀點，反對了傳統的“稅收邪惡論”，提出了財政和稅收的社會利益最大化原則。（注：Dalton，H.PrinciplesofPublicFinance.London：GeorgeRoutledge&Sons，Ltd.，1922，PP7—15.）此后，作為微觀經濟學分支的福利經濟成為西方財政學的理論基礎，關于公共產品最佳供應問題的分析，最終落實到社會福利函數所確定的最大效用點上。這使得西方經濟學關于公共經濟學的效率分析，與私人經濟學的效率分析一樣，都統一到福利經濟學基礎上來了。這是西方財政學完全建立于市場經濟基礎之上的理論表現。
西方財政學的價值理論基礎
不管是主張財政學具有何種學科性質，西方財政論著都必須對財政問題進行大量經濟分析，因而必然要受到當時流行的經濟學價值理論和概念影響，必然或遲或早地按照已變化了的經濟學價值理論和概念來修正與重構自身的理論體系。
在英語財政學專著出現之前，西方經濟學上的“邊際革命”已經發生，邊際效用價值論很自然地成為西方財政學的價值論基礎。道爾頓的《公共財政學原理》鮮明地體現了這點。他在該書第三章第二節提出，私人分配支出所應遵循的邊際效用相等原則也應運用到公共支出的使用分配上來，指出：“除了法律上的意義以外，公共當局并不是一個人，難以象一個人那樣預計各種支出的邊際效用。但政治家們據以開展行動的總原則仍是相同的。對于公共當局來說，各種公共支出的邊際效用應該相等。從理論上看，既定支出總量在不同項目之間分配就是這樣決定的”（注：Dalton，H.PrinciplesofPublicFinance.London：GeorgeRoutledge&Sons，Ltd.，1922，PP17—18.）
在1928年的《公共財政學研究》一書中，皮古也有相同的表述：“就如一個私人應當通過在不同支出類別之間保持平衡，從而以其收入獲得更大的滿足一樣，作為一個共同體通過其政府的活動也應如此?！保ㄗⅲ篜igou，A.C.AStudyinPublicFinance.London：Macmillan&Co.，Ltd.，1928，P50.）皮古接著還運用這些原則，去解決公共部門如何決定哪些公共服務應予提供的難題，指出“支出應當用于戰艦還是用于濟貧，應按此種明智的方式，即由它們各自所提供的最后一先令所產生的相同的真實報酬來決定?！保ㄗⅲ篜igou，A.C.AStudyinPublicFinance.London：Macmillan&Co.，Ltd.，1928，P50.）按皮古的看法，這一方式可用來得出某一精確的社會平衡點，即如果共同體是一個統一的存在體，“支出就應在各方面逐步增加到這一點，此時花費的最后一先令所獲得的滿足，應等于由于政府服務而相應要求的最后一先令所損失的滿足。”（注：Pigou，A.C.AStudyinPublicFinance.London：Macmillan&Co.，Ltd.，1928，P50.）皮古所建立的這一模型被稱為皮古模型，是現代西方財政學關于公共產品最佳供應若干著名模型中的一個。這樣，皮古就從邊際效用價值論出發，在理論上界定了公共部門與私人部門之間資源配置的最佳點。
不過，皮古等人引入西方財政學的，是當時通行的可測度的、可比較的、同一的基數效用函數。這一效用函數在本世紀30年代，隨著帕累托新福利經濟學取代了皮古的舊福利經濟學而被否定，取而代之的是主觀的個人評價的序數效用函數，等效用曲線等帕累托概念也被運用到財政學上來。其后西方財政學對于公共產品最佳供應模型問題的分析，對于稅收以及其他各種財政效率問題的分析等，也都建立在效用無差異曲線上了。
這樣，私人經濟分析所能適用的價值理論和其他基本概念，都被運用到公共經濟分析上來了，公共財政學不再是與經濟學的其他分支相抵觸的一門學說了。與西方經濟學在價值論上的統一，無疑為西方財政學在本世紀60年代及其以后的大發展，提供了最基本的理論條件。
西方財政學理論基礎分析的借鑒意義
第一，財政學從根本上看是一門經濟學，但又具有與政治學交叉學科的性質
關于財政學僅是經濟學分支，還是經濟學與政治學交叉學科的問題，我國財政理論界也曾有過類似爭議，即關于“財政是上層建筑還是經濟基礎”問題的爭議，這是本世紀60年代初由于財政本質問題爭議而引發的。此后，在后的80年代初，我國財政理論界結合著新的歷史背景舊話重提，又一次以財政本質問題為中心形成了對此問題的爭論。這些爭議大致形成了三大類不同的觀點：（1）主張財政屬于經濟基礎，僅是經濟學的一個分支，認為只能從經濟的角度去分析財政問題；（2）主張財政屬于經濟基礎，但又兼有上層建筑的性質，或者主張財政既是經濟基礎又是上層建筑。這就不能僅從經濟角度來看待財政問題；（3）主張財政屬于上層建筑。在我國財政理論界，持第三種觀點的人數很少，大部分持第一、二種觀點，并且第一種觀點還有逐步占據優勢的趨勢。但如同財政本質問題一樣，這一爭議在當時被視為是一種純學術的探討，經過那兩次爭議之后，至今已極少有人問津，除了在高校教學中作為一種理論問題介紹外，似乎已被人們遺忘了。在實踐中，人們則是將財政作為經濟工作來對待的。
然而，財政作為政府的分配活動，它采用的不是市場自愿等價交換的方式，而是由政府以強制形式完成的；它不是以市場為媒介和通過市場渠道來完成的，而是由政府在國家預算的形式下，通過政治程序的安排與運作來展開的。這樣，財政的運作過程就直接表現為是對市場的否定，具有強烈的政治內容和因素。對于計劃經濟來說，由于其本身就否定著市場，本身就政企不分，因而財政這種非市場性與計劃經濟本質上是相通的，只提財政的經濟性而不提政治性，并不影響問題的實質，即不影響人們實際上從經濟和政治兩重角度去考慮財政問題。
但對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則不同。由于此時政企必須分開，這樣財政所包含的兩重屬性合一的問題就凸顯出來了：財政作為一種分配，它是經濟活動的一部分；但作為通過政治程序直接安排和操作的活動，它又與政府的具體政治制度和規則密不可分。此時如果只談論財政的經濟性，其結果只能是忽略政治程序在財政活動中的作用，忽略政治權力憑籍財政分配介入和干預企業正常市場活動的可能性，這顯然是不利于根據財政的特性去指導財政實踐的。
我國財政理論否定政治程序是財政活動的內容之一，在實踐上導致了忽視乃至否定建立科學規范合理的財政制度與程序的結果，使得我國實際財政工作缺乏必要的制度和程序的規范、制衡與監督。隨著市場取向改革的進展，由于缺乏自我約束能力的政治權力本身的不規范行為，導致了我國財政新老問題和弊端的急劇膨脹與擴大，是目前我國財政經濟工作分配秩序嚴重混亂，腐敗浪費低效猖獗的關鍵原因所在。因此，承認基本上是一門經濟學的財政學，具有一定的經濟學與政治學交叉學科的性質，正視財政活動中所具有的政治性質與內容，在實際的財政工作中相應地從整頓規范與財政相關的政治程序和規則入手，使之從原有的與計劃經濟相適應的基點轉到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基點上來，才是對癥下藥之舉。為此，在以經濟學為基礎理論的同時，也有必要從政治學角度來開展我國的財政研究。
第二，財政學以微觀經濟學為理論基礎，也包括著宏觀經濟學的內容
關于財政學以微觀經濟學還是宏觀經濟學為理論基礎的問題。我國財政學從未討論過這一問題，但由于我國財政理論強調財政是國家作為社會中心組織進行的一種分配，是從整個社會角度進行的活動，因而人們理所當然地視財政為一種宏觀經濟活動，而否定從微觀經濟的角度來看待財政問題。在最近的政府機構改革中，財政部被列入宏觀部門之內，就充分地說明了這點。對此，在過去的計劃經濟下是無關緊要的，因為當時正是以否定企業的獨立自主性和以國家從整個社會的角度直接安排國民經濟活動為體制特征的，并且此時的財政是國家從整個社會角度安排經濟建設資金的主要和基本手段。但在市場經濟下則不同。此時社會的經濟單位已不再是國家而是企業了，此時財政從宏觀上調控經濟盡管是其極為重要的內容，但尊重企業的獨立市場運營主體地位，確保國家不干預企業正常的市場活動，則是我國政府和財政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必須學會的嶄新內容。
西方財政學從微觀經濟學的角度看待財政問題，對我國是具有重要借鑒作用的：
1.西方財政學從微觀角度分析財政問題，是隱含著這么一種涵義的，即此時的政府參與社會資源配置，其地位如同企業和個人一樣，都是身份相等的市場活動主體，即企業和個人是處于市場有效運行領域的活動主體，而政府則是處于市場失效領域的活動主體，它們進行的都是同等的資源配置活動。這樣，它們之間除了依法正常交往如照章征稅納稅之外，只能是互相尊重，互不侵犯和干預，而不能是國家凌駕于企業和個人之上，可以隨心所欲地干預它們的市場正?；顒?。
2.財政活動除了作用于宏觀經濟的內容之外，僅就其本身對于社會資源的配置來看，則應視為是一種微觀行為。只有這樣，才能正確界定政府在市場經濟中的地位。否則的話，將財政活動等同于宏觀調控，而財政干預企業市場活動也就等于政府的宏觀調控活動，由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下政府的宏觀調控又是必要的，其結果實際上是為政府和財政隨心所欲地干預企業的微觀活動，提供了理論依據。這些年來，人們在財政經濟工作中總會情不自禁地干預和插手企業的正常市場活動，其理論根源就在于此。這點，在防止政府和財政隨意干預企業問題上，是可資借鑒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