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尋找寫作靈感？中文期刊網用心挑選的公共財政的經濟內涵綜述，希望能為您的閱讀和創作帶來靈感，歡迎大家閱讀并分享。
作者：張瀾濤 單位：國際關系學院
市場經濟的發展,使我國政府職能和角色發生了巨大轉變,財政模式從國家財政轉向公共財政。因此,認知公共財政的內涵和特性,對搞好政府采購工作具有重要意義,也是政府采購改革的認知更新。
一、公共財政的經濟本意
契約論認為,國家主權源于人民,屬于人民。政府作為人民的人或受托人,必須服從人民意志,是為人民服務和謀利益的“公仆”,就必須實行公共財政。“財”指財富和貨幣,“政”為國家理財政策和活動。斯蒂格利茨說:“‘公共財政’是指國家或政府在市場經濟中提供公共產品與服務的分配及經濟活動。”隨著市場經濟發展,“公共財政”已成為我國財政改革的必然趨勢。
(一)市場經濟能夠優化資源配置,卻存在缺陷。社會資源優化配置是用效率和公平兩個基本原則衡量。帕累托認為,市場經濟中,每個人擁有福利偏好,形成自我福利感覺、選擇和評價。由此,市場競爭均衡達到資源分配效率最優:一是無法再使各方境況更好;二是不再使某一方境況更好,而不使另一方境況變壞;三是交易收益已盡,沒必要再交易。由于無數消費者有無數偏好,意味著帕累托效率有無數解分別與無窮多收入方式相對應。市場的價值規律必然產生普遍貧富差距擴大,表明帕累托效率缺少分配公平內涵,不考慮分配公平問題。但現實中,任何個人福利收益,都首先要求財富公平分配,沒有公平,無法實現效率最優化資源配置。因此,市場經濟能夠實現資源優化配置,卻無法實現社會公平。如馬克思所說:“資本主義生產的飛躍向前發展,致使國民財富的增長與人民貧困的加重本來就是一回事”(《資本論》第一卷,第841頁,人民出版社1975年)資本主義的歷史證實,兩極分化必導致社會矛盾激化和經濟危機,如果政府片面追求市場效率,忽視公平,會使市場經濟從適應生產關系變為生產力的桎梏,最終喪失效率。因此,國家必須矯正市場經濟缺陷,即運用國家干預“看得見之手”彌補市場機制“看不見之手”造成的分配不公。
(二)市場無法滿足公共產品需求。人們消費有兩類:私人消費和公共消費。公共產品指使公眾共同消費受益的產品和服務,與私人消費品相比,它具有消費非排他性、非競爭性和消費公共性等特點,會產生普遍“搭便車”的“吃白食”或“蹭吃蹭喝”現象,即市場失效。社會發展對公共產品需求增大,分配不公則導致富人與窮人對公共消費差距拉大及更多失業和貧困群體。因此,彌補市場缺陷,是公共財政重要任務。
(三)公共財政的“公共”含義。公共財政以公益為核心,不斷加大公共消費的權重。
1、“公共”的本質內涵。只有國家(政府)代表和主導社會“公共利益”時,財政才有“公共”意義。中國曾是小農經濟社會。馬克思說:“小農經濟中,勞動者自己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別人代表他們。他們的代表一定同時是他們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們頭上的權威,是不受任何限制的政府權力。這種權力保護他們不受其他階級侵犯,并從上面賜予他們雨水和陽光。所以,歸根到底,小農的政治表現為行政權力支配社會。”封建國家財政,是君主統治的“家國財政”,雖有“國家”之名,但為君主一家私利,沒有“公共”之實。公共意識產生于資產階級“天賦人權,自由、平等、公正、法制、秩序和財產私有制”的思想,體現了商品經濟的公平交易。生活中,資本與權力天然“聯姻”,使富人要比窮人更具有實力維護自身利益;相反,窮人總是弱勢群體,其微小利益最易受侵害。18世紀英國有句名言:“風能進,雨能進,但國王卻不能進。”其意表明,在法制的社會,即使再窮的人,其寒舍也有“神圣不可侵犯”的尊嚴和抵御強權的能力。而在《紅樓夢》中,賈府的豪宅,風不能進,雨不能進,但皇家錦衣衛卻可“奉旨”抄家。因此,“哪里沒有社會公平,哪里就沒有市場的平等。”(哈耶克)只有建立起維系公平正義的政法制度,才能使國家財政成為“公共財政”。
2、公平是公共財政根本標志。馬克思認為,公爵與鞋匠的先天差別,要比家犬與獵犬的差別小得多。政府是掌管財政的主體,但無論“精英、清官”多么英明正確,也無論他們如何誠摯表白自己是真正代表民眾利益,但一條客觀“鐵律”是:權力總是在“非神化”常人手中。作為人,絕不會因權位高貴而必然更加高尚或格外超凡;屬于人性弱點亦然有之,他們成功僅在于后天自我塑造和仕途機會。權力能夠帶來更多私利,因此,英國阿克頓勛爵說:“權力使人腐敗,絕對權力絕對使人腐敗。”當“公仆”異化為“主人”時,必然導致以權謀私,使財政喪失公共性。哈耶克說:“正是由于市場經濟的生產資料掌握在許多個獨立行動的個人手里,才沒有人擁有控制民眾的權力,我們才能夠以個人權利來自主行事。”孟德斯鳩說:“只有國家權力不被濫用時,人民才有自由和平等。”由此:評判政府執政好壞,并不是它代表多少民眾利益或職權大小,而是它能否向社會提供充足的公共產品。
3、全體公民利益的集合。公共財政不僅僅體現某些局部個人利益或某些人代表的“公共”利益,而是體現全體社會成員個人利益集合的社會共同利益,它保護和促進私人利益,而不是與私人利益對立,更不危害個人利益。它不是虛無縹緲的口號,更不是某些“精英”的臆想或“政績”。
(1)人的本質是社會人,具有共性和共同利益,恩格斯說:“一切人,作為人來說,都有某些共同點”。這種共同點構成公共利益的基礎。
(2)公共利益是“私人利益的社會化”,體現公共財政“以民利為本”。哈貝馬斯說:“就其私人來講,資產階級的個人既是財產和人格的私有者,又是社會總資本和民眾集體中的一員;既是資產者,又是個人。因此,成熟市場經濟國家的公共領域永遠是建立在組合為公眾的私人所具有的雙重角色,即作為物主和人、個體性和社會性、私人和公共相統一的基礎之上。”穆勒認為:個人才是最真實的存在,個人是社會共同體,如民族、國家、社團或家族的組成基因。國家的價值,歸根結底還在組成它的全體個人的價值。凡一切聰明或有用事物的發端總是也必然是出自具體個人。韋伯認為,在當代,謀求利潤最大化的企業資本經營變得越來越依靠可依賴和可預測的國家機構,而國家的生命活力從來就是來源于企業和民眾的稅收。兩者為了彼此生存,在繁衍和發展道路上日趨相互依賴、相互作用?？梢?公共財政就是建立在公眾的私人,或私人的公眾雙重利益基礎之上。其中,私利是公共利益基因和公共財政的源泉,公共利益是為了滿足民眾個人的社會需求。兩者不是對立或相互否定,而是相得益彰。因此,公共財政是“民利為源,民生為本;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公共財政的關鍵在于公共權力執掌者是否出于公心、公理和公益,是否公平、公正、公開的交易。#p#分頁標題#e#
(3)公共性與國家性。馬克思認為:“國家并不是從來就有的”。在社會主義,將把國家機器放到它應該去的地方,即放到古物博物館,與紡車和青銅器陳列在一起。顯然,公共需要是永恒的,而國家卻是歷史的?，F實中,國家是公共權力唯一合法機構,但不等于財政的公共性讓位于國家性,相反,是國家性服從公共性。因為:滿足公共需要是國家職責,也是國家存在的基本理由。“世界上沒有任何納稅人愿意花錢雇用一幫人騎在自己頭上作威作福”。這表明:1)市場經濟中,公共財政根本問題是“利民還是利政府”。政府既是公共權力機構,也是特殊“產業部門”而履行提供公共產品的職責,除此之外,政府沒有任何其他利益。凡不屬于公共需要的事項,都不得納入財政預算。2)公共財政目的是滿足社會公共需要,以財政資金規范業務原則、投資方向和規模。評價其結果最重要尺度是社會公平和正義。馬基雅弗利認為:如果沒有正義,國家(國王)與一伙江洋大盜沒有區別。3)公共產品的成本與財政支出直接關聯,其業績是符合公共需要,而不是為政府“臉面”增光或改善自身利益,嚴防和杜絕政府采購中以權謀私的尋租和貪污腐敗。
二、政府采購是實現公共財政特性的重要體現
政府采購是實現公共財政的重要方式,體現了公共財政的特性:
(一)本職義務。政府彌補市場失效的成本是由稅收承擔的,因此,“市場能干的,財政就不必管;市場不能干而需要彌補的,財政就應做好。”由此區分了政府采購與企業商業采購的內涵和范圍,使其具有“公共性”。公共財政中,沒有“臣民”,只有“公民”。前者強調政府權力而要求公民義務;后者強調政府義務而主張公民權利。因此,公共財政的政府采購是政府應盡義務,而非特權。
(二)公平正義。政府采購提供公共產品,體現了公共財政參與社會財富再分配,矯正社會分配不公,避免貧富差距擴大化和社會經濟失衡。公正表示對所有市場主體“一視同仁”和“不偏不倚”;否則,意味著政府偏護或支持某些人(往往為富人),歧視或排擠另一些人(總是窮人)而使公共權力喪失公正,既破壞市場規則,又使政府失信和失職。實現社會公正、公平和公信,首要是政府必須尊重保障憲法賦予每個公民的權利,哪怕是最卑微公民的權利。例如一個乞丐的生活,很可能讓“官員”感覺厭煩,但也應得到公共財政的關懷。因為,公共財政公正原則是與“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則是相同一致的,其意義是:在法律面前,每個人與政府都是平等的。政府必須除去一切偏見秉公辦事,其公共服務讓所有公民共享,而不論貧富貴賤。
(三)非盈利性。市場經濟中“搭便車”現象抬高成本,造成資源浪費。只有公共財政滿足公共需求,才能實現社會資源優化配置。政府采購是非盈利性活動,不僅是商務交易,還是政府調節收入、配置資源、維護市場秩序和社會穩定的手段。
(四)法治化財政。為保障政府采購的公共性,必須將其置于法律約束。法律規定公民有知情權,包括審察和監督政府采購的一切決策和資金使用。于此,政府有義務向公眾公示財政狀況和公開賬簿,使納稅人知道自己繳納的錢怎么花?花在哪?花了多少?花得合理與否?效果如何?因此,公共財政最重要是建立公眾對財政收支的了解、參議、審核和評價的民主制度和法律程序,實現財政決策的民主化和民意化,形成公民對財政預算和收支進行控制約束和規范監督的公共理財制度。美國財政學家J.喬伊斯說:如果沒有對財政收支用途約束,它就很容易變成政府決策者的私人錢包。
三、公共財政的公平與效率
公共財政主要目標是實現和維護社會公平。2006年世界銀行對社會公平提出兩項基本原則,一是“機會公平”,即一個人一生成就應主要取決于本人主觀才能和努力的可控因素,而不是被種族、性別、社會及家庭背景或出生國等不可控因素所限制;二是人人有“避免剝奪享受成果的權利”,尤其是享受健康、教育、消費水平等基本人權的權利。“機會公平”并不是“把所有人放在同一起跑線上”,那樣,恰恰是“機會不公平”。布坎南說:真正的“機會公平”就是不能讓人們“帶著出身進行市場比賽”,因為通過出身獲得更多資源優勢的參賽者,以平等條件與出身資源較少的參賽人競爭時,必然破壞社會公平的內涵。只有國家用政策使“公平權利分配優先于市場公平競爭”,才能真正實現機會公平。根據米勒“應得原理”,市場“機會公平”的實質是“誰付出主觀的可控性努力越多,誰分得報酬就應越多”。公平尺度必須是“刪除”了人的不可控因素后付出的主觀努力,或者說,沒有這種“刪除”則市場經濟無法實現公平競爭、公平交易和公平分配。然而,唯國家才有資格、能力和責任進行這種“刪除”。因此,實現“機會公平”,關鍵在于:一是國家是否進行這種“刪除”,二是“刪除”是否公正合理。為此,需要政府合理適當的“限有余而補不足”,即用公共財政調節和縮小人們之間“機會不公平”:“限有余”是以所得稅及遺產稅等對富人適度節制;“補不足”是通過社會福利制度和政策對窮人支援補助。人人有“避免剝奪享受成果權利”在于:社會任何時候都不應有絕對貧困化,每個公民應享有“免于饑餓權、身心健康權和受教育權”,政府向全體公民提供基本生活和教育保障,為一切尚未基本溫飽、健康和受教育的弱勢貧困群體給予托底救助。
(一)公平與效率的意義。
1、對公平的理解。稅收是財政源泉,稅制公平是社會公平的基礎。有兩種理解:一是利益原則,即根據公民從財政支出所能享受利益大小確定稅負;二是能力原則,即按其納稅能力規定稅負。利益原則不能精確計算,故只在汽油稅、公路稅、保險稅等少數稅種應用。而所得稅是從能力原則體現公平,其標準:一是客觀標準,以公民實際所得量納稅;一是主觀標準,按公民因納稅感受的財富“犧牲”程度為標準。具體有:(1)水平公平,“同等的人應同等納稅”。但很難確定“同等”,故稅收中只是原則要求。(2)納稅額絕對均等。所有納稅人,無論貧富,實行同等稅負。(3)比例均等,用固定稅率使各納稅人感受財富犧牲程度與其收入呈正比。(4)邊際均等。根據邊際效益遞減規律,一人收入越多,邊際效用越小,反之亦然。人的納稅能力與收入呈正比,與收入邊際效用呈反比。因此,采用累進稅率,使全體納稅人稅后所得趨于相同;各納稅人因不同收入感受的邊際犧牲程度趨于均等;全社會納稅“犧牲”程度最小。公共財政公平標準:A要素稟賦標準:在人人法律平等基礎上,實現大多數勞動者有收入;收入量由市場競爭及勞動者能力和努力決定。財產繼承、教育機會、出身地位等不平等因素不作為收入分配根據。B社會效益公平:社會總福利和平均福利最大化。基于人道主義,不以天賦能力不平等作為經濟福利差異根據。國家保障所有人免遭貧困;保證沒有勞動能力的人和受災遭難的人都能夠得到社會救濟。1974年美國《總統經濟報告》說:“多生產的人應該得到更多報酬;同時,消除任何個人或家庭被迫處于某種最低生活標準之下,而不論國家生產力如何。”C平等準則:社會利益不是個人利益簡單總和或平均水平相加,因而,社會公平最困難是如何使全體成員共同的社會福利最大化。分配實質是協調利益平等和社會福利均等化,國家必須保證最低收入者福利。#p#分頁標題#e#
2、效率意義。宏觀效率與微觀效率不同:微觀效率是企業經營效率;宏觀效率指社會資源配置的效率,主要有:(1)衡量效率的標準。實現商品和勞務總體有效生產,使每一項資源應用水平達到:總凈社會效益非負和總社會效益與總社會成本的差異最大化。即:總社會效益-總社會成本=總社會凈效益>0總社會效益-總社會成本=總社會凈效益→max第一標準說明資源配置有效性,第二標準說明效率“水平”最大化。(2)效率社會因素。市場經濟高效率需要完全競爭市場,因此,壟斷、負效應外溢、信息不對稱、政府尋租等不良行為,都會導致資源配置不公平和對公共利益損害,造成資源浪費。企業常有負效應外溢,而公共財政效率則必須計算社會成本而有更多社會內涵。
(3)公共效率評價。公共產品非盈利性則很難做純經濟效益估值,因此,公共效率只能通過受益程度“模糊”計量:A對公共效率直接受益者測度,如電力、自來水、燃氣等。B間接受益者。許多公共產品受益者是動態、間接和多元的,其效率不能單用經濟指標、必須采用專門技術和社會評價指標計算。如教育、公共衛生等。C全民受益。全民受益的公共產品都是間接的,即使用社會綜合指標也很難測度。但提供這部分公共產品是政府天職,也是衡量政府執政優劣的指標。內容有國防、基礎設施、環境保護、社會福利等。
(4)社會成本。公共產品成本主要通過政府采購計算,但作為評價財政支出的社會成本,有非常嚴格的界定,即政府采購形成的社會成本,購買商品(勞務)必須是公平競爭的市場價格,沒有任何腐敗、浪費或決策失誤的內容;另外,公共事業造成環境污染必須補償,否則,政府采購是低效或無效。因此,政府作為信用、節約和環保的科學發展倡導者,不僅在政策和口號上,更重要是應率先垂范、以身作則,使政府采購誠信、節約和環保。
3、公平與效率關系。教皇約翰說:“在公共利益與公共機關結構和職能之間,存在一種內在聯系。道德法則要求公共機構致力于促進人類社會共同利益,也要求在達到這一目標時具有效率。”,公共財政的公平與效率關系是“確保公平,兼顧效率”。其原因是:
(1)公平是公共財政的本意。現代法理認為,公平正義始終高于政治,先有公平,后有合法性。美國學者德沃金認為,財富公平分配是人類社會至高無上的美德和社會質量。任何政府要求全體公民忠誠以獲得統治權,它就必須對全體公民命運表現出平等關切,否則其合法性就受到質疑。財富分配公平與否,是政治、法律和經濟制度的產物,分配不公平必使政治缺乏合法性。基本邏輯是:一個企求公平分配的政府,形成良性法制,進而具備合法性。公平是檢驗政府財政是否合法與良質的試金石。
(2)追求公平是人類社會自然法則和人的天性偏好及美德,是人性存在的基礎和追求幸福的需要。格老秀斯認為,世界存在兩種基本法則:自然法和意志法。前者是人天賦自由平等的本性,是普遍、永恒和神圣,適用一切時代和民族國家;后者是可變的,必須符合自然法。對此,美國經濟界有個稱為“最后通牒游戲”的實驗:參與者A和B。給A100美元,由A提出能被B接受的分配方案,如A方案被B認為不公平而拒絕,100美元收回,A和B收益為0。A和B彼此不了解對方,游戲后永遠不再打交道。如按經濟學一般邏輯推理,A提出方案應盡可能少給B,如1美元,以使自己得最大利益;相應B也會接受,因為接受1美元總比得0好。該實驗在各類不同文化背景、不同階層人物中進行幾百次,金額從100美元到幾萬美元多種情況。結果A提出的分配方案大多數趨向公平,最多的分配比例是50%。實驗結果突出體現了人類追求公平的天性傾向。斯密說:“無論人如何被視為自私自利,但在其本性中仍存有某些自然天性,使他去關心別人的命運,并以他人之幸福為自己生活所必需,雖除了看到他人幸福時感到快樂外,他別無所獲。這就是憐憫和同情。我們常常悲人所悲,憂人所憂,這是生活中司空見慣的事實,根本無需證明;與人性的所有原始感情一樣,這種情感決不只為道德高尚之士所獨有,盡管他們這種情感特別豐富。”市場主體既是經濟人,又是道德人,相互的利益競爭,也無法徹底磨滅人的與生具有的正義和公平之心。
(3)公平可提高人的幸福感。公正意味著尊重所有人的權利和尊嚴,是人與人關系的基本準則。朱熹說:“民富,則君不至獨貧;民貧,則君不能獨富。”馬克思說:商品經濟天生就是公平和平等互利的。人類文明表明,當人們滿足基本需求后,必然產生更高境界的精神需要,如果社會缺少公平精神,即使是“先富裕起來”的人也不感幸福。2006年12月,《南方周末》對中國富人進行“幸福”調查,84%的富人因缺少安全感而覺得不幸福,。社會貧富差距擴大,導致貧富矛盾加劇,形成貧富“低烈度戰爭”,于是,無論窮人和富人,都難有幸福。
(4)維護公平是政府首要任務。實踐中,利益最大化的市場機制激勵所有人爭先恐后追求效率,卻輕視公平,因此,社會最需要政府維護公平。“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錯位,使市場“看不見之手”與政府干預“看得見之手”聯合起來追求效率,加大貧富差距。這是急功近利、鼠目寸光的短期行為,是以犧牲社會正義而追求個人“政績”的變相“尋租”。沒有效率的公平是社會的負擔;而沒有公平的“效率”是威脅社會的病患。羅爾斯說:“正義是社會制度首要價值,正如真理是思想體系首要價值一樣。一種理論,無論它多么精致,只要不真實,就必須拒絕或修正;同樣,某種法律和制度,不管如何有效率,只要不正義,就必須改造或廢除。”[1]
(二)公平是促進效率最有效機制。效率與公平并不矛盾,效率目的是將經濟“蛋糕”不斷做大,而公平目的是更公正劃分“蛋糕”。發達國家歷史證明,一國僅靠效率,很難將經濟“蛋糕”做大,即單純追求效率而沒有公平分配機制,必然導致社會利益和經濟結構失衡,甚至產生社會動亂;效率僅是短暫、泡沫和表面的,無法達到科學、和諧的可持續發展。斯密說:“要建立自由市場,必須以公義、公正和公平的原則為基礎。與其說慈善是社會基礎,還不如說正義和公平才是社會必需的基礎。因此,公平、公正和公義是自由市場絕對不可缺失的基石。”斯密作為自由經濟理論的創始人,其經濟學并不只講效率不要公平,而是堅持公平追求效率,更是公平正義的“守護神”。系統論認為,在社會系統中,存在許多子系統,彼此之間須保持平衡協調,大系統才有效率和生機;若有的子系統供給不足喪失動力,或相互失衡而發生內部沖突,會破壞整個大系統功效,甚至癱瘓。1979年美國經濟學家舒爾茨在獲得諾貝爾獎的講演中說:“世界大多數人是貧窮的,窮人的經濟也是經濟。所以,如果我們懂得了窮人經濟學,才能懂得更多真正重要的經濟學原理。一個社會窮人太多、富人太富,遲早要出問題。”因此,公平是維持社會系統平衡、高效運行的基本機理,是促進和諧與科學發展的保障。#p#分頁標題#e#
(三)公平可有效降低交易成本。產權理論認為,產權在市場經濟具有重大意義,它使人們在市場交換中形成合理預期,實現外部效應更大程度‘內部化’,使交易費趨向于零,達到社會資源最優配置。產權一般分解為人們對資產的所有權、使用權、占有權、處置權,及各項連帶的收益權,體現市場交易對權、責、利的公平關系。它與資源稀缺緊密相關:沒有產權制度,市場預期模糊使交易成本加大,造成資源浪費;更為嚴重是:資源稀缺會加劇市場競爭,沖突激化時,市場秩序喪失殆盡。因此,產權制度就是通過對資產權利的公平界定,而避免非理性競爭,維護市場秩序。
(四)公平需要政府“出血”。馬克思說:批判的武器是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因物質分配不公造成的窮困只能依靠物質的扶助解決。關鍵在于政府財政是偏向窮人還是富人。對政府而言,窮人是低效率或財政負擔,使政府容易根據各民眾對財政收入的“效率”決定其態度。事實上,權力和資本的聯盟形成利益的非公平博弈,即幾乎所有掌權者與富人都有關聯(少有窮人朋友),實現財富的壟斷,加劇了分配失衡和不公。社會貧富失衡的最大危險是:政府對貧富差距不及時矯正,使其按血親家族傳承延續,將嚴重破壞“天賦人權”的社會基礎。窮人總是聚集貧民區和低收入職業,多從事繁重體力勞動,子女多卻疏于教育,生活多有貧困、骯臟、粗暴,甚至犯罪。愈是貧困地區,愈容易人口多生,生活愈加貧窮;同時,窮人受教育愈少,對高收入就業愈難,愈沒有消費市場,經濟愈難發展。惡性循環使更多窮人長期深陷貧窮而難以自拔。改變窮人及其后代的貧苦命運,政府用牧師般勸說———應轉變觀念,要發奮自強———是沒有實效的。幸而今天,我國政府著手建立廣泛社會福利制度,增加轉移支付,改善窮人生活,這才是實現社會公平的切實需要。
四、社會主義國家的財政本質要求
實現社會最大化公平任何政府都必須縮小貧富差距,以防止社會分裂或動亂。這對社會主義中國尤其重要。鄧小平說:“一個公有制,一個共同富裕,這是我們所必須堅持的社會主義的根本原則。”社會主義目的是為了人民幸福,實現人的自由發展。“每個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生產力和社會關系是社會的個人發展的不同方面。真正的財富是所有個人得以發展的生產力。”(馬克思)因此,我國經濟發展的現實和終極目標都是實現共同富裕。
(一)公平是社會主義的本質。社會主義本身是資本主義不公平的產物。恩格斯說:社會的公平與不公平,只能用政治經濟學的科學來斷定。在資本主義社會,資產階級壟斷了一切生活生產資料,所以,無產者在法律和事實上都是資產階級的奴隸,雖然兩者在市場上是平等的。因此,作為資本主義的對立物,“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鄧小平)社會主義的先進性,不僅需要比資本主義有更發達生產力和更高效率,而且還必須建立更公正的分配機制。沒有公平正義,就沒有必要建設社會主義;堅持社會主義,就是堅持公平正義的發展和分配。
(二)改革和發展必須兼顧各方面利益。中國經濟目前正處在向市場經濟轉型的“嬗變時期”,國際上稱為“風險社會”,表現為突發性事件的高發期。原因有:
1、根據國際經驗,一國進入人均GDP在1000~3000美元的發展期,各種社會利益矛盾凸顯,形成“多事之秋”。如,中國貧富兩極分化日趨嚴重,2006年中國基尼系數,國家統計局公布為0.4,社科院為0.47,南開大學為0.5,世界銀行為0.57。數據不同,事實公認:在工薪收入、教育、醫療、住房等事關民眾直接利益的改革中,嚴重輕視了工人、農民等下層群體的利益;盲目追求“政績”,忽略了環保和生產安全;人口增長加大了就業壓力。美國學者李普塞特說:“一個社會穩定與否是不能由財富分配產生的滿足或挫折程度判斷的。”中國利益矛盾最大風險,表現為一種“雙金字塔重疊”狀態:政治制度是高度集權呈“△”(正金字塔)的社會組織形態;上層建筑建立在社會經濟基礎之上,社會利益嚴重失衡形成20%富人占有80%財富、80%窮人只有20%財富的“2:8定理”,使社會財富分布結構呈“2”(倒金字塔)狀態;這樣,愈是上層少數權貴,掌握愈多財富;相應的,愈是社會底層多數民眾,財富愈少。“2”結構是一種“如履薄冰”的危情,即龐大復雜的“△”政治體制構建在貧富兩極分化嚴重的“2”經濟基礎之上,形成整個社會形態的高難“雜技”。可“保險繩”在哪兒呢?美國學者斯托夫指出:分配不公是反社會情緒和社會動蕩的重要根源。如果多數人認為財富分配不公正,社會緊張就會自我加劇,危險在于局勢失控,直到發生社會動亂。因此,中國未來發展中,如何化解分配不公的風險將是實現社會長治久安與和諧發展的關鍵。這既是全體人民利益所需,也是國家政治意志、經濟品質、社會責任和道德良知的綜合體現。
2、改革亦是協調。改革實質是利益重組與分配,其最高原則和標準應是“三個有利于”。社會各主體利益不同,為保持社會穩定,改革應支付一定成本,即對因改革減少利益的主體給予補償。補償價值量不應由損害者確定,而應由被損害者提出,雙方協議而定。因此,政府職責應是“維持舊利益,促進新利益”。絕不能只顧“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而將“實現共同富裕”架空于未來(更不該將自身列入先富裕之中)。必須“讓一部分人先富裕起來”與“實現共同富裕”一起抓。而政府工作重點應是對貧困弱勢群體進行“扶貧助弱”。實現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不是對少數富人的錦上添花,而是對大多數人窮人的雪中送炭。因此,改革中,國家應特別關注弱勢群體、落后地區和少數民族的利益。運用特殊政策給予窮困者更多照顧和優惠。
3、公平才能更好提供公共產品。恩格斯認為:“國家權力對于經濟發展的反作用可能有三種:一是沿著同一方向起促進作用,使經濟發展較快;再就是阻礙或扭曲。在第二和第三種情況下,政治權力給經濟造成巨大損害,引起大量人力和物力的浪費。”美國歷史上,曾有過一位公開堅定站在資本家立場上,動用政府權力干預經濟發展,即美國第30任總統卡爾文.柯立芝(1872—1933)?？铝⒅シ浅３缟匈Y本家,他認為,富人因勤勞致富,窮人因懶惰貧困,財富是檢驗一個人是否勤勞的標志。1923年他任美國總統后,提出美國政府主要任務是幫助企業家致富,企業利益就是美國政府利益,竭力推行有利于資本贏利的政策。“誰有錢誰就是‘國王’。全部的社會道德評判標準就是股票市場的道德標準?？铝⒅プ屓w美國人民都跪倒在資本的神龕前,頂禮莫拜。”(康恩爾)由此,美國政府整個“身體”坐到財富一邊:企業,特別是大企業得到了極為寬松的投資環境和諸多政策的扶持呵護,使美國經濟迅速增長,史稱“柯立芝繁榮”。然而,政府偏向財富不講公平,雖取得一時“繁榮”,卻是以經濟失衡、矛盾激化和喪失正義為代價的,僅是短暫和虛假,最終帶來是整個社會全面危機。1929年10月24日,“柯立芝繁榮”終于顯現出真實惡果———紐約股市崩盤,并引發美國歷史最嚴重經濟大危機和惡化:股市縮水85%,5700家銀行倒閉,12萬家企業破產,1800多萬人失業,對外貿易減少50%,全國生產力縮減82%,國民收入下降55%,成為美國最黑暗年代。是的,連資本主義經濟都不能容忍政府公開“嫌貧愛富”,更何況社會主義經濟?#p#分頁標題#e#
(三)社會主義“經濟增長是手段,共同富裕是目標”。為此,必須將公平正義的內涵堅定深刻地嵌入社會主義公共財政的體系之中,作為科學發展經濟的核心元素,成為社會主義評價政府財政政策、政府采購業績的基本標準。我們正在追求科學和諧發展,社會的和諧,主要取決于社會各種利益的協調,根本在于以人為本,注重公平正義。全面建設“民主法治、公平正義、誠信友愛、充滿活力、安定有序、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社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