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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觀調控的政策范文1
當前，我國雖然由于部分行業投資擴張較猛，但我們的勞動力不緊張，失業率還在增長；資金不緊張。銀行存差很大；生產能力不緊張，大部分特別是制造業、 工業 消費品能力寬松甚至過剩，我國潛在的經濟增長率大約為9%-10%?，F在實際增長率僅及潛在增長率的下限，未到上限。不過碰到的瓶頸制約應當引起重視，因為它 影響 發展 的全局。本文依據 現代 宏觀經濟學理論，淺談中國宏觀調控政策效應的理論框架。
一、實施宏觀調控的政策效應
從宏觀開放經濟的角度來看，在“蒙代爾不可能三角”中，中國政府選擇了固定匯率制度和資本自由流動(或加速放松資本管制)的某種結合。在浮動匯率制度下，一國如果出現經常項目順差和資本項目順差(或兩者之和為順差)，本幣匯率將會升值并導致經常項目逆差減少和國際收支平衡的恢復。
在固定匯率制度下，為消除經常項目順差和資本項目順差導致的本幣升值壓力，中央銀行必須買入外幣賣出本幣。流通中本幣數量的增加必然導致通貨膨脹壓力的增加。如果經濟處于通貨收縮時期，中央銀行可以不必對增加的貨幣供應進行對沖。但是，對于一個存在結構性國際收支順差的國家來說，當經濟處于通貨膨脹(或出現通貨膨脹危險)時期，中央銀行維持匯率穩定的目標與中央銀行克服通貨膨脹的目標往往發生矛盾。
為了防止(或抑制)通貨膨脹，中央銀行必須提高利息率和(或)降低貨幣供應量的增長速度。如果要控制貨幣供應量的增長速度，中央銀行就必須對因干預外匯市場而釋放出的貨幣增量進行對沖。但是，任何國家中央銀行的對沖能力都是有限的。事實上，早在中國經濟走出通貨收縮之前，為了控制貨幣供應的增長速度，人民銀行就一直在從事對沖操作。經過多年的對沖操作之后，人民銀行已面臨“無(國債)券可用”的局面。在這種情況下，中央銀行推出了“央行票據”這一 金融 工具。但由于商業銀行對央行票據的需求是有限的，因而這種 方法 也無法無限使用。當然，基礎貨幣數量的變化、銀行信貸的變化和廣義貨幣數量的關系是復雜的?；A貨幣的增加并不一定導致貨幣供應量的相應增加。但是，由于存在大量超額準備金，商業銀行隨時都可以相應增加信貸發放，從而導致通貨膨脹形勢惡化。
金融市場制度的局限使得中國貨幣政策的傳導實際上更主要是通過信用機制來進行的。理論上，貨幣政策的信用傳導機制主要有銀行借貸和資產負債表兩種典型的渠道。信用機制能否有效地發揮傳導作用，其關鍵的問題是如何降低在信息不對稱環境下存在于借貸行為過程中的逆向選擇或道德風險等問題，從而使信用具有可獲得性。
市場體制內的微觀主體(非國有 企業 )因金融市場的制度歧視被隔絕在以銀行為主的金融體系之外，貨幣政策相對于它們是一種外生的安排，效應當然無從談起。市場體制外的微觀主體(國有企業)的反應可從兩方面來 分析 ，一方面，對于那些效益和資信狀況均良好的主體。
當前的中國經濟是由計劃經濟脫胎而出的，在計劃經濟條件下，經濟運行不是以市場交易為基礎的，整個 社會 被組織成為一個全國范圍的單一企業。在那里，信用只是資源配置的一種微不足道的輔手段，以避免資源配置的自發性為理由，企業之間的商業信用是被嚴格禁止的。
另一方面，對于那些效益和資信狀況均不良的主體，金融機構出于自身穩健經營的要求，往往不愿與其發生借貸行為，貨幣政策對這類主體的投資引誘也不明顯(只是較大地減輕了它們的利息負擔)。由此可見，中國貨幣政策效果不顯著并不是(或主要不是)貨幣政策本身的原因，而是政策背后的微觀基礎和制度條件問題。
上述給出的僅僅是制度基礎的分析框架，它并不是宏觀調控分析的全部內容。
如果到此為止，則很容易使人誤解為：只要宏觀調控政策是內生的制度安排，就可以實現經濟持續穩定的增長。貨幣主義者認為，長期菲力普斯曲線是一條起自 自然 失業率的垂直線，不存在失業率與通貨膨脹率之間的交替關系。就長期而言，財政政策的“擠出效應”使得財政擴張的量不過是對私人部門支出的量的替代，稅收的變化也因不能影響持久收入而僅有非常微弱的乘數效應。
貨幣政策也同樣只會在短期內當人們按錯誤的價格預期決策時對產量和就業量產生 影響 ，而在長期一旦錯誤的價格預期得到糾正，實際工資、產量和就業量都將復歸到各自的 自然 率水平。因而任何通過政府相機抉擇的需求管理政策試圖保持較高的和穩定的產量和就業量水平的努力，最終只會導致通貨膨脹的加速上升和 經濟 的更不穩定。
與重視財政政策作用的凱恩斯主義者不同，貨幣主義者從穩定的貨幣需求函數出發，堅持經濟在遭遇需求沖擊后仍會相當迅速地恢復到自然率的產量和就業水平附近，強調即使是短期的需求管理政策也不會使事情變得更好，因為政策制定者為了某種 政治 利益而操縱經濟導致的政府失靈可能比市場失靈更糟。
二、宏觀調控政策對市場經濟的影響
宏觀調控政策的目標是為市場對資源的基礎性配置創設穩定的外部條件。對于通過宏觀經濟政策減少經濟周期波動、促進經濟總量均衡從而為市場機制有效進行資源配置創設穩定的外部條件的目標業已獲得廣泛的認同，并為當今世界各國政府所采納(除新古典宏觀經濟學派反對外)。
在 現代 西方宏觀經濟 理論 中，宏觀調控政策歸屬于總需求的范疇，政策的目標被界定在因總需求沖擊引起經濟周期波動后的穩定方面，而且強調的是短期。如果說凱恩斯主義所強調的積極財政政策的乘數效應中包含了一定的經濟增長目標，那么這種增長主要也是隨積極財政政策穩定投資者預期而來的私人部門的增長，公共財政支出的增長本身在相當大的程度上仍然屬于穩定的手段。在主要發達國家的貨幣政策實踐中，貨幣政策事實上也一直是以穩定通貨而不是經濟增長為目標。
最近10年來，隨著現代宏觀經濟學的 發展 ，特別是內生經濟增長理論的發展，越來越多的經濟學家指出：短期的產量波動雖然具有重要的福利后果，但長期經濟增長的福利含義遠遠超出任何短期波動的影響(romer，1996)，強調現代經濟 分析 的重點應該從總需求轉向總供給方面。
在大多數發展 中國 家，尤其是像中國這樣處于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的國家，由于市場基礎不完善，政府安排的宏觀調控政策一直附存著經濟增長的目標。在中國擴大內需的宏觀調控實踐中，先是1998年上半年明確地將貨幣政策作為保證8%的經濟增長率目標的手段，當認識到依靠貨幣政策難以實現預期目標的情況下，又進一步明確提出啟用積極的財政政策來保證經濟增長。
應該承認，一系列積極的宏觀調控政策對于阻止經濟增長率的嚴重下滑起到了重要作用。然而，現實結果與預期目標的巨大差距表明，將宏觀調控政策目標嚴格界定為短期穩定更為確切。實際上，多重目標之間的相互矛盾也在很大程度上制約了宏觀調控政策效應的釋放，積極財政政策的短期經濟增長目標在中國經濟的存量部分還一定程度上存在，但在經濟的增量部分則明顯難容。
目前 ，國內已有不少學者開始在關注短期穩定的基礎上探討中國長期經濟增長的路徑 問題 ，特別是從2000年5月中國經濟出現重大轉機后，關于長期經濟增長要依賴市場基礎和制度條件的完善已逐步成為共識。
三、把握宏觀調控政策應弄清楚的幾個問題
基于以上的分析，對宏觀調控問題的基本認識是：市場經濟有效配置資源是以產權明晰的市場主體行為和形成理性預期從而能對市場價格信號做出靈敏反應為基礎的。
宏觀調控的政策范文2
從2003年開始，銀行信貸一直處于增長較快的水平，特別是2007年。2007年一季度，各家商業銀行的人民幣新增貸款就達到1.42萬億元，二季度新增貸款達到2.5萬億元，三季度達到3.36萬億元，到10月更是達到3.5萬億元，同比增長17.69%，遠遠超過年初銀行信貸增長之目標。
盡管央行采取一系列銀行信貸緊縮的貨幣政策，今年以來已經五次上調存貸利率，十次上調準備金率，調控力度可謂空前。但是，商業銀行信貸狂潮依然不期而至，許多商業銀行在第三季度就已經完成了全年預定的信貸指標。
大量貸款增加后，大部分過剩的流動性資金就會從銀行體系流向資本市場，從而推動股市、房市價格不斷上漲。三季度，全國70個大中城市房屋銷售價格上漲8.2%，新建商品房銷售價格同比上漲9%。其中北京上漲13.5%，深圳上漲17.6%，寧波和杭州上漲幅度也都超過了10%。資產價格的上漲反過來又拉動了房地產貸款的快速增長。
房價上漲必然會導致大量銀行信貸資金流入房地產市場。2007年前三季度，盡管房地產開發貸款增速有所回落，但房地產開發貸款增長仍然高位徘徊，而且購房貸款增速加快。9月末，全國商業性房地產貸款余額4.62萬億元，比年初增加9410億元，其中，房地產開發貸款余額1.76萬億元，比年初增加3491億元，同比增長26.9%；居民購房貸款余額2.86萬億元，比年初增加5924億元。
而且，銀監會最近在檢查中發現，一些房地產開發商及住房投資者采取“假按揭”、“假二房”、“假90”、“高估價”手段套取銀行的信貸資金，以此來推高房價，制造銀行風險。從今年以來美國次級按揭貸款危機可以看到，如果不對國內銀行信貸進行全面的緊縮，不僅會把國內房地產泡沫越吹越大，而且也可能使國內商業銀行面臨巨大的風險。
同時，大量貨幣流入市場，不僅吹大兩大資產價格泡沫，也是今年以來物價快速上漲的動力源所在。今年11月居民消費價格指數同比上漲了6.9%。盡管有不少人說目前中國的物價上漲是結構性的，但是無論是從中國式通貨膨脹的特性，還是國際價格的變動及國內要素市場改變的進一步深入，價格上漲壓力會越來越大。因此，穩定物價成了明年經濟工作最為重要的任務。
還有，隨著CPI上升，今年以來居民儲蓄存款利率一直處于負利率水平上。據計算，今年8月14日之前，負利率曾高達3.836%，即使到10月份，通過央行多次加息及利率稅降低，負利率仍然在2.8235%水平上?？梢哉f，居民存款的負利率不僅容易扭曲整個金融市場的價格機制，而且也會造成整個社會財富分配不公、改變市場的行為預期，從而可能增加整個經濟的震蕩與混亂。正是在上述的背景下，政府提出了從緊的貨幣政策。而“從緊的貨幣政策”是近十年來央行第一次提出來，也預示著2008年央行貨幣政策的重大轉向。
可以說，從緊的貨幣政策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盡管明年的貨幣政策是從緊的，但是貨幣政策的從緊性同樣強調通過市場化工具來進行宏觀調整，加上穩健的財政政策，那么明年的宏觀調控工具基本上是會以市場工具為主導，而讓所謂的行政性宏觀調控工具淡出。
二是從緊的貨幣政策主要工具有存款準備率、公開市場操作、央行票據等，同時，根據中國的實際情況，已經多年不用的信貸規模管制可能又會大行其道。當然，隨著CPI上升，利率水平提高應該是明年最為常用、使用最為頻繁的工具。因為，如果2007年CPI為4.5%，那么2007年的居民儲蓄存款利率水平大致在負2%。而央行要穩定物價，糾正居民儲蓄存款的負利率是其職責。如果明年的CPI保持在目前的水平上，那么利率水平要保持為正就得上調近2%，每一次上調0.27%也得上調7次多。可以說，從緊貨幣政策在這點發揮的余地很大。
可以說，2008年從緊的貨幣政策無論是量上的從緊還是價格上的從緊，對房地產市場的影響都將是巨大的。因為，大家知道，房地產行業不僅是這一輪經濟增長動力，也是銀行信貸資金推動的資金密集型產業，金融支持的程度也就決定了房地產市場發展程度。可以說，近幾年中國房地產市場發展快速完全是金融支持的結果。因為房地產市場不僅在房地產開發商基本上依賴銀行的信貸政策，而且房地產需求方投資者對貨幣政策十分敏感。一旦房地產投資按照金融市場價格來運作，其成本會快速增長，房地產投資者的風險將增加。當房地產投資者的市場預期改變，房地產市場投資自然會淡出市場。如果房地產市場投資者由于貨幣政策改變而淡出，那么國內房地產的需求立即會改變。房地產市場變化也會引起與房地產關聯的產業得以調整，整個固定資產投資過熱也就會得以緩解，物價上漲也會緩解。所以，從緊的貨幣政策對2008年經濟的影響應該是十分巨大的，也是未來中國經濟能否走向健康發展之關鍵。這就是從緊貨幣政策的宏觀調整意義所在。（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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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關鍵詞之變看中國經濟新變化
梳理黨的十六大以來歷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一些關鍵詞的變化，可以清晰地看出5年來宏觀經濟向著又好又快方向發展的軌跡。
從“持續快速健康發展”到“好字優先”：中國經濟發展既要“量”更要“質”，凸顯出“好”在經濟發展中的重要性不斷提升，更強調科學發展，在速度、質量和效益之間尋求良性平衡。
從“農業基礎地位不能動搖”到“重中之重”：“三農”工作向縱深推進。今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再次強調，切實加強農業基礎地位，增強農業和農村經濟發展活力。解決好“三農”問題作為全黨工作重中之重的要求要始終堅持。
從“積極、穩健”到“一穩一緊”：財政貨幣政策三度“變身”，為經濟健康發展保駕護航。從2002年提出的“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到2004年的“穩健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再到今年“穩健的財政政策”、“從緊的貨幣政策”，面對經濟發展的新情況新問題，宏觀調控之手也在不斷變化。
從2002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鼓勵和支持擴大出口”到今年的“優化進出口商品結構，堅持以質取勝”，這背后是我國外貿形勢的變化和統籌國際國內市場的需要，我國外貿增長方式正發生顯著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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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20年來的市場化改革進程相伴隨，中國的宏觀調控也先后經歷了總需求大于總供給背景下的抑制需求型和總需求小于總供給背景下的擴大需求型兩個階段。如果說1997年以前，面對總需求大于總供給的情形還能通過強制的行政手段、法律手段和經濟手段壓制總需求來實現宏觀經濟總量均衡的話，那么，1997年以后，面對在市場機制作用不斷擴大基礎上形成的總需求小于總供給的宏觀總量非均衡情形，盡管政府實施了更為市場經濟意義上的一系列積極的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但三年來的宏觀調控政策效應與預期結果仍相距甚遠。對宏觀調控政策效應的實證分析和政策的規范研究業已引發出大量的研究成果。然而，目前學術界大多數關于宏觀調控的研究往往因暗含宏觀調控政策能完全解決經濟衰退的假定前提以及由此演繹的邏輯推論而陷入了宏觀調控認識的誤區。本文基于宏觀調控政策也是一種制度安排的觀點，依據現代宏觀經濟學理論，在對市場經濟宏觀調控政策有效性的制度基礎與邊界問題進行深入分析的基礎上，試圖構建一個解釋中國宏觀調控政策效應的理論框架。
一、作為一種制度安排的宏觀調控政策：內生與外生的績效
當新制度經濟學家們摒棄制度是外生或中性的新古典假設從而將經濟運行分析由“無摩擦”的新古典框架轉向“新制度”的框架下進行時，市場被描繪成一種為降低交易成本而選擇的制度安排（Coase，1937，1960；North，1981，1990）。在將制度分析引入新古典的生產和交換理論并更深入地分析現實世界的制度問題中，新制度經濟學家同樣給出了各種非市場形式的制度安排理由，這就是，有限理性和機會主義的客觀存在使對市場的使用存在成本，因而，為把有限理性的約束作用降到最小，同時保護交易免于機會主義風險的影響，經濟主體必然會尋求諸如政府安排的制度（Williamson，1975）。任何特定制度的安排與創新無非是特定條件下人們選擇的結果，而有效的制度安排無疑是經濟增長（績效）的必要條件。正是通過對產權、交易成本、路徑依賴等問題的強調，使新制度經濟學得以將經濟增長問題納入制度變遷的框架中作出深刻的解釋。由于制度安排的范圍相當寬泛，這里，筆者并不打算涉及所有正規和非正規的制度問題，而只是運用新制度經濟學的分析方法和某些術語（這些術語可能并不一定具有相同的內涵），在闡述宏觀調控政策也是一種典型的政府制度安排的基礎上，就它相對市場基礎而言是內生還是外生的角度來解釋中國宏觀調控政策的有效性問題。
眾所周知，宏觀總量是由微觀個量組成，宏觀經濟不可能離開微觀基礎而存在，宏觀調控也必然要依賴于現實的微觀基礎和制度條件。我們可以簡單地從宏觀調控是否具有堅實的微觀基礎和制度條件出發，將宏觀調控區分為內生的制度安排和外生的制度安排兩類。市場經濟內生安排的宏觀調控意指宏觀經濟政策具有與市場制度邏輯一致的傳導條件和能對政策信號作出理性反應的市場化主體。相對而言，如果市場經濟意義上的宏觀經濟政策是在沒有或不完善的市場基礎和傳導條件下進行的，那么宏觀調控顯然就是一種外生于市場制度的安排。一般地，在有效的邊界范圍內生安排的效應顯著，而外生安排的效應則會受到極大的限制。有基于此，我們可以給出一個分析中國宏觀調控政策效應為何不理想的理論框架。
事實上，中國仍處于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的進程中，市場制度基礎的建設取得了長足的進展但還不完善。中國以增量促存量的漸進式改革方式形成了微觀基礎的二元格局：一方面，改革后形成的增量部分——非國有企業——基本上是按照現代企業制度的要求建立起來的，它們具有產權明晰的特征，能對市場價格信號作出靈敏的反應，其行為由市場機制調節，是市場經濟意義上的微觀主體；另一方面，改革后仍然保存的存量部分——國有企業——雖然歷經不斷深入的改革也日益向現代企業制度轉變，但其積重已久的深層問題并非短期內能得到徹底解決，無論在產權結構還是在治理結構中，國有企業都存在著明顯的政企難分的特征，因而其行為具有對市場與政府的雙重依賴性，是不完全市場經濟意義上的微觀主體。目前國內經濟學界對這種二元格局的另一種流行劃分法是所謂的體制內的國有企業與體制外的非國有企業。其實，這是相對計劃經濟體制而言的，如果相對市場經濟體制而言，則體制內的就應該主要是非國有企業，而體制外的是傳統的國有企業。
金融市場制度的局限使得中國貨幣政策的傳導實際上更主要是通過信用機制來進行的。理論上，貨幣政策的信用傳導機制主要有銀行借貸和資產負債表兩種典型的渠道。Bernankehe和 Blinder（1988）的CC-LM模型從銀行貸款供給方面揭示了前一種渠道的作用機理，Bernankehe和Gerfier（1995）從貨幣政策態勢對特定借款人資產負債狀況的影響方面闡明了后一種渠道的作用機理。信用機制能否有效地發揮傳導作用，其關鍵的問題是如何降低在信息不對稱環境下存在于借貸行為過程中的逆向選擇或道德風險等問題，從而使信用具有可獲得性。就中國的現實而言，體制內外不同的微觀主體的信用可獲得性是完全不同的。市場體制內的微觀主體（非國有企業）因金融市場的制度歧視被隔絕在以銀行為主的金融體系之外，貨幣政策相對于它們是一種外生的安排，效應當然無從談起。市場體制外的微觀主體（國有企業）的反應則可從兩方面來分析，一方面是，對于那些效益和資信狀況均良好的主體，它們并非惟一地依賴銀行借貸渠道融資，這就意味著信用傳導機制所必需的銀行貸款與債券不可完全替代的前提難以成立，即使這類主體不受市場的制度歧視，而且金融機構也愿意與它們發生借貸行為，但貨幣政策對它們的效力相當微弱；另一方面，對于那？┬б婧妥市拋純鼉渙嫉鬧魈?，由又]譴嬖諮現氐牡賴路縵蘸凸蟮募嘍匠殺荊鶉諢鉤鲇謐隕砦冉「囊?，訙往草x贛肫浞⑸璐形?，所以芯暽银嗅厷謾澳“惜贷”活R吧鞔畢窒?，货彼圑策对诊勦主体的投资引诱也不灭?？只是較大地減輕了它們的利息負擔）。由此可見，中國貨幣政策效果不顯著并不是（或主要不是）貨幣政策本身的原因，而是政策背后的微觀基礎和制度條件問題。
關于積極財政政策為何難以有效地拉動民間投資需求增長的原因，學術界已展開深入的探討并提出了多種解釋。其中大多數的分析都將問題的癥結歸咎于基礎設施的產業鏈太短以及整個產業結構不合理方面，強調正是基礎設施的產業關聯性差，當把財政資金集中投向本來就已存在生產能力嚴重過剩的基礎原材料部門，并且主要又是以政府大包大攬而不是貼息、參股和項目融資等方式投入的情況下，民間投資自然不可能參與進來，最終的結果是積極財政政策的乘數效應不大，經濟啟而不動。無疑，中國積極財政政策效應在現象層面表現出來的因果關系確實如此。但根本的原因卻正如光教授（1999）所指出的，是政策擴張與體制收縮的矛盾。如果從財政政策是一種典型的政府制度安排的觀點出發。我們可以就它與微觀基礎的關系對政策效應作出進一步的解釋。這就是，由于財政政策與政府關系緊密的行為主體（特別是國有主體部門）具有較強的內在一致邏輯（這種較強的內在一致邏輯恰恰又是人們所擔心的計劃體制復歸的重要表現），積極的財政政策對這類主體的投資引誘效果相對明顯；由于財政政策相對市場體制內的微觀主體是一種典型的外生制度安排，積極財政政策的各種乘數效應受到體制的摩擦，因而對民間投資和居民消費需求的拉動效應不明顯，亦即IS曲線移而不動。
上述給出的僅僅是制度基礎的分析框架，它并不是宏觀調控分析的全部內容。如果到此為止，則很容易使人誤解為：只要宏觀調控政策是內生的制度安排，就可以實現經濟持續穩定的增長。其實，即使是內生安排的宏觀調控政策，也并不必然意味著它能夠解決所有的問題（凱恩斯主義政策70年代在“滯脹”面前的失靈就是明證）。因為，如果宏觀調控作用的僅僅是宏觀經濟總量，就不能要求它去解決結構問題；如果宏觀調控政策的本義只是一項短期的穩定政策，又豈能冀望它來實現長期的經濟增長？這實際上也就涉及宏觀調控政策是否存在一個有效的邊界問題，內生安排的宏觀調控政策效應也只有在有效的邊界范圍內才能得以釋放出來。
二、宏觀調控政策的期限邊界：短期還是長期
關于宏觀調控政策的長期與短期之爭，實質上也就是關于政府經濟職能邊界的理念之爭。在西方，現代宏觀經濟學各流派之間對此也展開過激烈的論爭，從凱恩斯主義到貨幣主義再到新古典宏觀經濟學派和新凱恩斯主義" ，其政策理論的核心實際上也可歸結為宏觀調控政策的期限邊界問題。比較分析各流派不同的政策理論主張，應該會有助于我們對這一問題的理解。
（一）短期邊界論：凱恩斯主義、貨幣主義及新凱恩斯主義的政策主張
在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背景下，凱恩斯從不變的價格水平可以存在不同的總產出水平及相應的就業水平的現實出發，以現實存在的貨幣工資剛性、價格剛性、流動性陷阱和利率在長期缺乏彈性等作為分析前提，把經濟分析的重點放在宏觀總體的真實變量上，指出宏觀經濟總量的非均衡主要是總需求波動（有效需求不足）的結果，市場力量并不能迅速有效地恢復充分就業均衡。根據總需求決定原理，凱恩斯進一步推論出，只有通過政府制定積極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引導消費傾向和統攬投資引誘，并使兩者互相配合適應，才能解決有效需求不足的問題，從而使經濟在充分就業的水平上保持穩定。
在凱恩斯看來，針對有效需求不足的總需求管理政策是相機抉擇的短期政策，因為“在長期我們都死了”。關于宏觀調控政策的短期邊界論，我們可用標準凱恩斯主義的AS一AD模型加以說明。在圖1中，假設總需求曲線AD0與總供給曲線AS相交的A點表示經濟最初處于的充分就業均衡水平（Yn），當經濟受到現實總需求的沖擊，即AD0左移至AD1之后，由于現實中存在著貨幣工資剛性和價格剛性，必然導致廠商削減產量和就業量（從Yn減到Y1），這時，經濟將在小于充分就業水平的B點實現均衡，而不可能任由價格的自由下降調整到C點的充分就業均衡水平。正是投資者不確定預期及由此形成的有效需求不足，使得AS在A點以下演變為一條具有正斜率的總供給曲線，它意味著完全依靠市場力量很難迅速有效地將Y1恢復到Yn.因此，要使經濟在較短的時間內從B點回復到A點，最有效的辦法是通過政府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使AD1，移動到AD0.在有效需求不足問題解決后，AS曲線恢復到古典的垂直狀態，市場價格機制繼續發揮作用，此時如果繼續實施積極的政策會加劇價格水平的上漲（通貨膨脹）。從凱恩斯主義的AS一AD模型中不難看出，總需求管理政策的邊界只限于 AS曲線具有正斜率的部分，亦即存在于有效需求不足的狀態。
在20世紀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正當凱恩斯主義需求管理政策在“滯脹”面前日益失靈的情況下，以弗里德曼為代表的貨幣主義學派提出持久收入假說和自然率假說來解釋“滯脹”現象，并對凱恩斯主義的需求管理政策發難。貨幣主義者認為，長期菲力普斯曲線是一條起自自然失業率的垂直線，不存在失業率與通貨膨脹率之間的交替關系。雖然短期內通過政府積極的財政政策可以影響產量和就業量，但就長期而言，財政政策的“擠出效應”使得財政擴張的量不過是對私人部門支出的量的替代，稅收的變化也因不能影響持久收入而僅有非常微弱的乘數效應。貨幣政策也同樣只會在短期內當人們按錯誤的價格預期決策時對產量和就業量產生影響，而在長期一旦錯誤的價格預期得到糾正，即“貨幣幻覺”消失之后，實際工資、產量和就業量都將復歸到各自的自然率水平。因而任何通過政府相機抉擇的需求管理政策試圖保持較高的和穩定的產量和就業量水平的努力，最終只會導致通貨膨脹的加速上升和經濟的更不穩定。與重視財政政策作用的凱恩斯主義者不同，貨幣主義者從穩定的貨幣需求函數出發，堅持經濟在遭遇需求沖擊后仍會相當迅速地恢復到自然率的產量和就業水平附近，強調即使是短期的需求管理政策也不會使事情變得更好，因為政策制定者為了某種政治利益而操縱經濟導致的政府失靈可能比市場失靈更糟。因此，為了穩定經濟，應該用旨在穩定價格預期的貨幣規則取代相機抉擇的需求管理政策。
（二）零邊界論：新古典宏觀經濟學的政策主張
建立在理性預期、自然率假設和市場連續出清基礎上的新古典宏觀經濟學包括以盧卡斯為代表的貨幣經濟周期學派和以巴羅、基德蘭德、普雷斯科特等為代表的實際經濟周期學派。前者從需求沖擊、信息不完全及閑暇（勞動）的跨期替代效應方面建立起解釋經濟周期波動的原因和傳導機制的貨幣經濟周期模型，認為在短期內，雖然不完全信息下發生的意料之外的貨幣沖擊會導致經濟總量的波動，但在長期中，由于人們能夠根據不斷獲得的信息去修復錯誤的預期，經濟將自行恢復到自然率的增長路徑。基于預期到的貨幣沖擊對經濟沒有實際的影響，因而旨在穩定經濟的貨幣政策在任何時候都無效。這種貨幣政策零邊界的推論可由圖4說明。
在圖4中，垂直的LAS曲線表明具有理性預期的經濟主體行為完全由市場價格機制調節，每一條傾斜的SAS曲線則由相應的預期價格水平給出。假設現期發生了出乎意料的總需求增加（貨幣沖擊使AD0移到AD1），則貨幣工資和價格水平必然會因商品和勞動市場存在超額需求而上升。此時，如果具有不完全信息的廠商（工人）誤將一般物價水平（貨幣工資）的上升當做相對價格（實際工資）的上升并相應地增加產品（勞動）供給，那么經濟將暫時“意外”地沿SAS0曲線從A點移動至B點。然而，一旦經濟主體理性地認識到實際工資和相對價格并未發生變化并完全調整預期，則SAS0會迅速移到SAS1，產量和就業復歸到自然率水平（C點）。因此，除非貨幣政策不被意料到，否則，無論長期還是短期的貨幣政策都歸無效，而意料之外（欺騙公眾）的貨幣政策本身只能進一步加劇經濟波動。如果用“適應性預期”替代“理性預期”概念，則圖4也是一個貨幣主義的AS—AD模型。
實際經濟周期學派堅持貨幣中性論，認為貨幣對實際經濟變量沒有影響，因為是產出水平決定貨幣變化而不是相反，所以貨幣政策的作用為零。他們主要從生產函數與總供給的關系方面建立起分析模型，強調實際因素（尤其是技術）沖擊是經濟周期波動的根源。在他們看來，當一個部門出現技術進步后，它必然會通過部門性的波動源傳導到經濟的其他部門，技術沖擊的隨機性使產出的長期增長路徑出現隨機性的跳躍，產量和就業的波動實際上并不是對自然率水平的偏離，而是對生產可能性變化的最優反應，因此，任何反周期的政策都是反生產的沒有意義的。關于實際經濟周期模型的政策含義，巴羅通過復活李嘉圖等價命題" ，認為公債是中性的，經濟主體的預期理性會抵消政府無論是以公債還是稅收等方式籌資的效應，因而試圖刺激經濟擴張的積極財政政策無效。基德蘭德和普雷斯科特則通過比較有無約定條件下的均衡解，從政策的時間不一致性和政府信譽方面論證了凱恩斯主義的相機抉擇政策是無效的。
由上可見，凱恩斯主義為政府提供了市場經濟中反蕭條的最初的政策理論，并將其邊界嚴格地界定在短期，它的效應也被戰后西方國家20多年的實踐所證實。新古典宏觀經濟學將宏觀經濟政策的期限邊界定格為零，雖然這種政策主張遠離現實，但作為政策理論卻為反思傳統的宏觀調控政策效應提供了一種路徑?，F代宏觀經濟學中，幾乎沒有任何一派是把宏觀調控政策當做長期的政策。
三、宏觀調控政策的對象與目標邊界：總量穩定還是結構增長
作為一種制度安排，宏觀調控政策必然會存在一定的作用對象與目標。關于宏觀調控政策作用的對象究竟是總量還是包括結構？它的目標究竟是穩定還是增長？對此的不同認識顯然直接影響到對宏觀調控政策有效性的評價，而在更寬泛的意義上則影響到能否正確地認識市場經濟中市場與政府的作用。
（一）宏觀調控政策的對象是宏觀經濟總量
現代市場經濟中的政府制度安排或經濟職能從總體的內容層次上可以區分為一般的市場條件的創立與維護、微觀經濟規制、宏觀經濟調控三大類。與基于市場失靈外在地要求政府干預經濟的微觀規制安排不同，宏觀調控是市場經濟內在機制充分發揮作用并導致經濟總量嚴重非均衡基礎上形成的政府安排。由于動態經濟中經濟出現周期的波動是不可避免的，雖然市場機制如果假以時日能夠自動調節經濟至自然率的均衡水平，但在經濟達到均衡之前可能需要經歷一個較長時期的蕭條意味著必須付出總體社會福利損失的嚴重代價，因此，現代市場經濟一般內在地要求通過政府運用一定的宏觀經濟政策（主要是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去調控經濟總量，以減少市場機制調節時滯產生的高昂成本。從宏觀調控的內涵來看，它作用的對象顯然是總量方面，但其作用的結果又必然會間接地影響到具體微觀主體的行為。而正是這種直接對象與間接結果的傳導表明了宏觀調控政策的有效性，這也是為什么說有效的宏觀調控必須有堅實微觀基礎和傳導條件的原因。有必要說明的是，如果依據作用結果來界定政策邊界，那么也許可以把結構列為宏觀調控的對象。不過，隨之而來的問題可能就會陷入體制認知的誤區（這點將在后面說明）。將宏觀調控政策的對象邊界嚴格界定為總量的觀點也明確地反映在現代西方宏觀經濟學的分析框架中。
（二）產業結構是市場配置資源的結果
前已述及，宏觀調控政策作用的結果不僅會而且應該影響到微觀主體的行為決策和產業結構的相應調整。但宏觀調控政策的對象卻并不針對具體的行業和部門，否則宏觀調控就等同于微觀規制。理論和實踐的發展表明，對市場機制在資源配置中起基礎性作用的普遍認同，推動了市場經濟在世界范圍內的廣泛發展。在市場經濟中，通過市場競爭和價格機制對供求關系進行調節，生產要素的自由流動使資源在各產業和部門間得到有效配置，產業結構的形成和優化正是市場在產業間配置資源的必然結果。歷史地看，產業結構的形成和調整也曾在不同的體制下完全或主要由政府來安排（通過產業政策），由此形成了典型的計劃經濟體制及所謂的政府主導型市場經濟體制（如日本和韓國等）。不過由政府取代市場、通過產業政策干預市場機制在產業間的資源配置而形成的產業結構從長期看是非常脆弱的，日本和韓國經濟（金融）危機不斷，中國重復建設問題嚴重，政府安排的產業政策不能不說是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
由于產業政策在實質上是政府依據自己確定的經濟變化趨勢和目標設想來干預資源在產業間的配置，產業政策在資源配置的方式上與計劃經濟是相同的，計劃經濟所固有的缺陷必然會重現于產業政策的制定上（湯在新、吳超林，2001）。政府對具體產業的干預應以市場失靈為依據確定。如果將產業政策當做一種宏觀調控政策，顯然它相對市場基礎是一種外生的安排，其績效將存在體制的制約。不僅如此，如果將產業結構作為宏觀調控的對象，也與產業結構是市場配置資源的結果存在邏輯上的矛盾。應該承認，中國當前的經濟問題主要是結構問題，但結構問題不是宏觀調控直接的對象，結構問題的解決有賴于市場基礎的發展和完善，這也是理解為什么要大力發展市場經濟的關鍵之所在。
（三）宏觀調控政策的目標是為市場對資源的基礎性配置創設穩定的外部條件
對于通過宏觀經濟政策減少經濟周期波動、促進經濟總量均衡從而為市場機制有效進行資源配置創設穩定的外部條件的目標業已獲得廣泛的認同，并為當今世界各國政府所采納（除新古典宏觀經濟學派反對外），不過，關于經濟增長是否應該作為宏觀調控政策的目標則在理論上和實踐中都存在重大的分歧。嚴格地說，經濟增長屬于總供給的范疇，它取決于生產要素的投入與組合，在市場經濟發達國家，一般堅信構成總量內容的總供給方面是市場配置資源的結果。即使出現總供給沖擊的經濟周期波動，認為也應該由市場機制來調節。在現代西方宏觀經濟理論中，宏觀調控政策歸屬于總需求的范疇，政策的目標被界定在因總需求沖擊引起經濟周期波動后的穩定方面，而且強調的是短期。如果說凱恩斯主義所強調的積極財政政策的乘數效應中包含了一定的經濟增長目標，那么這種增長主要也是隨積極財政政策穩定投資者預期而來的私人部門的增長，公共財政支出的增長本身在相當大的程度上仍然屬于穩定的手段，目標是為民間投資的啟動創設良好的外部環境。在主要發達國家的貨幣政策實踐中，貨幣政策事實上也一直是以穩定通貨而不是經濟增長為目標。
最近10年來，隨著現代宏觀經濟學的發展，特別是內生經濟增長理論的發展，越來越多的經濟學家對政府安排的宏觀調控政策能夠產生合意的長期經濟增長表示懷疑，認為過分關注短期穩定的需求管理政策忽視了長期經濟增長的問題。他們指出短期的產量波動雖然具有重要的福利后果，但長期經濟增長的福利含義遠遠超出任何短期波動的影響（Romer，1996），強調現代經濟分析的重點應該從總需求轉向總供給方面（因為總量非均衡都是微觀扭曲的結果）。這種從對短期穩定的關注轉向長期經濟增長路徑探討的理論發展方向所給出的政策含義是，政府既能夠積極地也能夠消極地影響長期經濟增長，而積極政策的作用主要體現在為經濟的最優增長路徑提供良好的外部條件。
四、簡短的結語
在中國的經濟發展進程中，我們一向重視政府制度安排的作用，這無疑是中國客觀現實的要求。與此同時，我們又必須對政府制度安排在經濟的不同領域和層次內容上的差異有一個清晰的認識。事實上，就宏觀調控政策作為一種政府制度安排而言，它在西方國家的理論和實踐中具有比較清楚的界定，而國內對其內涵和目標等問題上的認識則是相當含混或者說是相互矛盾的?；谝陨系姆治?，我們對宏觀調控問題的基本認識是：
——市場經濟有效配置資源是以產權明晰的市場主體行為和形成理性預期從而能對市場價格信號作出靈敏反應為基礎的。針對經濟總量非均衡的宏觀調控如果沒有堅實的微觀基礎，那么，作為一種外生的制度安排的政策效應釋放必然受到極大的制約。宏觀調控政策的傳導還需要相應有效的市場傳導條件或機制。在中國，由于市場結構并不完全，特別是資本市場和貨幣市場在相當大的程度上仍屬管制市場，缺乏有效的市場傳導機制使宏觀調控成為一種外生于市場條件的政府安排。因此，宏觀調控政策能否發揮作用已不僅僅是政策本身的問題。
宏觀調控的政策范文4
關鍵詞：宏觀調控政策，房地產，融資
中圖分類號： F293.33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引言：從 2003 年開始至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之前，我國對房地產業連續五年出臺一系列宏觀調控政策 。2009 年為應對全球性金融危機，國家實行了寬松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2009 年全國房價達到前所未有的高點，當年房地產上市公司平均業績增長達到 45％，2009年的瘋狂透支了未來。2010 年伊始，國家調控政策開始出臺，說明宏觀經濟的主基調已從保增長過渡到調結構和防止通貨膨脹，貨幣政策從過度寬松回到真正意義上的適度寬松。目前，國土部、證監會、銀監會等部委聯手遏制房價過快上漲的機制正在形成，這一機制放在當下的房地產調控背景下，將使 2010 年房地產企業資本市場融資變得比較困難，今后幾年，房地產企業融資困難也會成為常態。
1、我國房地產企業融資概況
眾所周知房地產業關聯度高，帶動力強，已經成為國民經濟的支柱產業之一。房地產業屬于資金密集型產業和金融業息息相關，它的發展需要金融業的持續支持，同時房地產市場的過度發展特別是房地產泡沫的存在會導致金融風險的增加，因此政府既需要通過金融政策促進房地產市場發展，又需要合理地防范金融風險。因此，房地產企業的融資就顯得尤為重要。從 2003-2006 年資金結構看，房地產投資資金主要來源于國內貸款、自籌資金和其他資金，其中其他資金主要為房地產預售過程中的定金及預付款、國內預算內資金比例和債券比例持續下降， 年這兩項比例均為 0；國內貸款比例分別為23.78 %、18.40 %、 18.11 %、19 .58 %，由于2004 年國家的緊縮“銀根”房地產宏觀調控政策，國內貸款比例在 2004年和2005 年比例處于歷史最低水平， 年國內貸款比例比年增加 了1. 47個百分點 ， 利 用外資比例從1998~2003 年處于持續下降過程中，最低比例為 1.98 %(2003 年 )， 最高比例為8.19 %( 1998年)，企業自籌資金比例 2003年前均低于30%，自 2003年后，自籌資金比例均超過30 %，其中企事業單位自有資金比例在2006年達到最高58.52%，其他資金來源比例最低為41.4%( 年 )， 最 高 比 例 為49.87%( 2004年)。二、股票融資和債券融資所占比重較小目前，我國上市的房地產企業非常少，即使是已經上市的房地產公司，由于其業績的波動性比較大，也只有很少一部分公司具備再融資的條件，從總體來看，房地產上市公司籌資占全部房地產企業的資金來源比例很小。同樣，債券融資在房地產開發企業的資金來源中的比例一直很低，這主要是由于我國對發行企業債券限制較嚴，一般房地產企業開發的項目獲取發行企業債券的可能性非常小。（三）外資所占比例呈上升趨勢1998 － 2006 年，我國房地產開發企業利用外資占同期我國房地產開發累計資金總量的 1.9%，盡管所占比例非常小，但在 2002 年后呈上升趨勢。2006 年以來，我國房地產企業利用外資增勢強勁，一方面，從宏觀層面看，國外資本在分享中國經濟快速發展的成果；另一方面，隨著人民幣升值，伴隨外資進入的還有大量熱錢，盡管國家先后出臺了一系列限制外資進入的文件，但還有繼續擴大流入量的發展趨勢。（四）房地產資金信托近期最為活躍房地產資金信托是近期我國最活躍的房地產融資形式。雖然目前房地產資金信托計劃的融資額在房地產資金總量中僅占 0.5%，但所表現出的創造性、靈活性與適應能力已顯示出資金信托計劃具有廣闊的發展空間。
二、當前國家進行宏觀調控的情況分析
2007年以來央行次調高利率，10次提高存款準備金率同時通過特別國債正回購操作回收流動性，6次加息，通過融資成本適度上升來合理調控貨幣信貸投放。未來貨幣政策組合拳的力度更大，會通過匯率政策和利率政策的有效配合實現宏觀調控。但在貨幣政策轉向“從緊”的同時，今年財政政策將繼續保持“穩健”，財政支出結構進一步優化，社會保障、改善民生、經濟結構調整等各項工作將依然能夠得到財政的大力支持。同時，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將節能減排目標完成情況作為檢驗經濟發 展成效的重要標準，鞏固完善強化支農惠農政策，推進產業結構優化升級，著力改善民生，促進社會和諧等。流動性過剩、投資增長過快、環境與資源壓力持續加大以及通脹壓力抬頭等問題帶有一定的必然性和長期性，短期內難以從根本上予以消除，上述問題仍然是 年我國宏觀經濟運行中的主要矛盾。為確保經濟社會的長期穩定發展，進一步提高發展質量，政府將繼續保持宏觀調控的力度，“適度從,緊”仍然是 年我國貨幣政策的主基調。
三、宏觀調控對房地產行業的影響分析。
（一）運用利率杠桿，控制房地產企業
投資規模房地產投資規模較大比例增長，這種房地產企業過快的膨脹的行為，對于房地產業的健康發展構成了很大的潛在威脅。一方面，被較高利潤所誘惑的房地產商，在面對房地產開發過程較大風險時，仍然選擇大量涌入，而開發過程的長期性，使得房地產需求的結構及數量存在較大的可變性，一旦外部環境風吹草動就會導致大量房地產企業遭到損失，對于房地產行業的長遠發展十分不利。另一方面，由于我國房地產企業開發資金有很大一部分來源于商業貸款，故銀行業也成為這種風險的主要承擔者，而銀行業作為我國單一金融體系中的主體，房地產行業所承擔的風險一旦實現，銀行業的損失，就將牽動眾多行業的發展。
（二）提高房地產企業外部融資門檻，增強房地產企業自身實力。無論是通過提高房地產企業貸款自有資本金的比例，四證的取得的要求，還是通過對房地產企業境外融資或房地產企業信托發展的規范中我們不難發現，中央正在尋求一種融資要求的標準化，各種融資模式在門檻的制定上趨于相同。
（三）信貸緊縮將控制開發總量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進一步發揮貨幣政策在宏觀調控中的重要作用，嚴格控制貨幣信貸總量和投放節奏，嚴格控制新開工項目，防止投資反彈，促使經濟增長保持在合理水平。
結 語：
房地產業屬于資金密集型產業和金融業息息相關，它的發展需要金融業的持續支持，同時房地產市場的過度發展特別是房地產泡沫的存在會導致金融風險的增加，因此政府既需要通過金融政策促進房地產市場發展，又需要合理地防范金融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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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觀調控的政策范文5
經濟增長速度在持續下降中開始出現回升
記者：自2010年10月宏觀刺激政策總體上“擇機退出”之后，經濟增長速度開始放緩，雖然2011年全年增速達到9.2%，但按季度看則是持續下降，進入2012年，前三季度又分別降至8.1%、7.6%、7.4%，連續7個季度增速持續下降，第四季度增速回升至7.9%，全年增速為7.8%。造成經濟增長速度持續下降的原因是什么？今年的經濟增長速度可能發生怎樣的變化？
劉偉：究其原因，從投資來看，投資需求增速放緩是經濟增速放緩的突出原因，主要是市場性企業投資動力不足，在政府投資開始放緩的條件下，投資需求增速放緩愈顯突出。固定資產投資增速在2010年迅速降至19.5%，2011年再降為16.1%（均剔除價格因素），2012年全年固定資產投資（不含農戶）364835億元，比上年名義增長20.6%（扣除價格因素實際增長19.3%），增速比上年回落3.4個百分點。自2010年以來投資需求增速的持續下降，是形成連續7個季度經濟增速放緩的主要原因。但是從2012年第四季度態勢看，投資需求增速開始出現積極增長跡象，特別需要指出的是，雖然縱觀2012年名義投資需求增速比2011年有所下降，但波動幅度不大，同時，若考慮到2012年較上年通貨膨脹率的回落（自5.4%降至3%左右），2012年的投資需求實際增長率自2010年來連續2年多下降來看開始出現回升勢頭。因此，2013年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需求很可能繼續提速，包括各級政府和大企業及中小微企業的投資需求均可能出現穩定緩慢的增長，名義增長率會出現較顯著提升，若通脹控制嚴格則實際增長率會更高些。
從消費來看，我國經濟增長內需不足的突出表現在于消費需求增長動力不足，2010年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由上年的增長16.9%降回14.8%，2011年比上年增長17.1%（但扣除價格因素實際增長11.6%）。2012年全年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207167億元，名義增長率為14.3%，比上年回落2.8個百分點。但扣除價格因素后，實際增長12.1%，比上年提高了0.5%。我國經濟長期以來消費需求增長乏力，究其原因，一方面，我國正處于工業化后期和城市化加速期，相應的投資需求增長正處在歷史高峰期，客觀上投資需求的高速增長會排擠消費需求的增長速度。另一方面，在國民收入的分配上存在嚴重扭曲，從總體的分配結構看，政府、企業、居民三者間收入增長速度上，居民收入增長長期最低，一般比GDP增速低1/3，而政府財政收入增速最快，顯著高于GDP增速，改革開放30多年來，按當年價格計財政收入年均增長18%以上，而GDP（按現行價，不是按固定價）年均增長14%多（按不變價為9.8%），這就使得居民作為消費者的收入在國民收入中所占比重下降，這種居民收入占國民收入比重下降又與初次分配中勞動要素報酬增速放緩進而比重下降直接相聯系，進而使得消費與經濟增長不協調。要根本上解決消費需求增長乏力的矛盾，需長期多方面努力，但從2012年總體短期情況看，開始發生變化。雖然名義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長速度有所回落，但2011年CPI為5.4%，而2012年CPI為2.6%，因此實際增速是有所提高的。2012年前三季度，我國消費對GDP的貢獻率已超過投資，達到55%，伴隨著我國工業化、城鎮化目標的逐漸實現，伴隨著改革的深入，國民收入分配和居民收入分配必然發生相應變化，相信在2013年，這種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實際增速的回升能夠繼續保持其勢頭。
從外需來看，2012年由于世界經濟復蘇進程緩慢以及貿易保護主義進一步強化等原因，我國進出口增長低于預期，據海關統計，2012年我國進出口比上年只增長6.2%，其中出口增長7.9%，進口增長4.3%，在與主要貿易國的雙邊貿易中，中日、中歐雙邊貿易下降，中美、中國與歐盟雙邊貿易及與俄羅斯和巴西雙邊貿易不同程度地增長。2012年出口對我國的經濟增長貢獻雖不是負值，但由于出口增長在一位數，因而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事實上不到1個百分點，而凈出口對GDP貢獻率則為-5.5%，下拉GDP0.4個百分點。從目前各方面的分析預測看，2013年世界經濟雖開始有所復蘇，但其速度不可能較快，難以達到金融危機前的增長水平。因此，2013年我國進出口，尤其是出口增速很可能仍在1位數的水平上，可能略高于2012年，但難以達到2位數以上。今后較長時期里，我國經濟增長只能更多地依靠內需拉動，以年增20%以上的出口來支持經濟增長的狀況難以長期再現。事實上，自2008年以來，凈出口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一直在回落。
2013年我國投資、消費需求的名義和實際增長速度可能略高于上年，據多方面預測，世界經濟在2013年下半年復蘇的態勢可能更明顯，與之相適應我國出口需求增速若也略高于上年，那么，2013年中國經濟增速止跌回升的趨勢將更為明確，經濟增速略高于2012年是完全可能的，失業率在目前水平上穩定并略有下降也是可能的。
物價持續回落中潛在通脹壓力仍較大
記者：2012年通貨膨脹全年呈現先高后低趨勢，居民消費價格指數從年初的4.5%逐月下降（除3月的3.3%較2月的3.2%略有反彈外），9月、10月CPI已降到2%以下，11月才又重回2%，12月則為2.5%。2012年全年CPI比上年漲2.6%。您是怎樣分析這些數據的？
劉偉：2012年成功地實現了年初預定的把通脹率控制在3%左右的政策目標。但潛在的通脹壓力仍然居高不下，主要原因在于現階段的通貨膨脹成因復雜，有其新的特點。
首先，從需求拉動來看，2012年雖然仍采取穩健的貨幣政策，但從緊的力度開始放松，央行多次下調存款準備金率，連續下調貸款基準利率并調整利率浮動區間，同時通過公開市場操作，再貸款、再貼現和逆周期審慎的宏觀管理等多項政策工具，在一定程度上擴大著貨幣供給，貨幣供應量增速略顯回升，到9月底廣義貨幣供應量M2增速創2011年下半年以來新高，M1增速則創2012年新高，M2余額為94.4萬億元，同比增長14.8%，貨幣存量與GDP之比仍居很高水平，幾乎接近200%。考慮到貨幣政策對物價作用在時間上的滯后性，反危機以來形成的大量貨幣存量，在未來的幾年中將會陸續影響物價指數，從潛在的通脹壓力轉化為現實的物價上漲。對于這種巨大、集中而又有滯后性的需求拉上的通脹壓力，現期宏觀政策的時效性會被極大削弱。
其次，從成本推動來看，我國經濟發展已進入中等收入階段，要素成本全面上升?，F階段的通脹除受需求拉上作用外，成本推動起了重要作用，有關研究表明，現期通脹壓力有40%以上可以用成本推動加以解釋，對于成本推動形成的通脹壓力，依靠傳統的緊縮需求，收緊銀根的做法是難以有效控制的，甚至可能產生負作用，在緊縮銀根的條件下，上漲的市場利率增大企業融資成本，進而加劇成本推動通脹的壓力。
再次，從國際輸入方面看，一方面進口商品價格上升會推動國內市場價格上升，諸如石油價格的上升對于石油進口依賴度已超過50%且每年仍以8%以上速度增加進口的我國而言，必然嚴重影響國民經濟成本；又如鐵礦砂等大宗商品國際市場價格的大幅上升，對于我們這樣一個國際市場上最大的買主而言（國際鐵礦砂市場貿易量中我國買進量占60%以上），影響是顯著的；再有農產品中的大豆、玉米等，我國也是大量進口，其國際市場價格持續上升自然影響我國物價水平。這些進口品價格上升都會直接進入企業成本和勞動力成本，從而加大成本推動的通脹壓力。另一方面，國際市場上流動性過剩會刺激國內的通脹，美國為走出危機，刺激經濟，已連續多次采取定量寬松的貨幣政策，使貨幣政策與財政赤字擴張政策相統一，自然會加劇國際市場上（美元）流動性增加；日本政府在2013年伊始，已加大通貨膨脹水平，增大貨幣供應量，以刺激經濟復蘇；在歐債危機的影響下，經濟復蘇遲緩，迫使歐洲央行也不得不考慮采取寬松的貨幣政策。這種國際性的由以擴張財政為主應對危機轉向同時運用擴張性的貨幣政策，以財政與貨幣政策同時雙強力擴張來緩解危機，會加劇國際市場上流動性過剩，從而推動國際市場上的通貨膨脹加劇，進而通過進口貿易影響我國國內通脹壓力的上升。
最后，在資本流入流出上由于種種原因，人民幣面臨的升值壓力不斷增大，相應地人們對人民幣升值的預期不斷提高，也會促使國際上的資本更多地流入我國，資本流入的增加（包括所謂“熱錢”），會導致外匯占款的增長，從而增大貨幣供給，并且產生嚴重的不穩定性。
目前我國通貨膨脹已有所緩解，2012年的居民消費物價指數已降至2.6%，但通貨膨脹的潛在壓力在未來幾年仍然較高，并且在國際國內經濟矛盾復雜的條件下，很有可能以某些短期內的突發變化為契機，從某種結構性物價上漲迅速演變為總量通貨膨脹。尤其需要注意的是，由于現階段通脹壓力成因特殊，傳統控制通脹的方式和政策的有效性受到極大的削弱，需求拉上的通脹壓力具有滯后性，在經濟衰退條件下，這種滯后時間會比正常條件下更長，使控制通脹的現行政策的時效性受影響；成本推動的通脹壓力顯著，使傳統的應對需求拉上通脹壓力的機制和政策的有效性受到影響，甚至會產生反作用，加劇通脹；國際輸入性的通脹壓力，使國內宏觀調控更為被動；國際收支失衡加劇的通脹壓力，使國內宏觀政策作用被動。所以，現階段雖然通脹水平表現并不高，但治理難度大。
財政與貨幣政策松緊搭配反方向組合中的政策作用方式和力度不斷變化
記者：自2010年刺激政策退出后，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又回到危機前的積極財政政策與穩健貨幣政策狀態，去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決定2013年要繼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對此您有什么看法？
劉偉：2010年10月擇機退出以來，重回松緊搭配的反方向組合，財政政策雖然擴張力度有所放緩，但擴張性的方向仍是明確的，不過是從“更加積極”回到“積極的財政政策”，貨幣政策則相對財政政策發生了方向性的逆轉，從“適度寬松”逆轉為“穩健的貨幣政策”，但其原因和內涵都與反危機之前的政策反方向組合不同。
從原因上看，是因為經濟中既存在通脹壓力，又存在下行風險（類似于所謂“滯脹”），這種雙重風險所要求的宏觀政策在方向上是相反的，這就使得宏觀政策既不能雙松（全面擴張），也不能雙緊（全面緊縮），采取松緊搭配的反方向組合是風險較小且又能減輕經濟波動程度的可行選擇，在危機沖擊過程中是主要運用財政擴張還是主要運用貨幣擴張或是雙擴張來刺激經濟？在危機沖擊后擇機退出時期，是采取緊縮的財政政策與寬松的貨幣政策組合還是采取擴張的財政政策與緊縮的貨幣政策組合？等等，存有爭論，但兩大宏觀政策工具采取反方向組合在存在雙重風險下是可行的。
宏觀調控的政策范文6
[關鍵詞]房地產 宏觀調控 交易成本 準公共產品
我國房地產市場雖經一年宏觀調控，但是整個市場走向沒有改變，市場房價仍呈快速上漲勢頭。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顯示，2006年第1季度全國房地產開發投資同比增長20.2%，其中商品住宅投資增長23.1%，房地產企業開發土地面積同比增長53.3%，而70個大中城市房屋銷售價格則同比上漲5.5%，部分城市上漲幅度在10%以上。在這種形勢下，有必要認真審視政府調控房地產市場的政策目標，進一步明確調控的依據和政策邊界，以切實推進房地產市場宏觀調控工作。
一、房地產市場宏觀調控的理論依據
政府到底為什么要對房地產市場進行宏觀調控，為什么要給居民提供一定的住房保障？從現象上看，房地產市場出現投資過熱、商品房價格偏高以及百姓住房困難等都是原因，然而從本質上看房地產市場某些內在缺陷才是決定性因素，這些因素導致單純依靠市場機制，無法達到市場供求均衡，更不能避免出現嚴重的市場失靈。正因為如此，從理論上說政府必須通過積極的干預和調控，促進和保障房地產市場健康發展。
1.房地產市場具有高交易成本特征，存在投機炒作問題。與一般商品不同，房地產除了可以滿足居住需要的使用價值外，還具有較高的投機炒作價值。房地產為什么可以用來投機炒作，對這個問題有很多種解釋，但歸根結底在于房地產市場有較高的門檻，具有高交易成本特征。首先，房地產是較為復雜和特殊的商品，房地產市場的參與者，無論是生產者還是消費者，都需要掌握較多的知識和信息，才能成為理性的市場參與者，才能作出其最優決策。現實中房地產的供應者與消費者之間往往存在嚴重的信息不對稱，占有更多信息的一方可以利用這種優勢攫取更多的利益，這一點在房地產商一方表現得特別突出。其次，與房地產相關聯的土地是稀缺與自然壟斷的，加上房地產開發資金需要量較大，以至于房地產市場進入門檻比較高，難以在短期內形成完全競爭市場，進而無法保證市場信息是完全的、公開的。雖然房地產市場這種高交易成本特征可以隨著市場的逐漸發育成熟而有所弱化，但仍然會一定程度地存在，相應地市場投機炒作問題總是存在，因而依靠市場自身不可能解決投機炒作問題。
2.房地產具有準公共產品屬性，其價值無法依靠市場完全實現。房地產作為一種特殊的商品，具有準公共產品屬性，有時也稱作“二重性”、社會屬性或政策性。一般商品的消費可能只給私人帶來收益，而房地產卻不一樣，它的消費含有公共利益成分，或者外部效益。比如，居民享有適當的住房不僅給居民本人帶來利益，而且會對周圍環境，對其他居民帶來益處，包括公共衛生、市容環境、社會治安等方面的利益。另外，房地產消費，特別是居民購房置業，對增強其對國家及所在城市的歸屬意識有很大促進作用。目前包括美國在內的很多西方國家特別采取了鼓勵居民購房置業的政策，都存在這方面的動機。就不同檔次的房地產來說，中低檔的普通商品房的公共利益成分所占比重更大，準公共產品屬性更為突出。不難證明，讓中低收入人士安居樂業將給社會帶來的好處，體現出的外部效益是無與倫比的。然而，房地產的準公共產品屬性所體現的外部效益并不能通過市場機制來實現，市場機制在公共產品供應或者說公共價值的實現上是失靈的。既然完全由市場機制調節，房地產的一部分價值得不到實現，那么房地產市場供應將可能相對不足，并且主要體現為普通商品房供應相對不足。這時房地產市場雖然可能會出現供求均衡，但那并非是與經濟發展水平相協調的均衡，不是保證居民充分享受到住房福利的最優均衡。
3.房地產具有一定的壟斷性特征，能夠導致市場供求結構失衡。房地產的供應以土地為基礎，而土地具有自然壟斷性特征。任一特定區位的土地都是稀缺的、不可替代的，其供應是有限的。土地的自然壟斷性特征則衍生出了房地產的壟斷性特征。房地產的壟斷性體現為房地產的非同質性。在房地產市場上，受區位因素限制，盡管可以有兩套價格相同的商品房，但不可能有兩套品質完全一樣的商品房。房地產這種非同質性使得任何一套商品房都有其惟一性或者說獨占性特征，使得房地產的供應者具備某種程度的壟斷地位。房地產的壟斷性特征最終導致房地產市場的供求結構失衡。壟斷表面上看是導致高價格，但價格不是問題的根本，供求結構失衡才是根本問題。由于中高檔商品房定價的彈性空間比普通商品房大，可以更好地實現甚至擴張壟斷收益，所以房地產企業會傾向于開發中高檔商品房。其結果必然是房地產供應結構失衡，房地產市場的這種供應結構失衡，根源于土地自然特征及稀缺性特征，是土地的所有權或使用權的壟斷引發的，因而無法靠市場力量來消除。
二、房地產市場宏觀調控的目標分類
政府對房地產市場進行宏觀調控，正是針對房地產市場內在缺陷展開的，其總體目標就是要消除市場失靈的影響，保障房地產市場的供求均衡和健康發展，促使其與經濟發展和居民生活水平提高相協調。根據所針對市場缺陷的不同和政策效應大小，政府房地產市場宏觀調控目標可分為投機抑制目標、均衡供應目標與福利保障目標。
1.投機抑制目標。把房地產市場上的投機活動抑制在一定程度之內，或者完全遏止投機行為，是政府房地產市場宏觀調控的最經常目標。針對房地產市場投機行為的抑制性政策則是房地產市場宏觀調控中最常見政策。房地產市場上投機行為包括商品房的炒作買賣和房地產開發投資過熱，其共性是沒有正常市場消費需求基礎。這些投機行為的存在，一方面可以給房地產市場集聚更多的資金，增加市場活力；另一方面又可能引發房地產投資過熱，市場炒作過度，導致房地產價格偏高，嚴重時可能形成影響經濟正常運行的房地產泡沫。正因為房地產市場投機行為存在兩種不同方向的作用，在實踐中各國政府往往根據實際情況，對市場投機行為有不同的價值取向和態度，實行不同的調控政策。不過，當市場炒作氣氛過于濃厚，房地產泡沫非常明顯時，各國政府無一例外地會制訂程度不同的投機抑制目標，采取相應宏觀調控政策。
2.均衡供應目標。在房地產市場發展過程中，投資者對于土地壟斷利潤的追求所導致的房地產市場供應結構問題既包括中高檔商品房供應量過大，而普通及低檔商品房供應量偏小，也包括房地產商為追求土地壟斷收益，對土地、商品房的囤積所引發的房地產市場當期供應相對不足。政府均衡供應目標就是針這些問題提出來的。政府根據房地產資源稀缺狀況，特別是土地資源稟賦，結合經濟發展水平，確定適當的，即與居民其它方面消費水平相協調的房地產供給水平，并通過政策引導予以保障，所實現的就是房地產市場均衡供應目標。它包括兩個層次供求均衡，一是房地產市場供應與其它商品的供應相對均衡，居民的居住消費與其它商品的消費水平相協調；二是房地產內部結構供應相對均衡，各種檔次的商品房供應都與需求基本相當，特別是中低檔商品房的供應與廣大居民的住房需求基本相當。
3.福利保障目標。政府為了實現房地產所包含的公共利益或價值，按照公共產品由公共提供的原則，通過有關公共政策參與和調節房地產的供應，為部分居民提供一定的房地產消費福利，由此所引起部分居民房地產消費水平的相對提高，享有基本的住房消費福利，使市場供求均衡得到優化和保障，體現的就是房地產福利保障目標。理論上政府的房地產福利保障極限是使房地產的公共價值得到充分實現，居民享受與經濟發展水平協調一致的住房福利，住房資源得到最優配置，市場達到最優均衡。簡單地說就是居民房地產消費水平不滯后或超前于其它商品消費水平?，F實中政府的房地產福利保障因經濟發展階段、政府財力的不同而情況迥異。目前世界各國都沒有給居民普惠制的住房福利，但都程度不同地給中低收入居民提供住房保障，促使居民享有基本的居住條件。即使是極度崇尚自由市場制度的美國也有住房福利保障政策。
三、我國房地產市場宏觀調控的目標選擇與政策邊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