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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市場化改革范文1
發刃于2002年的中國電力市場化改革，在經歷了十余年的反復甚至沉寂后，似乎顯示出重啟的跡象：2013年伊始，國家能源局和國家電監會機構整合，組建成立新的國家能源局，被市場普遍認為是電力市場化改革迎來轉機的重要標志；轉年6 月，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六次會議明確提出要“還原能源商品屬性，構建有效競爭的市場結構和體系，形成主要由市場決定能源價格的機制”，則同樣被視為電力市場化改革即將重開序幕的強烈信號。
學術界更是在改革樂觀情緒的渲染下重現喧囂，此間多種不同的改革方案與建議被相繼提出或論證：有以體制改革為切入點促進市場化改革的輸配分離思路以及調度（或交易）機構獨立思路；有以大用戶直購電為突破口、構建雙邊交易市場的改革思路，等等。不可否認，不斷涌現的改革建議為新一輪的電力市場化改革方案頂層設計及細節處理提供了重要參考，但方案繁多卻也易讓人產生眼花繚亂、迷墜人眼的錯覺。
初衷與目標
為了在繁多的市場化改革建議中汲取更適宜中國現狀的改革元素，準確把握未來電力市場化改革的方向與目標是最為關鍵的。在探尋市場化改革最優路徑之前，有必要對電力市場化改革的初衷與目標進行回溯與再認識。
關于為什么要進行電力市場化改革這個問題，傳統觀點認為其初衷不外乎兩類：一是為了提高電力工業整體效率和電力服務質量，降低電價，提高國家經濟的國際競爭力，如英國、美國等市場經濟相對成熟的國家；而在發展中國家，實行市場化改革則更多地被賦予吸引社會資本投資電力產業，解決電力投資不足問題的期望，亦如阿根廷等。而近年來，出于對未來化石能源耗竭的擔憂以及環境污染防治壓力增強等因素，部分國家電力市場化改革先行國家的市場化建設目標已出現轉向。
而考慮到在我國現有投融資體系及電力行業產權制度安排下，國有大型電力企業具有較強勁的投資沖動，這使得近年來我國電力投資不足的問題并不十分突出，始于2002年的那場改革也更多地是被賦予“打破壟斷、引入競爭、提高效率、降低成本、健全電價機制、優化資源配置”的改革訴求。那么十年已過，改革初心是否依舊？
十余年間，電力市場化改革的外部環境與邊界條件已較2002年改革之初發生了重大變化：十年間，一次能源稀缺性與戰略性地位不斷凸顯，并已被視為未來可能制約經濟發展的瓶頸約束。以煤炭資源為例，公開資料顯示：隨著近年來經濟持續快速發展，煤炭作為支撐性能源在經歷了大規模開采利用后，已顯現出枯竭跡象；從產量來看，自2009年起我國已變為煤炭凈進口國，且至2013年煤炭對外依存度已增至8%，雖然今年受經濟增速放緩影響，可預期煤炭對外依存度將降低，但考慮到未來經濟穩步增長的預期，越來越倚重海外煤炭供應的趨勢將難以發生根本性扭轉。
從儲量來看，2011年世界采礦大會數據表明中國煤炭可供開采量僅剩33年，煤炭資源耗竭已近在咫尺。另一方面，由于煤炭開發、利用引發的環境污染問題則在十年后的今天變得更為突出，并已無數次觸動普通民眾敏感的神經，而始于2012年冬季，籠罩于大片國土、持續多日的霧霾天氣更是為破解經濟與環境可持續發展問題的緊迫性做下最鮮活的注解。
在這一新形勢下，在電力行業重啟市場化改革，僅僅考慮提高市場效率這一單一改革目標顯然已不合適宜。作為經濟社會發展的支撐性行業，如何在未來保障電力能源的可靠、可持續供應，同時降低能源產業對環境的負面影響，為經濟、社會可持續健康發展保駕護航的政策優先級顯然更高，也更應成為能源行業產業政策決策中需要關切的核心目標。
最優路徑
主要目標已定，下一步需要做的就毋庸置疑了，就是為目標的實現尋求最優解決路徑（或稱最優解）。那在電力行業如何實現能源的穩定供應與節能環保目標呢？路徑無疑是清晰而明確的，即從生產和消費兩個環節同步開展工作，在發電環節通過提高能源生產效率、加快實現可再生能源對化石能源的有效替代，降低發電總能源消耗量；在消費側，通過引導用戶合理用電，一方面削減不合理用電需求，降低能源消費總量，另一方面促進負荷曲線平穩，助力發電領域能耗的降低。
但凡事總是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囿于現有電力體制與電價形成機制，依靠經濟激勵引導發電商與用戶行為，實現能源生產和消費模式轉型近乎于紙上談兵、癡人說夢：在發電環節，盡管說于2008年開始在多地試點的節能發電調度模式已較原有“三公調度”模式在能耗水平上出現明顯降低，但其相對固化的發電排序方式并不能實現能耗目標的實時優化，二來發電商與調度、監管機構也存在明顯的信息不對稱，調度機構實際也很難獲取得發電機組的真實能耗水平，這都使得現有發電調度較能耗最低目標仍存在一定程度的偏離。
而在用戶側，近年來居民階梯電價、分時電價政策的推行雖已在挖掘節能潛力、平抑峰谷差方面發揮重要作用，但遠非再無潛力可挖，一方面由于分時電價政策基于原有負荷曲線及假定的用戶響應程度制訂，與實際情況總會存在偏差，若能有可反映實時發電成本的價格信號引導則用戶節能減排、削減填谷的效果更佳；另一方面，風電的間歇性與反調峰特性是限制其發展規模的關鍵矛盾，若能引導用戶用電行為與風電出力更貼近，則可極大緩解風電等替代能源發展的瓶頸約束，客觀上促進節能減排目標的實現。但上述種種用戶行為的引導是需要以可反映實時發電成本、風電出力情況的實時用電價格作為用戶激勵觸發的，而這在現在的市場環境下基本是不可能的。
如何破解？
在未來的市場化改革中，建立一個由用戶、發電商共同參與的實時市場也許是解決上述轉型困境的可行路徑：其中，實時市場可實現發電環節能耗最低的優化目標，這已獲得普遍共識并得到了市場化先行國家的實踐驗證，此處不再贅述；而實時市場對用戶行為的影響也是顯而易見的，在負荷高峰時段，由于電價水平較高，用戶將在價格信號激勵下，或主動削減用電量或將可轉移負荷移至負荷低谷，而在風電出力高峰時段（多在谷時段），用戶在低電價激勵下將適當增加用電需求，進而在拉平負荷曲線、降低發電能耗的同時，促進了風電的消納，并在客觀上松動了風電可接納規模上限約束。
能源市場化改革范文2
從2002年至今，我國電改已有十年時間。十年間，我國電力工業與國際能源電力形勢都發生了重要變化，各國對電力監管與市場化改革的認識也有所調整，尤其是電力供應和運行安全問題得到了更多的重視。
2012年6月，美國電力改革資深專家Peter Fox-Penner（皮特·?？怂?彭納）先生在訪華期間，就美國現行的調度與電網分離模式給出了兩點解釋——第一，美國采用調度與電網分離的模式是對現實的一種妥協，并非是最優方案。美國歷史上形成了超過100家輸電企業，為了實現大范圍的電網互聯和資源配置效益，需要對輸電資產進行整合或者實現統一調度運行。相比重組不同輸電企業資產面臨的眾多法律和政治挑戰，成立統一調度多家輸電企業資產的獨立系統運營機構（ISO），實行調度與電網分離是一種不得已的選擇；第二，中國與美國的電力工業歷史與現狀有很大差異，中國沒有電網企業過于分散所帶來的問題，國家電網和南方電網都具備大范圍配置資源的能力，實行調度與電網分開沒有必要。如果貿然分開，可能帶來不必要的風險和產生新的問題。
國際經驗
從國際經驗來看，歐洲、日本等絕大多數進行了電力市場化改革的國家都保持了電網和調度合一的模式。在歐洲，負責電力系統調度的機構大多屬于電網企業。如英國作為電力市場化改革先驅，其電力系統調度由英國國家電網公司負責；意大利曾在改革中將電網與調度分離，運行一段時間后，認為這種體制在保障系統安全、促進電網投資上存在問題，最終其電網調度重歸一體化。日本與歐洲類似，調度職能依然歸屬于東京電力等主要的幾家垂直一體化的大型電力企業。
而對于美國、加拿大等國家，如前所述，由于歷史上形成了多個分散的電力企業，成立ISO，實現調度與電網企業的分離是提高電力系統整體利用效率、促進大范圍資源優化配置的一種妥協結果。事實上，很多專家都指出，成立ISO并非是最佳的電網運行管理模式，由于電網企業分散、調度機構獨立，形成了美國的調度機構與電網企業間、不同調度機構之間的行政和信息壁壘，使得電網的規劃、投資建設、以及安全責任落實的復雜程度和協調難度顯著加大。美國這些年來電網投資嚴重滯后、大面積停電事故頻發與此不無關系。
從國際大電網安全事故的經驗教訓來看，采取調度與電網一體化是更有利于電網安全的運行管理模式，是國際主流選擇。
安全第一
對于電網發展和運行管理而言，安全是第一位的。國外多次大停電事故表明，電力系統發生大面積停電的風險始終存在。據統計，1990年以來國際上共發生損失負荷超過500萬千瓦的重大停電事故22次，一共涉及9個同步電網和16個國家和地區。在剛剛過去的2012年，印度發生的“7.30”和“7.31”兩次特大停電事故再次給全球敲響了警鐘。。
從國際重大停電事故分析結果來看，運行管理體制機制對于大電網安全的影響尤其值得高度關注。如美國2003年“8.14”大停電事故、歐洲2006年“11.4”大停電事故、印度2012年“7.30”和“7.31”大停電事故都是由于調度管理體制過于分散、不同機構之間的協調性不足造成事故最終擴大。2001年爆發的美國“加州能源危機”也從另一個角度表明，不合理的電力體制機制設計會嚴重影響電力供應安全。
相比之下，我國近二十年來保持安全穩定運行，未發生大停電事故，安全水平在世界處于領先地位，應該說，調度與電網一體化是重要的體制機制保障。
如果實行電網與調度分離，將打破目前我國電網相對完善的“大安全”管控體系，安全責任主體被分散，需要對電網安全管理體系進行全新的制度設計。包括清晰劃分電網企業與調度機構的安全職責，建立二者間的安全協調機制，制定相關法規和監管機制等。這些將陡增市場化改革的難度，并可能由于新制度缺陷或執行不到位引發電力安全事故，造成不可估量的后果。
可再生需要
促進風電、太陽能發電等可再生能源發展，對于完成我國能源結構優化和溫室氣體排放控制目標具有重要戰略意義。然而，風電和太陽能發電具有的間歇性、波動性特點，給電網的安全穩定運行帶來了新的挑戰。過去5年，電網調度一體化體制有力保障了我國風電快速發展。國家電網公司調度范圍并網風電已達5026萬千瓦，自2006年以來年均增長率為87.4%，國家電網成為全球接入風電規模最大、增長速度最快的電網。支持可再生能源發展，不僅需要調度機構優化電網運行管理手段與方式，還需要電網企業開展配套電網改造，合理規劃電網，采用先進智能輸變電技術才能夠滿足電網安全穩定運行要求。
未來我國仍處在可再生能源快速發展階段，在兼顧安全穩定運行和促進可再生能源大規模發展兩方面需求上，電網與調度一體化模式具備顯著優勢。一體化模式下，一方面可以通過推廣應用智能調度與智能輸變電技術來保障可再生能源發電的最大化吸納，另一方面有利于超前規劃和開展配套輸配電網建設改造，滿足可再生能源發展要求。
從根本上講，保持調度與電網合一體制，更容易解決這些發展中的問題。如果調度和電網分離，則將保障運行安全與可再生能源長期發展的任務分解到不同主體，將在規劃、運行多個層面出現銜接不暢的問題，影響可再生能源的可持續發展。
保障市場安全高效運轉
我國實現網廠分離，已經為保障電廠的公平調度奠定了堅實的體制基礎。當前我國尚未建立市場化交易機制，調度機構按照政府主導制定的發電計劃進行調度，電網負責按計劃進行電力輸送。電網和調度共同發揮著支撐電力資源優化配置的平臺作用，調度電網一體化本質上并不影響交易的公平性。
未來競爭電力市場的安全有效運行，更依賴于調度和電網的緊密協作。電力市場條件下，交易計劃來自于競爭主體提出的交易需求，而交易計劃的執行必須充分考慮電網結構、安全約束、輔助服務等多方面的要求，只有在調度機構以及電網其他業務部門全力配合下才能順利完成。如果將調度與電網分離，市場交易環節將顯著加多，協調難度進一步加大，將使得電力市場建設和運營進一步復雜化，市場效率降低。
能源市場化改革范文3
關鍵詞：電力市場 營銷 可持續發展
在現代社會的發展中，電力能源作為生產生活的重要基礎，對我國經濟發展、人民生活都有著重要的影響。作為現代社會中生產生活的重要能源之一，現代電力能源市場營銷工作關系到我國可持續發展戰略的實施，關系到電力能源市場推廣以及服務工作質量的提高。受傳統電力營銷影響，我國城市電力供應以及農村村鎮電力市場的電價還存在不同程度的存在差異。而這一差異的產生受多種因素影響，間接影響到電力市場營銷工作的開展。受電能損耗等因素影響造成的農村電力價格明顯高于城區電價，這也造成了有的地區農村或生產企業使用柴油發電等方式替代電力能源，用電市場增長緩慢，以此實現壓縮成本的目的。針對這樣的問題，現代電力企業應從電力市場營銷方案的科學制定以及市場營銷方案的執行入手，實現電力能源市場競爭力的提高。
一、電力市場營銷現狀的分析
我國電力行業是以大型國有企業為基礎的壟斷性行業，這造成了企業領導者、市場營銷策劃人員習慣于傳統計劃經濟時代的銷售模式。隨著現代電力市場改革的不斷深入，電力市場由傳統的賣方市場逐漸轉變為市場經濟環境下的買方市場。根據電力改革目標，電力企業應以市場經濟環境下的特點開展市場營銷工作，實現現代電力市場的科學競爭，實現我國電力企業市場化改革的目的。
二、電力市場營銷工作的科學開展
1.電力市場營銷基礎的探討
在現代電力市場營銷過程中，影響電力市場營銷的因素主要由供電網絡的完善、營銷方案以及價格機制等構成。這些都對電力市場營銷工作的開展、電力企業市場化改革有著重要的影響。為了實現我國電力市場化改革目標、促進電力營銷工作的開展，現代電力企業應從自身基礎工作的完善入手，促進電力營銷工作的開展。
首先，電力企業應從自身供電網絡的完善入手，促進電力企業改革的開展。利用供電網絡的進一步完善、智能電表的推廣應用等實現科學的、公平的電力能源使用環境。同時也通過供電網絡的完善降低電力能源供應過程中線損，實現供電成本的降低。在此基礎上，供電企業還應從總體政策的制定、執行入手，實現電力市場的同地域電價的公平，為促進電力市場改革奠定基礎。同時，針對供電線路老化等情況造成對電力市場營銷的影響，電力企業還應加快老舊線路的改造，通過老舊電路的改造減少高能耗變壓器、線路對電價及服務質量的影響，促進電力市場營銷工作的開展。
2.以電力基礎設施的完善促進電力市場營銷工作的開展
現代電力企業應針對基礎設施對電力營銷的影響，加快電力基礎設施的改造與完善。針對老舊設備對電力損耗、電價的影響等，以現代變壓器技術、高壓輸變電技術等減少供電損耗，實現電價的進一步降低，促進電力能源市場競爭力的提高。另外，針對老城區電力線路存在的問題等情況，現代電力企業還應加快電力設施的改造，以供電穩定性、供電能力為基礎促進電力企業服務工作的開展，促進電力市場營銷工作的開展。
3.以電力市場實際情況為基礎制定電力市場營銷策略
電力市場營銷策略是以電力市場實際情況為基礎進行的營銷策略編制與實施。根據電力市場的實際情況，電力市場營銷策略也應具有針對性。例如：針對農村電力市場電價不同、電力基礎設施較差等問題對電力能源市場銷售造成的影響，現代電力企業在加強基礎設施建設的同時，還應制定相關的價格機制以及營銷策略，以營銷策略為基礎開展農村電力市場完善、拓展工作。
三、以市場機制開展電力市場營銷工作
現代電力企業市場營銷工作的開展應以市場機制為基礎，以服務工作質量的提高實現市場營銷工作的開展。首先，針對現代電力市場需求進行電網改造與完善，以低能耗變壓設備、線路的科學設計等實現供電能耗的降低，促進電力價格的降低，為實現電力市場化改革、電力市場營銷策略的實施奠定基礎。
在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以服務為中心開展產品營銷是企業經營與發展的根本。作為特殊的商品，電力能源銷售、推廣過程中應以優質服務為基礎開展市場營銷工作。通過電力故障快速服務、電力繳費網點的完善、電力能源的充足供應等為重點實現優質的電力服務。促進電力市場營銷工作的開展。
四、結論
綜上所述，電力市場營銷工作的開展是現代電力企業市場化改革的重點，是我國電力企業科學發展的中心?，F代電力企業應以服務工作質量的提高為中心，以基礎設施完善、服務工作開展、電力價格的科學制定等實現電力市場營銷的最終目的，促進我國電力企業的健康發展。
參考文獻：
能源市場化改革范文4
事實上早在2002年2月，國務院就下發了《關于印發電力體制改革方案的通知》（業界統稱的“電改5號文件”），其核心內容可以歸納為十六個字：廠網分離，主輔分開，輸配分開，競價上網。但十余年過去，除了廠網分離完成外，主輔分離沒有成功，輸配分開和競價上網則是遙遙無期，“電改”為何步履維艱？
回顧
按照2002年既定的“電改方案”，要求電網企業逐步對配電業務實行內部財務獨立核算，從而實現電網企業輸配分開的重組。同時，對輸配電價也進行獨立核算，并最終形成上網電價、輸電電價、配電電價和終端銷售電價的四類電價。當年年底，五大發電集團成立，廠網分開基本實現。而電力行業應在2004年基本完成主輔分離，然而直到2011年9月底，中國電力建設集團有限公司（下稱中電建）、中國能源建設集團有限公司（下稱中能建）掛牌成立才算有了結果。
有一種觀點認為，電力體制改革沒有達到5號文件要求的市場化目標，原因是2007年國務院頒布的《關于“十一五”深化電力體制改革的實施意見》（19號文）和5號文都沒有寫出電改的時間和進度表。
國家發改委原副主任、國家能源局原局長、國家能源委員會專家咨詢委員會主任張國寶認為，之所以沒有寫出時間表是因為很難給出一個時間表；再者，改革的總體指導思想是“摸著石頭過河”，先完成一步，在這個基礎上，待時機成熟的時候再邁出第二步。
廈門大學中國能源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林伯強在接受《中國經濟信息》采訪時表示，電價市場化成功的國家，如英國，電量是基本不增長的，而我國有每年7%以上的電量增長。這兩者概念不同，滿足快速增長時再講究定價可能比較困難，需求永遠是最重要的。第二，英國當時在改革的時候，整個價格體制競爭的外部環境已經形成，與中國開始改革時的基本條件不同。他認為，5號文件提出的改革方案，廠網分離做了，主輔分離沒有成功，后面兩點則沒有做。
思變
十報告指出，到2020年要實現國內生產總值和城鄉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戰略目標。這意味著即使考慮節能因素，我國電力年度消費也將從目前的超過5萬億千瓦時提升到8萬億-10萬億千瓦時；電力裝機容量將從目前的10萬億千瓦提高到20萬億千瓦以上。
全國政協委員、中國電力國際有限公司董事長李小琳在今年全國兩會上建議，在2002年電力體制改革的基礎上，實施新一輪電力市場化改革，逐步放開用戶選擇權和議價權，實現電能買賣從管制壟斷型向競爭服務型轉變。
時任全國政協委員、電監會副主席王禹民表示，電改“最難啃的骨頭”在于電價形成機制改革?，F狀是上網電價已經獨立，但輸電配電售電仍然一體化。按現有的體制實行煤電聯動，煤炭價格下降，但如果上網電價和輸配電售電環節電價不變，價格就不能疏導出去，這就導致不論煤炭價格漲跌，老百姓總感覺電價上漲。
不久前，國研中心提交的“383”改革方案再次將電力改革提上日程。
“383方案討論的人很多，但是，要讓別人覺得有新意的話必須要有實質性的東西，沒有時間表，市場化只是空談?！绷植畯姳硎?。
建言
林伯強建言，就電力行業本身而言，至少需要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考慮：一是保障電力供應，支持經濟增長；二是行業的可持續性；三是提高能源效率（降低電價）。由于現階段經濟增長比較快，保障電力供應是重點。行業可持續發展和提高效率要求電力有效的投資和合理回報，以及不要把輔業面擴的太廣，應盡可能減輕電價壓力。因此，電力體制改革除了適合國情，還必須在改革路徑上動態反映階段性的電力發展側重點。
能源市場化改革范文5
關鍵詞：產業結構變動；地區市場化水平；能源消費
DOI：10.13956/j.ss.1001-8409.2017.05.04
中圖分類號：F062.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409（2017）05-0016-05
Change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Regional Marketization Level and Energy Consumption
JI Yujun， ZHAO Na
（School of Economics， Ocean University of China， Qingdao 266100）
Abstract： Based on Chinese provincial panel data from 2000 to 2013， this paper measured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change with the ratio of the third industry and secondary industry output value. Under the premise of taking the regional marketization level into the analysis framework， it used the threshold regression analysis method to make empirical research ab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hange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energy consumption.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effect of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changed on the energy consumption lies in the “double threshold effect” of the marketization level， it meant that there was significant nonlinear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change and energy consumption， and with the improvement of regional marketization level， the effect of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change to reduce energy consumption gets greater.
Key words：change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regional marketization level； energy consumption
引言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快速發展，已成長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但同時所面臨的能源資源環境約束不斷加強，制約著我國經濟的持續健康發展。能源經濟學認為產業結構的變化能夠引起能耗的變化。產業結構的變動是生產要素在不同產業部門之間的重新配置，生產要素在產業部門之間的流動引起了產業結構的變動[1]，而市場化水平影響著要素流動的自由性、配置的合理性及有效性。因此，在某種程度上，地區市場化水平會影響產業結構的變動，進而間接影響能源消費。近年來，我國不斷加強市場化改革，市場化程度不斷提高，同時通過加快產業結構的轉型升級，優先發展生產性和生活業，以實現產業結構由中低端向中高端發展。
關于產業結構變動與能源消費關系的探討，國內外學者已做了相關研究。Mukhopadhyay和Chakraborty研究1973/74年到1991/92年印度能源消費變化，發現能源密集型產業的快速發展是能源消費增加的主要原因[2]。Krausmann和Haberl分析了澳大利亞1830～1995年間由農業國向工業國轉變過程中能源結構的變化狀況，指出工業化過程引起的結構轉變影響能源消費結構及消費總量[3]。Yaya Keho在研究驅動發展中國家能源消費的因素時發現，在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工業產出的增加對能源消費有顯著正向作用[4]。內在產業結構與能源消費關系的研究方面主要分為兩類：一類是對二者之間的關系進行定性分析。張麗峰運用經濟增長和產業結構理論分析了三次產業及工業內部結構與能源消費的關系，發現我國能源消費特點與產業結構特點一致，提出通過產業結構調整節能降耗[5]；而李姝和姜春海從能源消費結構優化與產業結構調整之間的內生關系出發，分析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發展對能源消費結構的優化作用，指出單一推進能源消費結構或產業結構優化都無法降低能耗[6]。另一類是通過采用不同的數據類型、不同的方法對產業結構與能源消費的關系進行定量分析。一是基于截面數據進行研究，姜磊和季民河采用截面數據運用空間變系數的地理加權回歸模型進行實證研究，發現工業以及工業重型化不利于降低能源消耗強度[7]。二是基于時間序列數據進行研究，主要代表東方社奇和楊瑞雪[8]、尹碩等[9]等。東方社奇和楊瑞雪通過建立雙對數模型和關聯模型，研究發現能源消費與三次產業之間的變動及各產業內部結構變動密切有關[8]。尹碩等構建誤差修正模型研究產業結構對能源消費的影響，結果顯示，從長期看，能源消費和產業結構的變動呈正向關系[9]。三是基于面板數據進行研究。石秀華和劉倫采用灰色關聯分析法對我國能源消費與三次產業的關系進行研究，利用比較分析法觀察產業結構調整對能源市場的影響，并提出了相應的產業結構優化政策[10]。
在市場化水平與能源消費關系方面，部分學者也進行了相關研究[11，12]。姜磊利用空間計量經濟模型研究發現，在市場化調節機制作用下，外商直接投資和對外開放能有效降低能源消費強度，而市場化調節機制下的能源價格未能有效降低能源強度[13]。張三峰和吉敏運用面板Tobit模型和系統GMM方法進行實證研究，結果顯示市場化水平的提高能有效改善能源效率[14]。
就已有研究而言，多是將產業結構變動、市場化水平與能源消費分裂開來，也就是分別研究產業結構變動對能源消費或市場化水平對能源消費的影響。同時，關于產業結構變動對能源消費的影響，多數是考慮產業結構變動與能源消費之間的線性關系?，F實中，市場化水平的高低影響著生產要素的自由流動與配置，而要素的再配置會引致產業結構的變動，進而影響能源消費。鑒于此，本文旨在揭示不同市場化水平下產業結構變動對能源消費的影響效應，主要貢獻在于：將市場化水平、產業結構變動與能源消費置于一個統一的框架下，采用門檻回歸方法，以地區市場化水平為門檻變量，分析在不同的市場化水平下產業結構變動對能源消費的作用差異。
①考慮到當前我國經濟面臨能源環境約束問題，節能減排在一定程度上會使企業成本相應上升，因此，文中的生產率并非指傳統的生產率，而是指在能源環境約束下的生產率。
1 模型構建與變量選取
1.1 模型構建的理論基礎
能源經濟學認為產業結構變動引起的能耗變化是結構節能的重要途徑。因為第二產業大多數是高耗能產業，而第一、三產業能源消耗相對較少，在以第二產業為主的產業結構下，整個國民經濟的能源消費總量會較高。相反，若以能源消耗較少的第三產業為主，則整個國民經濟的能源消費總量會較低。在市場化水平較高的情況下，生產要素的自由流動程度高，要素自身的逐利性會使其從生產率①
和附加值相對較低的第一、二產業流向生產率與附加值較高的第三產業，促進第三產業的發展，而這種產業結構變動將有利于降低能源消費；而低市場化水平下，地方政府干預過多，出于政績考慮，會扭曲生產要素的配置，重點發展見效較快的第二產業，進而導致較高的能源消費。所以，地區市場化水平影響著產業結構變動對能源消費的作用。
首先，市場化水平的高低影響著生產要素流動的難易程度，進而影響產業結構變動。生產要素的流動具有逐利性，追求收益最大化[15]，而高市場化水平為生產要素的自由流動營造了良好的外部環境。產業間要素的邊際生產率存在差異，當某一產業生產要素的邊際生產率低，而另一產業要素的邊際生產率較高時，在要素可自由流動的高市場化水平下，生產要素會流向邊際生產率較高的產業，促進該產業的發展，進而引起產業結構的變動，而不同產業能源消耗存在差異，從而會對能源消費產生影響（如圖1和圖2所示）。
假設有兩個產業A和B，產業A是高耗能產業，產業B是低耗能產業，生產過程中都使用的生產要素用W表示，橫軸表示生產要素W的數量，縱軸表示生產要素W的邊際生產率。起初，假設產業A占有的生產要素W的數量為OAW，產業B擁有生產要素W的數量為OBW，則A產業生產要素W的邊際生產率為OAH，B產業生產要素W的邊際生產率為OBG。顯然，B產業生產要素的邊際生產率高于A產業，但在市場化水平低的情況下，生產要素難以自由流動，從而更多的生產要素被高耗能產業A占有而不易流向產業B，導致產業A在整個國民經濟中占有較大比重，進而對能源消費需求較高。而市場化水平高時，情況會有所不同，如圖2所示。
在高市場化水平條件下，生產要素可以自由流動，B產業相對較高的邊際生產率會對生產要素W產生吸引力，從而吸引生產要素W流向B產業。隨著越來越多的生產要素W由A產業流向B產業，在邊際報酬遞減規律作用下，B產業生產要素的邊際生產率會下降，A產業生產要素的邊際生產率會上升，最終在Q點達到均衡，此時生產要素得到了優化配置，有助于提高生產率，進而減少能源消耗。同時，生產要素的流動使得兩個產業A和B 在整個國民經濟中的比重發生變化，低耗能的B產業所占比重會上升甚至超過高耗能的A產業，從而整個國民經濟的能源消費總量會有所下降。因此，高市場化水平條件下通過促進生產要素流動影響產業結構變動，從而影響能源消費。
其次，市場化水平的高低影響外資進入的難易程度及其作用的發揮。市場化水平較高的地區其地方保護較弱，有利于外商直接投資等進入及其效應的發揮。根據錢納里的“雙缺口”理論及赫爾希曼的“三缺口”理論，外資進入能夠填補資本與技術缺口。而產業結構變動，特別是產業結構高級化需要大量的資本與先進技術，外商直接投資所帶來的資本供給效應及技術溢出效應等可以促進產業結構的高級化[16，17]，最終減少整個國民經濟的能源消費。相反，一個地區市場化水平低往往意味著該地區地方保護主義色彩濃厚或政府干預過多，而這兩者均不利于地區經濟的發展與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一方面，基于財政收入與政治收益的考慮，地方政府會大力發展見效快、實施易且回報高的工業，而對服務業的發展缺乏動力[18]，由于工業中絕大多是高耗能行業，從而導致能源消費的增加。另一方面，地方保護主義色彩濃厚的地區不利于外商直接投資的進入，故其促進產業優化升級的技術外溢效應及資本供給效應無法實現。同時，地方保護主義下的產業通常缺乏競爭力，優勝劣汰機制得不到很好發揮，導致一些本應淘汰的低生產率、高耗能產業仍能存續，而高生產率、低耗能產業發展緩慢，造成資源錯配，妨礙生產率的提高，最終不利于降低能源消費。
1.2 計量模型構建
考慮到市場化水平的差異會引起產業結構變動對能源消費總量影響程度或方向的不同。因此，本文采用Hansen提出的T檻回歸方法[19]，充分考察不同的市場化水平區間內，產業結構變動對能源消費總量的影響。以市場化水平為門檻變量，單一門檻回歸模型可表示為：
其中，ECit為被解釋變量，為減少異方差的影響，對其取自然對數，表示第i個地區第t年的能源消費量，EPit、TEit、EXit和INCit分別表示能源價格、技術水平、出口依存度和收入水平，ISTit為核心解釋變量，表示第i個地區第t年的產業結構變動狀況。μit為隨機擾動項。MPit為表示市場化水平的門檻變量，η為待估計的門檻值，I（?）為示性函數，模型（1）等價于：即模型（1）相當于分段函數，當MPit≤η時，ISTit的系數為β1；當MPit>η時，ISTit的系數為β2。對模型（1）進行估計，首先要確定門檻值的大小。模型（1）中，給定門檻值η，可以對模型參數進行估計得到模型的殘差平方和SSR（η）。依據Hansen的門檻回歸理論，最優的門檻值應該使SSR（η）在所有殘差平方和中最小，即=argminSSR（η）。因此，以門檻變量中的每一個觀測值作為可能的門檻值，將滿足最優門檻條件的觀測值確定為門檻值。在門檻值確定之后，一是進行門檻效應的顯著性檢驗，即使用“自抽樣法”檢驗模型（1）的回歸結果中β1和β2是否有顯著性差異；二是對門檻估計值的真實性進行檢驗，即使用極大似然估計量檢驗門檻的估計值是否等于其真實值。存在多重門檻的情況下，門檻值的估計與門檻效應的相關檢驗與單一門檻類似，此處不再贅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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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市場化改革范文6
關鍵詞 工業化;能源效率;影響因素;中國
中圖分類號 F062.2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2-2104(2010)04-0035-08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0.04.007
從對中國工業化進程中能源效率的評價結果來看,省際、區際能源效率差異較大,工業行業以及國內整體的能源效率水平較低,而且能源與其他要素之間的替代效應微弱,剛性的高耗能結構對過低的能源相對價格不敏感(李世祥、成金華,2008;2009)。到底是什么原因導致了這樣的能源效率現狀與特征呢?影響能源效率的因素有很多。從能源經濟理論與實踐看,這些影響因素包括工業化所處階段、產業結構、要素稟賦結構、技術進步、制度安排、財政投資、生產結構、消費結構、社會文化與消費習慣等多個方面。對處于經濟轉型、體制過渡、工業化、城鎮化推進階段的中國來講,我們需要集中關注經濟結構、技術進步、能源市場化改革等重要經濟變量對能源利用及其效率的影響(李世祥、成金華,2008)。在本文,我們首先分析這些主要的影響因素對能源利用及其效率的作用機理,然后應用計量模型,分別從1990-2006年省際、四大區域、13個主要工業省區面板數據,以及工業行業數據的角度,實證估計其對中國工業化進程中能源效率的影響程度,并對結果進行深入解釋。
1 研究假設:能源效率影響因素的作用機理
經濟結構、技術進步以及能源市場化改革是中國工業化進程中的主要影響因素?；诖?我們深入分析了中國工業化中能源效率影響因素的作用機理。
1.1 經濟結構
一般認為,產業結構的變化,尤其是工業與服務業以及工業輕重結構的變化,是導致能耗強度變化的主要因素(Kambara, 1992; Richard, 1999;齊志新、陳文穎等,2007;魏楚、沈滿洪,2008),在本文中,我們主要研究中國工業化背景下能源利用及其效率的影響因素,因此,需要集中關注產業結構、工業內部結構、城市化水平以及能源結構等主要經濟結構對能源效率的影響。
1.1.1 工業結構
工業化、城鎮化的迅速推進是近10多年來中國經濟發展的顯著特點。工業化、城鎮化導致了大量鋼材、水泥等高耗能產品需求,而高耗能產品的生產卻需要消耗大量能源。因此,要理解中國工業化進程中能源利用情況及其效率特征背后的影響因素,必須結合工業化的背景來考察。目前,中國正處于工業化中期,重工業化任務未完成,近些年重新重工業化的趨勢明顯,高能耗產業增長迅速,城鎮化的任務還很艱巨,由此導致經濟結構以工業經濟為主,工業占經濟總量的50%左右,而工業結構又以重工業為主,重工業所占比重幾乎在60%以上。在這樣的經濟背景下考察能源效率的影響因素,我們首先要關注以工業經濟為主的產業結構,以及以重工業為主的工業內部結構等重要結構變量。在實證研究中,我們以工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代表產業結構,以工業產值中的重工業比重代表工業內部結構。
1.1.2 就業結構
與產業結構、工業內部結構具有直接聯系的是工業化水平。一般而言,工業化水平 是由工業進程所處的階段決定的,而工業化階段又決定了相應的產業結構與工業內部結構。在中國,工業化主要是靠政府推動的,特別是改革開放前的重工業優先增長戰略,雖然改革后市場推動的力量在增強,但“路徑依賴”可能會減弱該種力量。因此,以產業結構和工業內部結構來衡量工業化水平可能不準確。有的也提出用人均GDP來衡量工業化水平,但中國是人口大國,經濟發展不平衡,以人均GDP作為工業化水平的衡量指標也不見得準確。相對而言,以非農產業就業比重來衡量工業化水平,應該優于其他衡量指標。這是因為,一方面,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工業化進程的最直接表現就是農業剩余勞動力向非農產業快速轉移。工業是中國的主要經濟部門,也是吸收農村剩余勞動力的重要途徑,迅速轉移的剩余勞動力推動了中國工業的快速增長,提升了工業化水平。另一方面,這一時期,以農業剩余勞動力快速轉移為特征的工業化更多的是靠市場力量來推動的,比較符合工業化水平演變的內在經濟規律。此外,非農產業就業比重還可以反映城鎮化水平。以工業化帶動的城鎮化進程的推進,在相當程度上促進了原材料工業、城鎮基礎設施建設的迅速增長,導致了能源消耗的大量增加。基于此,在實證研究中,我們以非農產業的就業比重來衡量工業化水平。
1.1.3 能源結構
除了產業結構、工業結構和工業化水平外,能源結構也會對能源效率產生影響。不同的能源品種具有不同的利用效率,不同的能源結構也會產生不同的組合能源效率。事實表明,中國能源利用效率與發達工業化國家存在較大差距的主要原因在于以煤炭為主的能源結構。在中國的能源消費結構中,煤炭幾乎占到了70%,而非化石能源的增長卻很緩慢。因此,中國提高能源效率的關鍵在于改善能源結構,注重能源結構的調整和優化。但中國特有的資源賦存,又決定了以煤炭為主的能源消費結構在短時間內是難以改變的,這也決定了中國節能減排任務的艱巨性和長期性。在實證研究中,我們以能源消費結構中的煤炭比重和非化石能源比重代表能源結構,由于1990-2006年分省數據很難收集到,我們只是在工業行業的計量分析中加入這一指標。
1.2 技術進步
經濟結構是長期的影響因素,而在經濟結構相對穩定的短期內,結構變動不再是能 源效率的重要影響因素,在這種情況下,技術進步將成為促進能源效率提高的重要因素。目前,中國正處于工業化加速時期,對能源依賴較強的鋼鐵、化工、建材、有色、石油加工、電力等高能耗產業的發展將依然是經濟的主要推動力,因而未來一定時期也是整個工業化進程中能源消耗量和增長速度較高的時期。因此,從一個不太長的時期來看,中國工業化 過程中的能源密集型結構狀態將很難得到改變,短期內結構調整對于節能減排的作用將會減弱。在這種情況下,技術進步將成為當前中國節能減排的重要促進器,越來越受到政策制定者的關注。
對于發展中國家,技術進步有兩種實現方式,即自己投資進行研究開發,或者向發達國家學習模仿。開發尖端新技術的投入很大而失敗的概率很高;相對而言,模仿和購買技術所需的成本低得多。中國與發達工業化國家相比,在技術上存在著很大的差距,因而在選擇技術進步的實現方式上具有后發優勢,可以采用模仿、購買等方式來實現技術進步。在引進技術方面,中國充分地發揮了后發優勢,而繼續發揮后發優勢是保持中國經濟持續增長的重要戰略。然而,同時也應當看到,如果采用引進技術的方法來實現技術進步,這種進步通常是與引進機器設備或者購買專利技術同時進行的,從而內嵌在資本投入的增長中(通過進口發達工業化國家的技術設備),因此注意分析物化性技術進步的作用是關鍵(易綱、樊綱等,2003)。
考慮到改革開放后中國采取的是比較優勢戰略,主要通過引進外資(包括跨國企業在華投資建廠,進口發達工業化國家的技術設備以及其他形式的技術轉移、技術引進、技術擴散等)來加快物化性技術進步,我們在實證研究中用各地區外商投資企業年底投資總額占全國的比重表征技術進步,在對工業行業的研究中用外資額增長指數來衡量這一指標。
成金華等:結構變動、技術進步以及價格對能源效率的影響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 2010年 第4期1.3 能源市場化改革
除了結構變動、技術進步以外,能源價格也是能源效率的重要影響因素。1978年經 濟改革之前,中國的能源價格完全由國家控制。1982年實行雙軌定價機制之后,行政定價才逐漸轉向由市場調節定價。1990年,大約46%的煤炭、80%的原油是通過計劃來分配的(Garbaccio, 1995)。自20世紀90年代起,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目標的確立,市場化改革的步伐加快,對于大多數商品,市場已取代計劃成為主要的分配手段,包括較大數量的煤炭和石油分配從計劃走向了市場。煤炭行業采取了“三年放開煤價,三年抽回補貼”的重大改革措施,決定從1993年起放開國有重點煤礦的指令性煤炭價格。1994年7月,國家又取消了統一的煤炭計劃價格,除電煤實行政府指導定價外,煉焦用煤、建材用煤和化工用煤等電煤以外的煤炭價格全部放開。1994年5月,國務院決定終止石油行業的產量承包制,合并原油的計劃價格和市場價格,取消了“雙軌制”。同一時期,電力價格也進行了調整,實現城鄉用電同價。
取消“雙軌制”后,能源市場化改革繼續推進。1998年,與石油行業重組一起,石油價格定價機制改為與國際油價接軌。但是,為了穩定國內市場價格,國家仍對成品油實行較嚴格的管制?！笆濉睍r期以來,為了促進電力工業的發展和加速電價市場化的步伐,國家有關部門出臺了《電價改革方案》。發電、售電價格由市場競爭形成,輸電、配電價格由政府制定?！笆濉逼诔?煤炭供需關系緊張,電煤價格過低,國家的電煤指導價格受到煤炭企業的抵制,2002年政府決定全部放開電煤價格,由供需雙方確立合同價,但是政府并沒有放開電價,重點合同電煤價格與市場煤炭價格差距仍然非常大。為了解決煤電矛盾,政府于2004年年底推出了煤電聯動政策。煤電聯動是縮小煤電矛盾的一個過渡辦法,是一種價格定價機制,卻仍然是典型的政府定價方式。
總體上看,雖然中國的能源價格改革滯后于其他經濟領域的改革,但自上個世紀90年代以來,國內能源市場化與價格改革不斷加速,市場化程度不斷提高。2007年11月份成品油價格的上調,以及2008年6-7月份汽油、柴油、航空煤油、電的價格上調是中國能源價格改革的又一次推進。目前包括開征燃油稅在內的新一輪能源價格改革即將進行,預計將對整個經濟系統的能源效率改進以及當前的節能減排起到積極的促進作用。為了考察市場經濟環境以及能源市場化改革背景下的能源價格對于中國工業化進程中能源效率的影響程度,我們以燃料動力類價格指數代表該變量。
2 模型、變量與數據
2.1 模型
在DEA模型中,測度基于投入的技術效率的CCR-DEA模型如下:
θ*=minθ
約束條件為:
∑nj=1xijλjθxi0(i代表資本、勞動、能源)
∑nj=1yjλjy0(產出)
λj0,j=1,2,…n
最優值θ*表明決策單元在既定產出下,所有投入的成比例縮減是可能的。該模型要求在充分發揮能源與其他投入之間互補效應的前提下,盡可能地按比例削減所有投入。如果模型中某種特定投入(如能源)的約束條件是非強制性的,這意味著在不減少產出或不增加其他投入的情況下,減少這種投入(如能源)是可能的。在考慮到投入冗余的情況下,用最優解條件下的目標能源投入除以實際能源投入可以得到測度能源效率的一種方法。我們將利用該方法得到的能源效率值記為γ*。
由于能源與其他要素之間的替代效應微弱是中國工業化進程中能源效率的主要特征之一,長期以來內化而成的剛性高能耗技術結構使得能源與其他要素之間的互補性較強。因此,上述模型的假設前提與中國的能源經濟現實是非常吻合的。
與大多數使用單位GDP能耗作為被解釋變量的做法不同,我們利用基于非參數前沿的能源效率作為被解釋變量。由于計算得到的能源效率為受限值(0,1],采用Tobit回歸方法來估計是合適的。該方法第一步采用DEA評估出決策單位的效率值,第二步以第一步中得出的效率值作為因變量,以影響因素等作為自變量建立回歸模型。Tobit回歸模型屬于因變量受到限制的一種模型,其概念最早是由Tobit(1958)提出,然后由經濟學家Goldberger(1964)首度采用,之后在很多方面得到了廣泛應用。當因變量為截斷值(Truncated)或受限值(Censored)時,需采用Tobit回歸模型。DEA得出的效率指數介于0 和1 之間,因此回歸方程的因變量就被限制在這個區間。如果直接采用最小二乘法,會給參數估計帶來嚴重的有偏和不一致。為此,第二步需要采用Tobit 回歸分析。標準Tobit 模型如下:
Y*=Xiβ+εi,其中i=1,2,…n
Yi=Y*i,如果Y*i>0
Yi=0,如果Y*i0
Y*為潛變量(latent dependent variable),Yi為觀察到的因變量,Xi為自變量向量,β為相關系數向量,εi為獨立的且εi～N(0,σ),因此Y*～N(Xiβ,σ)。
2.2 變量定義及數據處理
在能源效率評價模型的應用中,我們假定中國各省以及工業部門的經濟活動可以概念化為一種產出(即生產總值GDP)、三種投入(即資本K、勞動L、能源E)的生產技術。樣本區間為1990-2006年。相關數據來源于各年《中國統計年鑒》和《中國能源統計年鑒》。
省際面板數據包括29省,其中將重慶市的數據合并到四川省,以及港澳臺地區因數據限制而未被納入。13個主要工業省區是指黑龍江、江蘇、山西、天津、山東、浙江、廣東、河北、上海、遼寧、河南、湖北、福建。四大區域是指東北老工業基地、東部沿海、中部和西部。在省際和區域面板數據中,我們利用商品零售價格指數,以1952年不變價格,對各省GDP數據進行了縮減。能源投入使用各省每年的能源消費量來表示,已經折算成標準煤。資本存量采用永續盤存法(PIM)計算。人力資本存量用平均受教育年限和勞動力數量的乘積表示。
工業行業的考察樣本為整個工業部門以及6個兩位碼工業行業,這些行業是能源消耗 大戶,包括鋼鐵、化工、建材、電力、石油加工、有色金屬等6大高能耗產業。產出(y)采用分行業工業增加值指標(其中1990-1991年用工業凈產值數據代替),并按“分行業工業品出廠價格指數”進行平減,換算成1990年不變價格。分行業的資本存量年均余額(K)采用永續盤存法來構建。勞動投入(L)用分行業的職工年平均人數代表。分行業的能源消費量(E)已折算成標準煤,極個別缺失數據用線性插值法補齊。關于省際和行業數據的詳細處理情況見李世祥、成金華(2008)。
在對能源效率影響因素作用機理分析的基礎上,我們從經濟結構、技術進步、能源價格三個方面展開計量分析。解釋變量包括產業結構、工業內部結構、工業化水平、能源結構、技術進步、能源價格。為了從多方面檢驗上述主要經濟變量對能源效率的影響,我們分別利用1990-2006年省際、四大區域、13個主要工業省區面板數據,以及工業行業數據進行計量分析。在省際面板數據分析中,由于能源利用狀況受地區經濟規模、要素投入規模等宏觀經濟變量的影響,我們使用三個變量即GDP、資本存量(K)、勞動投入(L)作為模型的控制變量。相關變量的名稱、符號及定義見表1。
表1 能源效率影響因素Tobit估計的相關變量名稱、符號及定義
Tab.1 Variable, sign and definition about Tobit estimate of energy efficiency determinants
變量名稱
Variable符號Sign定義Definition能源效率γ* 基于技術效率和冗余調整的能源效率 產業結構ivs工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工業內部結構his工業產值中的重工業比重工業化水平nals非農產業的就業比重能源結構cs
nfs能源消費結構中的煤炭比重
能源消費結構中的非化石能源比重技術進步fdii各地區外商投資企業年底投資總額占全國的比重;在工業行業數據中,采用實際利用外資額增長指數能源價格pe燃料動力類價格指數GDP
控制資本
變量勞動gdp
k
l國內生產總值
基于永續盤存法的資本存量
平均受教育年限和勞動力數量的乘積;在工業行業數據中,采用職工年平均人數
3 計量結果及解釋
表2給出了解釋全國29個省份以及幾個主要區域能源效率變化的Tobit估計值?；诠I行業數據的估計結果見表3。由于2000年是中國能源消耗特征發生變化的轉折點,因此對全國以及幾大區域分1990-1999年和2000-2006年兩個階段的數據進行分段回歸是有意義的,估計結果見表4 。
從總體上看,幾種估計結果都具有良好的穩健性。從控制變量的估計系數來看,由GDP、資本存量(K)、勞動投入(L)所體現的經濟規模,對能源效率的影響極其有限?；谒泄烙嫿Y果的主要結論如下:
3.1 當前的經濟結構特征不利于能源效率的提升
估計結果表明,中國典型的經濟結構特征對能源效率具有顯著的負向作用,不利于能源效率的提升。從全國看,產業結構(ivs)和工業內部結構(his)對能源效率的負向作用明顯:工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每增加一個單位,將導致能源效率降低0.26-0.28個單位;重工業占工業的比重每增加一個單位,將導致能源效率降低0.32個單位。而全國的工業化水平(nals)變量未通過顯著性檢驗,這可能是由于以非農產業比重衡量的工業化水平存在較大的區域差異性,從而在全國層次上未表現出明顯的趨勢性。
對于東北老工業基地,重工業比重以及工業化水平每增加一個單位將導致能源效率下降約1個單位。而該地區工業比重變量獨特地表現出了對能源效率的正面影響,影響系數在0.83-0.98之間,這可能是由于在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戰略的推動下,該地區的工業結構出現了高端化趨勢。東部沿海地區工業比重每增加一個單位,將導致能源效率降低約0.3個單位,工業化水平每上升一個單位
解釋變量進行第一次回歸,然后利用第一次回歸中在10%或更好顯著水平上的解釋變量進行第二次回歸。括號內為標準誤,*、**、***分別表示顯著水平為10%、5%、1%。在保留四位小數時,數值很小的數字就變為0.000 0。
也將引起能源效率下降約0.1個單位。中西部地區的產業結構、工業內部結構以及工業化水平對于能源效率的影響方向和程度基本一致,工業比重每上升一個單位將引起能源效率下降約0.3個單位,而中部地區工業化水平對能源效率的影響程度遠大于西部地區。減少產業結構差異后的13個主要工業省區,其工業內部結構差異仍然導致了能源效率的差異,重工業比重的負向作用系數為-016,工業化水平的負向作用系數為-0.11。
從耗能大戶――工業行業看,結果顯示,產業結構(ivs)、工業化水平(nals)對于工業以及主要耗能產業的能源效率具有明顯的負向作用。產業結構中的工業比重每增加一個單位將導致能源效率下降7-20個單位,影響系數較大的如鋼鐵、建材、電力、石油加工行業;工業化水平每提高一個單位將導致能源效率下降3-14個單位,影響系數較大的如鋼鐵、建材行業。由于高能耗產業是典型的重工業,長期以來中國的重工業比重維持在一個相對穩定的狀態,導致工業內部結構(his)變量對工業行業能源效率的影響不顯著。在估計結果中,煤炭比重(cs)要么是系數符號與預期相反,要么是未通過顯著性檢驗,而非化石能源比重(nfs)的增加反而引起了工業行業能源效率的下降,這可能與剛性的高能耗技術結構有關。
除了農業剩余勞動力向非農產業快速轉移以外,中國工業化的另一顯著特點就是工業部門迅速擴張。1990-2006年間各省GDP中工業所占比重雖有緩慢下降的趨勢但仍然維持在一個較高的比例,而且重工業比重呈不斷增加的趨勢,出現了“重新重工業化”的現象。中國工業部門擴張不是由自身的技術結構升級引起的,而是由重型化的高能耗產業投資膨脹引起的。這導致了中國在過去及未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所具有的能源密集型工業結構與生產技術結構的特性。具有剛性且不斷得到強化的高能耗技術結構使得生產中的能源不容易與其他要素進行替代,從而使工業行業以及全國整體上的能源利用呈現低效率的特征。
從分段估計結果看,2000年后中國典型經濟結構特征對能源效率的負向影響程度在降低。一方面,東北老工業基地、東部沿海工業比重的增加在2000年前明顯不利于能源效率的提高,而在2000年后明顯有利于增加能源效率,意味著這些地區在2000年后開始注重工業結構的高端化,促使工業結構優化升級。另一方面,重工業比重對于能源效率的影響程度在逐漸減輕,如全國的影響系數由2000年前的0.94減少到2000年后的0.04,東北老工業基地的影響系數由2000年前的5.64減少到2000年后的0.49,中部地區由2000年前的1.74減少到2000年后的1.5,13個主要工業省區由2000年前的0.24減少到2000年后的0.1。這表明當前推行的科學發展、新型工業化道路等戰略、產業結構以及工業內部結構調整政策對于能源效率的提升具有重要促進作用。2000年后工業結構高端化趨勢已經初步顯現,致使工業內部結構重型化程度有所降低,從而使得能源效率有明顯提升的趨勢。
值得注意的是,中西部地區2000年前工業結構對能源效率的負面影響大大小于2000年后。東部沿海2000年前的重工業結構效應不顯著,2000年后的結構效應顯著,西部地區卻與此相反。西部地區2000年前工業化水平對能源效率的影響系數為正,而2000年后為負。這種變化態勢可能與西部大開發、中部崛起戰略的實施,以及近年來東部高能耗產業向中西部轉移有關。
3.2 技術進步對能源效率具有顯著的提升作用
結果顯示,從全國范圍看,技術進步每增加一個單位,將促使能源效率提升2個單位。該變量對東北老工業基地的影響最大,影響程度為6-8個單位。對西部地區的影響次之,系數為4.6-5.4;對東部沿海及主要工業省區的影響程度也在1.8個單位左右。有趣的是,該變量對中部地區的影響系數為負,可能與中部地區承接產業轉移的角色有關,這意味著在中部崛起戰略、特別是在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的實驗區背景下,承接產業轉移中如何避免高能耗、高污染產業向中部地區集中是值得研究的課題。
從工業行業看,技術進步每增加一個單位將使得整個工業部門能源效率提高0.04-0.05個單位。該變量對建材行業的影響最大,系數在0.07-0.09之間,鋼鐵行業次之,在0.05-0.06之間,石油加工業為0.04。
這里的技術進步指的是廣義技術進步。在本文的實證估計中采用外商直接投資來代替該變量,因而估計結果主要反映的是國外技術以及所蘊含的觀念、方法、制度對中國能源效率的影響。在中國改革開放以及工業化進程中,這方面的影響是相當重要的。在研究中,有的采用R&D、專利數量、教育質量等指標來反映技術進步變量,也是重要的研究視角和方法,但這些變量在過去及現在的較長時期內并未占主導地位,增強自主創新能力尚需時日。在改革開放以來的較長時期內,中國主要從國外引進技術,有利于發揮后發優勢和比較優勢,這種方式應該持續到自主創新能力提高后、引進技術不再有比較優勢為止。
從分段估計結果看,技術進步對能源效率的作用在減弱,影響系數由2000年前的1.9減少到2000年后的0.72。東北老工業基地由2000年前的26.11減少到2000年后的1.05。西部地區在2000年后卻變成負數了,中部地區在2000年前后都為負數,這可能與這些地區引進的主要是高能耗技術產業有關。而東部沿海地區和13個主要工業省區,其技術進步對能源效率的正向促進作用在逐漸增加,特別是東部沿海地區的增加幅度在1個單位左右,這可能與東部沿海地區近年來加強工業技術結構升級和自主創新能力建設有關。
3.3 能源市場化改革有利于能源效率的改進
對于省際和區際數據,從能源價格(pe)的估計結果看,全國及幾大區域都通過了顯著性檢驗,但只有東北老工業基地、中部地區以及13個主要工業省區的系數符號與預期相同,能源市場化改革與能源價格的合理提升對于這些地區的能源效率具有明顯的正向促進作用。
從工業行業數據的估計結果來看,能源市場化改革對于工業以及主要耗能行業的能源效率具有一致的顯著促進作用。對于整個工業部門,能源價格的影響系數在0.5-0.6之間;對鋼鐵行業的影響系數在0.5-0.7之間;化工行業為0.5-0.6;建材行業為0.45-0.7;電力行業為0.6-0.7;石油加工業為0.7;有色金屬行業為0.4-0.55。
由于中國迫切需要節能減排,要使現階段中國資本與能源之間出現替代關系從而提高能源效率,那么從根本上來講要提高能源價格,只有提高能源價格才能引導節能技術的大量使用,從而弱化長期以來內化而成的高能耗技術結構。
從分段估計結果來看,能源價格對于能源效率的影響沒有明顯的差異。雖然能源的市場化改革在逐步推進,能源價格在逐步合理化,但由于能源與資本、勞動等生產要素之間的相對比價還是無法體現出能源的相對稀缺性,導致能源價格對能源效率的提升作用在短期內沒有明顯體現出來。
4 基本結論
在本文中,我們結合中國的歷史、發展階段以及能源經濟的實際,提出了中國工業化中能源效率影響因素的分析框架。對處于經濟轉型、體制過渡、工業化、城鎮化推進階段的中國來講,我們需要集中關注經濟結構、技術進步、能源市場化改革等重要經濟變量對能源利用及其效率的影響。從能源效率影響因素的作用機理來看,經濟結構與工業化階段密切相關,對能源效率的影響是一個長期的過程。而在經濟結構相對穩定的短期內,技術進步是提升能源效率的重要因素。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能源價格是提高能源效率的長期而穩定的激勵機制。這與當前的能源效率影響因素研究缺少簡明而合理的分析框架有一定程度的區別。進一步,我們選取多個樣本,基于Tobit計量模型的實證檢驗結果發現:①中國典型的經濟結構特征對能源效率具有顯著的負向作用,不利于能源效率的提升;②技術進步對能源效率具有顯著的提升作用;③能源市場化改革有利于能源效率的改進。
上述基本結論意味著節能減排的政策重點必須立足于長期,謹慎采用單純的節能降耗這種行政命令式的短期策略,重點采用基于激勵機制的治理策略,弱化長期以來形成的高耗能技術結構,引導節能環保型技術的創新與擴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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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uctural Shift, Techlogical Progress, Energy Price and Energy Efficiency
CHENG JinHua1 LI Shixiang2
(1.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China University of Geosciences, Wuhan Hubei 430072,China;
2.Lab of homeland Resources Security and legal Environment, China University of Geosciences, Wuhan Hubei 430072,Chin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