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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制商業銀行定義范文1
股份制商業銀行的良好發展業績離不開實體經濟的支持。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實體經濟保持了年均9%以上的增速，為股份制商業銀行發展創造了大量的貸款需求和良好的發展機遇。同時，股份制商業銀行多年來堅持“防火墻”建設，較好杜絕了信貸資金流入股市，并按照“三法一指引”貸款新規要求，注重從源頭上防范資金被挪用風險，促進了實體經濟平穩較快發展。再放眼同期的美國，在百年難遇的危機中，百年老店雷曼兄弟破產，雄踞一方的美林、貝爾斯登被收購，業界翹楚高盛、摩根斯坦利被迫轉型，這些“巨人”的厄運，無疑是由金融脫實向虛所導致。
股份制商業銀行發展得益于薄弱領域的需求。特別是中小股份制商業銀行較小的規模，使其能夠靈活地調整經營戰略，在實體經濟中不斷尋找發展空白，與實體經濟互生共榮、相輔相成。比如，中小股份制商業銀行一改原來只根據各地方經濟數據和金融總量的簡單指標設立分支機構的做法，近年來紛紛開始在一些經濟欠發達地方設立機構，避免與大型商業銀行和大型股份制銀行進行同質化經營，它們調整了發展規劃，使其更加科學和符合實際，強調自身的經營特色和綜合效益，加大了對中小民營企業、零售客戶、縣域經濟、綠色產業等領域的信貸支持力度，逐步推出“商貸通”、“消費易”等40余種新產品，較好滿足了中小企業和個人消費、理財等多層次金融需求，發揮了大銀行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時也在提供這些服務的過程中，擴展了自身發展的深層空間。
股份制商業銀行的持續發展需要獲得銀行客戶的信任和認可。商業銀行是吸收公眾存款、發放貸款、辦理結算等業務的企業法人。存款客戶的資金支持，廣大金融消費者的需求是所有商業銀行發展的必要基礎。近年來，股份制商業銀行，尤其是中小型股份制商業銀行對于如何贏得客戶信任和認可都有著敏銳的認識：唯有首先贏得客戶，才能在與其他各類銀行競爭中占優。今年銀監會《關于整治銀行業金融機構不規范經營的通知》下發以后，股份制商業銀行即迅速響應，通過規范服務收費和保護消費者來提高自身軟競爭力。比如，某全國性股份制商業銀行對全行服務收費進行全面梳理和規范，共取消17項收費，保留的項目整體收費水平也有所下降。再比如，在山東某地，有9家股份制商業銀行承諾開戶不交任何費用，通過減少收費來贏取客戶信任。
股份制商業銀行發展離不開產業政策
國家的產業政策是實體經濟發展的“指揮棒”，股份制商業銀行既然無法獨立于實體經濟而生存，也就無法與產業政策相隔離。
一是離不開對產業政策的深刻理解。股份制商業銀行欲在各類銀行競爭中勝出，必須對國家產業政策有很好的理解，而不應采取“漠視”甚至“敵視”態度，將其視為套在身上的枷鎖。只有通過認真學習，真正領悟“條條框框”背后的積極意義，才能幫助自己實現從“必然王國”向“自由王國”的轉變。舉個最簡單的例子，也許股份制商業銀行對“兩高一剩”是什么非常清楚，但對什么是國家戰略性新興產業？可能就未必清楚。今年7月，國務院出臺了《“十二五”國家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規劃》，明確定義戰略性新興產業是以重大技術突破和重大發展需求為基礎，對經濟社會全局和長遠發展具有重大引領作用，知識技術密集、物質資源消耗少、成長潛力大、綜合效益好的產業，這為貸款營銷指明了方向。也就是說，股份制商業銀行唯有及時跟進國家政策，加強戰略規劃，改進營銷行為，才能實現自身更進一步的發展。
股份制商業銀行定義范文2
關鍵詞：非利息收入；ROA；ROE；VAR
中圖分類號：F832.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9031（2016）03-0065-05 DOI：10.3969/j.issn.1003-9031.2016.03.14
一、引言
隨著金融監管的逐步放松，大量外資銀行進入我國。同時，以阿里巴巴、騰訊為代表的民營銀行將進入金融市場。另外，隨著互聯網技術的快速進步，互聯網與金融業相結合產生了互聯網金融。因此，我國的商業銀行以存貸利差為主要營收來源的模式將不得不面臨轉型。借鑒西方國家商業銀行的經驗，非利息收入成為各大商業銀行看中的下一個利潤增長點。非利息收入的增長一定會促進商業銀行經營績效的提高嗎？尤其對于股份制銀行而言，其與國有銀行相比存在很多方面的劣勢，單純依靠非利息收入量的增長會對其經營績效產生怎樣的影響呢？本文基于興業銀行2007年第1季度至2015年第3季度共35個季度的數據，運用向量自回歸（VAR）模型進行實證檢驗，以期發現非利息收入與股份制商業銀行經營績效的內在關系。
二、文獻回顧
國外對非利息收入的研究開始較早，可能與西方國家商業銀行體系比較成熟有關。相關研究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面，并在這兩個方面產生一些爭議。一方面是非利息收入對商業銀行營業收入波動性的影響。De Young and Roland（2001）基于1988―1995 年的數據，研究非利息收入對美國大型商業銀行經營利潤和利潤波動性的影響，發現非利息收入將顯著增加商業銀行營業收入的波動性[1]。De Jonghe（2009）認為，非利息收入的提高將導致銀行凈經營收入產生較大的波動性[2]。有些學者卻得出一些相反的結論，Rosie Smith（2003）等基于1994 ―1998年歐盟銀行體系的數據實證研究指出，盡管非利息收入的波動性較大，對利息收入產生顯著的負影響，但歐洲的商業銀行通過非利息收入獲得了額外的收入，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穩定收益的作用[3]。另一方面是非利息收入對利息收入的影響。Lepetit（2008）等對1996―2002年期間歐洲的602家商業銀行進行研究，發現非利息收入和凈利息收入之間呈現負相關，并指出其原因可能是商業銀行通過降低傳統業務的收益如貸款收益來獲取非利息收入[4]。而某些學者得出的結論并不一樣，如Stiroh（2004）基于1997―2004年美國銀行控股公司的數據進行研究，結果顯示，對非利息收入依賴性更強的銀行的ROE并不比其他銀行高，非利息收入和利息收入存在顯著的正相關關系，其原因可能是非利息收入是從利息收入業務中衍生出來的[5]。
國內對非利息收入的研究也比較豐富，主要是關于非利息收入對商業銀行風險的影響和非利息收入的影響因素。王勇、張艷和童菲（2006）指出了我國商業銀行非利息收入的來源，進一步對所處的困境進行了剖析，并提出了相應的對策[6]。鄭榮年和牛慕鴻（2007）指出信用風險高的銀行更加愿意開展非利息業務[7]。張羽和李黎（20
10）基于1986―2008年的數據從整體層面和銀行層面考察了非利息收入與銀行風險的內在關系，研究結果顯示，非利息收入有利于降低我國商業銀行的風險，但過度依賴非利息收入可能會惡化商業銀行風險與收益的權衡關系[8]。段軍山和蘇國強（2011）基于2004―2008年我國11家上市商業銀行的面板數據，實證檢驗了非利息收入的影響因素，研究結果顯示，影響非利息收入最顯著的是國債指數，并指出非利息收入是未來商業銀行的發展重點[9]。
國內相關文獻關于非利息收入對商業銀行經營績效的影響的研究結果還存在一定的分歧，有三種不同的研究結論。遲國泰、孫秀峰和鄭杏果（2006）采用隨機前沿和數據包絡法，分別對我國14 家主要商業銀行的凈利息收入效率、非利息收入效率和總收入綜合效率進行分析，研究結果顯示，非利息收入能顯著提高總收入綜合技術效率[10]。盛虎和王冰（2008）基于我國14 家上市商業銀行2003―2007年的數據研究發現，非利息收入能顯著提升商業銀行的經營績效[11]。與此相反，王菁和周好文（2
008）基于我國12家商業銀行1999―2006年的數據分析得出，非利息收入與股權收益率之間存在顯著且穩定的負相關關系[12]。魏世杰、倪旎和付忠名（2010）采用Robust 標準誤差的固定效應和隨機效應面板回歸模型，得出非利息收入對商業銀行績效產生顯著的負影響[13]。還有一些學者的研究結果表明非利息收入與商業銀行經營績效并沒有顯著的相關關系。朱宏泉、周麗和余江（2011）基于2000―2007年我國12家商業銀行的面板數據進行實證研究發現，非利息收入與商業銀行的ROE并沒有顯著的關系，并指出手續費及傭金收入是我國商業銀行非利息收入的主要構成，且國有銀行的非利息收入與股份制銀行存在較大差異[14]。姚文韻（2012）基于2000―2010年我國14家上市商業銀行的面板數據進行多元回歸進行研究，指出非利息收入與商業銀行的ROA不存在顯著的負相關[15]。
國內外已有文獻對非利息收入與銀行經營績效的影響大多運用多元回歸模型來研究，即非利息收入對商業銀行經營績效的影響，也就是一種單向的關系，沒有考慮銀行的經營績效會不會反過來影響非利息收入。因此，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運用兩個VAR模型來實證研究非利息收入與股份制商業銀行經營績效內在關系的雙向影響。
三、VAR模型實證檢驗
（一）變量選擇與數據處理
經營績效指標：國內已有文獻選取經營績效的變量大多是ROA（總資產收益率）和ROE（凈資產收益率），本文也選擇ROA和ROE作為經營績效的變量。
非利息收入指標：目前國內外對非利息收入的定義有所不同，國內很多的研究對非利息收入的定義為：非利息收入=營業收入-利息凈收入，本文也采用這種衡量標準。為了消除可能存在的異方差，對非利息收入進行對數化處理，記為lnNII。
鑒于數據可得性及樣本代表性的雙重考慮，本文選取2007年第1季度（2007Q1）至2015年第3季度（2015Q3）的共35個季度的時間序列數據進行實證研究，所有數據均根據興業銀行官網季報、半年報和年報計算得出。
（二）平穩性檢驗
首先對變量ROA、ROE和lnNII進行平穩性檢驗，本文選用最常用的ADF單位根檢驗。分別描繪出ROA、ROE、lnNII的時間趨勢圖，發現ROA和ROE有截距，但沒有時間趨勢，lnNII有截距和時間趨勢（見表2）。從ADF檢驗結果可以看出，變量ROA、ROE和lnNII都是平穩序列。為了穩妥起見，本文又對三個變量進行PP單位根檢驗（見表3），PP檢驗結果與ADF檢驗保持一致。變量ROA、ROE和lnNII都是平穩序列。
（三）VAR估計
平穩性檢驗之后，對變量進行VAR估計，分別用變量ROA、ROE與變量lnNII建立方程進行VAR估計，見表4。
VAR模型中對變量滯后期的選擇非常敏感，滯后期過大或過小都會影響VAR估計的結果，我們要慎重對待。本文通過LR、FPE、AIC、HQIC、SBIC五個指標選擇模型的最佳滯后期（見表5）。除了AIC原則是5階滯后，其他原則的滯后期都為4階，因此兩個模型的最佳滯后期都選擇4。
最佳滯后期確定滯后，我們要檢驗兩個VAR系統是否穩定。檢驗結果顯示，兩個模型的特征值均在單位圓內（見圖1），兩個VAR系統是穩定的，進一步說明滯后期選擇合理。
（四）脈沖響應函數
脈沖響應函數是指VAR系統對其中一個變量的一個沖擊所做的反應，一個變量的沖擊會通過模型的內在聯動傳導給其他變量。模型一的正交脈沖響應結果見圖2-1、圖2-2；模型二的正交脈沖響應結果見圖3-1、圖3-2。
從圖2-1可以看出，ROA面對lnNII的沖擊，會產生持續較長時間的波動。在第8期（2年）之前正效應的震蕩幅度大于負效應的振蕩幅度，但正效應的持續時間要少于負效應的持續時間；而在第8期之后，無論是負效應的持續時間還是振蕩幅度都要明顯大于正效應。因此，對于股份制銀行，非利息收入在一定程度上會抑制總資產收益率的提高。
從圖2-2可以看出，ROA的沖擊對lnNII產生持續的振蕩作用。在第20期（5年）之前，無論是振蕩幅度還是持續時間，負效應都大于正效應，但隨著時間的推移，負效應的振蕩幅度逐漸減少，正效應和負效應大致相等，且交替出現。但總的來說，負效應的持續時間要多于正效應的持續時間。因此，股份制商業銀行總資產收益率的提高對其非利息收入產生一定的負影響。
模型二與模型一的脈沖響應函數幾乎一致，本文不再贅述。
（五）方差分解
方差分解可以用來說明VAR系統內其他變量對一個變量的貢獻程度或解釋程度。
對于模型一，從圖4可以看出，一方面，lnNII對ROA的貢獻度非常高，從第1期開始就有約57%的貢獻度，之后貢獻度逐漸上升，到第40期的時候其貢獻度達到了約84%。另一方面，ROA對lnNII的解釋程度非常低，甚至在第40期的時候ROA對lnNII的解釋度仍只有約5%。lnNII的波動主要依靠自身過去滯后期的數據。
類似地，對于模型二，從圖5可以看出，一方面，lnNII對ROE的貢獻度非常高，從第1期開始就有約47%的貢獻度，之后貢獻度逐漸上升，到第40期的時候其貢獻度達到了約76%。另一方面，ROE對lnNII的解釋程度非常低，甚至在第40期的時候ROE對lnNII的解釋度仍只有約7%。lnNII的波動主要依靠自身過去滯后期的數據。
從兩個模型的方差分解結果可以得出，非利息收入對股份制商業銀行的經營績效產生重要影響，反過來，經營績效對股份制商業銀行的非利息收入的影響比較有限。
四、結論及政策建議
（一）結論
本文基于興業銀行35個季度的時間序列數據進行VAR模型實證檢驗，通過脈沖響應和方差分解檢驗非利息收入和股份制商業銀行經營績效的相互關系，得出以下基本結論：
1.非利息收入對股份制商業銀行的總資產收益率和凈資產收益率都產生負影響，即非利息收入的提高非但沒有提高股份制商業銀行的經營績效，反而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經營效益的增長。其原因可能與股份制商業銀行非利息收入中手續費及傭金收入占比太高有關。因此，股份制商業銀行不能盲目跟風一味地追求非利息收入的增長，更應該注重非利息收入的內部結構。
2.無論是總資產收益率還是凈資產收益率，對非利息收入的波動非常敏感，且波動一旦產生，便會持續很長一段時間。因此，股份制商業銀行保持非利息收入的平穩增長非常有必要。
3.股份制商業銀行經營績效的提高對其非利息收入也會有一定的負影響，盡管其貢獻度不高。
（二）政策建議
1.注重非利息收入結構的優化。目前我國的股份制商業銀行非利息收入的構成絕大部分是手續費及傭金收入。以興業銀行為例，2011年、2012年、2013年、2014年其手續費及傭金收入占非利息收入的比重分別為：96.8%、96.9%、97.1%、92.2%。從這些數據可以看出，非利息收入結構存在嚴重不合理，非利息收入幾乎等同于手續費及傭金收入，因此優化非利息收入的內部結構才是關鍵，而不能盲目追求其總量的增長。由于我國商業銀行相對西方國家起步較晚，尤其是股份制商業銀行成立時間更晚，股份制商業銀行應該借鑒西方國家的先進經驗，優化非利息收入的結構。西方國家的商業銀行手續費及傭金收入的占比并沒有我國這么高，各種非利息收入的業務均衡發展。因此，我國的股份制商業銀行應該發展一些比較高端的非利息收入，如投資收益、咨詢業務等，這樣才能促進其經營績效的增長。
2.加強非利息收入相關業務的產品創新。股份制商業銀行應該積極推進非利息相關業務的產品創新，只有創新才能產生核心競爭力，才能從根本上提高客戶的忠誠度。豐富非利息收入業務的產品種類，加大對創新性和獨特性金融產品的投入。我國中產階級群體規模越來越大，他們對于如何使資金保值增值的需求比較旺盛，因此我國股份制商業銀行可以往理財業務方向研發獨特性、創造性的產品；另外，隨著金融監管的放松和互聯網技術的發展，互聯網金融成為各大金融機構看中的新領域，相關的互聯網金融產品也成為客戶眼中的香餑餑。因此，緊跟時代潮流推出創新性產品更容易抓住更多的潛在客戶的心，提高客戶的忠誠度和滿意度，從而提高銀行的經營績效。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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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盛虎，王冰.非利息收入對我國上市商業銀行績效的影響研究[J].財務與金融，2008（5）.
[12]王菁，周好文.非利息收入負向收益貢獻度的實證解析――基于我國12家商業銀行的模型檢驗[J].當代經濟研究，2008（11）.
[13]魏世杰，倪旎，付忠名.非利息收入與商業銀行績效關系研究――基于中國40家銀行的經驗[J].未來與發展，20
10（2）.
股份制商業銀行定義范文3
關鍵詞：無風險清償能力指數；風險；銀行資本
文章編號：1003－4625（2007）06－0015－03中圖分類號：F830.2文獻標識碼：A
從本質上講，商業銀行的風險是其作業、產品和客戶遭受損失的風險，商業銀行最終需要用權益資本來支撐其發生損失的可能性并最終彌補損失。無論商業銀行風險表現形式如何，一旦風險帶來的損失超出商業銀行自身承受能力，都會表現為商業銀行的虧損和倒閉，競爭失敗最終被市場淘汰。從法律意義上講，當商業銀行權益資本不能彌補因承擔風險而帶來的損失時，商業銀行也就不具備清償能力，失去持續經營的可能性。
一、關于商業銀行風險影響因素的文獻綜述
對于影響商業銀行風險大小的因素，McAllister和McManus（1993）認為銀行擁有風險性放款的比重越高，其風險也就越高。Avery和Berger（1991）發現高風險性資產的比重越高，銀行的風險越高。Avery和Berger（1991）認為銀行貸款質量的優劣，會使銀行的信用風險產生變化，并將催收款的數量或其占總貸款的比例，作為銀行營運績效的指標。Gallo et al.（1996）發現銀行投資于證券的比重愈高，其風險愈大。由于證券市價變動很大，投資行為稍有不慎，虧損可能危及銀行資本。此外，銀行本身規模的大小直接影響到銀行多樣化放款和投資的能力。銀行的規模越大，投資組合就越多，分散風險的能力也就越強。規模大的銀行除了能夠分散風險外，也有能力進行比較多的財務分析。而存款人也相信政府對于大型金融機構的保護會比較多，因此銀行的規模越大，風險就越小。Saunders et al.（1990）的研究發現，銀行的財務杠桿及銀行的規模大小會影響到銀行的風險；此外，銀行所有權結構與銀行風險之間存在一定關系，股權越集中，銀行的風險也越高。銀行的自有資本可以視為保障銀行安全的基礎；自有資本除了可以供作銀行扮演資金媒介功能及提供其他服務的基礎之外，還可以作為發生意外損失時的保障。Saunders et al.（1990）及Gallo et al.（1996）的研究均預期銀行的自有資本比例越高，其財務杠桿越低，財務狀況越佳，銀行的風險會愈低。但是他們的實證結果卻顯示銀行之自有資本比例與風險間的關系正負未定。臺灣學者張人壽（1993）將自有資本比例和資產組合風險兩個函數作系統方程式的估計時發現，提高自有資本比例將可降低銀行資產組合的風險。但臺灣學者陳俐君（1994）在研究資本變動量與風險程度變動量的關系時指出，當政府進行資本管制，要求銀行提高自有資本，會因此而降低銀行杠桿風險。然而財務杠桿下降可能會造成銀行資產報酬率下降，為了要提高資產報酬率，可能促使銀行選擇高風險性的投資組合，以提高其資產報酬率，因此政府提高對銀行資本要求并不一定可以降低銀行的總和風險。
二、商業銀行風險變量的選擇
在商業銀行風險變量的選擇研究中，Hannan和Hanweck（1988）以稅后資產報酬變動來衡量銀行風險。Furlong 和Keenly（1990）參照資本資產定價模型（CAPM），以資產報酬率的標準差來衡量銀行資產組合的風險。Avery 和Berger（1991）在探討新的資本管制標準對美國銀行表現的影響時，發現銀行凈收益的變動和銀行倒閉的概率有關，并以之來衡量銀行風險的變化。Hughes and Mester（1993）在估計經過風險及資產質量調整的成本函數時，將凈收益變動視為風險的變量。Berger和Mester（1997）以不良貸款比例為指標衡量風險因素如何影響銀行績效。
從商業銀行經營活動角度出發，我們可以通過商業銀行投入產出變量的變動情況來反映商業銀行風險水平。商業銀行資產規模的大小對其經營績效和風險承擔能力具有顯著的影響。從理論上講，資產規模越大的商業銀行，其規模經濟效應和范圍經濟效應就越明顯，而且它分散風險和化解風險能力也較強。對于商業銀行而言，在追求規模經濟效應及范圍經濟效應過程中，規模的擴張往往伴隨資產質量的下降，本文以商業銀行資產規模變動率LNASSET來衡量商業銀行規模擴張對其風險水平的影響。商業銀行總資產中投資證券所占的比重SECURITY越大，商業銀行因承擔證券價格波動而帶來的收益波動影響就會越大。與非金融機構相比，商業銀行具有顯著的高金融杠桿特征，權益資本占比小，但權益資本起著維持市場信心、最終彌補經營損失和抵御市場風險的作用，銀行權益資本比率越高，說明其資本充足性好，對銀行存款人和債權人的資本保護力度就越大，銀行的市場信譽就越高，因而其發生破產倒閉的可能性也就相對較小。我們以股東權益比率KA來衡量商業銀行的權益資本狀況對其風險的影響。資產質量是商業銀行資產組合中必須考慮的重要因素，資產質量的高低直接影響銀行的收益和風險狀況。我們以商業銀行不良資產占總貸款比例NPL來衡量商業銀行資產質量。此外，我們在模型中加入OWNERSHIP以衡量國有產權對國有銀行提供的國家信用支持，因反映其對國有商業銀行風險水平的影響；我們還引入商業銀行分支機構數B以探討當前商業組織結構調整中，機構扁平化對商業銀行經營風險的影響。
由此，風險變量R以下列變量加以解釋：
R=g（LNASSET，SECURITY，KA，NPL，OWNERSHIP，B）①
其中，由于d1nASSET/dt衡量資產規模增長率，我們以LNASSET表示商業銀行規模的變動，SECURITY表示投資證券金額占總資產比例，KA為權益資本占總資產比例，NPL為不良貸款占總放款比例，OWNERSHIP為銀行產權類型虛擬變量，OWNERSHIP=1表示國有商業銀行，OWNERSHIP=0表示股份制商業銀行，B表示各商業銀行分支機構數目。
由于每家銀行每年因管理及投資策略不同， 其所面對的規模變動LNASSET投資證券比重SECURITY不良貸款NPL權益資本占比KA、產權形態OWNERSHIP及分支機構數量等差異，會影響其風險水平R。
對于商業銀行而言，由于其存款及以服務費為基礎的中間業務不需要占用其資產，而是需要其資本的支持，所以，資產收益率指標不能準確測度商業銀行經營績效水平，本文使用權益收益率的變動率作為衡量商業銀行經營風險的指標。進一步，我們將Liang和Rhoades（1991）及McAllister 和McManus（1993）提出的銀行無清償能力風險指數IR做出修正，以權益資本收益率的標準差替代資產報酬率的標準差，作為測度商業銀行面臨風險大小的指標，將該指數的定義為：
②式分子為樣本期內權益資本報酬率的標準差，分母則為資產報酬率加上相關股東權益的比率。當資產報酬和股東權益的水平使盈余產生更大波動時，無清償能力風險指數便會升高。反之，若資產報酬率提升，則無清償能力風險指數便會降低。從該指數的定義可以看出，給定銀行的資產收益率和股東權益比率，當銀行的收益水平出現較大波動時，銀行的無清償能力風險便會升高；而在銀行收益波動率固定時，收益水平的上升會降低銀行的無清償能力風險，同時銀行股東權益比率的增大也會降低銀行的無清償能力風險。進一步分析，在分母或分子不固定時，銀行收益率的變動對銀行無清償能力風險的影響是不確定的，而惟一可以確定的是股東權益比率對銀行無清償能力風險的影響，即銀行股東權益比率上升，其無清償能力風險就會下降，反之，其無清償能力風險就會增大。從理論上講，銀行股東權益比率越高，說明其資本充足性好，對銀行存款人和債權人的資本保護力度就越大，銀行的市場信譽就越高，因而其發生破產倒閉的可能性也就相對較小。
三、對我國十四家商業風險水平的實證分析
本文選出我國四家國有商業銀行和十家全國性股份制商業銀行作為分析對象，全部數據來自1997-2005年《中國金融年鑒》及各銀行年報公開數據，對以修正的無風險清償能力指數衡量的商業銀行風險水平進行測度，并使用面板數據（Panal Data）對影響我國商業銀行風險的因素進行檢驗。
從圖1統計結果可以發現，以無清償能力風險指數衡量的十四家商業銀行風險狀況除個別商業銀行外，在變動趨勢上具有整體一致的特征。四大國有商業銀行的平均風險水平要低于十家全國性股份制商業銀行的風險水平。其中，四大國有銀行中，中國銀行的無清償能力風險水平最低；而中國建設銀行的風險水平則在四大銀行中處于較高位置，中國工商銀行和中國農業銀行的風險水平自2001年以來，呈現上升趨勢。在十家全國性股份制商業銀行中，隨著股份制商業銀行在業務上與國有商業銀行的競爭日益激烈，股份制商業銀行規模擴張速度較快的狀況伴隨著其風險水平的整體上升。其中招商銀行2001-2002年風險值的顯著波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其2002年上市的影響，招行上市使得其2002年資本充足率得到極大提升，而上市之初的不良資產剝離也使得上市后的招商銀行不良資產率極大下降，反映在圖形上表現出2001-2002年風險值的較大波動。另外，從圖形上我們可以看出，2000年以來，深圳發展銀行及中國光大銀行風險值較其他股份制商業銀行明顯較高。
從圖2可以發現，四大國有商業銀行中，中國銀行風險水平最低，而中國建設銀行所表現出的平均風險水平則相對最高。1998年國家對四大國有商業銀行的注資充實了國有銀行資本金，使其整體風險水平顯著下降。
從圖3可以看出，1998年國家對四大國有銀行注資以后，雖然國有銀行風險水平仍表現為波段上升趨勢，但其風險水平始終低于股份制商業銀行的風險水平。股份制商業銀行在規模擴張過程中，風險水平呈現顯著上升趨勢。除了國有產權因素的作用以外，股份制商業銀行在其規模擴張過程中伴隨了不良貸款的迅速增加，同時其權益收益率水平波動較大，使得股份制商業銀行風險呈現較高水平。風險資產存量的不斷上升使得商業銀行不能通過資產總量的快速增加而降低平均風險水平。
我們將使用公開統計數據計算出的IR數值，①式采用面板數據進行回歸，采用最小二乘法（OLS）對①式回歸結果如表：
從對14家商業銀行風險值面板數據（Panel data）回歸統計結果上看，商業銀行經營所面臨的風險值與其規模變動呈正相關關系，商業銀行規模擴張速度越快，則由此引發的風險會更高；商業銀行風險與不良貸款占比呈明顯正相關，與權益資本占比顯著負相關，表明作為最后承擔風險的權益資本比重越高，商業銀行承擔經營風險的能力會越強；另外，商業銀行風險與所有權的回歸關系表明，國有獨資銀行與非國有銀行相比由于國家信用的存在，所面臨的風險會更小；隨著商業銀行分支機構數量的減少，商業銀行所面臨的經營風險也趨于下降，這一點與現行各商業銀行所開展的機構扁平化意圖具有一致性；商業銀行投資證券占總資產的比重與商業銀行所面臨經營風險呈負相關關系，這一點與理論分析相悖，但從我國商業銀行經營實際情況出發，商業銀行由于受到《商業銀行法》的限制，其投資的領域僅限于國債，由此而給商業銀行帶來的風險幾乎不存在。
四、結論及政策建議
本文利用修正的無清償能力風險指數來衡量我國商業銀行的整體風險，通過實證分析，發現股份制銀行的平均風險水平在整體上高于四大國有銀行。國有產權對國有銀行的保護及股份制商業銀行資產規模的迅速擴張和收益水平波動性的增大是導致股份制商業銀行風險水平相對較高的主要原因。從實證結果來看，權益資本占比、資產規模變動率等因素對我國十四家商業銀行風險水平具有顯著影響，國有產權所帶來的國家信用保障是國有商業銀行在風險承擔上具有顯著優勢。
盡管在統計上我們發現國家注資和國家信用對國有商業銀行風險的保障效果顯著，但隨著我國銀行業競爭的加劇及銀行業改革的深入，真正實現商業銀行自主經營、自負盈虧是大勢所趨，因而對國有商業銀行而言更應在風險管理和風險控制上努力，合理降低不良資產，提高資本配置效率。
對于股份制商業銀行而言，追求規模擴張的過程中如果不能控制不良資產的增加，資產總量增加的同時并不能降低平均風險水平，以增量資產來降低存量風險的做法只有在合理控制不良資產增加，提高風險管理和處置能力的前提下才會有效。
商業銀行投入產出變量對于商業銀行風險的影響必然要通過商業銀行內部治理結構發揮作用，因而，控制風險更主要的是改善我國商業銀行治理結構，防范因治理不完善而造成的風險生成機制。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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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制商業銀行定義范文4
關鍵詞：商業銀行；資本充足率；資本管理
中圖分類號：F830. 3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3198(2009)02-0148-02
1 股份制商業銀行資本管理中存在的問題
銀行資本是銀行經營的基礎，是吸收銀行經營過程中的各種損失的保證，是維持公眾信心的前提。現階段我國股份制商業銀行資本管理過程中存在的問題，突出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1 規模擴張沖動和業務結構不盡合理并存
近幾年，股份制商業銀行資產業務快速擴張，紛紛擴大市場占有率。規模的擴張主要是依靠貸款來支持，結果使得資本充足率逐年下降。而西方商業銀行非利息收入在總收入中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一般來說大銀行中間業務收入占總收入的比重達40％-50％左右，有的高達70％，中小銀行一般在20％-25％。
1.2 股東持續注資能力不足，資本補充途徑有限
股份制商業銀行的股東基本上都是國有大型企業，沒有能力持續的向股份制商業銀行注資，而商業行始終面臨著資本的約束，從而導致了其資本充足率的逐年下降。另一方面，資本補充途徑有限。目前，股份制商業銀行補充資本的途徑主要是：首先，通過引進新的戰略投資者。問題是，國內的股份制商業銀行絕大多數已經成功的引入了海外戰略投資者，而銀監會規定：單個外資機構投資者在一家中資銀行的持股比例不得超過20％，一家中資銀行的外資持股比例總和不得超過25％，因此再采用這種方式提高資本充足率的效果并不明顯；其次，通過在香港上市籌資。最后，提高銀行自身盈利能力。但是，以目前國內股份制商業銀行的盈利能力來說，依靠保留利潤來彌補資本金不足的局面，難度較大。同時，一些銀行通過增提貸款損失準備金來補充附屬資本，這種方法對于補充資本的作用很小，不能滿足銀行業務對資本需求的增長。
1.3 風險控制體系不完善，不重視市場風險和操作風險的控制與管理
長期以來，我國商業銀行業風險管理的重點集中在信用風險領域，市場風險和操作風險管理體系很不完善。但是，按照新資本協議的要求，信用風險、市場風險和操作風險是銀行應關注的核心。這種全面風險管理的思想要求為各種業務配置更多的資本，并將三大風險整合于最低資本要求這一監管要求下。
2 提高我國股份制商業銀行資本充足率的對策
2.1 重構銀行組織構架和業務流程
業務發展模式和盈利模式的轉型是全球銀行業發展的一個趨勢，商業銀行要以利潤為目標，以客戶為中心，圍繞產品、市場和風險管理三條主線重新構建組織構架和業務流程。比如，在組織構架上，除設立傳統意義上的分支機構外，還可以在有些地方單設零售業務部門，作為與分支行平行的獨立的機構集中開展零售業務。在產品創新上，從總行到一級分行都可以設立研發部門，創造適銷對路的新產品。在市場營銷方面，逐步變“小總行、大分行”為“大總行、小分行”，同時設立一系列專業化的作業中心和經營中心，對資金清算、大額貸款、離岸金融、資金市場業務等進行集中化、專業化運作和管理。
2.2 確立資產業務和中間業務并重的發展模式
重視中間業務的發展，既是西方發達國家商業銀行發展的經驗，也是我國商業銀行資本約束下的必然選擇。隨著我國資本市場的快速發展，商業銀行日益受到“脫媒”的影響，這些變化要求商業銀行轉變對企業融資的服務方式，逐步從單純的貸款業務過渡到為直接融資提供服務的綜合業務經營，達到貸款業務與直接融資服務并重，逐步實現業務和收入的多元化，降低業務發展和盈利增長對資本的過度依賴，重點發展項目融資、銀團貸款、貿易融資、資產證券化和現金管理。
在重視中間業務發展的同時，不能弱化資產業務。雖然近年來直接融資形成了一定的規模，但與間接融資相比，仍然相對落后。在這一大背景下，更多的企業仍然要依靠銀行貸款獲得資金支持，因此，資產業務仍將是我國商業銀行今后較長時期的重要的利潤來源。
2.3 建立以RAROC為核心的風險管理與資本配置體系
商業銀行要建立以信用風險、市場風險和操作風險量化管理為基礎、以風險調整的資本收益率為核心的風險管理體系，建立統一、優化的風險管理模式，不斷提高風險管理水平、經濟資本配置水平。通過風險體系的建設，使風險管理的工作重點從單一的信用風險管理轉變到覆蓋信用風險、市場風險和操作風險等各種風險的全面風險管理中來。改進傳統單純以財務指標為主的績效考核方式，建立以RAROC為核心的價值管理體系。完善銀行信息披露制度，確保及時真實、全面、準確地披露財務信息和其他信息。
2.4 提高銀行盈利能力，擴大資本補充來源渠道
商業銀行的新增核心資本主要依靠利潤留存，這樣的資本補充方式不依賴于市場，成本較低，是銀行補充資本的第一來源。因此，努力提高銀行的盈利能力是提高其資本充足率的現實選擇。與此同時，發行長期次級債券補充銀行附屬資本。發行次級長期債務補充附屬資本是國際上商業銀行通行的做法，一些實力雄厚的銀行利用次級債券進一步優化了其資本結構，次級債務利息支出也可以免稅，減輕銀行的財務負擔。從我國目前的實際情況來看，股本擴張融資存在一定的難度，而發現長期次級債務，既可以提高銀行的資本充足率，也可以豐富我國債券市場金融產品，克服產品單一的問題。
2.5 加大對問題資產的處置力度，降低風險資產總額
問題資產不僅使銀行風險資產增大，更降低了銀行的資本充足水平。現階段，雖然股份制商業銀行問題資產的比例在下降，但與國際性大銀行相比，仍然比較高。因此，加大對問題資產的處置力度，因戶施策，分類清收是提高其資本充足率的現實要求。對不同種類的問題資產采取不同的回收措施，分別采用變賣抵押物，追究保證人的保證責任等措施，既可以挽回部分損失，也可以使風險資產總額下降，改善其資本充足水平。
2.6 完善信息系統的功能，建立覆蓋銀行所有業務的信息系統
首先，要根據新資本協議的要求，確定規范、合格、一致的內部評級數據庫標準，明確數據定義，建立數據質量管理規章，確保業務數據的及時性、準確性和全面性。其次，以實施內部評級法數據庫標準為基礎，規劃建設全行統一的數據平臺。
股份制商業銀行定義范文5
摘 要 本文就銀行業的范圍經濟進行了分析，在闡述商業銀行范圍經濟以及我國商業銀行分業經營范圍不經濟的基礎上，探討了我國商業銀行應由分業經營向混業經營轉變，完善其公司治理結構，在穩健經營的前提下開展混業經營，拓展業務范圍，降低其風險，提高中國商業銀行的盈利水平。
關鍵詞 商業銀行 混業經營 范圍經濟
范圍經濟存在于社會經濟生活的許多方面，在各類企業之間會考慮到有無范圍經濟，是否適合兼并。它是產業組織理論的一個重要范疇。
一、范圍經濟的發展
范圍經濟最早由美國經濟學家潘扎爾和威利格在1975年定義，是指聯合生產兩種或兩種以上產品的生產成本低于這些產品單獨生產的成本總和，強調生產的范圍經濟。1990年錢德勒將范圍經濟定義為：聯合生產或銷售經濟，是利用單一經營單位的生產或銷售過程來生產或銷售多種產品而產生的經濟，強調的是生產和銷售的范圍經濟，比生產的范圍經濟更進一步。2005年丁曉正認為范圍經濟是由于投入要素、生產設備的聯合運用，或聯合市場計劃，或共同管理，企業在生產兩種 以上產品時擁有的成本優勢。這一定義說明了范圍經濟可能來自生產、銷售、管理或資金使用等各個過程，拓展了生產、銷售意義上的范圍經濟。
盡管范圍經濟的定義有所不同，但其內涵卻是一致的，包括兩個方面：第一，企業必須生產經營兩種或兩種以上的產品；第二，產品的單位成本由此而降低。范圍經濟從經濟學的角度解釋了多產品企業生產經濟性的來源――成本的節約，開啟了一個從成本的角度研究企業最佳經營范圍的視角。
范圍經濟有狹義和廣義之分，狹義的范圍經濟指企業生產兩種或兩種以上的產品而引起的單位成本的降低，是范圍經濟的內在經濟性，或企業的范圍經濟。王永將企業的范圍經濟分為企業和行業兩個層次。廣義的范圍經濟指同一地區范圍內多個企業生產多種相關產品給單個企業帶來的益處，即聚集效應，是范圍經濟的外在經濟性，或區域的范圍經濟，這是對范圍經濟理解的延伸。
范圍經濟具有可度量性，國際上普遍采用潘扎爾和威利格提出的范圍經濟程度（SC）來計量。
假如存在兩種產品，若 ，則表示范圍經濟， 越大表示范圍越經濟；而 ，則表示范圍不經濟。范圍經濟產生的原因有：投入要素的共享，即不同商品的生產會使用相同的設備或其他的投入；統一管理的效率；生產過程的互補性。
二、銀行中的范圍經濟
1．商業銀行范圍經濟的界定
銀行雖然不能生產類似工商企業的產品，但可以將銀行提供的金融服務看作金融產品。銀行的范圍經濟是指隨著銀行經營產品品種的增加或者業務領域的擴張所引起的邊際成本的下降或者邊際收益提高的現象。銀行業的范圍經濟主要表現在由銀行生產多種金融產品的成本要大大低于一些專業化機構分別生產相同金融產品的成本，它包括產品多元化所帶來的經濟和地域擴張所帶來的經濟兩個部分。
2．范圍經濟對銀行的影響
范圍經濟與聯合生產有關，對銀行的效率和成本都會產生影響。從成本方面來看，聯合生產具有可以分攤固定成本的優勢，并且可以獲得信息共享的好處，提高銀行的效率。范圍經濟存在于生產多種產品的單家企業生產這些產品比每種產品由單個企業生產更為便宜時。銀行是特殊的廠商，向社會提供多元化的服務，并且屬于多產出的廠商。
西方學者認為銀行的規模經濟、范圍經濟以度技術進步具有密切關系，且影響著銀行的效率和成本。有關銀行效率的研究大致可分為兩類：一類是探討銀行規模及產品組合對成本的影響，即所謂的規模經濟及范圍經濟；另一類則是探討銀行實際的效率與效率邊界的差異。由于衡量的方法不同，對于銀行是否享有范圍經濟的結論并不一致。既有認為聯合生產并不能降低成本，規模較大的銀行已有多元不經濟的現象。也有相信銀行聯合生產可以節省成本。
銀行的監管需要成本，銀行業的監管成本一般分為四類：一是監管者支付的成本，包括立法成本、執法成本和危機救助成本；二是被監管者支付的成本，包括服從成本和福利成本（抑制成本和生產者的福利損失）；三是消費者還必須支付的消費者福利損失；四是監管失靈成本。
商業銀行需要監管，以保證其安全性，但一方面監管會引起直接的資源成本，包括監管機構在實施監管行為的過程以及被監管方在執行監管條例的過程中產生的費用；另一方面監管會引起間接的效率損失，銀行實施監管條例可能會使被監管主體采取更為激進的經營策略、妨礙金融中介的創新、削弱銀行的競爭力，進而導致銀行業的低效率，其監管行為會干擾市場機制對資源的自動配置作用，又限制了充分競爭，從而這些會降低資源配置效率和整個社會福利水平。而范圍經濟一方面則可以減少監管所引起的直接資源成本，另一方面不僅可以使被監管主體采取更為穩妥的經營策略、促進金融中介的創新、增強銀行的競爭力，從而提高銀行行業的效率，增加銀行內部的資源自動配置作用，提高資源配置效率和整體的福利水平。
3．國內學者的研究及一些啟示
杜莉、王鋒通過對中國商業銀行1994―1999年的范圍經濟狀態進行了實證研究發現四大國有商業銀行和10家股份制商業銀行同時存在范圍經濟和范圍不經濟現象，并且范圍經濟系數與銀行資產規模呈正相關關系，規模較大的銀行在擴大經營范圍時更容易獲得范圍收益。王聰、鄒朋飛對中國商業銀行規模經濟與范圍經濟進行了實證研究，發現大部分商業銀行規模不經濟而范圍經濟。股份制商業銀行的范圍經濟系數高于國有商業銀行的范圍經濟系數，范圍經濟系數與其資產規模沒有必然的聯系。劉宗華、鄒新月對1994―2001年中國銀行業的規模經濟與范圍經濟進行了研究。結果表明，國有商業銀行存在規模經濟而股份制商業銀行存在輕微的規模不經濟；國有商業銀行及股份制商業銀行都存在總體范圍經濟。楊大強運用廣義超越對數函數方法對中國商業銀行1995―2005年的范圍經濟進行了實證研究。發現四大國有商業銀行出現范圍不經濟，而10家股份制商業銀行出現范圍經濟。竇育民，李富有運用商業銀行的二次成本函數方法，通過對中國14家商業銀行1994―2006年的范圍經濟狀態進行了實證研究，其結果顯示，中國四大國有商業銀行在所選樣本期限的絕大部分時間內表現為范圍不經濟，少部分時間內表現為范圍經濟；而中國l0家股份制商業銀行在樣本期限的絕大部分時間內表現為范圍經濟，少部分時間內表現為范圍不經濟。在中國14家商業銀行出現范圍經濟時，股份制商業銀行范圍經濟系數的總體水平高于國有商業銀行的范圍經濟系數。中國14家商業銀行的范圍經濟系數分別與其固定資產和存款總額的自然對數呈負向相關關系，而與銀行的產權制度呈顯著的正向相關關系。
三、結論
商業銀行范圍經濟的本質是其成本效率問題，范圍經濟對銀行的效率和成本都會產生影響。通過分析說明銀行的產權制度是我國商業銀行范圍經濟的關鍵因素。但國有商業銀行內部的產權不明晰，結構人員冗繁，無法建立其良好的激勵機制，造成銀行效率更為低下，缺乏競爭力，沒有真正發揮優勢，進一步導致范圍不經濟。因此，需要不斷改革和完善我國國有商業銀行的產權制度和公司治理結構，建立真正的激勵約束機制來實現中國國有商業銀行的范圍經濟。
另外，對于商業銀行而言，范圍經濟很大程度上是與多元化經營即綜合經營聯系在一起的，實行綜合經營更容易出現范圍經濟。發達國家銀行混業經營下，其業務綜合化，資源共享和品牌效應，成本節約都產生了范圍經濟；相比較下，我國商業銀行分業經營下由于業務種類少，技術水平不高、職工素質低，利率管制造成范圍不經濟的狀況。由分業經營向混業經營轉變，而混業經營載體的最高形式――全能銀行，可帶來明顯的范圍經濟，并且全能銀行是范圍經濟的最佳表現形式，全能銀行的范圍經濟不僅表現在產品的綜合化和全面化經營上，而且在監管模式選擇上也同樣帶來顯著的范圍經濟。商業銀行綜合經營的范圍經濟資產專用性低，進入成本低，可以改善銀行的內部資金結構，拓展資金的運用渠道，降低了銀行的經營風險。只有不斷完善商業銀行的公司治理結構，在穩健經營的前提下開展混業經營，拓展我國商業銀行的業務范圍，才能真正提高中國商業銀行的盈利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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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制商業銀行定義范文6
香港中文大學的郎咸平教授在“病急不能亂投醫”一文中分析了78個國家958家上市銀行的股權結構和經營利潤。郎教授認為銀行的經營利潤和股權結構沒有顯著關系，他說“銀行改革是一個次于法制和經濟改革的一個課題，和產權結構無關，也和監管無關”。他還說，“我們的結論是外商和民營銀行股權的大小和銀行的經營績效無關，因此我們否定了民營化和引進外商行的必要性”。當前在中國金融改革中，無論是學術界還是官方都強調在國有商業銀行的改革中需要通過股權多元化達到清晰產權進而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目標，顯然，郎教授的判斷與經濟學主流針鋒相對。無論如何，我都非常欽佩郎教授的反潮流精神。
全世界大部分銀行都是股份制銀行，或者說是民營銀行，例如著名的花旗、匯豐銀行等等。按照國際上比較通行的分類，只要國家控股的比例低于50%就稱之為民營銀行。因此在許多學術刊物上把銀行上市稱為民營化。銀行上市過程就是產權多元化的過程，只有實現了產權多元化才有條件來建立、健全現代企業制度。如果依然保持著國有獨資或者國有控股，就很難實現政企分開，很難在金融機構中建立有效的監督機制和激勵機制。當前我國金融改革的重點是國有商業銀行。最近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改革措施：給建設銀行和中國銀行注資，爭取上市，吸收民間和海外資本等等都是為了改變國有商業銀行的單一的股權結構。
世界銀行金融市場發展局從1998年開始，用了3年時間系統調查了107個國家的銀行。截止2000年底，民營銀行占全球銀行資產的比重已經超過了70％。這個比重在近年來一直處于上升態勢，而國有銀行的比重持續下降。在發達國家中國有商業銀行的比重從40％下降為20％，在發展中國家由60％下降為40％。國有銀行比重最高的國家有中國、東南亞和前蘇聯國家。如果不包括轉型國家，國有銀行占主導地位的國家幾乎都是窮國。在北美和澳洲，國有銀行比重低于10％，在歐洲和日本低于20％。世界上幾乎所有經營績效較好的銀行都是民營銀行，而國有銀行在排行榜上幾乎都忝居末位。[1]
倘若拿四大國有商業銀行和一些著名的外國銀行相比：從股本回報率（ROE）來說，花旗集團為38.8％，美國銀行為30.6％，匯豐控股24.8％，而中國銀行的資本回報率只有7.6％，工商銀行3.7％，農業銀行2.2％，建設銀行3.8％。
從資產回報率（ROA）來看，花旗集團為2.08％，美國銀行為1.97％，匯豐控股1.27％，而中銀行的資產匯報率為0.38％，工商銀行0.14％，農業銀行0.10％，建設銀行0.14％。[2]
相比之下，中國國有商業銀行和國際大銀行之間的差距如此之大，怎么能夠說，銀行的績效和產權沒有關系呢？
在拜讀了郎教授的英文論文(BankOwnershipStructureandEconomicPerformance)的數據結構之后發現他在數據處理、回歸分析和邏輯推理上似乎有些失誤，結論來得過于唐突，實在不敢茍同，愿意就此題目向郎教授請教。
二、銀行經營績效的數據處理
郎教授文章采用股本回報率(ROE)來評估銀行的經營績效。不過，這樣做是有前提的，那就是必須符合巴塞爾協議的要求，銀行的資本充足率不低于8%。只有這樣才能保證一旦銀行在經營中出現不良貸款，銀行具有足夠的清償性，能夠憑借自身的資金沖銷壞帳。倘若不遵守這條規則，采用股本回報率來評估銀行經營績效可能誤導信息。顯然，銀行資本充足率越低，股本回報率越高，可是，他們遭遇金融危機的概率也越高。在這種情況下，即使這些金融機構的股本回報率比較高，也不能稱之為好銀行。世界上主要銀行的資本充足率都高于8％，例如，美國銀行業平均資本充足率為12.04%，加拿大、德國、意大利和日本的平均資本充足率都高于11％。其中，花旗集團的資本充足率為11.25%，匯豐控股13.3%，而中國銀行業平均資本充足率只有4.27％。有些農村信用社只有2%左右。[3]這是中國金融改革必須要解決的一個難題。2004年動用450億美元向中國銀行和建設銀行注資就是為了提高他們的資本充足率。因此，如果用股本回報率來分析銀行績效，應當刪除所有資本充足率低于8%的金融機構。倘若一定要把那些資本充足率達不到標準的銀行包括在內，也應當對他們的股本回報率打折計算。這樣一來，中國國有商業銀行的股本回報率就更低了。三、該研究沒有包括四大國有商業銀行導致缺乏針對性
在郎教授的數據中，中國金融機構只用了3家股份制銀行，而沒有包括四大國有商業銀行在內。迄今為止，四大國有商業銀行占有銀行金融資產的65%，其實際影響遠遠大于他們占有的金融資產比例，在許多領域中甚至處于壟斷地位。由于郎教授的樣本中沒有包含四大國有獨資銀行，因此對于國有商業銀行改革，特別是在討論產權改革時文不對題，欠缺說服力。
在郎教授文章中引用的3家股份制銀行的產權結構為：國有股為0，民間股(WidelyHeld)為0，國內資本控股(DomesticFI)97.27%，外資控股2.728%(詳見Table6,OwnershipStructureAcrossCountries)。這個數據的真實性值得推敲。事實上，除了民生銀行基本上以民間資本為主之外，其余股份制銀行的國有股的成分都相當高。如果僅僅把國有股的定義限制為財政部擁有的股份，那么，地方政府或者國有企業持有的股份應當劃歸哪里？如果按照郎教授文章所說，中國股份制銀行中的國有股為零，當然不再需要什么產權改革了。
四、國有持股比例并不等于產權結構改革
郎教授分析的958家銀行全部都是上市公司。其中，“大眾持股的銀行比例非常低，只占所有銀行的15%，而國家持股銀行比例最高占28%”。在這里沒有弄清楚郎教授所說“大眾持股的銀行比例”究竟指的是什么？是一般股民持股比例超過50%的銀行數目，還是指一般股民在銀行中持股的比例？從數據來看，郎教授分析的是國家持股的比例和銀行績效之間的關系。郎教授的結論也許可以比較明確地闡述為：“在上市銀行當中，國家持股的比例對于該銀行的績效沒有明顯的影響?！碧热羧绱耍彝饫山淌诘慕Y論。因為在上市銀行中，國家持股的比例有多有少，并不能說國家持股10%就一定比20%要好一些。郎教授的結論并沒有錯：在上市銀行中并不是政府占的股份比例越小其績效就越好，但是，這并沒有說明國有獨資銀行是否需要推進股份制改革。
五、推論的可逆性
郎教授的推論缺乏可逆性。
回歸分析往往具有不可逆性。例如，閉關自鎖一定落后，但是對外開放不見得保證高速經濟增長。我們可以用數據來證明一個國家的對外開放程度未必一定和它的經濟增長速度相關。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在全世界各國當中，除了石油輸出國，從低收入國家行列中躍入高收入國家行列的只有亞洲四小龍。他們全部實行對外開放的出口導向政策。有許多非洲、亞洲、拉丁美洲的國家，盡管他們也推行對外開放政策，但是至今還很窮。這說明對外開放只不過是經濟高速增長的必要條件，任何時候都不能把開放政策誤認為是經濟增長的充分條件，好像只要一打開大門就自然而然會富起來。要實現經濟高速增長需要許多條件，對外開放只不過是其中之一。
在上市銀行當中，經營績效未必和國有持股比例顯著相關，但是這并不能反過來證明，國有獨資銀行的績效一定差，民營銀行的績效一定好。在民營銀行當中有好的，也有差的。在亞洲金融風暴中，在印度尼西亞表現最差的恰恰是一些由皇親國戚開辦的民營銀行。國有獨資商業銀行在西方各國已經絕跡。只有在那些比較窮的發展中國家，或者那些正處于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國家當中國有商業銀行才占有比較大的比重。因此，比較可行的分析方法應當是拿世界上為數不多的國有獨資商業銀行來和其他銀行做個比較，然后才能看出產權改革的重要性。世界銀行已經就此課題做了很好的調查研究，看看他們的報告就可以了。
六，打破壟斷，改善競爭環境
如果要討論中國的金融問題，無論如何也不能繞過四大國有商業銀行。這四大銀行全部是國有獨資。在動用外匯儲備給建設銀行和中國銀行注資之后，這兩家銀行的股東由財政部變成了中央匯金投資公司。實際上，無論名義如何變化，并沒有改變這兩家國有商業銀行的性質。等到這兩家銀行上市以后，性質才發生了變化，可以稱之為股份制銀行。如果將來國家持股比例低于50%，我們可以按照國際慣例稱其為民營銀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