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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境金融政策范文1
自貿區賬戶細則尚未出臺
盡管接近春節假期，但外資行上海自貿區支行的客戶經理仍在忙碌之中。昨日，記者從多家外資自貿區支行了解到，銀行客戶經理多在忙于拜訪客戶。其中一家外資支行工作人員告訴記者，“目前客戶經理都在外拜訪客戶了，這幾天比較忙?！?/p>
一位外資銀行人士也告訴記者，“目前外資行都發力上海自貿區業務，利用自貿區金融創新試點的機會聯動外匯母行幫助企業走出，從而帶來銀行利潤的增加。競爭還是很激烈的?！?/p>
據了解，目前有10多家中外資銀行在上海自貿區相繼獲批建立分支行網點，但目前開業的只有三家外資支行。
值得注意的是，多位業內人士表示，由于資本項目可兌換細則尚未出臺，上述已經開業的上海自貿區支行目前也不能辦理自貿區賬戶，業內預計最快在春節后相關細則可能會出臺。
“目前只能辦理企業離岸賬戶和區外賬戶，自貿區賬戶還不能辦理，需要等細則出來才行?！币晃煌赓Y自貿區支行客戶經理稱。
昨日，恒生中國上海自貿試驗區支行獲得開業批準；而1月以來，分別有星展、東亞和匯豐三家外資上海自貿區支行先后開業，初期業務偏重公司業務。
海外聯動是趨勢
匯豐中國表示，開業初期側重面向有跨境金融需求的企業客戶，在政策指引框架下陸續提供包括賬戶服務、本外幣及境內外資金結算等廣泛的銀行服務。隨著區內金融政策的逐步實施，預計新支行的業務范圍和規模也將進一步擴展。
此前開業的星展銀行也表示，初期主要服務自貿區內的企業客戶。
匯豐中國副董事長、行長兼行政總裁黃碧娟表示：“將致力在金融產品和服務創新領域積極探索，先行先試，利用匯豐作為國際銀行的跨境優勢，將海外經驗因地制宜地運用到上海自貿區?！?/p>
恒生中國副董事長兼行長林偉中表示：“上海自貿試驗區支行將依托與母行恒生銀行的聯動優勢，發揮恒生在跨境金融服務、貿易服務等方面的專長。”
東亞中國執行董事兼行長關達昌表示：“未來隨著新支行業務豐富并逐漸發展成熟，將拓展更多海內外新客戶?！?/p>
在未來的業務重點方面，星展銀行向記者表示，已經成立專門項目小組，研究利率市場化、資本項目開放帶來的新產品、新服務，將首先在自貿區推出。
跨境金融政策范文2
效益仍是企業首要考量
一家公司在國內市場受限之時，想到國際化，這容易讓人理解。但難點在于，企業是否有能力動用同樣的資源，使國際業務創造的收益高于國內傳統市場。即便是有戰略考慮，這種資源投入產出平衡和比較也是十分必要的。任何企業的資源都是有限的，特別是，在目前大部分國有企業都是上市公司的情況下，對業務布局的平衡常常會面臨來自股東的關注。
根據公開資料，很多公司無時無刻不把國際化作為戰略重點，歷年的工作報告和每五年一次的戰略規劃，者隈給國際化戰略留下較大篇幅的文字，但十幾年過去了，效果不盡如人意，原因就是沒有找到更適宜的國際市場。當時刻面對國內優于國際的現實，當企業內部行政指令與市場導向發生矛盾之時，市場就決定了資源配置，結果自然是國內業務增幅較高，國際業務增幅較低，國際收入占比要么下滑，要么持平，增速很難見到超越國內業務的情景。
業務模式復制是成功關鍵
很多企業在開拓國內市場時所向披靡，一般是當年啟動，當年有訂單，當年有收入，甚至當年有效益貢獻。業務特點是投入少、把握大、可靠性強。國際業務則很少出現這種情況，但凡開拓一個國際市場，投入資源多、把握性小、風險高成為普遍現象。中國打法在海外屢屢失靈，如據資料統計，2013年之前我國礦業海外投資的失敗率約80%；有央企雄心勃勃進入波蘭市場，卻沒料到小小的青蛙也會成為影響工期和成本的大挑戰等。
在國內，各家公司以其自身業績和能力，形成了相對穩定的商業模式，在一個新地區開拓業務類似于模式復制。特別是近幾年很多公司全力推進標準化、信息化建設，模式的內涵也在不斷豐富。為什么不能將在國內的商業邏輯推演到國際市場上呢？當然有公司自身能力不足和商業環境差異的原因，但更主要的是境內境外不通暢，也就是公司賴以生存的生產要素不能跨境自由流動。公司在國內市場配置資源的能力，不能輸出到國際市場，特別是不能輸出到那些與國內市場人流、物流、資金流、信息流不通暢的國家和地區。
地緣因素永遠是國際化的決定性因素。比如，有企業參與中南美洲當地工程的競標，當時僅從國內貨運建材到當地就需要幾個月時間，使得競標能力大打折扣。而屬地化公司在美洲內部的狀況要好得多，工程總承包商走到哪里，與之合作的金融機構、保險機構、眾多的分包商、分供商就跟到哪里。
“一帶一路”就是要解決“不通”問題，變為互聯互通。只有資源可跨境流動了，才有資源的國際化配置，才能獲得地區資源稟賦差異效益。以中亞為例，一些公司盡管在當地已經營了相當長的時間，在當地也做了一些有影響力的項目，但就是不能做大做強。伴隨“一帶一路”情況才有所改變，業務規模開始有起色了。將來中巴之間各種資源互通了，沿新疆喀什貫穿巴基斯坦全境也不過幾個小時的陸路車程，企業在國內的商業優勢，就可以轉化為在當地的競爭優勢，就能像做國內市場―樣做好巴基斯坦市場。如果一家企業成熟的商業模式，可以復制到“一帶一路”沿線六十幾個國家，那么公司國際化業務的規模就相當可觀了。
金融支持是模式復制重要一環
商業模式能否復制，主要是人流、物流、資金流、信息流能否復制，其中，金融資本要素能否像國內業務一樣，便捷暢通地對業務進行支持，是境內商業模式能否復制到境外的重要一h。
圍繞“一帶一路”業務提供金融支持，包括兩個方面：一是來自外部的金融機構的支持；二是企業自身為走出去所做的努力。
就外部而言。目前來看，政府已經推出了很多扶持性金融政策和財政政策，在推動企業走出去方面發揮了很大的作用。在與香港設點的境內金融機構的交流過程中，比如中國太保、中國人壽等，他們表示，香港機構的一個重要職能就是配合境內企業走出去，提供相應的保險服務。
國家還專門設立了投資公司，支持走出去的企業發展。作為一家新設立的中央企業，其重要的使命之一就是利用其國有資本的雄厚實力來幫助走出去的企業進行兼并收購增添一臂之力。從這里也可以看出國家對企業踐行“一帶一路”戰略的支持。五礦收購境外礦藏、招商局收購澳洲的碼頭都得到了其資金支持。
但眾多企業感到仍有不少政策的缺失，或者無法落實。實踐中，由于我國金融政策條件嚴苛，融資成本顯著偏高，面對國際市場的風云變幻，走出去的企業有時會顯得力不從心，在競爭力方面處于下風。境外融資成本還是相對來講要低廉很多，這種融資成本的明顯反差，使很多企業無法感受到政府在金融政策扶持方面的實惠。同時，我國金融機構布局仍集中在國內，在國外的點面還不夠寬。很多境外項目每次都需要國內金融機構派員到項目現場核驗后，才能放款。這種合作方式耗時耗力，嚴重影響了海外業務金融服務的效率。
就內部而言，隨著企業“一帶一路”戰略的推進，走出去步伐的加快，境外融資需求成為擺在企業前面的頭等大事。很多走出去的企業面臨的問題是，債端基本在國內，且境內融資基本以短期為主，而公司經營是全球化的，這就造成了資金供應和需求的不匹配。很多央企紛紛尋求國際機構的評級，發行外幣債券，以支持走出去業務的發展。據公開資料，央企中國建筑于2015年10月30日由三大著名國際信用評級機構一致授予行業內全球最高信用評級，即標普穆迪、惠譽，評級展望均為穩定，充分體現了公司在工程建筑與地產業的領導地位。隨后公司發行了美元債券，受到市場的歡迎，融資成本較低。美元債券的發行為公司“一帶一路”戰略的推行提供了強有力的支撐。其他建筑央企，鐵工、鐵建以及中交等，隨著走出去步伐的加快，在獲得三大評級機構的評級后，也紛紛發行了美元債券，以支持境外業務的發展。
跨境金融政策范文3
關鍵詞：托賓稅；外匯管理；資本流動
中圖分類號：F830 文獻標識碼：B 文章編號：1007-4392（2014）04-0016-03
隨著我國外匯管理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入，資本市場不斷開放、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進程持續加快，跨境資金流動風險壓力相應增加，加快外匯管理方式和手段創新，維護金融市場穩定和安全，成為擺在我們面前的一項重要課題。易綱局長提出“深入研究托賓稅、無息存款準備金、外匯交易手續費等價格調節手段，抑制短期投機套利資金流出入”，為我國創新外匯管理手段提供了建設性思路。本文從我國實施托賓稅的方式進行初步的探討。
一、實施托賓稅的現實意義
1972年，美國經濟學家詹姆斯?托賓在普林斯頓大學演講中首次提到了“托賓稅”，建議對所有與貨幣兌換有關的國內證券和外匯即期交易征收稅率統一的國際稅。托賓稅有狹義托賓稅和廣義托賓稅之分。狹義托賓稅僅指對資產交易直接課稅的稅收形式，即對所有外匯交易征收一定比例的外匯交易稅。廣義托賓稅包括其它提高短期資本流動成本的相關措施，常見的形式有無息準備金、預扣稅、所得稅等。托賓稅的實施旨在增加短期資本頻繁交易的成本，緩解國際資金流動尤其是抑制短期投機性資金流動規模急劇膨脹造成的匯率波動，維護國際金融市場穩定。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后，發達經濟體實施、深化量化寬松貨幣政策，對我國跨境資金流動形成沖擊，跨境資金流動波動加劇。如2012年，我國跨境資金流動整體呈現出“資金凈流入-凈流出-流出放緩-凈流入”態勢；2013年，資金流入壓力加大，呈現出“資金大量凈流入-凈流入放緩-凈流入反彈”的態勢。為防范異常資金流動風險，促進國際收支平衡，我國采取了一攬子綜合性政策措施，如2013年開展應對和打擊“熱錢”專項活動，啟動跨境資金異常流入應急預案，強化銀行結售匯綜合頭寸管理，加大對違規銀行和企業的處罰力度等等。這些措施在抑制異?？缇迟Y金流動方面取得了明顯成效，但套利資本熱錢不斷涌入的態勢沒有得到根本改變，人民幣升值趨勢明顯加速。2013年，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中間價累計升值3.1%，較2012年上升了2.07個百分點。
當前，世界經濟緩慢復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最新預測顯示，2014年世界經濟增長可能達到3.7%，2015年增長將達到3.9%，同時，我國在推進改革中經濟保持平穩較快發展，將吸引國際資本繼續向我國流入。而美聯儲量化寬松政策退出，以及美國、歐洲、瑞士等6個主要發達經濟體央行之間簽訂長期、無限、多邊貨幣互換協議，都將可能會造成國際資本從我國向外流出。尤其需要關注的是，美聯儲量化寬松政策退出的過程，可能引發國際資金加速流動。雖然我國經濟總體上保持平穩較快增長，外匯儲備充裕，對于資金的流動沖擊有較強的承受能力，但是我國跨境資金流動面臨的不確定、不穩定因素依然存在，雙向波動的特征將會延續。隨著我國資本市場開放的加快推進，國際套利資本進出我國的渠道和方式會更加便捷，資本流動的變動方向和規模對我國的影響將日益增強。在此形勢下，創新管理方式和手段，研究運用國際上已開始實施的“托賓稅”，維護經濟金融安全迫在眉睫。
二、實施托賓稅的國際做法
上世紀90年代，托賓稅在一些國家已經開始實施，巴西、智利、馬來西亞和泰國等國都曾實施過以市場為基礎的間接性管制，主要采取征稅、繳納無息準備金、流入資本最短停留期限限制，設立非對稱性敞口頭寸限制、報告限制等措施。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后，巴西對國外資本征收2%的金融交易稅，泰國和韓國對外資投資債券收益進行征稅。歐盟宣布從2014年1月1日起，在德國、法國、意大利、西班牙、奧地利等11個國家對所有金融工具的買賣進行征稅。托賓稅在政策實施初期都可能取得一些效果，但因各國對外開放程度、政策環境以及實施方式不同，效果也各有差異。
（一）征收所得稅
征收所得稅的基礎是投資收益，是對居民持有外國資產和非居民持有本國資產獲得的收益征稅。1994年，馬來西亞為穩定金融形勢實施資本管制，其中包括對外國投資收益的匯出征收所得稅，及時制止了資本大量外流，對于保持低利率、穩定國內金融形勢起到了積極作用。從具體實施來看，征收所得稅適合在資本流出環節征收，政府可以根據形勢變化制定差別稅率，或者改變資本流動的期限結構，而且需要對外國投資者收益進行評估。
（二）征收金融交易稅
金融交易稅的計稅基礎是國際資本交易額，是在居民資本流出時和非居民資本流入時征收，屬于預扣稅。為遏制短期資本套利，1993年11月，巴西對外國資本征收進入稅，對外借款的稅率為3%，外國資本投資巴西國內固定收益證券的稅率為5%，到1994年6月，進入稅最高達到25%。從實施效果看，巴西進入稅并沒有成功遏制短期套利資本流入。主要原因是巴西金融市場比較發達，市場上有活躍的貨幣期貨和其他衍生交易，使得市場投資者能夠通過貨幣期貨和衍生品市場進行套期保值，將在巴西投資的外幣收益鎖定，成功地逃避了資本管制。
（三）無息準備金制度
無息準備金制度要求跨境投資按照投資額的一定比率，向資本流入國中央銀行繳納本幣或外幣存款，在存期內存款沒有利息。無息準備金制度主要用于資本流入，是對國際資本流動間接征稅。實施中，政府可以根據國內外利差，通過調整無息準備金率和存款期限來改變隱含的稅率，從而使短期資本流動失去套利的機會。智利于1991年6月引入無息準備金制度。最初的適用范圍是除貿易信貸以外的所有國外借款，比率是20%，并根據借款期限確定不同的存期。此后，智利根據市場反應和國內外經濟環境的變化不斷調整適用范圍和比率。智利運用無息準備金制度使國際資本流入結構改善，資本流入的期限變長。
三、我國實施托賓稅的方式選擇
實施托賓稅，抑制短期投機套利資金流動，維護金融市場和匯率穩定，必須選擇與我國對外開放和金融市場發達程度以及國內經濟金融政策相適應的方式。從各國實施托賓稅的經驗看，征收所得稅對我國來說，在稅收制度和實施技術上存在困難；金融交易稅適合資本市場開放程度較高、金融市場較發達的國家采用。當前，我國貨幣沒有完全可自由兌換，資本項目尚未完全開放，且金融市場還不是很發達，引入無息準備金制度比較合適。具體可從以下幾方面考慮。
（一）實施范圍漸次擴大
我國實施無息存款準備金制度應采用漸進的方式，逐步擴大?，F階段，沒有必要對所有的短期資本流入實施無息準備金制度，可以暫時考慮除貿易信貸外，對所有債務性資本流入，包括外商投資企業的對外借款，要求境內借款人或境外投資者按流入資本的一定比例按規定的幣種、規定的期限以無息形式存放。根據政策實施效果，針對可能存在的避稅行為，可以將監管范圍擴大到貿易信貸和外國直接投資項目相關的配套資金。隨著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進程加快，商業信貸、債券類、股票類證券交易改革措施出臺，外匯市場擴大開放程度，可以進一步擴展到股票、債券、基金份額、衍生品等金融工具，對所有流入資金均執行無息準備金制度。
（二）準備金率因勢而定
有分析稱，我國目前境內外利差水平已經在3%以上，由此引發跨境資本的套利交易。要消除套利機會，可以統一設定為25%-30%的無息準備金率；也可以針對資金在境內停留期限執行不同的無息準備金率。比如，期限在90天內的資金，執行30%的準備金率；期限在一年內的資金，執行20%的準備金率；期限在一年以上的資金，執行10%的準備金率。當然，也要根據我國跨境資本流動的形勢變化對準備金率進行調整，如果國際資本流入壓力不斷加大，可以將準備金率提高到30%以上；如果國際資本流出趨勢明顯，可以將準備金率下調到10%以下。
（三）合理確定準備金期限
一般來說，針對不同期限的資金應設定不同的存期。比如，期限90天的資金，存期為90天；期限在90天以上一年以內的資金，存期等同于期限；期限在一年以上的資金，存期為一年。為便于管理，可以將所有資金設定為統一的存期，最低存期可設定為半年，并根據形勢變化和資金流動狀況適當延長或縮短。
四、我國實施托賓稅的配套措施
（一）制定政策法規、完善技術支撐
一方面，以法規形式引入無息準備金制度，對我國熱錢流入規模及境內外利差進行測算，根據跨境資金流入形式和特點對無息準備金率、監管資金范圍、征稅的幣種、存期、到期投資的再投資等方面予以明確，并根據國際資本流動變化情況適時進行調整，以應對短期資本流動風險。另一方面，充分運用和發揮我國跨境資金流動監測與分析系統作用，準確監測短期跨境資金流動形勢變化，及時預警發現潛在風險，為防范跨境資金流動沖擊做好支撐。
（二）豐富監管措施，形成監管合力
無息準備金制度作為我國資本市場開放的一個過渡性過程和輔助工具，要充分發揮其作用，還需要采取相適應的貨幣政策及財政政策，配合外匯交易手續費等價格調節手段，輔助于征稅、設立非對稱性敞口頭寸限制、報告限制等間接監管措施，進一步加強反洗錢、反恐融資、反避稅天堂等工作機制，完善國內經濟金融體系。比如，加快推進匯率市場化、提升資本市場的廣度和深度、提高資本流動監測能力、加強部門間協作等，緊跟國內外經濟形勢的變化，不斷豐富和完善監管協調的合作形式和機制，著力形成防范跨境資金流動沖擊的監管合力，應對短期資本流動沖擊，引導長期資本流向生產性實體經濟，維護我國經濟金融穩定安全。
（三）加強國際合作，提升監管效果
對任何一個國家來說，長期資本無論流入或者流出對輸出國與輸入國都有好處，也有利于保證匯率的穩定，而短期資本不僅會導致匯率的頻繁波動，也會對實體經濟造成沖擊。如果一國實施托賓稅，可能會導致國際資本從有稅國向無稅國流動，加大無稅國的資本流入壓力，對無稅國造成沖擊。因此，我國應與其他國家尤其是新興經濟體廣泛溝通，加強多邊合作，促使托賓稅在全球范圍內統一實施，形成各國對短期投機資本的協同監管，抑制套利資金對各個市場進行沖擊，穩定匯率和金融市場，從而達到最佳監管效果。
課題組組長：張林
跨境金融政策范文4
作為朝鮮近鄰的中國，農業市場具有市場需求多樣化和國際市場彈性大兩個方面的優勢。一方面，隨著我國城鎮居民消費水平的不斷提高，擁有13億多人口的市場對高品質農產品、花卉、種子種苗等有優勢的農產品需求提高，導致國內消費市場發展較快，已形成不同層次的消費群體。另一方面，由于我國自身氣候與資源條件較為豐富，短期內大量進出口某種產品對經濟總量影響不大，抗市場干擾能力較強。此外，極其低廉的勞動力成本為中朝農業合作奠定了又一良好基礎。
因此，具有地緣優勢與經濟互補性的中朝兩國現代農業合作在生態農業、農產品生產和加工等方面合作的市場前景廣闊。但是農業屬于弱質性產業，在經營資金上容易出現信貸配給，從某種意義上來說融資難已成為制約中朝現代農業合作的瓶頸問題?？梢?，探析中朝農業合作的融資困境，并積極拓展融資渠道已成當務之急。
一、中朝現代農業合作的融資晴雨表
中朝現代農業合作的融資需求特征明顯，主要表現在：現代農業合作領域的多樣性導致資金需求量較大；發展的階段性導致資金依賴性較強；當前資金需求得不到滿足。
一是隨著農業轉型升級，現代農業經營領域逐漸由農業第一產業，向二、三產業深度延伸轉變；此外，部分農業經營部門也已開始興辦加工企業與轉變營銷方式，提升了產品品質與市場競爭力。因此，在現代農業從簡單服務到更為綜合的演化，即從事產加銷一體化類型的現代農業合作時，中朝現代農業合作的資金需求數量較大。
二是在中朝雙方跨境經濟合作初創期，由于對基礎設施建設需求較大，因此較多的資金需求就傾向于進行基礎設施建設；在發展期與成熟期，現代農業合作由原來的初加工到精加工綜合服務等，因此需要更多資金進行扶持。由此可見，現代農業合作發展的階段性導致資金依賴性較強。
三是現代農業的發展需要大量資金作為基礎設施建設的保障。在新義州-丹東市地區合作來看，這一地區經濟不發達，導致資金投入明顯不足，基礎設施落后的現狀亟待解決，如果做初步估計來看，整個地區發展需要大量資金。
上述種種特征顯示中朝農業合作的資金需求量較大，但無論從合作雙方權益融資不足角度、從政府金融支持不足角度，還是從政府制度保證角度來看，融資困境處處可見：
從合作雙方權益融資不足角度分析融資困境。所謂權益融資不足，主要是指成員投資動力不足。究其原因，造成成員投資動力不足的根本原因是中朝現代農業合作的政策制度不規范、前景預期不樂觀以及投資組合問題。首先，政策制度不規范主要是可供查詢與遵守且可以被明確執行的政策缺失與不規范。其次，前景預期不樂觀的主要原因是投資者認為未來收益不穩定與不確定。最后，投資組合問題是導致融資不足的另一個原因。
從政府金融支持不足角度分析融資困境。中朝兩國政府對現代農業合作的融資支持可以從兩方面著手進行，一方面，給予直接的融資支持，如直接的財政扶持，另一方面，則是通過創造更好的融資環境實現間接融資支持，如通過法律法規，對支持合作社的金融機構的政策傾斜等。但是，就目前情況分析，通過前者進行中朝現代農業合作的支持方式是非常有限的，重點則在于通過創造良好的融資環境促進現代農業合作。從理論上來看，法律和制度的弱化將阻止跨國整合，防止投資與貿易并抑制貿易融資。在以往較長的中朝跨境經濟合作中，由于缺少財產保護與締結契約的政府保護，許多中朝跨國投資企業試圖建立組織機構以支持跨國投資與跨國貿易。傳統意義上看，當兩國均實行計劃經濟體制時，企業的經營業務額度與領域均受行政指令指導，但當由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時，中國和朝鮮之間的經濟一體化必須要解決法律和制度弱化問題，否則就會像當初蘇聯解體時那樣使朝鮮陷入糧食危機的情況出現。
從政府制度保證角度分析融資困境。首先，中朝現代農業合作相關法律滯后對其融資有制約作用。一方面，造成金融支持無法可依或者有法但難落實局面；另一方面，盡管我國農業法等相關法律具有鼓勵農業現代化的信貸支持，但這些規定較多停留在形式層面，可操作性差。其次，政府尚未形成對現代農業合作融資的有效政策體系。一方面，國際跨國經濟合作可能涉及到關于農業保險與商業保險的保險類制度供給不足；另一方面，即使在政策制定并加以落實時覆蓋面較窄，有些合作項目不能實際享受到該政策。最后，地方政府的非理性干預也成為導致難以擺脫行政的、非經濟因素的束縛，從而漸失獨立性與自甚至偏離了合作方向。上述表明，政府制度缺失難以保證現代農業合作資金短缺問題得以實質性解決。
二、多重舉措合力拓展融資方式
在上述情況下，通過優化融資結構，拓展多元化的融資渠道，是解決當前中朝農業合作融資困境的有效途徑。
第一，爭取政府投入以拓寬現代農業合作的資金渠道。
根據參與中朝現代農業合作成員國與投資主體的具體經濟情況，有針對性的設計拓寬現代農業合作的資金渠道。中朝現代農業合作區實行以政府投資為導向、以招商引資為主體、銀行貸款與社會各類資金為依托的多元化投資體系，其中，招商引資包括國內外投資，主要以農村集體經濟投資與民營經濟投資為主。
資料來源：歷年《丹東統計年鑒》整由表2可以看出，“十一五”期間，按總人口計算，丹東市人均一般預算收入從2006年的1126元提高到2010年的3322元，年均遞增31.1%，超過省平均遞增速度7個百分點。因此，丹東市的財政收入與人均GDP具備為中朝現代農業合作提供財政資金幫助的可能性。
第二，改善基礎設施建設以吸引外商投資。在現代農業合作中，良好的基礎設施與外商投資可以相互促進。
首先，改善投資的硬環境。在鐵路口岸建設、公路口岸建設等方面不斷加大改善力度，允許持有效護照及簽證的第三國公民、貨物和運輸工具通過。此外，連接中朝兩國的鴨綠江公路新大橋建設項目順利推進，目前也已進入主體工程施工建設階段。
其次，改善投資的軟環境。伴隨基礎設施主要是交通運輸的不斷完善，政府部門也應該進行軟環境建設。為吸引國內外企業在新義州-丹東交界處進行現代農業合作，應該制定優惠政策、營造寬松投資環境。
第三，完善金融政策與稅收政策。中朝現代農業合作需要大量資金，在金融政策與稅收政策方面應逐漸完善。
首先，完善金融政策。在積極支持中朝現代農業合作區的產業化、科技化與現代化直接與間接金融政策時，不斷完善金融配套服務，增加金融服務品種，加大金融支持現代農業合作、中朝民營經濟力度，促進中朝現代農業合作區建設上新水平。
其次，完善財稅政策。在積極爭取中央與省級政策對現代農業合作的政策優惠與傾斜支持的同時，進一步完善稅收優惠政策，主要是擴大企業所得稅的稅收優惠，完善出口退稅政策，縮小出口退稅征退稅率的差別，并完善增值稅優惠政策，提高中朝現代農業合作的農產品出口價格競爭力。同時，中朝兩國政府應構建合理的稅收體制，各國可借鑒先進經驗，使中朝現代農業合作切實享受到稅收政策的優惠。
最后，政府對為現代農業合作提供信貸支持的金融機構給予政策扶持。政府可以給予以利潤為導向的、為現代農業合作提供貸款的商業銀行一定的政策傾斜，具體可以通過財政貼息、差別稅率、再貸款方面予以支持。
第四，建立現代農業擔保信用體系。
首先，成立現代農業擔保公司。在確保正規金融對中朝現代農業合作融資外，力爭成立“政策引導、市場運作、穩健經營、增創效益”為經營理念的現代農業融資擔保有限公司，以投資農業產業為主體，業務范圍包括融資性擔保業務，訴訟保全擔保、投標擔保、預付款擔保、工程履約擔保、尾付款如約償付擔保等非融資性擔保業務，以及與擔保業務有關的融資咨詢、財務顧問等中介服務。通過財政以獎代補與風險補助方式，實行政府注資、金融資本注入、整合國有資產、民間資本投入等多種方式，加快推進農業信貸擔保體系建設。
其次，實行反擔保與完善內部控制。在加強擔保公司自身建設方面，加大反擔保力度，共同分擔風險，逐步構建以農業信貸擔保機構提取風險準備金為主、以財政風險補助金為補充的擔保風險金補償機制；在內部控制上，建立完善擔保責任余額最高控制、大額擔保風險保證入股金、被擔保人提供反擔保保證與風險準備金等制度。
跨境金融政策范文5
然而，與成熟經濟體相比，我國的貨幣和金融體系還存在一定的差距，這需要我們以人民幣加入SDR為契機，加快金融改革步伐，不斷提高金融監管水平，不斷提高金融政策研究水平和決策效率。
對我國而言，人民幣加入SDR是新的開始而不是結局。未來，我國應繼續堅定不移地推進全面深化改革的戰略部署，加快推動金融改革和對外開放，為促進全球經濟增長、維護全球金融穩定和完善全球經濟治理做出積極貢獻。
一、人民幣加入SDR后的金融框架
對我國貨幣政策框架和匯率制度提出更高要求。人民幣成為國際儲備貨幣意味著國際社會對我國會像對待美國、英國等其他儲備貨幣發行國一樣有同等期待。同時，隨著人民幣被廣泛使用，我國貨幣政策特別是匯率政策的制定和執行將不可避免產生“外溢效應”，對其他國家及使用人民幣的企業和個人造成影響。因此，國際社會希望我國的貨幣政策框架和匯率制度更加市場化、更加靈活、政策透明度更高、政策溝通更有效。
（一）貨幣政策調控框架將更加穩定、更具彈性、效率會進一步提高
人民幣加入SDR，說明IMF和國際社會對我國貨幣政策框架的認可，我國的貨幣政策將按照既有政策框架進行。目前，我國已經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在貿易、投資、人流、物流、信息上都已經深度融入世界經濟，貨幣政策面對的是一個開放的宏觀經濟格局和一個復雜的金融市場環境。人民幣加入SDR后，我國所做的適合SDR的操作和改進將與現在既定的、完善貨幣政策框架的改革方向完全一致，金融改革的步伐還會按照既定方針繼續向前推進，不會放慢。例如，繼續穩步推進利率、匯率的市場化改革，完善利率傳導機制和匯率形成機制；繼續重視數量型貨幣政策工具，更加重視價格型貨幣政策工具；強化逆周期調節的宏觀審慎管理機制，逐步減少對行政手段的依賴，更多運用市場的、法律的手段，以及匯率、利率、稅率等價格工具形成的法律規制調節經濟活動，提高宏觀調控的前瞻性、針對性、透明度和公信力。今后的貨幣政策框架將更加穩定、更具彈性，效率會進一步提高。在保持中國特色的同時，貨幣政策的透明度、中央銀行溝通、貨幣政策意圖的傳播以及對預期的管理將更加與國際接軌。
（二）在保持基本的匯率制度不變的前提下完善匯率形成機制
在未來較長一段時期內，我國的對外貿易還將保持較大的順差，外國對華直接投資（FDI）和我國對外直接投資（ODI）持續增長，外匯儲備非常充裕，這些因素都決定了人民幣沒有持續貶值的基礎。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穩定，是增加匯率雙向彈性，漸進、穩健地實現匯率清潔浮動的前提。人民幣加入SDR后，我國現行的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不會改變。在這個基本匯率制度不變的情況下，市場化的改革和機制完善的過程將不斷向前推進，市場在匯率形成過程中的作用進一步增強，最終的目標是要穩步實現人民幣匯率的清潔浮動。
二、人民幣加入SDR后的金融改革
人民幣加入SDR對我國資本項目和資本市場開放提出更高要求。盡管人民幣已經加入SDR，但我國在跨境交易便利程度、資本賬戶可兌換、金融市場開放等領域與美國、英國等其他儲備貨幣發行國仍有一定差距，這都是阻礙人民幣被更廣泛使用、更好發揮儲備貨幣功能的障礙。未來，我國應有序實現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推進資本市場雙向開放；同時，發展多層次的金融市場，拓展人民幣資產市場的廣度和深度。
人民幣加入SDR對我國金融監管提出了更高要求。隨著我國對外開放程度的提高，人民幣跨境流動愈加頻繁，我國面臨的經濟金融環境也日益復雜，面臨的風險也越來越多。人民幣儲備貨幣功能的發揮需要我國穩健的金融體系做支撐，這離不開有效的金融監管特別是宏觀審慎管理，包括進一步提高監管標準、完善宏觀審慎框架下的外債和資本流動管理體系等，從而在開放的宏觀經濟格局和更趨復雜的金融市場環境下增強我國金融管理的主動性和有效性。
（一）加快推進利率市場化進程
2015年10月人民幣存款利率上限取消，利率市場化的“面子工程”基本完成，但是，國內仍然缺乏基準利率，市場化程度最高的上海同業拆借利率仍然不是完全的市場化利率和基準利率，國債收益率由于其收益率曲線不合理亦難以成為基準利率。人民幣加入SDR后，由于SDR利率定值的需要，人民幣市場化基準利率的形成就更加重要，這要求我們必須加快利率市場化的進程。利率市場化是金融要素價格改革和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決定性作用的基礎，對于完善金融市場體系而言是第一支柱，對金融改革與發展意義重大。
（二）持續推進人民幣國際化
人民幣加入SDR，提高了人民幣的國際地位，既增強了各央行、各儲備管理者、私人部門、養老金的管理者等增持人民幣資產的意愿（IMF的調查顯示，截至2014年末，已經有38個國家在其儲備中持有人民幣資產，約占其總儲備的1.1%，位列第七。也就是說，人民幣要到達目前英鎊、日元在全球儲備的位置，需要將全球儲備量增至5%，即相當于增加大概4500億美元左右的人民幣資產的需求），也便利了我國企業走出去和居民開展境外投資，由此引起的跨境資金雙向流動將更加頻繁，創造良好的國際貨幣環境對維持我國經濟可持續健康發展意義重大。與此同時，加入SDR將成為人民幣國際化的新起點，我國將在國際貨幣事務中承擔更多的大國責任。
一是合理增加國際流動性供給，為世界各國提供使用人民幣的便利與安全。二是深度參與國際貨幣體系治理，與其他國際貨幣發行國進行宏觀政策協調，確保不發生大規模的國際流動性泛濫和通貨膨脹。三是積極開展多層級的合作與交流，全面參與國際反洗錢合作，避免有害稅收競爭。
跨境金融政策范文6
一國貨幣國際化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定義中，是指某國貨幣跨越該國國界，在世界范圍內自由兌換、交易和流通，最終成為國際貨幣的過程。隨著我國經濟實力的不斷增強，人民幣在周邊國家的使用逐步廣泛，人民幣已經走出國門，邁入國際化的周邊階段。歷史經驗表明，一國貨幣的國際化是諸多要素共同作用的結果，不會一帆風順、一蹴而就。二十世紀80年代以來日元的國際化既沒有使日本擁有與其經濟實力相匹配的國際經濟地位，也沒有使日本獲取貨幣國際化的預期收益。因此，有必要進一步深入研究日元國際化進程中的經驗和教訓，有效推進人民幣國際化，促進我國經濟快速穩定發展。
國內外學者對人民幣國際化的研究較為廣泛，與本文主題相關的研究成果最近幾年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國外學者大多從一國貨幣國際化的傳統經驗及國家之間經濟發展基礎來對比看待日元與人民幣國際化。Kawai和Takagi（2011）認為中國資本賬戶不開放，人民幣就絕不可能成為據有支配地位的國際貨幣Kawai，M.and Takagi，S.，The Renminbi as a Key International Currency？：Lessons from the Japanese Experience，Notes Prepared for the Asia―Europe Economic Forum，10―11 January 2011，Paris.。Kroebel（2011）則指出人民幣最多成為一個區域性的儲備貨幣Kroeber，A.，The Renminbi：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a Currency，Brookings，No.9，2011， p.7.。國內學者從多因素視角和單因素視角兩種角度研究日元國際化的經驗教訓對人民幣國際化的啟示。尹欒玉（2010）認為日元國際化失敗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主要表現在對外貿易實體基礎薄弱、國內資本市場不健全、匯率調控能力缺失，提醒人民幣國際化進程中應注意這些問題尹欒玉：《日元國際化道路對人民幣國際化的啟示》，載《學術交流》，2010年第6期。。多數研究主要聚焦某一重要因素，如徐奇淵（2010）、劉瑞（2012）、傅纓捷等（2014）、李平（2015）、謝四美（2015）、魏群（2015）和喬慧超（2015）等，分別從貿易結算障礙、匯率風險、雙邊貿易視角、貨幣幣值背離現象、巨額外匯、日本金融體制癥結、日元境外流通等視角研究人民幣國際化應該吸取的經驗教訓及要注意的問題?，F有文獻對目前人民幣國際化的獨特時代機遇及中國所擁有的獨特的政治經濟體制對人民幣國際化的影響少有涉及。本文嘗試進一步研究我國人民幣國際化進程和日元國際化進程面臨困境的相似性，聚焦人民幣國際化面臨的獨特機遇，為人民幣國際化的進一步發展提供一些具體思路。
二、人民幣與日元國際化進程中的相似困境
依據屈宏斌（2015）的分析，一國貨幣成為國際儲備貨幣需滿足以下四項條件：（1）經濟總量達到一定規模；（2）金融市場發達并深度開放；（3）政府政策大力扶植；（4）宏觀經濟穩定。屈宏斌：《人民幣離儲備貨幣有多遠》，資料來源：http：//.cn/index.php/cms/item-view-id-37278.shtml.但從日元國際化的實踐看，以上條件的實現面臨諸多因素的阻礙，需要加以克服。
（一）對外貿易結構及收付比制約貨幣國際化
二十世紀70年代開始，日本成為世界上第二大經濟體，日元則是在80年代中期躋身國際儲備貨幣，彼時日本GDP約占全球GDP總量的10%。盡管其經濟規模和國際貿易規模巨大，但日本獨特的貿易結構無助于日元國際化的深入發展。日本作為島國，每年需要從海外進口大量的原材料來保持出口大國的地位。而國際大宗商品市場上，石油、鐵礦石、銅等生產資料多以美元計價，進口中原材料所占比重較大導致日本國際貿易中以美元計價的比重偏高。表1給出了1980―2014年間主要發達國家進出口貿易中以本國貨幣結算的比例?？梢钥闯?，在出口貿易中，日元結算比例從1980年的29%上升到2014年的40%，提高了11百分點；在進口貿易中，日元結算比例從1980年的2%上升到2014年的24%，增長了12倍。但與其他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美、英、德相比較，日元在本國進出口貿易結算中使用的比例仍然較低。
表1主要發達國家對外貿易中本幣結算所占比例（%）
進口貿易出口貿易19801996 200620141980199620062014美國8585888597969895德國4353535382797661英國3840523376576251日本213212429343640數據來源：Wind資訊
2010年以后，中國超越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的年度GDP占全球GDP總額12%左右，人民幣在與周邊國家的貿易和投資中的使用日益廣泛。截止到2014年底，以人民幣結算的貿易已占到中國進出口總額的22%，人民幣已經是全球第9大交易貨幣，第5大支付貨幣和第2大貿易融資貨幣。此外，官方統計顯示30家央行與貨幣當局已把人民幣納入了外匯儲備。
從對外貿易結構看，進口商品結構對于人民幣國際化的阻礙作用在減弱，但出口結構仍有待改善。依據海關統計數據，2014年中國進口產品總額中，33.0%為初級產品。其中，礦物燃料、油及其相關原料占比16.2%。數據來源：http：///news/data/2015/05/07/11335d0wh.shtml.從出口商品結構看， 2014年中國工業制成品出口占比已經達95.2%數據來源：http：///news/data/2015/05/07/113148s20u.shtml.，其中，高新技術產品出口只占出口總額的31.2%。中國出口產品結構仍需進行深度轉型與升級。
對人民幣國際化構成阻礙的另一個因素是對外商品和服務貿易收付比率。2010―2014年人民幣實際收付比例差距雖有明顯縮小，但始終處于實際支付明顯大于收款狀態，2014年第一季度收付比為1∶2。對外貿易人民幣結算收付差額較大的主要原因是我國出口市場和進口來源地對人民幣結算的接受程度不同，我國對外貿易企業市場地位不強以及跨境套利操作等董琴論：《人民幣作為結算貨幣的選擇》，載《石家莊經濟學院學報》，2014年第6期。。
面對巨額外貿順差，日本20世紀80年代曾經實施“黑字環流計劃”，擴大了日本對外直接投資，促進了日元資本輸出，提升了日元的國際地位。但日元回流機制的缺陷不能使海外日元在離岸市場沉淀下來并且流向其他國家，而是大量流回國內，阻礙日元國際化的正常發展。1985年廣場協議后，日元開始升值，1995年曾經出現1美元兌換79.75日元的歷史記錄。日元的持續升值，使國際市場日元的供給量急劇升高，而日本出口和經常項目順差并沒有相應減少，進而促使大量日元外流。而離岸市場的日元并沒有在離岸市場發揮其投資功能，反而通過日本銀行的海外分支機構以信貸的形式向日本國內企業貸款，出現日元迂回回到日本的情況。貨幣國際化的目的在于擴大該幣種在國外非居民中的使用，日元的回流機制嚴重阻礙了其國際化的進程。
人民幣回流機制目前尚處于初始建設階段。人民幣進口貿易結算和出口貿易結算共同構成人民幣跨境貿易結算，形成了經常性貿易項下人民幣的收和支，只有收支大體平衡，人民幣才能夠順利回流。近年來，由于我國不僅進口結算遠遠大于出口結算，導致我國跨境貿易結算收支差異巨大，而且貿易結算也存在嚴重的地域失衡，人民幣跨境結算主要集中在香港和新加坡等國家和地區，對與中國貿易規模巨大的歐美國家輻射極為有限，進而極大地阻礙了人民幣貿易回流。另外，離岸市場僅有香港較為活躍，倫敦尚處于起始階段，其他地方還沒有涉足，可見人民幣國際循環中轉站的建設還不完備。同時國內金融市場的不夠健全，沒有辦法吸納和監管大量回流貨幣。國際回流路徑的不暢嚴重影響人民幣的國際化進程。
中國國際收支平衡表中資本項下的情況略樂觀。2014年人民幣結算的直接投資額達到3280億人民幣，中國對外投資金額1160億美元，與吸引外資規模相當，其中多數以人民幣作為結算貨幣。離岸人民幣債券發行，外國投資者通過RQFII項目投資于中國資本市場等均以人民幣作為跨境投資工具。
（二）國際和地區金融領域話語主導權缺失
20世紀后半葉，在美國政府主導的布雷頓森林體系下，美聯儲積極鼓勵進出口商使用美元作為貿易結算貨幣，支持美國銀行全球布局并為其提供優惠利率，力邀他國央行在美投資，并積極為戰后歐洲提供美元貸款。通過上述方式，美元在國際金融體系中的話語權得以建立并不斷提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成為這一時期實現美國戰略意圖的主要工具。二十世紀70年代布雷頓森林體系解體后，美元的地位并未削弱，美國仍然通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控制國際金融規則的制定，國際金融活動的協調仍然在按照美國的利益來組織和運行，美元通過與石油定價的捆綁維持了其在國際貿易中的主體地位。
與之相比，日本在國際金融領域的話語權則有明顯缺失，日元匯率的不穩定間接體現了這一點。特e是二十世紀80年代，日元國際化的關鍵時期，日本被迫簽訂“廣場協議”，迫使日元驟然升值40.5%，1995后又持續下行，不到3年的時間里貶值達到100%。如果從1973年2月14日日本實行浮動匯率起計算，40多年來日元匯率超過30年年均匯率波動超過10%，波動幅度超過20%的年份有近三分之一。如果以更嚴苛的穩定性標準，即3個月匯率平均波幅在10%以內衡量，則日元的不穩定性會更加明顯。一國貨幣幣值的不穩定無疑會降低一國貨幣作為貿易和投資清算貨幣的吸引力。
近年來，中國在國際和區域金融領域的話語權有所增強，如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投票權改革、人民幣納入SDR一籃子貨幣，中國銀行直接參與洲際交易所（ICE）倫敦黃金（LBMA Gold Price）定價，亞洲投資開發銀行的成立等。但實事求是地看，人民幣仍然面臨國際和區域金融領域斗爭的巨大壓力：（1）在國際金融機構中的話語權仍然有限。在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主要國際金融組織中，美國和歐洲都居于主導地位，中國的投票權都位于美國和日本之后。在SDR中，2010年美元占比41.9%，歐元占比37.5%，2016年美元占比41.73%，歐元占比30.93%，人民幣占比僅10.92%。（2）民族信用評級機構缺乏國際話語權。主要的國際信用評級話語權仍然掌握在美國的三大評級機構手中。（3）缺乏國際大宗商品定價權。雖然建立起在一系列大宗商品期貨交易機構，但其作用目前仍然有限。（4）設置定國際金融議題和國際金融規則的能力有限。王曉秋：《后危機時期提升我國國際金融話語權的對策研究》，載《改革與戰略》，2012年第3期。
（三）國內金融體制存在缺陷
金融市場發達并深度開放，從而使該國貨幣在跨境交易中可被廣泛使用，是一國貨幣國際化的又一重要因素。日本政府在1988年后，才先后開放了外匯市場和日本商業票據市場，對東京離岸市場廢除了出超管制、放松了入超管制；隨后，又向日本境內的居民開放了中長期歐洲日元貸款，解除了對居民海外存款及歐洲日元債券的限制，使日本金融市場進一步開放和深化，為日元的國際化創造了有利的外部環境。然而，日本國內金融體制的各種結構性缺陷使日元國際化沒有達到理想的經濟效果。由于日本當局主觀上對傳統金融體制的保護，早期的金融體制改革僅集中在利率自由化和放寬金融機構業種限制兩個方面，導致了日本在市場開放以及運行方面與國際化標準相去甚遠。一是表現在配套措施不健全，特別是金融業過度保護現象嚴重。日本盡管實現資本項目下可自由兌換，但實際上在證券交易市場準入、金融商品開發等方面保留著許多排外性規制，內外資本交易仍然要實行認可制度。對國內金融機構“護衛艦”式的保護政策，造成了日本金融市場的相對封閉性，造就了銀行體系缺乏不良資產處理能力和應對國際市場能力。二是日本間接融資為主的金融體制在失去其優勢后仍在起主導作用。這種內外分斷的金融體制改革措施致使日元國際化進程受到嚴重影響。
相比日本，我國的金融體制隨著經濟發展和市場的開放在逐步完善。到2015年5月底，中國已經同世界上32個國家和地區的貨幣當局或央行簽署了雙邊本幣互換協議，總規模約達3.1萬億元人民幣。同時又在15個國家和地區建立了人民幣清算安排，為人民幣成為區域計價結算貨幣奠定了基礎；2015年7月14日，中國允許財富基金、國際金融組織、境外央行可以運用人民幣進行境內銀行間市場投資業務；2015年9月30日，中國銀行宣布，境外央行類機構可以進入中國銀行間外匯市場；同時向三類境外機構――財富基金、國際金融組織、境外央行（貨幣當局）和其他官方儲備管理機構，開放包括即期、遠期、掉期和期權在內的各品種外匯交易，且無額度限制；2015年10月8日，中國正式采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數據公布特殊標準，人民幣跨境支付系統（一期）成功上線運行；2015年10月20日，中國人民銀行首次在中國以外地區――倫敦發行以人民幣計價的央行票據50億元人民幣；2015年11月2日，中國外匯交易中心已批準八家境外人民幣清算行成為衍生品會員；同年10月30日，中國央行《進一步推進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金融開放創新試點加快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方案》的通知；同年11月25日，首批在中國外匯交易中心完成備案的境外央行類機構，包括香港金融管理局、澳大利亞儲備銀行等，已正式進入到中國銀行間外匯市場。這些逐漸開放金融市場的改革舉措，說明，我們正在真誠努力地解決金融市場開放度不足問題。
中國金融體制的制度性缺陷具體表現在金融體制的計劃特征明顯和國內金融市場深度不夠：一是市場主體和服務對象多元化程度不足，部分效率低下的國有企業負債率畸高，擠壓了中小企業的生存空間，抬升了金融業的系統性風險；二是金融監管過度與不足同時存在，“一行三會”金融監管行業分割嚴重，缺乏統籌而高效的全局監管信息和力度；三是金融資源配置效率有待提高，利率等價格體系由市場力量主導機制仍有待完善。
三、人民幣國際化進程面臨的獨特機遇
（一）2008年金融危機的發生對舊有的國際和地區金融主導權產生沖擊
人民幣國際化從2009年開始加快步伐的重要原因是2008年波及全球的金融經濟危機。這次危機導致國際金融市場波動性上升，使全球貨幣政策分化的溢出效應突現，國際社會對全球宏觀經濟政策協調、穩定貨幣及危機應對機制等國際公共品的需求隨之上升；歐洲發達國家和一些新興國家在內的很多國家，都出現了美元外匯儲備短缺的困境，而中國由于擁有世界上最多的美元外匯儲備，這些國家在跟中國貿易的時候就主動提出以美元或者人民幣作為結算貨幣。同時，國際金融危機也讓大部分國家認識到，當前的國際貨幣體系需要向一個多元化的方向發展，應該有更多的貨幣充當國際貨幣的角色。尤其是金融危機之后，歐盟國家一直在探索復蘇經濟的機會，中國經濟作為世界市場的一枝獨秀，自然受到歐盟青睞。從圖1可以看出，相比于中美，中國和歐盟的貿易不斷加強，2008年后中歐雙方進出口貿易額在不斷上升。
圖1中歐與中美進出口貿易額比較（2008―2015年）（單位：萬美元）
數據來源：Wind資訊
日本在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前， 處于經濟長期低迷、通貨緊縮嚴重、日元國際信用降低的狀態。同時，嚴重依賴國際市場的出口導向貿易體系、國內低迷的需求市場、日益嚴峻的財政問題也更加突出。2008年經濟危機使正在恢復的日本經濟再遭重創，國際市場需求萎縮、國內政治環境動蕩、再加上自然災害（地震、海嘯、核輻射等）的危害，使國際市場對日元的信心M一步降低，嚴重影響了日元國際化的進展。
（二）“一帶一路”戰略的順利實施成為推動人民幣國際化的重要力量
作為二戰戰敗國，戰后日本在政治和經濟政策制定方面均受制于美國，日本銀行在國際范圍內業務的開展、日元的國際化在觸動美方利益時均受到明顯的打壓。巴塞爾協議Ⅰ的出臺、廣場協議的簽署都是明證。對外戰略和政策受制于人，嚴重制約了日元的國際化進程。
中國始終奉行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在國家戰略和政策制定層面能夠依據自身利益做出合理判斷和決策。2013年9月以來，主席提出并詳細闡述了“一帶一路”戰略。該戰略是一個開放的地域合作機制，包含“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民心相通”等五個方面。人民幣國際化戰略是“一帶一路”戰略的題中應有之義，同時也需要“一帶一路”戰略的帶動和促進。
“一帶一路”戰略的實施為人民幣區域化進展提供了歷史性機遇。黃衛平從四個方面概括了這種影響：（1）基礎設施建設將引領人民幣進一步“走出去”。（2）貿易暢通化將加深人民幣國際化進程。（3）金融平臺建設將保障人民幣較順利的“走出去”。（4）人文交流紐帶的加強將鞏固人民幣在周邊的地位。黃衛平、黃劍：《“一帶一路”戰略下人民幣如何“走出去”》，載《人民論壇?學術前沿》，2015年第5期。
從實際效果看，在“一帶一路”戰略的推動下，人民幣區域化取得實質進展。中國人民銀行和中亞國家簽署了一系列貨幣互換協議，在14個國家和地區建立了人民幣清算安排，推動人民幣定價和支付進入本地市場。另外，在“一帶一路”戰略推動下，人民幣得以在更多的區域中心推廣使用，有利于上海和香港人民幣離岸中心的發展。截止到2015年5月，中國對外貿易中使用人民幣結算的比例已經由2009年的0.02%上升到25%。
（三）中國政府對人民幣國際化的及時介入以及積極推動
政策層面上中國政府對人民幣國際化的支持力度超越市場預期。一是經常項目下人民幣的跨境使用管理體制改革不斷深化。2009年7月中國政府即了《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試點管理辦法》，在試點城市開展跨境人民幣結算業務，人民幣跨境使用相關的管理制度和金融服務設施不斷完善。二是資本項目下人民幣自由兌換的改革不算取得進展。2013年8月設立的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成立，如今已拓展到五個省市，自貿區已經逐步成功實現利率自由化及人民幣資本項目下可兌換等改革目標。十八屆三中全會上，包括人民幣資本項目的可兌換等內容的人民幣國際化進程就被明確列入改革綱領中。人民幣自從開始跨境使用之后，央行先后推出人民幣合格境外投資者（RQFII）業務和人民幣合格境內機構投資者（RQDII）業務，在2014年啟動“滬港通”項目，2016年啟動“深港通”項目，這些舉措打開了人民幣資本項目可自由兌換的大門。2015年3月央行開始著手推進個人跨境投資便利化，推動資本市場更加開放，并依據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的基本框架修改外匯管理條例。2015年11月公布的“十三五”規劃建議，提出到2020年將有序實現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使其成為可兌換、可自由使用的貨幣。政府金融管理體制的改革目標清晰、推進有序。
四、進一步促進人民幣國際化的政策選擇
人民幣國際化正處于起步階段，在這一進程中，不僅要借鑒別國經驗吸取別國教訓，更要立足本國獨有的國情，正視人民幣國際化發展進程中的各種困難，依據中國經濟發展的基本國情和國力，明晰現階段的主要發展目標、及時制定可行、穩定和連貫的政策，腳踏實地、適時有效地推進人民幣的國際化。
1.進一步深化金融體制改革，健全風險預警機制。一要堅持實事求是原則，健全金融政策的決策機制，控制好金融政策出臺的力度和節奏；建立健全重大金融決策終身問責機制；確保金融政策的連貫性和一致性。二要完善監管協調機制，提高系統性金融風險的識別和管理能力，同時強化金融創新監管。三要維護金融市場穩定運行。同時加強國際協調，建立有效風險預警機制，守住不發生區域性系統風險底線，為人民幣的國際化營造良好的內部環境
2.構建均衡的貨幣回流機制，加速推進人民幣國際化。首先我國要堅持繼續推進東亞貨幣合作，在雙方合作共贏的基本原則指導下，有效協調人民幣與東亞主要貨幣之間的關系；第二，要繼續促進與周邊國家（和地區）簽訂貨幣互換協議，開展我國本幣跨境貿易結算業務，增強我國貨幣在東亞區域內的流動性，提高人民幣在對外貿易中的計價結算頻率，最終擴大在該地區的影響。
3.完善匯率制度，保持人民幣匯率的相對穩定。通過增加匯率彈性，使匯率能在安全區間內浮動，從而避免人民幣在市場上處于被動地位。我們在堅持匯率制度改革的漸進性、可控性和主動性的前提下，逐漸穩步向市場起主導作用的匯率制度轉化。相對匯率變動，利率的調整比較容易控制，對市場的影響也更寬更深。因此，當金融市場開放相對滯后時，我們可以率先實現利率的市場化和自由化，會是比較適合我國國情的有效選擇。
4.以“工匠精神”提升對外貿易品質，增強外貿企業市場地位。我國是貿易大國而不是貿易強國。要想由大變強，必須提升對外貿易品質。中國對外貿易品質的提升最重要的是不斷優化出口產品結構，提升出口產品的質量和檔次。政府不僅要把“工匠精神”寫進政府工作報告，更應該完善現有的法律法規來引領這種精神在國民心中生根、開花、結果，使我們的產品從粗糙變為精雕細琢，從低端走向高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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