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中文期刊網精心挑選了大眾媒體的定義范文供你參考和學習，希望我們的參考范文能激發你的文章創作靈感，歡迎閱讀。
大眾媒體的定義范文1
大眾傳播的傳統定義及發展
1945年11月，在倫敦發表的聯合國科教文中首先使用了“大眾傳播”這個概念，“特定社會集團，利用報紙、雜志、書籍、廣播、電影、電視等大眾媒介向社會大多數成員傳送消息、知識的過程”。
后來的傳播學學者不斷對“大眾傳播”這個概念進行修正和發展，提出了各種各樣的定義，如：
大眾傳播是“專業化的媒介組織運用先進的傳播技術和產業化手段，以社會上一般大眾為對象而進行的大規模的信息生產和傳播活動”。
大眾傳播是“由組織化的傳播機構及其專業人員通過技術性傳播媒介向人數眾多、各不相同而又分布廣泛的受傳者傳播信息的社會過程”。
“當消息來源(通稱是某個組織)采用一項技術作為媒介與大規模的受眾進行溝通時，就被稱為大眾傳播”。
這些對“大眾傳播”概念的定義無非都是從大眾傳播的主體“傳播者”的界定，或者對信息傳遞的技術的不同描述，或者從信息接收的終點的范圍的界定等傳播的三個最主要的要素著手，對“大眾傳播”這一概念作的發展。雖然傳播學的研究者對“大眾傳播”這一概念的闡述有很多，不勝枚舉，但在所有傳統的定義(誕生于現代傳播革命之前)中反映出來的大眾傳播的特征都非常類似(傳播三要素)：
1 作為信息來源的“傳播者”是一個組織?！敖M織”是一個社會學概念，日本學者見田宗介在他的《社會學事典》里認為組織是“人們為實現共同目標而各自承擔不同的角色分工，在統一的意志之下從事協作行為的持續性體系”。
2 作為信息傳播的渠道是“技術的媒介”。
3 作為信息傳輸的終端是人數很多的大規模的受眾。
大眾傳播的傳統定義目前面臨的“挑戰”
多媒體計算機技術迅速發展，給信息傳播帶來了一場革命。隨著互聯網技術和多媒體技術的發展，網絡作為一種傳播工具迅速滲透到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博客、播客的出現使得新聞傳播的主體正在悄然發生變化，這些變化在一定程度上顛覆了傳統的大眾傳播模式。很多同學認為，博客這種新的傳播現象，它的傳播主體不是一個組織，但它是通過互聯網技術這個介質，對大規模的受眾進行傳播的一種行為。也就是說信息來源不是一個像傳統的“大眾傳播”定義中的一個“有實現共同目標”的“組織”，而是一個“個人”，它在其他特征上都非常符合大眾傳播的特征。
博客這種傳播模式給傳統的大眾傳播模式提出了很多挑戰和質疑，包括傳統的把關模式、傳統的大眾傳播中的傳受關系、傳統的大眾傳播中的新聞價值的時效性等，不能說是完全顛覆，但是最起碼可以說是受到了很大的沖擊。
雖然傳播主體不是一個“為實現共同目標”的一個組織，但是很多博客通過互聯網這種技術吸引了大規模的受眾，并且達到了非常顯著的傳播效果。這種傳播現象屬于大眾傳播嗎?
“新現象”和“老定義”的分歧在哪里
傳統的大眾傳播從它的概念延伸出一些固有的特征，這里不再一一贅述，在此，只在這些特征的基礎上比較兩種傳播方式的異同，以解決學生們的疑惑。
筆者認為，在先前提到的現象中，同學們感到迷惑的關鍵點在于：
分歧一：“傳播者”是誰。概念的主語是什么。
從傳統的大眾傳播的概念與特征來看，“傳播者”是一個組織。比如廣州日報(一個組織)的專業的記者編輯使用印刷和報紙(技術和中介)來影響他們的讀者(大規模的受眾)。鳳凰衛視(也是一個組織)的專業的記者編輯制片人主持人使用視聽技術來影響他們的觀眾(大規模的受眾)。不管是廣州日報社還是鳳凰衛視都是為了實現一定的組織目標而設置或者成立的，他們與一般的社會群體不一樣，他們跟個人更不一樣，他們需要嚴格的制度化措施的保證去實現他們明確系統的目標，于是這個“傳播者”內部，有非常專業化的部門分工，有清晰的職務分工和崗位責任制，有等級分明的各個階層，有明確的管理制度。這一套嚴密的設置，都是為了實現“共同的目標”。這個目標代表著組織本身的利益，也可能代表著國家的利益，代表著社會的利益。
在新的傳播現象博客的傳播中，“傳播者”是個人。這個“傳播者”不受組織制度的限制和約束，新聞采集和編輯的權利表面上是非常自由的。傳播者的目標很難確定，有很多的博主并不像我們在上面提到的傳統媒體一樣有嚴格的制度保證，比如像一個報社有對新聞采集和編輯的指導，有明文規定的編輯大綱之類的文本等。所以，五花八門的博客中根據傳播者的目標大致可分為三類：
第一類是沒目標。很多的博主不管是在開創博客的當時還是在維持自己博客網頁的過程中，都有可能是自由散漫的。博客中的內容可能是自己的心靈感悟，也可能是隨筆，也可能是日記，當然也可能是自己在日常生活中的所見所聞所做之事，也就是將自己個人的行為和思想記錄在自己的博客上。
第二類是出于個人私利的目的。比如有很多希望通過博客讓自己一舉成名的人。他們在博客上一些另類的、跟這個社會的常態所不相容的東西，以引起大家的注意，獲取個人的名利。或者在博客上兜售一些個人的文化產品，擴大個人的影響力，最終的目的也是為了獲取個人的利益。
還有第三類博主，他認為自己代表著這個社會的利益，在實現社會利益的同時實現自身的利益。一個博主(也是一名在傳統媒體中工作的新聞行業中人)這樣描述他利用博客信息的感受：“我可以解脫組織制度的束縛。就是我不需要再害怕自己認為有新聞價值的稿件被掩藏，不需要看上司的臉色和制度的框框去實現新聞的專業追求，當然，我有社會責任感的專業追求。”這類博客常常對傳統新聞媒體發起挑戰。2004年年底，博客對印度洋海嘯的報道就很好地體現了博客在新聞報道上的優勢，在傳統媒體的新聞記者抵達現場之前。已經有很多博客了大量真實反映災難的新聞圖片及相關的報道：密歇根大學的歷史系教授胡安?科爾的博客“知情評論”開通，他的博客關注整個中東地區的新聞報道和社論，博客的點擊率很高，吸引了很多受眾，并對主流媒體和政治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這三類博客傳播現象其實在大眾傳
播的傳統概念的界定中，主語雖然都是個人，但是這個主語本身有不同的定語，定語就是傳播者傳播時的目標。
分歧二：制度化傳播。
傳統的大眾傳播概念引申出的大眾傳播的一個非常顯著的特點就是“大眾傳播是一個制度化的傳播”，這個所謂的“制度化傳播”，筆者覺得有兩個方面：一是指在大眾傳播中，作為信息傳播的主體是一個制度化的組織；另一方面是指作為社會信息系統中非常重要的組成部分，它總是受制于一定的社會制度。
而我們在這里分析到的新的傳播現象博客的傳播行為，前面我們已經分析過了。其傳播的主體不是一個制度化的組織。而在另一方面，看似自由的網上傳播行為，其實也是受制于一定的社會制度的。作為當下社會傳播的一個非常普遍和重要的方式，從傳播制度的角度上看，其實世界上各種政治體制在關注它，國家和政府仍然是博客后面最深層次的“把關控制人”。同時道德倫理范疇的追問也同樣在質疑網上傳播這個領域。
分歧三：單向性傳播。
傳統的大眾傳播概念引申出的大眾傳播的另一個特點就是“大眾傳播是單向性很強的一種傳播活動”。報紙、廣播、電視這些傳統的大眾傳播媒介，它們在今天通過各種各樣的方式去貼近受眾，去跟受眾發生更多的互動，不可否認的是，這種互動依然是有限的、滯后的，依然受到體制、技術等方面的現實條件的限制而體現傳播的單向性這個特點。所以傳統的大眾傳播模式是直線的、近乎單向的。如下圖拉斯韋爾提出的著名的大眾傳播模式：誰 說什么 通過什么渠道對誰 取得什么效果who says what in what channel to whom with what effects
而博客這種傳播方式，卻由于技術的便利打破了傳受之間的隔閡，實現了“傳受一體”的傳播模式，如下圖所示：
博客的傳播模式
這種“傳受一體”，不僅僅是指作為傳播主體的博主與受眾之間的互動，也指博主同時也作為他人博客或者其他傳統媒體的受眾，引用其中的信息或評論其中的信息?；釉诓┛瓦@種傳播方式中已經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環節，而不是可有可無的錦上添花之事。而互聯網技術的不斷發展和普及，為這種即時的雙向的傳播提供了技術上的可能性。
筆者淺見
從實用角度講，咬文嚼字推敲定義是否精準意義不大，我們并不需要對一些現象去歸類。但是，站在傳播學研究的立場上，應該去分析這兩種傳播方式在關鍵點上的不同，看是否有必要對傳統的大眾傳播的概念在外延上進一步延伸。
回應在前文提到的課堂上同學們的疑惑，基于上面的分析，筆者認為，首先，博客(特別是文中提到的第三類博客)的傳播中，傳播者雖然是一個個體，但他在選擇信息、編輯信息的時候遵循著普世的價值觀念，新聞的采集和編輯也基本上是遵循新聞專業的價值標準。它的受眾從數量上來講也常常大于傳統的新聞媒介，從傳播效果上衡量考察，博客的傳播效果對不管是它的受眾還是對社會本身，都是非常巨大而不容忽視的。其次，網上傳播這種傳播方式也逐漸顯示出其強大的力量，從社會控制的角度來講，它跟傳統的大眾傳播媒介一樣，可能是強權的工具而發揮巨大的作用；最后，就像麥克盧漢指出的：“任何媒介(亦即人的任何延伸)對個人和社會產生的影響，都是由新的尺度引起的；我們的任何一種延伸(或日任何一種新的技術)，都要在我們的事務中引進一種新的尺度。”我想，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博客(網上傳播)也像傳統的大眾媒介一樣，給我們個人和整個社會都帶來一種新的尺度、新的體驗、新的進步。
大眾媒體的定義范文2
關鍵詞 文化研究 葛蘭西轉向 大眾媒介 意識形態
中圖分類號 G206 文獻標識碼 A
斯圖亞特，霍爾曾在《文化研究：兩種范式》一文中將“葛蘭西轉向”前的文化研究劃分為兩大范式，即文化主義和結構主義。文化主義范式以理查德?霍加特、雷蒙?威廉斯、E，P，湯普森等人為代表，他們以社會學、人類學、社會理論為基礎把文化定義為一種產生于人們日常生活經驗基礎上的特殊的、整體的生活方式，“文化是對一種特殊生活方式的描述，這種描述不僅表現藝術和學問中的某些意義和價值，而且也表現制度和日常行為中的某些意義和價值?！?。根據這種定義。文化研究的目的是將文本分析和對它們的社會制度和結構的分析結合起來，并進而發現整體生活方式中各種因素之間的關系，以及作為這些關系復合體的組織的本質。因此，“它研究特殊意義和價值，目的不在于對它們進行比較以確立一種標準，而是通過研究它們的變化方式，去發現從總體上更好地理解社會和文化一般發展的某些‘規律’和‘趨向?！币岳酌?，威廉斯為代表的文化主義范式將文化視為一種特殊的生活方式，奠定了文化研究的理論基礎，也奠定了大眾文化研究平民化和非精英化的基礎。
60年代初，文化主義范式的另一重要代表E，P，湯普森對威廉斯的文化定義提出質疑，認為文化產生于不同利益集團和社會力量問的斗爭。到60年代中后期，一種與湯普森持有相似文化觀念的理論思潮涌入英國本土。極大地沖擊了伯明翰學派早期的文化研究范式。這就是阿爾都塞的結構主義。隨著結構主義的涌入，文化研究出現了結構主義范式，形成了兩大范式并存的局面。結構主義范式在理論和方法上主要吸收了阿爾都塞的意識形態理論，以及語言學和符號學理論。它強調文化不是某一社會集團的客觀經驗，而是一個生產意義和經驗的領域，認為：人的意識和經驗都是由文化和意識形態建構的，人并不是文化的創造者，相反，只是文化和意識形態的產品，因此文化的結構和意識形態特征是人的實踐的最終條件或決定因素?；魻柗治龅剑骸霸凇幕髁x’中，經驗――‘活生生’的領域――是基礎，意識和條件在其中相互交叉；而結構主義卻強調‘經驗’不能被定義為任何東西的基礎，因為人們只能在文化范疇、分類和框架之中并通過它們去‘生活’，去體驗自身的生存條件。然而，這些范疇并不源自或存在于經驗之中，而經驗倒是它們的‘結果’?！?/p>
結構主義理論的引入對文化研究的文化主義范式形成了有力的沖擊。按照霍爾的觀點，結構主義的巨大活力在于對“決定性條件”的強調，在于“整體”這一概念，以及它對“經驗”的解中心化，對“意識形態”這一概念的原創性闡釋。但它過分強調“結構的整體”，犧牲了過程和具體經驗的復雜性，犧牲了人的主觀能動性，因而走向了“結構決定論”。無論‘文化主義’還是‘結構主義’都不足以將文化研究構造成一個有明確概念和充分理論根據的領域。
解決文化研究“范式危機”的是葛蘭西的文化霸權理論。葛蘭西認為，的“上層建筑”概念應包括兩個方面：“一個可稱作‘市民社會’，即通常所稱作‘私人的’組織的總和，另一個是‘政治社會’和‘國家’。這兩個階層一方面相當予統治集團通過社會行使的‘霸權’職能，另一方面相當于通過國家和‘司法’政府所行使的‘直接統治’或管轄職能?！币簿褪钦f，在“政治社會”或“國家”中，統治集團主要通過軍隊、警察、法庭、監獄等暴力機關對被統治集團進行直接的、強制的統治，而“市民社會”作為一切“私人組織的總和”，是指統治集團在意識形態領域內對被統治集團進行宣傳、教化和滲透的組織和機構。諸如政黨、工會、學校、教會、新聞機構等。所謂(文化)霸權，就是指文化領域或意識形態的領導權：“一個社會集團的霸權地位主要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即‘統治’和‘智識與道德的領導權’……一個社會集團能夠也必須在贏得政權前開始行使‘領導權’(這是它贏得政權的首要條件之一)：當它行使政權的時候就最終成了統治者，但它即使是牢牢的掌握了政權，也必須繼續以往的‘領導’?！备鹛m西進一步指出，上述兩種職能包括兩個層次：“1、對于主要統治集團強加于社會生活的總方向，人民大眾所給予的‘自發’首肯；這種首肯是由統治階級因其在生產界的地位和職能而享有的威望(以及由此帶來的信任)‘歷史地’所引發的。2、‘合法地’對那些既不積極也不消極‘首肯’的集團加以強制的國家強權機構。該機構是為自發的首肯不復存在，整個社會陷入管轄和統治危機的關頭所建立的。”。在葛蘭西看來，文化霸權不是一種簡單的、裸的壓迫和支配的關系，并非通常理解的支配階級和從屬階級壓迫反抗的單一關系，文化霸權是一個不斷變動的斗爭過程，是支配者與反支配者之間力量的較量。在這場文化能力的角斗中，既有主導階級的支配、統治和從屬階級反支配、反統治，同時還存在不同階級為了換取其他階級、階層的支持與信任而做出的妥協與讓步。作為一種調停對立階級文化因素的結果，資產階級文化實際上成為了一種從不同階級月的取來的不同文化和意識形態的聯合。資產階級意識形態和文化只能存在于這樣一種能夠包容某些對立階級價值的妥協的形式中。由于霸權是占支配地位的集團與居于從屬地位的集團問談判的結果，所以它是一個抵抗和融合的過程，體現出一種“動態的平衡”。
70年代后，英國文化學者霍爾對大眾文化和大眾傳媒的關注最多。在《解構“大眾”筆記》一文中，他對大眾文化做了三個層次的分析：第一，以最常用的含義來說，事物被稱為“大眾的”，是因為成群的人聽它們，買它們，讀它們，消費它們，而且似乎也盡情享受它們，此為該概念的市場或商業定義。第二，大眾文化指“大眾”在做或曾做過的一切事情。它接近大眾概念的“人類學定義”：“大眾”的文化、社會習慣、風俗和民風，總而言之，所有那些標志他們“特殊生活方式”的東西。第j，用關系、影響、抗衡等延綿不斷的張力來界定“大眾文化”，集中探討大眾文化與統治文化之間的關系。這是霍爾本人最看好的定義。第i種含義中，霍爾從階級的角度闡釋統治階級意識形態文化控制和被統治階級反抗此文化控制的斗爭和妥協。正是葛蘭西文化霸權理論的文化認知。
霍爾將葛蘭西的文化霸權理論廣泛地用于媒介分析和媒介批判。按照葛蘭西的文化霸權理論，傳媒是葛蘭西所定義的“市民社會”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是意識形態交鋒、沖突的場所。媒介是不斷炮制強大的、具有霸權地位的意識，但同時也容許較為弱勢的多種多樣的意識出現。在大眾傳媒時代，這種霸權更加明顯，大眾傳媒一方面維護領導集團的利益，為其歌功頌德，灌輸他們的政策思想，另一方面，為了
維持社會的穩定，維持自身所賴以生存的觀眾群。又使其他屬于各個集團的、個體的觀念充斥進來，社會中沖突與共識、統治與抗爭在文化霸權之下進行最根本的運作。
對媒介的意識形態的研究，霍爾所著力探討的問題是。醇力‘國家的大眾傳媒是如何生產出“普遍贊同”或“一致的輿論”的。在《編碼?解碼》一文中，霍爾指m，任何信息在進入大眾傳播領域時都必須先進行編碼。首先，信息必須以某種符號的形式在傳播領域中流通；其次，要通過加上對材料進行取舍，因此必然帶有傾向性。事實上，它是一種有選擇、有目的加工，它所反映的是新聞媒體所代表和希望促進的輿論?；魻栔赋?，在資本主義社會里，“一致的輿論”至少是由媒介或部分由媒介生產出來的。
他同時認為這種生產過程是異常復雜的，因為資本主義國家的傳媒一般是獨立于公開的壓制和限制的，也不會裸地去鼓吹占據支配地位的意識形態霸權。他用“偽裝、分裂和重新組合”來描述媒體的意識形態化過程。偽裝，是將社會和經濟體系的真實特匿起來的過程。分裂是指社會的整體性分裂為孤立的無聯系的部分，這些部分再接著以假想或誤導的方式重新組合。傳媒通過其過濾作用把人們的視線集中到某些事件上而使人們忽略另一些事物，霍爾稱之為選擇性結構。也就是說，媒介通過表意過程建構現實，制定“形勢的定義”，給受眾提供一個世界的圖景。
按照葛蘭西的霸權理論，某一階級獲得統治權，只是一個時期的權力均衡，而不是永久性的穩定結構。它必須與被統治階級協調，在社會和政治的各個領域鞏固自己的統治。反映在文化政策上，就是利用各種手段尋求社會各階層的贊同。而大眾媒體正是使他們的權力得以長期穩固地保持并通過不斷普及、潛移默化來建立他們的主流意識形態、價值、規范的工具。媒介所呈現出來的是獨立和開放的形象，但前提是遵從占支配地位的文化規則。某些看似具有個性特征的不同聲音，實際上不過是在某種意識形態的框架內部形成的，它本身已受了這種意識形態體系的影響。它對主流意識形態和文化規則的體現和服從并不是公開的，它保持高度的敏感，既獨立又暗合，尋求在普遍的范嗣內或一致輿論的框架內合法地生存，并適應一致的輿論，傳媒因此成了生產“普遍贊同”的一個組成部分，這使得媒介總是代表著國家中優勢的社會利益。
同時，霍爾用結構和能動的關系來說明傳播的過程，他指出文化傳播不是一個從傳播者到接受者的直線行為，意識形態的被傳送不等于被接受。傳播有一個相當復雜的結構，在其中編碼與解碼是彼此分開的，相互之間沒有必然的聯系。在實際的傳播過程中，編碼者與解碼者各有一個“意義結構”。它們之間沒有直接的同一性?！霸趥鞑ミ^程中出現的‘扭曲’和‘誤解’。恰恰是因為傳播交流的雙方缺乏對等性而產生?！薄罢魏鸵庾R形態的差異造成意義的斷裂，而編碼者和解碼者各自的“知識架構”，所處的“生產關系”與“技術基礎結構”組成的社會背景結構則造成了符碼的不對稱。相同的符號在不同的情境下，其內涵和外延都是不同的，意義的再生產過程也具有多義性，因此，解碼是“相對自治”的。受眾的接收過程是相對獨立的，媒體的影響往往是難以估計的，它無法支配解碼的結果。
在《編碼?解碼》一文中，霍爾提出了假想的三種解碼立場來描述話語被解碼的過程，
大眾媒體的定義范文3
關鍵詞：媒介公信力 受眾 關系
媒介公信力的研究最早起源于美國，至今已有80多年的歷史，美國對媒介公信力的理解經歷了兩個階段。一是屬性說，將大眾媒介公信力視為媒介本身的的一種內在品質，是媒介的客觀屬性，核心是媒介的信用問題，研究的重心放在媒介造成社會信任的種種特質上，與受眾無關。二是關系說，認為媒介公信力是媒介與受眾之間的一種關系，是一種傳播中的產物，通過受眾對的主觀認知形成。將研究的重點從媒介轉對向受眾的研究。
在中國，媒介公信力的研究歷史不長，真正引起業界和學者關注，有專家認為是從2003年的“SARS”危機出現后，主要研究的方向：一是對媒介公信力的理解，二是從服務于實際的角度探討怎樣的媒介表現會降低或提升媒介的公信力。①
隨著大眾傳媒的飛速發展和媒介社會功能的日益強大，媒介公信力越來越成為新聞傳播界重要的理論和實踐問題。媒介公信力反映著媒介的權威感和可信賴度，作為媒體的無形財富和一個存在爭議的問題，它的概念、形成和變化等問題被諸多學者所關心。本文從基本理論問題入手，對媒介公信力概念進行以下兩點辨析。
一、媒介公信力是媒介和公眾“關系”中的媒介特性
張洪忠在《大眾媒介公信力理論研究》一書中，以credibility作為媒介公信力概念的詞源，將媒介公信力看作是“在公眾與媒介的相互作用中，媒介贏得公眾信任的能力。”②他認為，媒介公信力是一種對信息來源的廣泛判斷，而且是由受眾來認知的，因此，“媒介公信力屬于公眾的一種主觀行為”。
這個概念中有兩個關鍵問題：一是媒介公信力是一種相互作用的結果，也即它是一種互動關系；二是媒介公信力屬于公眾的主觀行為。
媒介公信力是否是一種“關系”？在傳播學歷史上，對這個問題的研究經歷了從特質說到關系說的過程。特質說在研究大眾傳媒的公信力時，將重點放在媒體本身，把媒介公信力看作是媒體自身內在的一種客觀屬性和素質。關系說則將公信力置于媒介與公眾的互動關系中，認為媒介的特質和公眾的信任與評價共同塑造了公信力。這種思維下的媒介公信力研究開始重視受眾研究和問卷調查，并將重點放在了受眾的反饋評價以及對媒體未來行為預期上。
媒介公信力的特質說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合理性。當我們考察一家媒體公信力的狀況時，作為傳播行為的執行者，媒體的各項指標，諸如從業人員素質、媒體規模、媒體的真實性、公平性理念等因素，以及這家媒體獲取信息的渠道，編輯新聞的規范以及組織管理流程等，都與其公信力的形成和變化密切相關。然而，這種學說表現出一種單向的研究思維，它將媒介看作是公信力產生的唯一來源，不符合大眾傳媒高度發展中復雜的社會現實。如果以特質說的標準衡量媒介公信力的高低，所有的決定權都在媒體手中，那么沒有一家媒體會承認自己沒有公信力或公信力很低，就不會出現媒介的信任危機。因此，學者們漸漸從受眾的角度重新界定媒介公信力，產生了媒介公信力的關系說。關系說認為受眾和大眾傳媒作為信息傳送的兩端，表現出雙向的互動關系，研究公信力必須在傳播過程中，關注受眾的認知和評價。張洪忠的“媒介公信力”概念也正是把社會學的“信任”這一關系作為邏輯起點。
特質說主要將媒介公信力看作是媒介自身的一種內在素質，而關系說則將媒介公信力看作是媒介和受眾互動關系中形成的特性。這兩種觀點事實上揭示出對于媒介公信力兩種不同的研究視角。特質說以媒介作為考察主體，研究的重點是媒介自身各因素作為變量下的公信力變化情況；而關系說的關心重點則是受眾作為積極參與傳播過程的主體，與媒介之間的互動造成的“信任”與否以及信任程度的變化情況。很多研究媒介公信力的學者在實際的研究中，都是通過對公眾進行人口、性別、教育程度、收入、政黨、媒介接觸等因素的調查問卷和訪談，得到公信力的高低、變化等情況。因此，將公信力視為“關系”，更加符合大眾傳媒時代傳播過程的互動性特征，媒介公信力是媒介和公眾在互動“關系”中產生的媒介特性。
二、媒介公信力是主客觀相結合的產物
張洪忠的媒介公信力概念以“信任”為邏輯起點，將媒介公信力看作是大眾媒介與公眾基于“信任”的互動關系，指出媒介公信力是公眾的一種主觀行為。
毋庸置疑，媒介的公信力情況與公眾的信任和評價等行為密切相關，包含了大量源于受眾認知和判斷的主觀成分。然而，把媒介公信力定義為公眾的主觀行為，則忽略了這些認知和判斷產生的客觀原因和媒介公信力的客觀屬性。
首先，從邏輯學的角度看，媒介公信力屬于公眾的一種主觀行為，本身就是一種單向的定義方式，而非“關系”范疇中的定義方式，有前后矛盾之嫌。同時，這一觀點過度詮釋了公信力在受眾維度上的含義，而在作者給出的公信力的外延中，媒介總體公信力、媒介渠道公信力、消息來源公信力、媒介組織機構公信力、新聞從業人員公信力這幾方面的外延，都恰恰印證了公信力的客觀來源和客觀屬性。公眾的信任評價作為媒介公信力的主觀方面，僅僅是媒介公信力的一部分內涵。從信源、信宿到整個傳播過程，媒介公信力包含了客觀的諸多因素。第三，如果將媒介公信力看作是公眾的主觀行為，那么，伴隨著公眾主觀判斷的變化，媒介公信力就會表現出劇烈動蕩的特點。而事實上，某一媒體的公信力在形成后，往往具有一定的穩定性，不會隨著少數或者短期內的公眾評價和負面輿論而喪失；而一定范圍內的整體媒介公信力，更是具有較強的穩定性和延續性。因此，“媒介公信力是公眾的一種主觀行為”這一概念界定，是需要修正的。
結論：媒介公信力是媒介與受眾互動中的信任關系，受眾對媒介的信任或評價作為主觀之于客觀的行為，與諸多客觀因素共同最終決定了媒介是否具有獲得信任的能力。事實上，除了媒介和受眾，政府、社會等多方面因素都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著媒介行為和與之相關的輿論和評價行為。對媒介公信力的考察應該把它放在更加多維和寬廣的視野中，不僅考量媒體的級別、類型、規范等客觀屬性和受眾對其的認知、評價行為，同時關注政治生態、社會環境和與媒介平行的其他社會構成部分對于媒介公信力形成和變化所起的作用。
參考文獻
大眾媒體的定義范文4
一、娛樂新聞
近些年，中國的娛樂新聞可以說十分發達，“娛記”已經成為一個非常生動的職業詞匯，眾多的小報和追星族給娛樂新聞提供了肥沃的生存土壤。從學術角度看，娛樂新聞肯定不同于過去我們習以為常的嚴肅新聞，甚至它與我們通常說的社會新聞也有很大區別。娛樂新聞儼然已經成為了一個大的新聞品種。那么娛樂新聞的定義究竟是什么呢？它與一般社會新聞有什么區別和聯系呢？從學術角度來看，從新聞到社會新聞再到娛樂新聞是有一種邏輯關系的。社會新聞與西方的軟新聞有相通之處，現如今，我們看到的社會新聞即那些政治性較弱，人情味較濃，趣味性較強的新聞，大部分成為奇聞軼事的代名詞，突出的是事件的反常性。 如果說今天的社會新聞還符合傳統的新聞定義的話，今天的娛樂新聞已經很難用新聞定義來衡量了。如果說受眾需要的就是新聞，那么娛樂新聞無疑具有相當大的市場。但是，假如用經典的新聞定義來看，娛樂新聞不只是要素不全，它甚至更像是制作出來的新聞。 它描述的新聞常常是靜態的，是關于某些人物的某種變化，比如某個明星的頭發形狀又變化了，某個名人又有什么言論了?？梢园l現，明星緋聞占據了娛樂新聞的主體地位。娛樂新聞這個概念倒是非常容易與國外溝通，因為這是一個世界性的現象。從文化角度看，在社會轉型期間，大眾文化也風靡于世，將市民大眾作為主要消費者，以大眾媒介為主要傳播手段。人們有一定閑暇和經濟條件去滿足文化需求，他們更多地關注細膩的生活，市井雜談，關注離奇事件和瑣碎新聞，在這樣的過程中可以極好地放松自己的心態，緩解身上的重負和壓力，于是娛樂新聞便有了它廣闊的市場。
二、新聞的娛樂化
什么叫新聞的娛樂化？與娛樂新聞相似的是，它在內容上也偏重于軟新聞， 減少嚴肅新聞的比例，將名人趣事、日常事件及帶煽情性、刺激性的犯罪新聞、暴力事件、災害事件、體育新聞、花邊新聞等軟性內容作為新聞的重點，但不像娛樂新聞那樣僅僅關注娛樂界的瑣碎和明星逸聞，它竭力從嚴肅的政治、經濟變動中挖掘其娛樂價值。
首先，受眾的需求給它生存的空間。當今的社會是個多元化的社會，人們的思想觀念也是多元化的，人們渴望獲得周圍世界變動的信息從而利于自己的生存和發展。人們的需求不再是過去那種政治味濃厚的信息，他們還需要經濟、文化、科技、教育等各個領域的信息，更重要的是人們除各類信息的獲取外，他們還希望在緊張的工作之余，新聞傳媒能為他們提供有益于身心健康的娛樂消遣。在人們對媒介投入過多關注時，他們反而覺得有些無所適從了。有相當數量的受眾追求物質利益的最大化，忽視文化修養，甚至不能坐下來讀讀書，文化素養平庸，審美情趣低下，人們感覺越來越麻木，遲鈍，不能深入思考，追求心靈感悟，而是更多地需求感官刺激，以求打破現實生活的沉悶單調，空虛無聊，而新聞的娛樂化更多地提供了一些輕松活潑的文化休閑方式，用戲弄搞笑，調侃玩耍的方式帶給人們信息，滿足了受眾的享樂和游戲的心理需求。
大眾媒體的定義范文5
關鍵詞 政府新聞發言人制度 議程設置理論 政治傳播
中圖分類號 G206 文獻標識碼 A
我國早在1983年就正式確立了政府新聞發言人制度。從2003年起，新聞發言人制度在我國逐漸呈“遍地開花”的發展態勢?？梢哉f，新聞發言人的出現是政府在信息傳播中扮演主動角色的開始，新聞發言人可作為政府主動介入并積極引導公共輿論從而成功實現新聞執政的切入點與現實手段。
本文希望在對新聞發言人及其所代言的政府與媒體、公眾相互關系的探討中，對大眾傳媒與民主政治的關系、新聞發言人的傳播學定位進行分析。
一、新聞發言人――現代公共服務型政府的特征
2003年年底起，我國各地紛紛出臺新聞發言人制度，目前已有北京、上海、吉林、黑龍江、浙江、廣西、重慶、四川、云南等15個省級政府建立了新聞發言人制度，覆蓋了全國近一半的省級行政區。
由此可見，建立新聞發言人制度是一種政府行為?，F代新聞發言人制度的建立、完善過程，是公眾對現代政府提供公共產品和服務的訴求過程，這種訴求必然伴隨政府行為的民主、責任、透明、效益、法治和無私要求――這是對公共產品和服務質量的訴求，這恰恰也是現代公共服務型政府建立的必然要求。
二、新聞發言人制度的傳播學解讀
從傳播學的角度看，新聞發言人制度是通過議程設置對輿論進行控制，它根據國家的需要、公眾的需要以及政治運作過程的需要，設定政策議程，以此影響媒體議程。進而設定公眾議程，其中更多地表現了政策議程對傳媒議程和公眾議程的引導。
1 政府通過新聞發言人制度調控大眾傳媒
新聞發言人制度從某種意義上看就是社會調控中的信，息源控制。信息源控制和行政控制一樣都屬于軟性控制。但是，和行政控制有截然不同的是，這種制度一方面既是政府控制新聞傳播的手段，另一方面也是政府和新聞界溝通，并通過新聞界和公眾進行溝通的方式。它通過信息源的有限性，協調政權、媒體和公眾三者之間的關系。從而比較隱蔽地引導輿論和控制信息。新聞發言人制度從這個意義上來看，確實是平衡自由和控制的有效嘗試。
(1)新聞發言人制度是信息公開的有效形式
根據先生的新聞定義，對新聞傳播過程進行圖解，可以拆分為三個階段：
事實發生(信息源)及時報道受眾接受(新聞形成)
顯然，構成這一運動過程的是三個環節，缺少其中任何一個環節新聞就不存在。換句話說，這三個環節構成了一個完整新聞的全過程。若在新聞形成過程，將新聞這一因素考慮進來，且把新聞形成的過程理解為政治傳播的時候，就會發現在“事實發生”和“及時報道”兩個環節中，新聞會成了新聞形成的一個新環節，即：
事實發生(信息源)政府新聞及時報道受眾接受(新聞形成)
具體到上述政治傳播過程來說，實際上政府面對著兩個不同層次的信息受眾：一是所有公共信息的接受者――社會大眾；二是特殊的信息接受者――媒體記者。這兩個層次的受眾之間的關系是：雖然表面上看，政府新聞會針對的對象是新聞記者，但新聞記者只是新聞會主體和新聞會對象之間的橋梁，新聞記者有權力和義務及時高效地向受眾(公眾)報道所獲得的信息。也就是說，新聞會的對象最終是公眾。因此，政府應當看到：一方面，政府掌握大量的行政資源、擁有人民賦予的權威性和調節社會生活的權利，許多政府信息都與公眾利益密切相關，政府有責任讓滿足大眾的信息需求，保障人民的知情權。另一方面，作為社會最大的權利機構，政府是一個十分可靠的信息源。它在公眾心目中擁有較高的可信度和權威性。在信息繁雜和思想多元的今天，對某一問題的認識和看法多樣，當人們無法分辨和取舍，更希望聽到來自政府權威和統一的解釋和說明。這一點在危機時刻和重大問題面前顯得格外明顯，政府的聲音可以讓小道消息不攻自破。
(2)新聞發言人制度能充分發揮政府信息的主體作用
建立新聞發言人制度是一種政府行為。政府作為體現人民利益、組織社會生活、維護社會秩序、控制社會運行的權力機構，其影響和作用遍及社會的各個領域，代表國家的形象，同時也是社會關系的樞紐。新聞發言人制度自然是服務于政府職能的，其目的在于協助政府工作，協調政府與傳媒、與公眾的關系，從而協調社會的發展。
面對政治信息的特殊受眾媒體記者，政府應該了解記者甚至了解記者所代表的媒體的需求，并以滿足記者要求來尋求與媒體的合作。美國學者李普曼說，若非借助一種標準作業的方式，那么少數的人(記者)能夠顧全這么大的報道范圍，簡直就是一個奇跡。記者常常必須經由別人的“告知”才能完成報道。由于大眾傳媒以有限的人力、物力和財力資源去報道無窮無盡的新聞，本身就是一個無法克服的矛盾。要求媒體對所有新聞都以“我在現場”來敘述、以目擊者出現在新聞現場是不現實的，更別說相對稀缺的政治信息了。尤其在媒體商業化下，記者的工作和收入越來越不穩定。任何采訪成本的增加就意味著記者收入的減少。從這個意義上說，政府幫助記者，就是幫助自己。政府給記者的“補貼”就是向他們新聞稿。而這些媒體除了付出記者的時間外，沒有花費任何采訪經費。就獲得了新聞。
綜上所述。正是由于政府是現代社會中心信息源并希望控制大眾傳媒以實現社會控制的目的、媒體為滿足大眾的需求報道政府新聞會并節省了報道經費和精力、大眾希望政府信息公開以保障人民知情權。從這個意義上說，新聞發言人為當下政治新聞形成的具有決定性的一環簡直是“眾望所歸”了。
2 大眾傳媒通過議程設置影響公眾
議程設置的理念實際涉及的問題是：傳播如何圍繞特定的目的設置議題，使之達到影響社會、影響公眾輿論的效果，它是傳者和受者之間一種相互牽動、相互作用的雙向關系。傳播媒介作為一種社會控制的工具，以溝通、擴散、宣傳、教育、組織、協調、糾偏、排異等社會功能對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發展產生影響，對人們的思想行為規范實施控制。議程設置是促進媒介更好地行使職責、發揮功能的一種方法。議程設置有三種功能：(1)在信息擴散之前，通過編輯實行限制；(2)通過增加信息量，強化信息環境；(3)對信息進行重新組合或解釋。它涉及傳播意圖和傳播效果的統一的問題。是建立在媒體對自身的定位和對受者深刻了解的基礎上。
在當代社會，大眾傳媒參與了“社會現實的構建”。即媒介的傳播，影響人們頭腦中對社會現實的構想。大眾傳媒的效果和作用在于引起人們的注意力。大眾傳媒只要對一些問題給予重視。集中報道。使某些事實從無數的客觀事實中凸現出來，并忽視或掩蓋對其他問題的報道。就能影響和
控制公眾輿論。而人們則總是傾向于關注和思考大眾傳媒注意的那些問題，并按照大眾傳媒給各個問題確定的重要行的次序，分配自己的注意力。大眾傳媒通過調動受眾的注意力，安排問題的輕重次序，從而間接達到控制輿論，左右人們的觀點和思想的目的。
結合傳播學中的守門人理論，可以對信息流動與議程設置之間的關系作如下圖解：
來自信息源(S1、S2、S3)的信息(M1、M2、M3)轉變成信息(MA、MB、MC)后，才傳給接收者(R1、R2、R31。守門人從各種信息中，按照議程設置的需要，選出那些他認為可以傳播的信息加以傳播。這個模式最有價值的一點是：收到的信息和送出去的信息是不一樣的。其不一樣的程度取決于議程設置的需要。
值得注意的是，作為一個當代的傳媒，沒有“注意力”是不行的，但僅僅具有“注意力”也是遠遠不夠的。只有審時度勢，與時俱進大力提升自己的“影響力”才能使媒體的活動同社會產生雙向互動的“共振”。從而成為推進社會發展的加速器。毫無疑問，新聞發言人制度能夠幫助媒介完成這一社會使命。
3 新聞發言人通過提供消息來源引導媒體設置議程
從傳播學一般意義來說，“某種消息來源能夠為某一媒體設置議程，而某種媒體又能夠為公眾設置議程。這兩個過程是交織在一起的”。新聞發言人制度體現了政府設置政策議題來影響媒體議題，進而設定公眾議題，事先對新聞套人政府的定義之后，從而引導輿論。政府選擇哪些消息可以，哪些不可以，對哪些媒體，又應該以怎樣的口吻，從而表達對媒體議程的左右。消息來源不僅描述新聞事件的發生，更可透過對新聞事件的詮釋與評論，而成為新聞事件的“定義者”。由于新聞記者不可能出現在每一個新聞事件的現場，因此與其說一件新聞事件確實發生，不如說這一新聞事件曾經發生或將要發生。這就為新聞發言人留下了“說話”的空間。新聞制度正是通過“觀察者”來報道新聞事件的做法。使得那些者在服務新聞界的過程中，也服務了自己的利益。
大眾媒體的定義范文6
業界、學界一直努力去尋找這些答案。尋找的過程中，便有了國家廣告研究院主導的這樣一項研究：精眾營銷研究。
什么是精眾？
在當下，大數據已經成為一個顯詞。但在大數據時代，數據本身不是最重要的問題，關鍵在于數據是否完整。在面對茫茫人海，面對變化莫測的市場，大數據已經解決不了營銷問題的時候，數據的完整性就顯得尤為重要。而追求完整的數據，精眾是有效的途徑之一。
精眾聚集的場所和平臺，是獲取完整數據的最有效的手段。在大數據時代，如果大眾消費80%的行為可以預測的話，精眾人群，毫不夸張地說，90%的行為是可預測的。
那么，精眾到底是什么？
首先，精眾是人群；第二，精眾不僅僅是人。精眾是什么，一定意義上來講，它既是人又不是人，它是一個場所，同時它又是一種感覺，它還是一種氛圍，一個圈子。實際上，今天對這個概念的準確定義也還在探討當中，但是這個探討已經基本上有了輪廓。至少我們可以說精眾是一個區隔于大眾消費的空間，它具備示范性和引領性，它能夠擁有話語權，它與眾不同，具有獨特性，同時，在消費層面上來講，它能夠主導潮流，引導趨勢。
事實上，消費者的消費行為，不僅存在著等級，也有“血統”的基因。消費不僅是一種需求滿足，也是一種“階層”演練。精眾和大眾是兩個相對應的概念，但并非對立的人群。二者有差異，但并非對立，用區隔和融合來界定更確切。富裕階層、中產階級、精英階層所有的做派，一舉手投足都會滴入到大眾人群，影響大眾人群；反過來，大眾人群通過觀察、模仿、努力，逐步接近精眾人群。這兩個群體不是這山和那山，山頂和山底的遙望，而是擴散和融合的關系。但融合不是攪合在一起，而是找到不同的位置和價值。
中國的消費市場和消費形態，正在經歷著一個從“分化”到“重聚”的演進過程。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可支配收入的增加、物質產品的豐富為人們多種形態、多種層次的消費選擇奠定了基礎。此外，與恩格爾系數不斷降低相對應的表現是食品消費層次的提高，耐用消費品消費的升級和文化消費領域的擴大。與此同時，占據主導地位的大眾消費正逐步瓦解，取而代之的是消費者由于態度觀念、生活方式的不同所呈現出的族群化、碎片化消費，而在“碎片化”的同時，部分消費者又會因為價值觀、行為方式、消費需求等層面的近似而重新聚合，再次形成規?；南M市場，像依托于消費者興趣愛好和新的生活方式潮流等平臺形成的類似健身俱樂部、高爾夫俱樂部等等就是典型的例子。這種消費者重聚的形態，是對以往大眾消費時代以地理特征、人口特征、心理特征、行為特征等傳統指標為標準進行消費細分與區隔的顛覆。
精眾營銷
在消費者的分化與重聚過程中，營銷也已從分散的大眾營銷，走向聚合的精眾營銷時代，首先，分屬于不同階層的人們在某一消費共同點上交流與融合，形成精眾的聚集和消費群體規?；黄浯?，重聚后的精眾人群，涌現出消費的品質化和精致化需求，消費需要從物質層面逐漸上升到精神層面，從僅僅消費商品的使用價值上升到更加注重商品的符號價值。
精眾的出現，在推動營銷的轉向，也在影響著媒介形態和傳播趨勢，企業需要綜合運用各種指標從現實生活中的各個層面、各個角度進行消費者定位，重新定義消費者、挖掘高價值的精眾人群，同時，媒體也需要利用時間和空間資源結合消費者行為和生活方式變化的切割，重新聚合受眾資源，打造精眾化營銷平臺。
這種情境之下，應該如何理解“精眾”？精眾不是簡單的一個人群概念或者傳播概念，而是一個融合了社會學、消費者行為學和傳播學的概念，可以分解為不同層面的內涵，這些內涵也在進一步地影響未來企業營銷和媒體的價值。第一層含義是“精彩”或者“精選”，精眾一定是消費者在某一消費共同點上的重聚，因此，消費人群的含金量較高，“精”代表的是價值的聚集，例如，健身會所的人群，實際上已經經過了健身會所的商圈和地理位置的篩選，付費會員資格的二次篩選，在這個場所聚集的消費人群，就是具有代表性的典型的精眾，企業如果可以影響到他們，就能抓住最閃光的消費者；第二層含義是“精當”，指的是傳播的“適地適媒”，即精眾傳播，一定是合適的地方出現合適的媒體，非常恰當的傳播，媒體與環境相互輝映，廣告融合到消費者的環境中，消費者可以自然地融入和接受媒體的信息；第三層含義是“精致”，對于精眾來說，品牌更重于產品，符號更重于物質，文化更重于功能，無形更重于有形；第四層含義是“精明”。從消費的角度講，精眾是精明的消費者，與精明的人打交道，你要真誠、精心、實實在在；與精明的人打交道，要能體驗；與精明的人打交道，要能深度互動。
從這個含義上來看，精眾營銷是企業和品牌發展的必然趨勢，精眾營銷可以更好地結合消費人群的生活形態和消費符號，將關系營銷、共鳴營銷、參與式營銷、場景營銷、整合營銷及全方位營銷等進行統轄；同時，精眾營銷更有助于表現企業文化、特質、態度、精神等元素，以及品牌元素、品牌資產、品牌價值在更大范圍的長遠構建。并且，精眾聚集的傳播平臺上的消費者，對于大眾又具備非常強大的影響力和示范效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