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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絡與新媒體理論范文1
>> 我國網絡媒體“把關人”研究現狀 網絡傳播中的把關人研究 微博“把關人”研究 網絡時代傳統媒體的把關人角色 論網絡時代“把關人”理論的變遷 電視劇“把關人”與“把關人自我把關” 新媒體時代：把關人理論“升級” 新媒體時代更需要“把關人” 網絡新聞傳播與“把關人” 網絡編輯的把關人意識 論網媒把關人的自我把關意識 Web2．0時代網絡“把關人”分析 網絡媒體時代誰來擔當媒介“把關人” 試論微博時代媒體把關人的角色 網絡論壇中的“把關人”和“議程設置” 論網絡傳播中的“把關人”角色嬗變 做負責任的網絡把關人 網絡新聞傳播中的“把關人”特點 “把關人”與網絡媒體的形象 “不良報道”與網絡“把關人”的責任 常見問題解答 當前所在位置：
劉F、楊新敏.把關標準與媒體傾向――人民網與聯合早報網美伊戰爭平民報道比較分析[J].新聞與傳播研究,200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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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絡與新媒體理論范文2
經驗的傳承
所謂點對點培訓，就是在網絡媒體從業人員的入職培訓過程中，在點對面的基本培訓后，讓老員工對新員工一對一的崗位培訓。簡單說就是傳統意義老員工對新員工的傳幫帶師徒結構的培訓方式，這在網絡媒體的培訓過程中是非常有價值的，是目前情況下更為有效的人才培訓方式。
在網絡媒體興起的初期，由于網絡技術的障礙，決定了一批與計算機相關專業的人員成為網絡媒體的最早開拓者，成為“技術型的編輯”。這些技術型的開山鼻祖們隨著自己幾年來的實踐，也在不斷豐富自己的新聞業務知識，他們大多選擇通過再培訓，再深造補足新聞相關知識的欠缺。如今，第一批網絡媒體從業人員已經向著社會對網絡媒體從業人員的要求標準不斷接近，一批批相對成熟的網絡媒體從業人員都在網絡媒體工作的一線，做著網絡新聞宣傳的工作。
但是這些在一線工作的擁有豐富實踐經驗而最有話語權的網編輯其工作時間也還很短暫，因此想通過這個群體的實踐經驗來完成對于網絡媒體理論的制訂還不成熟，著書立說能夠完成系統權威的闡述網絡媒體的基本理論還比較有難度。然而另外的一種方式就能夠讓這些先行者的經驗能夠有效地傳播開來，并且更好促進網絡媒體的整體發展，那就是用點對點的方式向新員工進行傳幫帶，進行點對點的培訓。
具體操作
既然點對點的培訓方式是目前網絡媒體嘗試建立特色的培訓機制的必然選擇，那么在實踐過程中又應該如何運作，使得點對點的培訓方式能更好地為網絡媒體培養出更多的優秀人才，推進網絡新聞事業的發展呢?
按照目前網絡媒體普遍采用的培訓模式，一批新員工來到單位后，首先，這批受過網絡媒體基礎理論學習的準從業人員要開始參加網絡媒體基礎培訓，包括企業文化的培訓，校園所學理論與網絡媒體從業工作的具體實踐結合的銜接培訓，以及一些基本的普及性的網絡傳播和新聞學的基礎知識培訓。然后，隨著一場迎新晚會的舉行，新員工的培訓就告一段落。他們被安排到各個工作崗位，開始了真正的新聞從業人員的工作。
但是這樣一個過程結束下來，雖然新員工來到了新的工作崗位，由于在此之前他們所做的培訓更多的是簡單的理論，或者是網絡媒體不成熟的理論的簡單培訓，實踐發現如此的培訓無法滿足未來的工作需要。因而在開始具體工作崗位工作后，需要對新員工進行加強培訓，正式開始點對點的培訓過程。
可以在具體的工作崗位中，選擇一位網絡媒體從業經驗豐富、業務過硬、政策把握較好的老員工與一名或者兩名新員工結成一點對一點，或者一點對兩點的點對點培訓團隊。老員工首先是引導新員工很快進入工作的狀態，更為重要的是將具體的操作技術和多年來積累的獨門經驗傳授給新員工，這些操作技術和獨門經驗是新員工在書本上找不到的，即使在《實踐操作手冊》這樣的實務類的書籍中也是無法找到的，這就是網絡媒體中傳幫帶形式的點對點培訓方式目前無法被取代的根本原因。
相對傳統的行業，擁有豐富厚實的理論基礎，甚至是實踐經驗的實操手冊都被總結整理出來，在如此的傳統行業中，新員工的培訓就容易很多，因為前人的更多成果可以通過文字得到繼承，而在新興的網絡媒體領域，現實中的理論基礎缺乏，只有通過點對點的方式的傳播，才可以達到行業知識的最有效的傳承。
因材施教
在實踐中，老員工可以通過為新員工制訂因材施教的計劃，指導新員工的培訓，同時在此與新員工溝通交流的過程中，老員工的多年的從業經驗被激活，老員工也通過此舉有了一個系統梳理自己多年工作成果和經驗的機會，將這些知識和經驗系統化、理論化，在不斷指導新員工的實踐中得到運用和檢驗，又可以不斷充實和完善自己的理論。這樣，老員工的經驗積累保證了網絡媒體實踐理論的不斷繼承和傳播，而不至于被人為隔斷，出現斷層的現象。
與此同時，新員工得到了自己在學校課堂里無法獲取的關于這樣一個新興的行業的基礎的理論和實踐操作知識，吸收到了此行業最原汁原味的知識積累，并能以最快的速度適應工作，取得進步，也使得他們在這個行業的探索過程中少走了很多彎路和錯路，這也使得新員工有更高的工作激情去投入更多新知識的探索，促進網絡整體從業人員的素質提高。
點對點培訓的具體操作手法和方式可以有很多，這根據不同的網絡媒體和培訓雙方的不同情況而有所不同。在培訓過程中，為了保證培訓順利進行和取得良好的效果，還可以通過激勵機制對點對點培訓進行制度上的保證和促進，可以建立培訓老師與被培訓對象的聯動績效考核制度，對培訓老師進行適當的物質獎勵，同時鼓勵培訓老師不斷總結和積累自己的培訓經驗，形成理論體系為指導未來的員工培訓做準備等等，具體的鼓勵和促進機制運作的方法可以有很多。但是不管點對點的培訓形式在具體操作上有多少差別，這種形式的培訓，都是目前網絡媒體培訓的有益嘗試。
點對點培訓方式是結合目前網絡媒體發展的實際情況做出的，而培訓方式的運用也在最大程度上促進了未來完整系統的網絡媒體培訓機制的建立。一方面，讓一批擁有最基層工作經驗的老員工得到將自己的實踐操作經驗總結系統的機會，促成了網絡媒體理論體系的盡快建立和完善，以促成網絡媒體的發展成熟，指導未來的網絡媒體培訓機制的建立和定型；另外一方面，可以讓新員工省去不必要的摸索時間，在最短的時間適應網絡媒體的需求，學有所用，投入網絡媒體事業中去。
網絡與新媒體理論范文3
論文關鍵詞：建構主義，大學英語，多媒體網絡技術
一、引言
多媒體教學是指在計算機的輔助下，根據教學目標和教學對象的特點，在教學過程中利用現代信息技術綜合處理語言、文字、聲音、圖形、影像等多種媒體信息，調動各個媒體要素進行有機整合，形成合理的教學結構，已達到最佳的教學效果的教學模式。多媒體輔助大學英語教學在20世紀80年代進行外語電化教學時就已經出現，90年代逐步受到教師和學生的歡迎和接受?，F在，隨著計算機網絡技術的發展和普及，多媒體網絡教學作為大學英語教學的主要手段，已經成為21世紀外語教學改革的重要突破口。
教育部在《大學英語課程教學要求（試行）》中明確指出，“要充分利用多媒體網絡技術發展帶來的契機，采用新的教學模式改進原來的以教師講授為主的單一課堂教學模式”。2007年修訂的教學要求中又補充到：“新的教學模式應以現代信息技術，特別是網絡技術為支撐，使英語的教與學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不受時間和地點的限制，朝著個性化和自主學習的方向發展。”因此，探討基于多媒體與網絡的外語教學方法有較強的現實意義。充分有效地利用多媒體網絡技術，結合大學英語改革的實踐，培養學生的外語綜合素養，是高等教育必須不斷探索的問題。
二、多媒體網絡教學的理論基礎
多媒體網絡技術環境下教學模式的理論基礎是建構主義。建構主義學習理論（constructivism）是在瑞士心理學家皮亞杰（Piaget）在的認知理論基礎上發展而來的，這一理論強調學習者需要在完整真實的環境中積極進行有意義的體驗活動，知識不是通過“刺激-反應”被動地從外界轉移而來的；知識是學習者通過與外界的相互作用，在自身已有經驗的基礎上主動建構的新的意義而習得的。建構主義理論認為“情境”、“協作”、“會話”和“意義建構”是學習環境中的四大要素。
由于客觀條件不具備建構主義，建構主義理論在較長時期內對外語教學并未有明顯影響。直至近年來，隨著多媒體網絡技術的廣泛應用和日益普及，建構主義學習理論才逐漸引起教育界的注意，按照建構主義理論進行外語教學改革的高校和機構逐漸增多。建構主義理論對多媒體網絡教學具有積極的指導意義。在這一視角下，多媒體網絡技術不再僅僅是幫助教師傳授知識的手段、方法，而且是用來創設情境、進行協作學習、會話交流和構建意義，即作為學生主動學習、協作式探索的認知工具。建構主義強調“以學生為主體”、“以教師為主導”的雙主教學。因此，教師不再是知識的傳授者、灌輸者，而是建構意義的促進者和幫助者。學生是信息加工的主體，是知識意義的主動建構者。
三、多媒體網絡技術在大學英語教學中的優勢
1. 有利于創設逼真的外語學習環境
多媒體網絡技術應用于英語教學中，人機交互，師生互動，是有效創立教學情境的方法。多媒體網絡技術集聲音、圖像、文字于一體，外語課堂教學可以產生圖文并茂、動靜結合的效果，有助于反映新舊知識之間的聯系，有助于促進學生進行思維聯想，便于學生對知識進行重組與改造，幫助學生知識的同化與順應，促進學生發揮學習的積極性和主動性。根據教學內容設立相應的情境，學生參與其中，多個感官可以同時受到刺激。在外語教學過程中，運用多媒體課件技術創設與所討論話題相似的學習情境，指導學生進行發散性思維，調動學生學習興趣，在與自己有相似經驗的情境中說口語。例如，在講解西方人的時間觀念時，用多媒體課件預設出在各個文化場景下要面對的時間問題，并配合以口頭討論、教師講解，這種方式可使學生在輕松、愉快的情境中，始終積極、主動地參與學習，提高了教學效果。
2.有利于師生進行協作與互動
情境認知理論認為:認知是人與情境,人與社會互動的產物，學生學習的意義建構是通過與“認知情境”的互動實現的。大學英語學習必然是一個多主體互動合作的過程。學習語言的最終目的是使用語言進行交流，多媒體課堂教學提供了傳統教學手段下難以模擬的平臺，可以使英語課堂教學中有三個重要元素:教師、學生和教學內容之間形成互動。教師與學生之間以對話為背景而實現的課堂互動是交際教學法的具體運用,對話鑲嵌于情境之中,從而使教師和學生之間不僅在認知方面的,還有情感方面實現了交流，使課堂活動的內容更加豐富,也使學生的語言建構更為有效。在網絡教學中，教師可以通過在線輔導答疑和網上批改作業等方式和學生進行協作學習，共同進步。使用多媒體教學，教師利用先進的教學設備進行集體備課，實現教案課件資源共享，可以增強教師之間的經驗交流，減輕教師的工作負擔，提高備課效率。
3.有利于學生建構意義自主學習
教育的目的是培養學生的創新意識，增強學生分析問題的能力，發展學生的自學水平建構主義，塑造學生的主體人格。多媒體網絡技術具有傳統教學手法無法比擬的功能，多媒體的集成信息的改善了學生對語言信息的理解，產生親切感，激發學生用所學英語進行交際的愿望。網絡允許學生隨時隨地地選擇適合自己的材料進行外語學習，在這樣的學習環境中，學生可以根據自己的學習興趣和能力選取適合自己的學習方法。 多媒體立體化的課堂已經給學生建構起一套外語學習體系，在課下網絡學習過程中，學生有充分的時間對自己的思維過程和方法進行反思與交流，調整原有的認知結構，形成新的概念與認識，豐富了知識面，學習能力不斷提高，從而取得令人滿意的學習成績。
四、多媒體網絡環境下改進大學英語教學的措施
1.正確處理傳統教學手段與現代信息技術的關系
傳統教學手段和現代信息技術都是教學手段，并不是對立關系，而是相通的。多媒體教學并不意味著摒棄傳統的教學方式，在某種程度上，多媒體教學是傳統教學的繼承與發展。誠然，傳統的“黑板、粉筆、口授”的教學模式顯得單一呆板；但應該認識到，多媒體教學也只是教學手段而不是目的。有些教師夸大了多媒體的效應，課堂上一味的播放課件，成了課件放映員，造成了學生的反感。講課本身是一門藝術，要發揮教師的主導作用，教師一定要把握住多媒體使用的尺度。教師在授課時，不要只是坐在計算機屏幕后操作鼠標，過度依賴電腦。教師使用多媒體課件的同時也要適時板書，通過教師的淵博知識、語言藝術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在外語中權衡利弊，采取機動靈活的教學法，把傳統教學手段和現代教育技術的優勢都發揮出來，解決外語教學中的實際問題。
2.加強教師信息技術培訓
多媒體網絡技術應用于教學，不僅要求教師有豐富的外語專業知識和文化素養，還要有一定的計算機操作能力和網絡知識，這樣才能熟練的駕馭課堂。學校投入大量資金購入了計算機、投影儀、影碟機話筒音響等硬件，如果管理和教師培訓沒有跟上就不能保證設備的利用率，從而造成資源的浪費。有鑒于此，首先，外語教師要轉變觀念，從“專業型”向“一專多能型”過度。其次，學校應該經常性的對外語教師進行現代教育技術培訓，如計算機基礎知識，軟件操作技術，課件的制作及應用、網絡資源庫的建設等。外語教師應該與計算機專業技術人員通力合作，結合各個學科的優勢，相互協作建構主義，有效提高大學英語多媒體課件的制作質量。再次，學校應該組織多媒體技術競賽等活動，激發教師改進多媒體教學的動力，使多媒體網絡教學在探索中不斷走向成熟。
3.加強校園網絡建設，構建良好學習氛圍
學校應該加強網絡教學平臺的建設，以便于學生進行課下自主學習。建構主義認為，學習環境是學習者可以自由探索和自主學習的場所。教師和學生要投入時間和精力打造“會話”與“協作”的即時通訊環境，建立學習論壇，進行在線問答與討論。外語教學網絡平臺搭建好了，學生可以利用各種工具和信息資源來達到自己的學習目標。如在網絡上下載多媒體課件，閱讀文字材料、進行聽力練習、發電子郵件向教師進行提問等等。學生可以在電子圖書館、多媒體教室、宿舍隨時隨地進行外語學習，和同學進行討論交流，找到適合自己的學習方法，達到最佳的學習效果。在網絡自主學習的過程中學生不僅能得到教師的幫助，而且學生之間也可以相互協作和對話，網絡學習環境成為促進學習的場所，這樣就為學生學習贏得了更多的主動與自由。
多媒體網絡教學在全國范圍內產生了巨大而深遠的影響，多媒體網絡教學的發展為大學英語改革注入了新的活力。采用多媒體課堂教學和網絡輔助教學互補的教學模式，有助于提高學生的英語水平。多媒體教學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其在大學英語教學中的理論研究、技術進步和實踐發展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教育界不斷地進行探索創新。只有具備現代教育理念，平衡多媒體網絡教學與傳統教學的關系，明確發展方向，才能真正培養學生的英語綜合運用能力，不斷提高大學英語的教學質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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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絡與新媒體理論范文4
【關鍵詞】文化企業；并購動因；理論創新
雖然傳統的企業并購理論適合文化企業的并購，但鑒于與一般企業相比，文化企業除了有與一般企業相同的組織性、經濟性、盈利性等特征外，還具有自身的特征，如產品外部性、虛擬資源性和生產力特征等?；谄洫毺匦?，本文將從一個全新的角度探討文化企業并購的其它動因理論。
一、基于規模經濟與范圍經濟的并購
規模經濟是指從事單一產品生產（銷售）的企業由于規模的擴大而導致生產（銷售）平均成本降低的經濟現象。其理論基礎就是規模報酬法則，即在技術不變的條件下，規模報酬會隨著生產規模的變化而變化。在一定的規模內，當生產規模擴大時，規模報酬遞增，但超過這一規模時，規模報酬則遞減。規模報酬法則表明企業的規模經濟是有邊界的，存在著適度規模。一般而言，規模經濟的作用包括有：優化資源配置；促進專業化分工；推進產業結構高度化；增加工人的熟練程度。這些作用最終綜合反映在企業工作效率和經濟效益上。
范圍經濟是指企業從一種產品轉向多種產品生產時，由于生產經營范圍的擴大而導致平均成本下降的現象。錢德勒稱之為“聯合生產經濟”。比如，當一個廣播電臺同時擁有多套節目、多個頻道，或同時擁有節目制作中心、廣播、網站、報紙的時候，就屬于范圍經濟。范圍經濟產生的主要原因是對企業內部剩余資源的充分利用。一方面是對有形資源的充分利用。比如，投入或準公共投入的分享，即一種投入用于生產一種產品的同時對其他產品的生產也有幫助；另一方面是對無形資源的充分利用。比如，對技術（或管理）“訣竅”的共性和重復性的使用。此外，通過產品或服務的多元化，對企業外部交易實行內部化，降低交易成本，由此也可形成范圍經濟。
實現企業規模經濟和范圍經濟的主要手段就是并購，對文化企業更是如此，原因在于文化企業的特點。比如，傳媒文化企業有這樣的特點，它能產出兩樣產品：媒體本身和媒體受眾。媒體商品可以同時在兩個不同的市場上銷售，一個是受眾市場，另一個是廣告市場。在受眾市場上，媒體銷售的是自身所生產的內容，如報紙；在廣告市場上，它所銷售的則是受眾。由于傳媒業的基本商業模式是“第三方付費”，廣告作為其主要收入來源。在這種商業模式下，傳媒業比任何一種業態都更追求規模經濟和范圍經濟。
首先，文化經濟追求規模經濟。比如，在廣播電視產業中，節目生產的起始成本很高，但復制成本或者邊際成本極低，接近于零。表明：在一定范圍內，節目的生產規模越大，制作的節目越多，單個節目的規模經濟也就越顯著。同理，印刷業等其它傳媒業也有與廣播電視產業一樣的特點。由此可見，文化產業具有規模經濟的特征。其次，文化經濟又追求范圍經濟。體現是多方面的：一是知識與經驗的共享。比如，傳媒雖然有不同的形式，但其運作模式基本一致，主要從事精神產品和廣告業務，在生產經營管理各個環節上存在著知識與經驗的共享性；二是投入要素能進行多重開發利用。例如，對同一個新聞素材，可以用不同的形式進行報道，包括報紙、雜志、電視等，由此實現信息增值；三是套餐廣告的供給。通過對各媒體廣告資源重組成套餐廣告，為不同的受眾提供不同的廣告覆蓋，以增加廣告的覆蓋面。
二、基于網絡外部性的并購
網絡外部性是指某個產品或服務的價值隨著消費或兼容該產品（服務）的消費者數量的增加而增加，即新用戶的加入可以給產品的其他用戶帶來正的外部收益。顯然，傳媒網絡的價值決定于網絡規模。也即說，網絡用戶越多，網絡價值就越大。比如，在電信產業市場，消費者享受電信服務的效用隨著新加入到該電信網絡的其他消費者數量的增加而增加，擁有該電信網絡的服務對該消費者的價值也隨之增大，原因在于該消費者可以與越來越多的其他電信消費者進行通信。根據梅特卡夫法則（Metcalfe Law），網絡價值以接入網絡用戶數平方的速度增長。假設網絡中有n個用戶，則網絡對所有人的總價值與n（n-1）=n2-n成正比。這說明網絡帶來的效益將隨著網絡用戶的增加而呈指數形式增長。
網絡外部性產生的主要原因有三點：一是網絡自身的系統性。在網絡中，無論新增多少個網絡節點，它們都將成為網絡的一部分，網絡的擴張可以使整個網絡受益；二是網絡內部信息流的交互性，即網絡內的任何兩個節點之間都具有互補性；三是網絡基礎設施的長期壟斷性。一般來說，網絡的基礎設施（如鐵路、通信等）具有投資巨大、投資周期長、壟斷性強和使用期限長等特點。已有的研究結論表明：在網絡外部性條件下，企業間的并購不僅可以消除企業產品間的不兼容性，而且還可以擴大產品用戶規模，增加消費者效用。為此，具有網絡外部性特征的企業并購活動可以改善社會福利。正是由于具有網絡外部性特征，近些年來，文化企業并購活動頻繁發生。比如，北方電訊并購Bay Network、湯姆森并購路透集團等。這些企業并購后，網絡規模得到了擴大，市場份額得到了提高。
三、基于長尾經濟的并購
長尾理論由克里斯·安德森（Chris Anderson）于2004年提出。根據長尾理論模型，產品銷量曲線呈現出“冪次曲線”形態，在“短頭”部分是主體部分（熱門商品），接著是一條“長尾”（冷門商品）。主體部分與長尾部分在品種及數量上的關系是：主體品種較少，但數量值高，而長尾品種較多，但數量值低。主體部分每一品種的數量值盡管均超過長尾部分任一品種的數量值，但從總量上看，長尾部分所有品種的數量值之和能與主體部分所有品種的數量值之和相抗衡。表明了“長尾”上的商品雖然是冷門商品，但它們總是有需求的，當存儲和流通的渠道足夠大、營銷成本足夠低時，冷門商品所共同擁有的市場份額可以和那些少數熱門商品所占據的市場份額相匹敵，甚至更大。
有學者認為，熱門經濟學是一個供給不足的時代，我們沒有足夠的空間為每一個人提供每一樣東西。隨著網絡傳播的興起，人們正在進入一個豐饒的世界。在這個富足經濟的環境里，任何一種傳播途徑或是一種產品均已不能適合所有的消費者。同樣，對傳媒文化企業來說，僅提供單一信息的媒體也已無法滿足人們的信息需求。那么，通過什么樣的方式或渠道才能滿足人們對信息的不同需求呢？那就是并購。因為，并購可以對不同的媒介進行融合，并通過對資源的整合來獲取市場“長尾”的深度開發能力，為不同的消費者提供個性化服務。
例如，美國商業性雜志大亨福布斯集團，其旗艦《福布斯》雙周刊以往主要面向企業家與政經高層，一直走高端讀者路線，大客戶數量僅占客戶總數的20%左右。隨著新媒體的興起，富人受眾不斷分化，核心產品《福布斯》雙周刊單一的紙媒出版增值業務舉步維艱。為改變這種被動局面，《福布斯》創建了網絡版。由于《福布斯》網絡版提供的內容多樣化，包括有企業音響、視頻節目與廣告，互動工具，以及比《福布斯》雜志更廣更深的分析報道等，它們深受大眾歡迎，每月到訪的人數規模甚為可觀，達1500萬。經濟效益也因此得到提升。福布斯集團投入網絡的資本不到1億美元，但2006年上半年的收益卻達到1.65億美元，相當于當年上半年雜志收益的85%。為不斷開拓長尾市場，2007年初，福布斯集團并購增值投資公司（Elevation
Partners），并新組成了“福布斯LLC”媒體公司。通過并購，福布斯集團借助增值投資公司對網絡市場的開拓能力，使《福布斯》從網絡唱片、影像等一系列娛樂產品服務中介入了“長尾”市場，由此大獲成功。
四、基于受眾碎片化理論的并購
“碎片化”（Fragmentation）的原意是完整的東西被破成諸多碎塊。這里，用“碎片化”術語來形象地描述媒介傳播的社會語境。隨著網絡的產生，媒介傳播的社會語境發生了根本的變化，以往僅靠某一種媒介的強勢覆蓋而“號令天下”的時代已經終結，取而代之的是多種媒介并存。當今，傳統媒介傳播市場的份額在不斷收縮，傳播效能在不斷降低，新興媒介則蓬勃興起，傳播通路激增、海量信息堆積以及表達意見莫衷一是，這便是現階段傳播力量構建所面對的社會語境?，F實已經表明，社會正處于由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型的過渡期，該時期的一個基本特征就是社會的“碎片化”。
碎片化”的產生主要有兩個原因。一方面，社會階層的“碎片化”催化了傳媒產業的“碎片化”。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消費選擇的擴大，社會各階層的生活方式、價值觀念、消費方式、審美趣味相差懸殊。即使是年齡、教育、收入基本相同的消費階層內部也可能由于態度觀念的不同而呈現出逐步分化離散的狀態；另一方面，新媒體的不斷涌現促使傳媒消費市場出現“碎片化”。近年來，數字技術、網絡技術和通信技術介入媒體的構成當中，創造出許多被稱之為新媒體的媒體形態，由此大大改變了大眾傳播的模式和格局，致使受眾不再忠實于某一種媒體，而呈現出“碎片化”的發展趨勢。
大眾市場“碎片化”的特征是大眾品牌影響力的下降和大眾媒體接觸的減少。在“碎片化”的情形下，媒體再無法憑借單一化的節目或出版物來獲得大批受眾，小眾傳播或“窄播”成為媒體的明智選擇。媒體已經進入了深度營銷的時代，誰能提供個性化的媒體傳播方案，誰能進行品牌管理、資源整合、并進行跨媒體傳播，誰就能在競爭中處于優勢地位。因此，要想在一個受眾日益碎片化的市場上獲勝，不同的傳媒企業必須強強聯合，通過跨平臺、跨媒體的組合傳播，來實現市場的戰略布局和最大的受眾群體。
五、基于媒體不可知論的并購
“媒體不可知論”由國際期刊聯盟（FIPP）于2005年的年會上提出。該理論認為，對于消費者（受眾）而言，人們不知道自己獲取信息的最佳途徑是什么；對于傳媒擁有者（運營者）而言，人們不清楚什么是未來最佳的信息平臺和相應的盈利方式；對于廣告商而言，人們也不知道哪些平臺將是未來最有效的廣告平臺。
該理論產生的背景在于新興媒體的誕生對傳統平面媒體產生了巨大的沖擊。比如，Blog（博客）的出現便是其中的一個案例。借助于數字網絡手段，Blog的自我繁殖和復制能力極強，它不僅無所不至，而且速度與數量呈幾何級數增長，可以是無限的。此外，它具有頻繁更新、簡潔明了和個性化等特點。所有這些特點使其在與傳統媒體內容的比較中占有優勢。特別一提的是，即便是那些不知名人物的Blog，它所引發的話題可能根本無法預料和控制，由此產生的后果或許是對消費者的媒體消費力進行無休止的捕食、掠奪和消耗。Blog正以一種前所未聞和前所未見的嶄新形式影響著未來的傳媒產業。2005年5月，Stephen Baker和Heather Green在其撰寫的論文“博客將改變你的事業”里預測：Blog將決定媒體未來。因此，當年的世界期刊大會斷言，未來將不再是紙與墨的時代，而是屏幕的時代。從今天來看，這些預測或斷言已經轉化為現實。
“媒體不可知論”的構成基礎，就是傳媒受眾的“碎片化”理論。如今，消費者（受眾）擁有了太多的自主選擇和控制能力，傳媒的擁有者（運營者）不能再用單個的或少量的傳播平臺來滿足消費者（受眾）的消費需求，而是必須以內容和品牌為核心，真正地采用多平臺、多媒體的發展策略，從而為民眾提供多樣化的消費選擇。
六、基本媒體話語權的并購
大眾傳播在人們的社會生活中發揮著越來越顯著的作用，其中一個重要的功能就是輿論引導。但引導輿論，必須先擁有話語權。所謂的話語權是指“公民有就社會公共事務和國家事務發表意見的權利，是一種表達權和參與權的體現。”在一個社會中，誰掌握了“話語權”，誰就能將“自己的利益及意志”反映出來，誰就能引導社會輿論的方向。而話語權主要受經濟制約，維護經濟利益是話語權的最終目的。歷史上，話語權的更替總是圍繞經濟利益依次展開的。
本質上，傳媒文化企業具有復合身份，承擔著雙重角色：輿論引導者和經濟創收者。一方面，作為公共物的媒介是社會公正的代言人，是為大眾服務的；另一方面，媒介的傳播活動不是免費的公益事業，基于生存與發展的需要，媒介往往將所擁有的話語權轉化為金錢資本，通過出售精神產品，創造收益。也即是，媒介獲取輿論話語權的主要目的就是經濟利益。
為獲取輿論話語權以及由其帶來的經濟利益，并購傳媒企業或傳媒業之間的并購就是一條直接有效的途徑。這可從美國的案例得到印證。美國20世紀80年代以來興起的媒體并購潮，其原因主要在于大公司為了獲得更多的話語權和經濟收益。的確，并購使大公司贏得了更多的媒體控制權和輿論引導力。在20世紀80年代初，美國有1700家日報、11000種雜志、9000座廣播電臺和1000座電視臺，2500家圖書出版公司，7家電影制片廠。由并購而成的50家傳播公司占有絕對的支配地位，壟斷著大部分日報的銷路，以及雜志、廣播電視、圖書、電影的大部分市場，并通過連鎖董事會或多種經營公司等形式來壟斷和控制半數以上美國主要的新聞傳播媒介。在控制日常輿論上，這50家大公司實際上控制了幾乎所有美國人的精神食糧，它們比任何私人甚至于政府機構的作用更大。另外，由于規模巨大，這些大公司與其他跨國公司和跨國銀行在經濟上形成極為密切的關系，成為了國際金融的參與者，從中獲取了豐厚的經濟利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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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絡與新媒體理論范文5
本文依據媒體實踐的外部情境變化和媒體規制的學術研究進展，梳理了數字媒體學論文規制理論的基本發展脈絡：（1）以科斯定理為代表的早期媒體規制理論，將媒體作為一種資源，重點關注資源的分配而非內容的傳播，本質上屬于經濟學研究范式；（2）在數字化環境下，媒體的內容屬性日益受到關注，內容范式逐漸替代資源范式成為了數字媒體規制理論的主流視角；（3）內容范式進一步發展，在網絡環境或賽博空間（Cyberspace）的情境下形成了面向數字媒體規制方式的相互沖突的理論框架；（4）數字媒體規制的基本前提——規制動機被置于爭議與討論之中，數字媒體規制的理論根基受到挑戰。
1早期經濟理論視角下的“離散式”媒體規制：市場機制與科斯定理在傳統的紙質與廣播電視媒介時代，媒體的信息傳播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物質媒介本身的傳遞以及隨之形成的影響力，媒介的運作模式與相應的媒介規制都體現出了結點式、離散式的特點；不同的媒體基于其物理特征，各自為不同用戶群提供信息服務，而未聯接成類似于互聯網媒體的、連續的“媒介場域”或形成滲透入個人生活的媒介空間。在這種情況下，如何運用自由主義市場經濟中“看不見的手”提升媒體運作和媒體規制的效率，成為了當時西方國家的經濟學界與傳播學界所共同關注的問題。
科斯是新制度經濟學的奠基人。他于1959年發表的“聯邦通信委員會（Federal Communication Commission，FCC）”為經濟學領域傳統的產權理論研究帶來了根本性的變化，也沖擊了美國FCC規制傳播媒體的傳統模式，即基于委員會聽證并頒布營業許可證，以分配廣播頻譜的頻譜分配方法[4]?？扑拐J為，廣播頻譜的分配應該交予市場中供求關系的運作來完成。依據市場規律拍賣頻譜資源，可以提高運營方優化服務的積極性，從而在現有資源的調配下使大眾獲得更高質量的信息傳播服務[5]。在這一自由市場相互匹配的過程中，政府過多的干預和控制反而會導致資源配置的低效率：一方面是公眾的文化消費與信息需求沒有得到充分地滿足；另一方面則是頻譜資源在低效率人為調配下的浪費。
不可否認的是，社會成本與負面外部性問題是完全自由市場經濟的弊端，市場失靈的現象也在經濟活動的部分特殊領域中時常出現，尤其是公共服務領域?？扑固岢觯谡鞔_各方權利與義務的前提下，經濟中的非效率可以通過當事人的談判與斡旋得到糾正，從而使社會效益趨于最大化。這也就是著名的“科斯定理”[6]?；诖死碚摽梢哉J為：在媒體規制的過程中，政府、媒體運營商以及受眾等各方因素可以在既有的權利義務關系中進行談判和博弈，進而協調好信息傳播背后的頻譜等資源調配規則，達到政府規制、用戶使用以及機構服務三者之間的納什均衡狀態。
作為傳統紙質與廣播媒介盛行時代所提出的規制理論，科斯定理及其產權理論為廣播媒介中的頻譜資源分配提供了具有獨特創見的寶貴方案。然而，作為經濟學視角下的媒體規制理論，科斯定理著重理順了媒介資源中的供求關系管理思路，但卻并沒有在信息傳播的內容層面投入足夠的關注。由此可見，媒體規制在這一理論的觀照下更多地體現為媒體市場中主體間供求關系的規制，而不是面向內容標準、傳遞渠道、以及各主體間的權力與義務關系等多個方面的整體性規制。在數字媒體大發展的時代，媒體與信息、文化的結合日益緊密，媒體中的信息傳播也在更大程度上擺脫了物質載體和基礎設施的客觀限制，為理論上的“言論自由”提供了諸多的實踐契機。在這種情況下，規制者若僅僅從市場經濟的角度討論媒體的經濟效益，忽略對數字媒體在文化傳播、知識分享等公共效益方面的探討，則已偏離了媒體發展的整體趨勢，不符合數字媒體規制的客觀發展規律。
2數字媒體規制的新理論定位：區別于經濟、社會規制的文化規制數字媒體與傳統媒體不同，它指的是：運用數字化技術手段進行信息采集、加工、處理，并借助計算機數字信息網絡技術傳播和提供信息服務的組織。這類組織一般具有專業媒體性質，但與一些具有特定用戶群及專門信息服務內容有所不同的是，其信息服務面向一般的互聯網用戶，因而更具有廣泛性。根植于數字化網絡技術的數字媒體與傳統媒體比較而言，具有更強的信息生產、組織與傳播能力，其包含的信息內容因而也具有更大的影響力。在這種情況下，規制政策的制定者在關注數字媒體的經濟性與社會性特征的同時，也更應著眼于其信息內容的文化軟特征。在媒體規制中對其文化特征的關注，通常被稱為文化規制的視角。
在規制的分類與內容研究中，文化規制是指：規制者（政府或其他組織）對微觀文化主體實施的文化控制。這種控制往往與普通法的司法干預、以及政府在宏觀調控中借助一系列政策工具所進行的間接干預不同，它通常是在政府的主導下，以直接的行政干預形式出現[7]。科斯在其經濟理論分析中，運用了市場、博弈以及均衡等經濟學理論工具探討了媒體規制的一般規律與基本方向。但基于頻譜資源分配這一問題情境建立起來的科斯定理已不能滿足現代數字化，特別是大數據背景下的媒體規制問題。相比于量上的“無差別”的資源積累與分配理論，數字媒體規制實踐亟需文化視角下偏向質的內容的新規制框架。在多種媒介互聯互通、人群與網絡日益融合的情境下，數字媒體作為信息分享與文化傳播的重要載體，依據前文中對規制理論的定義，應歸入文化規制的范疇之中。
面向傳統媒體的規制往往關注于其一般性的經濟與社會影響。因此，就傳統的規制分類而言，規制通常被分為經濟性規制與社會性規制[8]。經濟性規制是指：在資源分配出現壟斷現象、市場失靈（Market Failure）以及市場競爭不充分的情況下，規制者為了緩解自由市場的負面效應、促進社會公平而采取的一系列經濟性調節與規制。由此可見，政府通過立法形式制約經濟壟斷行為（如《反壟斷法》的頒布），以保障市場中的自由充分競爭，就是典型的經濟性規制。社會性規制是以保護個人健康、公共安全、生活環境以及社會穩定等涉及群體性公共利益的規制類型。在美國，社會性管制通常被限定在健康、安全與環境保護3個方面，因而也被稱為HSE規制（Health，Safety and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9]。關于HSE規制的經濟性與均衡問題吸引了很多經濟學領域學者的關注[10]，并被放置到了一系列標準化的經濟模型中進行推導與分析，得出了各有側重的理論框架：例如環境模型（Environmental Model）與物質平衡模型（Material Balance Model）等[11]。與上述兩種規制不同，文化規制作為一種面向文化傳播與文化交流的“軟性”規制，通常被分散在經濟性規制與社會性規制的子領域中進行研究，或是被歸為社會性規制的組成部分進行探討，而不作為具有特殊性與明確邊界的完整研究范疇被單獨地提取出來。
文化本身在跨領域、跨地區、跨時間的條件下是具有多元性與特殊性的。ICT的高速發展與大數據環境的有力支持，則更加速了多元文化的交流與傳播，增進了不同文化領域之間的溝通與了解。基于這種本質特征與發展背景的考慮可以發現，包含數字媒體規制在內的整個文化規制不應只是經濟性與社會性因素的產物，更是信息與文化交流本身的要求下出現的產物[4]。文化多樣性特征下的文化規制除了面對傳統的經濟性與社會性沖擊（例如文化產業規制、傳統民間文化資源的開發與利用等）之外，還要適應一系列涉及文化交流的特殊問題（例如文化霸權主義與國家認同等），在全球化的潮流中基于媒體這一關鍵視角協調不同地區和不同領域的文化實踐[12]。
文化所蘊含的固有特征要求文化規制作為一種相對獨立于經濟性與社會性“二分”規制結構的規制類型而存在。數字媒體作為互聯網時代信息與知識傳遞的領頭羊，其在文化傳播中的規制應該符合文化規制的特殊性要求。規制者（如政府的縱向規制或其他組織的橫向規制等）應該更多地關注數字媒體的文化性影響（例如數字媒體的傳播內容如何影響主流價值觀與輿論導向，數字媒體的傳遞形式如何改變了人們對傳統文化的認知等），而非僅僅關注于數字媒體運行的經濟性和社會性側面（如數字媒體中的盈利模式與廣告傳播規制，數字媒體運營商的商業活動規制等），使數字媒體的文化性規制又滑向了傳統的經濟型與社會性規制思路。由此可見，文化傳遞與文化資源流動借助現代化數字媒體的平臺變得更加快捷、高效，各種形式的文化內容也因此逐漸溢滿了個人的生活空間。這不僅對數字媒體的管理與規制水平提出了要求，更是使包含更大研究范圍與應用領域的文化規制面臨了新的挑戰。
3網絡環境下的數字媒體規制：理論分歧與規制融合現代數字媒體技術（例如博客網站、微博、微信等）是依托于互聯網，尤其是移動互聯網技術所構成的整體情境實現快速發展的。隨著數字媒體內容的豐富與技術的多樣化，媒體本身與互聯網的結合也日益緊密：一方面，數字媒體的內容建構與傳播都需要依靠互聯網中的虛擬平臺才能完成；另一方面，互聯網技術與物聯網趨勢不斷地滲透進大眾生活的各方面細節，人們在日益嵌入“線上生活”的同時，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數字媒體的全方位影響。與傳統的報紙、電話、電視等媒體不同，就媒體形式的泛在性、即時性以及內容傳播的不可控性（現代互聯網具有泛在性，接入網絡就意味著接入媒體）而言，數字媒體對公眾的影響在一定程度上回歸了流行于20世紀40年代的“魔彈論”中對媒介作用的闡釋[13]。在涉及社會問題的負面信息傳播方面，數字媒體的“魔彈效應”往往體現得更加明顯。
美國是新媒體發展最為迅速的國家，而數字媒體則是新媒體的主要表現形式之一。圍繞著網絡環境下如何對數字媒體進行規制的問題，網絡自由主義者、網絡聯邦主義者以及網絡現實主義者各抒己見，并展開了激烈的觀點交鋒[14]。網絡自由主義者認為，網絡所構成的虛擬空間與現實世界是有根本區別的。從網絡無政府主義學派的立場來看，網絡本身比現實世界更具有民主性、自由性與開放性，人們可以根據自己的情感或實際需求生活在這樣的自由空間之內，網絡空間既不需要也不適用于政府的管護[15-16]。網絡無政府主義的代表人物之一約翰·佩里·巴洛（John Perry Barlow）認為，網絡中媒體對文化的塑造比其他任何東西對文化的塑造都要顯著，人們可以在網絡空間的基礎上，自由地創造出一種新的文明。網絡聯邦主義者并不認同絕對自由的激進觀點，他們認為：網絡是復雜而有邊界的，面向網絡空間的規制與管護在理論上是可能的；政府無法有效管理網絡中的信息創造與信息傳播，網絡中的數字媒體規制只能依靠主體自身和相關的虛擬社區。因此，針對網絡本身以及數字媒體的規制應該依據其自身的特點與規律，基于虛擬空間中的主體自身進行規制，政府不應通過傳統的行政管理方法干預網絡空間與數字媒體的運作。網絡現實主義者在網絡與現實世界之間的關系問題上，與上述兩種立場有根本性的不同。勞倫斯·萊斯格（Lawrence Lessig）認為：網絡無論如何虛擬，都是物理空間的映射，網絡空間中的行為和問題都與物理空間中的特定現象存在對應關系。因此，無論是數字媒體還是整個網絡虛擬空間，應該受到網絡法律的規制，隸屬于真實空間中的政府[17-18]。在現實世界中，網絡與數字媒體也正在邁向一個政府管理與巨頭壟斷的時代。
從整個社會對網絡技術與互聯網世界的理解來看，上述3種觀點的交鋒與更迭過程也反映出了人們對互聯網和數字媒體的認識逐漸從早期烏托邦式的激進與開放回歸到了成熟與理性的狀態[14]：互聯網領域或賽博空間為用戶提供了更便捷的交流空間與表達平臺，但這并不意味著對一切合理調控或規制的否定。在相對靈活自由的網絡空間下，數字媒體的發展的確獲得了更多的動力與可能性，但隨之而來的問題也漸漸暴露。這些問題除了來自于網絡環境的自身特征以外，更多的則是現實環境中受管制的行為在缺乏規制的情境下被肆意投射到了網絡空間與數字媒介平臺之中，例如網絡欺凌問題（Cyberbullying）[19-20]。在心理學與信息系統領域的研究中，諸如網絡欺凌等對數字媒體用戶產生負面影響的現象越來越多地受到了關注。遺憾的是，這些研究最終的落腳點多半在于信息系統設計、用戶的人機交互指導等范疇，面向整個數字媒體平臺的全局性視角與宏觀層面的規制卻基本與該問題的研究處于脫節的狀態，個體研究的進展也因此很難為宏觀的規制政策研究提供有價值的啟示或方向指導。
進一步地，脫離互聯網情境的限制，從而在更為宏觀的視域下觀照網絡數字媒體的研究與實踐，可以發現：隨著ICT技術的蓬勃發展，電子網絡、電信網絡以及計算機互聯網的融合為數字媒體規制的研究與政策實踐提出了新的挑戰[4]。由傳統媒介規制的長期實踐延伸而來的“分而治之”的規制思路在多種媒體融合的情境下變得矛盾重重。就媒體發展與政策實踐的具體關系而言，媒體融合的主要挑戰在于網絡運營監管和內容監管的沖突，甚至失效[21]。傳統的廣電監管對地面無線網絡、有線電視網絡和衛星直播網絡的運營進行嚴格的管制，以達到特定的社會政治目標。該監管體制根本不可能照搬到電信部門，而且電信網絡也不屬于廣電監管的范疇?；ヂ摼W上的節目可能來自全球任何一個地方，國內的“分離式管制”法規很難有效監管境外機構。此外，政出多門，多頭管理，造成了一些管制沖突、低效率以及內容監管的失效，監管框架無法應對層出不窮的新業務和新特點，如互聯網廣播電視的業務有的國家將其當作電信業務監管，如丹麥、荷蘭、日本等。有的國家將其作為廣播電視節目監管，如挪威、瑞典等。我國則將其分為內容與產業分別監管，并產生一些矛盾和沖突。
技術發展與政策實踐的內在矛盾往往可以為相應領域的學術研究提供新的增長點，媒體融合機制下的傳統規制變革問題也因而成為了近年來學術界關注的一個熱點問題。在該研究領域中，諸多學者認為基于媒體融合實際的“規制融合”或者“政策融合”是大勢所趨。面對媒介融合的現實困境與發展規律，英國學者佩特羅斯·羅斯費迪斯（Petros Losifidis）[22]提出了“規制融合”（Regulatory Convergence）的概念，認為“規制融合”，其實意味著通過展開一系列因應媒介技術融合、市場融合和產業融合的媒介規制變革，從而“建立一個能夠適應所有融合領域的共通的規制框架”。在邁阿密大學傳播學院的加里森（Bruce Garrison）和杜帕勒（Michel Dupagne）[23]設計的“媒介融合”模型中，數字媒體的融合既可以是技術融合作為經濟融合（即市場或產業融合）和規制融合的先決前提，也可以是經濟融合和規制融合帶來技術的融合。但無論是哪一種模式，融合效果的最后產生都是技術、經濟以及外生性規制因素三重作用的結果。歐洲學者庫倫貝格（Cuilenburg）和斯拉（Slaa）認為[24]，立足科技和經濟雙重影響促使廣播電視和電信產業之間的關聯甚至融合這一事實，就規制政策的制定而言，廣播電視和電信政策的管制分離已經不再必要，對媒介政策和電信政策進行融合是實現廣播電視傳播和電信事業共同發展的惟一良方，并提出政策融合（Policy Convergence）的概念。在政策實踐領域，隨著政府和公眾對數字化網絡中虛擬世界的認知不斷深入，數字媒體的規制問題也逐漸脫離了“絕對自由”或嚴格管控的誤區，開始進入規范化與程序化的發展階段。從發達國家的實際做法來看，大多采取了機構整合策略，其中實施最早的是美國的聯邦通信委員會（Federal Communication Commission，簡稱FCC），該委員會早在20世紀初廣播媒體出現之后就開始組建，1934年《通信法》的出臺，成立了該委員會，取代聯邦無線電委員會，其后1984年《有線通信政策法》使FCC獲得對有線電視的規制權力，1996年《電信法》讓FCC進入對互聯網傳播領域進行規制。FCC對電信網、互聯網和廣播電視網絡實行三網融合的統一規制體制，由于通過對無線電、有線電視、電報和電話、互聯網傳播服務等業務實施一體化規制，從根本上消除了美國電信行業和廣電行業可能存在的政出多門、條塊分割的規制現象。
2003年7月，英國議會通過《通信法》，設立了通信辦公室（Office of Communication，以下簡稱OFCOM），該辦公室融合代替了過去5個彼此分立部門的職能：電信辦公室（Office of Tele-Communications，OFTEL），廣播標準委員會（The Broadcasting Standard Commission，BSC），廣播局（The Radio Authority，RA），獨立的電視委員會（The Broadcasting Standards Commission，ITC）以及無線電通信局（The Radio Communication Authority，RCA），該機構的成立使英國在規制層面去除了電信業與廣電業之間的藩籬，使得“媒介融合在技術中立（Technology Neutrality）的旗號下得以順利展開”[25]。規制機構上是日本總務省主管。效仿美英規制機構融合模式，2001年由原郵政省、自治省和總務廳合并成立總務省，下設信息通信政策局和綜合通信基礎局職能部門，電波監理審議會和信息通信議會作為總務省的常設咨詢機構，參與和協調職能部門對日本電信業和廣播電視業行使規制職能[26]。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宏觀層面的數字媒體規制理論需要與基于各項具體現象的個體研究相結合，才能獲得更為扎實可靠的經驗土壤與分析基礎，以最終支持數字媒體規制的政策實踐。
4回歸數字媒體規制的邏輯起點：規制動機的理論分析如上文所述，在數字媒體規制的研究范疇中，無論是基于經濟、文化或是其他視角出發，政府對網絡和媒體進行規制的合理性都是所有相關理論建構的原始邏輯起點，而這一起點通常蘊含在兩個前提假設之中：一方面，政府有能力對網絡和媒體進行規制，維護數字媒體的合理運行。這也是網絡現實主義者所主要倡導的觀點[17-18]；另一方面，由于市場存在失靈現象，政府的規制有利于減弱自由市場中負面的外部性，協助數字媒體情境下的社會收益達到最大化。這是宏觀調控等一系列政府干預合理性的最主要理論根基，也是規制俘獲理論打破傳統規制理論的首要突破口。
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所倡導的自由放任市場經濟體制與“看不見的手”，對西方各國的經濟體制建設與經濟學研究都產生了重要而又深遠的影響。在英美等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相繼爆發經濟危機之后，經濟學家認識到了市場機制本身的局限性，單純依靠市場調節無法保證經濟的平穩運行。在這種情況下，支持政府干預與宏觀調控的凱恩斯主義在經濟學界誕生。該學派的理論認為：市場本身存在失靈（Failure）與低效的可能，政府調節有利于緩解市場失靈時出現的負面外部性，降低經濟損失，提高社會效益。早期的公共利益理論與凱恩斯主義相似，他們都將政府描述為市場失靈的調節者和解救者。如果沒有政府規制的存在，市場往往會運行得沒有效率，從而限制了社會福利的最終提高。與此同時，政府的規制也有利于促進社會分配的公平，緩和階級之間的矛盾，維護社會穩定[27]。
規制公共利益理論在20世紀70年代開始受到諸多批評，原因在于：一方面，規制是立法者與執行機構的行為，公共利益理論只是建構了規制者的規制動機，而沒有說明社會利益與規制行為之間的互動博弈關系，因而只是一種無法驗證的假定[28]；另一方面，很多傳統經濟領域的壟斷與惡性競爭現象證明，政府的規制有時并不能扼制市場失靈，反而會加劇社會不公與資源浪費現象[29]。
在這種看似矛盾的經濟現象中，規制俘獲理論就在學術界應運而生。早期的規制俘獲理論學者認為：某些行業或機構會通過尋租、賄賂等利益輸送的方式“俘獲”規制機構[30]，規制機構的規制行為往往從這些行業或機構等利益相關者出發，目的在于獲取自身的政治利益，維護規制者與這些行業之間的利益關系。因此，規制者的規制行為可能會受到特定行業或利益集團的干擾，出現前后規制不一致或直接與公共利益相悖的現象[31]。規制俘獲理論看似只是局限于經濟規制的研究范疇，但卻動搖了政府干預與市場調節間關系的根本性質。在數字媒介規制的研究情境中，規制俘獲理論有助于提示研究者在關注媒體這一被規制對象的特征與運作規律的同時，也應注意到規制者在規制建立與執行中的角色。
網絡與新媒體理論范文6
關鍵詞：多媒體網絡教學 語言交際能力 個性化學習
為了適應我國高等教育新的發展形勢，深化教學改革．提高教學質量，滿足新時期國家和社會對人才培養的需要．教育部制定了《大學英語課程教學要求》作為各校組織非英語專業本科生英語教學的主要依據。教育部2007年7月頒布的大學英語課程教學要求，提出了大學英語課程的設計應充分考慮聽說能力培養的要求，并給予足夠的學時和學分；應大量使用先進的信息技術，開發和建設各種基于計算機和網絡的課程．為學生提供良好的語言學習環境與條件。各高等學校應充分利用現代信息技術，采用基于計算機和課堂的英語教學模式，教學要求同時指出改進以教師講授為主的單一教學模式。新的教學模式應以現代信息技術，特別是網絡技術為支撐．使英語的教與學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不受時間和地點的限制．朝著個性化和自主學習的方向發展。大學英語課程教學要求同時指出學校應根據本校的條件和學生的英語水平，探索建立網絡環境下的聽說教學模式，直接在局域網或校園網上進行聽說教學和訓練。各高等學校應選用優秀的教學軟件，鼓勵教師有效地使用網絡、多媒體及其它教學資源。幾年來，我們認真貫徹執行大學英語課程教學要求的精神，積極進行教學改革的研究，探索以建構主義學習理論為基礎的大學英語多媒體網絡教學模式并付諸實施，以適應學生朝個性化自主學習方向發展的需求，并解決弱國大學英語教學中的普遍問題。
1．多媒體網絡的蓑語教學改革意義
大學英語教學改革是高校教學工作的一個重要任務和系統工程。多媒體網絡教學是近期發展起來的新事物。多媒體網絡的英語教學對傳統外語教學提出了挑戰．將傳統英語教學與多媒體網絡教學結合起來并創建一種新的互補教學模式．促進了信息化教學的發展，使教育跨越時間和空間的障礙，是以學生為中心、以學習為中心、以任務為中心教育思想的體現和延伸，而且多維環境下的教學和學習培養了學生多視角、立體的思維方式。高校應利用先進的信息技術和推進計算機與網絡的英語輔助教學，為學生課內外英語學習創造了良好條件和美好的工作與生活環境．使英語教學朝著學生個性化學習的形成和培養自主學習能力的方向發展。目前．運用計算機網絡技術和多媒體數字技術，在數字化環境下進行交互式的學習，呈現出一種迅速上升的趨勢。多媒體與網絡是建構主義學習環境下的理想認知工具，網絡以它的便捷性、交互性及資源的共享性進入到大學英語教學之中．從而創建新的現代化的大學英語教學模式。多媒體網絡外語教學是多媒體計算機輔助外語教學的一個側面，是現代外語教學的又一發展趨勢。基于多媒體網絡與計算機的大學英語教學模式的推廣和應用有著廣闊和美好的前景。
2．多媒體網絡的英語教學改革實施
大學英語教學改革的核心是教學模式的改革。隨著教育與高科技的迅猛發展，大學英語教學模式改革勢在必行。以英語課堂教學與在校園網上運行的英語教學軟件相結合的多媒體網絡教學模式已成為主要的教學模式和發展方向。我們以大學外語多媒體網絡教學的新模式研究作為大學英語教學改革的新突破口，對傳統教學方法和手段的改革起到積極的促進作用。我校通過網絡教學試點班和對照班兩年多的對比研究和試驗，更新了教學理念，構建了新的課程教學體系，把教學理論研究和教學實踐相結合，探討了有創新的基于多媒體網絡輔助的大學英語教學模式，即課堂教學與網絡教學相結合，課堂教學與自主學習相結合．課堂教學與第二課堂教學相結合，為學生提供了良好的多維的語言學習環境與條件。
我們以建構主義語言教學理論及輸入輸出理論為指導．基于外語教學理論的研究成果。研究并實施了基于網絡和計算機的大學英語教學模式，將多媒體網絡同普通教學結合，把基于認知科學的計算機輔助外語教學的理論和英語教學課堂教學改革實踐相結合，并把傳統的教學模式與多媒體網絡繼續模式相結合，發揮傳統教學的優勢，形成互補教學模式。我們利用語言學習中心先進的網絡多媒體教學設備及其對教學的優勢，尤其是利用聽說訓練的功能，進行聽說讀寫英語教學理論和新教學模式研究，充分利用計算機幫助個體學習者反復進行語言訓練，不斷探討適合學生個性化教學的模式。同時，在教學實踐中．我們探討了教師如何在多媒體網絡環境下創建新的教學模式：探討和研究了如何充分發揮和利用校園局域網資源和優勢，如何在我校應用和推廣網絡英語輔助教學：探討和實踐了基于多媒體網絡輔助的英語課堂教學模式、課后自主學習模式和第二課堂多元活動來培養學生的自主學習意識，形成三位一體的英語教學模式。我們以學生為中心，以教師為主導，結合教師課堂講授和輔導，使學生可在教師的指導下．根據自己的特點、水平、時間，選擇合適的學習內容和學習方法，培養學生自主學習能力，同時也培養學生多視角、立體的思維方式。學生借助計算機學習英語，較快地提高英語綜合應用能力，達到最佳學習效果。我們通過試點班和試驗班的兩年多的英語教學對比研究，取得了較好的教學效果。我們探討了新的教學模式的優勢．以及多媒體網絡教學對學生成是否有影響．多媒體網絡教學模式是否是一種新的、更優越的教學模式，多媒體網絡教學模式的特點和給大學英語教與學帶來的變化等問題，以尋求有效的解決方法。本研究成果對大學英語教學改革起到了一定促進作用，基于認知科學的計算機輔助外語教學的理論研究與實踐也取得了一定的進展。
我們首先制定了行之有效的《大學英語網絡課程教學大綱》、教學計劃、實施方案，課程評估大綱和管理目標文件。我們自編了全新版大學英語第一至第四冊詞匯多媒體教學電子教案和電子光盤的文本及制作工作。它為多媒體網絡課堂教學提供了課上和課后自主學習的豐富資料，填補了目前正式出版的電子版和網絡版光盤詞匯學習的缺少部分學習資料這個空白。本課件曾獲得學校首屆課件制作三等獎，并得到校外專家的一致好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