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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如何進行不動產管理范文1
2000年1月6日,A工廠以劃撥國有土地使用權設定抵押,向商業銀行貸款50萬元,并在土地行政主管部門辦理了抵押登記,抵押期限為6個月｡2000年8月,因舊城改造､實施城市規劃的要求,該宗土地由政府收回｡在收回土地使用權過程中,土地行政主管部門依法履行了報政府批準､通知土地使用權人等程序;在拆遷實施過程中,拆遷主管部門依法進行了公告｡2001年1月3日,經政府批準,該地塊使用權出讓給了B房地產開發公司(以下稱B公司)｡B公司向A工廠支付了350萬元拆遷補償費后,2001年8月辦理了土地登記｡商業銀行在發現B公司開發行為后,到法院,請求判令:1.A工廠償還貸款本息;2.認定該宗土地上設有抵押權,B公司受讓土地無效｡法院判決支持了第一項請求,同時判定抵押合同有效,商業銀行享有就抵押土地補償費的優先受償權;B公司由政府出讓取得土地使用權合法有效,駁回了認定B公司受讓土地無效的請求｡由于A工廠已瀕臨破產倒閉無力清償債務,商業銀行由于不能實現抵押權收回貸款,轉而向土地抵押權登記機關――土地管理部門請求賠償,其理由是:政府收回設有抵押權的土地沒有通知抵押權人,侵犯了抵押權人的知情權;土地管理部門作為抵押登記機關對于經抵押登記的權利負有保護的義務,在政府收回土地時沒有通知抵押權人,使得其無法就土地補償費行使優先受償權,因此應由土地管理部門承擔賠償責任｡
分析
此案有以下需要澄清的問題:
1.設定有抵押權的土地使用權,在城市規劃實施中政府能否收回;
2.收回土地使用權導致抵押權消滅,法律對于抵押權應如何進行保護;
3.抵押登記機關在收回土地使用權時,有無通知抵押權人的義務;
4.因政府收回土地,抵押權人的權利沒有得到充分保護,登記機關是否負有賠償責任｡
在現行法律制度下,筆者認為:
(一)政府為實施城市規劃,可以收回設定有抵押權的國有土地使用權｡
國有土地使用權經劃撥或出讓給土地使用權人后,土地使用權人就合法擁有了土地的使用權,其權利受法律保護,非因法定事由,經法定程序,任何機關無權隨意收回｡但是,在發生了法律規定的事由后,可以依法收回｡《土地管理法》第五十八條規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有關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門報經原批準用地的人民政府或者有批準權的人民政府批準,可以收回國有土地使用權:(一)為公共利益需要使用土地的;(二)為實施城市規劃進行舊城區改建,需要調整使用土地的.......依照前款第(一)項､第(二)項的規定收回國有土地使用權的,對土地使用權人應當給予適當補償｡”從以上規定看,因實施城市規劃收回土地使用權,一是要經有權的人民政府批準,二是要依法給予適當補償,除此之外并無其他條件限制｡換言之,法律并未限制設定有抵押權的土地使用權的收回｡在這里收回土地使用權沒有區分是劃撥方式取得的,還是出讓方式取得的,同樣也沒有規定有抵押權的土地使用權不能收回,或者是收回應征得抵押權人的同意,或是給抵押權人以補償等條件｡因此,本案中,商業銀行認為政府收回土地使用權侵犯了其抵押權,沒有法律依據｡
(二)收回設有抵押權的土地使用權時,抵押權人可通過行使代位權,使抵押權得到實現｡
對于收回土地使用權這一具體行政行為,法律僅規定了需要經原批準用地的人民政府或是有權的人民政府的批準,對于具體的收回程序無論是法律､法規,還是規章,都沒有詳細的規定｡那么,在因國家建設需要,收回設有抵押權的國有土地使用權時,抵押權人的權利應該如何得到保護呢?在這里法律規定了抵押權人的物上代位權制度｡抵押權是價值權,即抵押權人在抵押物上設定抵押權的目的,不是為了實現對抵押物的使用或收益,而是通過支配抵押物的交換價值以擔保債權的實現｡因此,抵押物雖改變其原有形態或性質,但只要還能維持其交換價值,就不會影響抵押權的實現｡既然如此,抵押物的變價物或代替物在實質上就仍是抵押權的客體,抵押權人也就仍能追及至抵押物的變價物或代替物上行使抵押權｡抵押權人對抵押物的變價物或代替物所享有的這種權利,即為抵押權人的物上代位權,而抵押物的變價物或代替物則為原抵押物的代位物｡
《城市房地產抵押管理辦法》第三十八條規定:“因國家建設需要,將已設定抵押權的房地產列入拆遷范圍的,抵押人應當及時書面通知抵押權人;抵押雙方可以重新設定抵押房地產,也可以依法清理債權債務,解除抵押合同｡”顯然在這里規定了抵押人的義務,即在抵押的土地使用權面臨被國家收回時,抵押人應該書面通知抵押權人,并應該通過重新設定抵押或者是清償債務,解除抵押合同｡對于抵押人不履行上述義務的,《城市房地產抵押管理辦法》第五十一條規定:“因國家建設需要,將已設定抵押權的房地產列入拆遷范圍時,抵押人違反前述第三十八條的規定,不依法清理債務,也不重新設定抵押房地產的,抵押權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訟｡”這就是說,抵押權人可以通過行使請求權得到法律保護｡同樣的類似規定也見于《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若干問題的解釋》第八十條,“在抵押物滅失､毀損或者被征用的情況下,抵押權人可以就該抵押物的保險金､賠償金或者補償金優先受償｡抵押物滅失､毀損或者被征用的情況下,抵押權所擔保的債權未屆清償期的,抵押權人可以請求人民法院對保險金､賠償金或補償金等采取保全措施”｡也就是說,抵押權人可以就收回土地的補償金享有優先受償權,在債權未界清償期時,可以請求人民法院采取保全措施｡這樣在擔保法律制度設計上,通過規定抵押人的義務和抵押權人的代位權以及司法救濟途徑,建立了因國家建設需要收回設有抵押權的土地使用權時對抵押權人的保護制度｡
(三)收回國有土地使用權,抵押登記機關沒有通知抵押權人的法定義務｡
為了保護抵押權人的利益,法律規定了土地抵押登記時登記機關的主要義務是:在受理抵押申請后,要審查權屬是否清楚､資料是否齊全等;設定了抵押權的土地使用權,未經抵押權人同意不得轉讓,登記機關不得為其辦理登記等｡但是,在政府收回設有抵押權的國有土地使用權時,沒有規定登記機關有通知抵押權人的義務｡
(四)登記機關在本案中沒有賠償抵押權人損失的義務｡
登記機關是否應當承擔賠償責任,首先需要明確賠償責任的歸責原則｡在對于登記機關的錯誤登記的責任確定上,法律規定上并不明確,法學理論界也存在不同的認識｡具體講,一種觀點認為應該采過錯歸責原則,即只有在登記機關存在過錯的情況下,才承擔賠償責任｡這種歸責原則體現在《城市房屋權屬登記管理辦法》中,該辦法第三十七條規定:“因登記機關工作人員工作過失導致登記不當,致使權利人受到經濟損失的,登記機關對當事人的直接經濟損失負賠償責任｡”這一規定需要登記機關存在過錯導致不動產登記發生錯誤并導致當事人或者利害關系人遭受損失時才承擔國家賠償責任｡另一種觀點認為應該采用無過錯歸責原則,行政法學者一般稱之為違法責任原則,即指國家機關及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執行職務違反法律､法規､規章,侵犯公民､法人或其他組織合法權益并造成損害的,國家承擔賠償責任的歸責原則｡國家是否承擔賠償責任,完全取決于國家機關及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的行為是否違法｡國家賠償法第二條規定:“國家機關和國家機關工作人員違法行使職權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的合法權益造成損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國家賠償的權利｡”這種主張認為國家機關及其工作人員在執行職務中違法造成損害的,不論行為人是否有過錯,都應當首先由國家機關承擔民事責任｡這是較之過錯責任更加嚴格的歸責原則｡無論是采取哪種歸責原則,在上述案例中,登記機關并無違法行為,因為法律并沒有規定設有抵押權的土地使用權不能收回,或是在收回時,登記機關需要告知抵押權人;同樣登記機關依政府的決定,履行收回土地使用權,注銷原土地登記,按照出讓合同為新的土地使用權人進行注冊登記,并不存在過錯｡
啟示
(一)進一步完善對抵押權人的保護制度｡
雖然在現行法律制度下,本案例通過分析并不能確定登記機關的賠償責任,但是事實上,由于抵押人的惡意行為導致抵押權人無法實現抵押權,抵押制度對于債權的保護顯得薄弱而無力｡況且其發生的誘因是由于政府收回土地使用權,因此,需要彌補制度設計的缺陷,完善對抵押權的保護｡比如規定在因國家建設需要收回設有抵押權的國有土地使用權時,登記機關對于抵押權人的告知義務｡不動產登記是國家行政管理機關根據申請人的申請或依職權所作出的一種行政確認行為,以登記的公示力和公信力可以幫助不動產交易者對權利進行確認,對權利人給予更加充分的保護｡
(二)抵押權人應注意及時行使權利｡
公司如何進行不動產管理范文2
關鍵詞：納稅籌劃；風險；防范
中圖分類號：F810.4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8-4428（2016）11-95 -02
一、增值稅籌劃風險
營業稅改為增值稅標志著我國經濟發展的轉型，“營改增”政策的頒布實施使得我國稅收制度得到了完善，對提高企業管理水平、經濟效益等具有積極的意義。各企業緊抓“營改增”時機，從進項稅額的抵扣銷項稅額的核算等方面著手，以提高企業增值稅納稅籌劃質量，進而推動企業高效發展。“營改增”政策的實施，對企業結構、財務管理等產生了不可小覷的影響，當前，如何正確進行增值稅納稅籌劃成為企業亟待解決的重要問題。
（一）增值稅進項稅的抵扣
企業財務人員為實現最大程度抵扣進項稅額，對不可抵扣及可抵扣進項稅項目進行不嚴格區分，從而對企業涉稅風險沒有加以有效控制。如：車輛購入后，如果被用作生產運營，則應抵扣進項稅；如果被用作員工接送班車等，則不得給與其抵扣。此外，不得抵扣某些家庭裝修費用，改為獲取企業經營過程中購置的辦公桌椅的專用發票，須采用單獨簽訂合同的方式。又如：集中購買加油卡，統一為公司員工私家車代付加油費，待油卡消費完畢時，再換取企業增值稅專用發票。
（二）銷售折扣與折讓
企業通常利用商品折扣的方式增加銷售額，我國相關的稅收法律對企業的折扣銷售有具體明確的規定，當企業在進行稅務處理時，將折扣額和銷售額開在同一張銷售發票的記錄上，并實現業務票據和合同、賬、證數據的一一對應，這種處理方式是按實現銷售額減掉折扣額的凈額納稅，如汽車4S店，明為折扣實為贈送購買汽車人的贈品；銷售的折讓，消費者在發現產品有一定質量問題時不采取更換的方式，而是采取一定價格折讓的方式，這種方式稅收法律規定按照折讓后的余額作為銷售額來進行納稅。同樣在汽車4S店，為了少交增值稅和汽車購置稅，采取少開或低開汽車實際銷售價格，差額價款；假冒以促銷活動、店慶活動大折讓，逃避稅收。
（三）賒銷
中小企業賒銷產品的銷售方式大部分企業都存在，進行經營生產幾乎都會存在大量的賒銷的情形，不少企業認為可有效地延長了企業繳納稅費的時間，為企業在進行經營的過程中獲得更多的經濟收入的增加。企業認為賒銷的方式主要是貨物銷售之后，只是憑開具銷貨的發票進行報稅入賬。這種情況，稅法專門規定賒銷方式可以根據其合同的收款、發貨時間進行稅款的繳納，這種籌劃方式的銷售不僅對企業全年的整體銷售額會造成消極的影響，還會導致企業資金風險。
（四）混淆對其不同稅率的銷售的籌劃
實現了中小企業投資所產生的稅務額度的巧妙設置。例如：我國稅法規定，：”營改增”后，倉庫租賃費是應稅項目，作不動產租賃，進項稅額抵扣所占比
例為11%；將服務方式外包，可獲得一定的進項稅額抵扣，其所占比例為6%；運輸服務，其抵扣進項稅額為11%；此外，設備車輛出租均是有形動產出租，進項稅額抵扣比率為17%；在進行糧食"食用的植物油等方向銷售時，其進行納稅的最低納稅率為 13%；對于一些企業直接從事動植物的飼養和生產的可以對其增值稅進行免征。
二、企業規避納稅籌劃風險的主要方法
納稅籌劃目的存在特殊性，其風險是客觀存在的，但也是可以防范和控制的。面對風險產生的誘因，采取積極有效的措施預防和減少風險的發生，在認識思想上統一了，才可能在行動上統一。
（一）了解和掌握稅法及國家相關法律，樹立全面風險意識
企業在生產運營的過程中，對企業的增值稅的納稅籌劃的主要內容不僅僅是存在于企業的財務的會計處理環節，而是存在于企業運營生產的每一個環節，企業需要樹立全局防范風險的意識，才能將增值稅納稅籌劃進行在企業的每一個環節，實現企業經濟利益的最大化；企業的管理者和財務部相關管理人員要對國家的稅收法律及進行熟悉和透徹的了解，結合企業自己在采購、生產、銷售各個環節所對應的國家稅收法律的具體內容，根據具體內容以及企業自身運行生產的主要模式，對企業所承擔的稅務進行納稅籌劃，實現企業資本的有效配置和促進企業發展。
（二）建立專兼結合的專家團隊，降低稅收籌劃風險
納稅籌劃是一項較高層面的團隊理財活動和系統工程，涉及法律稅收、會計、財務、金融、管理等多方面的內容，因此這對稅收籌劃工作人員的專業及職業素養要求較高，需要切實提高相關人員對稅收知識掌握力度，全方位的理解和熟悉專業知識，以加強自身業務能力和素質，最重要的是要加強自身的道德文化修養，不要做出違法亂紀的事情。倘若企業涉及到了綜合性比較高，難度比較大的納稅籌劃業務，可以考慮聘請稅收籌劃專家來完成，從而提高納稅籌劃的效率。企業不但應該對財務人員進行培訓，也同樣應當對財務部、重要的業務部門的其他部門負責人員進行稅收知識與籌劃方面的培訓。其他部門對企業納稅籌劃的重要性不夠理解以及對財稅知識敏感度不夠，在工作中全面配合稅收籌劃工作的實施的能力也不足。必要時借助機構，不僅可以節省人力、財力投入和更有效率地利用好時間，還可以獲得更好、更有效的專業納稅籌劃方案，同時還可以將自身的財務管理和資金預算方案的風險降到最低，以得到在納稅之后更高的經濟效益。
（三）加強與稅務機關的溝通協調
納稅籌劃的很多活動都是在稅收法律的邊界進行。納稅籌劃的成功與否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稅務行政執法對于納稅籌劃合法性的界定。要時刻關注稅收政策的變化，建立稅務信息資料庫，積極加強與稅務機關的溝通和協調，處理好與稅務機關的關系，努力尋求稅務機關的指導與幫助， 不斷研究國家經濟發展的特點，及時把握宏觀經濟的發展動態， 合理預期稅收政策變動，科學準確地把握我國稅法精神，樹立良好的誠信納稅形象。獲得稅務機關的認可，這對納稅人日后的納稅籌劃活動的順利進行很有幫助。
總而言之，納稅籌劃是以遵守國家相關的稅收法律為前提，納稅人利用國家的稅務法律所給予的相關權利對稅務的額度進行減輕稅負的一種謀劃方式。企業根據國家的相關法律在經營生產過程中要進行實時適度的納稅籌劃，時刻提高防范風險意識。納稅籌劃作為企業一項重要的理財規劃，看清楚它對自身發展的重要性，但也要看清它與偷稅、逃稅等非法行為的不同，要健全自身的管理機制，加強對企業內部相關知識人才的培養，從整體的角度辯證地看到納稅籌劃帶來的經濟效益和將觸犯法律的風險降低以及不斷提高籌劃的能力和效率，實現企業的迅猛發展。
參考文獻：
[1]谷沛.企業稅務籌劃的風險及防范措施研究[J].現代經濟信息，2012，（08）.
公司如何進行不動產管理范文3
（一）反壟斷制度
在市場條件下，維護自由競爭是保證初次分配在收入創造過程中實現公平的基礎。市場經濟國家政府介入初次分配的形式雖然有所側重，但都對妨礙市場競爭和扭曲分配關系的壟斷行為采取有力措施加以干預。例如，美國重視革除阻礙市場機制的各種社會障礙，努力保持高效公平的競爭環境。通過立法和司法手段保證反壟斷的有效實施。1933年，美國司法部成立反壟斷局（又稱反托拉斯局）。它主要執行《謝爾曼法》和《克萊頓反托拉斯法》。該機構在訴訟程序之前的調查階段，有權要求任何人提供有關反托拉斯調查的一切書面材料。另外，還有獨立的反壟斷準司法機構聯邦貿易委員會，它負責執行《聯邦貿易委員會法》和《克萊頓反托拉斯法》及其它一些貿易法規。美國反壟斷措施全面而有力。對違法行為的處理，可從罰款、監禁、賠償、民事制裁直至強制解散。其中包括舉世聞名的“三倍罰款”規則，即一旦公司被認定違反反壟斷法，就要被判罰3倍于損害數額的罰金，而且罰金只能有1/3在其所得稅中扣除。最嚴厲的制裁手段甚至可以解散違規企業。
（二）工資決定制度
工資決定制度是西方市場經濟國家在發展道路上經過了勞資矛盾的多次沖突、反復調整，逐步形成的雇傭分配關系。它是明確和有效界定各方權利義務的經驗總結。例如，法國政府對工資決定的管理主要通過兩種體制分別確定：私人部門和公共部門（包括國有企業），并在兩種部門之間建立橫向聯系和對比。對于私人部門，政府主要通過控制和指導最低工資和行業工資水平兩個標準，來體現對整個私人部門工資及收入的間接管理調控。對于公共部門，政府通過制定層次明晰的薪酬等級和福利制度，有效保證和規范公務員工資水平的正常增長，
在私人部門，法國企業的工資決定機制是在大的工資框架內根據不同企業的情況加以確定。不同規模的企業在內部確定崗位工資標準時，大都按照標準化績效評估方式進行確定，并逐級增長，國家不直接干預。而對于行業的工資水平，則要通過雇主和雇員的集體談判來決定。雇主協會和工會是集體談判的兩大主體，國家承認其為不同的利益集團，并創造條件使其通過談判解決工資及相關勞動條件等問題，同時政府具有裁定權。集體談判的基本內容包括職業培訓、社會保障福利措施、休假制度、工作時間、工資和勞工權利等內容。談判一般分三個層次：企業級、行業級、國家級。集體談判多數在行業（或產業）一級進行，一些小規模的談判和沒有工會組織的企業，一般根據行業級談判結果結合企業實際情況經“微調”后執行。某個行業的集體談判結果，其會員企業必須執行。
在公共部門，工資管理的對象主要是政府機關和國有企業的公務員。法國公務員的范圍除了政府部門外，還包括公立學校、醫院等單位和國有企業中的部分雇員。根據公務員等級不同，執行不同的工資標準，但是一般級別之間的差別并不是很大，最低級別的公務員的月均純收入是700―800美元，最高與最低的差距約為6倍，不同地區的公務員工資僅在獎金方面存在差別。法國國有企業中的公務員在工資和福利制度上，始終與政府機關或其它公共部門的國家雇員一樣，實行相同的標準。即使在國有企業私有化過程中，只要具有國家工作人員的身份色彩，仍然是實行公務員工資標準。
（三）稅收調節制度
在對居民收入實行稅收調節方面，個人所得稅是市場經濟國家普遍運用的稅種，它也是國家財政收入的重要來源。個人所得稅按照征收方式可以分為綜合所得稅、分類所得稅和綜合與分類相結合三種類型。稅制的設計因各國國情、納稅人、征收范圍、起征點、稅率結構、申報制度的不同而存在差異。但發達的市場經濟國家在稅制設計中復雜而細致，實施中注意并考慮了納稅人的各種具體特點和情況，較好地體現了不同條件納稅人的稅負公平。
個人所得稅一般都采取超額累進稅率，而且還有一些國家，如美國和德國在超額累進稅率制度中作了“累進消失”的安排，規定在納稅所得達到或者超過一定數額時，不再按照累進稅率計算應納稅額，而是全額適用最高一級的邊際稅率。這種稅制安排對調節分配差距的力度很大。同時，發達國家對個人所得稅率還實行指數化管理，以消除通貨膨脹對應納稅額的影響。
除了個人所得稅外，財產稅也是各國縮小貧富差距的重要再分配手段。主要區別是，個人所得稅是對財產、資本產生的收益或者所得課稅，而財產稅是對財產本身的數量或者價值進行課稅。各國主要的財產稅稅種包括：土地稅、土地增值稅、財富稅、房屋稅、不動產稅、一般財產稅以及遺產和贈與稅。其中，遺產和贈與稅在維護起點公平，平均社會財富、防止大量財富過度集中而加劇貧富差距的方面具有明顯調節作用。贈與稅是作為遺產稅的輔助稅種而出現的。開征的目的是防止納稅人采取生前轉移財產逃避遺產稅。因此，贈與稅的稅制模式是與遺產稅相配合的。
從各國遺產稅的稅制模式來看，主要包括三種：一是總遺產稅制。即對財產所有者遺留的財產總額進行征稅。一般設有起征點，而且采用累進稅率，不考慮繼承人與遺產人的親疏關系和繼承人的有關負擔能力等情況。其課稅特點是，先對被繼承人死亡時的遺留財產征稅，然后才能將稅后遺產分給繼承人。實行這種模式的國家包括美國、英國、新西蘭和新加坡等；二是分遺產稅。是按照繼承人分得的遺產征稅。稅率一般采取超額累進，允許扣除和抵免，其課稅特點是先分后稅。在稅率設計上，考慮被繼承人和繼承人之間的親疏關系，繼承人的經濟承擔能力甚至繼承人的預期壽命等因素。實行這種模式的國家包括法國、德國、日本、韓國等；三是總分遺產稅制，又稱為混合稅制。實行超額累進的稅率，其課稅特點是在遺產處理程序上先對財產所有人死亡遺留的財產總額課征一次總遺產稅，再對繼承人分得的遺產的超額部分課征分遺產稅，達到兩稅合征。實行這種模式的國家包括加拿大、意大利等。從遺產和贈與稅的稅率設計看，稅率水平普遍高于個人所得稅，最高的邊際稅率甚至接近70％，說明遺產和贈與稅在調節財富占有上的貧富差距是非常有力度的。
（四）社會保障制度
各國之間的社會保障制度根據保障對象、保障項目、繳費模式、保險基金籌集方式等方面的構成差異，大致可以分為三種類型。
一是普遍保障類型。瑞典、芬蘭等北歐國家和澳大利亞、加拿大等國家采取這一模式。其特點是，社會保障的覆蓋范圍包括全體居民。符合居住時限的居民都有按照法定標準領取現金補助的權利，社會成員在保障上的受益并不與繳費和工作狀況掛鉤。保障項目覆蓋養老、醫療、疾病、傷殘、失業、兒童保健和遺屬保險等各個層次。從保障基金的籌集看，主要是社會保險繳費和財政撥款相結合，具體情況因國而異。
二是部分保障類型。德國、日本、美國等多數市場經濟國家采取這一模式。該模式保障對象的范圍比普遍社會保障模式要小，但是一般是把受雇人員和從業人員以及符合條件的大部分家庭納入了保障范圍。其中，美國的政府保障范圍較小，僅以老、遺、殘保險制度為主體。一般雇員的養老、醫療保險要靠市場化的保險機構來解決。該模式的保障受益通常與繳費收入掛鉤，工作時間長、繳納保險費多的社會成員獲得的保障受益相應較多。
三是自主儲蓄保障類型。采用這一類型的主要是新加坡、馬來西亞和南美國家等。主要做法是，國家通過強制立法，規定雇主和雇員按收入的一定比例繳費，作為雇員的社會保障存款，專戶專儲、專款專用。如受益人退休時，可連本息返給本人。有時，受益人也可以自行選擇分期領取養老金，或者將存款交付給指定受益人。
二、市場經濟國家調節收入分配的做法和經驗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全社會對如何進行收入分配，特別是對有關價值判斷得出共同結論是困難的。但絕大多數社會成員在給所有社會成員均等的機會，保證參與者在市場中能夠平等競爭，對顯著的收入差別要進行限制，保障全體社會成員的最低生活等方面具有一定的原則性共識。沿著這一思路，市場經濟國家調節收入分配的具體做法是：
（一）維護取得收入條件的平等化
包括財產平等化和機會平等化。具體做法有開征遺產和贈與稅，建立義務教育以及促進就業等援助制度。各國為增加居民的收入機會，都實施了積極的就業政策，創造就業崗位，支持中小企業的發展，使廣大中低技能的人員能夠在眾多中小企業中得到就業保證和收入機會。
（二）保障收入創造過程的平等化
包括實施反壟斷、反不正當競爭的政策法規，對非勞動收入進行一定的限制，支援市場競爭中的弱者，如支援中小企業的政策，保護農業的政策和建立集體談判的工資決定機制等。市場經濟國家一般不對企業的工資實施直接的行政干預，而是保持勞資雙方進行工資協商的對話空間，同時保持對社會平均工資和最低工資的影響與決定權。這種間接調控的做法不但保持了企業的競爭力，也增強了廣大工人的談判地位，減少了社會摩擦。
（三）對收入分配的結果進行再分配
再分配手段之一是稅收制度。由于對收入所得實行累進稅制度，先行扣除，然后加速累進，因而體現了高收入者從高稅率多納稅，低收入者從低稅率少納稅甚至不納稅的稅收公平原則。除收入征稅外，在收入用于消費時，普通消費不納或少納稅，高消費多納稅。當個人收入減去消費形成個人財產時，對有關財產還要課稅。從而在收入、消費到財產等各個環節都進行了貧富差距的社會調節。
再分配手段之二是政府供給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包括醫療、教育、住房、養老、救濟等方面。社會保障制度在市場競爭、優勝劣汰的情況下，構建了社會安全網，保護了社會勞動力資源，保障了居民的基本生存。
公司如何進行不動產管理范文4
站在2007年的門檻前，我們不禁要問：中國經濟究竟面臨著哪些重大變化？未來一年將呈現怎樣的走勢？內部外部種種不平衡何時有窮期？宏觀政策又當如何應對？這些問題，無一不是關乎重大。
在12月11日的《財經》年會“2007：預測與戰略”上，幾位與會的專家、學者、官員對此進行了深入的探討。本次財經論衡專欄，即為他們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深化討論的結果。
他們分別是：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助理易綱、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李劍閣、《財經》雜志特約經濟學家謝國忠（前摩根士丹利亞太區首席經濟學家）、中國國際金融有限公司首席經濟學家哈繼銘、亞洲開發銀行副行長勞倫斯格林伍德。
《財經》雜志特邀經濟學家吳敬璉擔任討論主持人。
階段性變化與短期走勢
“劉易斯拐點”可能已經到來，勞動力過?？赡芤呀洺蔀檫^去
主持人：從一個較長的時段來看，中國經濟正處在怎樣的變化過程中？其特點如何？
易綱：中國經濟是全世界的亮點。在近30年時間里，中國經濟以年均9.6％的速度增長。特別值得注意的是，過去十年中國勞動生產率每年約提高10％左右，全要素生產率平均每年提高超過1％。勞動生產率和全要素生產率的大幅度提升，和改革開放是分不開的――改革為中國經濟提供了發展的動力，開放為中國經濟提供了充分的競爭和國際標準。
目前全世界正在改變對中國的看法。中國的人力、商品和不動產在全世界投資者和公眾心目中的概念正在發生變化。特別是近年來，中國注重保護物權、保護知識產權、保護合同，中國的交易成本大大降低，全世界對中國經濟穩定性的評價有了很大提高，因此中國的東西越來越值錢。這一變化，對中國和世界都是非常深刻的。
由于有了這樣的變化，中國經濟就變得特別“火”，商品物美價廉，貿易大額順差，投資環境穩定；在資本項目上，FDI大量涌入，過去幾年也基本是順差，同樣比較“火”。另外，不動產市場和財政收入大幅度上升；人民幣幣值穩定，有小幅升值。
當然，中國經濟發展還存在著許多不平衡，但必須意識到，中國今天的宏觀經濟局面是所有發展中國家都夢寐以求的。
李劍閣：對未來宏觀經濟走勢的預測，如果有準確的定量指標當然很好，但如果我們回過頭來看前幾年人們對宏觀經濟的指標預測，由于后來整個統計數據作了大幅度調整，現在看來，那些預測就統統沒有什么意義了。因此，我認為，不必拘泥于某些具體的數字指標，要是能夠前瞻性地看到宏觀經濟可能出現的階段性變化和重要的轉折，那就十分重要。
1997年的秋天，當時人們還認為中國經濟最主要的危險是通貨膨脹。其實這時已經發生亞洲金融風暴，經濟萎縮的苗頭已經出現。但到了當年冬天，人們重新評估了形勢，認為中國已經從總體上告別了短缺的時代。這是一個十分重要的判斷，當時作出這樣的判斷并不容易。因為計劃經濟造成的短缺在中國已經存在了多年，短缺已經成為經濟的常態。事實上，經過十年的改革開放，經濟形勢出現了轉折，短缺現象改變了。這個重大的判斷，對于我們應對亞洲金融風暴帶來的沖擊，在1998年采取積極的財政政策，擴大內需，消除通貨緊縮，起到了極其重要的統一思想的作用。后來的事實證明，盡管曾經短時間出現局部糧食和電力的緊張，但從整體上看，這個判斷是經得起檢驗的。
那么，我們現在如何對未來的宏觀經濟作出預測呢？根據近幾年出現的新情況，我們是否可以認為，當前中國經濟有可能在兩個方面已經出現了某種拐點，或者說階段性的變化。
一是，中國的初等勞動力是否已經從總體上的供過于求轉為供求平衡，甚至出現了局部的供不應求？將來是否會出現整體供不應求的局面？
前一段時間，中國社會科學院的蔡教授提出，中國剩余勞動力無限供給的狀況已經改變，出現了發展經濟學中所謂的“劉易斯拐點”。也有國外經濟學家認為，中國出現了日本在上個世紀60年代出現的勞動力從供過于求轉變為供不應求的情況。我認為，這種現象不僅是經濟學家觀察到的現象，而且已經在日常生活中發生在每一個人的身邊，各方面已經可以比較明顯地感覺到了。
二是，我們的1萬億美元外匯儲備、10萬億元人民幣存差，是否說明我國已經從資本短缺進入了資本相對過剩的階段？這個問題我們稍后詳細探討。
謝國忠：中國勞動力過剩是否已經成為過去，這還有待人們的進一步討論。但無論如何，現在中國的確面臨著資本過剩的狀況。
當然，中國還處于經濟高增長階段，基數仍然很低，引進資本是應該的。20年以后，中國人口老化，整個國家的面貌會發生很大變化；如果失去這一機會，后果會很嚴重。這對中國政府是一個非常嚴峻的挑戰。
勞倫斯格林伍德：中國對基礎設施和制造業投資過高，但對教育、公共衛生和醫療保障方面的投資相對很低，這也部分地導致了中國儲蓄率過高。另外，中國的貿易盈余非常多，為了保持人民幣匯率的穩定，積累了大量的外匯儲備。
國內的不平衡因素，例如經濟的過熱發展、收入的兩極分化以及區域發展的不平衡，有可能減弱一部分民眾對中國經濟走向市場化的支持。
盡管中國農村人口持續向城市流動，而且規模極大，但中國城市化水平比世界多數地區都要低，中國有將近60％的人口還在農村生活。城市化是中國經濟發展的一個方向。但在城市化發展中，一定要注意加大對農村與城市社會發展領域的投資。否則，就會出現很多發展中國家出現的城市貧民窟。為避免將來付出更高代價，政府必須采取政策并建立相應的對社會領域的投資機制，鼓勵各級政府與社會更積極地向教育和衛生等部門投資。中國經濟能否長期可持續發展，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政府的政策與作為。
主持人：如果中國勞動力供給總體上的確出現了從供過于求向供不應求的階段性轉折，那又意味著什么呢？
李劍閣：如果這個判斷是成立或部分成立的話，它對今后的許多政策都將產生深遠影響。比如，中國應該實行怎樣的城市化政策？比如，到底應該配置多少資源去繼續解決“三農”問題，抑或應該把更多資源配置在加快城市化進程當中？
比如，最近幾年初等勞動力工資上升得非?？?，但有些人看不到這個事實，還在提倡大幅提高這些勞動力的工資。這有可能使得我們過早地失去原有的比較優勢。
關于土地聯產承包經營制度，現在是不是到了可以考慮對之加以完善和改進的時候？
我們今后在產業布局上作什么樣的調整？中國能不能在勞動密集型的產業上長時間地保持比較優勢？
再者，對于養老制度現在也應該有通盤的考慮，比如可否考慮逐步延長退休年齡來應對人口老齡化？這些問題都值得探討。
總的來說，如果轉折確已發生，我們就要作出清醒、有效、及時的反應。過去我們的政策都是針對勞動力過剩和資本短缺制定的，現在情況變了，就應該全面清理現有政策，逐步加以調整。
主持人：就近期而言，2007年中國及全球經濟的走勢如何？
謝國忠：世界各國的經濟周期已經緊密聯系在一起，中國也不例外，這主要是由于貿易與跨國資本流動各自對世界GDP的比重都已經變得很大。
就美國而言，主要由于房地產的調整，2007年經濟增長率預計為2.5％，比2006年下降約一個百分點。日本的經濟也在放慢。但市場總覺得日本經濟走出通縮以后，應該會有一段高增長期。在我看來，今天的日本跟十年前大不一樣，人口老化已經使得消費、投資等各方面需求都不會太旺。所以，目前日本經濟增長率甚至1％都不到，2007年也可能在1％左右。
總體而言，2007年的全球趨勢是增速放慢一個百分點，并不很嚴重。其風險在于經濟放慢時將會暴露的一些問題。因為這一輪經濟周期是由金融帶動的，雖然我們看到貿易增長很快，但金融增長特別是衍生產品發展更快。衍生產品發展引起資本成本下降，資本成本下降導致房地產價格上升和投資旺盛。全球在場外交易的衍生產品目前已經達到340萬億美元面值，這相當于世界實體經濟總量的七倍。風險管理是最大的問題。因為對一家大投資銀行來說，僅賬面上的衍生產品就高達幾十萬億美元，但其風險管理部門卻沒有經受過考驗，存在著很大的不確定性。
易綱：在全球經濟一體化的時代，各主要經濟體的貨幣政策對全球經濟的影響非常大。
比如，我們就密切關注著美國利率的走勢。人們預測美國經濟將會在2007年減息，但最近美國就業數據走強，表明其經濟狀況尚好，對美國減息的預期至少在時間上有所推遲。而中國、歐洲、美國、日本等幾個主要經濟體利率間的利差對中國的貨幣政策、外匯流入速度以及中國金融機構和家庭金融資產的配置，都是有影響的?？傮w而言，目前全球的利差結構有利于中國經濟進行調整。
解析流動性過剩
中國流動性過剩的根源在于人口結構，由此帶來了資本市場的風險
主持人：中國經濟內外部的不平衡，突出地表現為貨幣的過量供應和流動性的泛濫。那么，流動性究竟從何而來？
哈繼銘：就中國而言，我認為主要是人口結構惹的禍。人口結構是形成流動性過?；蛸Y產價格泡沫最主要的內部因素。中國現在的情況與日本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有許多相似之處――經濟都處于高速增長階段，存在著大量外貿順差和匯率升值壓力，其背后的原因都是特定的人口結構。
日本“二戰”后出生率很高，這些人在六七十年代以后成家立業，需要儲蓄，所以社會儲蓄率很高。但父輩沒有給他們留下很多資產，他們對儲蓄的需求就推高了資產價格。到20世紀90年代，當他們的孩子要從他們手中接下資產的時候，就發現供大于求，資產價格太高。當日本35歲到50歲人口達到頂峰時，也就是資產價格泡沫破滅的時候。
中國在朝鮮戰爭以后，出生率也很高，并維持多年。這一代人現在也是在35歲到50歲之間，其人口占比在未來五至十年還會繼續上升。在此期間，資產價格一定面臨上升的趨勢――五六個孩子只有一對父母，資產價格怎么能不上升？所以在目前這個階段，資金鏈供應很寬，投資強勁，儲蓄率高，外貿順差大，外匯儲備大，貨幣供應大。但未來卻是一對小夫妻接兩對老夫妻的資產，資產需求與供給從六比一變成一比二，資產價格無疑將面臨下降趨勢。
主持人：不僅中國，全球都有流動性過剩之勢。流動性過剩給中國及全球經濟帶來了怎樣的風險？
謝國忠：現在資金主要流向資本市場，比如房地產。中國處于城市化進程當中，房地產行業確實發展得很好。但房地產是一個周期性很強的行業，資金過剩使房地產規模變得很大，無論對經濟總量還是經濟增長速度影響都很強。這對中國政府是一個重要挑戰。因為房地產是一種非生產性的資產，在資金很旺時，它可能與資金鏈暫時脫鉤。房地產價格的一般波動對經濟不會有太大壞處，但如果資金用得過度，引起壞賬，會對經濟造成很大打擊。
上世紀80年代，亞洲“四小龍”都出現過類似情況。資金過度流入房地產，對經濟發展會產生比較嚴重的后果。中國調整得比較快、比較早，套在房地產的資金數量與總資金量相比不是很大。中國應該抓緊時間調整，如果資金繼續涌入房地產，再過幾年，中國的可選方案就少了。
股市熱也與資金多有關。并不是說股市已經是泡沫；中國目前市盈率是22倍左右，對中國這樣經濟快速增長的國家還不是太高。但現在，中國出現了一個新產品，就是開放式基金。很多人進入股市時，把開放式基金看成是克服選股失敗的一個工具。其實，開放式基金戰勝大勢者并不多。中國未來一兩年內會有大量資金流入股市，由此帶來的風險也值得重視。
哈繼銘：國際流動性是推動全球資產價格上升的重要因素。國際流動性有三個來源，即中國、石油輸出國和日本。中國的外貿順差為全球提供了很大流動性，主要表現是以官方儲備增長的形式購買美國債券。
石油美元增長也非常強勁。預計2006年石油輸出國經常賬戶盈余可能達到5000億美元，去年則是3480億美元，超過中國與日本之和。據國家清算銀行數字，石油輸出國近年對外借款大增，而接受借款的很多是東歐國家；英國也輸入了大量資金，并將很大一部分用于對新興市場的投資；亞洲國家多處于貿易順差狀態，但也接受了不少石油美元的流入?？傊兔涝c全球新興市場中的資本密切相關。
國際流動性的另一個來源是日本。與中國類似，日本也有很大的外貿順差，但日本自2004年之后順差與外匯儲備突然脫鉤――順差很大，外匯儲備卻沒有大幅增長，資本賬戶出現很多逆差。這些逆差是怎么制造的呢？一是日本直接向國外購買股票、債券，二是日本借款給別人買。在亞洲金融危機前，日本也曾經借出過很多資金，但金融危機期間，日元利差交易大幅平倉；到了2004年、2005年，日本又有大量的資金借出，這是未來資本市場隱藏的風險。
主持人：中國的外匯儲備已經超過了1萬億美元，這是造成流動性過剩的原因之一。我們應當如何看待中國外匯儲備的高企？
易綱：從總體來看，中國的外匯儲備、匯率和宏觀經濟都處于可控范圍之內。比如對沖，目前已經有3萬億元央行票據，但中國市場這么大，對沖“池子”也很大，因此，票據資產在市場上的流動仍然井井有條。而且，與類似國家相比，中國對沖的成本相對較低。
對于目前的局面，究竟采取怎樣的應對手段，取決于我們的權衡，因為歸根到底，按照“不可能三角”定理，貨幣政策獨立性、匯率穩定與資本自由流動三者是不能兼得的。
中國是一個大國，必須堅持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因此對資本自由流動和匯率穩定，就必須加以權衡取舍，以找到一個最優點，從而使得經濟向均衡狀態收斂。并不是說立即就能達到均衡，而是出現收斂的趨勢，我們對此有信心。
李劍閣：中國1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以及10萬億元人民幣的存差表明，我國可能已經從資本短缺進入了資本相對過剩的階段。由此引發的一個問題是，中國的政策應該從積極引進外資開始轉向如何有效地利用內資。內外資企業所得稅“兩稅合一”改革即將出臺。但這一改革在討論過程中遭到了極大的阻力。反對方的基本立足點是，“兩稅合一”將影響外資的進入。但中國既然已經有了1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我們是不是還那么需要外資的進入？當然，中國今后還是會歡迎外資，也會有國有企業到海外上市，但是不是還要像原來那樣不惜代價地去吸引外資？這個問題還有待我們進行反思。
當國內投資的邊際收益率開始下降時，我們是否應該考慮進行有秩序的海外投資，企業和政府部門做好準備了沒有？
我們必須考慮，在資本出現過剩的情況下，如何避免出現資產泡沫？對金融體制改革提出了什么新的要求和任務？
解決“不平衡”之道
中國需要的是一個有效的宏觀經濟政策組合，不能過分寄望于某個變量的調整
主持人：對經濟內外部不平衡的現象，人們似乎已經達成了很多共識。但對于不平衡的解決之道，我們需要作出怎樣的認識？
易綱：我們首先要問的是，面對目前的不平衡，中國的市場機制是不是做出了實質性的反應和調整，使不平衡逐步向平衡收斂？回答是肯定的。
中國的市場機制是“工作的”，在宏觀經濟出現不平衡時，市場會通過調整資源配置、價格、匯率及激勵機制做出反應。就價格渠道而言，雖然中國的CPI非常穩定，但如果觀察過去十年的經濟，可以發現勞動力、土地、能源和原材料等生產要素的價格大幅上升，這表明價格機制對不平衡已經做出了反應。而CPI之所以這么穩定，是由于勞動生產率和全要素生產率提高、生產能力相對過剩以及充分競爭等因素。
另外，2005年7月，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與美元脫鉤，實行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人民幣匯率也在根據市場狀況進行著調整。
中國經濟已經更多地顯示出了市場經濟的屬性。我們一定要相信市場，相信市場對資源配置的基礎性作用。
勞倫斯格林伍德：中國應當盡量避免增長與平等之間的不平衡，而且對于短期、中期、長期的發展應該有更平衡的把握。對于宏觀經濟的調控應多考慮如何促進市場競爭，如何給貧困人口提供更多的機會來改進他們的生活。
中國現在之所以這么成功，就是因為按照市場經濟的規律發展，我希望這一點能夠繼續。與此同時，在有市場失敗的領域，政府要承擔起責任來，加大公共投入。
哈繼銘：我們必須先回答：經濟基本面是好還是不好；再回答如果基本面好該怎樣調整，基本面差又該怎樣調整。
中國經濟基本面目前是很好的。亞洲金融危機之前，一些經濟學家認為許多亞洲國家有泡沫跡象，其中一個主要論據是，這些國家的GDP增長中，來自生產力效率提高的貢獻很少，一般是20％，最高30％。但在中國，無論是按照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還是世界銀行的計算，這一貢獻率始終在40％左右。
我們的研究也表明，中國企業利潤率的增長的確很可觀，而且生產效率的提高對利潤增長的貢獻很大。但正因為如此，如果資產價格出現泡沫，政府應該毫不猶豫地調控。日本的教訓是，在20世紀80年代，由于企業效益不好，央行不敢強力緊縮貨幣政策，結果最終形成了資產價格泡沫。而中國企業運作良好，一旦資產價格出現泡沫，也就具備了加大調控力度的條件。
另外，中國生產效率的提高多來自于各行業內部，跨行業的轉移效應幾乎沒有，這主要是因為要素價格過低。而未來經濟效益的提高應當更多依靠生產活動從生產效率較低的行業向較高的行業轉移，這就要求理順要素價格，包括利率、匯率、能源和其他資源價格。
主持人：具體而言，如何通過宏觀經濟政策的調整來糾正經濟的不平衡？
勞倫斯格林伍德：與同等發展水平的國家相比，中國政府、企業和家庭的儲蓄率都非常高。中國應該更好地平衡儲蓄與投資之間的關系。特別在國家可以掌控的政府儲蓄與國有企業儲蓄方面，可以加大調整力度，降低政府與國企的儲蓄率，將這些資金用到教育和衛生等公共開支上，也應該更多地用在幫助農村地區貧困人口改善生活方面。另一方面，政府還應該大力推動對節能、節水環保等行業的改革， 也要加大在這些方面必要的公共投入。
謝國忠：通過福利社會來提高消費，我覺得是一種可以考慮的辦法，西方在大蕭條之后確實走向了這條道路，引起了消費上升。中國現在的情況并不一定是要政府替居民消費，而是政府的政策不要去妨礙消費，也不要使家庭不敢消費。
中國消費不足是從國有企業改革開始的，當時具體的補償不多，給家庭的安全感和消費心態帶來很大影響。另外，國企的“輕裝上陣”也把許多負擔轉移給了家庭。政府在這方面應當給予一定的幫助。房地產價格上升，對消費者也造成了一個打擊。
此外，中國人口老齡化問題是沒有辦法解決的。中國消費旺盛的可能性不是很大，但誰也不希望看到消費占GDP的比例不斷下降，這對經濟發展有很大危險。
李劍閣：最近有些經濟學家常常把中國的消費不足歸結為政府對社保、教育承擔的責任太少，個人對未來養老、醫療和子女教育不能放心，所以會多儲蓄，少消費。對這個問題我有一個困惑。我們知道，政府給居民的任何福利，并不是在GDP以外額外多出來的一塊資源。政府給居民的福利，無非是居民個人把自己的錢交給國家，讓政府替你花。經驗告訴我們，錢終究還是自己為自己花效率最高。如果政府真的包到讓人們毫無后顧之憂，稅收會提高到什么程度？
像瑞典這樣的福利國家，它的財政收入占GDP的50％以上，而我們的財政收入不足GDP的20％。如果我們希望享受那種水平的福利，且不說中國與瑞典人均GDP的差距，中國政府所掌握的資源占GDP的比重也要低得多。因此，人們說希望達到無憂無慮的高福利水平，但是否已經做好把口袋里的相當一部分錢先交給國家的思想準備？也許當我們的福利水平遠遠沒有達到無憂無慮的程度時，我們就會發現口袋里已經沒有那么多錢可供花銷了。
關于消費傾向和儲蓄傾向的計算要注意可比性，要么對同一個分析主體進行縱向對比，要么在大致相等的收入水平上對不同的分析主體進行橫向對比。在進行縱向比較時，認為國有企業改革以后工人減少了福利，失去了安全感，因此儲蓄傾向提高是有片面性的。應當看到的是，在改革開放以前，一個普通的工人月收入只有30多元，家里還有幾個孩子。那時，人們也希望能儲蓄，但工資太低，沒有余錢可存。有分析說當時國有企業能夠保證職工的住房，因此職工不需要存錢。從現象上看，當時職工確實是不用考慮購買住房的。但事實上，在國有企業的職工，基本上都不可能指望在企業分到住房；而且，當時即使有錢，也沒有房屋市場，根本就買不到住房。因此大體而言，現在有錢可存，已經是一個很大的進步。
哈繼銘：為了解決種種不平衡問題，從中期看，中國應該采取的政策組合是：
第一，在財政政策上應實行比較積極但是消費型的財政政策。在亞洲金融危機期間，中國采取的是投資型的財政政策；但現在為了降低儲蓄率、提高消費率，應采取消費型財政政策。
第二，要實現國際收支的平衡，資本賬戶必須要有逆差。短期可以考慮的政策，一是繼續控制流動性和銀行貸款，防止造成資產價格泡沫；二是在增強匯率靈活性的同時，鼓勵企業走出去，擴大QDII的投資規模和投資范圍。
第三，資本市場雙向擴容，讓更多符合條件的公司上市，加快國有股減持。
第四，引入資本市場的做空機制。沒有做空機制，流動性泛濫將導致人們一定時期內一致做多，將來的風險變得很大。
第五，加強宏觀政策的協調。宏觀調控是有成本的，如果通過發行央行票據的形式來回收流動性，那么調控的成本就是央行為其發行的票據所支付的利息；通過其他形式調控，如提高法定準備金率、財政發債、匯率更快升值等等，也有相應的成本，只是更多地由銀行和財政承擔。但各個部門的調控成本最終都是國家承擔的，所謂“羊毛出在羊身上”，出在羊腿和羊背上本質上是沒有區別的，關鍵是政府的協調能力需要提高。
易綱：宏觀經濟政策是對市場機制的補充。為調整經濟的不平衡，宏觀經濟政策需要一個有效的政策組合，而不能過分地寄希望于某一個變量的調整，例如匯率的升值。這個組合里應該包括擴大內需、增加消費、鼓勵出口、嚴格執法和保護環境等。
目前，中國最迫切的一個發展瓶頸是環境污染的約束。環境污染的實質是中國制造品價格的不完全，是中國對全世界的補貼。如果我們嚴格執法、保護環境，從而提高產品的成本，同時建立健全社會保障制度，都將有利于保持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穩定，增加匯率彈性。
就貨幣政策而言，應當加快利率市場化的進程，培育中國的收益率曲線，建立好貨幣政策的傳導機制?，F在貨幣政策之所以不能通過利率“牽一發而動全身”，是因為央行的貨幣市場操作是從利率傳導至貨幣市場、債券市場，再到存貸款市場；但在存貸款市場中，貸款利率下限和存款利率上限還受到管制，價格傳導渠道尚未完全暢通。
在金融資產比例上，現在通過銀行存款的間接融資太多。應當大力發展資本市場，包括期貨市場、金融衍生產品市場、保險市場，特別是企業債券市場。如果種種金融資產之間的比例合理，貨幣傳導機制也會更加通暢。另外，還要注重建立和完善金融市場的基礎設施，包括市場的交易系統、信息系統、登記托管系統和支付清算系統。
總之，有了這樣一個組合，我相信中國的宏觀經濟會是穩定的，中國的經濟前景是光明的。
主持人：從前面的討論看，人們對中國宏觀經濟的走勢形成了一些重要的共識，主要包括以下幾點：
第一，中國當前的經濟增長態勢良好，但是也存在一些深層次的矛盾，尤其是內外兩方面的失衡問題，需要認真面對。從內部看，存在著投資和儲蓄過度、消費不足的失衡；投資內部也有對基礎設施和制造業投資比重過高、對教育和公共衛生等投資不足的失衡。而在外部，國際收支盈余過大，國家外匯儲備增長過快。內外經濟失衡在宏觀經濟中的突出表現，則是貨幣過量供應和流動性泛濫。
第二，必須進行調整。各位從不同角度論證了進行調整的必要性。有人提出，無論“劉易斯拐點”是否已經出現，勞動力無限供給的狀況已經發生改變；今后要繼續按照粗放增長模式發展，會遇到很大的困難。有人指出，中國經濟失衡是在全球經濟失衡的情況下發生的。目前美國雙赤字積累和全球流動性過剩的局面蘊含著很大的金融風險。如果國際經濟形勢一旦有變，很容易形成對中國經濟的嚴重沖擊。必須未雨綢繆，防患于未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