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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三農問題的認識范文1
有學者認為，當前的三農問題是市場經濟條件下的三農問題，所以要理解三農問題就必須理解市場經濟。計劃經濟最大問題是沒有效率，而沒有效率是自然人或經濟人在特定條件約束下的必然結果。如果收益是確定的，那么自利人的投入必然是最小的，總體的效用也是最小的。現代的中國農民也是理性人，如何設定一個制度，讓他們的積極性得到很好的發揮，同時也能增進整個社會的福利，關鍵要理解市場經濟。市場經濟是以高度的哲學理念為基礎的經濟體制，物質的效用只是它的一個外在表現，內在的是人的自由發展，人的平等。三農問題的解決是一個社會系統工程。因此有人建議：加快農村社會保障制度的建設、改變城鄉二元結構、加速城鄉人口自由流動、變現存的五級政權為三級政權、縮小地區差別，均衡各級財政、推動稅費改革、做好土地流轉制度的改革、均衡收入分配、實施反貧困戰略。
這次會議的一大特點是，把歷史學家與經濟學家、社會學家放到同一平臺上對話，既促進學科交流，也拓寬了人們在三農問題認識上的視野。與會專家對三農問題的討論十分注重歷史視角，探索三農問題中歷史與現實的聯系。有學者指出，結合中國歷史上農業發展的經驗和教訓，國家要為農民的勞動創造一種環境，如興修水利工程等；引導農民正確處理好國家、市場和個人三方面的關系。有學者強調，必須促進農業科技成果的轉化，引進國外先進技術，提高農民素質；提高農產品的市場競爭力，擴大農產品的國內外市場。認為農業問題是一個系統工程，要用農業現代化的標準定位“三農”問題，由國家和地方制定現實可行的政策目標。
與會專家十分關注現實問題，面對現實，不回避矛盾，許多專家不僅對三農現實問題進行了概括與分析，并且對三農問題的未來發展趨勢，以及解決問題的路徑選擇也發表了見解。
對三農問題的認識范文2
在這種特殊的情形之下，以高喊“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而聞名的*先生所著《我向總理說實話》一書，其銷售額可高達30萬冊，也就在情理之中。那些天下以己任的中國學者們，也紛紛通過自己的調查研究，提出了一系列的對策，如“公司＋農戶”的模式等，但是，其結果卻如楊鵬先生在《戰略與管理》上撰文所言的那樣，“失之千里”。對策的不適應，就使得我們不得不回到三農問題的根源上來，因為根源是影響著對策是否能夠成功的決定性因素。
我們應該先試著問一下，是什么原因造成了今天這種狀態下的三農問題？這是我們解決問題的一個基本前提。如果失卻了這種根源性的認識，那么，所提出來的對策也就只能是無根之枯木，從而陷進了張五常所警告的“套套邏輯”吧。因而本文的主要目的就是對學者們關于三農問題根源的討論，做出一個綜合性的回顧，最終將其歸結為福柯的“人類學”的范疇之中，并指出人的價值的不斷提高乃是三農問題的根本之所在。
一
在追尋三農問題的根源這一問題上，走在最前面的可能是經濟學，特別是產權經濟學和制度經濟學。這可能是也是所謂經濟學帝國主義的特性所決定。這方面的嘗試始于張五常在六十年代所作的博士論文——《佃農理論》?！兜柁r理論》一書在分析方法上開創了用經濟學理論分析農業的一個先河。它擺脫了以往像亞當·斯密，馬歇爾等經濟學家在土地問題上所引起了無休止的理論性爭吵，而一開始就從現存的農業現象出發，論證其存在是否合理，以及合理性何在，從而開辟了實證經濟學在農業中的廣泛應用。
而八十年代以來，隨著產權經濟學與制度經濟學的引入，國內學者們也不斷地試著用這一理論武器去解釋三農問題，在相當程度上取得了一定的成績。這一理論從經濟人的基本假設開始，即認為人是理性的，同時在理性的指導之下追求個人利益的最大化，或者再加上人的偏好的穩定性（貝克爾），將產權關系看成是影響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的根本因素。
而產權演進的一個最大關鍵因素在于交易成本的高低（張五常），或者在于是否能夠有效地限制著搭便車的現象（道格拉斯·諾思）。在以往的公有制體制之下，中國并不存在著明確的私有產權，而只是公有制體制之外這種模糊的產權，這一模糊的產權，引發了低效率、搭便車等現象，嚴重地阻礙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因而，明確產權，在經濟學家們看來，似乎是天經地義的，也是引發三農問題的根本之所在。
然而，當中國農村實行土地承包制之后，特別是對土地的管制進一步放松之后，中國的農村經濟卻只有在八十年代出現過一短暫的繁榮之外，九十年代卻重新陷入困境，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顯然地，原封不動地借用傳統的產權經濟學，已經無法再做出有力的解釋，因為現有的農村土地制度已經對農地的產權做出了具體的法律規定，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視為是一種有著明確規定的產權合同。這就促使經濟學家們對中國的現狀進行重新的思考，以期完善其理論體系。而周其仁先生在“21世紀經濟報道”中所撰寫的“農民收入是一系列的事件”系列文章（共20篇），正是這方面的努力。
在周先生看來，農村變革的根源已經不僅僅局限于土地方面的產權問題，而是根源于一種更宏大的視野之中——全國的經濟大局。從這種視野出發，周先生將現在正在進行的農村改革，視為是繼78年之后的第二次改革，而且也是一場“遲到了十多年的”。對于70年代末的那場，周先生認為，當時的承包制是以法律的形式將土地的產權部分地讓渡給農民，這在當時公有制一統天下的時代里，簡直是一件不可能的事。那么，是什么因素促成的呢？
在《中國農村改革：國家和所有權關系的變化》一文中，周先生給出的答案是：10年以及由之而來的經濟破產，已經使國家失去了進一步剝削農民的可能性，而廣大農民的饑餓甚至是死亡，更迫使國家不得不推行農村變革。而現在，隨著農村經濟的發展，原有的那些改革動力已經隨之消失。一場“冬眠了十年”的農村改革的興起，其原因在于“市場大底部”的決定因素，具體地講，就是由于九十年代以來農民收入的遞減，以及由之而產生的農民購買力不足，影響內需，“農民收入增長的停滯已經把國民經濟憋住了”，最終導致國民經濟的低速增長，從而影響到國家的戰略部署。
因而周先生提出了“除非進一步清楚地界定產權，農民收入不可能增長”的對策。當然，這種對策已經不再僅僅只是局限于土地方面的產權問題——勞動所得，而是更多的從無名的產權——財產所得，而這種財產收入越發顯得重要。這在上世紀三十年代時，費沙（IrvingFisher）的《利息理論》、康芒斯的《制度經濟學》，已經是作為一個重點來強調。只是在今日中國的背景之下，周先生對其進行重新的強調、界定罷了。
因而，縱觀周先生的推理、觀點，我們可以得出周先生基本上還是站在產權經濟學的角度，只是強調的角度已經不再簡單地是交易成本，而從收入－產權的角度，站在整個國家的高度，對整個三農問題進行著詳盡的耙梳。這，或許也就是產權經濟學所能達到的解釋高度罷。
二
在周先生的分析中，有著一條相當清楚的脈絡，那就是從國家－農民的相互作用出發，用時髦的話，就是國家－個人的博弈過程。也正是在這一角度上，周先生提出“產權可能是副產品”這種驚人的觀點。而這樣的分析方式，與政治學上的系統分析法有著極其相似的方法。在戴維·伊斯頓系統分析方法中，系統輸入、中間過程以及系統輸出、反饋等諸多的因素已經作為政治系統整合的重要因素與過程。在這一方面，他與政治學的系統分析有著相似之處。
從政治學的角度，或者說更寬泛一點，從政治－社會的角度來探討三農問題，主要集中在兩方面。其一是法治角度，即法律的制定是否完善、法律的執行是否徹底。這一法治的視野，主流的觀點大致是認為，現行的法律制度基本上是與時代的要求相適應的，如目前實行的《土地管理法》等系列法律、法規沒有過多的漏洞，問題的關鍵出現在法律的執行方面。執法過程中，滲進著過多的人的因素，使得法治的目標發生了偏轉，人治的因素過重。
這種觀點，在的《現代化陷阱》一書中隨處可見，因而她們提出的一個解決辦法就是用道德來加以輔助。
第二種觀點則認為，問題不僅僅出現在法律的制定、執法的水平這些低層次的因素，而是出現在整個國家的社會架構方面。他們認為，自建國之后實行的戶籍制度，就使中國出現了兩個不同的社會，一邊是享受著種種特別福利的城市，另一邊則是被遺忘的廣大農村。正是這種城鄉壁壘（筆者試圖不用城鄉二元結構，因為它是一個相當含糊的概念，詳細可見筆者的《混亂的“城鄉二元結構”》）束縛著農村發展，導致農民的二等公民身分，最終讓整個農民陷入一種可怕的“鎖入效應”。因而他們提出了“三農問題的根源在于城鄉結構體制的束縛”這種針鋒相對的觀點，而解決的對策，也就是破除城鄉壁壘，給農民以國民待遇（*）。目前的學術界主流思想很明顯地轉向支持這種觀點。
然而，雖然“三農問題的根源在于城鄉結構體制的束縛”得到了更多人的認可，這可能會有利于今日中國農民生活狀態的改觀，但是，若從學理的角度出發，我們卻不得不承認這樣的解釋，其說服力是遠遠比不上周其仁先生的解釋。因為這樣的解釋充其量只是涉及到三農問題的“外在性本質”，而沒有深入到像汪丁丁所講的那種“價值體系”，也就是沒有真正涉及到一個根源問題——改革的動力之所在。而周先生的文章則指出的改革動力——市場大底部——是一個很實在、很現實的改革動力！
因而，許多的政治學者們就在上述的基礎上進行更為深入的探討，他們從整個中國改革的大背景出發，來分析三農問題。他們認為，中國的改革開放模式，是一種做大蛋糕的模式，從社會的邊緣發端，從而在一段時間里處于一種“帕累托最優”的狀態——所有人的福利都得到提高同時沒有一人的福利降低——之中。但是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之際，中國的社會資源配置機制發生了變化——急劇的變化，使得一些人得以迅速暴富起來，而改革開放之初的廣大受益者卻淪為改革代價的承擔者，這些群體有廣大的農民、進城的民工、城市下崗工人等，最終演化成今日的中國10大階層（陸學藝，*）。
這些改革代價的承擔者，“與整個社會結果是斷裂的，其自身是相對封閉”，最終形成了一種特殊的現象——“貧困群體化”（孫立平，*）。而在一項更為具體的研究中，學者們發現，是城市下崗工人的斷層化，才引發出人們對三農問題的關注。換言之，自70年代末的之后，社會的一種普遍共識是農民已經發展起來了，但是，只有等到城市的下崗工人的生活失去保障之后，對社會、政府構成極大的壓力之際，人們才真正地重新思考著弱勢群體的問題，而在這弱勢群體之中，自然包含著三農問題。
三農問題——這一個歷史性的根本問題，竟然要這樣地被間接提及，誠可悲矣！這種特殊的情況之下，人們就不得不問，到底我們的政治體制是怎么一回事、我們的政府是怎樣行使權力的，竟然使三農問題處于如此的一種被遺忘的邊緣化地位？或許，這就是學者們發出了“作為政治問題的農民問題”這種時代的強音的根本原因之所在。
能夠提出“作為政治問題的農民問題”這樣的時代強音，確實需要足夠的睿智、豁達的胸襟以及宏闊的視野，莫怪乎許前席先生的《作為政治問題的農民問題》（《戰略與管理》*年第一期）獲得了普遍的好評。在《作為政治問題的農民問題》一文中，作者開宗明義地表明：中國當前的農民問題，如此迫切沉重，對其決斷和回答，不是庸俗的經濟倫理及政策所能應對的，它在不斷追求一個“清醒而又堅韌”的政治主導層。在許文中，作者特別反對的是庸俗經濟倫理的操練者，以及那些信仰操練者。反對前者“一味地兜售一種軟乎乎的幸福主義觀，而全然不覺民族整體的政治思想和節操”，反對后者“單單憑借‘良心原則’，憑借‘對自己主觀信念的無限確信’（亞當·斯密語）來建立自己的話語體系，從而使國家和民族的整體生存”“漂浮在混亂信眾的不確定意見之上”。
作為政治，它首要的是面對著這樣一個尖銳的問題——政治體置人民于何處。古往今來的政治哲學和歷史教訓，無不揭示著這樣的一個真理：人民是事實上的法官。因而，政治體應當以民為本也就變成了理所當然。而以民為本的政治體，也就理所當然地要“給農民以國民待遇”。這具有邏輯上的一致性?！敖o農民以國民待遇”決不是像經濟學上所討論的邊際效應最大化為準則，而是一個“政治權力落實到何處的問題”。
在以公民個體為基本單位的現代政治社會中，這樣的一個觀點也是不證自明的：公民乃一國之公民，而非一地方共同體——人口群落之公民。在這個意義上，許先生認為，“中國政治改革的最終目標，決不可以任何人為的方式切斷公民個體和中央國家之間政治聯系，要讓這一聯系聯系高度堅韌化、高度民主化”。換句話講，國家的愛民之意圖，應該“讓人民看到并感受到”。因此，許前席先生呼吁一種韋伯式的政治教育（更詳細的論述可見甘陽的《走向“政治民族”》），一種漢納阿倫特式的公民理念，以避免“政治侏儒”的可悲立場。因為，“作為一門志業的政治，應當是現實主義的，也應當是理想主義的。這兩方面如能互補，就是對的。如果各自分離，就都是錯的”。
至此，許先生的觀點也就顯然可見，他認為正是“底層民眾，特別是農民，深重地壓迫著幾代人的社會良心”，這與政治的本質是不相符的，這就客觀上要求“政治家們和輔政者們必須學會感受這巨大的歷史責任感和民族責任，從中分辨出政治原則的真正要求，并執行正義”。
三
很顯然地，在將三農問題歸結為經濟性還是政治性的問題上，我們沒有辦法分別出誰優誰劣。但是，在對比之中，我們卻很容易地發現它們的一個共同點，那就是，無論是周先生的分析，還是許先生的分析，都將最后的問題提高到一種人的作用的本質。周先生強調農民在國家－農民的博弈過程中的重大作用，而許先生則強調，政治體應當以人為本，二者實際上是殊途同歸的。這種以人為主體的分析，在法國經典作家米歇爾·福柯看來，它們都是屬于一種“人類學”的話語體系。
在其扛鼎之作《詞與物——人文科學考古學》一書中，?？峦ㄟ^對比17世紀中葉到19世紀初發生在西方文化的認識型中的兩個巨大的斷裂，發現“第二次斷裂則標志著古典時代的終結和現時代的開端，在現時代表象理論、語言都消失了，同一與差異被有機結構所取代；人（I’homme）只作為物之序中的一條裂縫而首次進入了西方知識領域，人類學產生了，并適合于人的人文科學的空間也打開了。”言外之意，在“人并不存在（生命、語言和勞動也一樣不存在）”的年代，人是不可能被作為客觀而進行科學的思考范疇之內的，而只有當“一個問題、一個要求、一個理論或實踐的秩序”成為一種障礙時，人類學才得以產生，人才能作為問題的思考重心而進入科學的研究領域。在這一人類學的視野之下，人已經無可爭論地作為第一性而存在，人的價值也就成為我們思考一切問題的出發點，同時也是最終的歸宿。這也是我們今天討論三農問題的一個根本性前提。
這種以人為根本價值取向的思維，使我們在處理三農問題時有著一種最終的底線。它使我們明白：人的經濟價值的提高產生了對制度的新的要求，一些政治和法律制度就是用來滿足這些需求的。這種為適應新的需求所進行的滯后調整，往往是社會問題的關鍵所在（T·W·舒爾茨）。如50－60年代亞洲一些國家和地區，如日本、臺灣，農業經濟獲得了一個增長的契機，這一歷史現象促使了廣大的農民產生了對制度調整的一種新的渴望。他們要求進行租約合同的改革，要求公共措施的改善，要求政治權利的保證等等，并組織合作社來實現他們的愿望。
對三農問題的認識范文3
1、三農問題，是改革開放以來第一產業出現的幾個重要問題
農業、農村、農民問題，這三個問題的統稱即為三農問題?！叭r”問題作為一個概念最早由經濟管理學博士溫鐵軍于1996年正式提出?！叭r”問題的本質是民生問題?！叭r”問題提出的初期，就曾有人指出，三農問題不過是國家整體發展過程中所出現問題的一個縮影。如果說確有必要把“三農”單獨作為一個問題提出來，那么以后還會有“三工”問題、“三學”問題、“三醫”問題等等諸多問題。這種說法不是忽視“三農”問題的存在，也不是轉移解決“三農”問題的重心，而是要求國家從整體發展的宏觀角度，從長遠規劃的視角來全面審視“三農”問題，在綜合考慮各方面因素的基礎上來謀求解決問題的最佳方案。“三農”問題的解決與“三工”問題密切相關。從一、二產業之間的關系來看，作為工業生產的原材料供給方的農業發展水平直接決定了工業的發展基礎和前進方向，反之，工業的發展進程又決定了農業的發展速度的整體水平?；仡櫄v史，目前理論界有一種看法是：建國以來，基于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長遠目標，作為第一產業的農業始終支撐第二產業工業的發展，而工業對于農業的反哺作用很小，在某些作法上甚至成為了抑制農業發展的阻力。實際上，農業與工業是一條流水線上的不同環節，哪一環出現梗阻都會影響到整條流水線的運轉。所以，一個國家各個產業之間是一不是二的關系。另外，從建國至今，工人的生活水平整體上沒有與農民有太大的差距，兩者基本上平行發展，把城鎮中少數富有人群擴大代表了城鎮戶口中的全體，進而得出城鄉二元結構的結論，有失客觀和全面。所以，究其實質，“三農”問題凸顯的還是民生問題。
2、“三農”問題作為民生問題，探究其實質上是一個政治問題
應當說，民生問題首先表現為社會問題、經濟問題。現在老百姓關注四大問題：教育、醫療、住房、就業。這四個問題基本都是社會層面、經濟層面的問題。但是我認為這些問題的解決，在中國目前的體制政策環境下，首先是一個政治層面的問題。如果不從政治層面思考和解決問題，這些社會問題、經濟問題是解決不好或者解決不了的。為什么呢？我想至少有二方面的理由：第一，這些看起來屬于經濟、社會層面的民生問題，它后面直接關聯的是與政府的公共服務有關。民生問題解決得好與不好，都與政府在一定時期的公共服務提供能力有關，也與政府自身的行為有關。一個政府行為規范，公共服務意識、公共服務提供能力強，圍繞民生問題反映的社會問題也許并不突出。因為政府的行為和能力容易受到民眾的認可。反之，則可能是另一種狀況，所以，我們說民生問題不僅僅是個經濟問題和社會問題，它也是一個政府提供公共服務的能力和行為問題，這實際就上升到了政治層面。第二，表現為經濟、社會層面的民生問題，也與一定時期社會的公平、正義有著密切的關系。如果一個社會公平正義度比較高，即使這個社會的經濟能力有限，社會利益分配得比較合理，那可能老百姓的怨聲還不至于很高；如果說這個社會不能體現公平、正義，社會利益分配又明顯不公，即使經濟發展水平比較高了，民眾的呼聲仍然會很高，甚至成為社會凸顯的焦點。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過去34年的改革開放，廣大民眾確實從改革中獲得了實惠，但為什么到今天，民生問題如此凸顯，并成為人們普遍關注的問題，非常值得我們深思。基于以上二個理由，我認為民生問題歸根結底是一個政治問題。
3、用老子思想對民生問題進行解讀有助于開拓我們的思維
對三農問題的認識范文4
第一個要素看土地。在很多討論中我都一再強調：事實上，我們國家農村的土地是不可能增加的，而且隨著人口的增長，人均土地面積在下降，再加上土地的不可移動性，使它不可能象其他生產要素一樣，可以用市場這個看不見的手來調節。這使我感到，微觀經濟學的理論在中國農村很難找到適用的前提。一是由于人均土地面積不斷減少；二是由于土地承載的雙重功能。在農村政策研究領域中，人們都知道大包干以后國家不再承擔農民的社會保障，而轉由土地來承擔，這樣就形成了土地的雙重功能。中國農村的耕地不僅具有雙重功能，而且越來越多地轉變為以承擔農民的生存保障功能為主。
人們20年來約定俗成的共識是，中國農村基本經濟制度可以被簡化為“大包干”。但什么是大包干？
我在去年出版的《中國農村基本經濟制度研究》一書別強調了一個觀點：大包干其實是一種形成制度改變的交易。80年代初期政府集權控制的人民公社解體、允許農民以集體所有的名義分戶承包土地，農戶實際上占有了土地的完整使用權和大部分收益權。政府之所以同意做這樣根本性的制度改變，是由于在原來的制度框架內交易費用太高。在這種以土地為中心的財產制度創新中，政府在放棄對農村土地和其他資產的控制的同時，也放棄了對占中國人口70%左右的農村人口的社會保障，例如對村社的行政管理、撫養鄉村鰥寡孤獨，以及其他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和一般公共品的供給等；這些公共責任作為農民占有土地使用權的代價轉移到土地上。因此，在我們中國農村現行的基本經濟制度條件下，農村土地不能被單純地當作一種生產資料來完全交給市場處理。
第二個要素是勞動力。農業人口和勞動力嚴重過剩，是清末以來的長期問題，本來不是建國以來才有的現象。其實，人們只是對中國近代史上追求工業化導致二元結構體制下城鄉差別擴大引起更多的關注。現在中國農村有五億勞動年齡人口。另外，上到60歲以上的老頭老太太，下到半大小子，他們只要能動，總要到地里去干活，所以，農村整、半勞動力加起來不止五億，估計有六億以上。農業需要多少勞動力呢？一億多。那么總共有多少勞動力需要轉移呢？至少三四個億。往哪轉移？因此，如果勞動力不能轉移或者轉移得不那么順暢，在這種情況下，土地也不能增加，那么勞動力投入的邊際效用只能遞減到零以下。盡管如此，勞動力仍然不可能減少，怎么辦？農民作為勞動力的擁有者，只能被迫減少勞動時間。按現行法律規定一個勞動力一年應該勞動300天，然而卻只能在農業上勞動20多天，那剩下90%以上的時間用來干什么呢，沒有用。但是這并不意味著勞動力不吃飯，不消費，結果呢，一個活勞動所有的消費，也就是勞動力的簡單再生產過程，都得由土地產出來保證，假如他沒有外出打工的話。因此，農業的勞動生產率就不可能提高，不僅不能提高，實際上這些年農村的勞動生產率一直在下降，大幅度低于社會勞動生產率的平均水平。在有些資源嚴重短缺的地方，農業甚至連維持勞動力的簡單再生產都不行了。
第三個要素看資金。在上述情況下，作為龍頭要素的資金當然就進入不了農業領域。因為資金投入必須要產生利潤。但是，農戶家庭經營條件下的農業生產是負效益的，導致每年農業資金至少凈流出幾千個億。為什么農業資金會流出呢？農業生產連平均利潤都達不到，資金怎么會進來呢？有人說，可以通過政府的“農業投入政策”，用政策性的政府資金來加強農業投資，但這也是杯水車薪，且不說增加投入并不能增加產出，也不能增加產出效益，如果產出效益不增加，投資敢增加嗎？就算政府真投了，那高度分散的2億多農戶到底應該投給誰，怎么投才能到那些真正需要的戶？事實上這些年政府增加投入的結果是，投入大多數下達到有關部門，轉變為部門收益和鄉村基層負債的增加。
而且，90年代以來農業的硬成本每年增加10%，從90年代中期開始，中國農業的主產品幾乎沒有國際競爭力，大部分高于國際價格。這是硬投入方面。
軟投入呢？軟投入就是所謂服務，也同樣有成本問題。例如加強技術服務，提高技術含量，等等。硬成本在九十年代中后期每年增加了10%，軟成本年平均起碼增加了9%，其結果是農業的負效益越來越嚴重。農戶調查顯示，1997年以后，家庭經營條件下，農業資金和勞動力的投入產出比逐年遞減，純收益已經是負值，1995年種植業畝均可以獲得340多元的現金收入，而到了2000年，畝均只能得到161元，下降了一半以上。如果農民真的以土地收入為主，那么在那些占全國1/3的農村人均土地不足一畝的地方，實際上一年一個人就只能收入100多元，這還沒有把勞動力的投入成本算在內。這樣看來，農村種植業人均每年一兩百塊錢的現金收入水平，怎么能保證農業的正常發展呢？
綜上所述，人們現在之所以終于接受了三農問題的提法，是因為“好一個農業了得”。這么多矛盾錯綜復雜地攪和在一起，使得我們至少在政策層次上不可能再討論純粹的農業問題。
學術界一般性地跟我們這些長期搞農村問題研究的人談市場經濟的ABC，本來就意義不大。我們是1988年最早提出農村改革是市場經濟取向的，那時面上的提法還是“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市場如何在農村經濟中發揮作用的道理，當時我們就已經說得很清楚，有興趣的人不妨翻閱一下當時的資料再參與討論。但是，情況是在不斷變化的，十幾年過去，以現在這樣的國情矛盾制約，怎么搞單純農業領域的市場化？在目前這種三要素不能被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自發調節的情況下，假如農業這個國民經濟的基礎產業跟不上的話，市場經濟體制以及建筑其上的高成本的管理制度在農村中如何體現？市場的話語在農民和農村經濟的語境中變得很尷尬。而我們現在強調的這些政策，請問有多少在這樣的三農問題上是不尷尬的？人們應該知道，在過去的計劃體制中，農業其實從來就不是一種符合計劃經濟特征的生產，因此才有所謂“改造農民”的問題。由于人們對農村改革的認識過于意識形態化，以為農村改革就等于市場經濟。其實，無論計劃經濟，還是市場經濟，都無法根本解決與分散小農的交易問題。但當人們把市場經濟作為一種具有政治正確性的話語放在這里的時候，似乎對現實問題就失去了解釋力。
我們可以分析一下當前人們提出的失去解釋力的那些認識誤區。
當前第一個重要的認識誤區是私有化。切不要以為，只要土地私有化就能解決農民問題，就能成規模地集中土地，而只要規模經營能夠參與國際競爭。這個道理看上去邏輯完整，實際上似是而非。現在中國人均土地就是這么少，在南方有600多個縣，人均耕地面積都低于0.8畝，有三分之一的省人均耕地少于一畝。土地已經基本上轉化為農民的社會保障，世界上有哪個國家把社會保障私有化？而那些人均耕地面積多于一畝的地方多在北方，然而北方缺水嚴重，旱魔肆虐，經常是數以千萬畝的土地遭受干旱，中國水土資源都嚴重缺乏，總體上水太少。盡管有些地方土地資源相對寬松，但水資源缺乏，仍然不能以所謂的耕地私有化來形成規模經濟，來提高生產能力，不可能依靠提高規模效益來參與國際競爭。這些所謂用西方現代經濟學理論來考量農業問題的思路，在目前我們這樣的資源環境中都要碰壁。
有人問，為什么不革新農業技術？靠技術創新提高農業效益。需知，任何一項技術都需要前期成本，這些前期成本誰來付？現在講知識產權保護，因為前期成本高才要知識產權，技術是要拿來賣的。更何況，分散的小農經濟條件下，哪個單家農戶能夠成為這種技術和投入的載體？
又有人說，為什么不提高產業層次？只有搞產業化才能解決農業的出路問題。不錯，這是一個很好的辦法。但在我們這里，農業主要投入品中，資金、化肥、農藥、種子等，以及產出品的加工、購銷領域基本上被壟斷了，產業層次如何提高？進一步看，能把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企業與負效益的農業結合起來嗎？當大部分涉農經濟領域幾乎都是被政府下伸的部門和政府控制的國有部門壟斷、并且憑借加強壟斷獲取利潤的時候，農業能產生利潤嗎？再說，搞產業化經營是要成本的，假如在不產生利潤的農業領域從事生產經營，組織成本從何而來？
所以，以前約定俗成的看法，在今天復雜的三農問題面前都要重新思考。在最近一次座談會上，我提出，要“慎言三農”。為什么要慎言呢？因為學術界已經多年不了解基層情況，不做調查研究，往往習慣于在兩個極端上跳舞，往往缺乏對國情問題的常識，因此會犯一些幼稚的錯誤。
我說慎言三農，并非要占有話語權。雖然首先應該感謝大家關注三農，這當然是一件好事。但我哪怕再謙虛謹慎，有時候也會不耐煩十幾年來總被人家“耳提面命”；不愿意聽“今天的你我還在重復昨天的故事”。因為，人們往往用基于各種理論的約定俗成的概念來套到三農問題的解釋上，這的確有可能幫倒忙。如果沒有大量的實地調查資料的積累和政策經驗的積累，套上去會出現很多問題。其實我們現在遇到的復雜局面，在一定意義上與長期照搬照套的做法有關。所以我大膽向學術界呼吁慎言三農。
很多國內外的學者熱心關注我們的農民、農村和農業問題，反復告誡我們要搞市場化、私有化。我們試了，一試就是十幾年，試的結果是，按照理論上那種純粹的市場化和私有化概念來形成我們的農村經濟制度確實有問題，我們不可能完全照搬西方的制度。因此我希望人們思考，我們農村形成現在的這種基本制度本身是否符合中國國情？如果符合，就得繼續堅持下去，不要輕易改變。
對三農問題的認識范文5
新型城鎮化背景下的皖北城一體化建設研究
――以宿州市為例
歐曉倩章夢雪
（宿州學院，安徽 宿州 234000）【摘要】首先，在了解城鄉一體化建設和新型城鎮化的內涵與建設意義的基礎上，以宿州市為例，運用訪談法、問卷調查法等調研方法對宿州市城鄉一體化建設的情況進行了調查。其次，從社會層面、政府層面、城鎮居民層面分析了宿州市城鄉一體化建設的現狀，得出了有關于城鄉一體化存在的困難和問題。最后，城鄉居民層面、政府層面以及社會層面提出了合理化的建議。
【關鍵詞】新型城鎮化；城鄉一體化；二元結構；城鄉差距
緒論
在城鎮化進程中，社會矛盾更加突出，因此在城鎮化發展中隱藏了愈多的風險和不確定因素，但這并不能阻礙城鎮化的步伐，在面對這些問題時，皖北地區給自身制定了明確的目標，即以人為本的發展理念，還兼具和諧發展的目標，另外堅持在發展中體現綠色、低碳、可持續、可發展等。
同時城鎮化進程中，它至少涵蓋三個層次的內容，一是人口城鎮，二是經濟城鎮化，三是社會城鎮化，在這三個層次發展中，社會的矛盾也尤為突出，例如人口不斷的增多，但土地的使用率卻低，這也是現在政府采取土地集中使用的原因，在面對這些潛在的風險和問題時，皖北地區采取一套行之有效的發展模式，即與周邊地區一起聯合探索出適合皖北地區城鄉發展的道路，以實現皖北地區城鄉間的共同發展與富裕。
一、研究現狀描述
（一）宿州市與安徽省其他直轄市的城鎮化率情況
根據2014年安徽省統計局調查數據顯示安徽省各個市的城鎮化覆蓋率中，合肥為69.10%，增福為1.31；淮南市為67.90%，增福為1.25；蚌埠市為50.91%，增福為1.24；淮北市為59.76%，增福為1.23；阜陽市為37.50 %，增福為1.27；宿州市為37.43%，增福為1.27。
單從城鎮化率角度來看宿州城鎮化率在不斷的增長但城鎮化水平還是相對較低的，增長幅度與其他城市相比并不突出。這樣單一發展會使得宿州等一些城市城鄉一體化建設無法持續發展，也無法從產業支撐、人居環境、社會保障、生活方式等多個角度來實現新型城鎮化背景下的皖北城鄉一體化建設。
（二）宿州市近幾年城鎮化率情況
數據顯示，宿州市近幾年的城鎮化覆蓋率非別為：11年33.1%、2012年34.8%、2013年36.2%、2014年37.4%。可見城鎮化率一直在提高，但增速卻在減緩，增長幅度也十分微小。
（三）宿州各地區的城鎮化覆蓋率
數據顯示，宿州市各區的城鎮化率分別為：橋區為45.1%、碭山縣為35.9%、靈璧縣為25.3%、蕭縣為21.9%、泗縣為18.5%。可以的初步得出：橋區的城鎮化率最高，泗縣的城鎮化率最低；橋區的城鎮化率比泗縣高22.2%，各地區發展不均衡。
（四）城鄉居民收入差距
根據宿州市統計局數據顯示，2010―2014年間，城鄉絕對收入差距從13190到18925。城鄉收入差距比高達300%，而且每年都會增長。
從表中可以清楚的看到城鎮居民收入與農村居民收入存在將近3倍的差距，這也體現城鄉一體化發展中的發展失衡。但從這表中也可以看書，城鄉收入差距也在不斷的減少，但總體減幅不是很大。
二、研究結果分析
（一）存在的問題
1.城鎮化增速滯緩，縣域城鎮化水平不均衡
在城鎮化的過程當中，隨著各種問題的出現，城鎮化的發展速度開始減緩。宿州市與安徽省其他地級市的城市化覆蓋率對比也不是很突出，還是處于相對落后的狀態。這就說明人們應該意識到不能一味地走老城鎮化道路，而是要尋求一種新的突破。
由圖2 3可以清晰地看到，宿州市各地區的城鎮化率差別非常大，縣域城鎮化水平不均衡。各個區域都在建設，但由于每個地方建設的力度、效度以及當地的經濟發展不同等等原因，導致了城鎮化水平不均衡。
2.城鄉一體化建設不徹底，鄉鎮居民思想落后
從實地調研結果顯示，在城鄉一體化建設過程中，有些地方建設的不夠完善；有的是建設完了之后，后期的工作卻沒有持續下去，導致已經建設好的成果毀于一旦；還有的是在建設途中就停滯不前。這些問題的出現與政府的政策實施的力度和絳辛τ瀉艽蟮墓叵怠
還有就是城鄉居民對城鄉一體化概念沒有深刻的認識，導致在建設中有些居民不支持政府的工作，導致建設中出現困難。還有許多農民思想文化水平達不到，使經濟發展與人文發展脫節，有可能會導致造成只是建立了城鎮，卻沒有可此續發展的動力的局面。
3.城鄉差距明顯
城鄉之間在經濟、教育、空間上仍存在著一定的差距，而這些差距阻礙著城鄉一體化的推進。如在空間方面，城鄉之間存在著有形和無形的隔離，城市帶和鄉村帶之間空間差的減少速度遠跟不上近幾年的發展形勢。
通過調查研究數據顯示，現如今城鄉居民在個方面都存在著較大的差距。近幾年的產業發展雖迅速，但從數據中可得出農村居民遠跟不上現代產業的發展。所以如何解決此類問題改善農村居民的生活水平成為我們下一步需要解決的問題。
城鄉社會發展的程度差，農村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著滯后性和保守性，這種文化上的差距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城鄉一體化的發展。
從城鄉的差距可以看出宿州的城鄉一體化建設還有待提高，應該從多個角度多維的綜合發展，使宿州在迎合發展政策的同時能結合自身的情況走適合自己的發展道路，讓城鄉一體化建設得到理想的效果。
4.對新型城鎮化背景下的城鄉一體化建設的認識不足
宿州等一些地區近幾年將改善重點放在擴大城市空間和城市數目增加方面，出現了“虛假城鎮化”、“城鎮化不徹底”的現象，在這種現象下城鎮化率雖然得以提高，但是農民并沒真正的享受到城鎮居民的待遇，并沒有從本質上得以改善從而致使城鄉一體化建設改善不突出發展緩慢。
要想使城鄉一體化建設能夠全面、可持續的發展，要對新型城鎮化和城鄉一體化的意義進行深刻的了解和認識。
5.單一發展，沒有尋求新的突破
就研究結果顯示，宿州地區在皖北城鄉一體化建設方面還有很多的不足和需要改進的地方，發展體系不夠完善較為單一。這致使宿州的一體化建設速度較其他皖北地區相對比較緩慢。
縱觀宿州近幾年的城鄉一體化建設主要將改善重點放在擴大城市規模和城市數量增長方面，沒有從根本上解決皖北城鄉一體化建設的根本問題，沒有從多維角度來發展宿州在新城鎮背景下的皖北城鄉一體化建設。沒有解決阻礙城鄉一體化建設的三農問題和二元化結構等主要問題。
（二）出現問題的原因
1.城鄉二元制結構制約城鄉一體化建設
城市化在某種程度上可以理解為由農村向城市轉變的過程，即使實行戶籍制度，可以緩解城市的就業壓力，但是在某種程度上卻隔離了城市與農村，使得二者存在于相對封閉的空間中，這種情況對城鄉一體化建設產生不利影響。
城鄉二元制結構加劇了社會經濟增長的不均衡。近幾年城鎮人口數目增加和城鎮空間的擴張使得城鎮化率提高農村戶口轉化為城鎮戶口但只是偽城鎮化。在消費的形式方面，農村人的消費屬于沒有城市人豐富多彩，他們解決溫飽問題就可以，而城市人更懂得享受生活。沒有從根本上解決建設問題，使得城鄉二元結構更加制約城鄉一體化的建設。
2.三農問題突出
宿州近幾年的新型城鎮化背景下的皖北城鄉一體化建設并沒有解決三農問題。三農問題主要表現為農民的收入低且增收難，導致城鄉居民的收入差距較大，解決三農問題主要就是縮小城鄉居民貧富差距。
各部門通過采取一些措施，使三農問題在生產方式、生產結構等方面得到相應的改善，但是這個的發展速度遠遠跟不上新型城鎮化背景下的城鄉一體化建設的發展腳步。
3.政策的貫徹落實和鄉鎮居民的文化水平
由于人們對城鄉一體化的認識不夠深刻，導致政策在實施的過程中會受到多方面的阻礙。原城鎮中的人會不接受農民，而農民也會適應不了城鎮的生活，他們還是習慣于自己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這些都是政策能否徹底落實、落實到位的關鍵約束因素。
在調查的幾個地方，我們發現雖然城鎮建設中的基本設施都是齊全的，但是后期被損壞的程度非常的嚴重，居民們根本沒有珍惜公共設施的意識。因此，在城鎮化建設當中一定要堅強居民思想道德建設。讓人們意識到建設城鄉一體化最終都是為了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那么才能可持續的發展、和諧的發展。
三、對策與建議
（一）貫徹新型城鎮化對城鄉一體化的指導作用
自從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傳統城鎮化發展過程中卻帶來了許多經濟、社會方面的問題，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加劇了城鄉二元分割。所以，宿州市城鎮化路徑也需要改變過去不夠科學的城市化，而是要轉向基于城鄉一體化的新型城鎮化道路。
首先，人的城鎮化是新型城鎮化的核心，在這個層面上就要求加速推進農村居民轉化為市民的過程，比如現在對于農村居民的城市戶口問題就是一個亟待解決的問問題。再者，產城的融合、城鄉的協調、工農的協調等方面的發展一直都是新型城鎮化要求。
可以看出，新型城鎮化的基本指導思想都對解決城鄉一體化建設過程中的問題，有著很大的指導作用，告訴我們接下來的城鄉發展的新道路，那就是不但要走可持續、良性的發展道路，而且要在發展中考慮到人的重要性，建立一個經濟、人文、環境都和諧、統一的可持續發展的新城鎮。
（二）加強小城鎮的建設
發展小城鎮，可消化農村勞動力，消除城市就業壓力。小城鎮建設是新型城鎮化一個重要的部分，同樣適用于城鄉一體化建設。小城鎮有較強的經濟、科技、人才等優勢，有利于帶動周邊鄉村經濟發展。但現實卻是很多人都沒有意識到小城鎮建設的重要性，對于小城鎮的建設較弱，沒有得到徹底實施。在此層面上，小城鎮有必要作為城鄉一體化戰略的重要一步。
（三）改革戶籍政策
城鄉二元結構是造成社會收入分配差距的主要原因。想要減少這類收入分配上的差異，就必須轉變城鄉戶籍管理制度。有很多地方的城鎮化的有戶籍人口市民率與非戶籍人口綠的差別仍舊很大，這就要求我們改變這種現狀，從而使城鄉間的勞動力可以自由流動，實現平等就業。
（四）提高鄉鎮居民的受教育水平
我國一直強調“科教興國”，并且一直努力建設為一個人才大國。因為只有有了人才，國家才能更好地發展。同樣的在經濟發達的地區，教育水平同樣很發達。由此可見，在城鄉一體化建設中，我們必須樹立到“硬實力”重要，但“文化軟實力”更重要的觀念。在建設中大力發展教育，提高人們的受教育水平，培養出更多的實用型人才。
既然大力發展人才，那么就相應的要出臺一些政策去留住人才，為家鄉的建設做出貢獻。
四、結論
宿州雖在城鄉一體化發展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較其他城市發展速度還是相對比較緩慢。其主要原因是城鄉二元制和三農問題突出制約了城鄉一體化的發展。只有在相關程度上減少二元制問題和三農問題對城鄉一體化的發展影響和從根本上消除這兩個問題，才能使宿州新型城鎮化背景下的城鄉一體化發展成為一種新的格局。實現城鄉共同發展，p少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建設全面小康社會。
城鄉一體化發展聯系個社會的各個層面和人民的思想、認知、文化等方面。在建設城鄉一體化時要全面協調，不可突出冒進，相互之間做加減法磨除棱角，實現全面現代化科學的發展。新型城鎮化的核心在于實現人的全面發展這和一體化的要求起到相輔相成的作用。
在目前城鄉差距不斷擴大的背景下，通過城鄉一體化來縮小城鄉差距已刻不容緩，而新型城鎮化立足于我國目前的大背景下，則更有利于縮小城鄉差距。其貼近經濟發展本身，創造出新的投資需求，提高農民收入，利于城市升級和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
此論文主要圍繞城鄉二元制和三農問題來探索研究，了解發展現狀、取得的相關成就和存在的相關問題并提出了相應的建議。
加快城鄉一體化建設是國家和人們的共同愿景，是促進政治、經濟、文化發展的必要途徑。各地省市應貫徹落實總體規劃，也要在落實的同時走適合自己的發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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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三農問題的認識范文6
關鍵詞：農業經濟 科技現代化 協調發展
就目前的社會發展來看，處于多數的還是從事農業的人口。那么，如何帶動農業發展，提高農村經濟就成了目前農業人士所面對的首要問題。
一、對農業經濟發展存在的問題進行探討
1 “三農”問題。所謂的“三農”包括農村、農業和農民?！叭r問題”就是指發展農村、研究農業、幫助農民的問題?！叭r問題”的目的在于加快農村發展，提高農業產量，增加農民穩定收入。
當前的局面是在農村、農業和農民之間存在著一定使其不能和諧的因素。當然，“三農”問題也是我國農業實施經濟化管理，加速農村經濟現代化發展的重要基礎。然而，人們總會在潛移默化的歪曲“三農”問題面臨的局面，有的人認為只要目前糧食基礎夠就實現了農村的穩步發展。其實，這已經偏離了問題的核心?！叭r問題”是保證我國農業經濟建設協調發展，實現小康社會的重要因素。因此，“三農”問題的解決是我國目前發展所應面對的重要問題。
2 種植業獲益偏低。長時間來說，種植行業一直是一個收入低下的行業。在農村，越來越多的人開始進城打工，究其原因就是因為種地的收入無法滿足正常的生活。同時，由于社會發展而帶來一系列物品的價格上浮也是造成農民感到困擾的原因之一。農業用種、施肥、澆水等都在不停地抬高價格。經過一年辛苦耕種，秋收后糧食產品的價格卻沒有相對上調，導致多數務農的人員并沒有進城打工人員的經濟回報高。極度打擊了農民對種植行業的信心，使得更多的農民不想種地，選擇進城打工。
3 社會對農業的關注不高。對農村開始實施經濟化管理是廣大農民針對目前農業現狀悟出來的一條經濟致富的現代化道路，也是調動農民重拾對土地種植的信心。從我國改革開放以來，農業就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打壓，針對目前社會的狀況，怎樣解決農民心里問題，增加糧食種植的經濟收入就顯現的尤為迫切。但是，社會并沒有對這一觀點予以更多的關注，對農業行業的投入依然相對于其他行業投入經濟較低。所以，這就需要我國各層次政府針對一系列農業問題進行解決，加大農村的經濟投入力度，各項利于農業生產的方針政策，使農村的發展更加的科學化。經濟化，從而為農民營造出一個有利于生存的經濟大環境。
4 農民的孩子“上學難”的問題。近年來，社會開始更多的關注農村的經濟建設。報紙中報道的農民工治病難、買房難，農民工的孩子上學難等問題也應引起人們的關注。在一個偏僻的農村，幾個村子中可能僅有一個小小的醫療診所，里面的醫療設施不全，醫療藥品價格高，醫護人員少。從而使得農民開始不愿局限在自己的小山村，紛紛進城打工，改善居住環境。然而，進城打工的農民工也不是同城里人員同等待遇的。農民工在城里居住條件一般都很差，所做的工作也都是體力活，工資更是多數不能按時發放。農民工的孩子在城里入學也很困難。因此，就形成了一種農民工體力付出的多、居住環境差、生病沒錢看、孩子無法正常上學的惡性循環。如何針對這些問題予以解決，就是當今人士都應共同思考的事情。
二、使農村經濟加速現代化發展的方法
1 增強關于農業經濟的管理辦法。當今的和諧社會應該尊崇以人為本的原則，同步建設農村產業化發展，加強農業經濟的管理辦法。我們應該站在農民的角度去看問題，提高對“三農”的管理。利用先進的科學技術，領導農民進入現代化的社會，從而增加農民的經濟收入。堅持可持續發展的道路，以城鎮帶動農村，實現農業與社會經濟共同發展的目標。
2 增強建設農村經濟實施隊伍。要想增強農村的發展，我們應先提高農村中引領經濟的領導隊伍。就我國目前情況看，農業環境基本以小農經濟為主。面對小農經濟，我們不應該盲目地進行否定，而是從小農經濟的特有點出發，調動農民對種植業的積極性，提高農業收入，進而保證農村經濟的現代化發展。我們應該確立完善的農村經濟實施隊伍，以他們為榜樣，切實可行的幫助農民翻身成為經濟的主人。同時，鄉鎮干部也應該為農民起表率作用，將農民引領到致富的道路上。
3 加大農民收入情況，使農民沒有后顧之憂。如何發展農村經濟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主要問題之一。我們應該大力完善農業經濟的發展，使其更加有條理，讓農業發展有理可依，有據可查。讓農民不再遵循舊方法進行生產建設，而是讓現代化的經濟所代替。我們也應呼吁社會的關注，結合政府出臺的政策，解決農民工看病困難、收入低廉、住房條件差、下一代上學困難等問題，從而使農民可以更全身心的投入生產中，完善農村的改革建設，加速農村經濟的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