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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再生產業發展范文1
關鍵詞:不可再生資源;可持續發展;資源稅;生態工業
中圖分類號:F12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3-291X(2010)15-0193-02
不可再生資源也稱可耗竭資源, 包括各種能源如石油、天然氣、煤炭以及非能源礦物質諸如銅、鐵礦、重晶石等, 它們是經過數百年的地質演變而形成的, 儲量固定不變, 在某一時點上的任何使用都會減少后續時點可使用的數量, 因此具有有限性和不可再生性[1]。所謂不可再生資源產業指的是以不可再生自然資源為主要勞動對象的經濟活動部門,在產業分工體系上處于能源、原材料供給方的角色。西部豐富的不可再生礦產資源孕育了眾多資源型產業,使得資源型產業在西部的經濟結構中占有極為重要的地位。張偉教授在《資源環境約束下西部地區礦產資源型產業發展模式研究(2008)》一文中認為,目前,西部地區資源型產業仍然處于初級化的發展階段,產業發展大多為以增加投入要素為特征的粗放型經濟發展模式,普遍存在高消耗、高污染、資源利用率低的狀況。在經歷了幾十年的掠奪式發展之后,西部地區資源型產業開始面臨資源耗竭及環境惡化問題,極大地制約了資源型產業的可持續發展進程。
一、不可再生資源產業可持續發展的含義
不可再生資源產業可持續發展是指在可持續發展觀指導下對不可再生資源的科學合理利用,最終實現資源型地區的經濟可持續發展?？沙掷m發展觀要求當代人在不可再生資源的利用問題上,既要滿足當代人需要,又不損害后代人滿足他們需要的基本條件,要求在代際內部實現效率,在代際之間探求公平。不可再生資源的可持續利用不是某種不可再生資源的永續利用。也不是將資源封存起來不去使用,而是超前考慮資源的枯竭時限,將耗損減少到最小程度的技術可行性,以確保在得到可接受的替代資源之前,這種不可再生資源不會枯竭[2]。
二、中國西部地區不可再生資源的利用現狀
1.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下的較低資源利用效率。從工業生產的能源效率來看,中國八個主要耗能工業的單位產品能耗平均比世界先進水平高出近一半,而這八個主要的工業部門占工業GDP能耗的73%;工業用水重復利用率要比發達國家低15～25個百分點;礦產資源的總回采率大概是30%,比國外的先進水平低了20個百分點;而在建筑、節能領域,建筑能耗高的問題也都十分突出。節能居住建筑僅占全國城市居住建筑的3.5%,但是單位面積采暖能耗相當于氣候條件相近的發達國家的2～3倍[3]。中國的資源利用效率盡管在近年來有所進步,但與發達國家相比,差距仍較大。
2.技術落后使資源型企業失去競爭力。西部地區的資源型企業大多創辦于20 世紀五六十年代,普遍存在設備老化、工藝落后的問題,企業生產成本高,生態環境破壞嚴重,現有生產條件和設備難以形成有效規模。并且,由于資金瓶頸,新產品及高附加值產品開發困難。
3.產業結構單一,資源日趨枯竭。雖然豐裕的資源是經濟增長的動力,但資源豐富并不意味著地區的經濟結構就是合理的。當資源耗竭時,因經濟結構單一而致使區域經濟不能持續發展,高成本的資源消耗和生態破壞代價將無法得到補償。西部資源型地區產業結構比較單一,資源型產業為其支柱產業,其他主導產業相對缺乏。非資源型的替代產業、接續產業尚未真正形成,實現可持續發展的任務非常艱巨。根據資源開發程度和目前擁有的可供開發的后備資源量,西部地區許多資源已經接近枯竭,資源的自給率不斷下降,企業的經營成本不斷上升。
4.生態環境破壞嚴重。由于開發成本、技術等因素的制約,中國不可再生資源的粗放型、掠奪式開發比較普遍,從而對生態環境造成了嚴重破壞。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二氧化硫超標排放,大氣浮塵指數過高;二是“挖地球”式的采掘生產作業方式嚴重破壞地表植被;三是地下過度開采造成地面塌陷,危及當地居民與生態的安全。嚴重的環境污染、生態破壞造成了資源開發的高昂社會成本。
三、中國不可再生資源產業可持續發展的措施
(一)樹立不可再生資源的可持續消費觀念
與傳統消費觀念不同,可持續的消費觀念是以適度消費、綠色消費為主要特征的全新消費方式。中國西部地區(甚至是全國)的可持續消費意識淡薄,需要加強可持續消費理念的宣傳教育,促使消費者反省過去的消費行為,增強消費的危機意識,牢固樹立可持續消費和可持續發展觀念;同時要加強探索適合中國國情的可持續消費模式實現機制的研究,以促進相關法律法規的制定。綜合運用行政、法律和經濟等規制手段,規范消費行為,倡導文明、合理和適度的消費方式,堅決扭轉因不可持續而導致的資源破壞、生態環境惡化的趨勢。
(二)改革資源稅,構建不可再生資源消耗補償機制
如何有效開發不可再生資源是關系到中國西部“資源富集”地區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的關鍵,而當前資源稅改革所面臨的直接問題就是如何在資源開采階段減少浪費及減輕生態破壞,從而降低因生產外部性帶來的社會成本。中國現行資源稅存在較多不合理因素,如現行資源稅征稅范圍過窄,調節廣度不夠,課稅稅額過低,計稅方法不盡合理,稅收調節效率低下等等。針對礦產資源生產外部性帶來的高昂社會成本,急需對中國資源稅進行改革。
1.擴大資源稅的征稅范圍。將水資源、森林和草場資源等與人類生活密切相關,且極易因資源開采外部性而受嚴重破壞的基礎自然資源納入征稅范圍,真正體現資源稅的保護功能,使礦產資源地區生態保持良好,資源可持續開發,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
2.采取從價定率的征稅方式,設計合理的資源稅稅率。從價定率的征稅方式可以將資源稅收入與企業獲得的級差收入內在地聯系起來,使資源開采企業獲得的收入在價格上漲時增加,應繳的資源稅也相應增加,當價格下跌時,資源開采企業獲得的收入減少,應繳的資源稅也相應減少,這可以更好地解決目前存在的企業稅負不均衡、不對等問題。為了避免為獲取短期超額利潤而出現的采富棄貧現象,應將因資源自然條件不同產生超額級差收入部分收歸政府,從而避免資源開采企業的短視行為。另外,應將稅率與資源回采率相聯系,使企業在追求經濟利益的同時,兼顧資源的有效利用[4]。
總之,地方政府部門應根據本地區資源環境實際狀況,采取恰當方法,力求準確評估資源開采對環境的損害程度,采取相應的征稅方式,構建不可再生資源消耗補償機制,使資源開發帶來的外部性內部化。
(三)發展生態工業,減少環境破壞,促進可持續發展
以生態工業促進不可再生資源的開發,是降低因資源開發外部性產生的社會成本的有效途徑。生態工業是模擬生態系統的功能,建立起相當于生態系統的“生產者、消費者、還原者”的工業生態鏈,以低消耗、低(或無)污染、工業發展與生態協調為目標的新型工業。根據生態工業的生態鏈系統,把不可再生資源開采放入工業生態鏈相關環節。發展生態工業,需要構建工業生態化政策體系,把工業生態化和可持續發展理論植入工業政策制定和實施的全過程,需要運用法律、行政、經濟等手段綜合規制各生態鏈環節協調發展,以有效減輕環境破壞,降低社會成本。西部地區企業數量多,規模小,離散度高,加上企業資金的制約,必須走聯合重組、集約經營的發展道路[5],實現生產方式和增長方式的根本轉變,以實現循環經濟的發展目標,促進生態工業化建設,促進可再生資源產業可持續發展。
(四)構建政策機制,提升資源型企業科技創新能力
政府應制定和完善相關政策,引導資源型企業建立內部創新機制,促使西部地區資源型企業不斷地提高科技創新能力,由過去低科技含量的粗放型高資源消耗的發展模式轉變為高科技含量的集約型低資源消耗的發展模式。按照減量化、再使用、再循環的循環經濟發展原則,對企業的各環節產品,包括副產品、廢棄物等進行綜合研究,依靠現代生產技術和環保技術的應用,使企業實現清潔生產和對現有資源的綜合有效利用。另外,西部資源型企業要通過科技創新,為企業的持續發展, 尋找替代資源,研發可替代的原材料而放棄以前的原材料,以降低對原有資源的過分依賴[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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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Model of Non-renewable Resources Industrialization
――Taking Western China as Example
CHANG Guo-shan
(Tourism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stitute, Kaili Uniwersity, Kaili556000, China)
資源再生產業發展范文2
是需要“動脈產業”和“靜脈產業”
組成一個完整的物質流體系，
亟需改變動脈產業與靜脈產業斷裂的現狀
對大多數人來說，“靜脈產業”這一詞匯，還是比較陌生的。
靜脈產業最早在20世紀80年代由日本學者提出。當時日本在基本解決了工業污染和部分生活型污染之后，由后工業化型或消費型社會結構所產生的大量廢棄物，逐漸成為其環境保護和可持續發展的重要問題。在此背景下，為了解決廢棄物處理及填埋場不足等問題，同時為了減少資源浪費和環境污染，日本學者把廢棄物排出后的回收、再資源化的相關領域形象地稱為靜脈產業。比如東京灣內靠近羽田機場的“東京超級生態區”和日本北九州生態工業園已經成為世界發展靜脈產業的標桿。
而之所以用“靜脈產業”這個詞語，是因為這個產業在社會中所扮演的角色與靜脈非常相似。在人體中，為身體各部位輸送養分和能量的動脈自心臟發出，經反復分支，數目逐漸增多，成為毛細血管；經過血液與組織間的物質交換后，毛細血管逐漸匯合成為靜脈，小靜脈匯合成大靜脈，最后返回心臟。與我們的人體相似，動脈產業將資源和能源從土地上挖出來，變成我們所生產和生活所用的產品；而靜脈產業則將我們使用過的產品處理掉。可以說，動脈產業制造了整個社會活力的動力，而靜脈產業則保證資源實現循環流動和可持續發展。
我國在《靜脈產業類生態工業園區標準（試行）》中對靜脈產業的基本概念表述如下：靜脈產業是以保障環境安全為前提，以節約資源、保護環境為目的，運用先進的技術，將生產和消費過程中產生的廢物轉化為可重新利用的資源和產品，實現各類廢物的再利用和資源化的產業，包括將廢物轉化為再生資源、將再生資源加工為產品兩個過程。
靜脈產業與動脈產業的關系
我國自上世紀90年代開始倡導發展循環經濟，但受到經濟結構和發展方式的制約，我們始終將利用新資源進行生產和流通活動的產業，即資源、產品、消費、廢棄的線性消費過程作為經濟發展的途徑，這種產業結構即是“動脈產業”。然而，循環經濟的運行模式是需要“動脈產業”和“靜脈產業”組成的一個完整的物質流體系。由于我國動脈產業與靜脈產業的斷裂，一直以來，我國的動脈產業（如機械、船舶、汽車、家電、紡織品制造業等）過多，而在此過程中由于污染物排放量大，環境污染逐步加深；由于沒有或只有較少的“靜脈血”供給動脈進行動脈血再造，資源危機、環境危機已經成為經濟健康發展的障礙。
那么，靜脈產業的真正內涵是什么？
簡單來說，靜脈產業是將產業廢棄物和生活垃圾經過回收、分揀、再生、加工等過程，轉換為再生資源或再生產品，重新進入消費領域。靜脈產業主要承擔對廢物進行收集、分類、運輸、分解、再資源化及最終安全處置，是循環經濟重要組成部分。
為什么靜脈產業如此重要？主要是因為靜脈產業可對社會上產生的大量廢舊物質、廢棄物與閑置資源進行加工處理及再利用，可彌補動脈產業發展所需資源不足的問題。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產業經濟研究部部長馮飛指出，我國的資源利用方式，應從“資源—產品—廢棄物”這樣的單向式直線過程，向“資源—產品—廢棄物—再生資源”的反饋式循環過程轉變。而這種轉變就是要將靜脈產業重視起來，使其成為利用副產品廢物及閑置資源進行生產與流通活動的產業。
靜脈產業與資源再生產業的區別
靜脈產業與資源再生產業在產業功能上有很高的重合性，但靜脈產業的內涵與資源再生產業也有不同之處，主要是資源再生產業目的是“廢物利用”，它從廢物中提取出有價值的資源進行再利用，但是卻不對不可再生利用的廢物進行處理，缺乏對環境保護和對環境安全的考慮，目的在于追求最大化的經濟利益。而靜脈產業發展的前提則在于保障環境安全，在此基礎上對有價值的廢棄物資進行再生利用，其發展的目的在于實現經濟利益和環境保護的“雙贏”。
所以從這一點上考量，我國資源再生產業一直都存在，比如過去我國的國營廢品回收站、后來的數百萬城鄉“回收大軍”。他們對社區和單位產生各種廢舊物資進行撿拾、收購、交易，但是基本還處于低層次、臟亂差、粗放型、污染大的層次。以北京市為例，廢舊物質主要由河北的“回收大軍”進行收集，然后在海淀區清河鎮、朝陽區小關北里、昌平區東小口鎮、房山區竇店鎮、豐臺區馬連道等地集合，然后在三河、香河、滄州、邯鄲等地進行分解和處理，然后進一步被發往上海、江陰、石家莊等地進行重新制造。
由于這些“回收大軍”主要在城鄉結合部進行拆解、粉碎、集散和運輸，因此造成廢舊物資的二次污染和資源浪費，經濟效益和環境效益低，整個回收體系十分混亂。
以北京市海淀區雙清路至清河一線為例，這里是中關村乃至海淀區重要的廢舊物資回收地，每到晚上，廢舊物資回收和交易車輛從清華東門附近一直延伸到清河后八家附近，沿路遺灑嚴重，很多車輛在路邊就地交易，還經常堵塞交通。但是可以看出，目前我國較多的資源再生產業還未進化到真正意義上的“靜脈產業”，它們大多采用粗放型資源回收利用方式，缺乏對環境保護和對環境安全的考慮。
靜脈產業導向逐漸清晰
按照資源的來源不同，可以將循環經濟產業劃分為靜脈、動脈與環保三大產業。業內人士認為，靜脈產業與動脈產業是循環經濟運行的主體，環保產業是輔助。它們只有協同運行，才能實現人類經濟、社會和自然生態的和諧發展。
靜脈產業在發達國家的產業環境帶動下，已經通過承接和轉化過程，有效地解決了困擾動脈產業發展的污染問題，并為動脈產業提供更加持續穩固的充足發展空間。據悉，目前西方發達國家的資源回收率為40%～50%。美國的靜脈產業規模已達2400億美元，超過汽車行業，成為美國最大的支柱產業，并提供了幾十萬個就業機會。
2006年，國家環境保護總局批準并頒發了《靜脈產業類生態工業園區標準》。
2009年，《循環經濟促進法》的實施，為產業發展靜脈產業提供了政策保障。
2010年 10 月，國務院下發的《關于加快培育和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的決定》中，提到節能環保產業將加快資源循環利用關鍵共性技術研發和產業化示范，提高資源綜合利用水平和再制造產業化水平。并特別指出，未來要加快建立以先進技術為支撐的廢舊商品回收利用體系、積極推行現代廢舊商品回收利用等新型商業模式。
2013年2月，《中國城市低碳發展報告》，報告認為靜脈產業在加快發展廢棄物發電、填埋氣利用、回收再利用，污水處理等方面可從源頭上減少碳排放的措施。
資源再生產業發展范文3
關鍵詞：再生資源回收；科學管理體系；研究
中圖分類號：F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3198（2015）10-0039-01
0 引言
目前北京市朝陽區的再生資源回收已初步形成以物資回收公司為主體、基本覆蓋全區的回收體系，但是其廢舊再生資源回收與再利用還存在著較多問題。由于舊的管理體系不能適應市場運行機制的要求，而新的管理體系沒有建立起來，使得朝陽區的資源再生產業長期處在一種無序管理和無序競爭的狀態下，市場結構呈現出小、散、亂、雜的局面，資源浪費嚴重，產生了嚴重的二次污染。
北京朝陽區作為北京主要商務區，合理構建再生資源回收和再利用體系關系到再生資源產業的健康發展。為了實現朝陽區廢舊資源再生產業健康發展，保證產業鏈能夠正常有序的運轉，本文建立能夠適應和保證朝陽區再生資源產業鏈健康運轉的綜合管理體系，從四個角度為北京市朝陽區廢舊再生資源回收利用事業發展提供可供參考的解決方案。
1 北京市朝陽區再生資源回收體系現狀及存在問題
目前北京市朝陽區廢舊物資主要有廢舊紙張，廢塑料，廢舊電器，木材，輪胎，玻璃，各類雜品，年再生資源回收量約80萬噸。朝陽區共有廢舊回收網點800多個，覆蓋率達到93.5%，城鄉結合部地區共有各類廢品回收集散市場40余處，占地面積超過1000畝。但因缺乏統一管理和規范建設，整體發展層次不高，規范化建設的回收亭僅占20%，多數還是以臨時攤位和流動攤販為主。再生資源回收行業體系主要涉及收集、儲存、運輸、處理4個環節。朝陽區再生資源回收體系存在諸多問題。首先，廢品回收集散市場亟待整頓和規范；其次，前端回收網絡缺乏統一規范管理；再次，回收行業整體發展處于低谷期。更好地利用北京市朝陽區再生資源，提高再生資源的利用率，減少環境污染，正確實踐科學發展觀具有很重要的意義。
2 北京市朝陽區再生資源回收體系建設思路研究
2.1 回收利用網絡和路徑方面
對朝陽區再生資源回收利用的路徑進行合理設計和流程再造，在朝陽區每個街道選址3-5個封閉式再生資源回收站，滿足居民廢品交售要求，促進無序再生資源回收站點盡快退出城市道路公共空間；在不具備建設封閉式再生資源回收站的地方，應當按照一定的標準對原有無序再生資源回收站點進行升級改造；封閉式再生資源回收站收集的廢舊物品，經過分揀分類將使用再生資源專用車直接運送到利用廠家，不再運往本市回收市場，以促進北京市廢品回收市場外遷或取締、人口疏解。封閉式再生資源回收站定期開展環保、資源回收利用宣傳活動，定期對回收人員開展相關教育培訓，提高從業人員的整體服務水平，消除缺金短兩、偷盜、破壞市政設施、收臟銷贓等隱患，引導廣大社區居民踐行綠色生活方式。
2.2 財政金融方面
（1）政府采購和投資支持。
政府采購監督管理部門同有關部門制定政府采購目錄時，應優先考慮列入經認定的再生資源利用企業生產的產品或印有環保局統一制定的標識的產品。北京市朝陽區應當加大對再生資源回收行業的政策扶持，將再生資源回收作為公共事業進行投資，可以要求受政府投資的企業每年將利潤的一部分交給朝陽區政府。還可以吸收和引導民間資本大量進入再生資源行業。
（2）稅收政策和貸款優惠。
建立完整的再生資源回收企業的免稅減稅退稅機制，可以對朝陽區部分再生資源回收企業實行免稅制，用低稅率減輕企業壓力。對于再生資源回收企業，銀行應當從利率、期限等多個方面提供優惠。銀行可以從期限上給予優惠，延長還款年限。
（3）專項基金。
政府每年從財政中撥出一定資金用于成立“再生資源回收”財政專項基金，防止再生資源回收行業風險。建立“廢舊資源回收”基金，基金用途分為兩部分，一部分用于希望工程事業；另一部分用于防范金融風險，同財政專項基金共同作用。
2.3 相應法規設計方面
（1）生產責任制。
北京市應以國家法律為基礎，要求制造企業在產品設計時考慮使用可回收利用的材料，同時使制造者、銷售者、消費者共同承擔起產品回收、再生、處置的責任。
（2）抵押金返還制。
通過對每戶收取一定的費用，該制度通過收取押金使不回收再生資源的行為付出喪失押金的代價，從而以經濟利益驅使居民將再生資源交回制定部門，達到回收再生資源的目的。
（3）綠色采購和清潔生產制度。
通過政府龐大的采購力量，優先購買對環境影響較少的環境標志產品，促進企業環境行為的改善，推動國家循環經濟及其具體措施的落實。朝陽區政府應鼓勵企業將清潔生產運用于制造過程，這樣從源頭上減少廢棄物，而且使生產出來的產品符合綠色標準，有利于產品廢棄后的回收利用，提高回收利用率。
（4）其他針對性措施。
在朝陽區實行家電“以舊換新”政策；手機回收送話費政策；電池“以多換一”政策；學校舊書回收；塑料瓶換礦泉水活動等措施，通過這些鼓勵性措施，為朝陽區再生資源回收利用法規設計起到補充作用。
2.4 宣傳教育方面
朝陽區環保局可以鼓勵志愿者活動，在社區進行宣傳活動。對于中小學，朝陽區教育委員會應將循環經濟和再生資源回收的相關知識納入課程范疇。朝陽區商務委員會每年舉辦一個以“再生資源回收”為主題的活動周，舉辦“再生資源回收”主題公益晚會提高再生資源回收影響力。北京市工商管理局拓寬其下設企業信用監督管理處的職能，將再生資源回收情況、廢舊排放情況與企業信用掛鉤，進而對企業形成更有約束力的監管。北京市廣播電影電視局應當在電視或流動媒體上插播公益廣告，引導公眾進行垃圾分類和廢舊資源回收，喚醒公眾的責任感。
3 總結
北京市朝陽區應當以建設“人文朝陽、科技朝陽、綠色朝陽”為目標，加大力度推進再生資源回收體系建設。本文通過從政策機制、規劃設計、技術管理和實際操作等多個維度進行分析，建立能夠適應和保證再生資源產業鏈健康運轉的綜合管理體系，為朝陽區再生資源回收利用事業發展提供可供參考的解決方案，促進污染減量化、資源化、無害化的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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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再生產業發展范文4
關鍵詞：文化產業 總體經濟 互動中介 格雷欣法則 可持續發展
文化產業在經濟發展中的重要地位
在高收入國家，經濟和文化有明顯的收斂趨勢，即經濟與文化的融合?，F代經濟充滿豐富的文化內容，文化也在以各種形式被企業所生產和交換以創造價值，這種趨勢可被描述為經濟文化化和文化經濟化。在這樣的背景下，文化市場已趨于全球化，音樂、書籍、工藝品、電影和其他文化產品已跨出國界，形成了巨大的國際貿易流，文化產品的國際貿易在全球經濟中開始占據重要地位。據聯合國貿易與發展委員會（UNCTAD，2005）統計，文化產品的全球市場價值大約為1.3萬億美元，文化產品的貿易額也從1994年的393億美元上升到2002年的592億美元，幾乎翻了一番。自2000年，文化產業以每年7%的速度增長，大約占全球GDP的7%（世界銀行，2003）。從1999年到2003年，世界文化產業的平均增長率明顯超過冶金、航空、種植、機械、化工、采礦、食品等傳統行業的增長率，也超過了一般服務業的增長率（花建等，2005）。
作為新的財富形態，文化產業創造了大量的文化產品和服務，形成日益擴大的文化市場，提供大量的就業崗位。文化產業還可以利用大量的文化智力資源，為制造業和服務業增加可觀的附加值，并在國際市場上傳播自己的價值觀，爭取廣泛的國際認同和合作（左學金，2004）。所以，在全球范圍內，文化經濟和文化貿易的發展正在改變著傳統的經濟形態，對世界市場格局、經濟發展趨勢和可持續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文化產業的快速發展已成為推動經濟增長、培育創新能力、增強地區、國家和城市綜合競爭力的重要因素。因此，發展文化經濟和文化貿易，已成為各國競相爭搶的焦點。
文化產業與總體經濟的互動
（一）文化產業發展與文化增長
文化增長也稱為文化總量的增長，指一國綜合文化國力的增長，包括文化事業與文化產業的協調發展、文化消費水平及其他文化水平的不斷提高。文化增長具雙重屬性，既是文化概念，又是經濟概念，“既是關于文化經濟總量的增長，也是關于經濟增長方式的當代轉變”（胡惠林、李康化，2003），深刻地反映了現代社會大生產條件下文化與經濟的關系。文化增長是社會運動過程中的自我發育現象，是一定社會、一定國家在一定歷史時期綜合國力的體現，主要通過經濟和文化總量增長體現。文化是綜合國力的重要標志之一。因此，增強綜合國力，不僅要大力提升經濟實力，還要提高和發展文化實力，要提高文化增長在整個國民經濟增長中的速度和力度。
文化增長同經濟增長密切相關。經濟增長也稱為經濟總量的增長，指國民財富和國家經濟實力的增長和增強。無論文化建設規模、文化消費水平，還是文化發展水準，都直接反映了經濟總量增長及文化投入狀況。因此，在一國文化水平和文化資源量不變的條件下，經濟增長水平決定了文化投資總量和文化消費水平，經濟總量增長制約著文化產業的發展。文化增長與經濟增長基本呈同步趨勢，當一國（地區）人均GDP突破3000美元時，經濟增長與文化產業便呈較強的正相關關系。文化增長與文化政策有一定關系。我國沒把文化作為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僅把文化作為消耗國家資金的部門。加之文化產業屬于第三產業，不是經濟發展的重點，無論在產業結構還是在投資規模上，文化產業都遠低于第一、二產業的增長。因此，國家財政對文化的投入，既影響了文化發展的速度和結構，也制約了文化增長對經濟增長的貢獻。
文化產業發展是文化增長的一部分。文化部門是以特殊的方式為社會創造財富的部門。在經濟意義上，文化增長指以文化產品的生產、流通、分配和消費為核心內容的文化產業所創造的經濟價值在遞升過程中所反映的數量關系。這種數量關系反映的是文化經濟增長在國民經濟總產值中所占的比例，以及由這種數量關系所揭示的文化經濟發展趨勢。
經濟實踐和經濟理論都揭示了這樣的現實：知識可以提高投資回報，反過來又可以增進知識積累。知識可通過溢出效應，在幾乎不增加額外投資時反復利用，以緩解資缺對經濟增長的壓力。而文化經濟無論作為技術樣式的存在（數字藝術），還是作為知識形態的存在，都顯示出其在經濟增長方式轉變中的特殊地位。文化附加值在產品價值中的增加，以及文化產業占國民經濟總量比重的增加，都反映了并推動著經濟增長方式由外延增長為主向內涵增長為主轉化。
（二）文化產業與總體經濟的互動中介
本文認為，經濟貢獻、文化觀念、關聯帶動、人力提升是文化產業與總體經濟相互作用的重要中介。文化產業正是通過上述中介與總體經濟進行互動。同時，總體經濟又通過經濟的質量與數量對文化產業產生作用。其互動機制如圖1所示。
其一，經濟貢獻。文化產業作為重要的產業門類，必然會有一定的經濟貢獻。文化產業對經濟的貢獻在微觀上表現為單位產品的價值構成中，物質、能源消耗的比重減少而文化產品和服務的比重增加；在宏觀上表現為文化產業在國民生產總值中所占的比重和從事文化工作的勞動者在全社會從業人員中所占比例的提高。
其二，文化觀念。具有特殊性質的文化產業能夠傳承、改變、重塑，甚至創造新的文化觀念，而文化觀念將直接刺激和引導個人、群體、社會的價值取向和思維方式，影響個人、群體、社會的興趣偏好、消費觀念、消費傾向，進而影響總體經濟?！敖^大多數商品交易在建立起某種社會關系前是不可能成交的，要想讓對方接受自己的商品，首先要讓人們接受自己的觀念”（尹永波，2004）。
其三，關聯帶動。“關聯帶動”是指文化產業通過為其它產業提供文化附加值，并與其他產業的關聯作用來影響總體經濟。文化一旦成為充滿活力的經濟因素，便不可阻擋地通過縱向關聯和橫向關聯兩條路徑，向一切可能的產業滲透，在這一過程中，不僅壯大了自己，也大大促進了相關產業的延伸和升級。
其四，人力提升。人是經濟活動中核心的、最具能動性的要素，物質資料、科學技術、價值觀念、管理調控等都需要通過人來實現。人力素質是影響經濟的重要因素。文化產業能夠通過提升人力素質來影響總體經濟。無論是生產還是消費，無論是投入還是產出，文化都是從精神的角度“生產”和“再生產”人。文化培訓的投入，是為了再生產出具有新文化和掌握新科技的勞動力；文學藝術活動的消費，是為了通過鑒賞性的休息，解除疲勞，調節人體生理機制，以再生產出精神充沛的勞動力。文化消費是人自身的內含或擴大再生產的主要動力。文化產品能夠作用于人的智力、觀念、思想、能力，并能從整體、根本上引導、培育人力素質。通過提高全體勞動者的文化素質，就為總體經濟的發展，源源不斷地提供高質量的勞動力和各類人才。因此，健康的文化產業不僅能夠通過直接的經濟行為作用于總體經濟，還能夠通過文化、教育行為作用于總體經濟。
（三）文化產業對國民經濟的帶動作用
文化產業從產業文化化與文化產業化兩方面，通過經濟貢獻、文化觀念、關聯帶動、人力提升等中介，支撐、帶動、促進總體經濟的成長。
第一，文化產業成為新的經濟增長點。在許多西方國家，以文化產業為主體的第三產業的產值已超過第一、二產業，第三產業的發展已成為后工業社會即現代社會的重要標志。美、日、英等國的文化產業已成為最大產業，一個國際傳媒公司的產值相當于一個中等國家的GDP。中國專家預計，2050年以后，文化產業將超過信息產業和自動化、機器人、計算機輔助組織管理而占產業結構的70％－80％（王哲平，2003）。文化產業需要的自然資源不多，主要依賴智慧創造，故而信息時代文化產業占據經濟增長的大部分份額。
第二，文化產業提供了新的就業機會，提高了就業率。文化產業主要屬于第三產業，除創意過程外，生產、銷售過程對從業人員的要求不是太高，資本有機構成相對較低，具吸納就業能力強的特點，從而成為許多地區主要的就業產業。此外，還提供更多的臨時就業機會。
第三，文化產業的發展帶動了相關產業的發展。具體表現為：一是文化產業內部及其與其他產業的聯盟、融合或重組的趨勢出現，促進產業整合。二是文化產業在特定地區形成高度的產業集聚。如文化創意產業最發達的地區集中在紐約、倫敦、東京等國際大都市，這些城市既是世界經濟中心，也是區域乃至世界文化創意產業中心。三是文化產業以其強大的乘數效應帶動其他產業發展。
第四，文化產業促進了產業結構升級。隨著知識經濟時代的到來，各國產業結構重心開始從工業化轉移到信息化，與此相適應，產業競爭也從規模經濟的制造工作轉移到創意競爭的知識型現代服務業，經濟增長方式開始依靠產品的核心競爭力和企業自主創新。以創新為基本特征的文化產業不僅可將現有的文化資源和創意資源轉化為經濟成就，提高產業經濟的附加值，還會通過對文化資源的保護、再利用及激發來提升整個地區的經濟結構，促進社會的可持續發展。文化產業對產業結構的升級作用體現在兩方面：一是獨立的產業形式存在，并成為國民經濟的主導產業；二是通過產業滲透的方式對傳統產業加以改造，以延長產品生命周期的形式拉長產業價值鏈。好的創意，可以大幅度提高企業知名度，增加產品附加值，提高市場占有率，并使傳統產業和產品煥發新的生機。
第五，文化產業為國民經濟發展提供價值支撐。主要表現在：
一是文化的導向賦予經濟發展以價值意義。經濟制度的選擇、經濟戰略的提出、經濟政策的制定，無不受到社會文化背景的影響以及決策者文化水平的制約。文化給物質生產、交換、分配、消費以思想、理論、輿論的引導，在一定程度上規定了經濟發展的方向和方式。二是文化賦予經濟發展以極高的組織效能。文化能夠促進社會主體間相互溝通，保證經濟生活與社會生活在一定的組織內有序開展。三是文化賦予經濟發展以更強的競爭力。經濟活動所包含的文化因子越厚重，其產品的文化含量及由此帶來的附加值也就越高，在市場中實現的經濟價值也就越大。日本汽車制造業每年販賣新型車的收入達4萬億日元，其中有一半屬于出售“文化符號”的收入，另一半才屬于銷售汽車的純收入。同樣在日本，如果印上一個“G”字，原本價值700日元的女式布制提包可以賣到7萬日元，增值100倍（日下公人，1989）。因為“G”是表示有米開朗琪羅、羅西尼創造的意大利超級流行文化符號。四是傳播價值觀念，形成價值和形象認同，進而形成文化產品和非文化產品認同。以韓劇《大長今》為例，它不僅引發了國人的韓劇熱，大大推動了韓國文化制品的出口，帶來了直接的經濟效益，還帶動了韓國旅游、美容、餐飲、服裝、化妝品等其他產業的發展，并使越來越多的中國人對韓國懷有好感。
文化產業的可持續發展
（一）文化市場的“格雷欣法則”
文化產品的生產和需求互相創造、彼此推動的機制，在低俗文化產品長期成為主流產品的情況下，會促使消費群體產生對低俗文化產品的偏好甚至癡迷，促使低俗文化產品消費群體不斷擴大。消費者文化素質下滑的結果是：一方面，低俗文化產品的暢銷和市場份額的畸形擴張，另一方面，優質文化產品的市場份額日益縮小。上述現象是文化市場的“格雷欣法則”，可稱為“庸品排斥良品的趨勢”，體現了文化生產中的“市場失靈”，意味著文化低、劣品的重復生產和占領市場。文化生產中的上述“市場失靈”，在實行文化生產自由放任的國家，表現得極其鮮明。其深層根源在于文化產品的內在矛盾：藝術、社會價值與商品價值的矛盾。表現為消費偏好與生產的偏離。文化生產中一些創作者往往會產生將商業價值追求超越和脫離藝術、社會價值創造的非理，這種現象表明，文化生產偏離了藝術、社會價值創造這一精神生產的本質，而從屬于對商業價值的追逐；文化工作者陷入“市場陷阱”，將嚴肅的精神生產變成了一般的營利活動。文化生產由此出現“畸化”，偏離了正軌（劉詩白，2005）。
（二）文化生產與需求的兩種循環
文化生產的良性循環模式：在優良文化、藝術品為主流產品的場合，文化良品影響和塑造消費群體健康的文化心態，引起對文化良品需求擴大，由此又促進文化良品生產擴大。這就是商品性文化經濟中的生產與需求的良性循環，它意味著文化生產經濟效益和藝術、社會效益的并進，這是文化生產健康發展的路徑。
文化生產的不良循環模式：在文化次、劣品成為主流產品的場合，文化次、劣品影響和塑造消費群體畸形的文化心態與不良偏好，引起對文化次、劣品生產進一步擴大，形成次劣品的重復生產，這是商品性文化經濟中的生產與需求的 不良循環，它意味著文化生產經濟效益正增長而文化藝術、社會效益零增長或負增長，這種情況表明次劣品的大肆泛濫和文化生產偏離正軌。
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在實行商品性文化生產中，應該自覺用生產與需求的互相創造和互相促進以及文化市場主流產品形成的規律，構建良性的文化與經濟互動機制。
（三）文化產業可持續發展推動力
文化產業的可持續發展，指文化產業在促進國民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前提下實現產業利益最大化以及不斷滿足人們的精神文化需求。文化產業可持續發展最重要的內涵是公平，既包括代際公平，也包括地區公平。任何文化產業的發展有橫向縱向兩條線索：橫向線索反映了不同國家、不同地區間文化產業發展的關系；縱向線索反映了不同時代、不同階段文化產業發展的關系（李康化、王一儂，2003）。文化產業的可持續發展就是在不損害后代利益和其他地區利益的前提下，利用市場機制適度開發各種文化資源，滿足當代人對文化產品及文化服務的需求。如果說可持續發展強調的是生態倫理，那么文化產業的發展強調的就是全球社會倫理?？沙掷m發展注重人與自然的和諧共生，文化發展則更注重人與人之間、身心之間、民族之間的和諧發展。
文化產業并不是一個自我維持、獨立運轉的封閉系統，它要不斷獲取信息、智能、技術、資金、自然資源等，避免過多消耗不可再生的自然資源和人文資源，而通過智能資源等的不斷投入與優化整合，推動文化產業實現擴大再生產。文化產業是國民經濟系統的一部分，更是整個社會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系統的一部分，國民經濟系統、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系統構成了文化產業系統的外部環境。因此，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生產力發展水平、各種生產要素、文化需求、文化市場發育程度、企業治理結構、政府政策和法律狀況、文化傳統等多種因素都對文化產業的發展產生影響。
首先，一個國家經濟發展水平對提高文化產業競爭力具有基礎性作用。經濟發展水平直接影響該國文化需求狀況。而一個國家公眾對文化產品和文化服務的需求內容和需求程度，對該國文化產業的發展具有決定性的作用。其次，一個國家文化市場發育程度也與該國文化產業的發展緊密相關。包括人力資源、資本、文化資源等各種生產要素的配置方式，文化產品和文化服務的流通情況等。第三，競爭機制對提高文化競爭力尤為重要。文化產業只有在競爭中才能發展，離開了競爭也就沒有競爭力可言。激烈的市場競爭迫使文化企業必須不斷推出新產品，提供新的服務。市場競爭是促進文化產業發展的基本動力。第四，政府行為和法律狀況。一個國家政府行為和法律狀況，是構成文化產業發展外部環境極為重要的組成部分。國家政策的制定與否、支持與否對一個產業的初期形成和發展具有決定性的作用和影響。政府管理體制、產業政策、稅收政策、財政政策、投融資政策、行政效率，以及法制健全程度等，直接影響著文化產業的發展。第五，文化傳統。與其他產業相比，一個國家文化傳統與文化產業有著更為深厚的聯系，對文化產業發展產生著更為深刻的影響。
文化產業的可持續發展有賴于良好的產業內運行機制和良好的外部環境。文化產業與其它產業形成相互依存、相互制約、平等互利、和諧共生的產業經濟關系，并與總體經濟相互依存、相互促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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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再生產業發展范文5
內容提要: 綠色產業是21世紀的新興產業，是以傳統生產方式與資源有限性矛盾為背景提出的新的發展方式和新的產業模式。要使新產業得到發展，制度供給是最基本的因素。環境法在綠色產業發展中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因此完善環境法的相關制度也就有了積極的意義。本文從三個方面展開探討。
綠色產業是能夠充分運用生態學原理、系統工程等方法，遵循生態規律和經濟發展規律，并借助現代科技管理手段，把環境作為一種寶貴的資源要素來利用的一種高效生態經濟形式。其主旨是實現“零資源廢棄”，以促進資源利用和經濟發展。從可持續發展的角度來看，綠色產業也不再是傳統的環保與生態建設，而是一項具有系統性與前瞻性的工程，使環境與經濟不再是相互制約而是在發展中相互促進。綠色產業是能夠提供綠色產品與服務并能創造經濟價值的朝陽產業。其核心的是把環境作為生產要素，是全新的發展理念。我國在經濟發展中不能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而應以生態經濟學為基礎，在經濟發展與環境改善中走出一條“平扁”的環境庫滋涅茨（Kuzners）曲線⒈。
一、 綠色產業產生的背景分析
隨著全球環境的持續惡化，各國環境保護意識迅速增強，環保技術的持續進步，對環境產生負面影響的商品正在迅速失去消費者的認可，一些沒有取得環保認證的商品，市場空間迅速喪失。而綠色產品獲得了消費者的普遍青睞，購買和使用綠色產品已成為風靡全球的一種消費時尚。資料顯示：77%的美國人認為，企業的綠色形象會影響他們的購買欲，94%的德國人愿意購買綠色產品，67%的中國消費者在超市購物時會考慮環保認證。在商品供大于求的買方市場條件下，綠色產品以其高品質、高附加值而成為21世紀的市場新寵。
綠色產業是一種融合了人類的現代文明，以高新技術為支撐，使人與自然和諧相處，能夠可持續發展的經濟，是市場化和生態化有機結合的經濟，也是一種充分體現自然資源價值和生態價值的產業。它是一種經濟再生產和自然再生產有機結合的良性發展模式，是人類社會可持續發展的必然產物。綠色是地球上生命的最終源泉，是大自然的本色，把它運用于經濟領域，象征著人與自然和諧統一，生態與經濟協調發展。所謂產業結構的綠化，是指在社會生產與再生產過程中投入資源能量少，各種資源利用率高，產出的產品或服務多，廢物最少，甚至無污染，使產業經濟的發展建立在生態環境良性循環的基礎上。因此，產業結構綠化是組織生態化的生產物質生產過程或服務過程，使整個社會生產技術過程和經營管理過程生態化，即社會生產、分配、流通、消費、在生產各環節生態化過程，這是21世紀產業經濟發展和產業結構演變的總趨勢，是歷史趨勢，也是現實追求目標。在社會生產與再生產過程，各類產業的產品與服務在生產與消費中對生態與環境和人體健康的負效應最小化乃至無害化，實現生態經濟協調與可持續發展，為此，必須實現生態環境發展的產業經濟化。產業結構綠化的本質是產業經濟的生態化與生態的產業經濟一體化。它不僅是當今世界經濟發展的基礎，在全部產業經濟及整個國民經濟中這類綠色產業的比重將不斷加強，非綠色產業的比重也隨之下降，而且是21世紀最典型的新興產業，并逐步成為主導產業。傳統的第一、二、三產業和知識產業的綠化趨勢也將加強，用生態改造全部產業經濟及其整個國民經濟。綠色產業的關鍵是提供綠色產品，是對產品“從搖籃到墳墓”的全綠化過程。當今世界發達國家引導生產廠家生產符合生態環境要求標準的綠色產品，導致生產領域的徹底革命。據美國際環保商業公司的統計，1990年新產品中有5%的綠色產品，到1997年這一比重已經高達80%，增長速度很快。因此，可以預言，未來市場將是綠色產品占據優勢，非綠色將處于劣勢，世界市場將全部進入綠色產品時代。
二、影響我國綠色產業發展原因
我國的綠色產業經過幾十年的發展，實力逐步得到增強，目前我國已經開發出不少具有競爭力的產品，但由于我國綠色產業起步較晚，技術落后，至今還存在許多不足。
（一）發展綠色產業意識落后。我國屬于發展中國家，綠色產業發展意識落后，很多企業與政府將發展經濟與環境看作是對立的兩個方面。從本位和短期利益著手，不考慮環境的承受能力，大量的環境破壞型企業不但不會被制裁，更會受到地方保護；有些企業不僅不了解歐盟的“CE ”和“FV”，甚至連國際環境標準ISO14000也不了解，這很難與國際最新的綠色產業發展進程一致，也使國家與地方在綠色產業建立過程中出臺的正負制度功效相抵而無效。因此，樹立可持續發展的綠色生產意識，成為企業發展的基本要求。
（二）綠色產業競爭力較弱。由于我國的綠色企業主要是鄉鎮企業與私營企業比重較大，規模小、競爭力弱。1997年我國綠色企業有6090家，1998年12000家，其中產值超過5000萬的還不足5%，技術人員僅占工人總數的6.8%。難以形成大規模的技術系統和產品體系，產值僅占國內生產的0.7%。綠色產業是高科技產業，因為研發能力較低，使得與發達國家高比例的綠色企業及其提供的產品服務遠遠不能相比。西方發達國家綠色產業規模大，高科技技術發展快，綠色產品的市場競爭力強。因此，加速綠色企業的有效制度供給和對企業競爭力的提高成為迫切問題。
（三）綠色產業投資不足。由于我國總體水平較低，面臨企業虧損與改革的一系列問題，政府對綠色產業缺乏必要的資金投入，1999年我國政府的為GDP的0.7%，日本為3%，美國為3.4%，而世界銀行的要求最少是1.5%。目前我國綠色產品很難滿足國際需求，主要的問題是資金和技術，尤其是資金投入的不足造成綠色產品發展裹足不前。由于資金缺乏，一些先進的技術設備不能很快的從國外進口、先進的技術不能從國外引進來滿足本國的需要，使我國的企業發展受到滯礙，甚至進一步拉開與發達國家的差距。解決資金投入的不足是發展綠色產業的基本問題，也是我們在設計制度供給上重點討論的內容。
（四）綠色產品的價格較低?，F行市場條件下源自再利用和再生利用的原料常常不僅性能上不占優勢，而且價格上也不占優勢，以致在現行市場條件下綠色經濟生產方式很難自發產生。再利用和再生利用原料的成本常常比購買新原料的價格更高，由此構成了推進綠色經濟的價格障礙，成本障礙就直接影響著綠色投資的熱情。目前我國的環境容量尚沒有作為嚴格監管的有限資源，企業和大眾消費者支付的廢棄和排污費不僅遠低于污染損害補償費用，甚至也明顯低于污染治理費用，這就使廢棄物排放具有顯著的外部性。如果不能將這種外部成本內部化，循環型生產環節一個重要的效益來源就不能顯現，循環型生產環節的成本就很難收回。價格障礙和成本障礙影響綠色經濟發展的例子比比皆是。例如部分火電廠，已經建成了鈣法脫硫聯產石膏設施(用脫硫工藝的廢渣生產石膏)，卻由于這樣生產的石膏在價格上缺乏競爭力，同時固體廢棄物排放收費較低且監管不嚴，因而停用了廢渣生產流程，造成嚴重的固廢污染。
（五）環境產權交易制度沒有建立。雖然我們已經在四個方面尋找了原因，但最重要的是綠色產業發展中的制度供給。綠色產業作為新興產業在發展過程中，必然在某些方面尤其是環境資源方面存在強制性的規范，要求企業在某些方面必須滿足環境資源的可持續發展需要。但市場經濟不是命令經濟，企業進行綠色生產還必須建立在利益最大化的基礎上，不能過分強調企業的社會責任，應將企業生產的環境外部性內化為企業的生產成本，這在現行環境立法中還存在空白。因此，應當修改過現行立法中落后的以GDP為經濟發展尺度的模式，確立可持續發展的綠色生產方式，在具體制度上確立環境產品交易制度即排污權交易制度，實施嚴格的環境標準和法規，加速綠色產業發展，在最大程度上實現企業生產與環境資源的可持續發展。
（六）強化環境執法。不斷發生的環境事件引發了民眾極大的環境意識，但綠色產業的發展作為國家經濟發展戰略的組成部分，不可能完全仰賴企業公民的自覺行為，必須強化政府職能部門的環境執法，使執法成為企業生產的硬約束。因此，在制度建設上應當提高職能部門的執法地位，使之在執法中能獨立地行使權力，排除地方政府因為局部利益而實施地方保護。
三、完善我國環境立法，促進綠色產發展。
我國環境法是在舊的體制下制訂的，其不論在立法理念，而且在立法體系、具體制度上都存在與綠色產業發展不相符合的內容。綠色產業發展需要多方面的因素，但制度供給是最重要的，因此修改環境法成為，使其成為綠色產業發展的強有力的助推器。
（一）確立可持續發展的環境立法理念。如果說我們用一個詞匯來概括一個歷史時期社會文明的基本成果，近代文明史可以抽象出“契約”一詞的話，現代和后現代文明史則首推“可持續發展”⒈?？沙掷m發展理念因環境問題而生，可持續發展作為一種新的理念產生于20世紀60、70年代，可持續發展的涵義廣泛，對其所下的定義也各有特點，其中以挪威前首相格·布倫特蘭提出的最有代表性，其涵義是：既滿足當代人的需要，又不對后代人滿足其自身需要的能力構成危害，使經濟、社會、環境等相互協調的發展。我國政府也在《中國21世紀議程》即《中國21世紀人口、環境與發展》白皮書中將可持續發展作為發展目標。可持續發展是一種新的發展觀，是在對傳統發展觀深刻反思的基礎上產生的，它與傳統的發展模式截然不同，它是針對“增長的極限”與“沒有極限的增長”⒉兩種理論而提出的當前人類求取發展的最佳選擇。它吸收了兩者中的合理成分，提出為了確保人類的持續生存和發展，必須把經濟發展與資源的有限性和環境的生態性有機結合起來，使人在與社會、自然和諧的基礎上規范自己的行為?？沙掷m發展理念的中心在于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強調在經濟發展中動態地維護經濟發展強度與資源、環境的承載能力相協調，但決非僅限于此，可持續發展還包括經濟的穩步發展、而非破壞性、震蕩性發展，而要實現這一新理念，將其法律化、制度化是最基本的途徑。環境立法應能體現最新的發展理念，環境是人、自然、社會經濟活動不可或卻的資源要素，可持續發展作為環境立法的基本理念，將極大地推動環境基本法及各單項立法，從而推動綠色產業的發展。
（二）完善環境立法的體系，完善單行性專門立法。我國環境立法經過近些年來的建設，已經形成了相對完善的體系，但綠色經濟的快速發展和國際環境貿易壁壘對環境法的體系建設提出了新的要求。因此，在加強對環境基本法修改的同時，應完善單行法的建設。首先修改《清潔生產促進法》以清潔生產為目標，確立資源開發利用中的減廢、回收、再生制度及其政府的鼓勵措施（如稅、費減免以及政府優先采購等）。其次，綠色產業的發展需要各種制度資源，因此，《循環經濟法》、《綠色產業法》、《綠色建筑材料法》、《綠色食品法》《綠色消費法》、《綠色金融投資法》等法的制訂也迫在眉睫。在環境法體系更新過程中注意對市場機制的運用，如上面中提到的國家實施的環境稅費鼓勵制度等，除了政府有形之手干預之外，目前的環境資源立法中還應充分運用市場手段來解決環境問題，發達國家在這方面已經走在前面，而且這些制度在實踐中效果不錯，這在我國應是一個發展方向，當然也必須與我國市場經濟的完善和成熟相適應，法律制度也不能超前加以規定。
（三）建立和完善環境法的具體制度。具體的制度規范充分體現了立法者的目的與宗旨，為了使企業的綠色生產能夠量化為具體的標準，明確的環境產權制度和交易規則就成為立法的首要內容。
1、建立排污產權交易制度。建立與污染物排放總量控制政策相配套的富余排污量交易制度對明確環境資源的產權關系、促進外部不經濟的內部化、實現資源的有效配置、激勵企業積極進行污染的治理、降低污染防治的交易成本、以及有效促進環境質量的改善和提高的重要意義.富余排污量交易制度能為實現城市環境和經濟的同步可持續發展奠定宏觀基礎，其應成為現代環境保護制度的一個重要研究發展方向。政府是資源環境的供給者而不是資源環境的生產者，廠商才是資源環境的生產者，產權交易是廠商顯示意愿的動力源泉。中國資源環境的改善最終取決于資源環境產權交易制度的創新，為此現行資源環境法律制度必須作出抉擇。
2、建立綠色GDP制度。綠色GDP制度就是將資源消耗成本與環境損失成本等綠色因素列入國民經濟核算體系，早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末，聯合國統計署就曾公布了《綜合環境與經濟核算體系》這一指導性文件，它可以說為如何統計一國的綠色國民經濟核算總量，如何建立自然資源賬戶和污染賬戶提供了一個可資參考的共同框架。而世界上最早開始進行自然資源等綠色核算的國家是地處北歐的挪威，隨后美國、泰國、印尼、墨西哥等國也已經或開始進行綠色GDP核算。在我國環境立法中規定此制度可以扭轉某些地方政府和部門“唯GDP馬首是瞻”慣性思維，促進其由過分“經濟利益最大化”向“整體公共利益最大化”的角色轉變。同時，此制度也可以內化為相應的成本收益計算標準，使企業的綠色生產變成自覺的生產競爭動力。
（四）加強環境執法權，提高執法機關的行政層級。建立完善的法律體系是為了更好的適用法，因此必須充分重視環境執法。在我國所有的行政執法中，環境執法可以說是阻力最大，收效甚微的一個環節。這是我國目前各地頻繁發生各種環境污染事件的主要原因。環境社會利益與局部個體利益的沖突是阻止環境執法的根本原因。為我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鼓勵綠色生產企業的經營行為，必須通過必要的制度設計來有效保證執法權的落實。因此，在立法上提高環境執法部門的行政層級及獨立性的制度建設，有效保證執法的獨立性。現行環保執法部門是政府的組成部分，其執法與所屬政府機關的利益發生沖突，其執法權力必然受到重重阻力。其次，加大環保部門的權限。環境問題是國家經濟持續發展的根本因素，加大權限可以有效防止各種權力的干涉，尤其是各利益集團規避行為。同時還要約束環境執法者的自由裁量權，規范執法者的法律責任，濫用權力或不作為等玩忽職守應承擔的處罰，造成嚴重后果的甚至承擔刑事責任。執法人員的權力尋租也會在自身收益與成本的比較中得到遏止。因此，應對環境法律責任制度進行相應的完善。
注釋:
[1]王萬山 ：《中國資源環境產權市場建設的制度設計》，《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2003。3。
資源再生產業發展范文6
（常州機電職業技術學院，常州 213164）
（Changzhou Institute of Mechatronic Technology，Changzhou 213164，China）
摘要： 裝備制造業與生產業淵源深厚，互動融合已成發展趨勢。通過對裝備制造業與生產業的內涵與關系進行梳理和分析，進而對裝備制造業與生產業協同互動模式深入剖析，探索裝備制造企業與生產企業協同發展的路徑。
Abstract: Equipment manufacturing industry and manufacture-related service industry have profound origin, and the interactive fusion of them has become a development trend. Through tidying and analyzing the connotation and relationship of the equipment manufacturing industry and manufacture-related service industry, the collaborative interaction model of them has been deeply dissected, and the path of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the equipment manufacturing industry and manufacture-related service industry has been explored.
關鍵詞 ： 裝備制造業；生產業；互動模式
Key words: equipment manufacturing industry；manufacture-related service industry；interactive mode
中圖分類號：F42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4311（2015）02-0021-02
1 裝備制造業與生產業內涵與關系
裝備制造業是為工業發展提供“母機”的制造業，是為國民經濟各部門進行簡單再生產和擴大再生產提供生產工具的制造部門的總稱，是生產出各種通用或專用的生產設備而為工業生產提供工具的產業。
生產業的出現源于制造業的專業化分工水平深化后將原本處于同一產業主體內部的大量生產業環節剝離，服務規模擴大，形成了單獨的產業。作為服務業中重要的“亞產業”集群，生產業是主要依托現代化管理理念和先進信息技術發展起來的、知識密度相對較高、產業關聯性較強的服務業，相對于傳統服務業，更突顯了高技術密集性與高密度知識性等特點。
同時，生產業與裝備制造業類似，都具有集聚經濟特征，且其城市化經濟傾向顯著，因此大型城市經常成為生產業發展的集聚區。生產業通過關系式嵌入、結構式嵌入等方式為裝備制造業等其他產業服務，但又可以在空間上與之相分離。主要包括：信息服務業、金融保險業、現代物流業、房地產業、管理咨詢業、科研和綜合技術服務業等。
2 裝備制造業與生產業協同互動模式
生產業是基于制造業的社會分工，致使在產業鏈上的不斷衍生而產生的，兩者具有先天的“血緣”關系。它的目標就是為制造業（特別是裝備制造業）從信息收集、研發設計、生產制造、分銷售后等各個價值環節提供配套支持，其價值鏈形態與裝備制造業價值鏈形態密切關聯，并呈現互動融合之勢?！皟蓸I”之間互動發展模式可以劃分為以下模式。
2.1 “兩業”協同互動的市場化模式
這種模式是通過市場交易手段來完成裝備制造業企業的服務活動外部化過程。企業服務活動的外部化可使企業更加專注于核心業務，降低經營成本，主要可分為以下兩種形式：
①剝離獨立出服務部門形式。在這種模式下，實力雄厚的裝備制造業企業中的一些服務能力隨著企業的壯大而不斷地壯大，且服務水平、專業化程度都比較高。在滿足了本企業的服務需求后，還剩余較多的服務能力，為了更好的提高企業資源的利用率，這類部門可考慮從裝備制造業企業中剝離獨立出來，成立專業的生產企業。它不僅可以為原裝備制造業企業本身提供生產，還能為其他此類服務需求企業提供生產業。同時，隨著業務量的不斷擴大，還能形成規模效應，從而進一步降低企業的經營成本，提高企業的利潤。
②企業服務活動外包形式。這種形式主要表現為裝備制造企業終止一些本來由自身內部部門而提供的與核心業務關聯性較小的非戰略性環節服務活動（如物流、IT服務、會計等），轉為運用市場交易機制，引入企業外部的獨立的生產企業來提供相關服務，從而降低裝備制造業企業自身的經營成本，提高核心業務的凝聚力。同時，也擴大了生產企業的業務量，便于其形成規模效應。
2.2 “兩業”協同互動融合模式
隨著世界經濟與產業的發展，裝備制造業企業與生產企業逐漸呈現出邊界模糊、相互融合的趨勢，“兩業”的產品特性、組織特征、產業邊界等方面逐漸模糊?！皟蓸I”協同互動融合模式主要包括以下兩種形式。
①服務制造化形式。生產業憑借著與制造業有著深厚的血緣關系，以及制造業的工業化模式，在世界范圍內進一步提高服務活動的交付效率、擴大規模，并呈現出大量的制造業類的要素（如：資本密集、流水線生產、大規模定制生產等）逐漸向制造化方向發展，成為世界經濟的主導力量。在這種發展趨勢與市場環境下一批主動性強、規模較大的生產企業，開始占據產業鏈中較高端的位置。這些生產企業不僅為裝備制造企業提供服務，而且也為其他生產企業提供服務，同時向產業鏈后向進行延伸，逐漸形成裝備造業產業鏈上一體化趨勢較強的生產功能企業，為裝備制造業提供一體化的服務，發揮生產業的功能優勢。
②裝備制造服務化形式。與此同時，一些實力強勁的裝備制造企業在成長中，自身服務能力、服務化水平都在不斷提高，進而逐漸轉變為提供生產的供應商，而不再是單純的裝備制造企業，并再次模糊了“兩業”的界限。
這幾種裝備制造業與生產業的協同互動模式并非是按照產業發展、經濟進程階段等標準進行劃分的，而是可能共同處在同一時期的。在一個裝備制造業企業中也可能同時包括著剝離獨立服務部門、企業服務活動外包等多種“兩業”協同互動的市場化模式。同時，各種模式之間也沒有優劣之分，每種模式都有自己適用的條件、企業類型。
3 裝備制造企業與生產企業協同發展路徑模式分析
3.1 轉型模式：加快裝備制造業企業服務化發展進程
根據上述分析，“兩業”之間的界限隨著產業發展的進程越來越模糊，呈現出服務業制造業和裝備制造業服務化的趨向。具體來說，裝備制造業服務化有兩種形式：①業務主體轉型。實力強勁的裝備制造業企業在發展過程中逐漸向能提供整體解決方案的服務供應商轉型；②價值鏈轉型。裝備制造業企業在產業升級的過程中，抓住升級機遇，逐漸向“微笑曲線”兩端延伸，實現價值鏈升級。實現方法如下：
①政府積極引導實力強勁的裝備制造業企業進入行業關聯度較高的服務行業，向服務化方向轉變，加速產業融合發展，逐漸成為技術研發、工業設計、品牌打造、營銷策劃、網絡構建等關鍵的綜合供應商。
②政府扶持裝備制造業企業逐步向“微笑曲線”兩端延伸。發揮其自身的品牌、設計、研發、網絡等方面的優勢，實現從單純裝備制造企業向整體解決方案供應商的轉型。
③政府針對裝備制造業企業服務化項目建立適當規模的專項引導基金，對服務化轉型過程中碰到的問題、困難給予補助。并對于轉型效果顯著、具有示范作用的裝備制造業企業給予公開表彰、獎勵、推廣。
3.2 剝離模式：鼓勵裝備制造業企業逐步進行服務活動剝離
伴隨著世界經濟發展產業升級、專業化經營的趨勢，裝備制造業企業剝離服務活動是未來發展中的一個重要而漫長的趨勢。具體操作可從以下幾個方面著手：
①專注核心競爭力，逐步剝離非核心業務。實力強勁的裝備制造業企業在進一步凝聚和培育核心業務環節的同時，可將非核心服務活動逐步剝離。對于自身服務能力強的服務部門，可剝離出來成立專業的生產業企業；對于自身并不擅長的服務，可轉包給專業的生產企業，并與之建立長期的戰略合作關系。使得裝備制造企業更容易集中資源進行核心競爭力的提升。
②政府引導、扶持生產企業的快速發展，提高服務提供效率，降低經營成本，形成規模效應，更好的為未被剝離服務的裝備制造企業提供高水平的專業化服務。
③發揮稅收杠桿的調節功能，引導裝備制造業企業進行“主輔分離”。如明確“主輔分離”后的稅負，如果高于分離前的，對于高出部分，政府給予適當的減免、補貼。
3.3 升級模式：促進生產企業與時俱進，升級換代
生產業與裝備制造業有著濃厚的血緣關系，實現生產企業與時俱進的產業升級、完善服務體系，會為裝備制造業的進一步發展營造良好的生態環境。具體可從以下幾個方面著手。
①政府引導生產企業實施服務業制造化轉換。加速生產企業在運行中更好地融入“制造業元素”，促進與裝備制造業融合。幫助企業進行知識產權（專利權、著作權等）的保護，在保持拓展服務活動大規模定制的同時，突出個性化發展。
②政府設立適當規模的專項資金，鼓勵生產企業進行創新（商業模式、服務界面、服務內容、服務技術等方面）。同時，利用專項資金支持服務業支撐平臺建設，對于列入重大項目建設平臺的，從專項資金中按比例給予扶植。
③建立和完善裝備制造業企業社會化服務體系，加快建立中小企業融資服務體系，采取多種形式，拓展中小企業直接融資渠道，大力培育與扶植中介服務機構和行業協會。
3.4 外包模式：推動裝備制造業企業生產外包
順應國際形勢，主動抓住裝備制造業與服務業剝離的的機遇，推動裝備制造業企業生產外包。具體措施如下：
①鼓勵各類生產企業在產業組成服務聯盟，整合產業鏈上下游資源，共同承擔復雜性高的大型訂單。
②政府加大稅收支持力度，培育本地區生產企業發展，如當本地裝備制造業企業與本地區生產企業合作時可減免一定稅額。
③打造公平競爭的透明市場環境，落實國家、省、市各級政府頒布的政策，維護經濟機構間的信任和政府機構的誠信。
4 結束語
裝備制造業是為工業發展提供“母機”的制造業，對國民經濟的健康發展和工業體系的完善有著非常重要的作用，為國民經濟各部門進行簡單再生產和擴大再生產提供必要的生產工具，本文通過對裝備制造業與生產業的互動模式的相關研究，為探索裝備制造企業與生產企業協同發展提供了一些有益的思考。
參考文獻：
[1]霍景東，夏杰長.制造業與生產業：分工、互動與融合的實證分析[J].安經濟研究參考，2007，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