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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傳播導論范文1
關鍵詞：多媒體；教學；課程；生命科學
中圖分類號：G642.41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4-9324（2016）23-0247-02
生命科學與我們的生活密切相關，其本質是研究生命現象、揭示生命活動規律和生命本質的科學。它的研究對象既可以是組成生命現象的生物大分子，也可以是生物個體本身，甚至可以是生態系統和生物圈，生命科學的飛速發展對人類的日常生活和社會的發展建設均產生了巨大的影響[1]。目前人類面臨的一系列重大問題，如人口膨脹、食物短缺、能源危機、環境污染及疾病危害，等等，這些問題的解決很大程度上將依賴于生命科學和生物技術的進步與發展。因此生命科學被譽為21世紀最活躍的學科之一，自然科學的前沿學科[2]。生命科學素養也是大學生綜合素質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1，3]。目前，越來越多的高校開始為全校的各個專業的大學生開設生物類的課程，包括世界一流的大學，如麻省理工學院，就將生物導論等生物學基礎課程開放給全校[2]。通過在大學課程中普及生命科學知識，增強生命科學素養是提高大學生綜合科學素質的手段之一。《生命科學導論》是高等院校面向全校各類專業，尤其是非生物科學類專業學生開設的基礎課程。由于生命科學涉及面廣、內容豐富，而且發展十分迅速，不斷增加新的內容，同時學生的專業差異均進一步加大了生命科學導論的教學難度。隨著多媒體技術的日益發展和成熟，在現代教學中，多媒體技術教學手段的應用已成為教學改革和發展的熱點[4]。運用多媒體技術，通過PowerPoint、動畫、視頻等多種多媒體形式和生命科學相關的專業知識進行結合。將原先大量復雜的知識更形象地呈現在學生面前，與傳統的板書教學相比，具有圖文并茂，便于講解和記憶的優點，可以更大程度地的活躍學生的學習情緒，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增強課程的教學效果，促進課程教學發展。
一、多媒體在《生命科學導論》課程中的應用
生命科學導論課程涉及了植物學、動物學、細胞生物學、遺傳學、分子生物學、生態學及現代、生物技術等眾多的學科和內容，涵蓋的信息容量大、知識更新速度快、綜合性強[3]。作為一門全校通識類的選修課程，《生命科學導論》所面向的是全校不同專業的學生，不同專業學生對生物學的知識具有不同的實際需求，教學過程中需要兼顧不同專業學生之間的基礎差異性，因此在授課時針對不同專業的學生提供不同深度的教學內容。目前的多媒體教學的最主要方式體現在PPT教學，與傳統的板書教學相比，PPT具有圖文并茂，便于講解和記憶的優點，對于生物專業知識接觸較少的工科和文科專業的學生在學習非專業知識時也可以節省很多精力[5]。采用PPT進行授課，可以將學生的精力集中在聽課而非記筆記上，提高了教學的效果，同時也方便學生在后期隨時進行查閱和回憶之前的課程內容。對于有一定生物基礎知識的農科和理科學生，具有一定生命科學相關基礎的學生，應當適當地增加一些知識的深度，需要對基礎的知識點進行講解的基礎上引入一些新的技術和研究，激發學生對于生命科學領域進一步進行探索和了解的欲望。然而，PPT的平面圖像對于一些較為抽象和復雜的技術原理無法很好的進行展現，可能會增加學生的學習負擔，喪失學習興趣。教學動畫在國外生物方面的課程中已有不錯的發展，許多優秀的教材中附帶有大量的與教學內容相關的動畫，同時一些研究者也漸漸開始在論文中利用動畫或者影像來更為直觀地表述自己的結論，或是將制作的動畫或影像連接到自身的主頁上，幫助其他研究者進行了解[4]。在常規的平面圖像中，篩選、引用和制作生命科學導論相關的教學動畫可以幫助學生更好地了解和吸納教學內容，提高教學質量。此外，目前國內外媒體制作了許多精美的紀錄片，比如中央電視臺制作發行的《森林之歌》系列、英國廣播公司（BBC）制作的《生命》系列、美國公共電視網（PBS）制作的《自然》系列等，這些紀錄片或介紹了自然生態的偉大，或展現了生命的神奇，或介紹了快速發展的新興技術，均可以與專題內容相結合。通過觀看紀錄片，學生可以更直觀地去了解新的研究進展，提升學生的興趣，拓展學生的視野。
二、多媒體在教學中應用的優勢
多媒體的應用在《生命科學導論》的教學中具有很大的優勢。隨著科技的發展，越來越多的課堂脫離了原先的板書模式，授課模式逐漸由文字化走向圖像化，而圖像化也開始脫離原先靜態的模式，走向動態。例如，在進行動物免疫系統的介紹時，僅用文字配合圖片的講解的時候，對于有一定生物學基礎的學生來說或許較易于接受，但是對于一些文科類的學生，較多專業信息的涌入和單一的過程示意圖很容易使他們失去學習的興趣，而如果將各類免疫細胞，如T細胞、白細胞、巨噬細胞等免疫細胞用卡通的形象描述出來，表述成為人體內的士兵，將免疫細胞對病原體進行防御的過程用動畫表述出來。短短的幾分鐘的動畫就可以將原先枯燥乏味的原理化虛為實，幫助學生對于人體的免疫系統有了一個簡單的了解。魯迅先生曾說：“用活動電影來教學生，一定比教員的講義好，將來恐怕要變成這樣的。”在《生命科學導論》的教學中，紀錄片的應用也是如此，特別是在生態環境方面的介紹中，由于課堂的局限性，許多學生對于生態環境的接觸僅僅限制在了書本上的介紹，在對“生命多樣性”一章進行講解之時，文字和數據大段地標示出了目前生物多樣性所面臨的嚴重威脅，對于不少學生來說，因為沒有切身的體會，很難感受到這些數據的沖擊性。由于生態環境問題的日益嚴重，許多國家都制作了精美的紀錄片向公眾展示保護環境的重要性，對于學生來說，在進行教學的時候適當地引入這些紀錄片比單純的羅列數字更能夠讓他們理解環境保護的意義。例如《最孤獨的動物》這部紀錄片，表述了包括孤獨喬治在內的若干種已滅絕或瀕臨滅絕的生物的困境，這些生物的日常生活、生存環境以及那些為保護他們而努力的生物學家的工作都通過攝像機直觀地展現在了學生面前。引發他們的思考和對環境保護的意識。此外，生命科學作為21世紀的領軍學科之一，其發展日新月異，通過書本進行知識傳播的更新頻率有限，學生無法通過書本的學習了解到新興研究的發展。多媒體則不同，新的信息影響可以通過網絡和電視平臺進行傳播，將其適當地引入到課堂中，不僅豐富了學生的知識儲備，也擴展了教學內容。
三、多媒體在教學應用中的弊端
雖然多媒體在教學中的應用優勢明顯，但是仍然存在一些不足。首先是幻燈片、動畫等影像的使用，其原始目的是使學生能夠將精力集中在聽課而非記筆記上面，但是也會導致部分學生上課不認真，在課堂上不去記錄筆記和聽課，下課后直接拷貝課件，這反而失去了學習的積極性。其次，過多地引入動畫和視頻有可能分散學生的注意力，讓學生有一種走馬觀花的感覺，相較于文字，影像固然更能夠吸引學生的注意力，然而學生會存在抓不住重點，難以對影片中的專業知識點進行歸納總結的狀況。導致無法達到教學目的，教學質量反而下降的情況[4]。同時，引入影像進行教學有可能會使學生忽視了教師的主導地位[6]。在課堂上，教師的主要工作是引導學生去理解和吸納新的知識信息，多媒體作為一個輔助工具，應該起到幫助學生理解、掌握知識的目的，但是并不應該取代教師的作用。若是教師過于依賴于多媒體的幫助，反而會喪失了其在課堂中的主導地位，導致無法正常地與學生進行交流，從而致使無法完成教學目標。
四、結論
綜上所述，在進行《生命科學導論》的教學中，適當地引入多媒體形式的教學更有助于學生學習和理解生命科學知識以及熟悉生命科學技術。相較于傳統的板書模式，多媒體的應用可以幫助學生更好地理解所需接受的知識，調動學生的學習積極性，提升教學質量。然而，凡事有利則有弊，過多地引入多媒體動畫、影像等資源則容易使學生失掉重點，在學習理解上存在偏差。而教師如果過度地依賴于多媒體，則會導致無法進行正常的教學活動，喪失其在課堂上原有的主導地位，多媒體的應用反而會帶來負面的效果。因此在使用多媒體教學的時候應該遵循適度原則，教師應當及時地幫助學生進行歸納總結，從而保證教學質量，提高教學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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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厲建中，胡振林，邱磊，等.多媒體在專業課《基因工程藥學》教學中的應用[J].陜西教育（高教版），2009，（10）：333.
[5]高勇，陳建民，王漢林.多媒體動畫在基因工程教學中的應用[J].教育研究，2015，25（2）.
科學傳播導論范文2
>> 信息化背景下我國政府公共關系改進策略 我國政府網絡公共關系發展研究 我國政府網絡公共關系現狀研究 公共危機視角下的我國政府公共關系 公共危機視角下的我國政府公共關系研究 提升我國政府公共關系水平研究 我國政府公共關系現狀研究 我國政府公共關系構建中的問題和策略 對于改進我國政府公共關系的分析和探討 我國政府公共關系現狀分析及完善建議 論應對我國政府網絡信息安全威脅的對策 基于信息化對政府公共關系的信息傳播職能的研究 我國政務信息公開的公共關系學思考 試論地方政府網絡公共關系的發展 信息化背景下警察公共關系部門運行模式研究 信息化環境下公共關系在現代企業管理中的作用 芻議我國傳統行政文化與政府公共關系的建設 新公共服務視野下我國政府職能探析 新公共管理視野下的我國政府績效管理研究 網絡信息資源評價視野下的云南政府網站建設現狀及對策研究 常見問題解答 當前所在位置：l，2012-07-20/2013-0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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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傳播導論范文3
關鍵詞生命教育課程探索
中圖分類號：G640文獻標識碼：A
生命科學是與人、社會、環境結合最緊密的學科，面向大學生開設生命科學課程是通識教育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我校生命科學導論通識課程自2008年以來積累了較為豐富的教學經驗，教學內容在趣味性、可操作性以及規范性，重視對非生物學專業學生的授課方式，在培養學生的綜合素質與創新意識方面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1反思教學的基礎元素
“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授人以漁，不如授人以欲。”一個好的稱職的教師，不但要給學生以知識，還要教會學生自學的方法。教師是教學活動的組織者，是影響教學有效性的最重要的因素，教師的整體綜合素質和情感操守等對教學效率具有重要影響。團隊成員在承擔《生命科學導論》課程以來，一直在不斷豐富專業知識，“學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要改變教學思維，首先改變我們自己。為此我們采取了多種方式提高、升華和創新自身教學水平。
1.1學習優秀團隊經驗
為提高自身素養，2013年我們邀請清華大學名師吳慶余教授來我院座談教學經驗，分享教學科研成果；2014年課程組11人先后到清華、北大、浙大、上海交大、同濟大學等高校觀摩學習、取經交流座談；每年派數名教師參加在廣東、福建、山東及本省的教育教學研討會；定期開展本學院課程組任課老師的互學教學交流。每一次學習都受益匪淺，不僅增加了知識的積累，在交流中也增加了個性的塑造，對生命前緣的理解和認識更加深刻。熱愛教育事業，熱愛學生，嚴格自己，身正為范，這本身就彰顯了一種讓所有生命更加絢麗的理念。
1.2積極申報參與學校的教育教學項目
《生命科學導論》不應該局限于現有的知識體系，應該屬于生命學科的大范疇。為整合學院教學資源2015年我們申報并獲準了1項重大教改項目“生物技術創新性綜合實踐教學平臺的建設”，2項重大孵育項目《基于生態學視野構建生命教育課程》、《生化》。這是以生命基礎教育拓展的新嘗試，也是優化現有教學資源的具體體現。
1.3展示教學新成果，觸及科學前緣
生命科學的內容不但要注重傳統意義上的基礎性和系統性，還要注意內容的新穎性、趣味性、科普化、生活化和多樣化。要展示生命科學研究最新進展，必須時刻關注前緣動態，重新選定教學內容以觸及科學前緣。
2教學方法新探索
2.1討論、質疑、引發大腦風暴
過去我們的課程以教為主，重視知識的直面傳播。重知識、輕能力、重書本、輕實際、重考試、輕應用，以教師、課程、教材為中心。教師自始自終控制著整個教學過程，學生的主體性得不到充分發揮。通識課程建設以來，通過各種學習我們采取了互動式教學，鼓勵學生大膽提問，踴躍發表自己的觀點和想法。為此我們針對有關生命科學問題展開分組討論，先后討論了優生優育、最強大腦、克隆人、轉基因技術的利與弊等熱點話題，在強烈思維觀點沖擊下，學生的知識體系一次次刷新，關注了解生命科學的興趣更加濃厚，跟蹤討論問題的意愿更強烈。
2.2分享經典閱讀體會
激發學生學習的興趣，鼓勵他們通過網絡查閱和觀看生命相關的影像、文字資料。同時通過助教把最新的研究成果放在qq群中，讓同學們思考和探索，發表個人意見并邀請他們在課程展開討論。對《生命是什么》、《寂靜的春天》等生命科學的經典文獻在課堂中導讀，并鼓勵學生發表心得體會，積極參與學校組織的經典閱讀開放周。
2.3參觀調查，貼近生活
組織學生參觀、調查校園植物，并對其分類，從根莖葉到花果實種子，了解其生活史，并鼓勵學生對所調查的每種植物通過查閱文獻資料，了解其用途；對于一些珍稀物種，強調其作用地位以及普及植物資源對生態環境的重要性，不僅讓學生學知識，還能長見識。鼓勵他們參觀動物園、動物標本館，讓學生零距離領略大自然的神奇以對生命科學知識和生活環境有深刻的認識。
2.4厚基礎、重操作、寬口徑，為交叉學科精心的篩選教學實驗
一直以來，生命科學的實驗課與理論課嚴重脫節。為了重視非專業學生基礎知識、動手能力的培養，我們每學期精選2-3個趣味性與專業性相結合實驗，拓展學生的知識面，鼓勵學生自己查閱文獻，親自動手規范化的操作實驗，激發學生想象力和創造力，促進學生積極主動思考問題、提出問題，注重學科交叉融合，全面提高大學生的綜合素質。再通過多角度、多層次、全方位的實驗教學，讓學生們對生命科學知識產生全新的認識，深思人類、社會、環境和諧發展的問題。
3改革考核評分標準
考核是課程教學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渡茖W導論》作為一門通識教育課程，其考核方式不僅要考查學生對知識的掌握，還要注意考查學生的道德素質、學習態度、動手能力以及創新能力等綜合素質和能力。因此，在面向非生物類專業學生加強素質教育的過程中，經過多年的不斷探索，我們拋棄了以往單一的閉卷期末考試的方式，采取了更加靈活全面的考核方式，將考核貫穿于整個教學過程中。平時表現+討論+實驗+期末各占一定比例。該考核方式突出了對學生的基本科學素養、生命科學知識掌握能力、綜合表達討論能力、實驗技能及實驗結果分析能力的考核，對學生端正學習態度，認真上好每一次課程有很大的促進作用，同時對于提高學生的學習主動性，培養學生的生命科學綜合素質也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
4教學效果碩果累累
新的教學理念帶來新的教學效果，在教學中我們不斷吸納各種知識以豐富完善自己，同時將教學成果分享給同行。我們編寫出版了《生命科學實驗教材》，先后發表教學論文共計5篇。
作者：李萍等
參考文獻
[1] 周紅.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例談綜合實踐活動中的方法指導[J].新課程（教研），2011（07）：60-61.
[2] 繆敏鋒.學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對幾個教學案例的反思[J].學生之友（初中版）（下），2010（03）：19-20.
科學傳播導論范文4
一、娛樂
“娛樂”一詞,早在西漢司馬遷的《史記?藺相如廉頗列傳》中就出現了:“藺相如前曰:‘趙王竊聞秦王善為秦聲,請奉盆缶秦王,以相娛樂?！盵1]
“娛樂”是一個同義復指的詞語,東漢許慎在《說文解字》中對“娛”字的解釋是:“娛,樂也,從女吳聲?！盵2]
東漢的張衡在其《南都賦》中說:“游觀之好,耳目之娛?！痹谶@里把娛樂視為一種欣賞。
陸機所著《文選》中晉代阮籍的《詠懷》詩之八中,也有“娛樂未終極,白日忽蹉跎”的句子。
在古人那里,“娛樂”的概念,已經與今天使用的“娛樂”概念很相似了,也即“娛懷取樂”[3]“歡娛行樂”[4]之意。
1987年出版的《文化論》一書認為:“游戲、游藝、運動和藝術的消遣,把人從常軌故轍中解放出來,消除文化生活的緊張與拘束?！盵5]
1990年出版的《中國廣播電視學》一書認為:“娛樂就是獲得一種感情上和思想上的,也是一種美的觀點、美的感受得到滿足的。娛樂能豐富人們的生活,消除疲勞,有益于身心健康,還可幫助人們提高審美能力和藝術修養?！盵6]
1995年出版的《傳播學導論》一書認為:“人類對娛樂的需要如同對于衣食住行與傳宗接代一樣自然。”[7]
2002年出版的《廣播電視學導論》一書認為:“娛樂就是獲得一種感情上和思想上的。包括模仿的,情感共鳴和宣泄的以及思辨和理解的,總的說來就是一種美的觀點、美的感受得到滿足的。”[8]
2005年出版的《傳媒效果概論》一書認為:“娛樂可以被定義為一種有效的和可接受的解除不滿和日常生活中不可避免的壓力的手段?！盵9]
2005年出版的《觀念與范示――類型電影研究》一書認為:“在最基本的層面上,能夠刺激、鼓勵或者激發快樂消遣的東西我們都可稱為娛樂。一切能給人類帶來快樂、消遣、釋放的東西,都能定義為娛樂。我們不能簡單地將娛樂理解為單純的官能刺激和插科打諢。” [10]
2007年出版的《中國電視節目形態研究》一書認為:“這種歡樂之意,既可以是生理上的放松、愉快,也可以是心理上的滿足、興奮或宣泄,甚至是緊張、刺激、懸疑的感受?！盵11]
總之,娛樂是人的天性,也是一種生活態度、生活方式與精神需求。人們需要娛樂,以形成對工作勞動的調劑與補償,并在兩者的良好協調中完成生存的整體需求,娛樂也因此成為社會和諧發展的劑。一般來說,人們在滿足基本生理需求的狀況下,對娛樂的需求就會越來越強烈。桑嘩的《娛樂新世紀》一文中的一段話頗能說明娛樂的時代特征:
“種種跡象表明,在未來100年人類生活形態即發生的諸多變化中,娛樂無疑會成為人類的第一需要,繼和平、發展之后的第三大主題。娛樂一直被看成生活中一種必要和有效的調節手段。人們通過發明五花八門的娛樂方式,并不斷縮短工作日等方法,來滿足自己的娛樂需求。但是,娛樂如果不能成為我們生活的最終目的而只是一種手段的話,那么,我們從中獲得的快樂終究是有限的。而事實上,作為一種哲學范疇的娛樂,其游戲本質恰恰蘊含了人類追求自由解放的全部含義。娛樂是為了更好地工作,這是20世紀的理念,而21世紀的常識則是:我們更勤奮地工作,就是為了更好地娛樂,或者干脆說,工作本身就是娛樂。”[12]
對娛樂的需求源自有人之初,但最初的娛樂是以人自身為傳媒,群體直接參與,娛樂的方式與范圍都很小。報刊、廣播等大眾傳媒出現后,娛樂的內涵與外延都得以擴張,但首先滿足的是受眾的信息需求,在組織大眾娛樂方面有很大的局限性,所起的作用是間接的、分散的,娛樂的社會化程度比較低。電視成為當今世界上具有強大影響力的大眾傳媒后,在滿足人們對信息的更為快捷、生動、準確、全面的需求的同時,也為滿足人們的娛樂需求提供了一個最好的載體。
英國現代著名的哲學家、歷史學家兼考古學家羅賓?喬治?科林伍德曾指出:“如果一件制造品的設計意在激起一種情感,并且不想使這種情感釋放在日常生活的事務之中,而是要作為本身有價值的一些東西加以享受,那么,這種制造品的功能就在于娛樂或消遣?！盵13]從這個意義上說,電視這個曾被戲稱為“獨眼怪”“夢想的匣子”的制造品,本身就是“一種遠距離傳送的有聲有形的娛樂工具”。[14]電視作為一種現代大眾傳媒,本身具有鮮明的通俗性、消費性等大眾文化傳播特征。觀眾期望通過收看自己喜歡的節目獲取信息,舒展身心,可以說是觀眾對電視明顯的消費需求。關于電視與娛樂的關系,一些歐美學者提出了很多富有啟迪的類似觀點,譬如:
“電視是21世紀一種獨特的娛樂形式?！盵15]
“電視主要是一種娛樂載體,在電視上亮相的一切都具有娛樂性?！盵16]
“不管是什么內容,也不管采取什么視角,電視上的一切都是為了給我們提供娛樂”“娛樂是電視上所有話語的超意識形態?！盵17]
“電視不僅滿足觀眾的娛樂需求,還制造娛樂需求,引導娛樂需求,并逐步實現娛樂傳媒一體化,使世界真正進入一個娛樂的時代?！盵18]
上述觀點雖不無偏頗之處,但僅從電視傳媒本身而言,其所傳播的內容,也即電視節目本身確有明顯的兩重性:一方面是為了滿足觀眾的信息需求;另一方面是為了滿足觀眾的娛樂需求。
需要指出的是,長期以來,人們對娛樂一直存在著不同程度的誤讀,甚至將娛樂看成庸俗淺薄、喪志的代名詞。二元對立的思維模式在這一問題上形成一套僵硬的邏輯:娛樂只能是感官上的輕松、快樂,而與理性、心靈、精神、痛苦是對立的。
其實,娛樂也是有內涵、意義、品位之分的。李澤厚先生曾經分析了美感產生的階段與層次:首先是悅耳悅目,身心愉悅;其次是悅心悅意,它包含無意識的本能滿足,包括性本能、、行為、心境、理念的被壓抑,通過審美獲得解放與宣泄,達到心意的滿足與愉悅;最高層次是悅志悅神,它是道德基礎上達到某種超道德的人生感性境界,是整個生命與存在的全部投入。同樣,對于娛樂的理解也應該分層,即有淺表層面的感官娛樂,也有內核層面的精神娛樂。
就電視娛樂節目形態而言,感官娛樂與精神娛樂之間、審美與思想價值之間,并非對立的相互否定的關系,而是共生的辯證統一的關系。觀眾在收看電視娛樂節目的過程中,娛樂實際上來自于身心兩個方面的同時滿足,任何一方面的缺陷都會造成某種遺憾,都會影響娛樂效果的充分獲得。
二、娛樂化
“娛樂化”與“娛樂”是兩個不同的概念。“化”――加上名詞或形容詞之后構成動詞,表示轉變成某種性質或狀態?！啊畩蕵坊褪侵改臣挛?一般原先不帶有娛樂性特點,或具有與娛樂性相反的特性)在經歷一些變化后帶上了娛樂性的特點,從而使人變得快樂;或是原本一件嚴肅的事情經過一個變化過程如今成了一件快樂有趣的活動?！盵19]
娛樂化正在成為當今一種引人注目的電視文化現象。這一現象的出現是現階段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多種因素相互作用的結果,其核心就是以娛樂的精神、娛樂的視角、娛樂的方式來策劃與制作電視節目,實現人們的視覺愉悅與情感訴求。具體而言,不僅電視娛樂節目形態族群諸形態強化了娛樂元素,而且以嚴肅性見長的新聞節目、法制節目、紀錄片等電視新聞節目形態族群諸形態都或多或少注入了娛樂元素?！皧蕵吩爻蔀檫@些節目不可或缺的內容,可視性、互動性、故事性和懸念性,成為它們追求的目標?！盵20]
[4]《辭源》,商務印書館1979年版,第755頁。
[5][英]馬林諾夫斯基:《文化論》,譯,中國民間文藝出版社1987年版,第80頁。
[6]閻玉主編,何大中、趙水福、白謙誠副主編:《中國廣播電視學》,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0年版,第228頁。
[7]董天策:《傳播學導論》,四川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第25頁。
[8]歐陽宏生主編,朱天、蔡尚偉、彭逸林、趙志剛副主編:《廣播電視學導論》,四川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190頁。
[9][美]詹寧斯?布賴恩特、蘇姍?湯普森:《傳媒效果概論》,陸劍南等譯,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299頁。
[10]沈國芳:《觀念與范示――類型電影研究》,中國電影出版社2005年版,第35頁。
[11]孫寶國:《中國電視節目形態研究》,新華出版社2007年版,第85頁。
[12]桑嘩:《娛樂新世紀》,載《新周刊》2000年第3期。
[13][英]羅賓?喬治?科林伍德:《藝術原理》,王至元、陳華中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年版,第80頁。
[14]參見張志君:《創新精神?平常心態?平等關懷――世界各國電視娛樂節目整體掃描及對中國同行的啟示》,載《當代電視》2000年第4期。
[15][美]保羅?M?萊斯特:《視覺傳播:形象載動信息》,霍文利、史雪云、王海茹譯,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358頁。
[16][英]尼古拉斯?阿伯克龍比:《電視與社會》,張永喜、鮑貴、陳光明譯,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6頁。
[17][英]尼爾?波茲曼:《娛樂至死》,章艷譯,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114頁。
[18][美]米切爾?J?沃爾夫:《娛樂經濟――傳媒力量優化生活》,黃光傳、鄭盛華譯,光明日報出版社2002年版,第50頁。
[19]張愛鳳、李鈞:《“電視娛樂化批判”之批判》,載《電視研究》2009年第1期。
[20]胡智鋒:《中國電視50年節目創新的三個發展階段》,載《現代傳播》2008年第4期。
[21]參見孫寶國:《中國電視新聞節目形態研究》,新華出版社2008年版,第67-68頁。
[22]孫寶國:《電視新聞節目形態的發展走向》,載中國傳媒大學電視與新聞學院編:《新聞傳播學前沿2007-2008》,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158頁。
[23]參見王小嘉:《假日法制節目的娛樂化探索》,載《中國電視》2006年第4期。
[24]李海麗:《紀錄片娛樂化初探》,載《山東視聽》2006年第1期。
[25]呂鵬在《從看電視娛樂節目發展的新方向》(載《電視研究》2008年第5期)一文中認為:“健康的娛樂是不放棄基本道德要求的娛樂,是能夠產生審美價值和審美愉悅的娛樂,同時更應該是能夠引導社會和諧的娛樂?！睂Υ朔N表述,筆者深以為然。
[26]馮晨:《在堅持中發展 在運用中創新――紀念同志發表55周年》,載馮晨:《子夜集》,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頁。
[27]中國電視節目榜組委會編著:《中國電視紅皮書:2001》,漓江出版社2002年版,第161頁。
[28]參見張德祥:《要娛樂不要“愚樂”》,載《求是》2008年第5期。
科學傳播導論范文5
【關鍵詞】文化;生產與接受;建構主義
【中圖分類號】G240 【文獻標識碼】A
一、關于研究對象“文化”
“文化”眾所皆知,但是卻并不是一個能夠被輕易解釋的對象。它具有最復雜的含義,既包含了物化的內容,也具有精神層面的意義,由此難以被準確定義。對此,文化生產與接受研究取向于將“文化”視為一種非常具體的事物。它可以被生產與消費,這成為了基本的研究立場。這種取向來自于文化社會學嘗試對“文化”進行精確定義的發展。在文化社會學的視野中,“文化”不是大而全的、萬能的、無所不在的,而是可觀察的,具體的,生動的。菲利普•史密斯(Philip Smith)非常精辟地總結了這一取向所共有的一些原則:研究具體有形產物的文化,比如一件藝術品,一本書,一個廣播節目。文化是生產、傳遞和接受的訊息,分析的主要目標便是挖掘各種因素的作用,指出產生影響的方式。文化并不是抽象的,而是存在有直接因果關系的系統之中。具體行動者與機構之能動性也是分析的主要焦點。[1]
由此該研究取向并不強調文化具有某種固有的價值,不對文化產物進行價值判斷。這種研究取向關心的是文化生產與接受的社會實踐。
當然文化生產與接受研究對象的選擇并不僅僅局限于某一具體的文化產品。研究的關注經常也會以一個泛化的概念出現,這些概念是就某一類文化形態進行的概括,比如能夠指涉時空的概念:當代文化與傳統文化,本土文化與異文化;強調受眾特點的大眾文化與精英文化或者是能夠反映出具體的工藝和生產過程的術語:口述文化與錄制文化等等。這些詞匯在語義上具有一定的模糊性,在展開具體研究之前,研究者往往需要對這些用詞作出明確的定義。
二、文化生產與接受研究中不同的學術傳統
文化生產與接受的研究具有不同的學術傳統,主要有媒介效果研究,文化研究,文化社會學以及新史學的路徑。這些不同的學術傳統在研究旨趣上有所差異。在具體的研究對象上,主要可以分為以大眾傳媒為代表錄制文化的生產與接受,如新聞,影視,小說,流行音樂等以及其他日常生活領域的文化生產與接受,如建筑,傳統與習俗等。這里僅按照學術傳統上的差異,就一些重要文獻作一簡要回顧。
1)媒介效果研究
媒介傳播效果研究形成于第二次世界大戰其間。研究經歷了不同的發展階段分別出產了一些代表性理論。學者們最初持有媒介效果強大的信念,“魔彈論”是這一階段的代表理論。這一階段,傳者的控制對整個傳播過程的影響被視為具有決定性作用。但這樣一種認識并未持續很久,學者們開始發現大眾傳播媒介的效果由于媒介的性質和它們在社會中的地位而大受限制。研究逐步擺脫了傳者中心論的局限,開始轉向以受眾為中心。在這一過程中,從生產與接受的角度對媒介文化產品進行的研究也自然從生產主導轉向了對接受的關注。這主要體現于使用與滿足理論的提出。使用與滿足理論站在受眾的立場上,通過分析受眾對媒介的使用動機和獲得需求的滿足來考察大眾傳播的效用。它強調受眾的能動性,突出受眾的地位。該理論認為受眾通過對媒介的主動選擇與積極使用,從而制約著媒介傳播的過程。1974年,卡茨、布拉姆勒、格里維奇的論文《個人對大眾傳播的使用》總結了當時使用與滿足領域所做的研究。
2)文化研究
文化研究是英國伯明翰大學當代文化研究中心建立的傳統。其研究方向和學術成果被后人稱為“伯明翰學派”或“英國學派”。生產與接受(或曰消費)是伯明翰學派理解文化的兩個主要方面,其結果是文化生產最終被看作生產方式之一,這樣就把文化從上層建筑拉回到基礎中來,與社會經濟生產和結構相聯系。[2]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心解散,并與社會學系合并,而相應的研究傳統并未因此而停滯。研究一度聚焦于各社會群體如何解讀特定的媒體文本的接受研究,這其中電視節目成為文化研究最為關注的對象之一。閱聽人民族志是這類研究主要的方法。
1980年莫利《全國觀眾》驗證霍爾的階級位置決定觀眾如何解碼電視節目的主張,發現解讀與階級之間并非一對一的對應關系。研究發現文本解讀方式并非任意,文本會使某些解讀方式更容易產生。在后來的研究中,莫利開始關注文本與日常生活的互動。1986年的《家庭電視》討論電視節目這個活動如何成為家庭例行活動結構中的一部分。1987年巴金漢對于英國肥皂劇東倫敦人eastenders的研究則強調觀眾的創造力和反思性。1987年約翰•費斯克《電視文化》關注正當化的大眾愉悅以及觀眾對于文本的解讀能力,認為應該拋棄閱聽人的概念,轉而關注觀眾控制觀賞活動。[3]多蘿西•霍伯莘在研究英國二十世紀八十年代電視連續劇《十字路口》(Crossroads)時,就《十字路口》引起的爭論,探討了制片人和觀眾的關系,以及它的“所有權”問題。結論表明電視劇一旦播放,“所有權”就為制片人和觀眾共有,所以制片人無權單方面改動。[4]
以上研究說明消費者在某種程度上也是生產者,反映文化生產與接受必然是結合在一起的。文化接受同時影響了文化的生產。對此,丹尼爾•戴揚和伊萊休•卡茨對媒介事件的研究指出媒介事件首先來自于組織者、電視臺和受眾之間進行的“協商”,然后是電視臺對其進行“表現”,最后是受眾在家庭對其進行“慶祝”。在此過程中,任何一方的缺席都可能導致事情的徹底失敗,由此文化生產的維持需要靠組織者以及閱聽人的合作。[5]
這些研究都一再表明和強調文化的接受不是一個消極,被動的過程。因此這些研究的主張是不能只是研究媒體的闡述,我們必須關注受眾是如何使用文化產品的。至于這樣一種使用對文化生產產生的反向作用在以上研究中還沒有得到具體的展現。
3)文化社會學視野下的研究
戴安娜•克蘭(Diana Crane 1992)的《文化生產:媒體與都市藝術》討論影響錄制文化傳播的環境是如何在獨立于階級控制或精英控制的情況下對錄制文化產生巨大影響以及生產和傳播錄制文化的組織影響文化自身性質的方式。[6]
國內在20世紀中國文學研究的領域當中,不少學者立足大文化的視野,對文學現象進行多維闡釋。例如,文學與傳媒的關系,文學創作、理論批評與傳播載體以及整個社會的文化生產機制是如何互動的,都成為了學界關注的課題。[7]此處“大文化視野”指的就是文化社會學的視野。陳偉軍的《傳媒視域中的文學:建國后十七年小說的生產機制與傳播方式》一書在導論中對此類研究作了詳細的整理。
如今研究已從傳統的媒介生產領域轉向了其它的日常文化生活中。對此,菲利普•史密斯在其著述《文化理論的面貌》中專門整理了三個有關個案:華格納-帕斯菲西與施瓦茲所作的越戰紀念碑的研究,貝克的藝術生產以及伍斯諾的對觀念性事物生產與接受的探討。
華格納-帕斯菲西與施瓦茲(Wagner-Pacifici and Schwartz 1992)對于越戰軍人紀念碑的研究是其中的代表。位于美國首都華盛頓特區的越戰紀念碑被視為是二十世紀公共藝術的經典案例。紀念碑用于紀念越戰期間戰死的美國士兵和將官。由于越戰的性質,紀念碑自建造的提議產生就充滿議論,整個設計過程由于設計理念的問題更是引起爭執。越戰紀念碑最終呈現是多種紀念方式并存,這樣一種方式可以在不同層面上滿足了美國社會不同人群的需求。華格納-帕斯菲西與施瓦茲對于越戰軍人紀念碑的研究實際的研究對象不是紀念碑本身,而是建造和思考紀念碑過程中所展現的各種觀念的碰撞以及妥協。[8]研究將紀念碑的產生過程視為集體記憶與市民敘事的指標,研究認為紀念碑為生產者與消費者之間對話的產物,而非如同正統涂爾干式的紀念儀式理論所認定的,是某些社會對于團結一致的超驗需求,以及悲痛的顯示。紀念碑的打造包含了文化創造力,競爭與協商的過程。[9]
此外針對于建筑物的代表性研究還有馬格里(Magali Sarfatti Larson)的《后現代建筑之后:美國二十世紀建筑的變化》(Behind the Postmodern Façade: Architectural Change in Late Twentieth Century America);大衛(David Brain)的《文化生產:建筑作為文化產物的社會建構樣例》(Cultural Production as “Society in the Making”: Architecture as an Exemplar of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Cultural Artifacts);貝瑞(Brain)的《實踐知識與職業控制:美國建筑的職業化》(Practical Knowledge and Occupational Control: The Professionalization of Architecture in the United States)等。[10]
貝克(Howard S.Becker)在《藝術世界》(Art Worlds)中提出“藝術世界”的概念,并用合作、慣例來說明藝術家創作情況,其中慣例也包括受眾對藝術作品的解讀。藝術世界支持文化的生產,并為文化產品提供觀眾。但是慣例也并非是一成不變的,對此,貝克的判斷是任何生產都是在創新的麻煩與缺乏認同的可能性和慣例的簡單和保險兩者的選擇中進行。[11]
伍斯諾(Robert Wuthnow 1989)的著作《論述社群》(Communities of Discourse)系統地探討了觀念性事物的生產與接受。伍斯諾進一步將研究問題確定為不同時代的社會條件如何使文化運動成為可能。每一次運動又是如何將自身確定的意識延伸到社會各個階層,使這樣一種觀念意識制度化。意識如何被形塑并成功地傳達到特定領域。對此,伍斯諾通過三個具體案例來加以說明。這三個案例分別來自于不同時代背景下挑戰現實的三種觀念系統:宗教改革,啟蒙運動以及馬克思社會主義。[12]
不同于伍斯諾對社會文化運動的關注,還有一些研究將關注點聚焦于組織文化的創造與維持,如Gideon Kunda的《合作的文化》(Corporate Culture)。
4)新史學的路徑
埃里克•霍布斯鮑姆與五位學者共同撰寫的《傳統的發明》(Invention of Tradition)通過六個個案研究(分別研究威爾士的民族服裝、蘇格蘭的典籍再造、英國皇家儀式變遷、英國統治下印度慶典禮儀的變化、非洲民族對英國中產階級生活方式的模仿以及1870―1914年英、法、德三國民族節日和大眾文化方面的變化)向我們揭示,那些表面看來或者聲稱是古老的“傳統”,其起源的時間往往是相當晚近的,而且有時是被發明出來的。[13]由此,傳統也許并非如我們想象那樣歷史悠久,今天的“傳統”更多的來自于現代人的發明創造。而真正的傳統早已遠離我們的生活。
在霍布斯鮑姆“被發明的傳統”這一概念的影響下,其他具有代表性的研究還包括Randa.Serhan的《巴勒斯坦的婚禮:在新澤西創造巴勒斯坦》(Palestinian weddings:Inventing Palestine in New Jersey)向我們展現了居住在美國的巴勒斯坦人通過追溯傳統婚禮中一些既定形式建構團體認同的事實。[14]Charles R.Cobb和Adam King的《重新發明的密西西比傳統》(Re-Inventing Mississippian Tradition at Etowah,Georgia)注意到一些社會政治原因產生的通過丟棄真正的傳統,發明創造新傳統而重構社會政治組織的現象。[15]Chris. Brennan-Horley,John.Connell以及Chris.Gibson的《貓王音樂節:澳洲郊區的經濟發展與身份建構》(The Parkes Elvis Revival Festival: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ontested Place Identities in Rural Australia)關注悉尼西部一個小城鎮的貓王紀念活動,說明從未發生的“傳統”是如何建構起來的。[16]
當然作者目的并非要鑒別傳統的真偽,而是要探究發明傳統的目的是什么。每一種傳統的發明都來自于當時的一種社會需求。與此同時,被發明出來的傳統也在影響社會,創造歷史。
綜上,文化生產與接受基本上是一個社會作為。也因此永遠都受到社會脈絡與社會關系的影響。
三、方法論問題
在大量關于文化的生產與接受的研究中,除了傳播學的使用與滿足理論以外,還形成了一些具有解釋性的基本概念與框架,如法國當代社會學家皮埃爾•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提出的“文學場”;葛蘭西的“文化領導權”(Cultural Hegemony)以及來自精神分析學家愛立克森對“自我同一性”的闡述而形成的“身份認同”理論。
皮埃爾•布迪厄提出的“文學場”即“文學生產場”(the Field of literary production),它用于說明文學意義的生產并不是以內向、自足的方式進行的,而是由許多因素的相互關系形成。具備不同習性和文學資本的行動者進入文學場,爭奪位置的占有權,參與文學游戲。他們的行動又受到文學場域和社會大場域影響。[17]由此,文學是一系列隨機與偶然的因素的結合。布迪厄的這一理論是用于分析19世紀下半葉法國“文學場”的形成過程。根據布迪厄的理論,“文學場”形成的關鍵要素首先在于“文學自主性原則”的確立。
葛蘭西的“文化領導權”(Cultural Hegemony)也是當前一些文化生產研究常用的重要思想資源。葛蘭西的文化領導權理論是在他的實踐哲學基礎上提出的針對無產階級革命的具體理論。葛蘭西提出這個概念最初的目的是要解釋資本主義統治為什么能夠持續存在,無產階級為什么不愿意革命這個問題。[18]以此提出必須通過爭奪文化領導權,從而喚醒人們的革命意識。今天我們借用葛蘭西的“文化領導權”理論說明文化生產時,往往將文化的再生產簡化為權力結構模型。這也是米歇爾•?？?Michel Foucault)的一種理論傳統。而過度聚焦于權力的“無所不在”會導致一種傾向,即文化批判著力于對權力的實例進行局部的、微觀的分析,而忽視了宏觀規模的思考:作為整體的制度是處于變化之中的,是動態的,在派生“主流”價值的同時,也能派生出其他的東西。[19]因此,約翰•哈特利認為必須要有并發分析(conjunctural analysis)的觀念,去顧及“開放的未來”,而不是無休止地重復原有的模式。
此外的流行理論還包括“身份認同”,這一理論來自精神分析學家愛立克森對“自我同一性”的闡述。“自我同一性”是指個體能夠自覺將自身的現在,過去和未來進行組織整合,使之產生一種內在的一致性和連續感,形成一個連貫的自我形象。由這一理論引申而來的“身份認同”多用來解釋文化生產中的文人意識以及文化接受問題。這種關注同樣帶有濃厚的政治傾向和意識形態傾向。
這些概念與框架深入地解釋了某一個要素對于文化生產與接受過程所起的重要影響,卻無法解釋整體性的運作。
對此,文化社會學者溫迪•葛瑞斯伍德(Wendy Griwold) 提出了“文化鉆石”模型(也稱“文化菱形”)。她以社會世界(social world),生產者(creator),文化客體(cultural object),接受者(receiver)這四個單位來解釋文化與社會建構的關系。
葛瑞斯伍德認為,通過“文化鉆石”中的四個角和六根連線,我們可以比較完整地理解文化客體和社會的關系。這一模型將生產與接受兩個方面聯系了起來,從而改變了以往從單一取向分析問題的偏見。
在葛瑞斯伍德的基礎上,維多利亞•D.亞歷山大(Victoria D. Alexander)又在此模式中間增加了中介者(或分配者)gatekeeper(亦即銷售體系,博物館,唱片公司等中介),進一步闡釋文化客體進入分派體系后的的情況。[20]說明文化產品在與生產者分離后,達到接受者之前所受到地受到過濾。
當然“文化鉆石”并不是一種理論。它只是表示了分析單位之間的某種聯系,而未詳細說明分析單位之間到底存在什么關聯。但它確實是具有一定啟發性,幫助我們全面理解文化。在此框架下形成了社會世界,生產者,文化客體,接受者以及中介五個分析單位。
方法論問題亦體現于研究立場。對于文化的生產與接受而言,“無立場”立場成為一種流行表述。
“無立場”的立場意味著什么?對此,趙汀陽在提出的“無立場”方法論時的解釋是:“價值立場的沖突不可能在持有某一立場的情況下得到解決,很顯然,以某種價值觀念a對另一種價值觀念b進行批判不具有理論上的意義,因為在a中處處預先把b解釋為錯誤的,反之亦然,而這種解釋本身總是拒絕被批評的?！盵21]
在現實文化生產實踐中,我們對種種文化客體的討論所呈現的問題往往是一種價值立場的沖突。不同訴求產生了不同需要。在種種“需要”的名義下,文化的意義被分割?！盁o立場”的立場的意義在于將價值的一級判定努力上升為價值的二級判定(趙汀陽:一級判定是“x是真的”或“x是好的”,二級判定是“x是真的”或者“x是好的”這樣的論述是有效的”)。
就研究視角而言,如何體現“無立場”的立場?如果依循傳播學研究固有的傳統,立足于效果層面展開研究必然是不完整的。這樣的視角不乏有對文化問題的細致詳盡的探究,但是僅從這一視角對文化問題的探討往往總是局限于功能的視野。于是研究的問題總是不由自主地集中于如何控制傳播效果等等,從而忽視了文化客體和社會群體間的互動以及由此產生的新意。如何跳出功能主義取向的研究框架?這有賴于一種能夠關注整體的全新視角。
對此,作為對認知主義的進一步發展,建構主義尋求的是理解個人的和主體間的意義和動機。[22]不同于功能主義傳統,在建構主義這里,人被看作是有資格能力和溝通能力的行動者,他們是積極主動創造或建構著社會世界和日常生活,因此,社會是互動的,這種互動不僅表現個體與個體,同時也表現在行動者和社會結構。[23]這樣一種研究取向開始逐漸在各個學科中都有所反映。
20世紀70年代以來,科學社會學的研究重點發生了轉向,人們開始去關心科學知識生產問題。針對這一問題,討論的核心是科學知識究竟是什么。傳統的解答是科學知識來自自然界的經驗事實和邏輯規則。而建構主義提出了一些新解,強調社會因素的作用,認為科學知識不是簡單地對自然界的描述,科學知識是科學界內外的人們社會交往的產物?？茖W知識是由人們社會性地構造出來的。至少在科學知識制造過程中,自然界因素和社會因素都在起作用。[24]在這一趨勢下,一些科學社會學家開始對科學知識展開了微觀的經驗研究,以便弄清科學知識的生產脈絡。
建構主義這樣一種觀念也已滲透于傳播學研究中。詹姆斯•凱瑞對傳播“儀式觀”的強調即體現了這樣一種研究的轉向。在此之前,傳播的“傳遞觀”一直在美國傳播學界占主導地位。在“傳遞觀”的影響下,我們的視角拘泥于對信息的傳遞和控制。傳播被看成是一種過程和一種技術。不論是以傳者為中心,還是以受眾為中心,這一模式都沒有根本的變化。[25]
不同于“傳遞觀”,“儀式觀”并不在于信息的獲取,而是信息的共享。通過傳播的“儀式觀”,凱瑞所要表達的是我們應該如何看待“現實”這個問題?！艾F實”是可以被創造的?！艾F實”通過多種多樣的“傳播”被創造。
建構主義這樣一種研究視角向我們提出了新的問題是:信念、知識與觀念并非只是存在想象之中的抽象事物。它們的存在必定奠基于真實的行動者、真實的機構,與真實的歷史脈絡之中。[26]
注釋:
[1]菲利普•史密斯Philip Smith:《文化理論的面貌》,林宗德譯,臺灣韋伯文化國際出版有限公司,2004,第219-220頁
[2]陸揚 :《文化研究導論》,復旦大學出版社,2007年1月,第110頁
[3]參見菲利普•史密斯Philip Smith:《文化理論的面貌》,林宗德譯,臺灣韋伯文化國際出版有限公司,2004,第225-227頁
[4]陸揚 :《文化研究導論》,復旦大學出版社,2007年1月,第287-288頁
[5]參考丹尼爾•戴揚,伊萊休•卡茨:《媒介事件》,麻爭旗譯,北京廣播學院出版社,2000年1月
[6]戴安娜•克蘭:《文化生產:媒體與都市藝術》,趙國新譯,鳳凰出版傳媒集團譯林出版社,2001年4月
[7]陳偉軍:《傳媒視域中的文學:建國后十七年小說的生產機制與傳播方式》,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9年5月,第1頁
[8]菲利普•史密斯Philip Smith:《文化理論的面貌》,林宗德譯,臺灣韋伯文化國際出版有限公司,2004,第237頁
[9]同上
[10]Edited by Lyn Spillman:Cultural Sociology,Blackwell Publishers Ltd,2002,p199-208
[11]Edited by Lyn Spillman:Cultural Sociology,Blackwell Publishers Ltd,2002,p178-188
[12]Robert Wuthnow: Communities of Discours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3][英]E•霍布斯鮑姆 T•蘭格等:《傳統的發明》,顧杭,龐冠群譯,譯林出版社,2004年3月,第1頁
[14]Randa.Serhan:Palestinian weddings:Inventing Palestine in New Jersey, Journal of Palestine Studies Vol. XXXVII, No.4 (Summer 2008):2137
[15]Charles R.Cobb,Adam King:Re-Inventing Mississippian Tradition at Etowah,Georgia,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Methodand Theory, Vol. 12,No.3,September 2005
[16]Chris. Brennan-Horley,John.Connell,Chris.Gibson:The Parkes Elvis Revival Festival: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ontested Place Identities in Rural Australia Geographical Research , March 2007 , 45(1):7184
[17]趙一凡主編:《西方文論關鍵詞》,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06年1月,第579頁
[18]參見陶東風:《如何確立執政黨的文化領導權?》轉自陶東風博客:blog.省略/s/blog_48a
[19][澳]約翰•哈特利:參見《文化研究簡史》,季廣茂譯,金城出版社,2008年10月
[20][英]維多利亞•D.亞歷山大:《藝術社會學》,章浩 沈楊譯,鳳凰出版傳媒集團江蘇美術出版社,2009年1月
[21]趙汀陽:《無立場的倫理分析》,《哲學研究》1995,5
[22]黃旦:《由功能主義向建構主義轉化》,《新聞大學》,2008,2
[23]黃旦:《由功能主義向建構主義轉化》,《新聞大學》,2008,2
[24][美]史蒂芬•科爾,《科學的制造――在自然界與社會之間》之譯者前言:科爾的科學觀,林建成 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年3月,第1頁
科學傳播導論范文6
關鍵詞：現代思想政治教育技術；概念
【中圖分類號】 G642 【文獻標識碼】 B 【文章編號】 1671-1297（2013）03-0079-01
思想政治教育是社會或社會群體用一定的思想觀念、政治觀點、道德規范，對其成員施加有目的、有計劃、有組織的影響，使他們形成符合一定社會所要求的思想品德的社會實踐活動。 教育技術（05定義）是通過創造、使用、管理適當的技術性的過程和資源，以促進學習和提高績效的研究與符合倫理道德的實踐。
從上面的概念可以看出，不管是思想政治教育還是教育技術，兩者都是一項社會實踐活動。值得探討的是，目前國內對這兩項社會實踐活動沒有一個系統的概括，這就更加談不上兩者之間的理論關系了。本文通過現代思想政治教育技術的概念的研究，對教育技術學、思想政治教育學這兩大學科的知識理論進行系統建構，希望對教育技術學或思想政治教育學有一個小小的幫助。本文得出現代思想政治教育技術的概念主要從以下3方面來進行研究：
一 從教育學、心理學的角度來看
教育技術學是以它的基本理論為基礎，通過分析教學過程的基本特點、要求及其規律，利用技術與科學、教學系統設計與科學決策方法，通過創造、使用、管理和評價適當的技術性的過程和資源，以實現教學最優化、效能（或績效）最大化的研究與符合倫理道德的理論與實踐。
從教育技術學的發展史我們可以清晰地知道，教育技術學在發展過程中要不斷地從教育學、心理學、傳播學、系統科學等有關的研究成果中尋求理論依據，并且依據各學科的概念、原理和方法于一個有機整體之中，使它們作為自身進一步發展的指導理論。同時，教育技術學在自己的實際研究領域中，一定要根據客觀實際的需要出發，總結出、建構出、發展出具有中國特色的教育技術理論，并將該理論有效地應用于本專業的符合倫理道德的實踐。而思想政治教育學和政治學、教育學、心理學、倫理學、社會學、法學、美學、傳播學、行為科學、系統科學、管理學、人才學以及文學、藝術等學科都有聯系。具體來講，思想政治教育學是理論下一個的二級學科，它與該一級學科中的其他二級學科有著同根同源的關系，而且它們的研究對象、學科性質有很多相似之處。另外，思想政治教育學科不是一門孤立的學科，它的理論與實踐必須依靠政治學、教育學等學科的支撐，從中吸取、借鑒其他學科的理論知識，以發展本學科的內容。
依據上述，我們大體可以知道現代思想政治教育技術在一定意義上是屬于教育學的范疇，也就是說現代思想政治教育技術是一種教育活動。自從教育這一活動一產生，人類的思想活動、政治活動、教育活動以及技術活動就會產生，這本身就是一種教育技術。
二 從教育技術、思想政治教育學的研究對象來看
教育技術05定義的研究對象是學習過程和學習資源。學習過程是指學生在教學情境中通過與教師、同學以及教學信息的相互作用獲得知識、技能和態度的過程。學習資源是指支持學習的資源，包括教學材料、支持系統、學習環境。
通過學習教育技術學導論，我們清楚地知道，教育技術的研究是圍繞學習者的學習進行的，學習是教育研究的出發點。思想政治教育學的研究對象有多種，在這里筆者認為它的研究對象是：研究普遍聯系、錯綜復雜的社會因素與教育對象的人生觀、世界觀的形成發展的關系，揭示、探索如何調節社會環境對教育對象的交叉立體作用，以及教育對象在受環境影響時的能動作用。通過學習思想政治教育學原理，關于思想政治教育學的研究對象問題，筆者認為是人的思想品德形成發展規律以及對人們進行思想政治教育的規律，并且通過改造人的思想規范人的個體行為。
上述關于兩者的研究對象，在本質上現代思想政治教育技術的研究對象是人。對人而言，從一出生就開始接收教育，而實現教育活動的過程和資源就是教育技術，另外，人在成長的過程中，一定會接受各種各樣的思想教育、政治教育。因此，現代思想政治教育技術是一種客觀存在的技術實踐活動。
三 從教育技術學、思想政治教育學的學科性質來看
教育技術學從本質上說是運用了自然科學（如物理學、數學等）、社會科學（如哲學、社會學等）等學科的基本理論來促進教育教學的。它既具有自然科學屬性，也具有社會科學屬性。也就是說，教育技術學既不是傳統的理科，也不是傳統的文科，而是融合兩者于一體的具有方法論的應用性、綜合性很強的學科。思想政治教育學的學科特點是具有階級性、實踐性、綜合性。思想政治教育活動的性質，內容的變化，教育的目的，教育的評價都真正體現了該學科的性質。其實該學科的學科性質一直都蘊藏于、表現于而且作用于實際的社會實踐活動中。
那么，不管是教育技術學還是思想政治教育學，這兩個學科的性質都具有很強應用性、綜合性以及方法論。因此，現代思想政治教育技術是一項目的性很強的實踐活動。換句話說，現代思想政治教育技術實際上就具有社會性、綜合性和廣泛性的特點，它本身就是一項社會活動、技術活動以及教育活動。
綜上所述，現代思想政治教育技術的概念實際上就是：在現代思想政治教育的教育教學中，在理論指導下，遵循現代思想政治教育規律，運用現代教育思想理論和現代教育技術，通過創造、使用、管理和評價適當的技術性的過程和資源，以實現教學最優化、效能（或績效）最大化的研究與符合倫理道德的理論與實踐。它是依據現代思想政治教育原理與方法，運用教學系統設計，通過對各種思想政治教育具體方法、現代教育媒體等進行系統整合而形成的綜合性技術體系。
參考文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