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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紅利的特點范文1
一、引言
自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 中國已經保持了30多年的強勁經濟增長。GDP 增長率在1979-2009年平均為9.8%, 其中,2007年增長率接近12%, 雖然遭受美國金融危機的沖擊, 中國2008年和2009年的經濟仍保持高增長, 增長率達到9.6%和8.7%。是什么支撐了中國經濟的長期持續高增長? 這種高增長的潛力有多大? 中國在未來10年或更長時間里能否保持經濟的持續強勁增長?
從人口紅利角度分析經濟快速增長的原因則是近幾年的事情, 人口紅利一度成為關注的焦點。中國在過去30 多年的經濟增長中物質資本的影響占28%, 勞動力數量的影響占24% , 勞動力質量的影響占24%, 人口流動或要素配置的影響占21%, 其他因素( 如管理水平等) 占3%。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新興工業化國家和地區經濟增長的學者指出, 這些國家( 地區) 的高經濟增長, 主要歸因于資本投入的增加、勞動參與率的提高和勞動力質量的改善,而非技術進步。勞動力的高參與率和較高的配置效率是中國經濟增長的重要推動力量, 勞動力對經濟增長的這種促進作用就是人口紅利。近來對人口紅利的關注又進一步深入,有研究指出,中國很快將走出人口紅利階段,2015年前后進入人口負債階段。國際經濟競爭力將隨著廉價勞動力時代的結束而大大下降, 未來的經濟高增長將無法持續。本文認為人口紅利是改革開放以來推動中國經濟持續高增長的重要原因, 人口老齡化未必能使經濟增長速度放緩, 中國經濟至少可以持續增長20年。
二、人口紅利的概念及特點
所謂人口紅利, 是指人口轉型過程中出現的人口年齡結構優勢導致的高勞動參與率, 即總人口中勞動力人口比重較大, 對一國經濟增長的積極效應。人口紅利期是指當生育率迅速下降、少兒撫養比例下降、總人口中適齡勞動人口比例上升, 而老年人口比例達到較高水平之前形成的一個勞動力資源相對豐富的時期。目前, 中國人口正值年齡結構較合理、適齡勞動人口比例較大, 且農業勞動力大量剩余并有進一步轉移的潛力的階段, 大量廉價農業剩余勞動力向城市非農產業轉移, 可為經濟增長提供大量機會成本為零的勞動力要素投入。這種人口轉型帶來的促進經濟增長的效應就是中國經濟增長的人口紅利效應。
人口紅利的出現與改革開放政策在時間上的一致性是中國經濟得以收獲人口紅利并高速增長的重要支撐因素之一。人口紅利為改革開放以來的經濟增長提供了人口比較優勢; 而改革開放以來的發展政策為吸收與利用人口紅利創造了條件。人口紅利具有動態性, 它在釋放到一定的程度后就會衰減、消失并最終轉化為人口負債。
按照學者普遍認為的當人口總負擔系數（總撫養比） 低于50%時就進入“人口紅利期”的標準，中國1995 年總撫養比為50.22%，1996 年總撫養比為48.81%，低于50%，被認為進入了“人口紅利”期。并且在1995―2009 年期間總撫養比呈逐漸下降的趨勢，2005 年下降到40.10%，此后總撫養比均在40%以下，2009 年下降到36.89%，比1996年下降了11.92 個百分點。但總撫養比內部變化方向卻不相同，少年兒童撫養比為波浪式下降，而老年人口撫養比為波浪式上升趨勢，并且前者下降速度快于后者上升速度。1995―2009 年期間，少年兒童撫養比從1995 年40.16%下降到2009 年的25.29%，下降了14.87 個百分點； 老年人口撫養比從1995 年10.06%上升到2009 年的11.60%，上升了1.54 個百分點（見表-1）?？梢钥闯?，我國總撫養比下降主要是受少兒撫養比下降影響，同時也說明少年兒童撫養比在總撫養比中所占比重越來越小，老年撫養比在總撫養比中所占比重越來越大，將面臨著較大的養老壓力，到時將會出現“人口紅利”漏損。關于中國人口紅利到底能夠持續多久，不同學者的判斷存在差異。有學者認為，我國人口總撫養比下降大約持續
到2015 年前后，此后，隨著人口老年化速度上升，人口轉變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將由人口紅利階段轉為人口負債階段。有的學者認為，中國“人口紅利”機會之窗將開放到2020 年。彭希哲教授認為，我國人口機會視窗將在2025 年前后關閉，城市和東部沿海地區會關閉得更早。田雪原教授預測，以人口撫養比小于0.45為“人口贏利”期，中國可經歷1995―2020年長達25年左右的“贏利”階段，以人口撫養比小于0.50為“人口贏利”期，可經歷1990―2030年長達40 年左右的“贏利”階段。劉家強、唐代盛預測認為，從2005―2015年，我國總撫養比基本在40%以下，到2030年我國總撫養比為49.7%，人口紅利時期基本結束。也就說我國還有20年“人口紅利”期，意味著目前到2030年左右是中國人口年齡結構的生產期。
綜上所述, 人口紅利將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成為推動我國經濟持續增長的利好因素。我國經濟目前正處于歷史上最好的時期, 同時也是人口紅利回報最豐厚的時期。從今后20-30年的時間來看, 我們不僅沒有理由懷疑我國的經濟增長會失去動力, 相反, 經濟增長將會更加強勁。
三、實現人口紅利的措施
人口紅利效應終將因人口自然增長率下降、勞動參與率降低而逐漸消失。但在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面前, 我們仍能有所作為, 我們可采取一系列有效措施,提高勞動力素質、消除城鄉勞動力流動障礙, 減少勞動力閑置和浪費, 促進勞動力資源的充分利用和有效配置, 從而使我國人口紅利的效應最大化。人口紅利的兌現并非是自動的，它離不開良好政策的配合，要獲得“人口紅利”需采取一些相應的對策措施。
（一） 采取就業優先的發展戰略，
擴展就業崗位，實現充分就業人口機會窗口的開啟只是收獲“人口紅利”的必要條件，有利的人口年齡結構并不會自動地導致更快的經濟增長，只是為經濟的迅速發展提供了一個成功的機會，因而創造良好的制度環境和有效的政策措施來兌現收獲“人口紅利”是非常緊迫和必要的?！叭丝诩t利”的兌現和最大化問題關鍵是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只有勞動人口充分就業才有可能創造財富，獲取“人口紅利”。因此，應采取就業優先的發展戰略，選擇以就業為中心的經濟增長模式，圍繞擴大就業采取多種有效政策措施。例如，積極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取消對勞動力流動的各種限制等，從而使我國的失業率降到最低，以實現經濟增長與擴大就業的雙重目標。另外，在具體實施就業優先政策時，要做到降低失業率的調控政策優先其他政策，促進就業和完善社會保障制度的政策成本優先其他財政支出給予安排，就業崗位的增加優先社會收人水平的提高，勞動力市場的發展優先其他要素市場等等。
（二） 完善勞動力市場，消除城鄉和區域勞動力流動的制度障礙，實現勞動力的合理流動
從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我國不同區域、不同省份進入“人口紅利”期時間不同，特別是西部和欠發達省份，即使進入“人口紅利”期，由于本地不能提供就業機會，豐富的勞動力不能充分利用，如果不能實現勞動力的合理流動，會錯過充分兌現人口紅利機遇期。人口的合理流動遷移可以有效地促進城鄉和不同發展程度地區“人口紅利”獲取條件的實現，農村和欠發達地區的年輕勞動力人口流入城市和發達地區，延長了城市和發達地區老齡化的進程和收獲“人口紅利”的機會窗口開啟的時間。城市和發達地區良好的經濟發展環境為農村和欠發達地區“人口紅利”的兌現提供了經濟機會，農村和欠發達地區大量剩余勞動力人口在城市和發達地區找到工作，把豐富的勞動力資源轉化成真正的勞動生產力。利用各地經濟發展和老齡化程度的差異，采取相應的錯位發展的策略，有可能使得各地區都能延長人口紅利機會窗口的開啟時期，最大限度地收獲“人口紅利”。目前，以戶籍制度為核心的一系列政策卻成為限制城鄉和不同地區勞動力合理流動的制度。因此，要對以戶籍為核心的政策制度進行改革，逐步取消那些不利于勞動力自由流動的政策措施，盡可能使農村剩余勞動力自由轉移。城市也要提供給外來勞動力公平的就業機會，使更多的農村剩余勞動者能在城市就業，充分享用從農村地區轉移過來的“人口紅利”。同時，還要加強管理和引導，使農村勞動力得以有序流動，只有這樣，才會使得勞動力資源得以優化配置。
（三） 發展教育事業，提高人口的健康和文化素質，加大人力資本的積累，提高勞動生產率
要想獲取更多而又持久的“人口紅利”，不僅僅要發揮勞動力數量上的優勢，還要通過人力資本存量素質的提高來形成一個更具有報酬遞增，更加可持續的經濟增長源泉。要通過提高勞動力的素質，加大人力資本的積累，從而進一步提高勞動力成本。勞動力數量作為經濟增長源泉的優勢在一定時期會消失，人力資本才是經濟增長的持久源泉。加強和改善人力資本的積累就必須提高全民教育素質和健康素質。因此，要通過重新配置教育資源，擴展教育領域和受教育時間，建立終身學習型社會，把有限的資源加以更有效率的使用。不僅要加強義務教育，還應積極發展職業技術教育，勞動力在就業之前，就獲得必要的職業技術訓練，增加了勞動供給的有效性，進一步提高了勞動生產率，使人口紅利效應最大化。健康素質是勞動力參加勞動兌現“人口紅利”的前提，老年人口的健康素質高有利于防止“ 紅利” 變“ 虧損”。提高現有勞動力年齡人口的健康水平是如何努力實現和擴大“人口紅利”的問題，而實現健康老齡化是如何保存“紅利”、防止“紅利”侵蝕的問題。因此，要抓住最有利于提高全民健康素質的關鍵領域，如青少年健康素質、婦女生殖健康和勞動者健康和工傷保險等，提高人力資本形成效率。
（四） 充分利用“人口紅利”期做實養老保險個人賬戶，完善資本市場，實現社會保障基金保值增值，建立可持續的養老保障體系
為了更好地利用“人口紅利”以及應對人口老齡化，應該吸收其他國家的經驗和教訓，選擇適合于中國國情的可持續的養老保障模式。有兩項改革具有直接的效果。
首先，從現收現付養老保障制度向完全個人積累制度過渡，從某種意義上，這實際上是把部分第一人口紅利儲蓄起來，為獲取第二人口紅利創造了條件；其次，把農村轉移勞動力納入新的保障體系，擴大社會保障的覆蓋面，提高當前保障基金的繳費水平和社會供養的能力，從而實現養老保障制度改革的平穩過渡。政策模擬表明，不把農村轉移勞動力吸納到城鎮養老保障體系，且實行現收現付的舊體制，社會的養老負擔率最高；實行舊體制，但把農村轉移勞動力吸納到城鎮養老保障體系，社會的養老負擔率可以減輕；不把農村轉移勞動力吸納到城鎮
養老保障體系中，但實行養老保障的新體制，可以把養老負擔率降低；既實行完全的個人積累新體制，同時又把農村轉移勞動力吸納到這個體系中，社會養老負擔率最低。因此，以人口結構變化方向為依據，做實個人賬戶，實現完全的個人積累，是一種具備可持續的養老保障制度， 也是利用第二人口紅利的重要條件之一。同時要完善資本市場，實現社會保障基金保值增值，充分兌現第二人口紅利。
（五） 適時推遲退休年齡，延長“人口紅利”期
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我國人均預期壽命不斷延長，許多老人退休后余壽還很長，如果這些老人退休后全部由勞動年齡人口贍養，勞動年齡人口的總負擔很重。其實很多老人退休后身體還很健康，具有很強勞動能力。如果小步漸進推遲退休年齡，一方面可以充分利用勞動力資源，另一方面增加了繳納養老保險費年數，既減輕了勞動年齡人口的贍養負擔又增加了養老保險基金。同時，推遲退休年齡實際上是相對增加了勞動年齡人口，延長了“人口紅利”期，如果把我國法定退休年齡從目前的60 歲逐步推遲到65 歲，可以延長勞動年齡人口5 年勞動時間，為進一步獲取更大第一人口紅利和第二人口紅利均創造了條件。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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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紅利的特點范文2
一國人口生育率的迅速下降在造成人口老齡化加速的同時，少兒撫養比例迅速下降，勞動年齡人口比例上升，在老年人口比例達到較高水平之前，將形成一個勞動力資源相對豐富、撫養負擔輕、于經濟發展十分有利的“黃金時期”，人口經濟學家稱之為“人口紅利”。
人口紅利拐點被認為是，由于人口增長所帶來的經濟增長由于人口增長率的持續降低從而影響到了經濟的增長率（經濟增長率降低），并且明顯受到人口紅利因為人口老齡化所帶來的負擔的影響的時點。
為了便于分析，人們使用總撫養比小于50%（14歲及以下少兒人口與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之和除以15歲-64歲勞動年齡人口）為人口紅利時期，進入人口紅利時期為人口機會窗口打開，退出人口紅利時期為人口機會窗口關閉。而人口總撫養比超過60%時為“人口負債”時期。
2.人口紅利對改革開放的影響
改革開放后我國所取得的經濟成就得到了世界的肯定，從國家統計局的數據中我們也可以看到30多年來中國經濟整體上都保持著一個較高的增長率，而今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已經超越日本，位居世界第二。與此同時中國相繼在2009年成為世界第一出口大國，世界第二進口大國，并于2012年在進出口總值上超越美國，成為全球最大的貨物貿易國。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高速增長確實是受“人口紅利”之惠。統計數據顯示，1982年-2000年，中國被撫養人口與勞動年齡人口的比率下降對人均GDP增長的貢獻達到26.8%，即，有25%以上人均GDP的增長靠人口年齡結構優勢獲得。[1]
經濟的高速發展，滲透著人口的巨大作用，由于人口紅利的到來，產生了大量的剩余勞動力，而在改革開放前及改革開放前期，很長的一段時間內，我國的剩余勞動力不能得到充分有效的利用。而這一條件剛好為我國的改革開放提供了人員保障，這以后的時期，我國開始充分的發揮我們的人口優勢，大力引進外資，擴大開放，我國開始成為“世界工廠”。而從一定程度上講，中國“世界工廠”的地位，很大一部分便是依賴于人力成本物美價廉。尤其是加工貿易更是由于人力成本上的優勢而在世界商品市場占據舉足輕重的位置。當前加工貿易約占中國貿易總量的50%，為中國成為“世界工廠”發揮了重要作用，1979-2008年，我國貨物出口總額年均增長18.1%，也為中國創造了巨額貿易順差。眾多機構都認為，人口紅利對經濟步入快車道起到了顯著的推動作用。根據研究機構的統計數據，目前中國經濟增長的27%得益于人口紅利，這個數據與此前日本、新加坡等發達國家經濟騰飛時的人口紅利的貢獻率基本相當。[2]由此可見，人口紅利為我國改革開放后的外貿事業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3.人口紅利拐點的來臨
根據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結果顯示。大陸31個省、自治區、直轄市和現役軍人的人口中，0-14歲人口為222459737人，占16.60%；15-59歲人口為939616410人，占70.14%；60歲及以上人口為177648705人，占13.26%，其中65歲及以上人口為118831709人，占8.87%。同2000年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相比，0-14歲人口的比重下降6.29個百分點，15-59歲人口的比重上升3.36個百分點，60歲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2.93個百分點，65歲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1.91個百分點。
從這第六次人口普查結果我們可以看出，我國現在的狀態時是人口出生率的在不斷地下降，老年人口的增長速度也在不斷地增長。由此我們可以推算出，我國人口在15-64歲之間的人口比例在不斷地下降,也是就是說人口負擔在加重,撫養比在增大。
而這些因素對我國外貿的影響也會相當大，首先由于人口紅利的優勢即將不在，我國的勞動人口比例相對下降，而恰好我國在國際市場中成本優勢主要體現在勞動力成本低廉方面。中國勞動力成本僅為發達國家的2%—4%。從工資水平的國際比較看，我國制造業雇員工資仍處于較低水平，較之于發達國家，目前制造業雇員工資水平大約是英國的1/27，日本的1/22，美國的1/21。較之于新興國家，大約是韓國的1/13，新加坡的1/12。較之于發展中國家，大約是馬來西亞的1/4，墨西哥的1/3。[3]然而我國的“世界工廠”的地位很大程度上就是依賴于我國的勞動力成本廉價，這一優勢的喪失，將會對我國的世界工廠的地位產生不小的沖擊。
4.中國與日本之間比較
日本是亞洲最早實現人口結構轉變的國家，同時也是亞洲最早出現經濟騰飛的國家。整個人口紅利的持續時間，從20世紀30年代中期開始，一直到20世紀80年代末結束，延續了50年左右的時間。其中20世紀80年代，日本的GDP曾一度迫近美國位居世界第二。然而自日本人口紅利消失以后，自九十年代起日本經濟陷入了長達20年的停滯期。很多人都將這些歸結于日本的經濟泡沫的破滅和日元的大幅升值。池田信夫在《失去的二十年》第一章中這么說：白皮書里分析認為，現在這種情況再加上日本社會的少子化問題，潛在增長率非常有可能長期保持低迷 。[4]
擔心中國經濟重蹈日本覆轍，并不是多余的。至少從表面上看，中國崛起有著很多日本崛起模式的印記，相似之處足以引起警戒。[5]美國面臨著財政赤字和貿易逆差的雙重問題，以前曾迫使日元升值，現在又在向人民幣施壓，于是人民幣對外升值對內貶值。并且兩國同是出口導向性的外向型經濟，20世紀80年代初日本出口對GDP的貢獻率達到23%，2005年出口對我國GDP的貢獻率達到了25.1%。所以相似之處我們也應該警戒。
5.拐點以后的企業要轉型
在這里為什么要談及企業轉型呢，原因是“人口紅利”減弱直接降低出口低成本與價格優勢。原有的加工貿易成本優勢正在逐漸失去，局部地區開始出現用工難，用工荒的現象，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勞動力的供求變化。而我國的出口企業多是從事加工業，擁有 自主知識產權的大型企業數量不足，而加工業也是多是勞動密集型企業，這些企業的一個很大的特點就是，勞動的不可替代性，產品的附加值也比較低。
近年來，中國外貿的宏觀形式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由于受國際經濟形勢的變化、反傾銷的影響、人民幣升值、國家出口退稅幅度下降、勞動力成本優勢下降，外銷價格優勢下降、同行競爭愈來愈激烈等因素的影響，外貿企業的價格競爭優勢將越來越少，企業的利潤下降，將面臨無利可圖的局面?！拔磥硎且欢ㄒ慨a業升級、靠勞動者素質提高，不能再靠目前的靠投入勞動力的數量提高產值?！标惣样i強調，在十幾年后人口紅利完全消失時，將主要依靠提高勞動生產率來進一步提高制造業產值。[6]
因此，我國的外貿企業，在這樣的國際環境下需要生存還發展，就需要做一定的轉型。
（1）大力開發高附加值產品，降低成本提高企業競爭力。這對企業具有較高的要求，無論在產品的研發，生產還是其他環節，都要具備一定的潛力，能夠在現有的基礎上實施改進，以增加利潤。這就要求一些以加工貿易為主的出口企業，要建立獨立的研究開發機構，擁有自己的知識產權。當然，這樣也有利于企業的可持續發展，從長遠來看對企業有利的。
（2）業務方向轉型，擴展新業務，大力發張第三產業的外貿經濟。第三產業屬于服務業，相對來說對勞動力的素質、經驗要求較高，但是從業者的年紀要求沒有嚴格的界限，所以，一些老年人也能從事到其中去，這有利于緩解我國緩解人口紅利拐點以后的社會壓力的的問題。
（3）市場方向的轉型，刺激國內市場。一直以來，很多外貿企業，特別是加工貿易企業，針對的都是國際市場，而國內市場并沒有真正的打開，因此出口企業可以有針對性的刺激國內市場，從而擴大銷量，增加收益，提高員工工資，這也有利于提高人們的生活質量，緩解人口老齡化帶來的問題。
6.總結
一個國家的要想實現長期穩定的發展，就必須優良好的社會環境，改革開放30年來的巨大成就，就是建立在這個基礎上的，而人口紅利的存在也為改革開放后的快速發展提供了人力支持。人口紅利拐點的來臨也給我國帶來了不少機會和挑戰。機會就是說，怎樣提高勞動生產率的問題，我們可以通過對人力資本的投資來提高人口質量，提高勞動生產率。挑戰就是說，人口的不斷老化，和隨著社會生產力的提高人均開支也會不斷的增大。這兩個因素的疊加才是未來更加嚴重的挑戰。人口紅利消失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對人口紅利的依賴。為此外貿企業也必須從自身做起，積極尋找自身存在的劣勢，尋找新的出路，不斷提高自己的競爭力，以使自身在人口紅利消失后利于不敗之地。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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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李意堅.人口紅利--抓住投資的時代機遇[M].你應該懂點投資學201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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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池田信夫.經濟陷入長期停滯M].失去的二十年，2012.05
[5] 葉雷.日本經濟為何“失去二十年”[N].中國證券報，2012.05
[6] 唐飛.人口紅利尚存+對外貿易未衰中國將延續制造業大國地位[N].中國產經新聞報，2014.02
作者簡介：李效 （1991-），男 ， 漢，河南省汝南縣人， 本科在讀 ，研究方向：國際經濟與貿易。
人口紅利的特點范文3
一、關于后人口紅利與后發優勢的綜述
人口紅利概念由Bloom等人于1998年提出，聯合國人口基金在《世界人口現狀(1998)》中正式使用。Mason （2001）等在研究東亞奇跡時的計量分析中將“中間大、兩頭小”的人口結構視為人口機會窗口或人口紅利。Lee et al（2001），Mason （2004）提出了人口紅利的兩個階段，即第一人口紅利和第二人口紅利。Lee & Mason（2007）研究表明人口年齡結構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是最重要的。A. Mason et al（2008）研究認為人口老齡化可能導致第二次人口紅利。David de la Croix et al（2009）通過對瑞典經濟增長路徑的研究也表明：人口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從長期預測來看具有利益的結合。M.T.Choudhry et al（2010）采用索洛—斯旺模型研究表明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增長與勞動年齡人口正相關，與總人口負相關，并且中國與印度、巴基斯坦存在差異。 D.E. Bloom et al研究表明對經濟起飛的預測在于不斷上升的勞動力人口與人口比。國內學者蔡昉、王德文等認為中國人口紅利已逐漸消退，“劉易斯拐點”已到來，而學者陳友華、馬瀛通、王桂新、解保華等認為，中國的人口機會窗口從1990年開始到2030年結束，袁志剛也否認中國正面臨“劉易斯拐點”。關于勞動要素與后發優勢方面的研究：該理論最早由美國經濟史學家格申克龍( A.Gerschenkron) 在20 世紀50 年代提出，是指經濟上落后的國家由于有大量的先進國家的先進科學技術和制度可以借鑒和利用,因此存在一種比先進國家增長更快、最終可趕上先進國家的可能性。M. Abramovitz提出了經濟增長的追趕假說。Brezis et al（1993）提出了經濟增長的蛙跳理論。F.E. Caroleo et al（2010）指出，在世界貿易一體化過程中，經濟轉型國家可能脫穎而出。國內學者陳剛等、林毅夫的研究表明中國是一個后發國家，通過充分利用人力資本積累等后發優勢，逐步實現了社會與經濟體制升級。郭熙保概括出后發優勢有資本、技術、勞動、制度和結構五種類型。從國內外研究現狀來看，國內外學者對后人口紅利問題都只是定性描述，并沒有給出公理化的概念及體系，對中國人口紅利期的判定也不盡一致，并且對于人口紅利與經濟增長的研究較多，但對于后人口紅利與經濟增長后發優勢的關系研究卻較少。后人口紅利一般是指人口紅利的后半部分，即在“劉易斯拐點”出現之后，勞動力等資源的價格開始上漲、社會負擔逐漸加重、人口紅利開始慢慢消失的時期。本文旨在研究人口紅利出現拐點時期如何充分挖掘后人口紅利，發揮經濟增長后發優勢。
二、中國人口紅利現狀及問題：總量與結構的矛盾
中國改革開放30多年來經濟的持續高速增長，得益于人口紅利即大量的廉價勞動力這一重要因素。然而，近兩年勞動力市場供需卻發生了逆轉，主要表現在：
1.農民工總量增加，但新生代農民工數量遞減。據國家統計局2010年的調查報告，農民工數量進一步增加，總量約2.3億人。此外，中國人力資源市場信息監測中心對全國116個城市進行統計分析，發現2001年以來市場中崗位需求和求職人數總體上保持上升態勢，勞動力需求的增長速度高于求職人數的增長。特別是2004年以來，市場中崗位空缺與求職人數的比率始終保持在0.9以上，盡管受到金融危機影響，2008~2009年間有所回落，但仍處于高位運行狀態，2010年回升至1.01，呈現明顯上升趨勢。雖然農民工總量在增加，但新生代農民工數量卻呈現出逐步減少的趨勢。根據中華全國總工會2011年2月20日的一份調查報告顯示，目前全國新生代農民工約1億人。另據統計，現在的農民工后備力量每年比此前高峰時減少了600多萬人，三年少了約2000萬人。
2.第三產業用工需求有所增長，新生代農民工所受教育普遍提高。隨著我國經濟的快速發展，第三產業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不斷增加，因而用工需求也較大。根據中國人力資源市場信息監測中心的調查報告，從需求總量看，2010年監測城市第一、二、三產業需求人數所占比重依次為1.8%、38.7%和59.5%，以第三產業為主體的產業需求格局相對穩定。與上年相比，第二產業的需求比重下降了0.2個百分點，第三產業的需求比重上升了0.7個百分點）。另外，在國家九年制義務教育體系下，新生代農民工所接受教育水平普遍提高。
3.用工部門對青壯年勞動力需求較多。目前的“民工荒”主要集中在對青壯年勞動力的需求方面，特別是對高中畢業文化程度的勞動力需求更大。調查報告顯示：16~34歲之間的勞動者構成單位用人需求的主體，約占總體需求的66.3%。從供求狀況對比看，25~34歲、35~44歲年齡組的勞動力需求大于供給，其余各年齡組均為勞動力供大于求。16~24歲、25~34歲、35~44歲、45歲以上各年齡組的崗位空缺與求職人數的比率分別為0.92、1.16、1.03和0.75 。
4.中西部地區務工農民工增加，東部地區務工農民工減少。據國家統計局《2009年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中西部地區對農民工就業的吸納能力增強，在中西部地區務工的農民工增加。以成都和重慶為例，2010年兩地吸引外資分別達到64.1億美元和63億美元，這些投資項目對勞動力的需求是巨大的。而在長三角和珠三角等東部沿海地區務工的農民工減少，農民工開始從東部地區向中西部地區轉移。2009年在長三角地區務工的農民工為2816萬人，比上年減少238萬人，減少7.8%；在珠三角地區務工的農民工為3282萬人，比上年減少954萬人，減少22.5%。在長三角和珠三角地區務工的外出農民工分別占全國外出農民工的19.4%和22.6%，分別比上年下降2.4和7.6個百分點。監測調查報告顯示，流向西部地區的農民工的增量是最多的，其次是流向中部地區，唯獨流向東部地區的農民工增量呈現遞減趨勢。
5.中西部加入勞動力爭奪戰，用工荒愈演愈烈。中國的“用工荒”自2003年小范圍出現以后，每年在局部地區都會有所體現。進入2011年，“用工荒”表現得尤為突出，勞動力市場從買方市場變為賣方市場。東部沿海不少外貿企業自2009年下半年出口訂單逐步恢復以來，一些企業的用工缺口卻仍然得不到補充，至2010年，新的崗位缺口使得用工缺口更大。然而就在東部地區遭遇“用工荒”的同時，農村外出人口在中西部地區就業的比重卻在穩步上升。2011年春節過后，原來只是在沿海地區對勞動力的爭奪比較厲害，現在是在東中西部三個地區都拉開了爭奪戰。原來只是大城市民工比較短缺，現在不僅是大城市，連中小城市也面臨一種招工難的窘境。隨著中國經濟地圖的悄然變化，中西部開始與東部展開爭搶農民工的激烈競爭。
6.人口紅利正在經歷高峰期，人口老齡化加速。據統計，目前中國老齡人口已超過1.67億，占人口總量的12.5%，預計到2020年將達到2.43億。根據聯合國最新的人口數據預測，2011年以后的30年里，60歲及以上人口占比將年均增長16.55%，2040年60歲及以上人口占比將達28%左右，到2050年，60歲及以上老人占比將超過30%，社會進入深度老齡化階段。我國的人口紅利期即將結束，到2039年，我國將出現不足兩個納稅人供養一個養老金領取者的局面，這被稱為“老齡社會危機時點”。
三、 中國人口紅利問題原因分析：人口結構與制度因素
目前，中國的“用工荒”愈演愈烈，人口紅利正在逐步減少。究其原因，可大致分為以下幾個方面。
1.人口結構的變化引起勞動力供給變化是造成“民工荒”的根本原因。主要表現在：（1）人口自然增長率下降。我國推行計劃生育政策已有30多年，人口自然增長率從20世紀60 年代中期開始持續下降。人口結構的變化從城市和農村小學招生人數的下降可以得到體現。（2）新增勞動力人口數量減少。從2000年到2010年，我國勞動年齡人口只增加了1%略強，越往近看，勞動人口增長速度就會越慢，有學者預測，到2015年中國的勞動年齡人口就會不再增長。此后勞動年齡人口呈現負增長，比總人口負增長提前10余年。（3）年齡偏大的農民工過早地退出勞動力市場。從勞動年齡來看，農民工的年齡結構一般在18歲到35歲之間，其比重占了70%到80%的比重。老一代農民工，由于文化程度較低和年齡偏大，他們在城市的勞動力競爭中比較艱難，很多人不得不回家去，這就減少了勞動力的供給。（4）農村適齡勞動力人口不少，但真正能直接轉移的卻不是很多。農村剩余勞動力不僅要考慮數量，而且還需考慮質量問題。尚未轉移的剩余的勞動力主要是年齡偏大、女性、文化層次較低的農村人口，造成留守勞動者結構劣化，這部分勞動力轉移較難。因此，從勞動力供給的源頭上，已經不像從前能夠“無限供給”了，傳統意義上的人口紅利正逐漸消失。從造成用工荒的原因來看，這代表著一個經濟發展的重要轉折點，即“劉易斯拐點”來臨。
2.中西部地區投資環境改善而東部地區產業未能迅速及時升級換代是造成“民工荒”的主要原因。 國務院2010年了《關于中西部地區承接產業轉移的指導意見》，要求中西部地區發揮資源豐富、要素成本低，積極承接國內外產業轉移，推動東部沿海地區經濟轉型升級。中西部地區受基礎設施建設等投資拉動政策措施的影響，投資條件逐漸改善，不少勞動密集型企業逐步向中西部轉移，使中西部地區用工需求明顯增長。因此，在2010年，以電子信息產業為代表的產業西進開始加速，中西部地區承接過來的產業跟東部的產業鏈實際上在同一個層次上。
中西部在進行產業承接的同時，東部地區卻未能迅速及時進行產業升級換代。東部地區自身沒有發生太大的變化，在其第二產業里面，尤其制造業里面，這一塊低端產業仍然占據非常大的比重，跟中西部地區轉移過來的產業相差無幾。當東中西部同時爭奪同一批、同一類低端教育人口的時候，中西部農民工去東部的人數自然會下降，導致競爭更加激烈。
3.中西部與東部地區收入差距的逐步縮小是造成東部地區“民工荒”的直接原因。目前的情況是，由于幾十年形成的極端的企業強勢，雖然中國各種經濟指標都在增長，但東部沿海出口型企業農民工待遇的工資基本增幅較小。從工資收入絕對數來看，五、六年之前東部地區工資水平比西部地區平均高15%，可目前東部地區比西部地區僅高5%。從不同地區務工收入的增幅來看，西部地區的增長要快于東部和中部地區。由于東部地區的產業結構調整仍未完成，東部地區過分依賴勞動密集型產業的格局未得到徹底改觀，農民工收入難以與中西部地區拉開較大差距，微小的優勢難以沖抵背井離鄉農民工的成本支出。因此，仍然采取過去的模式招工，自然會出現“民工荒”。這就要求提高農民工的工資，而提高農民工工資意味著有些低端產業將難以為繼，從而可以倒逼中國經濟實現轉型。
4.新生代農民工需求層次的變化是“民工荒”的內在原因。一方面，新生代農民工觀念發生較大變化，“休閑逸樂”正逐漸成為他們工作的一個機會成本；另一面，新生代農民工正面臨“整體收入偏低、工作穩定性差、社會保障水平偏低、企業人文關懷不到位”等問題，這阻礙著他們外出發展的步伐。③隨著“新生代”農民工素質的提高、社會經濟的發展，越來越多的農民工把進廠打工當作積累經驗的階段性職業，而自主創業才是人生的終極目的。有一部分勞動者在工作一段時間后，學到了較為先進的技術和管理經驗，便開始自我創業。這樣形成總供給減少，需求相對增加的趨勢。根據馬斯洛的需求層次論，人們有自我實現的需求。已經告別物質貧困的新生代農民工，其需求已經遠遠超出工資層次，而進入精神層面，譬如認同感、成就感等等。
5.缺乏安居樂業和以人為本的環境是“民工荒”的外在原因。農民工特別是新生代農民工迫切希望融入城市，但是，住房卻是困擾他們的最大障礙。在住房價格高昂的今天，他們想在城市立足，即便是有了一份工作，也只能是望房興嘆。中國人的習慣思維模式是安居才能樂業，因此，作為農民工融入城市的首要條件是由政府提供足夠的保障性住房，以解決農民工的后顧之憂。此外，農民工的各項權益難以得到保障，企業和社會又缺少以人為本的人文關懷，勞動力市場的軟環境如戶籍制度、教育體制等問題都是造成“民工荒”的間接因素，部分求職人員的觀望態度也加劇了“用工荒”局面。目前中國人口紅利正在高位徘徊，有逐步減少的趨勢，但東部地區和中西部地區人口紅利情況各不相同，其后發優勢在東部地區與中西部地區也表現各異。
四、中西部與東部地區后發優勢比較：粗放與集約并舉，優勢各異
中西部地區與東部地區之所以存在勞動力市場的爭奪戰，主要是其產業都處于相同層次的水平，只有認識到了各自的特點，發揮其各自的優勢，才能避免低水平的競爭。
1.中西部地區勞動要素的后發優勢。中西部地區后發優勢既可以相對于發達國家來說，也可以相對于東部沿海地區而言。中西部地區人口紅利可以靠農村不斷轉移的勞動力來維持。由于中西部地區承接了東部沿海地區大量勞動密集型產業，所需勞動力數量較多，而所要求的勞動力層次相對較低，這就極大地刺激了當地對農民工的需求，這對本身勞動力較多的人口大省來說是個極好的機遇。當地的農村還可釋放更多的勞動力，主要表現在：（1）農業技術的革新和農業投入要素的變化等可釋放出大量的勞動力；（2）農村親友間的互助合作可釋放部分勞動力；（3）農閑時可產生季節性的剩余勞動力。農村的這部分勞動力由于地緣關系，離家較近，可農忙時干農活，閑時則到工廠打工，無須像以往那樣長途跋涉到東部地區就業。因此，還可釋放更多的勞動力。
中西部地區的后發優勢還表現在技術、資本、制度方面，可以借鑒東部地區發展的經驗，吸取教訓，得到超越式發展。
2.東部地區實現人口紅利的后發優勢。東部地區的后發優勢是對發達國家而言的。其后發優勢在于，東部沿海地區是先發地區，具有勞動、技術、資本、制度和結構等方面的優勢，整個產業具備有較強的競爭優勢。具體有以下四方面：（1）勞動力方面的后發優勢。目前中國農村仍然存在著大量潛在的剩余勞動力，相當長一段時間內，勞動力資源仍然是我國的比較優勢。隨著發達國家優秀企業的進入，他們不僅帶來先進技術、管理知識和理念，而且通過各種培訓，還會帶來東部地區勞動力綜合素質的提高，從而為該地區創造了人力資本。這有利于產業結構從以勞動密集型產業為主向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產業為主的方向轉變。（2）技術方面的后發優勢。東部地區可以通過技術模仿或技術引進，以較低的成本和較高的成功率實現技術變遷，這有利于該地區推動產業結構逐漸向技術密集型產業為主的方向轉變，而產業結構升級又促進了經濟增長。（3）資本的后發優勢。目前，東部地區資本已積累到了一定程度，必然會促使該地區產業結構從勞動密集型產業為主逐漸向資本密集型產業為主的方向升級，進而促進經濟增長。（4）制度和結構方面的后發優勢。東部地區在產業結構升級的過程當中，通過學習先進國家，可以減少在制度安排和創新過程當中所需要的時間和社會成本，從而有利于產業結構更好更快地升級，進而間接地促進該地區經濟增長。
東部地區與中西部地區各有優勢，只有挖掘內含性的人口紅利，取長補短，才會達到經濟增長共贏的局面。
五、后人口紅利未來策略：地區性差異化政策，互補共贏
通過分析和比較，東西部地區應采用差異化的人口紅利政策，實現互補共贏。具體是：
1.東部地區應走內含式的提高人口紅利的道路，通過向高端產業發展來獲取第二次人口紅利。這就要求東部地區要有自己的品牌、自己的創新經濟，重視傳統制造業，實現產業結構有步驟的升級；改變原有的低成本、高投入、低附加值的粗放型發展戰略，轉向集約型的發展戰略。東部地區還要發揮經濟增長的后發優勢，開發東部地區的區位間優勢資源，讓越來越多的企業與科研機構進行變革，向高中端的制造業和物聯網等領域邁進。如果東部地區致力于更生與創新，出現了中國本土甚至全球認可的高端品牌，那么，這一地區“民工荒”的問題將得到極大地緩解，后發優勢也將得以實現。
2.中西部地區應通過承接東部地區勞動密集型產業為主，繼續實行勞動力轉移，獲得第一次人口紅利。目前，東部地區和中西部地區發展極不平衡，人口紅利的實現在中國東部和中西部表現出時差，因此，應實行地區差別化的政策，形成東西部產業級差梯度，即東部以資本技術密集型加工業為主，中西部地區可以承接東部地區的產業，以勞動密集型加工業為主。其實，中西部地區無論在勞動力資源，還是在土地等市場資源方面，都比東部地區具有更多的優勢。
3.推進農業現代化，釋放更多的勞動力。解決企業“用工荒”的問題，需要國家的惠農政策從側重于惠農向側重于強農轉變。通過推進農業現代化，創造有利條件培育和壯大新型現代農民群體，讓土地向種糧大戶集中；通過深化土地流轉制度，實施規模經營，提高務農人員的勞動生產率和比較效益，把更多的勞動力從土地上解放出來。事實上，在全球化背景下，人口的轉移和在城市中的集聚是農業現代化的必由之路。
人口紅利的特點范文4
勞動力短缺的時代真的來臨了嗎？中國社科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所長蔡在近期于北京舉行的進城務工人員職業培訓專題研討會上預測，2009年全國城市將普遍出現勞動力短缺現象。
盛世聞危言。自2004年珠三角地區首次拉響民工荒的警報以來，每年春節過后，在沿海經濟發達地區的人才市場上，“急招拖拉機駕駛員、急招大灶廚師、急招營業員”類似的招聘廣告鋪天蓋地?，F在，民工荒蔓延至內陸省區。今年春天，安徽省勞動保障廳發起了“春風行動”，省內各級公共就業服務機構將全面向進城務工人員開放，并提供免費的就業服務，力圖通過一系列措施將農民工留在本省企業，以填補當地的用工缺口。
由蔡主持的一項有關中國勞動力供給狀況的研究表明，國內勞動力供給高峰即將過去。2004年，中國農村外出勞動力增長率為5年來最低，勞動力供給增長率首次出現下降，預計到2011年，勞動力供給量不再增加，2021年勞動力總量開始減少。報告預測，進入勞動力“有限剩余”階段后，勞動力市場上將經常出現結構性短缺現象。主要表現為：地區性短缺、部門性短缺、勞動力技能和年齡結構性短缺、工資趨于上漲、勞動關系和勞動力規制向有利于勞動者變化。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農村部的一項調查表明，當前全國20％的農村剩余勞動力已經所剩無幾，在中部地區的許多村莊，16歲到25歲的青壯年越來越少。主持這項調查的韓俊說，“勞動力短缺是目前中國農村正在發生的一個重大變化?！?/p>
江蘇省統計局的數據也印證了上述調查結果。江蘇省統計局于去年12月的一項研究報告指出，今后5年，該省勞動力供給量將呈逐年減少的趨向，而勞動力需求則逐年增加，就業壓力將在一定范圍內得到緩解。蔡說：“目前中國新增勞動人口與新增需求已基本達到平衡，雖然近期中國還不會出現勞動力絕對短缺，但結構性短缺的端倪已顯現，今后每年都會發生供給缺口?！?/p>
“地方政府、企業界和農民工都在利用民工荒這一契機調整自己的策略和行動，農民工由被去權的一群開始走向‘增權’和‘自我充權’行動?！?中山大學政治與公共事務管理學院黃巖博士對《經濟》記者表示，民工荒促進了企業勞資關系的調整，同時也促使政府不得不正視因勞動力短缺所帶來的產業衰退、經濟增長速度放緩和政績形象的損失。
而今年4月，勞動和社會保障部信息中心對全國103個城市勞動力市場職業供求信息顯示，一季度全國勞動力的供給仍大于需求。中國人民大學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侯東民教授對《經濟》記者表示，談勞動力過?；蚨倘?，任何國家都指的是勞動年齡人口，而不是指40歲或35歲以下勞動年齡人口。因此，只要農村從事第一產業勞動力數量仍在3億水平，就沒有任何理由講，我國農業剩余勞動力問題已經接近解決、勞動力短缺時代已經來臨。
劉易斯拐點
目前肇始于沿海地區并且蔓延于全國的勞動力短缺不是暫時性的現象，勞動力供給長期大于需求的格局將發生逆轉――專家指出，“劉易斯轉折點”到來的征兆已經日益明顯。
“從勞動力充分供給變化到短缺，在發展經濟學上叫劉易斯轉折點，這個點就是一個階段變化?！辈探忉屨f，按照發展經濟學的觀點，剩余勞動力被吸收殆盡的時刻，就意味著二元經濟結構特征開始消失，劉易斯轉折點就會到來。劉易斯轉折點是一個經濟發展概念，但對這個轉折點本身進行判斷，卻與勞動力供求的長期格局變化有關。
對于劉易斯拐點的判斷，學界仍然存在較大的爭議。侯東民教授認為，中國農村大量剩余勞動力存在的事實與劉易斯拐點出現的前提并不相符。他估計目前我國農村剩余勞動力必然還在一億以上。
根據侯東民的分析，目前我國農業勞動力40歲到64歲約有3億，其中考慮到15歲到39歲年輕人口中部分仍滯留農村，外出打工人口也并非完全脫離了農業勞作，而在城市就業市場中農村40歲以上人口已經難以找到工作，可以推斷當前被廣泛引用的我國農業勞動力中第一產業勞動力約3億的統計數據基本是可用的。這意味著，目前我國農業勞動力中確實有大量勞動力冗余。但這只是問題的一個方面。另一方面，同樣不難發現，這些冗余勞動力由于年齡關系，卻相當部分不再可能為第二、三產業就業市場所吸納，可能長期沉淀在農業之中。
這是個見仁見智的問題。劉易斯轉折點的出現常常伴隨著兩個標識性變化。首先是人口出生率的下降。其次是勞動力市場一體化。繼人口自然增長率從20世紀60年代中期開始持續下降之后，勞動年齡人口的增長率從80年代也開始了下降的過程，本世紀以來下降速度明顯加快，預計在2017年左右停止增長。
蔡表示，如果把勞動年齡人口看作了勞動力供給的基礎的話，上述趨勢也就意味著在經歷了一個中國特色的二元經濟增長階段之后，勞動力無限供給的特征正在消失，劉易斯轉折點已經初見端倪。2004年開始出現的以“民工荒”為表現形式的勞動力短缺現象，已經從沿海地區蔓延到中部地區甚至勞動力輸出省份，并且推動了普通勞動力工資的上漲。與此同時，城市失業率攀升和勞動參與率下降的趨勢也得到遏止。這些都是勞動力市場變化的征兆。
如果劉易斯拐點真的即將來臨，那么它會給中國經濟帶來哪些影響呢？
首先的問題是城鄉勞動力普遍短缺。從表面上看，近年來，似乎每年新增就業尚不足以吸納全部城鄉剩余勞動力。但由于就業統計不能全面涵蓋真實就業，統計數字反映的就業數量遠小于實際就業人數。譬如，在建筑行業，1個正式納入統計的職工，通?？梢詭?個到10個未納入統計的勞務工。而在許多大型國有企業，這種沒有納入統計的工人也占到全部就業者的一個很大比例。在農村，除去進入鄉鎮企業就業、轉移到城鎮就業以及農業生產需要的勞動力，所謂的“剩余勞動力”，實際上是就業受年齡、性別、家庭狀況和其他因素制約的勞動年齡人口，他們的就業選擇范圍相對有限。
另一個顯著影響是，普通勞動者工資上漲，從而使勞動力成本提高。20世紀90年代末以來，城市正規勞動力市場每年都經歷著兩位數的工資上漲，這不僅發生在壟斷行業，也發生在那些主要吸收普通勞動者就業的制造業等行業。在城市就業的農村流動勞動力的工資提高速度甚至更快。根據對5個大城市的調查，2001年到2005年期間，外來勞動力小時工資的提高速度，比城市本地勞動者高64％。勞動力成本的這種變化趨勢，已經對外商投資傾向和企業經營狀況產生了一定的影響。
“這個影響不一定是壞的影響。”蔡表示，過去經濟增長主要依靠投入，包括資本的投入和勞動的投入，取得經濟增長效果。我們在這種資源相對豐富的時候，為什么不充分利用呢？但勞動力供給已經發生變化了。劉易斯拐點出現為經濟增長方式和產業升級轉變提供了一個契機。
人口紅利衰減
“中國不存在所謂的人口紅利期，這個根本就是假命題?！焙顤|民對記者表示，人口紅利和人口紅利期是兩碼事。
人口紅利期是指在社會生育率下降過程中，由于出生率下降，導致少兒比例降低，勞動人口比重自然上升，老年人口比例還未達到較高水平，而形成了勞動力資源相對豐富階段。侯東民表示，人口紅利期是否意味著現實中可以獲得人口紅利，則有待商榷。目前國內有關“人口紅利”研究，對此給予了高度肯定的答復。侯東民介紹說，其研究方法是借鑒自國外，用以年齡結構衡量的社會撫養系數來研究我國“人口紅利”問題。侯對這種方法表示質疑，他表示用以年齡結構衡量的社會撫養系數統一評價各國這一人口紅利期的人口與經濟關系的研究路徑并不恰當，其原因是世界上有著迥然不同的兩種生育率由高到低的轉變。
侯東民介紹說，以西方為代表的人口轉變，是社會經濟高度發展的自然結果，出生率降低，勞動年齡人口比重大，加上勞動力基本充分就業，就可能使社會經濟得到額外的推力，其人口紅利期與人口紅利可以是統一的。但中國人口轉變是在較低經濟水平下，人口迅速膨脹導致人口問題，社會采取控制措施而形成的人口轉變?？刂拼胧┹^迅速地發揮作用后，隨以往生育旺盛期及高峰期人口進入勞動年齡，也會跟著凸現勞動力的豐富。但此時勞動年齡比重大，數量多，更多的是人口問題的慣性表現，而非人口紅利到來。
堅持中國存在人口紅利期的學者認為，中國目前以及今后15年左右處于“人口紅利”黃金時期。如何制定正確的老年保障以及其他相關的社會經濟政策，充分利用“人口紅利”黃金時期的社會經濟發展機遇，及早為應對2020年以后老年人口比例上升到較高比例與勞力資源衰減，“人口紅利”機遇期中止而將造成的嚴峻挑戰做好準備，應該是當前未雨綢繆的問題。
“人口轉變及其帶來的人口年齡結構變化是一個不可逆的變化過程?！辈陶f，在這個過程中，個人的生命周期和代際更替之間的相互疊加，通過勞動供給、儲蓄和科技進步等渠道來對長期經濟增長施加影響。這個階段大約持續到2015年前后。此后，人口老齡化加速將給中國經濟長期增長帶來一定程度的負面影響。
目前我國就業壓力表現在城鎮下崗和失業現象嚴重、農村勞動力等待向非農產業轉移和每年有數百萬到上千萬新增勞動力等方面，造成失業率提高和勞動參與率下降。蔡表示，首先，中國經濟在短期內還不會喪失勞動力豐富的比較優勢從而在勞動密集型產業上的國際競爭力；其次，即使在將來勞動力出現絕對短缺，資源稟賦結構發生了實質性變化的情況下，只要能夠實現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仍然可以獲得動態比較優勢的收益，尋找到新的經濟增長源泉。
面對未來日益突出的人口老齡化、人口紅利緩慢流失的情況，蔡建議首先要轉變政府職能，應按照市場經濟通則，準確定位并矯正政府職能，避免人為干預產業結構和勞動力工資的市場形成機制，發育產品市場和要素市場。其次，改善就業、再就業環境，釋放勞動力供給的制度潛力。最后是投資于人的發展，強化教育普及和職業培訓，人力資本質量的提高則更具報酬遞增和可持續增長的功效。通過對勞動者本身的投資，用質量替代數量，是預防勞動力短缺的未雨綢繆之舉。
政策調整契機
對于劉易斯拐點和人口紅利期的是否存在，爭論仍在繼續。但眼下面臨的重大難題卻仍等待求解：一方面農業勞動力仍有大量冗余，另一方面勞動力供給卻不對稱地出現萎縮的現象。
“經濟高速增長，但失業率卻居高不下?！辈谭治稣f，20 世紀 90 年代以來，中國的就業增長主要是通過中小企業、民營經濟以及非正規經濟，通過逐漸發育起來的勞動力市場機制所創造的。另一方面，城鎮實際失業率也持續提高，勞動參與率逐年下降，政府主導投資帶動的就業增長效果十分不顯著，從而導致在經濟增長的同時沒有顯性的就業增長。他認為，目前的高失業率，有很大的部分是自然失業率，主要由于勞動力市場不健全、產業結構調整和各種不利于就業擴大的規制而產生。
對此，侯東民認為，在政府沒有適當調控情況下，市場的力量就導致企業越來越傾向只利用最低成本的勞動力，且只利用這些勞動力其勞動生命最年輕的時段。年輕農業人口進城也導致我國城市常住人口不斷膨脹，在城市勞動力需求旺盛背景下，城市40、50人口下崗現象同時愈演愈烈，致使城市人口實際退休年齡已經遠低于法定退休年齡。
有學者指出，現在已經到了計劃生育和戶籍制度政策調整的時機。
目前，我國人口政策已經允許雙方是獨生子女的家庭生兩胎，在政策上避免了“四二一”家庭結構的產生。日前，中國計劃生育協會有關人員表示，我國還將繼續穩定計劃生育這一基本國策，不過國家已經把生二胎的權力下放給各省市人大自行規定。這使得一直以來被社會所關注的“二胎政策能否松動”的問題再次被推上前臺。 據了解，目前一些省、市、自治區已經開始考慮逐步調整計劃生育政策。一些省、市取消了二胎生育間隔政策或者將該政策適度放寬。而上海等省、市出臺規定，允許夫妻雙方都是獨生子女的家庭生育第二胎。
由于城市戶籍人口中50％以上已是改革開放以來進入城市的農村人口，許多有兩個以上孩子，這些非獨生子女的孩子才是“普遍放開二胎”政策在城市真正受益的人群。因此，侯東民不贊成目前提出“普遍放開二胎”政策。他認為，我國人口政策應視社會發展而定，以穩定政策為主，必要時可以微調。
人口紅利的特點范文5
法奈利教授本次前來歐洲外交關系理事會的目的，是作促進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的政策研究報告。其中涉及維持公眾政策、促進社會進步和增長、增加基礎設施和人力資本投資，發展社會包容性和創造生產性就業等經濟體制等方面的問題。法奈利教授在宏觀經濟層面強調，資源型出口國家往往會有貨幣升值的壓力，需要對傳統工業增加投資，保持一定的激勵政策，以避免“荷蘭病”的產生和蔓延。
中國經濟增長 拉動南美自然資源需求
法奈利教授解釋了兩種戰略相結合產生的經濟政策：環境變化適應型和結構轉型。前者指對不斷變化的環境導致的結果進行管理，后者指通過法律和法規來進行結構性的改革。一個有效的國家政策，必須是二者的結合，只有這樣才能保證舉措的有效性和一致性。
他認為，一個國家在經歷了一場大沖擊后，首先應以環境變化適應型的戰略為主，隨之必須進行結構性改革。這個策略同時適用于正面或負面的沖擊。一個實際的正面沖擊案例就是中國2000年以來連續十年的經濟增長，導致對南美地區自然資源需求的增加。另一個負面沖擊案例是拉丁美洲在上世紀70年代的經濟崩潰。
拉丁美洲的發展中國家在上世紀70年生了嚴重的債務危機，1982年，墨西哥政府因無力償還到期的外債本息，要求推遲償還期限，引發了全球性的發展中國家債務危機，增大了與發達國家之間的差距，被稱為“失去的十年”。1991年，拉美國家的平均收入占工業化發達國家的平均收入比例達到了34%的最低點。在1998年俄羅斯債務危機之前，這個差距略有減少，從而消除了它的蔓延。拉丁美洲的增長率從2003年起開始加速，增速超過發達國家，平均收入比例縮小到40％。
法奈利教授將拉美地區的經濟按南北拉美兩大地區的不同特點來分析：南拉美地區（LAS）由自然資源豐富的國家組成，包括阿根廷、玻利維亞、巴西、智利、哥倫比亞、厄瓜多爾、秘魯、烏拉圭和委內瑞拉，這些國家還具有工業發達的特點。其余為北拉美地區（LAN），由墨西哥、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區組成，這些國家依賴于組裝工業，鼓勵外國直接投資（比如外資公司在墨西哥開辦的產品回銷本國的組裝工廠）和旅游業，能源和食品完全依靠進口，還須依靠移民到美國打工匯款回國的美元來償還債務。
中國的經濟增長對拉美地區的貨幣和金融有著直接的影響。那些資源豐富的南拉美地區（LAS）受益于貨幣增值和中國對天然資源的需求（所謂的正面沖擊），外匯的增加導致貨幣升值，從而降低了其他出口產品的盈利能力。北拉美地區（LAN）所受到的負面影響有：第一，能源和食品價格上漲；第二，強勁的亞洲工業的競爭；第三，美國的高失業率減少了移民的匯款總量。
南拉美地區對中國的出口大大高于北拉美地區，數據表明，在2003年至2010年期間，“對中國出口額”占“出口銷售總額”的比例增加和經濟加速增長之間呈正相關關系。
財富再分配 新興市場未完成的事業
在與法奈利教授的談話中，提到了這樣一個問題：新興市場的推動力能持續多久？法奈利教授談到了一個相對研究較少的領域：貿易和人口結構之間的關系。人口結構的轉型已成為正確理解全球和拉美經濟增長的關鍵要素。
簡單地說，所謂人口結構轉變就是從高出生率和高死亡率過渡到低出生率和低死亡率。當一個國家的生活條件改善，死亡率降低，人口增長率提高，其結果導致沒有儲蓄或無能投資，因為每家每戶都有許多兒女，出現了高撫養比的情況。當一個國家過渡到低出生率時，可以理解為出現了“人口紅利”，也就是說，工作年齡的人口多于需要撫養的人口。撫養率降低能提高儲蓄和人力資本（知識）的投入，從而達到提高生產率和增加財富的效應。過一段時間后，人口又開始趨于老齡化，撫養比增加，這時又失去了增長的時機，“人口紅利”時期積累的儲蓄需要用于因人口老齡化帶來的開支。
現在呈現出高增長的很多國家都得益于“人口紅利”。法奈利教授指出，在“人口紅利”階段，是創造高質量就業機會的關鍵，韓國就是一個案例。在G20中有三個不同的群體：第一，老牌國家例如英國、德國、日本等，已經不存在“人口紅利”階段；第二，另一類國家如加拿大、美國、韓國等，其“人口紅利”階段會在這十年中結束；第三，仍然有較長階段“人口紅利”的國家，它們包括中國、巴西、土耳其、印度等。
絕大多數拉丁美洲國家正處于“人口紅利”階段，因此按理說，應該比現有的增長更快。但法奈利教授提出忠告，有必要在該地區增加物質和人力資源投資，否則他預期，“如果一個國家資源浪費了，會帶來未富先老的風險”。
說到拉美和中國的經濟關系，法奈利教授談到中國在世界經濟領域里所扮演的角色，他的邏輯分析是：中國這樣一個舉足輕重的國家，貨幣卻不流通，這是一個史無前例的異?，F象，中國應該對世界貿易平衡肩負部分責任。中國在全球化經濟結構中更需要有大國的氣度，著眼化解現有的金融債務危機，提高其他國家產品的消費量。歐洲向來堅持農業保護主義政策，而在某種意義上，中國同樣奉行的是貨幣保護主義政策，也許正因為如此，才取得了異?？焖僭鲩L。
要改變現狀，沒有簡單直接的解決方案，尤其在目前金融危機的形勢下，又增加了難度，任何一個舉措都會影響到某個行業或群體的直接利益。中國今年降低經濟增長率的目標，對南拉美地區（LAS）的負面影響將是直接的。
人口紅利的特點范文6
[關鍵詞] 制度變遷;生育決策;經濟增長;綜述
[中圖分類號] F0 [文獻標識碼] B
一、引言
改革開放30多年以來，我國經濟維持了高速穩定的增長態勢，人們的物質生活水平得到了顯著提高。而這幾十年的經濟高速增長與我國龐大的人口基數存在著密切的聯系。作為世界人口第一大國，眾多的勞動人口為我國經濟增長做出了極大貢獻。根據經濟學家的研究成果，“人口紅利”效應是推動經濟增長的一個關鍵因素?！叭丝诶淆g化”作為我國人口年齡結構的一個突出現象，它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成為了許多經濟學家的研究內容。不論是“人口紅利”還是“人口老齡化”都與我國的人口控制制度有著密切的聯系，可以說，近些年來出現的一系列人口現象都與我國的人口政策，特別是計劃生育政策有著密切的關聯。根據新制度經濟學家的觀點，不同的制度安排決定著不同的經濟績效，從而影響著人類的行為方式?？梢哉f，制度是至關重要的。
在我國，計劃生育制度作為一項基本國策，其對于人口變化和家庭生育決策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很多經濟學家也探討了計劃生育政策的實施對于經濟增長的影響，而這一影響途徑是用人口作為中間變量的。近些年來，新家庭經濟學的興起，特別是用微觀經濟原理解釋家庭生育決策的方法和成果的廣泛傳播，為研究家庭行為提供了很好的工具。
另外，近一段時間一個被廣泛討論的名詞――“失獨家庭”，也是本文寫作的背景之一，所謂“失獨家庭”是指獨生子女由于出現了各種意外傷亡，而其父母不再生育或收養子女的家庭。可想而知，這種狀況對于家庭是多么沉重而殘酷的打擊。而且根據有關機構的估計，目前我國至少有100萬個“失獨家庭”，且每年以7.6萬個的數量增加，由此可見我國目前的人口結構和家庭結構的脆弱性和復雜性。不僅如此，計劃生育制度實施以來，雖然促進了我國向低生育率的轉變，為經濟增長做出了很大貢獻，但也給社會帶來了諸多問題。因此，面對這一問題，近年來，許多專家學者分成了兩種觀點，一種認為應該繼續實行計劃生育政策，另一種認為應該逐步放松，甚至取消計劃生育政策。
二、生育決策理論相關研究綜述
家庭生育決策理論是人口理論中的一個重大主題，而經濟學對于人口問題的關注則由來已久。眾所周知，人口與經濟的關系是一個典型的雙向關系，人口變動對于經濟發展有著重要的影響，而經濟發展又推動著人口結構和數量的轉變。
經濟學是研究人類行為的一門科學，而家庭作為經濟的微觀主體之一，更是經濟學家所重點關注的領域，用經濟學的方法來分析家庭活動則推動了一門新的學科，即“新家庭經濟學”。新家庭經濟學主要研究家庭生育決策;家庭成員的就業決策與勞務分工;以及家庭組織經濟問題等。因而，生育決策理論作為新家庭經濟學的一個核心主題，得到了經濟學家們廣泛而熱烈的討論，并建立了若干種家庭生育決策理論模型，用以解釋經濟發展中的生育率變化以及不同經濟條件下的家庭生育決策。
在家庭生育決策研究中被廣泛使用的理論主要包括：萊賓斯坦的“邊際孩子合理選擇”理論，貝克爾的“數量質量替代”理論，卡德威爾的“財富流”理論，以及伊斯特林提出的“生育供給與需求模型”和“生育率臨界假說”。
這些年來，面對國外學者對于生育決策問題不斷涌現的學術成果，國內學者依據本國國情，也提出了一系列富有創造性的解釋和學說。李小平（1992）提出的“期望孩子效用”概念，他認為父母的生育意愿取決于孩子帶來的期望效用，而非實際效用，政府可以通過降低孩子的期望效用來降低父母的生育意愿，從而達到降低生育率的目的。彭希哲和戴星翼（1993）提出了“風險最小化原則”，他們認為風險最小化原則表明我國農村地區夫婦決定是否再生育子女時，其內在的動機是為了分散風險，即通過選擇生育數量來規避風險，使風險得以減弱。應當說明的是，風險最小化原則和效用最大化原則是同一問題的兩個方面，風險最小化原則可以用效用最大化原則的函數式表示，但其最明顯的區別在于政策含義，風險最小化原則要求通過降低風險來降低家庭的生育意愿，國家對少生的家庭進行補償，然而效用最大化原則要求通過提高孩子的成本或降低孩子的效用來降低生育意愿。對于我國落后的農村地區而言，風險最小化無疑更為適用。
周雙超（1996）則認為傳統的成本―效用理論忽視了在經濟發展的不同階段，孩子對于家庭的效用是不同的這一事實，他認為孩子對父母的效用主要包括享受效用和必需效用，而父母對孩子的需求主要分為奢侈需求和基本需求，因而，當孩子是奢侈品時，父母對孩子需求的彈性較大，當孩子是必需品時，父母對孩子需求的彈性較小，因此，對于我國落后的農村地區而言，父母對孩子的需求是基本需求，隨著社會經濟水平的不斷發展，父母對孩子的需求趨向于向奢侈需求轉變。
經典的西方生育決策理論提供了一整套用于研究家庭決策行為的工具和視角，但是它的運用建立在一系列嚴格的假設基礎上，一般的基本假設包括：家庭生育決策以追求效用最大化為目標;家庭中的個體均為完全理性的經濟人;每個家庭中的個體是完全自由的，其對于出生人數和出生間隔完全可以自主決策和控制;孩子既是一種耐用消費品，又是一種生產物品，他具有消費性和生產性;市場環境是完全競爭市場，即商品市場和生產資料市場是完全競爭的。經濟形態為市場經濟和商品經濟，商品經濟關系高度發達且無處不在。
只有滿足以上的假設條件，其通過模型得到的結論才能夠成立，顯然，對于實行計劃生育政策的中國來說，其假設條件并不完全滿足。我國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具有龐大的13億人口，市場經濟制度遠未建立完善，且在廣大農村地區，商品經濟遠未成熟，收入水平還較為低下，存在著自然經濟的殘留思想和觀念。因此，簡單的套用西方經典理論是切不可行的。在研究過程中，需要注重本國國情，從實際出發，靈活地運用和吸收西方生育決策理論，注重不同的假設前提，借鑒分析方法，從而得出符合我國實際的結論和政策建議。
我國的家庭決策和家庭活動具有一些特殊且重要的特點，例如：①父母一般會撫養子女到成家立業為止，即當子女完婚后才會真正脫離父母撫養，因此，家庭撫養子女的時間要長于西方國家。②家庭養育子女成本的內容比西方國家要多，除了一般的費用，通常還包括買房，結婚等費用。③具有濃厚的“養兒防老”的傳統，子女的保障效用極為重要，這源于深厚的傳統思想觀念，較為落后的社會保障體系，以及“家庭養老”的傳統。④我國的家庭，尤其是農村家庭中具有濃厚的“宗族文化傳統”，“傳宗接代”，“人丁興旺”等觀念深入人心，其宗族的生育壓力較為明顯。⑤我國實行的是計劃生育政策，政策控制力度較強，家庭的生育決策空間較小，絕大部分家庭的生育子女數量為0-2個。⑥經濟處速發展中，經濟變革、社會變革、文化變革都深刻而明顯，家庭生育決策的影響因素較之西方國家更為復雜和多變，因此，需要更為多樣且細致的分析。
總而言之，對于西方理論的應用應當重視假設前提，借鑒分析框架，絕不能生搬硬套，更何況，西方生育決策理論中的很多結果尚需實證檢驗，很多理論還存在空白和有待發展之處。與西方經典生育決策理論相對應，我國學者的研究更注重本國的實際和國情，更加關注特殊的文化體制因素對于生育決策行為的影響。但是，我國學者的分析也具有一些局限性，例如，對于理論的重視不夠，多傾向于利用西方現有理論進行實證分析，而缺少對于模型的構建與理論的創新。另外，對于西方生育決策模型的運用缺少前提，片面的運用從而導致錯誤的結論。而且研究多局限于微觀范疇，缺乏對宏觀變量影響的研究。
三、制度變遷與生育決策的相關性研究
根據新制度經濟學的定義，制度有兩層基本含義：一是制度是一種行為規則，它決定了社會主體在社會生活中可以選擇的行動方式。二是制度是人們結成的各種經濟、社會、政治等組織或體制，它決定著一切社會經濟活動和社會經濟關系的展開。按照制度的層次，制度可以分為：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制度的實施機制。制度包含著激勵和約束的雙重功能，制度的變遷推動著人類生產方式，生活方式的轉變，不同的制度安排決定著不同的經濟績效，也對人產生不同的激勵和約束作用，促使人的行為的改變，同時也改變著人的決策方式和權衡關系。
不同的制度安排導致不同的經濟環境，不同的經濟環境導致家庭生育孩子的成本和效用發生變化，家庭中的個體面對著成本和效用的變化會做出不同的生育決策，體現著制度變遷對于家庭生育決策的影響。下面將簡要介紹正式制度與非正式制度的變遷對于家庭生育決策的影響。
曾毅和舒爾茨（1998）主要研究農村對于生育率的影響。他們運用羅吉斯特多變量回歸方法和生命表分析方法進行相關數理統計分析，他們認為在集體所有制的“大鍋飯”體制下，實際上會對農村生育多孩的夫婦給予了一種經濟補償，而的推行則打破了“大鍋飯”體制，客觀上取消了對生育多孩夫婦的補償，從而導致了生育率的降低。通過數值分析，他們得出結論：在改革前期，削弱了生育控制，而在后期使家庭傾向于少生孩子，同時加強了生育控制。王水雄（2002）則通過將博弈論內容引入生育決策模型中，建立了生育的博弈模型，從而證明了在沒有制度控制下，當公共領域中存在大量資源，且實行平均分配制度，人們此時傾向于多生孩子，從而導致了“公地的悲劇”，這表明計劃經濟體制下的平均分配制度將會導致家庭傾向于多育孩子，而市場經濟體制且產權明晰的條件下，家庭傾向于少育孩子。
與此類似，鄭龍真，史清華（2006）通過調查樣本數據，運用博弈分析方法，比較了無制度控制下的農民生育決策行為和有制度控制下的農民生育決策行為。得出在無制度控制下家庭將會選擇多育孩子以爭奪公共資源，在存在制度控制的條件下，人們將會減少孩子的生育數量。張華寧、陳紀平（2009）的研究利用產權經濟分析的方法，通過在人口增長率的統計分析中加入政府產權制度效率參數和計劃生育政策強度參數，通過將實證分析和邏輯推演相結合，得出兩個基本結論：一是由于產權制度的變遷，不同的產權制度導致不同的績效，由于產權界定具有規模經濟性質，隨著產權制度體系效率的提高，導致家庭生育行為的變化，進而導致過剩人口數量逐步減少，人口增長率下降。二是由于產權界定不完全，導致人們擁有多個孩子以獲取更多的公共資源，從而導致“非生產性”過剩人口的增加，進而導致人口生育率的上升。
對于計劃生育制度變革是否會引起家庭生育決策的變化，即是否會引起生育率的反彈，學界基本上呈現兩種態度。顧寶昌（2010）提出改變計劃生育政策，即放開二胎不會引起家庭生育行為的改變，也不會導致人口失控。而朱中仕和陳華（2012）的研究表明調整現行人口制度的時機還不成熟，在短時期內將會引起家庭生育行為的改變，導致人口生育率的反彈。
通過不同學者對正式制度變遷與生育決策的相關問題的分析，我們可以知道正式制度包括產權制度、農業土地制度、社會保障制度、計劃生育制度等社會經濟中的一系列制度都會對家庭生育決策產生影響，進而對人口增長率和生育率的變化產生影響。
四、生育政策對經濟增長的影響研究
根據有關部門的估計，我國因計劃生育政策的實施而少生的人口達到3.38億。同時也大大加速了我國人口轉變的進程，人口轉變是指從出生率和死亡率都很高的狀態轉變到兩者都很低的狀態的過程。根據國際經驗，人口轉變一般要經歷三個階段：一是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長率的階段;二是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自然增長率的階段;三是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長率的階段。[21]在我國，由于計劃生育政策的推行和對生育的有力控制，經過30年時間，我國便進入了第三階段，即通常發達國家處于的階段。與我國相同收入水平和發展程度的國家均處于第二階段，因此，我國人口的迅速轉變無疑是實行嚴格計劃生育政策的結果。
與我國人口轉變過程迅速推進相伴隨的是人口老齡化加劇和“人口紅利”效應，按照聯合國的劃分標準，在全部人口中，60歲及以上人口占總人口比重超過10%，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超過7%，即被稱為老齡化社會。據此推論，由于2000年65歲老人占總人口的比重為6.96%，我國已經進入了老齡化社會。根據預測，到2050年我國老齡化水平將超過20%，成為名符其實的“銀發國家”，這對于我國的長期經濟增長將會產生復雜的影響。
在人口老齡化的同時，我國的經濟增長也長期受到“人口紅利”的積極影響。“人口紅利”是由聯合國人口基金會于1998年正式提出的。根據標準的定義，“人口紅利”是指在人口轉變的過程中，老年人和未成年人占總人口的比重較低，這種總人口結構呈現“中間大，兩頭小”的特征使社會負擔較輕，勞動力供給充足，儲蓄率和投資率處于高位，且絕對量不斷增長，另外，家庭的人力資本投資也不斷增長，從而有利于經濟的高速發展。
很多經濟學家都對“人口紅利”的增長效應進行了研究和檢驗。其中，蔡P（2004）通過運用經濟增長因素分解法得出，東亞奇跡中大約有四分之一應歸結于人口結構因素。同時，他認為大約23.71%應歸功于人口紅利的作用。汪小勤（2007）認為高的勞動參與率會促進儲蓄率和投資率的提高，進而加速經濟發展。王德文，蔡P（1999）的研究表明少兒撫養比、老年撫養比對儲蓄率的回歸系數為0.109，-0.113，且均顯著。一般而言，年輕化的人口年齡結構可以推高儲蓄率，主要因為工作人口的比重增加導致收入增加，從而導致儲蓄增加，而且，年輕人的儲蓄意愿和能力也較高。
計劃生育政策的實施，促進了家庭生育行為的變化，進一步引發了人口轉變，產生了“人口紅利”效應，根據預測，在2000-2030年間，勞動負擔系數在50%以下，在2030-2050年期間，勞動負擔系數將逐步上升，到2050年將上升至64.36%，屆時，我國將由“人口紅利”轉變為“人口負債”。
由此可知，21世紀的前30年，將是我國利用人口紅利促進經濟增長的重要機遇期。因此，對于人口紅利的研究就顯得格外重要。在當前學者對于人口紅利的研究中，既出現了許多成果，也存在著一些局限性，主要包括：一是對于人口紅利和經濟增長相互關系的研究，多側重于將人口因素、人均收入、人均GDP等指標相聯系。而人口紅利對于產業結構、區域經濟結構、分配結構以及就業結構的影響的分析較薄弱。二是對于人口紅利對于經濟增長的傳導作用與傳導途徑的分析較模糊。三是進入21世紀以后，我國出現人口老齡化與人口紅利并存的階段，這一特殊的人口現象對于經濟增長的長期影響如何，也值得深入研究。
[參 考 文 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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