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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經濟背景范文1
【關鍵詞】經濟全球化；世界經濟格局；多極化
世界經濟格局多極化發展是經濟全球化背景下的顯著特點，是冷戰之后冷戰之后世界格局發生演變，以及最終形成的背景首先考慮的因素。因為經濟全球化對世界格局的多家花發展具有雙重作用。經濟全球化的過程本質上是充滿矛盾的過程，是一個矛盾的統一體。既有多樣化，又有單一化；既是分散化，又是集中化；既是本土化，又是國際化；經濟全球化是一個悖論，是一個相反相成的過程。正是由于這些原因，決定了經濟全球化不僅不會阻礙世界格局的多極化發展，而且變成了世界格局多極化發展的現實基礎。
經濟全球化的核心是經濟生活向國際化、社會化不斷發展的過程。經濟全球化現代意義上應該是發端與工業革命之后的19世紀末。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以及由此形成的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基本完成了向全球擴張的過程。在這一歷史推進過程中，歐洲是世界的中心，歐洲列強是經濟全球化的主宰者、推動者，以及世界政治的“主人”。不過，以歐洲為中心的國際政治格局并不意味著單一的全球性歐洲帝國的形成。
二戰以后，美國走上了世界舞臺。美國的經濟總量超過了世界的一半，憑借強大的政治影響力，美國對世界經濟施加影響，從而形成了以美國為首的美國霸權。二戰以后，在美國的主導下，經濟全球化進程再次啟動，并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更廣更深的領域發展。20世紀80年代以來，國際主要戰略力量受到南北方力量、東西方力量失衡的影響，很多發展中國家在經濟實力減弱的情況下，出現了內部分化，有一些國家投入了資本主義經濟陣營；國家在巨變之后實行資本主義模式的市場經濟；中國等社會主義國家以及一些發展中國家向市場經濟轉軌，很多國家逐一加入了世界貿易組織。這些使90年代以來的新一輪世界經濟全球化浪潮在內容、范圍、規模，還有經濟生活國際化、社會化的水平方面，都達到了從未有過的高度。以美國為主的歐美發達國家，仍然是新一輪經濟金融全球化的主導。簽署了作為超級大國的解體，是在兩極格局瓦解之后出現的，這樣就更加助長了西方國家借經濟全球化，推行全球統一化的企圖。然而，盡管美國等西方國家充分利用經濟全球化帶來的有利條件維護自己的政治霸權、經濟霸權，其企圖的單極世界格局也未能如愿以償。兩極格局解體的最主要原因是世界政治、經濟發展的不平衡規律，而就是由于這一規律的持續作用，使得產生于兩極格局時期的多極化加速發展，促使冷戰之后的世界力量進入“序列易位和要素重組”的新階段。
以上分析可以得出下面的結論：世界政治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在歷史上推動了世界格局的變遷，而且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仍然對世界格局的演進起著決定性作用。
首先，科學技術的發展，煥發出強大的社會生產力，使大國實力發生“序列易位”的幅度和可能性都比以前增大。信息科技的發展為經濟全球化提供了便利的條件，使大國之間的競爭不是在相互孤立的狀態下進行，而是參與綜合國力的戰略競賽。世界經濟的不平衡發展，促進了世界各國的多元化，而世界各國的多元化正式世界經濟多極化的基礎。
其次，經濟全球化擴大了發展不平衡規律的適用范圍。由于建立在現代信息技術和科學技術基礎之上的全球化作為一種市場力量，將所有國際政治經濟都納入統一的發展進程，使得發展水平和歷史傳統迥異的國家在統一起跑線上競爭，通過在全球范圍內的生產要素配置、資源配置，促進了世界經濟的發展，同時使世界經濟從以少數歐美國家為中心，演變為世界經濟增長中心的多元化，為后來居上的國家創造了空間，從而產生不平衡規律的全球化。
冷戰結束以后，世界經濟全球化深入發展，世界格局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但是民族國家仍然是當今世界格局的最基本單元，并且在可預見的將來，仍是世界構造的最基本元素。
首先，世界經濟全球化從政治領域來看，是一種制度安排。全球化不能超越人們的觀念獨立發展，尤其是在文化意識和政治制度方面，它是在現有的基本格局和國際秩序下發展的，只能與現有制度在相互作用中產生新機制。
其次，經濟全球化在很大程度上是對國家的保護。國家從一開始就是，而且至今為止一直是經濟全球化的重要參與者。經濟全球化作為一種客觀進程，為國家提供了展示力量、展示活動的舞臺。
再次，經濟全球化不會造成全球文化的同質化。以美國為首的歐美各國，利用經濟全球化推動文化價值的普世化，但是發展中國家為維護民族特性和民族傳統表現出強烈的對抗心態。全球化趨勢不僅不會影響到文化的民族性，反而會使文化上的民族性差異比以往更加突出和明顯。經濟全球化確實會對國家產生一定影響，但是作為構成世界主體的國家的本質沒有發生改變。
通過以上分析，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雖然經濟全球化趨勢發展迅猛，但是國際經濟體系中的主體仍然是具有不同利益的國家，他們構成了世界整體，是經濟多元化的基本元素。目前，世界上形成和出現的政治一體化、經濟一體化，都不會取代利益多元化，充其量會變成對利益多元化的某種協調。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企圖建立由他們為首的“單極”世界格局，將“單一”價值觀構筑成世界新秩序，不可避免的與國際政治多元化產生嚴重的沖突和對立。
從目前來看，世界經濟格局的多極化發展是大勢所趨，人心所向。世界上越來越多的國家，都主張建立多極化經濟格局，反對任何國家把自己的意志強加給他國。與此同時，各大國都紛紛公開表態，表達建立多極化世界格局的主張。1997年，法國總統希拉克公開發表聲明，認為不斷發展的歐洲各國和中國要在世界經濟多極化發展格局中發揮作用。1998年，俄羅斯前總統葉利欽公開表示，由一個國家獨霸的世界是不可能的，多極化發展是最民主、最明智的國際社會體制。1999年7月，敘利亞總統公開表示，應該創建一個多極化世界，不容許任何一個國家影響這一趨勢的發展。由此可見，美國企圖建立的“單極”世界格局收到了世界各國的強烈反對。這一切表明，世界經濟格局多極化發展是大勢所趨、人心所向，是符合世界各國人民訴求的正確反映。面對這一態勢，美國人也承認，世界霸權收到內外許多條件的限制，“其深度有限”?？傊?，世界經濟格局的多極化發展是不可逆轉的歷史洪流，不論霸權主義多么不可一世，都不可能阻止這一趨勢的發展。
參考文獻：
[1]茲比格紐布熱津斯基.大棋局[M]，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4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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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綠色經濟；東北地區；產業結構；優化方式
近幾年，中國經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發展，在這樣的背景之下，作為老工業基地的東北地區也在探尋新的發展出路。綠色經濟是世界范圍內普遍認同的發展模式，成為東北地區產業結構變革的新視角，探尋兩者的有效結合成為筆者研究的核心。希望通過本次探究結果能夠推動東北地區的產業結構得到有效調整，推動東北地區經濟朝著健康的方向發展，重新展現老工業基地的風采。
1綠色經濟概述
綠色經濟最早由英國的經濟學家皮爾斯提出，他在1989年出版了一本《綠色經濟藍皮書》并在書中首次提出綠色經濟的概念。綠色經濟的主要內容有以下幾個方面：環境友好型經濟、資源節約型經濟、低碳經濟、環保經濟和循環經濟。自此以后有多個學者紛紛從不同角度對綠色經濟發展進行研究。雖然在綠色經濟的定義上沒有達成共識，但是關于綠色經濟的核心內容卻理解一致，即是以環境友好型、資源節約型和循環經濟等為主要特征。綠色經濟體現的理念是以人為本的發展方式。綠色經濟的核心思想就是最大化給人類謀求福祉，降低人類生存的成本，增加人類的生存收益。從上面的分析不難看出來，綠色經濟的實質就是降低成本，給人們提供環境友好型和資源節約型的產品，提供能夠滿足社會需求的產品，增強高質量的供給、擴大有效的供給，減少無效的供給。從需求方面來分析綠色經濟就是引導綠色投資、綠色消費和綠色進出口貿易。
2簡析東北地區產業結構存在的問題
分析東北地區的產業結構，從投資項目上來看，東北地區發展戰略主要是著眼于資本或資源密集型產業，卻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民眾普遍收益的小項目。從投入要素結構方面分析，通常是偏向資源消耗高的項目，讓環境問題逐漸明顯。從東北地區現階段的經濟發展模式分析，還是以資源密集型為導向的重工業為主，缺少周轉速度比較快、競爭活力比較強和可變資本相對高的其他產業。東北地區現在所面臨的產業結構問題日益凸顯，概況起來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2.1產業結構單一并且層次比較低，產業或者產品的科技附加值不高。東北地區因為長期受計劃經濟的影響，以及地理位置、地區礦產資源優勢的原因，在產業結構上表現出僵化的情況，經濟調整的速度非常緩慢，日積月累，東北地區的產業結構制度的發展漸漸處于我國的落后水平。通過調研發現，東北地區的第二產業占生產總值的近一半，工業也在40%以上。表明東北地區的產業結構過分依賴于工業的發展，其結構層次比較單一，致使東北地區的工業層次相對低，表現為產品單一，創新型、高科技、高附加值的產品較少。分析第三產業發現，服務業的層次水平也比較低，隨著勞動力成本日益增加，所面臨的成本問題也日漸嚴重。2.2即便東北地區的一些產業規模比較大，然而彼此之間的關聯性和依賴性不強。東北地區的工業表現出大而不聚的特點，并沒有形成高關聯性的集群化。東北地區大多以國有企業為主體，即便產業的規模較大，但是國有企業實行壟斷機制，所以產業結構的擴散效應很難得到發揮，非常不利于形成綠色產業鏈。2.3產業內人才規模和產業規模不適應。通過調研發現，東北地區人才的留存率太低，東北生源的人才不愿意回家鄉工作，而外地的優秀人才也不愿意選擇到東北地區發展，在人才鏈上形成了一個惡性循環。所以雖然產業的規模巨大，但是其中的人才規模與產業規模差距非常大，最后還是會帶來產業規模萎縮的情況，讓產業結構逐漸變得不合理，同時產業的效率也被逐年降低。2.4很多產業的創新能力不足，產業沒有核心競爭力，產業結構在升級方面存在很多困難。長期以來，東北地區的主要產業的核心技術、大型成套設備、核心元件和零部件都是依賴于進口。所以，沒有自主創新的能力成為限制東北地區產業發展的桎梏，嚴重影響著產業升級和技術突破。
3分析東北地區產業結構的綠色化優化
綠色經濟不但可以優化產業結構，給廣大企業帶來較高的經濟效益，還能夠減少資源浪費和污染的排放，給企業帶來可觀的社會效益和環境效益，可謂一舉多得。要想推動東北地區的產業結構向著綠色經濟的方向發展，就要做好以下幾方面的工作：3.1協調、平衡產業結構。結合東北地區產業結構失衡的現狀，根據綠色發展的要求協調所有部門和諧發展，共同促進經濟發展的要義，結合經濟發展的需求，應該努力加大對第三產業的扶持力度。現代服務業作為綠色經濟發展的重要基礎，必須得到高度的重視，要努力發展東北的現代物流業、金融業、信息和咨詢、文化產業、培訓業等。3.2建立綠色產業鏈，形成綠色產業結構集群。應該打破東北地區的國有企業的壟斷形勢，推進產業規模的擴散效應。首先要協調、平衡產業結構，同時明確服務業的發展增長點，在此基礎上，東北地區綠色經濟發展還應該盡力實現省市間和地區內部之間的生產要素和物質資料的優化配置。利用東北地區深厚的農業和工業優勢建立農業生態園和工業生態園，進而實現上下游的良好銜接，最大限度地節約資源，有效的節約成本，從而大幅度地提高收益。3.3綠色化產業結構優化，要加快步伐建設高新技術產業，不斷提高產品的附加值。應該努力優化產業結構，讓資源、政策傾向于高新技術產業和現代服務業，適當的減少初級、低層次的加工業。并且要充分發揮市場經濟在資源配置中的主導作用，大力去除產能，讓資源的配置更加符合市場的需要。3.4鼓勵綠色經濟創新與創業，任用人才合理化、綠色化。在綠色經濟背景下，創造新的發展和就業機會成為占領未來經濟競爭優勢地位的法寶，同時也是提升經濟發展質量和效益的有效途徑。東北地區一定要發揮在機器人和人工智能應用方面的優勢，積極發展“物聯網”、“云計算”等產業，不斷明確發展的重點，加強先進科技的研究，努力實現產業結構的升級發展。同時要加大優秀人才的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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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我們似乎可以以經濟、社會發展對法律進化的要求來理解經濟法的出現了，然而，以上所有的分析卻并沒有解釋作為一種具有發展自主性的法律現象，經濟法是如何在法律變遷過程中凸現自身的——因為，法律作為一個相對獨立的制度裝置，其演化不僅取決于各種社會力量、組織結構等概念潛能之間能動的相互影響，它的發展還有其內部的動力機制（相對于作為外界因素的經濟利益與政治權利結構來說），即自身發展邏輯。于此，我們要解釋法律自身特性的變化和發展，就必須尋求在法律內部發揮作用的因素。[62]而這對于經濟法來說，就是它如何在法律的自主變遷中成為現實。
誠如韋伯所言，“現代化”是人類社會普遍經歷的一次“理性化”過程，法律的演進作為社會進步中的一個元素，也經歷了理性化的洗禮。形式理性的法律制度在產生于并進而促進資本主義發展的同時，也隨著資本主義的進一步發展滋生出自身再實質化的可能，最終在20世紀經濟法的產生實現了這種轉變。
（一）法律的形式理性及其實質化
1.韋伯的形式理性法律思想
韋伯的法律社會學思想是如此重要，以至于近一個世紀以來，人們涉足于這一領域對法律現代化進行研究時，都不得不涉及由他所設定的形式理性（formal rationality）與實質理性（substantive rationality）范疇。他在解釋現代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何以在西方文明崛起時，除了認為只有基督教新教中所包含的文化基因（世界觀、倫理觀與企業動機）才有可能發展出并有助于現代市場經濟之外，[63]又提出一個實質命題，即：現代西方以“形式化、邏輯化和理性”而彰顯的法制，是作為一種同樣理性的經濟制度的資本主義運行的一個近乎必要的條件。[64]這里，韋伯將西方資本主義經濟法制稱為“形式理性”的法律。一個形式理性的法律制度創制一套自主的、普遍的規則，其適用依賴于通過特有的法律推理來解決具體沖突的法律職業群體，這樣，形式理性就在規則與實踐層面表現其特征：其一，法律作為一套規則的自主性，不僅有別于和獨立于諸如道德戒律、宗教信條和政治原則等規則制度，而且其規則內容也強調由當事人的自由意志決定，排斥外力的干涉；其二，法制由擁有專業法律知識而非行政、政治或道德等知識技能的專業人才來進行獨立的操作，嚴格遵循形式邏輯的推理。
形式理性法在規則上的特征，實際上就是法律規則的體系化與形式化。（1）通過具體的立法、行政和司法活動以及個人對法律理性的和經驗的運用，法律發展成為一個日臻完善的規則體系?！绑w系化意味著：建立所有由分析所獲得的法的原則的聯系，使它們相互之間組成一個邏輯上清楚的、本身邏輯上毫無矛盾的和首先是原則上沒有缺漏的規則體系，也就是說，這種體系要求，一切可以想象的事實在邏輯上都必須能夠歸納到它的準則之一的門下，否則，它們的秩序就失去法的保障”，[65]在這樣一個規則系統中，概念是對事實的高度抽象，規范是概念的組合，規則、結構按嚴密的邏輯體系排列，完整而和諧，通過演繹推理，任何一個法律問題都可以得到確定的答案。這種思維模式已成熟到這樣一種程度，它“表征著一切經過分析得出的法律判斷的統合，這些法律判斷的統合方式構成邏輯清晰的、內在一貫的、至少在理論上是非常嚴密的法規體系。顯而易見，一切可以想見的實際情況都必須邏輯上被包含在其中，以免他們的秩序缺乏有效的保證?！盵66]（2）形式理性法律在規則層面上往往僅規定個人之間普遍的聯系方式和原則，基本上不涉及實體內容，因而為個人自治保留制度化行為空間。實體的法律事務，在這種制度形式下，意味著已授權個人按照法律規定的方式和原則自主地安排和實施，亦即所謂“法不禁止即自由”。[67] 近代民法確立私法自治原則，法理上假設個人，在每項經濟交易中，對于個人的利益，應該而且具有本能自己照顧，不必國家公力的積極協助為前提，而尊重當事人的意思，作為形成法律關系的準據。[68]
而實踐層面的形式理性化，就是法律推理的普遍運用和法律職業的科層制。（1）基于“抽象闡釋意義的法律分析方法”是創建形式主義法律規范的惟一方法。[69]根據給定的法律規則，運用推理可以判斷行為的法律后果，所以，每一個具體的裁決都是把抽象的法律規則運用于具體的法律事實的結果。（2）由于抽象化思維的復雜性、高技術性以及法律體系本身的龐大與嚴密，只有受過嚴格、專門訓練的職業法律家才能掌握它，包括律師，也包括法官。由此，法律職業群體在社會中可以享有較高的榮譽，并獲得一種自治地位。由于形式理性的嚴格要求，除法官、律師外，其它外行人不能隨意依據宗教、倫理、價值原則、政策標準對依據法律作出的純形式判斷指手劃腳，這種自治要求司法是獨立的。[70]
2.現代法之形式理性實質化
但是，即便是在韋伯描述形式理性的制度體系的同時，他也暗示了“法的再實質化”的可能性，而這種可能也終于在本世紀隨著福利法制國家（the welfare and regulatory state）的到來而成為現實，人們開始質疑法律形式理性的完備，并轉而強調作為一種有目的的、目標導向的干預工具的實質理性法律制度。
一方面，“法律以其自以為合理的制度形式存在著，但法律本身卻不是目的”，[71]于是，這種對工具理性的過分強調導致了對價值理性的忽略。但是法律畢竟與各種計量制度不同，法律是有價值取向的，當行為在遵循某項法律規則時，行為人實際上是在有意無意地以規則背后的實體價值或普遍意志為其行為的取向，這種情況在行為的意向超出了規則的適用范圍而不得不求助于立法目的時就突出地表現出來了，這時對行為的評價不再局限于“意思自治”、“契約自由”等形式要求，而是要求行為人對普遍的市場交易倫理正義的遵守，也就是在追求自我目的的同時還要服從社會價值與實體正義。
另外，由于形式理性主張法律條文的“邏輯自足”以及堅持連續性的方法論規則（法律三段論、法律解釋規范），當缺乏某個下位概念時，可求助于其上位概念演繹出解決案件所需的具體概念，因而其法律操作系統是從抽象到具體而不是相反，是“顛倒的法”，既不能適應社會變遷所導致的法律漏洞的解決，又排斥支配或指導法律實踐過程的觀念、思維和學說，其保守性不利于法律的發展和實質正義。[72]這種純粹的形式理性遭到了包括利益法學、自由法學和批判法學等學說的批判。而且，運用法律規則進行演繹推理，是以法律規則的明確性作為前提的，可是相對于實踐中復雜多變的行為與事實，法律規則并不總為明確，正如科恩所言，“要使法律……成為一個完全的演繹制度，是永遠不會成功的”，于是形式理性的法制也就不可能得到徹底的貫徹。
正是基于對現代法律“形式理性危機”的思考，學者們開始試圖解釋法律向實質理性進化的內在理路，并揭示這種演進的決定力量以及發展歸宿。諾內特（P.Nonet）和塞爾茲尼克（P.Selznick）借助于法律制度的“內在”變量來說明法律變遷，提出一種包含壓制型法（repressive law）、自主型法（autonomous law）和回應型法（responsive law）三個演化階段的發展模型，按照這種理論，回應型法是法律形式主義危機的結果，是從法律形式主義危機中涌現出將目的性和（政治）參與結合在一起的新的法律形式。[73]而“批判理論”的主要代言人哈貝馬斯（Jurgen.Habermas），則試圖通過強調法律與社會結構之間“外在”的相互聯系，標示出社會演化的諸階段，并分析這些階段與道德——法律發展之間的關系，他的這種模型發展了“社會組織原則”的不同階段，法律則體現為“理性結構”歷史序列的制度化身。與哈貝馬斯秉承同樣的進路，盧曼（Niklas.Luhmann），運用一種三階段的演化方案，將社會區分為分割的社會、分層的社會和功能分化的社會，并對不同社會組織類型提出相應的法律秩序類型，形式理性的法律危機產生于從分層社會向功能分化社會的轉變，它源于形式理性之實在法系統不能勝任功能分化社會的復雜性。[74]與以上三者不同的是，德國學者圖依布納（G.Teubner）統合了法律系統的“內在”和“外在”變量，首先將回應型法中并存的企畫和參與兩種傾向加以抽象，概括出“反思理性”概念，然后導入盧曼的法的自我參照性“反思機制”概念與哈貝馬斯的社會“組織原則”概念，最終構筑了“反思型法”的模型，用以改善法制與社會的結構性銜接方式。[75]
昂格爾在論述法律與現代性時，提出“福利——合作國家”理論，認為“福利主義”即加強國家對社會生活的干預，不是按照形式正義的原則，而是按照實質正義的原則對社會財富進行再分配，法律提供相應措施保護處于不利地位的群體來抵銷現存不平等的嚴重影響；同時法律推理日益從形式性即嚴格以規則為依據轉變為由目的或政策決定，法律推理在決定如何適用規則時依賴于如何才能最有效地促進規則所要達到的目的；而“合作主義”即國家與社會、公共與私人領域的逐漸接近，表現為社會法的發展打破了傳統的公法私法劃分。[76]
（二）尋求一種超越形式理性的實質正義
1.法律規則的實質理性化
自韋伯用“邏輯性形式理性（Logically formal rationality）”[77]描述資本主義法律制度的特征以來，在人們的觀念里，作為私法的民法以其“自治理念”，[78]很恰當地表現了法的這種形式理性：法律作為一個保護個人權利的自主體系，它把自己的作用限制在界定行為的抽象性領域，以保證對私人利益的自主追求，所以，它在規則框架中，并不關心當事人在大量可供選擇的關系中決定究竟選擇哪種關系，而是完全尊重個人的意思自治，并嚴格排斥國家權力的介入，將實質價值判斷交于私人行動者來決定，其中，民法所堅持的契約自由、絕對所有權以及過失責任原則最大限度地標示了它的這種價值偏好。顯然，這種形式理性法律確立的自主活動領域，為私人行動者的行動設定了邊界，有助于自然資源的流動和合理配置，結果自然就成為資本主義自由市場經濟發展的動力源泉，而反過來，經濟發展的這種要求也促使了私法的勃興。但是，在盧曼看來，這種法律秩序由于缺乏一種能勝任于專門的社會子系統之間在相互聯系中而產生的進行計畫并制定社會政策的要求的概念裝置，從而潛伏著因其無力考慮實質正義諸多問題而遭至顛覆的危險。
資本主義的發展證實了盧曼的擔憂是有先見的，隨著壟斷的形成以及福利國家的出現，法呈現出一種偏離形式的“再實質化”（dematerialization）趨勢，也即所謂“形式理性的危機”。在哈貝馬斯關于組織化資本主義的合法性理論中，通過分析國家干預在解決那些原本是經濟上的危機的作用以及國家在資本主義中的角色變化，認定形式法律理性危機的出現與一種外在現象——現代國家干預主義的出現緊密相關。而在諾內特和塞爾茲尼克的法律進化理論中，“自主型法”作為市場經濟、形式化的私法體系，在國家不斷矯正市場匱乏、執行經濟政策和社會政策的情況下受到破壞，一種新的法律形式——“回應型法”隨之演化生成。于此，形式法的“實質理性化”實質就是法律領域內發展出來的必然結果，它主要表現在特殊主義、結果導向、工具主義的社會政策路徑以及從前自主的社會進程正日益變得法律化。[79]
顯然，形式理性的實質化過程是對應于全新的制度結構和組織結構的：它不僅要求法律判斷和道德判斷的整合，還需要法律參與和政治參與的整合。在這一整合進程中，經濟法的出現適應了實質理性對法律制度演化所提出的要求：（1）為彌補市場的不足和維護經濟運行秩序，法律需要對經濟行為和社會行為進行集體規制來制止市場主體的恣意。于是，在規范主體行為的具體方式上，經濟法一改傳統民法不入個人自由之“領地”的做法，將關注點從自主轉向規制，它不限于為自主的私人行動劃定領域，而是通過明確實質性規定來直接規制社會主體行為。（2）由于政治系統（國家的政府組織）需要承擔確定實現目標、選擇規范性手段、規定具體行為以及實施戰略規劃等責任，作為實質理性的經濟法就顯得愈加重要——因為它能為市場決定的行為模式和行為結構提供工具性修正，并在對市場經濟提供糾正干預的過程中實現自身的外在社會功能，而這種功能實現又決定了法律秩序響應社會控制的能力。（3）實質理性承擔的社會功能以及它為國家干預提供的正當理由，為經濟法不同于傳統私法中形式規則占支配地位的內在結構提供了最好的注腳：經濟法是通過各種規制、標準或原則來實施有目的行動規劃的，其內在結構從傳統民法追求形式正義的規則導向轉向了現代實質法追求實質正義的目的導向。
2.經濟法追求的實質正義價值
正是由于實質理性的法律制度是隨著日益增強的國家規制而涌現出來，所以它通常與市場機制中的國家干預緊密相聯。比如，當經濟實體在市場上形成壟斷時，必然要求政府運用行政的、法律的手段對市場主體的壟斷行為進行規制，這種要求在制度上的表現就是反壟斷法，它直接體現了國家干預市場的目的、手段及后果。另外，由于實質理性法律的設計旨在具體情勢下實現特定目標，因而比形式法更趨于一般性和開放性，也更具有獨特性。[80]“其要義不在如民法般抽象地設定和保障某種權利，而需對萬變之經濟生活及時應對，以求興利避害，促使經濟盡速平穩發展”，[81]所以，它不象形式理性法去追求法的機械適用，而更多地是為適時而需，實現社會范圍內的實質性、社會性的正義與公平。
在法的歷史過程中，正義的發展從形式正義（formal justice）、校正正義（Corrective justice）、報應正義（Retributive justice）、分配正義（Distributive justice）、一直到社會正義和實質正義（Substantive justice），[82]其中，與法律的普遍性相聯系的形式正義，要求同等的人應當受到同等對待。近代大陸法系各法律部門所確立的形式正義，主要從兩個方面典型地表現出來：一是法律規范本身的邏輯體系形式之追求，以近代民法為代表，試圖構建“歐幾里德”式的法律規范體系，建立“類科學”的法律制度；二是在具體法律的實施中，強調同等地對待所有情況相類似的人，以契約為代表的民事法律行為是這種形式平等的典型表現。由于將這種形式正義思維方式推至極致，大陸法系各國因此而忽略了社會運動和現實生活中各種情況的具體性和復雜性。
實質正義強調針對不同情況和不同的人予以不同的法律調整。它放棄了試圖建立永恒正義的努力，而是根據社會發展的內在要求和多數人的實在需要來確定法的規范及其適用。在經濟社會化條件下，對具體情況的特殊性法律調整愈顯重要，法律行為包括傳統私法中的合同行為不斷獲得直接國家意志性，越來越具有實現特定公共目的之意義。
相對于形式理性私法對形式正義的要求，經濟法之實質正義不僅僅要求實現平等對待，而主張采取對特定主體在形式上、表面上不公正但求達到結果和實質公正的措施，這種措施可以是法律規定對于不同的主體有所傾斜，也可以規定得模糊不具體，要求執法者根據實質正義在適用具體或不具體的法律規范時進行自由裁量。“在經濟法中，從有關經濟管理、經濟活動到維護公平競爭的規范和制度，無不要求主體的行為既符合法律規范本身的規定，而且行為后果也不違背該規范的內在精神和合理預期，合乎實質正義之價值?！盵83]
比如，在最能體現私法自治的契約法中，傳統私法強調契約自由，容許當事人就其間權利義務關系作出自由約定，而僅在維持公秩良俗及社會倫理所必要的范圍內加以強制性的限制。[84]于是，如果一項契約義務發生爭議，那么法律僅僅關心契約是否符合某些形式的、一般的和客觀的要件，而對其社會效果漠不關心，允許當事人去產生。但是在二戰以后，由于社會經濟形勢的變遷，契約自由原則面臨新的境地，誠如紐曼（F.Neumann）剖析：
“契約易淪為逼退自由競爭的工具，連帶地限制契約規則與一般法律規則與經濟范疇的契約之適用……契約自由的概念逐漸轉變，由意味著同等強弱的對手交換平等價值之社會概念，進入一種正式的法律概念，既促成了壟斷式資本主義的體系之發展，更于此體系中迫使契約與一般法律淪為‘臣屬于壟斷力之下的’次要角色。” [85]
于此，契約自由本身蘊涵的“自我毀滅的種子”，使它在促進各種市場勢力放任、泛濫的同時，自身傳統的 “意思自治”成為強者壓迫弱者的工具，尤其是在雇傭契約、勞動合同以及所謂附合契約、格式合同中體現最為明顯。此時，經濟法正好修正了這種缺陷，相關的市價管制，企業營業許可限制，市場支配地位濫用之禁止以及消費者、勞動者權利的保護措施，努力保證了契約當事人具有平等的“討價還價”能力，并使其服從“公共責任”機制。這些經濟法規范均為求匡正傳統私法自治中形式正義的不足，實現社會正義與實質公平。
（三）法律解釋中的大眾話語要求
1.王?，F象及《消法》第49條之適用[86]
1995 年3月，公民王海在北京某商場購買某商品后，發現該商品為假冒，即依《消費者權益保護法》（以下簡稱《消法》）第49條規定向商場提出索賠要求，此案成為《消法》自1994年頒行以來首次消費者索賠案件。之后，王海便辭去工作，集中精力專門從事打假索賠，他的“知假買假打假”屢獲成功并受多人效仿，在社會上引起巨大爭論，被稱為“王?，F象”。
實際上，王海“知假、買假和打假”所倚仗的無非就是《消法》第49條的懲罰性賠償規定。根據該條規定：“經營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務有欺詐的，應當按照消費者的要求增加賠償其受到的損失，增加賠償的金額為消費者購買商品的價款或者接受服務的費用的一倍?！比欢谒痉ú块T對該法條所進行的解釋的不同，導致了司法實踐中對王?！爸儋I假打假”行為判決的不規范性。
第一個問題在于，消費者如何定義？知假、買假者是否包含其中？若按形式理性所要求的法律推理對《消法》第2條[87]和第49條進行嚴格解釋，則“消費者”應區別于一般商品購買者或接受服務者，其重要特征在于“出于生活需要”，而根據王海大量購進假貨、購貨又為了索賠等因素可以認定，王海購物非“出于生活消費需要”，因而王海不屬于消費者。[88]相反，有一種觀點認為，“顧客到商店購物就是消費者，至于其購買的動機和目的，可能涉及道德問題，但不屬于法律問題，不宜深究?！盵89]甚至，“凡是從經營者手中買到商品的，都可以稱作消費者。消費者不一定是所購商品的最終消費者。……比如說，商場從進貨者那里買到偽劣商品，也同樣能索賠。”[90]依據這種解釋，知假買假者亦屬于消費者。
第二個問題在于，如何認定銷售者的欺詐？消費者知假、買假時銷售者應否承擔賠償責任？法學界有不少學者認為，王海知假買假時，他與商家都對對方實施了欺騙，根據誠實信用原則與《民法通則》關于意思表示不真實民事行為無效的規定，法律不保護故意受欺詐者，由此王海不能主張對方的欺詐使自身權益受損而要求加倍賠償。“盡管懲罰性賠償的‘懲罰’作用超越了矯正正義的范圍，但‘賠償’本仍然是對受欺詐者的私法救濟，而不能對那些為打擊假冒商品而‘知假買假’的人進行獎勵。一個人既然聲明自己在識破欺詐之后作出了購買商品的決定，他不能在事后主張自己受到欺詐而應當得到賠償?！盵91]但是，又有人提出，如果一概認為對“知假買假”不予適用懲罰性賠償，又將面臨如何定義“知假買假”的問題。對此，許多商家主張，消費者若以一個“理性人”所應有的謹慎，在對商品進行識別與檢查就能發現其有假而進行購買時，即可認定為“知假買假”。但是，“理性人”標準在法律上并沒有一個精確的說明，它通常取決于法律規范、司法實踐及普通人的價值觀，而這又深深地烙上了“精英”法官們的意志。恰如赫伯特伯爵在《理性的人》一文中所言：“英國普通法不厭其煩地虛構出一個神話般的人物——理性的人。他是一種理想，一種標準，是我們要求優秀公民具備的品德的化身……他像一座紀念碑矗立于我們的法庭上，徒勞地向他的同胞們呼吁，要以他為榜樣來安排生活……”[92]于此，作為一種理想標準，采用它來要求精明商人隨時關注自身利益也許是公正合理的，但對于普通消費者來說似乎要求過于嚴格。
由此可見，王海“知假買假”后進行的索賠能否獲得勝訴，實際上就取決于法院對上述兩個關鍵法律問題的解釋。若依形式理性的法律解釋，則必須遵守法律職業精英階層根據法律推理作出的三段論結論，即基于私法理論，對“消費者”概念及“知假買假”獲賠償的正當性作嚴格解釋，從而將王海排除在消費者之列，知假買假也無從得以賠償。但是，上述的解釋無疑忽視了消費者權利的特殊性，無法在司法實踐中給予消費者特殊保護，進而造成了嚴重的利益失衡。于是，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到，消費者權利與傳統民法上的權利在性質上的不同，后者是基于“經濟人對經濟人的平等關系”，而消費者權利是以生產者與消費者之間強弱懸殊的不平等關系為基礎的，其目的在于對消費者之弱者地位予以補救，與其說是權利，毋寧說是“作為弱者的消費者的失地回復的手段”，因此，《消法》自然應當強調對消費者權益的側重保護，以“矯枉過正” 的手段來平衡消費者與經營者之間的利益沖突與不平等，于此，《消法》突破了傳統民法形式理性規則的限制，而在更多的司法實踐中，法院也在參照《消法》立法精神與利益衡量的基礎上，對第49條作出“知假買假”亦予保護的擴大解釋。王海也正是基于此而獲得成功索賠。
2.司法實踐中法律解釋理念的轉變
世界經濟背景范文4
落了單的老太太能找到年輕英俊的小伙子聊天，本是件很高興的事情。可是，館里的一位中年館員看不下去了：這年輕人怎么這么沒有禮貌，竟然這樣坐著和仍然站著的外國貴賓說話？他氣憤地沖到我們面前，重重地一巴掌拍在我們之間的桌子上，并怒喝道：“站起來!”然后，揚長而去。
老太太深感錯愕，還以為那人是公安局糾風辦什么的，鬧得我站著跟她解釋了半天，她才意味深長地說：“真的嗎？你們中國人可真是太客氣了?！?/p>
幾年以后，我在剛剛對外開放的海參崴參加北太平洋城市學術研討會，俄國朋友說年前就有過中日俄少年夏令營在海參崴舉辦?！皬南牧顮I看，你們中國人很富有哇，了不起!”我聽了心里非常受用。當時蘇聯行將解體，經濟已在崩潰，對改革開放已取得初步成效的中國有羨慕之情也是理所當然的。我把這種心情在同團的美國人面前表露無遺。
后來，我在東京碰到了帶隊參加過那次夏令營的日本人才意識到俄國人的贊揚原來有弦外之音。混熟了以后，日本人才告訴我說：“和日俄隊員不同，中國隊員都穿著嶄新漂亮的衣服，不過，每人好像就這么一套，從不見換洗?？峙略枰膊皇敲刻於紱_的。因為怕弄臟了衣服，所以什么勞動都不伸手?！?/p>
你可以對日本人的偏見表示憤慨，但是，她畢竟是說了直話，而且，所說的也不是沒有根據。
當時我們剛剛對外開放，有一批孩子要出國了，我們考慮的自然是國家的形象問題，給他們穿上漂亮的新衣服，自然就是天經地義的事情。然而，夏令營主要是為了培養孩子自己動手和與人共處能力的，并不是展示小王子和小公主們的地方。本想通過孩子們的光鮮衣服為國爭光，結果卻適得其反，就好像那位圖書館員對貴賓的態度和表現一樣。
當然，這都是多年以前的舊事了。自那以后，中國對外開放的步子邁得又快又大，已在多層面多方位與國際接軌，迎來送往已經非常頻繁。現在，這一歷史大趨勢更是達到了全盛期：全世界最為趨之若鶩的莫過于首都北京――為求名或慕名而來的全球各地的人們，幾乎在一夜之間都擠進了北京的大街小巷。
盛情款待遠方的來客是中華民族的優秀傳統。也正是為了展示這一傳統，同時，也為了向世人展示我們的實力，中國投入了巨額的資金。盡管我們是奧運史上人均國民收入最低的舉辦國。我們還是讓工廠停產，汽車停駛，為的是讓客人能呼吸上一口新鮮的空氣。我們贏得了世人的喝彩，我們可以滿意地說上一句:“世界呀，我們對得起你！”
只是，當我們傾全力款待客人、營造自己形象的時候，我們是否仍在做著類似于讓孩子穿新衣服、怒喝家人起立的事情呢？
比如，我們迫不及待地向客人述說我們聰明絕頂的國民、悠久燦爛的文明、輝煌的成就、傲人的業績、偉大的前程，這些當然很好，只是，我們的談話對手會怎么反應呢？這里好有一比，你去人家家里做客，主人滿嘴都是家里多么富有、兒女多么聰明、妻子多么賢惠，你會如何感想？相反，若主人很謙遜，不諱言自家的不足，你會因此而看低別人嗎？其實，國家間的事情最根本的也就是人際間的事情，道理是一樣的。
或許，我們太過于追求完美無缺。完美無缺，不僅不可能，也不可取。一兩根凌亂的頭發，一兩句嘻笑幽默的話語，不僅充滿生活氣息，甚至可能產生意想不到的美。
【原載2008年第30期《中國新
世界經濟背景范文5
關鍵詞：近代
浙北
接軌
上海
近代上海開埠后，憑借其地理、經濟等方面的綜合優勢，取代廣州成為對外貿易第一大港和中國舉足輕重的經濟中心城市。鄰近的浙北地區作為其主要腹地之一，積極利用上海城市經濟和外貿經濟發展帶來的有利形勢，加快農業專業化生產規模、水平的提高，從而繼續在全國農業經濟發展中保持領先的地位。圍繞上海外貿經濟和城市經濟發展這一中心，浙北地區大力發展農副業，積極擴大棉花、蠶桑等經濟作物種植面積，使農產品商品化程度在原有基礎上得到了進一步提高，形成幾個生產相對集中的農產品專業生產區，并帶動了商業的發展和市鎮經濟的進一步繁榮。上海開埠后，本地區調整了傳統的以國內市場為主，以絲、棉織造為核心的農村傳統手工業生產模式，積極依托上海，開托國際市場，擴大出口貿易，促進傳統農業向近代農業轉型，密切了上海都市和浙北農村雙向互動的經濟關系。，以上海為龍頭的“長三角經濟圈”進入了飛速發展時期，剖析歷史時期浙北地區社會經濟接軌上海城市經濟和貿易經濟發展的歷史軌跡階段，可從一個側面，展示“長三角經濟圈”形成有著深厚的歷史基礎；同時，也為浙北地區及其它地區在新的歷史時期深入搞好接軌上海，參與“長三角”經濟大發展提供有益的經驗與啟示。
一、 依托上海，利用區位和資源優勢，大力發展對外貿易
浙北地區主要是指湖州、嘉興兩市。本地區地處杭嘉湖平原，歷史上便是著名的蠶桑產區。因對外通商的限制，近代以前本地產品以內銷為主。由于廣州一口通商，造成浙北地區的生絲出口須長途運輸運至廣州，運費成本極大，利潤微薄，制約了本地產品的出口貿易，本地區產品主要依賴國內單一市場，制約了本地相關經濟規模的擴大和商品化程度的進一步提升，所謂“在海通以前，銷路限于國內，僅供織綢之用，即今日所謂之用戶絲，其行銷范圍既小，營業不盛?！?。①開埠前后，上海的特殊的地理位置及優勢被外部世界充分地認識和重視，它處于中國海岸線的中點，長江的入?？诜奖阈軛l件——沿海航運、長江航運和內河航運的四通八達；擁有廣闊的腹地——長江三角洲地區和以長江為紐帶的整個長江流域的大腹地，在對外貿易的帶動下迅速發展起來的。開埠后，上海被推上了中國向世界開放的中心。上海開埠后，作為一個通商口岸，發展需要大量的出口物資為后盾，而當時國外對我國的絲綢產品特別青睞，因此浙北在絲綢資源方面的優勢在上海具有特別的競爭優勢和前景。
上海開埠后，在發展對外貿易中地位和作用迅速凸現，使得自明清以來積累起來的浙北地區以絲綢為主導的經濟發展潛力、張力的實現有可能。自明清以來，立足于本地蠶桑業發展興起的烏青、練市、菱湖、雙林、南潯 、新市等等專業市鎮對浙北絲綢資源起著有效的整合作用，并為與上海經濟關系的發生、發展奠定了有效的資源基礎。據國外權威材料記載，中國出口生絲幾乎人都產于浙江北面的三個府：即杭州府、湖州府、嘉興府，而湖州府的產量較其它兩府為多。上海開埠后，對外貿易直線。浙北地區絲綢開始直接銷售與洋行，運輸成本的降低，浙北絲綢經濟在上海對外貿易中優勢地位的確立。在浙北湖州，“湖絲出洋，其始運至廣東，其繼運至上海銷售?！雹趯ν赓Q易新局面的形成，國際市場巨大的產品需求，促使本地區自覺地進行產品輸出調整，依托上海，大力發展外貿經濟?！拜嬂锝z乃運滬直接銷與洋行，實開正式與外商交易之端?！雹蹚拇水a銷趨于鼎盛，蠶事乍畢絲事起，鄉農賣絲爭赴市。所謂“小賈收買交大賈，大賈載入申江界，申江鬼國正通商，繁華富麗壓蘇杭。番舶來銀百萬計，中國商人皆若狂。今年買經更陸續，農人紡經十之六。遂使家家置紡車，無復有心種菽粟?！雹軗妨嫌涊d，上海開埠頭四年，光湖州絲業中心南潯運往上海出口的輯里絲，就占上海生絲出口貿易55%。為了積極組織產品和原料，滿足由上海出口國外的需要，上海開埠后，浙北積極發展以生絲交易為主的初級市場。如南潯鎮“其絲行有招接廣東商人及載往上海與夷商交易者，曰廣行，亦曰客行。專買鄉絲者曰鄉絲行，買絲選經者曰絲行，另有小行買之以餉大行曰劃莊，更有如鄉絲代為之售，稍抽微利，曰小領頭，俗呼曰白拉主人，鎮人大半衣食于此。”⑤再如菱湖鎮“小滿后新絲市最盛，列肆喧闐，衢路擁塞?！雹薅貙俸蝺筛臑跚噫?，“各鄉所產細絲一名運絲均由震澤經行向本鎮絲行抄取，發車戶成經 ，轉售上海洋莊，名曰輯里經?！雹叽朔N情況在浙北地區的農村集鎮尤其是中心市鎮普遍存在，波及整個太湖流域?？梢?，近代浙北與上海的關系，首先是一種資源優勢與區位優勢有機結合的產物。
二、大力優勢農業，推進農業專業化生產和產業化進程
由于經由上海港生絲出口通達順暢，使蠶農從中獲得了巨大的收益，從而極大地調動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促進了本地區蠶桑業的發展和生絲產量的提高。在浙江長興縣，乾嘉時期蠶業并不旺，由于上海開埠后出口銷路暢通，蠶業迅猛發展，成為當地主要的來源，“歲入百萬計”。⑧即使受農民戰爭的，在上海港生絲出口需求持續擴大的吸引，湖州府連一些山區也受利益的驅動，開始興桑育蠶，“向時山鄉多野桑，近亦多栽家桑矣。”⑨再如安吉縣“邇來山鄉亦皆栽桑?！雹夂h“向時邑人治絲者尚少，今則栽桑遍野，比戶育蠶，其利甚大?！?1
為了保證生絲需要量供給，本地區進一步擴大植桑業發展的力度，并將桑秧業從植桑業中分離出來，促進了桑秧業生產的專業化，以便更好地提高桑葉質量，進而帶動生絲質量的提升。桑苗的生產在浙北地區以海寧、崇德、桐鄉為主，其次是吳興德清、長興等地。海寧以周王廟為中心，有苗圃五千畝，產苗量最高時達2000萬株。崇德、桐鄉以同福、亭橋、靈安三鄉的天荒蕩為中心，約有苗圃3200畝，產量最高時達1000萬株。12
此外，植桑業需要肥源，于是又促進了畜牧業、漁業、榨油業的發展。蠶業的發展甚至還帶動了本地區竹器制造業和燒炭業的發展。
本地區棉花生產在近代以前并不多見，但上海開埠后，在市場利欲的驅動下，本地區的棉花種植面積也不斷擴大，尤其是在嘉興地區一帶，主要集中在平湖、海鹽、海寧等縣，在三縣又以平湖縣的棉花種植面積最多，達到181250畝，占全縣耕種面積的36％。除棉花外，本地茶葉生產數量和規模也有了較大的發展。如湖茶所產多為炒青，湖屬長興、安吉是主要的產茶區。長興縣顧渚的紫筍茶早在唐朝即立為貢茶，該茶為國際所知名，在國內外市場均很受歡迎。市場需求的擴大，帶動了茶葉生產的發展。本地安吉縣的孝豐地區（時為孝豐縣）也是主要的產茶地區，產茶面積達到23866畝。另外，德清、及湖州市郊也有相當地區生產茶葉。
通過圍繞上海城市經濟與外貿經濟，浙北地區在價值的作用下，農產品商品化程度進一步提高，出現了相對集中的專業化商品性農業生產區，自覺地調整了單一農業經濟的格局，逐漸形成以蠶絲業為主導的農桑漁牧副各業全面發展的綜合經濟發展新格局。這種經濟發展新格局的形成，不僅有利于更好地策應上海外貿經濟與城市經濟發展的需要，為上海內外貿易的發展和城市經濟的繁榮，提供了各種有利條件和動力。而且也帶動了浙北地區自身內部經濟交流開展，進一步密切了浙北地區自身的經濟聯系，提升了浙北區域經濟的一體化水平。
三、積極改進傳統手，提高產品的技術水準，增強產品的市場競爭能力
近代上海開埠，不僅影響了本地區傳統的農業生產，促使其進一步朝著專業化方向發展，同時也極大地影響了的傳統手工業生產。在上海外易經濟與城市經濟發展的雙重作用和影響下，浙北面向國內市場，以絲、棉織造為主的農村傳統手工業的生產和經營模式面臨了新的挑戰與發展機遇，呈現出了新的發展趨向，即以出口為導向，逐漸轉向國際市場。為此浙北地區自覺改進傳統手工業，更新技術，努力提升產品的競爭能力，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自大量生絲經由上海港源源外銷，浙北地區的蠶絲加工業，無論規模還是技術，都有了顯著發展。蠶戶將蠶繭抽絲后，為改善生絲的質地，進行再加工，即把已繅過之絲再搖制。南潯等地的絲商為迎合國外絲織業的技術要求，將買進的土絲按等級分發給農戶或小作坊再繅制成經絲，因專供出口，人稱洋經絲。在歐洲市場如法國里昂，未經再加工的絲每公斤售價47法郎，而再繅絲則值6 3法郎。浙北蠶絲產區手工繅絲業因此業務繁忙，南潯一帶尤負盛名，法國、美國各洋行都來購求，需求的擴大促使技術進一步完善提高，又增加生產了方經、大經、花車經等新品種，加工技術水平不斷顯著提高?！斑儊硌笊藤徑浘悠浒?，潯地絲兼經行者為多。經之名有大經、有絞經、有花車經等名，凡做經之絲，必條紋光潔，價亦勝常，故鄉人繅絲之法日漸講究?！睋嵉乜疾斓耐馍逃涊d，南潯主要生產的是上等生絲，是附近所產再繅絲的交易市場。技術水平的提高，還可從從事生產的工人工資提高得到證實，從事專業化生產的技術工人一般工資較高，“每兩工資十文 ，熟手每日可繅三兩至五兩 ，每日可獲工資五十文?！?3手工繅絲業技術水平的提高，最有力的體現是在該地形成了知名生絲品牌“輯里絲”。該品牌的影響力與價值可從一則材料加以說明，“嗣后因南潯、震澤輯里大經盛行，洋莊絲(指未再繅制絲—引者)無形淘汰。向之代洋莊收絲之客行，亦紛紛改為鄉絲行，收買白絲售與潯、震之經絲行，搖為輯里大經。嗣后又有做成格子稱為花經，專銷美國者。斯時南潯附近各鄉居民及震澤、黎里一帶，約有車戶二三千戶，每家平均約有車四部，每部小車每日出經十兩。每百兩為一經，每十五經成為一包?！?。所謂“當輯里大經蜚聲歐美之時，大約以一百零六七兩之白絲搖為純經百兩，故其時貨品均高，外洋甚有信仰，每年出口達一千余萬元之譜?！?4巨大的技術附加值，推動了當地手工繅絲業的激烈競爭，從而促進了生絲生產技術的全面進步。即使在19世紀80年代上海機器繅絲業發展起來后，南潯等地的傳統手工繅絲業仍然有著較好的發展業績。
手工繅絲業技術的發展，產品的新開發，還帶動其它相關手工業生產的發展。如生絲再加工時，約有10%—15%的亂絲產生，進而帶動了手工捻制絲線業的發展。湖州等地還有人利用這種亂絲織成外表似棉花的綢料，取名棉綢，1880年前后年產約3000匹，取得了良好的經濟效益。
明清以來，棉紡織業一直是浙北農民傳統的家庭手工業。棉織業主要以嘉興地區較為發達，如嘉興的風涇、魏塘、新塍、王店等地，不僅上就較有名聲，且在近代以后還得到了較好的發展。如王店的紗布遠銷各地“行于蘇松衢諸郡，遠及關東，商賈輻輳，收買無虛日?！?5嘉興各地所產的棉布主要有棉布、黃草布、苧布、麻布、兼絲布、紗布、白布、水紗、灰料、線布、紫花布、余冬布、白草布等等，但總體情況不如絲綢行業。湖州地區種植棉花不多，如南潯主要是從外地購入棉花原料，獲取加工利潤。所謂“四鄉之人，自農桑外婦女毀尚焉，推車蹋弓紡線織機，率家有之。村民入市買棉歸諸婦，婦女日業于此?！?6其制成品主要有大布、小布、棋花布、錦布等。
四、形成服務上海外貿和城市經濟、聯接兩地經濟的商人群體
上海開埠后，為了更好地促進本地各色資源和產品的出口，更好地服務于上?？诎督洕c城市經濟發展的需要，促進浙北地區社會經濟的發展，本地形成了服務于上海發展需要、聯接兩地社會經濟發展的商人群體。由于受上海開埠的，浙北地區商人隊伍的傳統結構發生了深刻變化，在區域經濟發展中的地位與作用不斷增強。明、前清時期，浙北地區的商人以坐商為主，行商較少（活躍在本地區的行商主要是外地商人，如徽商、廣商、閩商等），在區域經濟中的地位和影響力不大，更談不上全國的影響力。但上海開埠后，這種情況得到了有效的改觀。
由于在上海的出口商業中，“絲業最為大宗”，而“出口生絲幾乎全部產于浙江省北面的三個府，即杭州府、湖州府、嘉興府”。因此大批浙北地區商人尤其是湖州絲商，積極利用毗鄰上海、水陸便捷、熟悉生絲貿易及依托原料產地諸多優勢和有利條件，積極拓展生絲出口業。如顧福昌在上海開埠不久就“薄游滬上” ，開設壽泰絲棧和豐盛絲行，“首先經理夷務”，是最早在上海經營生絲外銷的華商之一。陳熙元于50年代初至上海，不久成為著名的“絲通事”，并自設裕昌絲棧，事業不斷發展，被譽為“中西絲商依之如長城”。劉鏞也是剛“甫冠”即與同邑邢賡星合資設正茂及恒順絲經行，“不數年而業大起”，后獨自設立劉貫記絲棧，至同治初年“已埴財數十萬，號巨富”。上海開埠后經營生絲外銷的絲棧、絲號基本上由湖州幫所創設。在1876年上海的75家絲棧、絲號中，湖州幫開設的就達62家之多。1882年湖州絲商黃佐卿創辦了上海第一家繅絲廠公永和絲廠。不久，湖州商人楊信之創辦了延昌恒絲廠。湖州商人沈聯芳除擁有浙江上海恒豐絲號外，又先后創辦并經理上了海振綸洽記繅絲廠、恒豐繅絲廠等，成為絲業界的頭面人物之一。湖州絲商莫觴清20世紀初經理著上海久成、又成、恒豐3家絲廠。在上海形成的強大的湖州絲商集團，陶水木教授稱之為“湖州商幫”，也叫“潯商”。這一時期，浙北地區的商人在上海除了主要經營絲業外，也積極向面粉、針織、燭皂、榨油、食品、制藥等新興發展，拓展了上海近代工業領域。1911年嘉興人陸費伯鴻等創設了上海第一家獨立的制藥廠即中華制藥廠。在新興的面粉工業中，1902年湖州絲商顧敬齋與人創設華興面粉廠，1906年朱葆三創辦中興面粉廠，湖州籍著名買辦王一亭在1907、1909、1912年與人創辦了立大、申大、大有3家面粉廠。發展到后期，浙北商人還向房地產和業拓展。
大量的事實充分說明，上海開埠后，大量浙北地區的商人，主要是湖州籍商人，積極依托本地的資源優勢，利用上海作為聯接對外經濟、拓展對外貿易的窗口和橋頭堡的功能和特點，積極參與上海經濟的發展，極大地推動了上海社會經濟的發展，并在此過程中大大加強了上海與浙北地區社會經濟的聯系，架起了兩地社會經濟聯動發展的橋梁，在活躍兩地經濟、發展兩地經濟乃至社會文化關系方面發揮了特殊的積極作用，在聯接經濟發展與都市經濟發展方面作出了有益的探索。
“湖州市鎮毗鄰上海，而一些遷居于上海的湖州‘買辦’、‘通事’大絲商對于發家的祖籍之地，仍保持著密切關系，還在家鄉市鎮修建了別墅?！谑呛葸@些市鎮地列入了上海市的衛星市鎮范圍內。湖州交通暢達，水陸交通直達蘇滬杭。在經濟文化上與上海等地聯系繁密……?！?7
上?？诎督洕陌l達，還直接帶動了本地區市鎮經濟的繁榮。由于本地區的區位、資源及產品優勢，也由于以湖州商人為主體的浙北商人積極參與上海經濟發展，帶動了本地區經濟的持續發展，從而促成了本地區市鎮經濟的持續繁榮與發展，使本地區市鎮擺脫了傳統市鎮近代衰落的命運?！敖系囊恍┦墟偨欢扔兴ヂ渲畡?，而湖州市鎮一直保持著不衰而繼續發展，多得力于蠶絲的生產與銷售，因為近代絲、絲織品的出口貿易仍在發展著，這樣推動著湖州絲綢的生產與貿易。歷史上湖州地區的經濟發展與外向型經濟發展有著密切的關系?！?8又如浙北地區的新市鎮因經濟發達，成為湖州府東南部的重要商業市鎮，有“小上?！敝雷u。19
近代浙北地區農村經濟立足特色、綜合發展格局的形成，農業和農村手工業的的近代轉型，本地區市鎮經濟的繁榮，均與近代上海的發展密切相關。它依托上海的內外貿易樞紐港地位，通過調整生產結構、優化流通渠道，提高技術水準，以市場為導向，較快地、較好地參與了世界市場，暢通了進出口貿易，從而有效地避免了在國內其他地區常見的一旦手工棉紡織業衰敗，整個農村經濟迅速凋零的困境，使農村社會經濟的發展有了較好的延續性。這對我們在新的歷史時期，特別是加入WTO后農業經濟的發展，仍然具有積極的指導意義。
在新的歷史時期，浙北地區只有繼續緊跟世界經濟發展的步伐，積極調整、優化農業產業結構，提高農業經濟發展的含量，積極推進以出口為導向的高效農業的發展，融入以上海為龍頭的“長三角經濟圈”，努力建立與“長三角”都市經濟發展需要相適應的農業產業化經濟新格局，才能實現浙北地區農村經濟乃至整個社會經濟的深入、持續發展。
注釋：
①②民國《南潯鎮志》卷33《風俗》。
③劉大鈞：《吳興》，經濟史所，1939年，第121頁。
④溫豐：《南潯絲市行》，《南潯志》卷31，第2頁。
⑤同治《南潯鎮志》卷24《物產》。
⑥光緒《菱湖鎮志》卷11，《物產》。
⑦民國《烏青鎮志》卷21，《工商》。
⑧同治《長興縣志》卷8，《蠶?！?。
⑨同治《湖州府志》卷33，《物產》。
⑩同治《安吉縣志》卷8，《物產》。
11 光緒《平湖縣志》卷8，《物產》。
12 《中國實業志》第二編；全國經濟委員會蠶絲改良委員會：《1936年調報告》。
13、14 彭澤益編：《中國近代手史資料》三聯書店（北京）1957年，第2卷，第80—82；第82頁第；
15 光緒《梅里志》卷七，《物產》。
16 同治《南潯鎮志》卷24，施國祁《吉貝居暇唱自序》。
世界經濟背景范文6
推進自主創新
吉林強調，要以推進自主創新和發展綠色經濟為契機，加快轉變發展方式。要大力推進自主創新，特別是突出抓好中關村國家自主創新示范區建設。通過示范區建設抓緊形成一攬子鼓勵創新的政策體系，切實把首都人才、科技優勢轉化為產業優勢，激活和釋放城市的創新試點帶動發展方式轉變。通過深化各項先行先試的改革試點工作，把中關村建設成為具有全球影響力的科技創新中心。
北京市發展改革委主任張工在市發展和改革工作會主題報告中提出，2010年，北京在促進自主創新上，首先是要強力打造國家自主創新示范區。創新中關村管理體制。要抓緊出臺中關村自主創新示范區發展規劃，統籌謀劃“一心兩帶多點”的產業空間布局，推進園區管理體制改革。其次，加快推進先行先試。深入推進股權激勵、職務發明、知識產權質押貸款、間接費用列支等創新試點，進一步爭取擴大中關村先行先試的領域和范圍。同時，進一步強化政府支持。支持整合政府產業投資，以5年不少于100億元的規模，加強對重大科技產業化項目和產業聯盟的支持；繼續擴大政府采購自主創新產品的領域和規模，全年采購總額超過40億元。高水平運作新能源和環保、電子信息、生物醫藥及高技術服務業等4只創業投資基金；扶持處于初創期、成長期的創新型企業發展。再次，要大力推進科技成果產業化。支持企業與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合作，推進TD-SCDMA、閃聯、數字電視、手持電視等一批自主標準的產業化，進一步完善以企業為主體的自主創新環境。鼓勵企業、產業聯盟承接國家重大工程，承擔國家高新技術產業示范工程。積極推進新能源汽車產業，加快推進新能源、信息網絡、生命科學、新材料、環保等領域成果產業化，加快物聯網、綠色印刷等新技術應用，培育新優勢產業。
發展綠色經濟
推進發展方式轉變的另一途徑是大力發展綠色經濟。吉林指出，發展綠色經濟是首都的功能定位，資源稟賦使然，是轉變發展方式的必然要求。最近，北京市委市政府研究通過《綠色北京行動計劃》，提出構建綠色生產、綠色消費和生態環境三大體系，關鍵是要抓好落實，力爭把北京建設成全國乃至全球的綠色經濟中心。
北京市發展和改革工作會主題報告中提出，2010年，在綠色北京建設上，北京將重點推進6方面工作：
一是多方式、多措施提高城市森林覆蓋率?；窘ǔ?1處新城萬畝濱河森林公園主體工程。繼續建成一批重點生態工程。通過推進一批重點生態工程，構建山區森林體系。
二是構建結構合理、技術先進的生活垃圾處理體系。對新建、改建和擴建的居住小區和社會單位全部實行生活垃圾和餐廚垃圾分類收集。啟動一個循環經濟園建設，推進三個生活垃圾焚燒廠建設，加快建設兩個生活垃圾綜合處理中心。
三是加快清潔能源和新技術示范推廣。力爭建成一批亮點工程。繼續制定《節能節水環保產品技術推廣目錄》，推進一批示范工程。淘汰污染嚴重的小化工企業和落后生產工藝及設備，退出40家高耗能、高耗水、高污染企業。
四是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積極推進機關辦公用房和居民住宅節能改造，加快推進商場合同能源管理，推進供熱系統節能技術改造，推動能效電廠建設。建設智能交通管理系統三期工程。在九個區縣城鄉居民和機關事業單位推廣高效照明產品1200萬只，基本實現全市居民家庭和公共服務領域綠色照明。
五是加快循環經濟試點城市建設。推進綠色發展示范區建設。開展循環經濟試點區縣和循環經濟試點鎮建設。在新規劃的重點區域打造低碳示范園區。啟動一批低碳生態社區建設。
六是完善節能減排制度和社會引導機制。建立重點污染源動態監測平臺。研究制定主要耗能產品和大型公共建筑能耗限額標準。制訂節約型學校、企業和辦公機構量化評價標準。試點排污權交易，研究碳減排交易機制。
建好產業功能區
吉林強調，北京要以高端、高效、高輻射為方向，更加注重產業結構調整。北京市委全會確定了做優一產、做強二產、做大三產的產業結構調整思路，重點是要大力發展生產業、文化創意產業、高新技術產業、現代制造業等高端產業。
北京調整產業結構要抓好產業功能區建設。今后國家間經濟競爭的主體是城市，城市間經濟競爭的主體是產業園區，這是一種趨勢和機遇。目前，北京產業功能區的發展面臨最大的問題是在行政區劃束縛下，一定程度上存在著小、散的問題，資源未充分利用，也影響到生產要素流動。
在市發展和改革工作會主題報告部署的工作中，2010年，北京將積極推動產業功能區轉型升級。把提升重點產業功能區作為推動地區經濟發展的重要抓手和載體。理順重點產業功能區和行政區域管理體制，充實提升產業園區管理團隊，增強園區建設、招商和運營服務統籌發展能力，釋放園區發展活力。集中精力抓好高端產業功能區建設。在北京新的布局規劃中，城北要依托中關村、未來科技城等，做大做強信息服務業和科技服務業，城南要依托亦莊經濟技術開發區、大興生物醫藥基地、豐臺園等，做強高端制造業一東部地區要依托CBD、臨空經濟區等，大力發展生產業和高技術制造業；西部地區要通過永定河水岸經濟帶、首鋼地區改造建設，打造現代商務文化創意產業和總部經濟新區域。集中力量搞好中關村、亦莊、經濟技術開發區管理體制創新，加快推進重點區域成片開發，高水平謀劃、高層次推進，大規?；瘜嵤?，大力培育支撐首都經濟發展新的增長體。
培育產業鏈
做好產業結構調整要抓好產業鏈培育，實現產業融合發展。吉林指出，融合度越高的產業和企業抵御外部風險的能力越強，北京在產業融合方面尚待挖潛。北京第三產業占比高達75.8％，服務業業態豐富，覆蓋了生產、生活各領域，產業融合有良好基礎。另外，首都經濟一個突出特點是央企云集，全國央企總部的四分之三集中在北京，他們幾乎都是所謂的混業經營融合發展業態。北京如何發揮這些資源優勢，有兩個可考慮和推進的維度，一是空間維度，即促進業態相同或相近的產業集群發展，加強產業配套和優勢互補。二是產業鏈維度，以產業鏈為核心，降低配套成本，實現互利共贏、共同發展。吉林說，既往重視引進發展的多是單個企業和單一環節，未形成產業集群和上下游產業鏈配套。在今后產業發展中，
則要更加重視對產業鏈的培育，在產業融合過程中，形成有規模的產業集群。
在市發展和改革工作會主題報告所提出的具體工作安排上，北京2010年將安排35億元左右資金，實施帶動性強的產業項目。北京將著力催進文化創意產業大發展。要扶持具有首都特色的文化產業。充分挖掘歷史文化保護區資源，扶持具有首都特色的文化產業。鼓勵參與奧運創意和策劃的企業進軍國際市場，鼓勵民間資本進入文化產業，大力培育品牌文化演藝活動。同時，著力推動生產業集聚發展。出臺促進生產業發展政策，編制本市生產業股權投資基金實施方案及管理辦法，研究組建生產業(總部)聯盟，籌備中國國際服務交易會。此外，要繼續推動重大項目建設。研究推行重點企業“一企一策”。培育百億元的大型企業和一批“專、特、精、新”的小巨人企業，形成一批有影響力的創新企業群。重點支持高端裝備和有自主知識產權和市場前景的產業培育，促進優勢產業大發展。加快推進重大項目建設。推動重大項目落地。
吉林強調要積極培育產業鏈整體建設，克服單一產業、企業，單一鏈條和環節的缺陷，通過產業鏈上下游互動發展，形成具有強大的產業鏈帶動效應和產業融合效應的產業集群，增強產業鏈整體競爭力和抗風險能力，促進產業和企業持久健康發展。
發展總部經濟
做好產業結構調整要抓好總部經濟發展。吉林強調，總部經濟是首都經濟的重要支撐，是提高城市國際影響力，邁向世界城市的重要載體。目前，總部企業資產總額占全市總資產的46.9％，四分之三的央企總部集中在北京，這對提升北京的經濟輻射力和資源配置能力意義重大。發展總部經濟是首都地位使然，更是提高首都新的吸引力使然，要堅定不移走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