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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紅利帶來的影響范文1
隨著我國老齡化進程的逐步加快，近幾年來，我國沿海地區出現的“用工荒”現象成為社會各界廣泛關注的焦點，由此帶來的用工成本上升和制造業轉移的問題更引發了各方的深入思考。因此，加大制度創新，使經濟增長方式由主要依靠投入向主要依靠生產率提高轉變已迫在眉睫。
1 人口紅利概念的提出
人口紅利這一概念最早是由國外的經濟學家在對日本20世紀50年代至70年代以及東亞地區國家20世紀60年代至80年代創造的經濟奇跡研究時所提出的。Bloom 和 Williamson通過對東亞1965年至1990年的人口數據和1990年至2025年數據的預測及經濟數據的分析證明了人口紅利為東亞經濟奇跡貢獻達到了1/3。經濟學家Andrew Mason 在Bloom提出的人口紅利基礎上進行了更進一步的完善。
我國學者對人口年齡結構變化帶來的人口紅利現象也做了深入研究。蔡P、于學軍等學者具體界定了人口紅利的概念，指出在人口變動過程中，會形成一個勞動年齡人口比重較高，而少兒和老年人口比重較低的局面，總人口呈現出“兩頭小，中間大”的結構，使得勞動力供給充足，社會負擔較輕，人口生產性強，儲蓄率高，這一對經濟發展十分有利的“黃金時期”，就被稱為“人口紅利”。
2 人口紅利的基本特征
（一）高勞動參與率
勞動參與率是指在一定區域內經濟活動人口（包括就業者和失業者）占勞動年齡人口的比重，是衡量人們參與經濟活動狀況的指標。在人口年齡結構轉變的不同階段，勞動年齡人口增長與總人口增長之間并不一定存在同步性。其主要表現為：當勞動年齡人口增長慢于總人口增長時，勞動力供給的下降將帶來社會總負擔的加重，進而引起人均產出水平和勞動參與率的下降；反之，當勞動年齡人口增長快于總人口增長時，勞動力的豐富供給將帶來充分就業，那么就意味著經濟社會具有較高的勞動參與率，即勞動年齡人口優勢的充分發揮實現了人口紅利對經濟增長的推動作用。
（二）低社會撫養比
低社會總撫養比是人口紅利時期最為顯著的特征。社會總撫養比由少兒撫養比與老年撫養比兩部分組成，因而人口紅利亦是由少兒人口紅利與老年人口紅利兩部分組成。少兒人口紅利是由于生育投資不足而轉化的一種負債消費，這種負債消費方式在未來是需要加倍償還的，并且必然會加重未來的人口負擔；老年人口紅利則是由于生育投資過度而形成的一種預期回報。雖然少兒人口與老年人口在社會總負擔人口中是一種此消彼長的關系，但是少兒撫養比和老年撫養比在時間上的變動與方向上的變動卻具有相對的獨立性。
（三）高儲蓄率
莫迪利安尼的生命周期假說認為，人口的轉變過程是個人生命周期的變化代際更替關系。一個社會的人口年齡結構發生變化，則邊際消費傾向也會隨之發生變化，當一個經濟社會進入人口紅利時期，勞動年齡人口的比重增加，則消費傾向降低、儲蓄率上升，最終帶來資本積累給經濟增長帶來積極的增長效應。因此，高儲蓄率是人口紅利的另一個重要特點。1949年以來，除了“”和“”的影響外，我國的儲蓄水平伴隨著經濟的發展和國民收入的增加而呈現不斷上升的趨勢。
3 人口紅利減弱背景下我國經濟增長對策
（一）改革戶籍制度，促進勞動力合理有序區域流動
促進勞動力的有序流動是充分利用人口紅利的必然條件。然而，由于受到城鄉二元結構的影響使得我國勞動力的合理流動受到了一定程度限制，因此，我們要實施具有區域差異的就業政策、改革以戶籍管理為核心的政策制度、完善公共服務及社會保障等措施來實現勞動力的合理流動。積極推進戶籍管理改革制度，引導勞動力跨部門、跨地區的合理有序流動，改善勞動力市場的配置效應。因此，戶籍管理制度的改革不僅能夠給勞動者提供平等的就業機會，而且能夠充分發揮人口紅利的效應。
（二）全面開發和提升勞動者素質
加大基礎教育的投資力度，完善教育體系的建設規模。東部地區為了避免人口紅利過快衰退，需要繼續學習發達國家先進的技術、管理知識和理念，提高勞動力的綜合素質，從而為該地區創造人力資本，并根據勞動力供給數量的變化合理調整產業結構，保持勞動力資源對經濟發展的支撐作用。而中西部地區在利用本地不斷轉移的大量農村勞動力來承接東部地區大量勞動密集型產業的前提條件下，為了提高勞動力的有效投入，需要加大本地區的教育投入，不嗵嶸農村勞動力轉移培訓的質量和層次，擴大人力資本的存量，從質量上發揮人口紅利的作用。
（三）適時采取延長退休年齡制度
隨著人口預期壽命的提高，一些國家已經將退休的法定年齡逐步提高。退休年齡的延長直接為我們帶來兩個特別明顯的經濟效益：一是低齡老年人口繼續工作，增加了勞動力的供給。二是退休年齡延長，使得一部分贍養的人群轉變成了勞動力人群。低齡老年人口具有豐富的工作經驗，在健康狀況允許的情況下，這部分人群可以為社會創造更多的財富。目前，在我國勞動力充足的狀況來看，延長退休年齡可以作為計劃，在我國未來5-10年內，可以根據職業、技術水平、健康狀況，逐步推行延長退休年齡制度。
參考文獻
1.馬春文，武赫.人口紅利對經濟發展影響的實證研究[J].統計與決策2012（23）：22-25.
2.蔡P.人口轉變、人口紅利與劉易斯轉折點[J].經濟研究，2010（4）：42-45.
3.黑田俊夫.亞洲人口年齡結構變化與社會經濟發展的關系[J].人口學刊1993（4）：36-39.
人口紅利帶來的影響范文2
談話一方是美國CBS電視臺記者羅斯，一方是如日中天的蘋果公司總裁庫克。
訪談由記者的提問開始：為什么蘋果公司不把生產線從中國遷回美國？是不是因為中國工人工資低？
庫克斷然否定。
記者羅斯（以下簡稱記者）顯然不滿意這個答案：如果不是因為低工資，那是什么原因呢？
庫克淡定地回答：是技術。
記者很是詫異：技術？
庫克：沒錯，技術。
記者顯然不相信這個解釋：中國工人的技術比美國工人更優秀？比德國工人更優秀？
庫克：是的，讓我講清楚，中國非常重視制造業，也就是你我所說的職業技術。長久以來，美國已經停止培育那么多工種了。我的意思是，你把美國所有的機器、模具制造者召集到一起，我們所坐的這個房間就裝滿了。而中國呢，你恐怕得找好幾個足球場才能裝滿。
…………
訪談一播出，全美嘩然。
彼時，隨著中國經濟增速的放緩，“中國人口紅利將迎來劉易斯拐點”的論調甚囂塵上。
劉易斯拐點，即勞動力過剩轉向短缺的轉折點，是指在工業化過程中，隨著農村富余勞動力向非農產業的逐步轉移，農村富余勞動力逐漸減少，最終達到瓶頸狀態。
誠然，中國以往龐大的勞動力大軍支撐了中國的工業化進程。
而從2012年開始，中國勞動人口開始連年下降，隨之而來的是用工成本開始上漲。
那么，中國的人口紅利是不是真的即將消失了呢？
庫克的話告訴我們：中國的人口紅利并沒消失，只是傳統的人口紅利正在向新的人口紅利轉變。
傳統的“人口紅利”，是人口數量紅利――勞動年齡人口占總人口比重較大，撫養率比較低，為經濟發展創造了有利的人口條件。
確實，人口數量紅利正在結束，而第二輪的人口紅利正向我們走來。
新人口紅利一：人口質量紅利。
從基礎教育的普及到高等教育的快速發展，帶來人口質量紅利的興起。受教育人口數量突飛猛進，勞動人口中大學生占比逐年上升，遙遙領先于印度等國家。比較中美兩國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發現，中國人的受教育水平正加速追趕美國。歷史上成功的追趕案例中，經濟增長的追趕均以人力資本的追趕為先導。
新人口紅利二：工程師紅利。
人口紅利帶來的影響范文3
“人口紅利”成為一個熱門詞匯，其主要原因在于有研究認為人口紅利和經濟高速增長密切相關，人口紅利消失有可能意味著中國經濟高速增長時代會終結，這樣，對人口紅利的關注其實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對中國經濟增長前景的擔心。
人口紅利消失在即
中國目前仍處在人口紅利期，但人口呈現加速老齡化之勢，人口紅利消失就在眼前“人口紅利”是人口轉變過程中所出現的被撫養人口比例不斷下降、勞動年齡人口比例不斷升高，從而使得勞動力供給相對豐富的一段時期。理論上說，任何完成了人口轉變的國家，都會出現某種程度的人口紅利。世界上所有發達國家都完成了人口轉變，都出現過人口紅利，而且人口紅利也都在其發展過程中發揮過重要作用。
日本是亞洲最早實現人口轉變和經濟騰飛的國家，“人口紅利”也出現得最早，大約開始于1930-1935 年，結束于1990-1995 年，持續了60 年左右的時間。日本經濟的發展歷程展現了和人口紅利之間的高度相關性。1913-1950年，日本經濟年平均增長率僅為2.21%；1950-1973 年，日本經濟年平均增長率提高到9.29% ；1973 年石油危機后，日本經濟增長速度逐步下降，到1990 年代初期陷入停滯。
與此相對應，反映人口紅利的指標人口撫養比變化（人口扶養比越低，人口紅利越明顯）則呈現了與日本經濟發展相反的趨勢。上世紀60 年代是日本經濟增長最快的時期，也是日本勞動年齡人口比例上升和扶養比下降的階段。
日本人口撫養比在1990 年代之前一直保持在低于50% 的較低水平，經濟也持續保持在平均5% 左右的增長速度。
1990 年代之后，隨著人口紅利的式微，人口撫養比逐步上升，經濟增長開始陷入停滯。很多研究認為，人口紅利的消失以及日益嚴重的人口老齡化是導致日本經濟衰退的主要因素之一。
中國的人口紅利始于上世紀60 年代中期，由于死亡率快速下降的影響，勞動年齡人口增長速度自那時起快于總人口增長速度，其結果，勞動年齡占總人口的比例不斷增加，撫養比不斷下降。
1964 年，15-64 歲勞動年齡占總人口比例為55.7%，1982 年增加到61.5%，1990 年增加到66.7%，2000 年增加到70.0%。隨著勞動年齡人口比例增加和扶養比下降，中國經濟增長獲得了良好的要素稟賦條件，具備了實現高速增長的潛力。
改革開放以來，市場配置資源的機制使得人口紅利不斷轉化為勞動力成本優勢，中國因成為“世界工廠”而實現了經濟高速增長。1978 年以來，中國經濟保持了年均10% 左右的增長速度，人均GDP 翻了數番，目前已經超過5000美元，中國也快速從一個貧窮落后的國家轉變為中等收入國家。
中國目前仍然處在人口紅利時期，勞動年齡占總人口比例正在接近歷史上的最高點。但是，由于婦女生育水平快速下降，人口呈現加速老齡化之勢，勞動年齡人口預計會在2015 年左右停止增長，人口紅利消失就在眼前。
四大嚴峻挑戰
人口紅利消失后日益嚴重的人口老齡化形勢，對中國的挑戰尤其嚴峻中國人口轉變用了世界上最短的時間，所以，人口紅利與其他國家相比也是來得快去得更急。2010 年全國第六次人口普查表明，中國大陸2010 年總人口達到13.39 億，其中0-14 歲人口為2.22 億， 占總人口的16.60% ；15-64 歲人口為9.98 億，占總人口的74.53% ；65 歲及以上人口為1.19 億，占總人口的8.87%。
中國目前已經是人口老齡化國家，而且老齡化速度正呈加速之勢。65 歲以 上老年人口占總人口比例從7% 上升到14%，法國用了115 年，美國用了65 年，英國用了45 年，日本用了24 年。從現有的實際生育水平來看，中國老齡人口占比從7% 上升到14% 所用的時間有可能少于日本，從而取代日本成為世界上老齡化最快的國家。
人口紅利消失和老齡化的日益加重，將會給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帶來嚴重而深刻的影響。首先，人口紅利消失將會帶來勞動供給減少和潛在勞動生產率下降。勞動力年齡結構老化還可能降低整個社會吸收新知識和新觀念的速度，導致技術創新能力下降，削弱技術進步對經濟發展的促進作用。
其次，人口紅利消失還會帶來市場需求減弱。15-64 歲人口既是生產年齡人口，也是消費最旺盛的人口。由于老齡人口增加帶來的需求增加難以彌補由于生產年齡人口下降導致的消費需求減少，總消費需求會因此趨于減弱。
第三，養老的社會負擔將會越來越重。隨著老年人口的不斷增多，財政負擔會增大，政府將不得不增加稅收和社會保險繳費，造成國民負擔增加，而這將進一步抑制家庭和個人消費需求，導致經濟增長減緩。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估算，由于人口負增長導致消費市場縮小、教育機構倒閉、社會保障費用增大和勞動人口負擔增加等原因，2005-2050 年日本的國內生產總值可能每年下滑0.8%。
第四，醫療和健康照料的費用會急劇上升。隨著家庭規?？s小，家庭對老年人口的照料能力下降，人口越老，維持福利和健康的成本就越高，未來社會和家庭都將面臨沉重的健康照料負擔。
人口紅利消失后日益嚴重的人口老齡化形勢，對任何國家來說都是嚴峻的挑戰，但對中國的挑戰尤其嚴峻，這主要是因為中國人口轉變時間更短、老齡化速度更快。
應對人口紅利消失后日益嚴重的人口老齡化形勢，從國際上看，根本性的措施是如何保持經濟的活力，提高勞動生產率，這就要求一方面必須加快人力資本投資，實現勞動力質量對數量的替代，另一方面還必須加快社會保障體系的建設，健全收入保障和養老服務體系。然而，僅僅這樣做是不夠的，政策調整還必須著眼于人口自身的均衡協調發展，采取適當的人口政策，這實際上也是世界各國應對人口老齡化的最直接手段。
各國之鑒
大多數發達國家在人口紅利消失后采用的鼓勵生育政策并未取得預期效果鼓勵生育是很多歐洲國家在人口紅利消失后所采取的人口政策。
法國是歐洲生育水平下降最早的國家，也是較早試圖扭轉生育率下降趨勢并取得成效的國家。1939 年法國認識到生育水平下降對未來人口的影響，出臺了家庭方面的鼓勵生育政策，并把這些家庭政策提高到政治議事日程，其結果是法國長期以來生育率都維持在較高的水平，2005-2010 年法國的總和生育率估計為2.0 左右。然而，并非所有采取鼓勵生育政策的國家都能取得預期效果。
與法國不同，西班牙在1970 年還是歐洲生育水平第二高的國家，但伴隨著佛朗哥（Franco）鼓勵生育政策向被動的家庭民主自由選擇的轉變，1998年西班牙總和生育率迅速下降到1.15。
雖然受移民因素的影響，2001 年西班牙總和生育率上升為1.25，但2005-2010年西班牙總和生育率仍然只有1.4 左右，是世界上生育水平最低的國家之一。
從1970 年到2006 年，德國的總和生育率從2.0 下降到1.3，意大利從2.4下降到1.4，俄羅斯從2.0 下降到1.3，這些國家現在都采取鼓勵生育的政策，希望提高生育率，但收效甚微，生育水平現在都處于世界上最低國家行列。
面對人口紅利的消失，很多亞洲國家則經歷了人口政策徹底轉向，從限制生育的政策轉變為鼓勵生育的政策。比較典型的國家包括日本、韓國、新加坡等。
日本二戰后開始推廣計劃生育政策， 成效頗為顯著， 總和生育率從1949 年的4.34 快速下降到1956 年的2.2，其后生育率穩定在2.0 左右。在1990 年總和生育率跌至1.57 之后，日本政府試圖采用一些鼓勵生育的措施，如通過“父母休假法”、“天使計劃”、“新天使計劃”等提高國家的生育水平，但這些政策似乎并不成功，2006 年日本的總和生育率只有1.3，屬于世界上超低生育水平國家。
韓國在1964 年之后開展了大范圍的計劃生育活動，生育率不斷下降，1980年代中期低于2.1 的更替水平，1995年又降到1.65。韓國政府于1996 年取消控制人口出生政策，隨后出臺鼓勵生育的政策。但是，2006 年韓國婦女總和生育率降低到只有1.2 的水平，是世界上超低生育水平國家之一。
新加坡在1960 年代開始推行“兩個就夠了”的計劃生育政策。隨著經濟的發展，生育率急劇下降，從1963 年的5.01 下降到1977 年的1.82。1980年代中期，新加坡政府取消了這個政策，并采取鼓勵國人多生孩子的措施。但是政策改革卻沒有帶來生育率的回升，2005-2010 年新加坡的總和生育率維持在只有1.3 左右的水平。
人口政策亟待調整
人口政策的調整雖然有可能引起生育水平的波動，但并不會引起大幅度全面反彈觀察人口紅利消失后世界各國的人口政策及其調整，可以得到這樣幾點啟示：
一是鼓勵生育的政策一般都難以奏效，即使取得一定程度的效果也很難歸于某一項政策的作用。到目前為止，鼓勵生育政策取得一定效果的國家也僅限于法國。法國的成功主要在于營造了適合孩子和家庭生活方面的政策環境。
二是很多國家都經歷了從限制生育向鼓勵生育的政策轉變，轉變的時機一般都發生在婦女總和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10-15 年后。
三是影響生育率的因素包括經濟、社會、文化以及政策等各個方面，當一個國家經濟社會文化環境有利于維持低生育水平時，即使采取鼓勵生育的人口政策，生育率也很難回升。
四是人口變化是一個緩慢的過程，政策調整的效果常常要一代人或幾代人后才能得到體現。因此，人口政策的調整需要站在戰略的高度，并從長遠的觀點來審視政策調整的綜合影響。
中國是世界上實施較為嚴格控制人口數量增長政策的國家，這一政策促進了生育水平的快速下降。我國婦女的總和生育率自1990 年代初期開始下降宏觀?Macro到2.1 左右的更替水平，之后進一步下降。由于缺乏可靠的數據，目前的生育率到底是多少仍然是一個沒有確定答案的問題。2000 年第五次人口普查得到的總和生育率為1.22，2010 年第六次人口普查得到的總和生育率只有1.18，如果這些數字是真實的，那么，中國早已經成為世界上超低生育水平國家。當然，由于存在漏報等原因，人口普查的婦女總和生育率可能存在著對實際生育水平的低估，但無論如何，中國生育水平已經降到較低水平則是所有人都承認的事實。
綜合大多數學者的看法，中國目前的生育水平可能既不會像人口普查得到的結果那樣低，但也不會高于1.8 的水平，很可能會在1.4-1.6 左右的水平。
無論與任何國家相比，中國目前的生育水平都不能說高。
如果從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算起，中國在2005 年時實際上已經經歷了大約10-15 年的低生育水平時期，這意味著在“十一五”時期調整人口政策的條件就已經成熟。現在已經進入了“十二五”時期，改變限制生育的人口政策的條件應該說更加成熟。我國人口政策的調整雖然有可能引起生育水平的波動，但并不會引起大幅度全面反彈。
人口紅利帶來的影響范文4
似乎越來越多人擔心，隨著老齡化社會的到來，中國經濟增長的重要動力――人口紅利將消失，中國的好日子將難以為繼?？紤]到我國人口規模之巨，這種擔心顯然不無道理?？墒牵绻覀冏非蟮氖浅浞志蜆I、高消費和有力的社會保障，那么人口老齡化的到來很可能會加快這些目標的實現。當然，這些改善并不會自然而然地實現，需要現在就作出規劃和努力。
一國在生育高峰過后，總人口中勞動適齡人口比重上升，會形成勞動力資源相對豐富、少兒與老年撫養負擔相對較輕的時期，這種有利的人口結構為經濟增長帶來的好處被稱為“人口紅利”。亞當・斯密說，對一個家庭正確的事情，通常也適用于一國。人口紅利就好比一家成員大都是青壯勞力，這個家庭的收入自然就多些；而老人小孩多的家庭，負擔自然更重些。
中國已享受人口紅利多年。有研究顯示，過去20多年，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有1/4以上得益于人口結構的優勢。無獨有偶，國際上的研究也表明，1970～1995年間，在東亞超常規的高速經濟增長中，勞動年齡人口比重高這一有利因素的貢獻比例高達1/3到1/2。
毫無疑問，經歷人口紅利之后，必然遭受隨之而來的人口老齡化之苦。并且，人口紅利對過去經¬濟增長的貢獻有多大，它的消失對將來經¬濟增長的沖擊就有多大。中國人口結構的根本性逆轉將在2015年左右出現，屆時，老年人口比例將達10％，“人口紅利”將逐漸轉為“人口負債”，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這將導致經¬濟增長速度明顯下滑。
設想一下，如果我們一夜之間青絲變成了白發，這不僅對個人是可怕的事，對整個經濟也是災難。人口紅利消失會通過兩個途徑對經¬濟增長產生負面效應：一是勞動的人少了，需要撫養或贍養的人多了；二是消費的多了，儲蓄的少了。勞動和資本是經濟增長的兩大源泉，源泉一旦枯竭，增長必受影響。
我國的困難還在于未富先老，這對社會保障體系構成巨大挑戰。這些問題在其他國家也存在，但其他國家大都是先富后老，而中國還是中等收入國家。
不過，也不必過于悲觀。人口紅利固然重要，但絕不是中國增長奇跡的關鍵。我國早在1965～1970年間人口紅利就開始出現，但之后很長時間內似乎并未感受到有什么“紅利”，相反更多地感受到人口和就業壓力。只是最近10年，隨著經¬濟高速增長，勞動力資源開始充分利用時，我們才切實感受到人口紅利是個好東西。
既然人口紅利并不必然帶來高增長，它的消失會否終止高增長呢？答案也是否定的。馬爾薩斯曾預言，呈算術級數變化的食物增長肯定趕不上呈幾何級數變化的人口增長，人類不可避免地走向間歇性自我毀滅。但實際上，農業技術的進步使食物增長甚至超過了人口增長，馬爾薩斯的預言并未實現。人口紅利的問題也是一樣，其他條件的改善很可能會彌補人口紅利消失留下的空白。
人口紅利的必然消失可能為中國提供實現更平衡和更持久增長的契機。
首先，它有利于充分就業時代的真正到來?，F在，一聽說人口紅利將要失去，就好像勞動力資源會立刻緊缺，而實際上農村仍有超過兩億的勞動力需要轉移。更要緊的，低勞動力成本只是¾¬濟增長的條件之一，甚至是不那么重要的條件?，F在非洲的勞動力仍遠遠比中國便宜，為什么經¬濟長期停滯呢？與勞動力成本低廉相比，中國的經¬濟增長在更大程度上得益于改革開放政策。我們時常抱怨賣出8億件襯衫才能進口一架“空客”飛機，如果勞動力無限供給不改變，我們就只能陷于低附加值的“比較優勢陷阱”而不能自拔。
勞動力成本的適當提高可以促進節約勞動力的技術進步，并且會提升人力資本投資的價值。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以及推遲退休年齡等可以彌補勞動力減少造成的負面效應，這也是先行國家的普遍做法。當前，一些年富力強的職工常常被迫提前離崗，隨著人口紅利的消失，這種浪費勞動力的反?，F象也將隨之減少。
其次，人口紅利的消失將提振消費?！罢齼π睢钡膭趧尤丝谙陆担柏搩π睢钡睦夏耆嗽黾?，整個社會總的儲蓄率下降。也就是說，中國持續多年的40％的高儲蓄率不會永遠存在下去。這固然會帶來一定的風險，但高儲蓄的背后卻是低消費。我們要變投資和出口拉¬動的經¬濟為消費推動的¾¬濟，儲蓄率的下降也應是題中之義。人口紅利的消失將有利于這種轉變。
最后，老齡化將迫使我們建立一個更加合理的社會保障體系。為應對老齡化挑戰，我們必須從現收現付的養老保障制度向完全個人積累制度過渡。為了支撐這個過渡，需要把農村轉移勞動力納入新的保障體系，提高當前保障基金的繳費水平。
人口紅利的消失需要用辯證的眼光來打量。通過成功地處理人口結構問題，一個在就業、消費、保障等方面都日臻完善的社會將展現在我們面前，而這些正是我們孜孜以求的目標。
當然，相關討論還需要警惕走向另一種樂觀的極端，即認為隨著人口紅利的消失，上述各項轉變也會自然實現。
人口紅利帶來的影響范文5
關鍵詞：二次人口紅利 經濟增長 動力 內涵 機制
引言
我國現階段的人口紅利實質是依靠資本以及勞動力等生產要素的不斷投入而增加的，并且現階段的“人口紅利”只是數量型的發展，而沒有變成質量型的發展。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國的GDP年增長率不斷平穩走高，造成這一成效的是勞動密集型產業與人口紅利以及改革與制度的紅利。這一結果證明，現階段我國的經濟發展對于外界的依賴程度比較高，其生態以及環境條件更加脆弱，各種資源更加稀缺，整個國家的創新能力普遍不高，其經濟增長的方式不能夠一直延續。對于質量型的“人口紅利”來說，其本質就是依靠著各種人力資本，并且使其成為經濟能夠可持續增長的來源，我國的“人口紅利”正處于下降的趨勢，要想經濟保持平穩快速發展，必須要使“人口紅利”轉型，將我國的“二次人口紅利”作為我國經濟增長的動力、內涵和機制，以使其為我國未來的自主創新發展奠定基礎。
二次人口紅利與我國經濟增長的動力
人口紅利是我國經濟增長的重要源泉與不懈動力，在“二次人口紅利”中，我國應該從提高人口數量和轉變人口規模兩個方面，為經濟的快速平穩增長提供源源動力。
（一） 提高人口數量，推動我國經濟增長
對于“人口紅利”來說，其具有“效率”及“要素”兩方面的功能。對于要素這方面來講，其主要是相關生產要素的投入：大量的適齡勞動人口為經濟增長以及勞動密集型的企業，提供了非常充分的要素輸入，這就是“人口紅利”的實質。當開始的人口紅利不斷增長并到達其頂端之后，人口紅利的影響就將逐步減弱了。并且在開放性條件下，對于其他的有相似人口結構以及資源的國家，人口紅利的作用顯現并且會一直被放大，會導致一個結果：就是進一步使人口紅利下降國的紅利更快地衰退。換一個方面來思考，一個國家的人力資本存在數量的價值增加和素質提升，存在數量增加以及結構改善等，這往往能夠提高人口在推動自主創新、經濟增長、經濟結構優化等方面的效率，從而補充數量型要素投入的影響力及遞減性，最終能夠為推動相關新興產業的發展和科技革命，開發新的經濟增長點，提供強大的動力支持。
（二）轉變人口模式，促進我國經濟增長
當人口的增長到達頂峰時，想要通過人口進一步轉變所帶來的人力資本質量以及存量的改變，就需要轉變人口模式：從數量型人口模式轉向多層次的質量型人口模式。這樣就能夠很好地形成有利于全新發展的人力資本，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彌補勞動力人口數量的減少所產生的發展方式轉型以及經濟增長等問題，同時轉變質量型的人口模式，能夠使得整個經濟社會發展趨勢由資源型經濟轉型改變為創新型經濟，并且能夠在很長的一段時間內，對一些革命性變化起到關鍵的影響作用，這就是“二次人口紅利”的本質。二次人口紅利與傳統的人口紅利不同，傳統的人口紅利是依賴數量型勞動力供給的經濟增長效應，而二次人口紅利是在不同質量層次的人力資本條件下，創新效率的提升以及勞動力生產發展，從而帶來的相關的自主創新效應以及經濟發展效應等。同時，二次人口紅利也是我國在社會與經濟的轉型期間，相關的人口轉變進入到了后期階段的表現，這時就需要相關的制度革新，來挖掘、培養和釋放人力資本的存在數量以及增長數量。與此同時，還能夠激勵與支持各個層次人力資本的相關創新活動以及產業優化發展，最終能夠從本質上促進經濟的增長。
二次人口紅利與我國經濟增長的內涵
二次人口紅利的內涵，就是通過探索傳統資源中的隱形人力資源與回流科技人力資源，促進我國經濟的增長。
（一）傳統資源中的隱性人力資源
二次人口紅利將在三個層次中推動我國經濟的增長：第一個是企業家層次，一群年輕的群體，主導著經濟發展的方向以及速度；第二個是智力國民層次，社會中的每一個人，都能夠發揮自身的潛能，為了國家的經濟發展而積極創新，提高經濟發展的內在動力；第三個是技工層次，大量的、熟練的技工，為了我國的經濟增長提供了高效的勞動力。
首先是相關的企業家人力資本，這是促進經濟增長的內涵之一。因為相關的企業家人力資本是具有創新能力以及創新精神的人力資本，擁有一個有效的激勵制度，能夠提高企業家人力資本對國家經濟資源配置的效率，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影響到國家的經濟發展水平和技術創新能力。在相關的創新活動或是創新經濟中，企業家在其中起的作用非常關鍵，主要表現在對于決策、管理、承擔風險和創新的綜合能力。但是，對于企業家人力資本的估測難度非常大，應將企業家人力資本看作是企業發展甚至是經濟增長的關鍵要素。企業家人力資本的天性表現為對于相關生產以及創新活動中隱性知識的掌握和運用，而知識能夠更好地幫助企業家發現創新機遇，以此來挖掘并更大限度地發揮自身及企業之外的資源優勢，從而能夠更好地管理與組織企業，優化企業的資源配置，提高企業的核心競爭力。這樣能夠更好地促進我國整體經濟的增長與技術進步。對于國家來講，改革開放的相關制度與環境，能夠為相關的企業家群體形成以及發展，提供良好的平臺與條件，從而推動企業和區域地區經濟的快速發展。
其次是非職業的發明家及創新者，這是促進經濟增長的又一內涵。非職業的發明家大多數的社會身份是個體科研者、私營企業家、創新愛好者等，而他們往往具有強烈的創造發明熱情，同時具有一定的專業知識以及技能，且有勇于嘗試、不怕失敗的勇氣。非職業的發明家以及其相關的發明創新活動與國家的科研計劃、重大科研項目不同，前者缺乏非常明確的目的性、時間性，并且缺少政策支持以及相關部門的資金保障。一般情況下，就是通過自主研發完成其發明，同時將其創造轉變為成果，但是往往受到資金等現實條件以及環境的制約。我國存在著大量或者是具有創新知識技能的人，他們是“二次人口紅利”促進經濟增長的新興力量。
最后是農村人力資本的提升，這是經濟未來增長的關鍵因素。對于我國來說，不得不面臨年輕勞動力增長即將減速的事實，但農村的數千萬農民工逐漸變為城市工人，將農民工素質快速提升，可以形成大量技工，從而推動新一輪的經濟增長。
（二） 發展與回流之中的科技人力資源
科技人力資源是接受了或者是參與了相關專業培訓，且參與到了系統的科學技術知識的發展、生產、擴散以及應用和價值實現過程中的相關人員。這也是“二次人口紅利”在經濟增長中的一個不可忽視因素?？萍既肆Y源必須要滿足兩個條件中的一個，第一是需要高等教育正式資格的科技崗位工作人員，換個詞就是科技活動從業者；第二是需要完成科學技術領域的高等教育人員，就是科技人力資源儲備。
對于科技人力資源來說，其包括了整個經濟活動中的高素質人員。我國雖然在科技人力資源的人員總量上占據著領先地位，但是我國每一萬名勞動力中的科技人才數量與每一萬名勞動力中研究人員數量都大大低于發達國家。由于我國的人口基數大，勞動力的數量也大，因此，盡管我國的科技人力資源總量雄居世界第一，相關的科技研發人員總量也能位居世界第二位，但我國在研究人員這一指標上卻低于發達國家。從另外一個方面來講，我國的科技人才分布不均，大多數集中于一線以及二線城市，其涉及的行業或領域主要集中在相關的公務員等公共服務行業以及大中型的科研院所，而相關的企業、農村地區以及經濟領域缺乏很多科技人才。對于我國的中西部與東部比較來說，研發人員在水平以及數量上的差距較大，而西部存在的問題是相關的科技人力資源結構中，高層次創新人才非常缺乏，科技人才供給不足，造成了創新管理體制機制的落后，并與經濟發展脫節等問題，這些都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我國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對于我國來說，其自主創新的發展以及產業結構的升級，與很多發達國家存在較大差距，但是其中仍有很大的挖掘潛力。
自從改革開放35年來，我國吸引了眾多海外優秀科技人才，自從我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之后，每年進入我國的科技人員達到幾十萬人。“十二五”以來，我國實施了各種人才計劃，使人才引進數量再創新高。對于高層次科技人力資源的回流，不僅能夠為企業的創新發展提供最為直接的要素以及動力，同時也是我國“二次人口紅利”促進經濟增長的主要源泉。
二次人口紅利與我國經濟增長的機制
二次人口紅利促進我國經濟增長的機制，一般包含人口優勢、人口轉變方向、現代型人口結構、競爭優勢、制度紅利等，本文重點從勞動力分流、人力資源匹配、產業發展三個重要內容，進行二次人口紅利的機制分析。
（一）相關勞動力的充分流動
勞動力的充分流動包括了新型的人力資本在產業內或者是行業內以及組織內部的流動；農村剩余勞動力從經濟欠發達地區向發達地區的流動；創新型高級人力資本從發達國家向國內的流動等。這一機制可以有效地為我國經濟的增長奠定人才基礎。
（二）人力資本匹配性的投資
對于人力資本的匹配性投資，不僅需要與國家經濟發展方向進行匹配，并且還需要一定的前瞻性投資，就是根據世界經濟的動態，來建立與之相適應的前瞻性人力資本投資計劃。這一機制為人力資本存儲數量的累積及相關的優化奠定了結構基礎。
（三）實施配套性的產業發展
對于人力資本來說，不能自動地促進自主創新以及經濟增長，同時也不會自動地產生紅利，就像人口紅利一樣，中國在人力資本的存量上一直具有相當大的優勢。人力資本的結構以及質量、培育與其相適應，對各種層次的產業結構進行優化和升級，才是產生二次人口紅利創新和發展的關鍵。通過跨越不同人力資本的門檻，使更多的、適用的人力資本可以參與到不同屬性以及層次的創新活動之中，從而形成多種層次的自主創新結構以及人力資本結構，同時全面提高要素的生產率。對于二次人口紅利來說，不僅是傳統人口紅利從數量型到質量型的轉變，最為關鍵的是將各個層次的質量型人力資本體系進行重新塑造以及利用。這一機制為經濟增長奠定了強有力的保障基礎。
結論
對于我國的二次人口紅利來說，其可以為傳統經濟以及其未來發展模式的轉變提供全新的機會。對于我國而言，具有“二次人口紅利”的潛力以及條件，因此，需要我國政府在制度層面創造良好的環境，這其中涵蓋采用一系列的關于金融、教育以及政治體制等改革的措施，來盡力挖掘隱含的人力資本，從而培養新型的人力資本，提升相關的人力資源質量以及相配套的產業結構、相互協作的組織形式、創新的社會空間，這樣可以使我國經濟增長的路徑暢通，使質量型人力資本所作用的要素提高生產率，最終達到為我國經濟持續增長取得紅利與獲得新源泉的目標。
參考文獻：
1.李剛，林曼.論人口紅利下降對我國人力資源會計應用的影響[J].商業時代，2013，7（20）
2.孟令國，李超.令我國二次人口紅利的困境擺脫與現實愿景[J].改革，2013（1）
3.劉三林.人口紅利、劉易斯拐點與廣州產業結構升級研究[J].商業時代，2013，3（7）
人口紅利帶來的影響范文6
【關鍵詞】人口結構；資產價格；養老體制
0 引言
根據相關的估計，隨著人口老齡化，在歐洲和日本，在2000年每6個在職工作者負擔一個退休者，但到2050年將變為每3個在職者負擔一個退休人口。人口結構老齡化趨勢正在成為一個世界性的難題。與世界其它國家相比，中國的人口機構與養老金制度的特殊性，一方面，經濟發展水平還相當低，而人口正在快速老齡化，據聯合國的預期，我國的老年負擔率將在2040年達到20%，超過同期美國的水平，僅次于世界上人口老齡化最嚴重的歐洲和日本。另一方面，中國具有遠高于西方發達國家的儲蓄率，但是隨著人口老齡化，儲蓄率水平將在2020年開始急劇下降，這使得中國在儲蓄和投資方面面臨新的課題。在養老制度和政策方面，不但要解決現有養老金體制的巨大轉軌成本問題，而且，隨著城市化和工業化的推進，同時還面臨著解決養老保障的城鄉二元結構的問題，這些養老方面的問題也會對我們未來的儲蓄和資本形成產生重要影響。
1 理論分析與基本模型
假設個體生命分為兩個階段：年輕階段和老年階段。人們會在年輕階段進入職場工作獲得工資收入，在老年階段退休靠年輕時的養老儲蓄生活。遵從經典的OLG模型，本文假設青年人和老年人是兩組特定的異質易人群：在某一時點上，青年人是唯一的資產需求者，老年人是唯一的資產供給者。青年人有遺產收入和工資收入來滿足消費和投資，老年人失去任何投資來源，只能把年輕時購買的資產出售來獲得消費來源。
假設個體的效用函數是對數可加的：
U（c■■，c■■）=lnc■■+βlnc■■
年輕人從父輩得到遺產a■■，為了簡化分析，我們假設遺產的數量受到社會文化傳統的影響，是一個外生變量。β為時間偏好系數，也就是個人對年輕消費和年老消費的代際偏好程度。年輕人進入勞動力市場工作獲得工資w■，用于消費支出c■■和投資支出z■；
c■■+z■=w■+a■■
在老年階段退休，沒有工資收入，靠年輕時的儲蓄進行老年經濟支出，并拿出一部分作為留給后代的遺產a■■，我們同樣假設該變量是外生的：
c■■=（1+r■）c■-a■■
這樣個體在其生命周期內面臨的規劃問題是：
maxU（c■■，c■■）=lnc■■+βlnc■■
整個社會的總投資需求為：
Z■=N■z■=N■（■w■+a■■）
由于N■是t期出生的人口數，也是增加的勞動力數量，所以我們看到投資需求與勞動力年齡段的人口數量之間呈正比關系。假設每個年輕人得到的遺產不發生變化，容易得到：
■=■+■
也就是投資需求的增長率應該等于勞動力人口增長率加上工資增長率。這說明資產需求會隨勞動力人口的增長和工資收入的增長而增長。
資產價格方程
在不考慮新的投資機會情況下，老年人通過出售資產來換取消費，是資產的唯一供給者。資產供給量為老年人的消費量：
St=N■c■■=N■[（1+r■）■w■-a■■]
生產函數滿足一般的生產函數條件，具有不變的規模經濟特征，根據歐拉定理，工資收入為：w■■=y■-r■k■，即為個人單位產出減去資本利得。這樣資產供給方程變為：
St=N■[（1+r■）■（y■-r■k■）-a■■]
假設資產價格遵從一般的價格調節模型：
q■=q■■+？準（z■-I■）
q■■為資產供需相等時候的長期均衡價格，不受到資產供需因素的影響，由技術創新帶來的新的投資機會有關，我們假設其遵守一個外生的動態變化過程。從方程來看，如果資產供過于求，資產價格就會上漲，反之資產價格就下跌。
在簡化的基于OLG模型的資本資產定價模型中，人口結構與資產供給結構呈現直接的線性關系，勞動力增長率對應著資產需求增長率。如果人口結構開始老化并一直持續，年輕勞動力人口的比例不斷衰減，老年人的比例不斷增加，就勢必帶來資產供需格局的變動：不斷減少的年輕人對應著不斷減少的資產需求，不斷增加的老年人則對應著不斷增加的資產供給。這樣人口老齡化會帶來資產供需的嚴重失衡，資產供給大大超過資產的需求，勢必帶來實際資產價格的下降。
2 政策建議
人口紅利帶來的高儲蓄率形成對金融資產在內的經濟資產的旺盛需求，促進了金融市場和房地產市場的空前繁榮，對經濟增長做出了重大貢獻。但是人口紅利帶來的黃金時間是歷史的機遇，也是短暫的，我們同樣不可回避從人口紅利向人口負債周期性轉變的自然趨勢。人口紅利不是免費的午餐，其后必然伴隨著巨大的養老壓力，之前獲得的人口紅利將被快速追討，金融市場也將面臨沖擊。
因此，對政府來說，政府可以操作的政策變量有兩個：一個是重新考慮計劃生育人口政策，逐步放開生育限制，減緩人口結構的迅速老化，為其它政策的實施提供時間；二是大力推動人力資本投資和技術創新，用“技術紅利”補充失去的“人口紅利”，來填補由于“人口紅利”消失帶來的資產價格的微觀基礎缺失。對于個人投資者來說，要適時根據價格變化做出資產組合調整，以應對人口老化帶來的資產持續下跌的風險暴露。對金融機構而言，一是大力發展養老金業務和老年產業投資，以對沖人口老化帶來的資產價格下跌風險；二是將有限的金融資源引導到能夠帶來“技術紅利”的高新技術產業上，以提早順應國家產業政策；三是大力推動年金市場的發展，通過年金化的養老保險給付模式來減少資產價格因老齡化帶來的快速波動。
【參考文獻】
[1]Abel， A.B..Will Bequests Attenuate The Predicted Meltdown in Stock Prices When Baby Boomers Retire[R].NBER Discussion Paper 8131，20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