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中文期刊網精心挑選了大眾傳播和大眾傳媒的區別范文供你參考和學習，希望我們的參考范文能激發你的文章創作靈感，歡迎閱讀。
大眾傳播和大眾傳媒的區別范文1
關鍵詞：影像化傳播；民眾知識；影視民俗；大眾文化傳播
中圖分類號：G206.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8122（2012）05-0150-02
有關民俗學的發展前景，是今年我國民俗學界頗為關注的熱門話題，為此對中國民俗學的發展歷程做出評價、把握是重要的。仲富蘭在《中國民俗文化導論》一書中指出中國民俗學存在著“先天不足，后天失調”的缺陷：第一，理論準備不足。我國民俗學的孕育是在本世紀初，面對亡國滅種的危機，因此就使得先驅者缺乏長期完善的理論準備。第二，肇始于文學卻又未能跨出文學的視野，民間文藝的研究代替了民俗學的研究。第三，解放以后，民俗學長期備受冷落，同時又受到前蘇聯民俗學體系的深刻影響，長期徘徊不前。第四，從世界范圍民俗學理論產生的背景來考察，中國傳統的民俗學，無論是研究主體和客體諸層次，都顯得捉襟見肘，力不從心[1]任騁文在《民俗研究》中提出了民俗學研究要有“從‘民俗’到‘民識’”思想轉變。他提到中國民俗學界一直停留在“民間古俗”的學術取向上而沒有真正意義的“民眾知識”的學術取向上來，所以倡導民俗文化研究者應當正確認識民俗文化內涵的理解，加深對“民間的知識”即“民俗”的理解[2]。
一、影視傳媒與民俗文化的現狀與問題
（一）“民俗學影視”與影視民俗
最早對“民俗電影”（folklore film）作為民俗研究題目的應用可追溯到1934年在英國電影研究所在《民俗》學刊上所發的征稿啟示，其定義是“有關民俗的非商業電影”。在美國，最早的民俗紀錄片可溯源到1935年，但直到1970年代，“民俗電影”作品才得到民俗學界的認可。謝爾曼（S.Sherman）在1977年提出了“民俗電影”這一概念，在其《記錄我們自己：電影、錄像與文化》（1988）一書中進一步論述了“民俗學電影”的概念，并兼用了folkloristic film（瓊斯1988）一詞。
在中國民間文藝協會研究部副主任黃鳳蘭女士的第一本專著《中國民俗影視》一書中，提出了影視民俗學的概念[3]。她認為，影視民俗學是指以影視為手段，對民俗事項進行客
觀記錄的一門科學。在張舉文博士的《邁向民俗學的影視與民俗研究》一文中，提出了要為民俗學影視與影視民俗正名的觀點。他認為“民俗電影”應理解為“民俗學電影”的簡化，提出影視民俗指只存在于影視作品中的想象的民俗，是被制作人創造或改造的模仿民俗的表演[4]。湯擁華在《民俗影視何以為學？――評黃鳳蘭著》一文中對“影視民俗學”這一理論概念的提出了質疑，他認為從一大堆以民俗為主題的影視片中，我們只能歸納出民俗學的問題和影視學的問題，怎樣用影視的手段表現民俗文化的問題[5]。透過這些論著，我們可以思考一個問題：民俗事象與影視結合已成為必然。藝術地表現民俗事象已經成為民族與民俗的不可或缺的文化現象，同時，公眾的接受與實踐又體現了民俗的最基本的娛樂功能。
（二）表現方式
用鏡頭來記錄民俗文化，這決不是簡單的機械復制，而是影視工作者通過動態的富有表現力的影像，再現民俗的原態以及民俗文化、民俗心理支持下的民俗事象的文化意義。
在黃鳳蘭女士的《從民俗影視片的特點談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論文中，著重強調了民俗影視片對于民俗文化的表現力――真實地記錄與再現[6]客觀自然的影像紀實，能真實地體現民眾作為文化主體，對自身民俗文化的闡釋和解讀。
此外，在羅未瑋的《影視作品中的民俗“在場”》文章中，依據民俗的兩種存在形態――文化的和生活的，探討了民俗在影視作品中“在場”的兩種形態，即民俗作為文化符號在場與民俗作為記憶因子在場[7]。
（三）存在問題
第一，本體論危機。這一問題。有相當部分民俗文化以非物質的形式存在，屬于無形的思想、觀念等內容，比如說“龍牌會”這種屬于民間信仰之類的民俗活動，由于技術手段的限制，和對民俗文化理解的偏差，很難通過影像完整地保存全部信息，而成為一種“機械復制”。第二，缺乏語境關注和“兩張皮”現象。黃鳳蘭女士在《新時期中國影視民俗學的現狀與問題》中著重對當今的民俗影視制作存在的問題進行了探析。第三，闡釋的理論導向。張文舉在《邁向民俗學的影視與民俗研究》中提出在探索理論和方法時，要思考認識論和反思人文本質。
二、民俗文化與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
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是在國際合作日益加強、范圍日益擴大、節奏日益頻繁的形式下，不同民族、不同國家、不同地區及不同領域的多種力量交流、互動、協商或妥協的結果。
1.民俗學是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學科基礎。安德明博士根據UNESCO（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于1989年和2003年通過的《保護民間創作建議案》和《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公約》兩份公約對“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概念進行了界定，并最終確立取代了“民俗”的定義[8]。
2.經過近幾年國際、國內多方面的努力，從政府到民間在搶救和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績。但是，目前的保護工作依然存在著明顯的缺欠。
3.近年已有不少民俗學者的文章討論非遺保護理論，但非物質文化遺產整理保護理論，還應該是能給政府和民間提供操作細則的實踐方案，它的實踐性決定它的生命力，這則是它區別于以往民俗學研究之處[9]。在取得諸多成績、呈現出一派熱鬧景象的同時，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也表現了越來越多的問題，使得這項工作成了一個充滿爭議和張力關系的復雜的動態過程。
三、民俗文化與大眾傳播
民俗文化中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就是民間傳承，而民間傳承恰恰是前大眾傳播的文化傳遞形式，周福巖博士在他的《民間傳承與大眾傳播》一文中表明了民間傳承主要體現為一種人際傳播方式的立場，并試圖通過對兩種傳播方式或系統從能量、力量及方向等角度所作的功能比較分析達成對民間傳承和大眾傳播在文化中所扮演角色的認識。
（一）區別的意義
在民間傳承中，需要傳遞的信號在編碼一經結束，就通過人的發音器官或非語言形式的肌肉動作面對面地訴諸于譯碼者的聽覺和視覺。而大眾傳播則在編碼完成之后，經過了一系列對信息進行的技術轉化，最后通過媒介完成這一過程的。因而媒介傳達的信息（大眾傳媒）與我們在日常生活實踐中通過人際聯系得到的信息（民間傳承）的區別就存在于接收效果上的迥異[10]。
（二）大眾傳媒在民俗傳播中的功能
任何文化都離不開傳播，民俗文化也不例外。[11]大眾傳媒在民俗傳播中的積極功能包括：第一，大眾傳媒表述民俗生活，其媒介特性促進了優秀民俗的傳承。第二，大眾傳媒通過報道民俗活動，引起了社會公眾和政府職能部門對優秀民俗傳統的關注和重視。大眾傳媒在民俗文化傳播中的缺失包括：第一，有相當部分民俗文化以非物質的形式存在，由于技術手段的限制，很難通過大眾傳媒完整地保存全部信息。第二，大眾傳媒會由于政策、資金、技術、傳播渠道等方面的原因，片面或者歪曲報道民俗文化事象。第三，為了追求畫面的效果或敘事的完整，大眾傳媒有時會導演民俗。
（三）大眾傳播對民俗文化傳承的影響
現代傳媒對于民俗傳承的積極影響：一、現代傳媒為民俗傳承提供了革命性的技術手段。二、現代傳媒推動了民俗文化的發展、融合和演化。三、現代傳媒早就新的民俗?，F代傳媒民俗傳承的沖擊與負面影響：一、現代傳媒對于民俗的保留大于傳承。二、現代傳媒以虛幻的民俗替代了現實民俗行為，以文化快餐代替了民俗藝術。三、媒介霸權加速弱勢民俗消亡。四、現代傳媒的商業化加速民俗的商業化。
（四）展望與對策
在即將邁入數字化的社會的今天，想擺脫現代傳媒的影響，保持牧歌式的原生態民俗已經是一種奢望，我們目前所要考慮的主要問題是：如何發揮現代傳媒在民俗文化傳承中的積極作用，盡可能地減少其消極負面影響[12]。首先，從傳播者的角度來看，傳播人要了解民俗知識，加強自身的民俗理論修養，合理運用傳播技術，盡可能地減小商業化對民俗傳承的負面影響。其次，作為“民俗人”要主動學習傳播知識，掌握了解現代傳播的規律，熟練運用各種現代傳播技術手段，為民俗傳承做貢獻。第三，在理論上要加強民俗學與傳播學、新聞學等學科的融合，在高校開設民俗傳播學、影視民俗學等，加強民俗傳播規律的研究與人才的培養。最后，呼吁國家有關部門在覆蓋面廣泛的媒體上建立公共頻道或民俗頻道，以生動活潑、雅俗共賞的節目內容和形式在全社會普及民俗知識。
四、結 語
在現代社會里，離開了大眾傳媒，民俗文化的傳承和保護很難開展。今天，要做好民俗文化的傳承和擴布、保護和開發，離不開大眾傳媒的介入和作用，而大眾傳媒要達到“傳通”，實現自己的價值，需要對內容、角度方式進行選擇，需要充分考慮并努力適合受眾的心里思維習慣，大眾傳播和民俗文化關系密切。因此，我們要強調文化遺產的全面保護，留住民族文化的靈魂，充分調動并利用大眾傳媒的力量，從民俗文化環境中去開展大眾傳播活動，從大眾傳播角度去思考民俗文化的保護、傳承和推廣。
參考文獻：
[1] 仲富蘭.中國民俗文化導論[M].江蘇: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
[2] 任騁.從“民俗”到“民識”──略論民俗研究學術取向的轉換[J].民俗研究,1999(1).
[3] 黃鳳蘭.新時期中國影視民俗學的現狀與問題[J].西北民族研究,2002(2).
[4] 張舉文.邁向民俗學的影視與民俗研究[J].民俗研究,2007(1).
[5] 湯擁華.民俗影視何以為學？――評黃鳳蘭著《中國民俗影視》[J].中文自學指導,2005(2).
[6] 黃鳳蘭.從民俗影視片的特點談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J].江西社會科學,2005(12).
[7] 安德明.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民俗學的兩難選擇[J].河南社會科學,2008(1).
[8] 烏丙安.民俗文化空間：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重中之重[J].民間文化論壇,2007(2).
[9] 周福巖.民間傳承與大眾傳播[J].民俗研究,1998(3).
大眾傳播和大眾傳媒的區別范文2
關鍵詞：大眾傳媒 審美創造 受眾審美價值觀
中圖分類號：G206.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4-098X（2012）12（b）-0-02
隨著科學技術的進步、社會經濟的發展、生產力水平的提高，帶有非同一般的影響力的大眾傳媒迅猛發展，令人難以置信的影響，并深深介入到最為廣泛的大眾日常生活當中去，并成為對社會各個領域和層面的變化與變革的巨大推動力?？梢哉f漁樵耕讀的衣食住行在當下都與大眾傳播有密切關系。麥克盧漢的“地球村”已經不是假說，早已經成為了現實，甚至另麥克盧漢也始料不及的是地球村已經形容不了當下的傳媒環境，而“地球屋”也不再是夸張的設想。傳媒對人類社會的觸及，最不極發覺卻影響最大的是文化層面，這種觸及正在影響和重構整個世界的文化氛圍。
傳播學者們提出“議程設置”“沉默的螺旋”“涵化理論”等假說，試圖解讀傳播對人類文化的影響，從審美文化層面，簡言之，傳媒首先是迎合大眾的審美激求，在這個基礎上進行審美創造，而其創造出的擁有一種強勢的、有代表性的，甚至是權威的產物（包括紙媒和電子媒介的節目、報道內容等），從各個角度對大眾頭腦進行滲透，在潛移默化中引導著輿論，把握和操縱著受眾的審美傾向。
1 大眾傳媒審美創造對受眾審美價值觀的滿足
傳播學者施拉姆曾經指出：“要了解人類傳播，我們必須了解人是怎樣相互建立聯系的?！痹谏钪袀髡吆褪鼙姏]有本質的區別，都是社會生活中的個體，而從群體屬性中，傳者因為擁有話語權這樣的特殊權利而顯得與眾不同，但傳者又不能因為擁有這樣的權利而孤立于大眾之外，因為，他們需要與受眾互相作用，實現一種默契、和諧的狀態。傳者不斷地挖掘受眾的審美需求，不斷地滿足他們的審美需求。
傳播學中的刻板成見認為每個人都有“固有觀念”，并有相當強的穩定性和持續性，是人類長期的社會生活中延續下來的，有習俗、有習慣，比如在古代中國結婚的服飾是“梁冠禮服―釵鈿禮衣”，在古代這種習俗兼具規范社會成員的行為及思想方式的功能，那時候的人是無論如何也接受不了穿婚紗結婚的。而在現代大眾傳播的影響下，國人在婚禮服飾上已經很大程度上的被“西方化”了，這種影響不是一天兩天產生的，而是潛移默化的，先是在人們固有的價值觀范圍內進行，進而根據受眾的反應，如果人們能接受便會逐步改變，如果人們不接受，就會產生不同意見甚至反抗。
就媒介信息接收者而言，我們可以借“使用與滿足”這一傳播效果理論來考量一下大眾傳播對受眾審美價值的滿足?！笆褂门c滿足”這項研究，是20世紀40年代初，以《聲音廣播和印刷物》的出版為標志。在書中向人們告之了他們的研究成果：顯示出在美國八成以上的家庭的廣播收聽情況，同時將其與印刷媒介相對比。研究者們對此進行了更深入的研究，他們了解到受眾會從節目中得到哪些滿足和效用。而另人始料未及的是現實有人們選擇媒體的目的各有不同，如消除不滿情緒、補償自卑感，增長見識、作為談資、猜中節目結果、嘲笑節目參與者的愚蠢等等。這表明，不同的人從大眾傳播里會得到不同的滿足。而即使是同一個節目，也可以滿足不同人們的心理需求。
可見，人們有心理需求，是大眾傳媒的影響得以實現的起點。馬克思說過，“沒有需要，就沒有生產?！倍蟊妭鞑徝绖撛斓淖罱K目的是實現傳播，也即是讓大眾對其產物有所接觸進而接受，這就要滿足而且是最大限度地滿足受眾的訴求。此時一個問題油然而生，這樣一個多元的社會當中，人們的思想觀念復雜多變，每個人的想法不同，而同一個人，不同時期也會有不同的需求。盡管現實背景不容樂觀，但傳媒在進行審美滿足的時候依然能把握到受眾共同的訴求，也就是說人們可以隸屬于不同的群體，可以有不同的愛好等但是期望得到外面世界不斷變化的信息，以此而獲利于自己的生存與發展的目的是具有普遍性的。此外，紛煩的物質世界使現實生活變得浮燥不安，渴望在傳媒產品中得到審美愉悅也是普遍存在的心理訴求。由此媒體的各類產品便應需而生了。在當今傳媒介“娛樂至死”已經不是新鮮詞匯，而類似于新聞的娛樂化等事物，就是傳媒審美創造順應受眾需求的產物。而娛樂節目本身也不斷增加元素去刺激受眾的審美神經，如《中國好聲音》依靠轉動的椅子制造不確定因素，另外有好聽的歌聲和綺麗的舞臺效果，使其在今年的夏天格外醒目。
2 大眾傳媒審美創造對受眾審美價值觀的重構
曾有人說：在當今受眾的欲望被追逐著滿足。的確，媒體的競爭導致收視率、收聽率等因素被格外的看重，大眾傳播不得不動用所有的力量去尋找挖掘受眾那些稍縱即逝的欲望，同時他們還會組織智囊團對受眾的心理、審美訴求進行揣摩，以探索和嘗試如何更好地將媒體產品，主要是信息背后的各種觀念性內容自然的、毫無人工雕琢痕跡地傳達給受眾，進而影響信息接收方的審美觀念，改變、強化，或弱化其原有審美范式，從而將受眾的審美價值觀向傳播者所期望的方向上引導?？梢赃@樣說，受眾日常生活中的審美價值觀與社會道德密不可分，大部分是傳承而來，有漫長的產生時間且不易改變，而媒體的審美價值觀更多的與“時尚”相關，有時即刻就會產生，隨時都會發生改變。因為它需要不斷追逐受眾的審美傾向，而且還要有個性化的審美創造以吸引更多的受眾。受眾的審美文化價值觀并不是外化的，而是內在的，他們任何看法和行動，都受到價值觀的制約。傳媒的價值觀則與之相反，它并不是長期形成的，可能是較短或以一種突變的力量形成，用潛移默化的方式，對人產生影響。極有可能突然之間，人們就發現世界變了，比如在2006年的流行曲是《香水有毒》當人們沉浸在香水中來不及調整呼吸的時候，《白狐》就已經出來了，而到了2010年《甩蔥歌》遍及大街小巷，2011年的《忐忑》還沒過勁，鳥叔就騎著馬帶來了《江南style》，幾乎每一個變化都是一股龍卷風，勢不可擋且不容喘息。但重要的不是這些變化，而是大眾傳媒的強勢的宣言：遠離媒介就是遠離主流，就是落伍。因而大眾來沒來得及看清這改變是什么的時候，就已經沉浸在這種改變中了。
媒體的審美價值觀也是不斷發展和變化的，也會受到群體壓力的影響，需要不斷地除舊納新，但他會動用自身的話語權反過來對其它群體施加壓力。德國的社會科學家伊麗莎白?內爾?紐曼提出的“沉默的螺旋”指出，人們在發表自己看法的時候，總會對“意見環境”進行觀察和判斷，以了解自己的觀點處境，若同多數意見，就會積極地表達。個人意見處于劣勢，則害怕孤立屈從于“意見環境”。如此循環，多者更多而寡者更寡，形成螺旋。由“優勢”意見所組成的社會輿論便產生了。
美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的。大眾傳播通過挖掘人們共有的價值觀以革新，進而產生自己的審美文化。大眾頭腦中某些訴求得到傳媒呼應，產生共鳴，而頭腦中屬于“寡勢”的訴求，由于缺乏群體引導，通常會被遮蔽與遺忘，而能堅持自己意見的那些人，偶爾能夠成為精英，創造出精英文化，甚至也可以成為優勢意見得以螺旋發展?！俺聊穆菪币坏┊a生，輿論引導實現，傳媒完成社會文化價值觀的重構。
參考文獻
[1] 施拉姆.傳播學概論[M].北京：新華出版社，1984：4.
[2] 〔德〕伊麗莎白?內爾?紐曼.大眾觀念理論：沉默的螺旋的概念[M]//大眾傳播學：影響研究范式.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135.
[3] 郭慶光.傳播學教程[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9.
[4] 蔣原倫.媒體文化與消費時代[M].中央編譯出版社，2004.
[5] 〔美〕沃納?賽佛林，小詹姆斯?坦卡德.傳播理論―起源，方法與應用[M].北京：華夏出版社，2000.
[6] 施拉姆.傳播學概論[M].新華出版社，1984.
大眾傳播和大眾傳媒的區別范文3
關鍵詞 青少年 家庭 社會化 大眾媒體
中圖分類號G206 文獻標識碼A
家庭一直被認為是青少年社會化的最重要力量，然而隨著大眾傳媒的迅速發展，大眾傳媒對青少年社會化的影響越來越大。過去對青少年社會化的研究主要側重于城市青少年。鑒于此。本研究主要采用抽樣調查等實證方法，以農村青少年為研究對象，分析比較家庭與大眾傳媒對農村青少年社會化的影響。
為了研究的方便，本研究將初中、高中學生作為浙江省青少年研究的總體。農村青少年是指戶籍為農業人口的浙少年。本研究所說的大眾傳媒。既包括傳統的廣播、電視、報刊，也包括互聯網。
一、抽樣概況
本研究根據2004年《浙江省統計年鑒》，對浙江省90個縣級行政單位，以縣農村人口占全省總農業人口的比率為指標，采用不等概率抽樣方法(PPS：sampling with proba bility proportionalto size)抽取20個樣本縣。每個縣調查3個鎮，每個鎮2個學校，高中(包括職高和中專)、初中各1所?？h城所在鎮選2所學校，為了兼顧調查的執行，另2個鎮在有高中學校的非縣城鎮中，用隨機抽樣的方法抽取。
選中的鎮如有多所高中(包括職高和中專)、初中，則學校抽取的方法采用簡單隨機抽樣。為了使樣本既有一定的年齡距離，學生又能獨立填完問卷，本研究要求調查初中二年級、高中二年級。本研究回收青少年(初中、高中、中專、職高)的有效問卷5551份，其中農村青少年3785份，城鎮青少年1691份，75份未填寫戶籍信息。
二、研究結果
在當今轉型社會中，家庭與大眾傳媒這兩股社會化力量對農村青少年到底產生了怎樣的影響?各自有哪些積極與消極因素?經過對數據的統計分析，我們得出以下結果：
1、從農村青少年閑暇時間的利用看，他們越來越少地與父母相處，越來越多地生活在大眾傳媒中。
據我們的統計。浙江農村青少年在上學的日子人均每天使用廣播、電視、報刊、互聯網的時間分別達到24分鐘、26分鐘、16分鐘、20分鐘，合計為86分鐘。
從常識推斷，他們讀報刊、上網基本上是獨自行為。最可能與父母一起進行的媒介行為只有看電視。但從本研究結果看，青少年與父母一起看電視的比例，最高的是住校的初中生，達23.14％，最低的是不住校的高中生，只有9.14％。
這表明：①農村青少年與父母在一起的時間越來越少，而與大眾傳媒在一起的時間越來越多。不管是否住校。農村高中生同父母一起看電視的頻率都比初中生低10％以上；⑦隨著年齡的增長，農村青少年獨立接觸大眾傳媒的比例越來越大，他們的父母在大眾傳媒的內容選擇上為他們把關的可能性越來越小，大眾傳媒自身對他們的影響則越來越大；③看電視已經成為農村青少年的私人生活方式，而不是一種集體的(家庭或同學)的生活方式。
2、父母比大眾傳媒更廣泛地影響青少年的價值觀，大眾傳媒的接觸時間與其對青少年的影響成正比。
行為品質是價值觀的外在表現。本研究使用準量表測量影響青少年行為品質的影響因素及影響程度。我們列出10項行為品質、9個影響因索，要求被調查對象選擇對其每種行為品質影響最大的三個因素。
我們將10項行為品質分為三個層次：第一層次是基本的品質，包括遵紀守法和愛國，這是青少年適應社會的基本要求；第二層次是發展的品質，包括節儉、勤奮、善良、公平、誠信，我們認為具有這些品質的人更容易得到發展；第三層次是成功的品質，包括團結、樂觀、競爭。在現代社會中，團隊精神、積極樂觀、有序競爭是取得成功的必備品質。
我們列出的9個影響因素是父母、老師、同學、報紙、電視、廣播、雜志、互聯網和其他。我們將報紙、電視、廣播、雜志、互聯網五個因素合并大眾傳媒統計，得出以下數據(表2)。
總體上，影響中學生價值觀的第一因素，農村和城鎮沒有本質區別。如“愛祖國”的第一影響因素，農村中學生選擇比率最高的是老師，達到63.01％，城鎮中學生選擇比率最高的也是老師，達到58.01％。在價值觀的10項行為品質中，農村中學生選擇最多的因素，同樣是城鎮中學生選擇最多的因素。繼續觀察，在價值觀的lO項行為品質中，農村中學生選擇第二多的因素，同樣是城鎮中學生選擇第二多的因素。在價值觀的10項行為品質中，選擇第三多的因素，農村和城鎮中學生相同的有9個選項，不同的僅一項“節儉”。
仔細研究農村青少年的數據，對我們列出的10項行為品質，青少年認為父母的影響遠遠大于大眾傳媒的影響，大眾傳媒只對“愛祖國”這個行為品質的影響大于父母。
父母對青少年“節儉”、“勤奮”、“樂觀”、“善良”、“誠信”的品質影響尤其深遠。父母影響的是青少年基本的品質，這些品質偏重個人環境。從社會心理學的觀點看，社會刺激分成兩類，社會情境和社會文化環境。父母的影響是人際傳播，而人際傳播是社會情境。對人的作用是直接的。大眾傳播是社會文化環境，對人的作用是間接的。再從群體的分類來看，社會學認為，家庭屬于初級群體，大眾傳媒是次級群體。一般來說，初級群體的影響大于次級群體。父母的影響力不容忽視。
在10項行為品質中，大眾傳媒對“愛國”和“遵紀守法”的影響占第三位，說明大眾傳媒對第一層次行為品質影響較強，對培養青少年“遵紀守法”和“愛祖國”這兩項基本行為品質起重要作用。
我們在研究大眾傳媒接觸與價值觀的關系時，發現傳媒接觸時間與其對價值觀的影響程度成正比。選擇大眾傳媒為第一影響因素的農村青少年每天看電視30.7分鐘；選擇非大眾傳媒為第一影響因素的農村青少年每天看電視23.62分鐘。10項品質中，選擇大眾傳媒為第一影響的青少年，看電視時間均大于選擇非大眾傳媒為第一影響的青少年。差異達到極顯著(F=34.254，P=0.000)水平。
3、大眾傳媒是農村青少年獲得知識與信息的重要途徑，對青少年增長知識發揮的作用遠遠大于家庭。
農村青少年認同并看重大眾傳媒的知識教育功能，他們中最大比例的人接觸大眾傳媒的第一動機是增長知識、獲取信息(表3)。如將“增長知識”與“獲取信息”合并，閱讀報刊以此為第一動機的高達85％，看電視以此為第一動機的也接近50％，上網超過40％。
在本研究中，我們還發現，青少年接觸大眾傳媒的動機與實際接觸行為并不統一。以看電視為例，我們將青少年看電視的第一動機分為兩大類?！矮@得知識信息”和“休閑娛樂”，將看電視的首選內容也分為對應的兩類：“信息教育”、“休閑娛樂”。
數據統計顯示，48.38％的農村青少年以“獲得知識信息”作為看電視的第一動機，但實際收視教育信息內容的只
有21.53％，高達76.87％的青少年選擇的是休閑娛樂類內容。
4、父母不再是農村青少年的主要崇拜對象，大眾傳媒為他們提供的人物才是他們偶像的主要來源。
在本研究中，我們向調查對象詢問其父母的受教育程度，了解他們最祟拜的對象，追問他們的偶像。結果顯示，農村青少年中10.20％的人不清楚自己父親的受教育程度，13.40％的人不清楚自己母親的受教育程度。與城鎮相比，農村青少年不知父母受教育程度的比例更高。母親比父親更被青少年“忽略”。相比于對自己父母的不甚了解，農村青少年說起自己的偶像可謂如數家珍。
我們將青少年填寫的具體偶像分為26個小類、四大類，具體如下：
第一類為非媒介人物：包括父母、父親、母親、老師、同學、親屬、自己。他們成為青少年的偶像完全依靠人際傳播，大眾傳媒沒有直接作用；
第二類為杰出人物：包括政治家、軍事家、文學家、藝術家、科學家、模范人物。他們成為青少年的偶像依靠人際傳播、組織傳播和大眾傳媒，大眾傳媒不起決定性的作用；
第三類為大眾媒介人物，包括文藝明星、體育明星、選秀明星(如“超級女聲”、“我型我秀”等節目產生的平民明星)、媒體從業人員、媒介虛構人物、成功人士等6亞類。他們成為青少年的偶像主要依靠大眾傳媒。
第四類為其他：不能明確歸人上述三類的人物。分類結果見表3。
從表3我們看出，大眾傳媒對青少年的偶像崇拜影響巨大，農村青少年高達86.37％的選擇了大眾傳媒提供的人物作為自己的偶像，而且大多集中在各類明星(83.45％)上。僅有2.7％的將父母作為偶像。卡方檢驗表明，農村與城鎮青少年偶像崇拜沒有顯著差異。
我們認為，出現這種現象的原因主要有兩個。一方面青少年接觸大眾傳媒，除了滿足正常的信息需求。也滿足了自己的情感需求，而這種情感需求的滿足往往是通過與媒介人物的互動來完成的。處于成長關鍵時期的青少年。對媒介人物的這種依戀顯得尤為顯著，需要對一些遙不可及人物的依戀和認同來強化自我。追星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虛幻的感覺。卻也有它存在的合理性。另一方面，喜歡偶像也是一種時尚與文化消費現象，青少年天然具有追逐時尚的需要與可能，他們的偶像是媒體集中攻勢強化出來的。
5、對新觀念與新技能的傳遞，大眾傳媒的正面影響大于父母。
以“上網”這一技能為例，我們發現，農村青少年的父母不能正面影響青少年。在本次調研中，我們了解到，農村青少年只有0.85％的人是“跟父母學會上網”的，30.35％的人是通過“自學”學會上網。這表明，①農村青少年的父母普遍沒有能力教會孩子新的技能。②隨著科技的進步。人類的社會化將越來越多地出現反向社會化，而應該主動接受青少年的反哺，縮小與下一代的差距。
6、家庭與大眾傳媒在某些社會規范和價值標準上存在沖突，教育機構對青少年社會化的正面引導亟待跟進。
統計農村青少年大眾傳媒的接觸內容時，我們發現他們更多地選擇娛樂休閑內容，而且隨著青少年年齡的增長，大眾傳媒在他們身上體現出的娛樂功能越來越強。
從表4可以看出：第一，總體來看，青少年看電視的內容主要是休閑娛樂。青少年看休閑娛樂的內容達到75.76％，占絕對優勢。第二，農村與城鎮青少年看電視的內容有差異。以看得最多的內容為例，農村青年比城鎮青年多看3.59％的休閑娛樂內容，主要差異仍然來自影視劇；少看3.75％的教育信息內容。主要差異來自少兒節目；卡方檢驗，P值為8.7，S值為0.003，達到極顯著水平。
曾風靡大陸的青春偶像劇《流星花園》中F4富豪子弟揮金如土的生活方式，令一些青少年觀眾一些大加模仿。這與農村家庭對孩子“節儉”的教育大相徑庭。家庭教育與大眾傳媒對青少年影響的不一致往往令青少年感到困惑。家長為了避免孩子受媒體影響接受不正確的觀念與行為，只能采取保護主義方式讓孩子遠離媒介，但這種做法讓青少年在避免大眾傳媒污染的同時也錯過了媒介的滋養。
四、思考與建議
家庭與大眾傳媒作用于青少年，青少年也反作用于家庭與大眾傳媒。因此，社會化的雙向性決定了青少年的社會化不但影響自身的發展，也影響整個社會的發展。
大眾傳播和大眾傳媒的區別范文4
本文擬對英國的傳媒與文化研究進行簡單的綜合介紹，重點選擇在傳媒研究歷史上有過重大突破和影響的研究機構及其研究成果，并希望借此能為國內該研究領域的發展提供一些有用的思路。
1. 早期經驗主義的傳播研究西方社會科學對大眾傳媒的關注，起始于20世紀20年代后期的美國，也就是有聲電影開始盛行之際。由于美國的社會科學具有根深蒂固的實用主義傳統，其特征之一是方法的縝密與理論的貧乏成正比。社會科學的用途，不在于從根本上對社會進行批判和反思，而在于解決實際社會問題，最大程度地維護現有制度的穩定。至于制度本身是否公正則無關緊要。因此，美國社會科學的主流是御用研究而非批判研究，最初的對大眾傳播（mass communication）的研究也不例外。
傳媒研究史上第一個比較有影響的調查報告，就是針對美國公眾對當時正在興起的有聲電影所抱的成見撰寫而成的。有聲電影在20世紀20年代中期一出現，就得到眾多青少年觀眾的青睞。很多家長因此擔心添加了聲音的銀幕更具吸引力，對青少年的道德行為會產生不良的影響。當時的社科學者們針對公眾的這種顧慮，進行了一系列包括問卷調查在內的實際調查研究，結果便是后來傳播研究史上常提到的“潘恩基金研究”（The Payne Fund Studies）②。此研究得出的結論，現在看來似乎多余而且膚淺，即電影的確對青少年能夠產生正面或負面的影響。但是，由于套上了“科學”的光環，這一結論在當時公眾中影響很大，對后來的傳媒研究也起到了一定的規范作用。在此后的30多年里，西方尤其是美國的傳播與媒體研究的主流，便停留在關注傳媒對受眾所施加的影響上，也就是所謂的媒體效果研究（media effect studies）。
從總體來看，媒體效果研究大都有意無意地落入了行為主義心理學的刺激－反應模式（stimulus-response）之中。該模式假定，傳媒一旦發出刺激信號，受眾（audience）必定會在態度或行為上有所反應，傳播研究的任務在于發現并測量這種受眾反應。這一模式在后來社會科學對不同媒體的研究中都得以體現，包括對廣播、電視以及連環畫冊的研究。其中，最為突出的是60年代中后期對兒童與電視的研究。與“潘恩基金研究”背后的動機類似，兒童與電視的研究，也起因于公眾對電視這一“更新的”媒體的顧慮，人們擔心電視這一闖入家庭中的小屏幕比電影院更容易教會兒童一些不良的行為。50年 代中后期，電視正在普遍進入西方家庭，當時的研究得以采用實地考察（field work）的方式，把已經普及電視的社區與尚未普及電視的社區進行比較③。
到了60年代中期，隨著電視的進一步普及，兒童及電視的研究便從社區轉向心理學研究室（laboratory experiment），純量化研究成為一種不得已的時尚。此時在美國，公眾輿論的焦點越來越集中在反對電視中的暴力和性。面對這種輿論壓力，由政府資助的研究人員便開始企圖通過心理學實驗來建立電視內容與兒童行為之間的直接因果關系。相當一批實驗研究似乎證明了其中的因果關系，但是也有少數得出恰恰相反的結果，即電視中呈現的暴力可以減少實際的暴力行為，亦即所謂的宣泄理論。這種相互矛盾的結論并非偶然，而恰恰說明行為主義心理學研究本身的嚴重局限性。因為它將研究對象從活生生的實際生活中抽出來，放在人為的實驗室里去觀察，得出的結論也只能是虛擬的。
這種局限性也正是后來英國的傳媒社會學批判和超越的對象。狹隘的經驗主義對傳播媒體研究的壟斷，直到60年代后期才得以解體。它們常被后來的批評者戲稱為“皮下注射模式”（the hypodermic model），或者“子彈理論”（bullet theory）。當然，這并不等于說，在此之前的幾十年里就沒有其他非主流的傳媒研究存在，只是它們影響甚微。從60年代末70年代初開始，當時在西方世界方興未艾的批判社會學（critical sociology）將其矛頭指向了大眾傳媒。批判社會學的興起和發展與其歷史背景和社會基礎是分不開的，亦即戰后資本主義“黃金時代”的結束。一系列社會動蕩取代了平衡發展，包括人們熟知的西歐青年學生運動，美國黑人公民權利運動，以及反對越戰示威游行。突如其來的社會動蕩，進一步動搖了長期以來作為英美社會科學基礎的實證主義哲學，從而也將社會學從安于現狀的結構功能主義中解放出來，迫使其成為社會批判的工具。在西歐，以及后來被統稱為西方的各種流派，為批判社會學的迅速發展提供了豐富的思想源泉；在美國，以威伯倫（Thorstein Veblen）和米爾思（C. Wright Mills）為代表的非的本土批判傳統也得以宏揚。當時正在蓬勃發展中的大眾傳播媒體自然也成了社會學批判分析的對象之一，批判傳媒研究（critical media research）從此得以在70年代迅速發展壯大起來④。
2. 英國的文化研究
英語世界的批判傳媒研究，起于60年代后期，在80年代中期達到鼎盛。在其主要發源地英國，批判傳媒研究從一開始就圍繞兩個大學的研究中心所采取的不同理論和學科立場而展開。成立于1964年的伯明翰大學（Birmingham University）當代文化研究中心（Centre for Contemporary Cultural Studies），從一開始就強調文化與意識形態的相對獨立性，提供汲取多方面的思想和理論資源，確立了所謂的英國文化研究（British cultural studies）的傳統，傳播媒體則構成其研究領域的一個重要方面。晚兩年成立的萊斯特大學（Leicester University）大眾傳播研究中心（Centre for Mass Communication Research），則以社會學為其學科基礎，全力以赴地對傳播媒體進行全面深入的批判研究。這兩個中心先后在80年代中后期，隨著其理論骨干的離任而逐步衰落。但是，它們早期和鼎盛時期的研究工作，在理論和方法論上為英國的批判傳媒研究奠定了堅實基礎。其開創性的學術價值和社會意義，對后來在高校中逐漸普及了的傳媒與文化研究來說，是極為重要的也是難以超越的。
伯明翰大學當代文化研究中心的主要理論家霍爾（Stuart Hall），致力于重新發掘“意識形態”（ideology）這一關鍵詞，并對其進行理論“整容”，使它成為文化研究和批判的有力工具⑤。馬克思所說的意識形態，是建立在經濟基礎之上的上層建筑的一部分，是統治階級的思想意識和價值觀念。那么，在電子傳媒時代，一個社會中統治階層的意識形態，又怎樣成了包括被統治階層在內的全社會的意識形態？這實際上是一個爭奪和取得文化領導權的問題，也就是霍爾所說的“語言階級斗爭”。在這樣一個“和平”而非強制的過程中，傳播媒體扮演極其重要的角色。文化研究的任務之一就是要解構這一過程，探討媒體有意無意中采取的意識形態立場。
為了便于實際研究和分析，霍爾還詳細探討了意義創造過程中“編碼”（encoding）和“解碼”（decoding）這兩個不同的階段⑥，主流意識形態的傳播正是通過這兩個實際操作上極其復雜的階段而實現的。在傳媒研究領域，意識形態分析（ideological analysis）代替了過去的效果研究，理論和研究實踐長期分離的狀態也得以改變。除了對文化研究領域進行理論探討，更為重要的是，伯明翰大學當代文化研究中心還作了大量的文本分析和經驗研究，對包括大眾傳媒在內的當代西方社會的文化現象進行多方位的描述、闡釋和批判，內容涉及亞文化（subculture）、青年文化（youth culture）、女性研究（women’s studies）等方面。在追述文化研究的理論和思想根源時， 霍爾不但談到英國本土“鼻祖”郝哥特（Richard Hogard）、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和湯姆遜（E. P. Thompson），還談到歐陸的阿爾杜塞（Louis Althusser）、格拉姆西（Antonio Gramsci）、列威－斯特勞斯（Levi-Strauss）、?？疲‵oucault）和拉康（Lacan），可見伯明翰文化研究從一開始就確立了其理論和方法資源上集大成的原則⑦。
被霍爾譽為英國文化研究開山鼻祖的威廉斯和郝哥特，都是工人階級出身的人文知識分子。面對英國這樣一個階級劃分極為鮮明并且相對穩定的社會，威廉斯形象地將自己這種特殊境遇稱作一種“越界”（border crossing），即跨越社會階層的界限。他們對工人階級生存狀況的同情和理解，決定了他們對大眾傳媒和流行文化采取的特定態度。作為人文知識分子，他們的批判立場是不容置疑的。但是，這種批判與傳統精英文化倡導者所持的態度有著根本的區別，這亦即西方社會政治上左與右的區別。傳統文化精英對大眾流行文化采取的態度是無視和蔑視，手段則是隔離或消滅。威廉斯等則把大眾傳媒放在更為廣闊的社會歷史背景下，對其起源的發展進行認真的探討。大眾文化現象從此也登上了學術這一“大雅之堂”，成為原來只針對經典嚴肅文本的文藝批判的對象。這在當時英國的社會歷史條件下是難能可貴的。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威廉斯等才被后來者們推舉為英國文化研究的開山鼻祖。
威廉斯早在50年代就對開始對英語中的一些關鍵詞進行詞源學和社會學的雙重探討，從詞義的變化中把握社會的變遷，反之亦然。英語中culture一詞，從原來的拉丁詞根發展而來，并延伸出種種不同的意思和用法，成為英語中最難界定的概念之一。只有當culture從狹窄的“高級精神產品”延伸為人類學意義上的“一種生活方式”，大眾的生活方式才可能成為“文化”，也才有了大眾文化（mass culture）和流行文化（ppular culture）的說法。但是，對當代文化研究來說，以上culture的兩個定義一個過于狹窄，一個過于寬泛。學者們因而試圖在這一窄一寬之間找到更為確切的說法。目前比較為人接受的一種定義認為，文化是一切具有象征意義的東西，包括言說、物品、行動、事件等等。其實，這個定義本身也有過于寬泛和含糊其辭之嫌。文化這一概念本身的模糊不定也導致了后來的文化研究領域的無限擴展和雜亂無章，尤其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后，起源于英國的文化研究在美國和澳大利亞等英語國家逐漸盛行并變異，使得企圖對這一領域進行整體綜述的努力變得越來越困難。70年代伯明翰大學的文化研究，在理論上認同文化和意識形態的相對獨立性，有意識地反對一切經濟決定論，與20世紀形形的西方的基本立論不約而同。在研究實踐中，則通過對文化現象的記錄和闡釋達到一種社會批判。譬如，對工人階級青少年中產生的、反社會的亞文化的關注，隱含了對英國社會階級壓迫的批判。更如，女性主義理論直接影響和指導了中心的具體研究問題，包括大眾傳媒對女性形象的塑造和歪曲，以此達到對男權社會里無所不在的性別歧視的批判。伯明翰大學當代文化研究中心在鼎盛過后，蛻變成伯明翰大學的文化研究系。文化研究也開始被成批生產和仿制，并逐漸成為英語世界高等學院中又一門專業“學科”，其實際社會批判功能也面臨被消解的危險。
英國的文化研究從80年代中開始在英語世界里流行起來。在美國，素以實證經驗主義為方法論依據的傳播研究主流，受到了來自大西洋彼岸島國的理論沖擊，因而也呈現出前所未有的“理論繁榮”。澳大利亞由于引進英國的研究人員，也在不同程度上產生過文化研究熱。近些年內，英語世界文化研究的重要論壇，除了原來在美國出版發行的《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外，又新增添了《歐洲文化研究》（European Journalof Cultural Studies）和《國際文化研究》（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均在英國出版發行。這都說明文化研究領域正在試圖超越英語世界，在歐洲乃至世界范圍內展開。然而，英語世界中新近的一場文化研究熱，在過多地關注當下流行文化現象的同時，忽略了伯明翰大學文化研究對各種壓迫的直面批判精神。尤其是進入90年代以后，文化研究的繁榮景象，與其說是本領域研究的發展深化，不如說是學術市場對其需求的增加。文化研究的社會批判功能，經常被表面上的喧鬧所淹沒。其中一些較有影響的文化研究者，更是主動放棄了對深層社會批判的追求，反而對流行文化中包含的所謂反抗霸權和控制的因素沾沾自喜并隨意夸大。這種形式上的文化激進，其實已經蛻變成實質上的政治保守了。（未完待續）
注釋：
① 目前國內較常見的經驗研究是所謂的受眾調查，但是這種調查經常由商業目的所驅動，并非社會學意義上的社會調查和批判。
② 研究結果由H. J. Forman論編為Our Movie Made Children（New York: Macmillan 1935）。
③ 在此兩個有代表性的例子值得一提，一個是英國的Television and the Child: an Empirical Study of the Effects of Television on the Youth（London: the Falmer Press 1958），由心理學家Hilda T. Himmelweit等共同完成。此研究主要集中討論電視的到來對兒童的日常生活以及價值觀念產生的影響。另一例是美國傳媒研究史上經常提到的Television in the Lives of Our Children（Stand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1），由W. Schramme等共同完成。
④ 80年代初期英語世界大眾傳媒與傳播領域曾發生過一場關于批判研究（critical research）與御用研究（administrative research）討論，討論結果發表在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專號“本研究領域中的爭鳴”（Ferment in the Field）vol.33，No.3，1983。
⑤ Stuart Hall ‘The Rediscovery of “Ideology”: return of the repressed in media studies’，收入M. Gurevitch等編輯的Cuture， Society， and the Media（London: Menthuen 1982）。
大眾傳播和大眾傳媒的區別范文5
本文擬對英國的傳媒與文化研究進行簡單的綜合介紹，重點選擇在傳媒研究歷史上有過重大突破和影響的研究機構及其研究成果，并希望借此能為國內該研究領域的發展提供一些有用的思路。
1.早期經驗主義的傳播研究西方社會科學對大眾傳媒的關注，起始于20世紀20年代后期的美國，也就是有聲電影開始盛行之際。由于美國的社會科學具有根深蒂固的實用主義傳統，其特征之一是方法的縝密與理論的貧乏成正比。社會科學的用途，不在于從根本上對社會進行批判和反思，而在于解決實際社會問題，最大程度地維護現有制度的穩定。至于制度本身是否公正則無關緊要。因此，美國社會科學的主流是御用研究而非批判研究，最初的對大眾傳播（masscommunication）的研究也不例外。
傳媒研究史上第一個比較有影響的調查報告，就是針對美國公眾對當時正在興起的有聲電影所抱的成見撰寫而成的。有聲電影在20世紀20年代中期一出現，就得到眾多青少年觀眾的青睞。很多家長因此擔心添加了聲音的銀幕更具吸引力，對青少年的道德行為會產生不良的影響。當時的社科學者們針對公眾的這種顧慮，進行了一系列包括問卷調查在內的實際調查研究，結果便是后來傳播研究史上常提到的“潘恩基金研究”（ThePayneFundStudies）②。此研究得出的結論，現在看來似乎多余而且膚淺，即電影的確對青少年能夠產生正面或負面的影響。但是，由于套上了“科學”的光環，這一結論在當時公眾中影響很大，對后來的傳媒研究也起到了一定的規范作用。在此后的30多年里，西方尤其是美國的傳播與媒體研究的主流，便停留在關注傳媒對受眾所施加的影響上，也就是所謂的媒體效果研究（mediaeffectstudies）。
從總體來看，媒體效果研究大都有意無意地落入了行為主義心理學的刺激－反應模式（stimulus-response）之中。該模式假定，傳媒一旦發出刺激信號，受眾（audience）必定會在態度或行為上有所反應，傳播研究的任務在于發現并測量這種受眾反應。這一模式在后來社會科學對不同媒體的研究中都得以體現，包括對廣播、電視以及連環畫冊的研究。其中，最為突出的是60年代中后期對兒童與電視的研究。與“潘恩基金研究”背后的動機類似，兒童與電視的研究，也起因于公眾對電視這一“更新的”媒體的顧慮，人們擔心電視這一闖入家庭中的小屏幕比電影院更容易教會兒童一些不良的行為。50年代中后期，電視正在普遍進入西方家庭，當時的研究得以采用實地考察（fieldwork）的方式，把已經普及電視的社區與尚未普及電視的社區進行比較③。
到了60年代中期，隨著電視的進一步普及，兒童及電視的研究便從社區轉向心理學研究室（laboratoryexperiment），純量化研究成為一種不得已的時尚。此時在美國，公眾輿論的焦點越來越集中在反對電視中的暴力和性。面對這種輿論壓力，由政府資助的研究人員便開始企圖通過心理學實驗來建立電視內容與兒童行為之間的直接因果關系。相當一批實驗研究似乎證明了其中的因果關系，但是也有少數得出恰恰相反的結果，即電視中呈現的暴力可以減少實際的暴力行為，亦即所謂的宣泄理論。這種相互矛盾的結論并非偶然，而恰恰說明行為主義心理學研究本身的嚴重局限性。因為它將研究對象從活生生的實際生活中抽出來，放在人為的實驗室里去觀察，得出的結論也只能是虛擬的。
這種局限性也正是后來英國的傳媒社會學批判和超越的對象。狹隘的經驗主義對傳播媒體研究的壟斷，直到60年代后期才得以解體。它們常被后來的批評者戲稱為“皮下注射模式”（thehypodermicmodel），或者“子彈理論”（bullettheory）。當然，這并不等于說，在此之前的幾十年里就沒有其他非主流的傳媒研究存在，只是它們影響甚微。從60年代末70年代初開始，當時在西方世界方興未艾的批判社會學（criticalsociology）將其矛頭指向了大眾傳媒。批判社會學的興起和發展與其歷史背景和社會基礎是分不開的，亦即戰后資本主義“黃金時代”的結束。一系列社會動蕩取代了平衡發展，包括人們熟知的西歐青年學生運動，美國黑人公民權利運動，以及反對越戰示威游行。突如其來的社會動蕩，進一步動搖了長期以來作為英美社會科學基礎的實證主義哲學，從而也將社會學從安于現狀的結構功能主義中解放出來，迫使其成為社會批判的工具。在西歐，以及后來被統稱為西方的各種流派，為批判社會學的迅速發展提供了豐富的思想源泉；在美國，以威伯倫（ThorsteinVeblen）和米爾思（C.WrightMills）為代表的非的本土批判傳統也得以宏揚。當時正在蓬勃發展中的大眾傳播媒體自然也成了社會學批判分析的對象之一，批判傳媒研究（criticalmediaresearch）從此得以在70年代迅速發展壯大起來④。
2.英國的文化研究
英語世界的批判傳媒研究，起于60年代后期，在80年代中期達到鼎盛。在其主要發源地英國，批判傳媒研究從一開始就圍繞兩個大學的研究中心所采取的不同理論和學科立場而展開。成立于1964年的伯明翰大學（BirminghamUniversity）當代文化研究中心（CentreforContemporaryCulturalStudies），從一開始就強調文化與意識形態的相對獨立性，提供汲取多方面的思想和理論資源，確立了所謂的英國文化研究（Britishculturalstudies）的傳統，傳播媒體則構成其研究領域的一個重要方面。晚兩年成立的萊斯特大學（LeicesterUniversity）大眾傳播研究中心（CentreforMassCommunicationResearch），則以社會學為其學科基礎，全力以赴地對傳播媒體進行全面深入的批判研究。這兩個中心先后在80年代中后期，隨著其理論骨干的離任而逐步衰落。但是，它們早期和鼎盛時期的研究工作，在理論和方法論上為英國的批判傳媒研究奠定了堅實基礎。其開創性的學術價值和社會意義，對后來在高校中逐漸普及了的傳媒與文化研究來說，是?匾囊彩悄巖猿降摹?BR>伯明翰大學當代文化研究中心的主要理論家霍爾（StuartHall），致力于重新發掘“意識形態”（ideology）這一關鍵詞，并對其進行理論“整容”，使它成為文化研究和批判的有力工具⑤。馬克思所說的意識形態，是建立在經濟基礎之上的上層建筑的一部分，是統治階級的思想意識和價值觀念。那么，在電子傳媒時代，一個社會中統治階層的意識形態，又怎樣成了包括被統治階層在內的全社會的意識形態？這實際上是一個爭奪和取得文化領導權的問題，也就是霍爾所說的“語言階級斗爭”。在這樣一個“和平”而非強制的過程中，傳播媒體扮演極其重要的角色。文化研究的任務之一就是要解構這一過程，探討媒體有意無意中采取的意識形態立場。
為了便于實際研究和分析，霍爾還詳細探討了意義創造過程中“編碼”（encoding）和“解碼”（decoding）這兩個不同的階段⑥，主流意識形態的傳播正是通過這兩個實際操作上極其復雜的階段而實現的。在傳媒研究領域，意識形態分析（ideologicalanalysis）代替了過去的效果研究，理論和研究實踐長期分離的狀態也得以改變。除了對文化研究領域進行理論探討，更為重要的是，伯明翰大學當代文化研究中心還作了大量的文本分析和經驗研究，對包括大眾傳媒在內的當代西方社會的文化現象進行多方位的描述、闡釋和批判，內容涉及亞文化（subculture）、青年文化（youthculture）、女性研究（women’sstudies）等方面。在追述文化研究的理論和思想根源時，霍爾不但談到英國本土“鼻祖”郝哥特（RichardHogard）、威廉斯（RaymondWilliams）和湯姆遜（E.P.Thompson），還談到歐陸的阿爾杜塞（LouisAlthusser）、格拉姆西（AntonioGramsci）、列威－斯特勞斯（Levi-Strauss）、福科（Foucault）和拉康（Lacan），可見伯明翰文化研究從一開始?腿妨⒘似淅礪酆頭椒ㄗ試瓷霞蟪傻腦頜摺?BR>被霍爾譽為英國文化研究開山鼻祖的威廉斯和郝哥特，都是工人階級出身的人文知識分子。面對英國這樣一個階級劃分極為鮮明并且相對穩定的社會，威廉斯形象地將自己這種特殊境遇稱作一種“越界”（bordercrossing），即跨越社會階層的界限。他們對工人階級生存狀況的同情和理解，決定了他們對大眾傳媒和流行文化采取的特定態度。作為人文知識分子，他們的批判立場是不容置疑的。但是，這種批判與傳統精英文化倡導者所持的態度有著根本的區別，這亦即西方社會政治上左與右的區別。傳統文化精英對大眾流行文化采取的態度是無視和蔑視，手段則是隔離或消滅。威廉斯等則把大眾傳媒放在更為廣闊的社會歷史背景下，對其起源的發展進行認真的探討。大眾文化現象從此也登上了學術這一“大雅之堂”，成為原來只針對經典嚴肅文本的文藝批判的對象。這在當時英國的社會歷史條件下是難能可貴的。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威廉斯等才被后來者們推舉為英國文化研究的開山鼻祖。
威廉斯早在50年代就對開始對英語中的一些關鍵詞進行詞源學和社會學的雙重探討，從詞義的變化中把握社會的變遷，反之亦然。英語中culture一詞，從原來的拉丁詞根發展而來，并延伸出種種不同的意思和用法，成為英語中最難界定的概念之一。只有當culture從狹窄的“高級精神產品”延伸為人類學意義上的“一種生活方式”，大眾的生活方式才可能成為“文化”，也才有了大眾文化（massculture）和流行文化（ppularculture）的說法。但是，對當代文化研究來說，以上culture的兩個定義一個過于狹窄，一個過于寬泛。學者們因而試圖在這一窄一寬之間找到更為確切的說法。目前比較為人接受的一種定義認為，文化是一切具有象征意義的東西，包括言說、物品、行動、事件等等。其實，這個定義本身也有過于寬泛和含糊其辭之嫌。文化這一概念本身的模糊不定也導致了后來的文化研究領域的無限擴展和雜亂無章，尤其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后，起源于英國的文化研究在美國和澳大利亞等英語國家逐漸盛行并變異，使得企圖對這一領域進行整體綜述的努力變得越來越困難。70年代伯明翰大學的文化研究，在理論上認同文化和意識形態的相對獨立性，有意識地反對?磺芯鎂齠郟?0世紀形形的西方的基本立論不約而同。在研究實踐中，則通過對文化現象的記錄和闡釋達到一種社會批判。譬如，對工人階級青少年中產生的、的亞文化的關注，隱含了對英國社會階級壓迫的批判。更如，女性主義理論直接影響和指導了中心的具體研究問題，包括大眾傳媒對女性形象的塑造和歪曲，以此達到對男權社會里無所不在的性別歧視的批判。伯明翰大學當代文化研究中心在鼎盛過后，蛻變成伯明翰大學的文化研究系。文化研究也開始被成批生產和仿制，并逐漸成為英語世界高等學院中又一門專業“學科”，其實際社會批判功能也面臨被消解的危險。
&nbs
p;英國的文化研究從80年代中開始在英語世界里流行起來。在美國，素以實證經驗主義為方法論依據的傳播研究主流，受到了來自大西洋彼岸島國的理論沖擊，因而也呈現出前所未有的“理論繁榮”。澳大利亞由于引進英國的研究人員，也在不同程度上產生過文化研究熱。近些年內，英語世界文化研究的重要論壇，除了原來在美國出版發行的《文化研究》（culturalStudies）外，又新增添了《歐洲文化研究》（EuropeanJournalofCulturalStudies）和《國際文化研究》（InternationalJournalofCulturalStudies），均在英國出版發行。這都說明文化研究領域正在試圖超越英語世界，在歐洲乃至世界范圍內展開。然而，英語世界中新近的一場文化研究熱，在過多地關注當下流行文化現象的同時，忽略了伯明翰大學文化研究對各種壓迫的直面批判精神。尤其是進入90年代以后，文化研究的繁榮景象，與其說是本領域研究的發展深化，不如說是學術市場對其需求的增加。文化研究的社會批判功能，經常被表面上的喧鬧所淹沒。其中一些較有影響的文化研究者，更是主動放棄了對深層社會批判的追求，反而對流行文化中包含的所謂反抗霸權和控制的因素沾沾自喜并隨意夸大。這種形式上的文化激進，其實已經蛻變成實質上的政治保守了。（未完待續）
注釋：
①目前國內較常見的經驗研究是所謂的受眾調查，但是這種調查經常由商業目的所驅動，并非社會學意義上的社會調查和批判。
②研究結果由H.J.Forman論編為OurMovieMadeChildren（NewYork:Macmillan1935）。
③在此兩個有代表性的例子值得一提，一個是英國的TelevisionandtheChild:anEmpiricalStudyoftheEffectsofTelevisionontheYouth（London:theFalmerPress1958），由心理學家HildaT.Himmelweit等共同完成。此研究主要集中討論電視的到來對兒童的日常生活以及價值觀念產生的影響。另一例是美國傳媒研究史上經常提到的TelevisionintheLivesofOurChildren（StandfordUniversityPress1961），由W.Schramme等共同完成。
④80年代初期英語世界大眾傳媒與傳播領域曾發生過一場關于批判研究（criticalresearch）與御用研究（administrativeresearch）討論，討論結果發表在JournalofCommunication專號“本研究領域中的爭鳴”（FermentintheField）vol.33,No.3,1983。
⑤StuartHall‘TheRediscoveryof“Ideology”:returnoftherepressedin
mediastudies’，收入M.Gurevitch等編輯的Cuture,Society,andtheMedia（London:Menthuen1982）。
⑥參見StuartHall‘Encoding/decoding’，收入Culture,Media,Language:workingpapersinculturalstudies,1972-79,（London:Hutchingson,1980）。
大眾傳播和大眾傳媒的區別范文6
[關鍵詞]大眾文化；影視；藝術；傳播
一、大眾文化與影視藝術轉型
大眾文化是處于市場經濟下由消費意識形態引導大眾，采取時尚化運作方式的當代文化消費形態?，F階段正處在繁榮時期的影視文藝、大眾音像等文藝形式，成為大眾文化生活中的主潮，具有開放變革的意義。
1．新時期影視文化的主要特征。
視覺文化是指脫離以語言為主導的理性主義，日益轉向以形象影像為中心的感性主義的文化形態。主要特征：一是組合性、綜合性。它以影視圖像為主要載體，組織了聲音、文字等一切可利用的符號形式與介質，是科學技術、工業生產與文化藝術的共同結晶；是傳統意識形態與科學、工業和商業文化多重價值的交匯。二是傳播運作的商業操作性。在講究效率、追求轟動效應的現代社會里，視覺文化以其快捷刺激的特點無疑最能迎合現代文化大眾的消費心理。三是生產方式的批量復制性。以現代工業的大規模批量生產代替傳統文化的手工創作，形成了視覺文化生產的新的景觀。四是內容的直觀淺白性。視覺文化藝術以生動、逼真、直觀的影視畫面，較之于傳統的延時文字傳播，視覺的電子媒介傳播更接近實時傳播，影響力更大，沖擊力更強。
2．大眾傳媒推動影視化轉型。
視覺文化的興起是以視覺藝術產生為先導即以20世紀初電影技術的誕生作為標志。由于影視文化所具有的直觀性與具象性，視聽元素必須先被觀眾感官感知才能吸引觀眾注意。21世紀在現代科技、經濟和文化的影響下，世界進入了視覺文化時代，從電視節目、計算機的多媒體操作和網絡傳播等都與視覺文化、生活的視覺化趨勢有關，視覺圖像成了電影電視、廣告美術及其它視覺研究者共同關注的中心。從美學上看，電影本身就有語言和視覺形象兩個方面，電視作為當今最大眾化的傳媒，比其它傳媒有更多的優點和功能，如傳播速度快捷、形式上音像并茂、制作技術多樣化、傳遞內容廣泛等，深刻地影響著全社會的價值觀念和行為準則，影視藝術轉型是大眾傳媒由印刷文化向視覺文化的轉型，并由此導致了整個文化領域的相應變化。
3．應當多視角把握影視藝術轉型。
影視文化跨度廣泛，涉及美學、社會學、傳播學等多學科，作為影像視聽文化的電視文化，在深層次上更需要形象性、藝術性、審美性，需要借助各種藝術的長處來完善。在經濟與科技的雙重驅動下，當代電視文化已由以往的藝術文化向商業文化、大眾文化亦即電視大眾文化轉型。從上世紀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特別是大眾傳播學的引入，促使電視研究從傳統的傳播者重心向觀眾視角變遷，強調藝術對當代社會的介入程度，關注人和人的生存狀態，成為一種跨學科的文化形態。任何單一的闡釋角度或評價尺度都是有局限的，因此有必要從多個視角給予觀照與描述，以客觀真實準確地理解和把握當代中國電視文化的存在事實。
二、新時期影視藝術發展趨勢
1.圖像時代等大眾文化背景對影視藝術發展的影響。
數碼相機、DV攝像機和電腦技術正以最快的步伐走向大眾化，影像藝術已經成為都市文化和當代藝術習慣采用的方式，更是改變了今日人類的審美觀念與視覺經驗，使現代都市由傳統的話語方式轉向圖像文化，進入所謂“讀圖時代”，創造了當代大眾消費群體及其文化觀念。隨著視覺文化轉型的出現，社會進入了一個空前的大眾文化時代而取代印刷文化，這在西方的著名學者如波德里亞、德波等人那里都有相當深刻的論述。在美學界引起廣泛關注和爭論的“日常生活審美化”其實也是影視文化所帶來的審美方式的嬗變，影視文化作為一種時代的文化其實有著深刻的商品經濟的背景，正是后工業時代的邏輯發展。
2.全球化背景下借鑒當代影視藝術的發展模式。
影視藝術傳播過程是一個開放的系統，不斷地受到新的技術與意識觀念的沖擊而更新。傳播觀念與一定的傳媒體制直接決定著媒體的功能表現，中西方傳媒在認知以及操作方式上的區別決定了各自社會的傳播生態。中國影視應在堅持自身特色的前提下，借鑒當代世界影視傳播發展模式和成功經驗。借鑒經營運作方式集團化，統籌管理電視欄目，將資本運營引入影視增強競爭能力；根據WTO基本原則制定有利政策，盡快融入世界影視市場，實現產業化的運作方式，培養一批具有國際競爭力的中國影視集團，使影視資源配置更加合理，抗風險的能力進一步增強。
3.關注受眾是未來影視發展的關鍵點。
影視傳播必須以接受者的注意為前提，要獲得目標受眾的關注，以人為本理念的廣泛應用是影視傳播觀念轉型重要因素?？梢哉f沒有哪一種傳播方式能像電視那樣更具有吸引觀眾的參與感，大大縮短了傳播者與受眾的距離，從而增強了電視節目的親切感和真實感。隨著電視市場競爭日趨激烈，電視在實踐中日益凸顯其作為大眾傳媒的特殊性，從認識觀眾反饋的意義到重視研究觀眾，再到自覺運用觀眾研究指導傳播實踐，既反映出電視研究思維方式、行為方式的變化，也反映了傳播觀念的變化。利用視覺思維通過直觀、選擇、發現等方法，將民族文化的底蘊與視覺思維的功能相結合，創造出更好的視覺形象。當然我們在面對無所不在的視像時不必采取抵制或排斥的心態，而應該將視覺審美納入到新的文化格局之中，引導發揮出積極作用。
市場經濟下加強我國影視藝術轉型研究具有顯著重要性，只有真正從中國的現實出發，把西方的影視發展理論有機融入我們的觀念，在研究新情況、新問題中不斷豐富完善，才能更好地推動與國家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相適應的影視實踐變革，使中華民族文化走向更高境界。
[參考文獻]
[1] 黃琳主編.影視藝術.理論?簡史流派.重慶大學出版社, 2001.
[2] 詹姆遜.文化轉向.胡亞敏等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
[3] 孫宜君.影視藝術鑒賞學 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 2002.
[4] 周憲.文化研究的新領域――視覺文化.天津社會科學，2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