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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碳的措施范文1
關鍵詞：激勵 雙因素理論 高校教師
高校教師作為高等教育的主體，其行為方式和努力程度直接影響高等教育系統的正常運行。如何充分調動高校教師的工作積極性，建立科學有效的激勵機制是現代大學制度的核心問題。現代激勵理論的發展，為高校教師激勵機制的構建提出了依據。
1.雙因素理論概述
20 世紀50年代后期，美國心理學家弗雷德里克.赫茲伯格（Frederick Herzberg）提出了“雙因素理論”，又稱激勵——保健因素理論。赫茲伯格通過訪談調查發現，人在工作中的滿意感是激勵人工作行為的重要力量，導致滿意和不滿意的因素分為兩類。其中成就、認可、工作前途等出自工作本身的內在性因素可構成對職工很大強度的激勵和對工作的滿意度，這類因素的改善可激發工作積極性，推動生產率提高，稱為“激勵因素”。另一些因素，如改善政策與行政管理、工作條件、薪資等來自工作環境的因素有缺陷和不具備時，會引起職工的不滿意，改善這些因素只能消除職工的不滿，卻不能使職工受到激勵，不能促進生產率的提高，這類因素稱為“保健因素”。
雙因素理論指出，保健因素和激勵因素之間是辯證統一關系，保健因素是激勵制度的基礎，激勵因素則是目標和關鍵；過分強調保健因素忽視激勵因素并不能起到真正的激勵效果，貶低保健因素而一味地強調激勵因素，也不會產生持久有效的激勵作用，兩類因素都應被重視且要有側重點。
2.雙因素在高校教師管理中的具體內涵
高校屬于知識高度密集的組織，高校教師作為主體，普遍擁有高學歷、高學識。其工作是是腦力、體力和心理的綜合付出。同其他職業一樣，他們的工作積極性也需要不斷激勵。從雙因素理論出發，將兩類因素運用到高校教師管理中，可以細化為不同的內涵。
2.1保健因素對高校教師的管理主要包含以下幾方面內容：
政策與行政管理：包括教師聘用制度、培訓政策、考評制度以及專業技術職務評審制度等。
工作條件：包括學校為教師提供的教學、科研、辦公條件等。
人際關系：包括教師與領導、同事之間關系，與自己學生之間關系等。
薪酬福利：教師所能享受的工資收入、福利待遇等。
生活條件：如學校為教師提供的居住環境、文化生活設施等。
2.2激勵因素對高校教師來說主要包括以下幾方面：
工作職責：包括規定教師必須承擔的教學、科研以及社會服務方面的具體責任和義務。
工作成就：指個人的工作成果，包括職務晉升、獲得科研項目、獲得獎勵、榮譽稱號等。
工作認可：指個人工作得到各種認可，包括被其學生、同行、上級以及社會認可。
成長機遇：指學校創造培訓、進修、出國深造等機會和條件，提升教師工作能力、綜合素質以及社會知名度等。
3.根據雙因素理論完善高校教師激勵機制
根據雙因素理論，高校教師的激勵要從兩類因素來考慮。值得注意的是，赫茲伯格對激勵因索和保健因素的劃分具有相對性。從一般意義來說，能夠促使人們工作或調動工作積極性的因素都可以成為激勵因素。
3.1從保健因素方面考慮，高校要努力改善與工作環境相關因素，主要應采取以下幾方面激勵措施：
3.1.1建立公平合理的薪酬制度。高校教師的勞動是典型的腦力勞動，成果的形成具有長期性。因此合理的薪酬激勵應具備長期激勵的效用。基本薪酬的制定要充分考慮到教師的基本生活需要。績效薪酬應向教學、科研一線教師傾斜。在保證正常生活的同時還要通過與外部勞動市場相比較來確定這種薪酬的合理性，使教師這一職業真正成為人們羨慕又樂于從事的職業。
3.1.2建立科學的考核制度。始終堅持公平、公正、合理、透明的考核原則?？己酥笜思纫ㄒ子诹炕荚u的工作量，還應包括教師的工作態度和工作能力，也要涵蓋教師的工作業績和發展潛力。考核以信度和效度為基準，以公開的溝通、績效評估反饋與申辯為方式，正確使用考核結果，把它作為教師職稱、職位晉升以及提高工資待遇的依據。
3.1.3完善福利保障制度。遵循“以人為本，尊重人才”的管理理念，從實際調查入手切實了解教師的需要。如在居住環境、子女入學等方面所關心的問題，通過民意調查和職工代表座談等方式搜集需要，解決需要，讓教師有一個安全、有保障的工作環境。
3.1.4營造健康和諧的文化氛圍。教師的成長需要有健康、和諧的工作環境和自主創新、有團隊精神的文化氛圍。要尊重教師的自尊心、進取心與獨立的人格，對教師給予信任、尊重、愛護，鼓勵他們在學校這個大家庭當中建立真摯、和諧和相互尊重的人際關系。這樣教師在工作中則希望盡快做出成績，取得進步，贏得各方的認可。
3.2從激勵因素來考慮，高校在除去傳統的薪酬、福利、考核等激勵手段外，應特別注重從工作內在性因素激勵教師，具體從以下幾方面采取激勵措施：
3.2.1做好教師職業生涯規劃。幫助教師設計個人發展計劃，并協助進行定期評估，將教師個人的發展與學校的發展緊密聯系在一起。支持教師成就事業，創造條件讓素質高、能力強的教師有機會接觸到本專業的專家、學者，加強學術交流，帶動整個學科梯隊的建設?？傊?，將幫助教師個人職業的發展制度化，讓他們體會成就感和滿足感，達到教師自我激勵的目標。
3.2.2健全教師培訓機制。教師職業的特殊性決定了教師具有強烈的求知欲，因此，高校教師有更新知識、提高能力的需要。學校應把使用和培養有機結合起來，支持教師不斷學習，為其創造各種培訓提高條件。使學校的學歷結構、年齡結構和知識結構更加合理。
3.2.3積極推進教師參與管理。對學校領導來說，教師是被管理的對象，而對教育教學工作來說，教師則是管理者，教師也有著強烈參與管理的愿望。高校中不乏覺悟高、能力強的教師和青年學術帶頭人，因此應積極推進他們得到提拔和任用，使其施展才華，為學校的發展貢獻自己的聰明才智。
3.2.4完善感情激勵機制。情感激勵是通過建立和諧友好的情感關系來調動員工積極性的一種激勵措施。雖不需要用金錢，卻比物質激勵更有效，對于高校教師這一高素質人群更是如此。高校應給予教師充分的尊重激勵，使其不斷提升自我。應對教師予以充分信任，注重民主管理，調動教師內在的精神力量，提高教師的工作積極性和工作效率。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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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王軍.基于高校教師職業特點的激勵機制探析[J].內蒙古財經學院學報，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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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王鑫.高校人力資源管理中的激勵問題研究[碩士學位論文].西北大學，2010.
作者簡介：
雙碳的措施范文2
限電是國際上通行的做法，特別是在全球能源價格大幅上漲的情況下，有序限電能綜合降低能源成本，緩沖因能源價格上漲帶來的經濟波動。但限電并非拉閘斷電“一刀切”，保證居民用電是實施有序限電的一個基本前提。這方面，東北部分地區可謂教訓深刻。
限電不是偶然的，受極端天氣、能源供應等因素影響，近年來全國不少地方都曾采取限電措施。今年9月份以來，已有江蘇、云南、廣西、浙江等10多個省份陸續啟動限電措施。
具體到本次拉閘限電，東北地區主要受煤炭供應不足的影響，這背后既有火電企業因煤價上漲導致的發電意愿不足，也有因今夏持續發電使得煤炭庫存下降的因素。此外，發電機組停機檢修，風電、光伏等新能源發電出力不夠等，也影響了一部分電力供應。
與東北地區不同，南方地區限電的主要原因更多是出于實現“能耗雙控”年度目標的主動選擇。今年上半年，在我國單位GDP能耗同比下降2%的背景下，部分省份能耗雙控指標未能完成，甚至在能耗強度等關鍵指標上還出現了不降反升。國家發展改革委的《2021年上半年各地區能耗雙控目標完成情況晴雨表》顯示，江蘇、廣西、廣東、福建等9個省份被列為一級預警，這應是上述地區出臺限電措施的原因所在。
無論是煤炭供應不足，還是“能耗雙控”目標倒逼，各地在采取限電措施時，都應堅持從實際出發，遵循實事求是原則，防止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以犧牲企業正常生產經營秩序為代價，追求不切實際的高指標，會給來之不易的經濟復蘇勢頭制造新的困難。在實際操作中，更要堅持能效優先和保障合理用能相結合、普遍性要求和差別化管理相結合、政府調控和市場導向相結合的做法，強調統籌謀劃全國“一盤棋”，最大程度減少對經濟運行的不利影響。
雙碳的措施范文3
關鍵詞：老舊小區；改造；減碳；核算
2019年，中國的碳排放量達到92.29億噸，超過了美國和歐盟的總和，占全球總排放量的近1/3，是世界上碳排放增量最大的國家[1]。為積極應對氣候變化的戰略要求，我國把應對氣候變化作為國家重大戰略和生態文明建設的重大舉措。在2015年巴黎氣候大會承諾我國碳排放將于2030年達到峰值，2030年單位GDP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60%～65%[2]。2020年9月，在第75屆聯合國大會上我國提出，將努力在2060年實現“碳中和”。據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統計，建筑行業已成為全球三大溫室氣體排放源之一，排放了約40%的溫室氣體，且具有最大的節能潛力[3]。城市住宅建筑產生的碳排放占建筑行業碳排放的比例超過40%。2000年至2018年，中國城市住宅建筑產生的CO2排放量從2.891億噸攀升至8.91億噸[4]。目前已經有一些學者開展了社區層面的碳排放核算。例如，黃建等對蘇州一個新建社區的碳排放進行核算，核算內容為建筑能耗、交通、廢棄物處理、水資源四大系統在使用階段所產生的碳排放，并且提出了一系列的碳減排方案[5]。陳莎等對北京既有社區的能源消耗（用電、用氣、采暖）、交通出行、廢棄物和綠地碳匯的碳排放進行了核算[6]。但是CarbonReductionPotentialAssessmentofOldResidentialTransformation老舊小區改造的減碳潛力評估較少有研究對老舊小區改造的減碳潛力進行量化評估。結合目前老舊小區改造工作的推進，在改造中增加低碳化目標并評估其減碳潛力，將對城市低碳發展有重要意義。
1研究方法
本文分別對老舊小區既有使用階段的碳排放和技術措施的減碳潛力進行核算，核算清單如圖1所示。首先從景觀綠化、建筑單體、水資源、固廢物和基礎配套五個方面對老舊小區階段的碳足跡進行核算，掌握老舊小區的碳排放現狀。接下來，根據現場調研提出適用于老舊小區低碳化改造的技術措施，并基于生命周期理論對技術措施實施后可能實現的碳減排效益進行評估，評估內容包括施加減碳措施所增加的物化階段碳排放（主要指新增建材生產、運輸、施工）、拆除階段所產生的碳排放（主要指新增建筑垃圾的處理）和所能降低的運行階段碳排放量。核算采用排放因子法（Emission-FactorApproach）進行核算，排放因子法是IPCC提出的第一種碳排放方法，也是目前廣泛應用的方法[7]。即溫室氣體排放量由排放源的活動水平與相對應的排放因子相乘得到。核算公式如下所示：E＝∑Q×EF（1）其中，E為CO2排放量；Q為活動水平，活動水平數據量化了造成溫室氣體排放的活動，如居民生活電耗、氣耗、水耗、綠地面積、焚燒處理的廢棄物量等，該數據將通過實地調研進行采集；EF為排放因子，即每一單位活動水平所對應的CO2排放量，例如：kgCO2/kWh，kgCO2/m2草地面積等。各個階段的具體核算公式和對應的碳排放因子主要參考住建部頒布的《建筑碳排放計算標準》GB/T51366-2019[8]；部分碳排放因子來源于相關文獻[9-12]。
2案例計算
2.1案例概況
研究選取位于浙江省杭州市的和睦新村作為研究對象。和睦新村建造于1988年，共有54幢住宅，現有3566戶居民，建筑面積17萬m2。以50年的設計使用年限為參照，該小區的剩余使用年限為16年。
2.2既有使用階段的核算
本案例既有使用階段的活動水平數據及其來源見表1。通過對住戶進行抽樣問卷調查獲取居住建筑內部的電耗、氣耗和水耗，共計咨詢了64戶；其他公共區域的活動水平數據通過總平面圖、實地調研、咨詢社區管理部門和參考行業統計值進行確定。按照所收集的活動水平數據進行核算，得到本案例改造前使用階段的碳排放結果如圖3所示。改造前使用階段的碳排放為9721tCO2/年，單位建筑面積排放57.18kgCO2/（m2·年），人均碳排放為1155.1kgCO2/年。其中景觀綠化碳匯抵消了-3.29%的排放；建筑單體耗能產生碳排放占比最高（84.17%），其次是固體廢棄物處理（10.20%），水資源和基礎配套的碳排放分別占8.62%和0.30%。從各活動水平的碳排放來看，最主要的碳排放源是居住建筑電耗、氣耗和固體廢棄物（大多數為生活垃圾）。
2.3減碳措施的核算
對該小區進行了實地調研，認為可以實施的改造措施包括建筑單體層面的節能燈具更換、太陽能光伏利用、屋面保溫增設；水資源方面的雨污分流改造、雨水回收利用；固廢物方面的垃圾回收處理和基礎配套層面的節能路燈更換。2.3.1分項核算（1）建筑單體（a）更換節能燈具老舊小區內的單元樓道內燈具光源還存在白熾燈的使用，更換為LED節能高效光源能夠降低能耗。假設原本為12W的燈具，日工作時長為8小時；更換為自動感應節能燈具，功率為6W，日工作時長縮短為6小時。則每年能夠節約電耗34MWh。考慮燈具的生產和拆除所產生的排放，案例更換節能燈具的碳排放影響如表2所示，合計能夠降低384.5tCO2，拆除階段的碳減排來源于建材的回收利用。（b）太陽能光伏增設太陽能光伏技術的發展和應用對于建筑節能減排有很大的現實意義，在居住建筑中應用太陽能光伏系統，對于整個生態城市的建設有巨大價值[13]。城鎮老舊小區改造為推廣建筑光伏系統提供了機遇[14]。假設屋面光伏可利用系數取0.5[15]，鋪設發電效率為15%的單晶硅發電組件，光伏發電系統的損失效率為25%[8]，則使用階段光伏系統的發電量可根據下式進行計算。（2）式中，Epv——光伏系統發電量（kWh）；I——光伏電池表面的太陽輻射強度（kWh/m2）；KE——光伏電池發電效率（%）；ε——光伏系統損失效率（%）；Ap——光伏系統面積（m2）。根據相關研究[16]，1m2光伏組件在生產階段和使用階段分別產生160.86kgCO2和4.93kgCO2的碳排放，拆除階段的碳排放為-9.88kgCO2。該小區的屋頂建筑面積合計為32684m2，經核算，案例增設屋面太陽能光伏的碳排放影響如表3所示。該項措施在物化階段產生的碳排放比較高，但使用階段的減碳效益也更加顯著，能夠降低小區生命周期碳排放量17867.9tCO2。（c）屋面保溫增設既有建筑的圍護結構熱工性能較差，能耗損失嚴重。增設屋面保溫將對住宅供暖、空調能耗產生較好的效益。根據相關研究，若既有住宅建筑的屋面增設40mm厚擠塑聚苯板（XPS），采暖制冷能耗能夠降低12%左右[17,18]?；诖耍粼诎咐^的改造中，增設所有居住建筑的屋面保溫，將能夠取得很高的節能減排效果，核算結果如表4所示，實現生命周期碳減排4340.4tCO2。（2）水資源（a）雨污分流改造由于建設年代較早，老舊小區的排水系統大多為雨污合流系統，造成污水處理廠進水水質低下，降低了污水處理廠的運行效率[19]。對排水管網進行雨污分流改造，能夠減少合流至污水處理廠時雨水處理所消耗的能耗，降低對環境的污染。本案例需要改造管網9000m，開挖、移除土方4648m3，回填764m3，當地年降水量1378.5mm。改造施工工藝，即開挖、移除土方和填土碾壓平整的碳排放因子分別為1.05kgCO2/m3和0.99kgCO2/m3。經核算，案例進行雨污分流改造后能夠降低小區生命周期碳排放368.6tCO2，見表5。（b）屋面雨水回用浙江省降水量較為充沛，具備雨水回用條件。此外雨水資源化還能提高城市的雨洪調節功能，具有良好的節水效能和環境生態效益。小區屋面雨水不直接與地面接觸，污染小，并且可借助檐溝、雨落管直接收集利用[20]，在雨水路徑的末端增設蓄水池、雨水處理設備收集回用雨水，可以用于小區內綠化及路面澆灑[21]。雨水回用的計算方法如下[22]：（3）式中，Wya為雨水年徑流量（m3）；Ψc為徑流系數，下墊面為硬質屋面，取0.9；ha為常年降雨厚度（mm）；F為計算匯水面積（hm3）。根據計算，案例的蓄水池容積為215m3，采用混凝土澆筑；年雨水回收利用量為23350m3。計算得到案例中增設雨水回用系統后的碳排放影響如表6所示，使用階段的碳排放能夠降低112.1tCO2，考慮物化階段和拆除階段，最終實現減碳量為84.5tCO2。（3）垃圾回收利用小區內垃圾收集較為雜亂，且垃圾收集點破舊，垃圾桶放在外面供居民投放，管理不佳。如果能夠增加小區內垃圾分類宣傳，嚴格垃圾分類投放管理，規范垃圾處理點，將能夠提高小區內垃圾回收率，降低垃圾處理能耗。對案例小區內的23處垃圾分類收集設施進行更新，預計消耗主要建材包括混凝土12.7m3，混凝土磚7.3m3，頁巖磚14.0m3。預計實施改造后，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能夠提升14.53%。核算結果如表7所示，該措施在生命周期能夠實現2294.3tCO2的減碳量。2.3.2綜合碳減排效益六項技術措施在本案例小區產生的生命周期碳排放影響如圖4所示。屋面太陽能光伏增設能實現非常可觀的減碳效果，超過17000tCO2，其次是屋面保溫增設和垃圾回收利用，實現減碳量超過2000tCO2，更換節能燈具和雨污分流改造的減碳量約400tCO2，屋頂雨水回用實現的減碳量相對較少。基于生命周期理論，案例小區在實施這六項減碳技術后共能實現碳排放降低25340.2tCO2，措施在物化階段和拆除階段產生了2518.6tCO2。碳減排效益主要來源于建筑單體的減碳（22592.8tCO2），其次是固廢物，減少2294.3tCO2，水資源方面共實現了453.1tCO2的減碳量。案例小區實施這六項減碳措施后平均每年能夠降低碳排放1563.8tCO2，減碳率能夠達到16.3%。
結語
雙碳的措施范文4
“碳達峰、碳中和”的提出必將加快推動風電、太陽能發電等新能源的跨越式發展。同時，高比例可再生能源對電力系統靈活調節能力將提出更高要求，給儲能發展帶來新機遇。
2030年新能源新增配儲或超34GW
2020年9月22日，我國在聯合國大會上向世界承諾，“中國將提高國家自主貢獻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爭于2030年前達到峰值，努力爭取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以下簡稱“30·60雙碳目標”）。2020年12月13日，我國在氣候雄心峰會上進一步闡述碳達峰、碳中和目標，提出到2030年中國單位國內生產總值二氧化碳排放將比2005年下降65%以上，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費比重將達到25%左右，風電、太陽能發電總裝機容量將達到12億千瓦以上。
國家能源局公布的數據顯示，2020年全國新增風電裝機7167萬千瓦、太陽能發電4820萬千瓦，風光新增裝機之和約為1.2億千瓦。此前國家能源局公布2020年1-11月新增風電裝機2462萬千瓦，新增太陽能發電裝機2590萬千瓦。這意味著，僅2020年12月的風電、太陽能新增裝機容量就分別高達4705萬千瓦、2330萬千瓦。截至2020年底，風電、太陽能發電累計裝機總容量超過5.3億千瓦。
國家能源局已2021年新增風電、太陽能發電1.2億千瓦的目標，如果按照新能源裝機的5%來配置儲能，那么2021年新能源側儲能規模將新增6GW。
按照2030年風電、太陽能發電總裝機12億千瓦以上的目標，預計未來10年，風電、太陽能發電合計年均至少新增規模6700萬千瓦以上，才能實現12億千瓦以上的目標。若按5%的配置儲能比例測算，2030年風光新能源將新增配套儲能34GW以上。
中國投資協會聯合落基山研究所預測，在“碳中和”目標下，2050年，中國光伏和風電將占到電力總裝機量的70%。相應地，電化學儲能將由2016年的189MW增長到510GW，年均增長率達26%。
“30·60雙碳目標”的提出必將加快推動風電、太陽能發電等新能源的跨越式發展，高比例可再生能源對電力系統靈活調節能力將提出更高要求，給儲能發展帶來新機遇。儲能裝置可實現負荷削峰填谷，增加電網調峰能力，也可參與系統調頻調壓，提高電網安全穩定性。加快儲能有效融入電力系統發、輸、用各環節進程，對于保障電力可靠供應與新能源高效利用，實現“30·60雙碳目標”具有重要意義。
“新能源+儲能”問題不少
1.靈活性資源不足。
由于我國資源稟賦和用能負荷不均衡，加之新能源的時空不匹配，風光大規模接入電網，其波動性和間歇性給電網帶來的影響也被日趨放大。電網的調峰、消納壓力巨大，需要更多靈活性資源為電力系統的安全穩定高效運行提供支撐。目前，我國電力系統靈活性較差，遠不能滿足波動性風光電并網規?？焖僭鲩L的要求。我國靈活調節電源，包括燃油機組、燃氣機組以及抽蓄機組占比遠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特別是新能源富集的三北地區，靈活調節占比不到4%。高比例可再生能源電力系統運行的最大風險就是靈活性可調節資源不足，調頻調峰資源明顯不足，安全穩定問題凸顯。
最新的《電力系統安全穩定導則》（GB38755-2019）要求，電源均應具備一次調頻、快速調壓、調峰能力。隨著光伏風電發電比例不斷增大，電網的調頻需求越來越大。截至2020年底，已有18個省市出臺了鼓勵或要求新能源配儲能的有關文件。湖南、湖北、內蒙、山東、山西、河北、貴州明確規定了儲能配比比例，配置儲能的比例從5%到20%不等。遼寧、河南、西藏三地雖未要求具體儲能配置比例，但相關文件明確在新能源項目審核過程中“優先考慮”新能源配置儲能項目。
目前新能源配置儲能項目普遍被認為是新能源配電儲能裝置，尤其是化學電池。但靈活性資源有多種，既包括靈活性火電、抽水蓄能電站、燃氣電站、燃油電站、儲能，還包括可調節負荷等，應從系統的角度統籌優化，共同參與到電力系統的運行調節過程中。
2.市場機制和相關激勵機制不健全。
受體制改革不到位、市場機制不健全、市場化程度低等影響，我國新能源發電一直存在消納難題。目前儲能存在技術經濟性不高、位置獨立分散、利用率低，成本疏導途徑及盈利能力受限等問題。
由于各地新能源發展規模、電網結構、調峰資源缺口程度有所不同，強配儲能給新能源企業帶來較大的成本壓力。盡管電化學儲能成本呈逐年下降趨勢，但目前仍高達0.6-0.8元/kWh，遠高于抽水蓄能電站0.21-0.25元/kWh的度電成本。安裝、運行成本之外，融資成本、項目管理費等附加費用也很高。由于補貼退坡、資金拖欠、平價上網等因素，新能源項目盈利空間逐步壓縮，配置儲能缺乏合理的機制和明確的投資回收渠道，帶來的收益有限，企業建設積極性較低，導致部分省份新能源與電網企業矛盾加劇。
3.電化學儲能相關標準缺失。
電化學儲能產業已發展十幾年，相關標準卻沒有得到完善，儲能系統從設計、運輸到安裝、投運、驗收和后期運維，以及儲能系統的災后處理、電池回收等，都沒有非常完善的標準和政策來支撐。
新能源配儲要抓住四個關鍵點
1.加強儲能與“源—網—荷”協調規劃。
政府應統籌規劃所有靈活性資源的發展，如果一擁而上、泛濫式發展，其結果只會造成無序競爭和社會資源的浪費。
加強儲能與“源—網—荷”協調規劃，促進“源—網—荷—儲”協調發展。根據不同地區對靈活調節資源的需求、發展定位和特點，明確儲能發展規模和布局，實現“源—網—荷—儲 ”協調發展，合理確定儲能發展規模、設施布局、接入范圍和建設時序并滾動調整，引導儲能合理布局、有序發展。
2.加快電力市場建設。
應進一步加快建設電力中長期電力市場、現貨市場、輔助服務市場和可能的容量市場等，使各種電力資源都能在市場交易中實現其經濟價值，以促進新能源在更大范圍、全電量市場化消納，最終提高新能源發電占比。
要建立能夠充分反映儲能價值的市場化機制，合理科學地評估儲能配置規模和儲能服務價值，針對市場化過渡階段和全面市場化階段分別設計市場規則，最終形成“誰受益，誰付費”的市場化長效機制?？梢韵葟脑试S儲能系統運營商作為獨立市場主體提供多元化服務入手，使其能夠參與調峰、調頻、黑啟動等各類服務。除了拉大峰谷價差外，儲能的價格機制可按照容量電價、電量電價、輔助服務電價予以制定，且以對電能質量的影響作為電價的評估標準。在出臺相應價格政策的同時，也要通過其實踐情況進行調整和修正。
3.推動儲能云平臺建設。
以互聯網思維看待儲能服務，推動儲能云平臺建設，以共享經濟、平臺經濟的發展模式創新儲能運營的體制機制，充分挖掘儲能云的利用潛力，積極探索綜合能源服務、綠電交易、需求響應、能源托管等新型商業模式，通過設備共享、資源共享和服務共享最大限度地發揮儲能設備的利用價值，實現儲能設備資源優化配置和高效利用。
4.制定和完善儲能相關標準。
雙碳的措施范文5
關鍵詞：低碳經濟；金融支持；綠色信貸
中圖分類號： F832.7
一、國內外低碳經濟
低碳經濟是實現生態環境保護與社會經濟和諧發展的一種新的經濟增長發展模式。目前，歐、美、日等國家已將發展低碳經濟作為減緩氣候危機及2008年以來金融危機的重要措施。英國于2003年首先提出發展“低碳經濟”的戰略目標，同時也是世界上第一個以國家立法形式促進實現《京都議定書》，以遏制溫室效應對經濟環境及社會生活的破壞作用的國家；2005年美國就已經通過了《能源政策法》，后又通過一系列如清潔能源、低碳經濟等方面的法案；2007年歐盟各國達成“歐盟戰略能源技術研究安排”； 2008年日本通過技術改進、制度安排及生活方式的轉變等方式實現向低碳經濟轉型，其重要計劃是確立日本到2050年實現如二氧化碳等溫室氣體的排放量減少60%至80%的遠期目標。
中國對積極參與減緩全球氣候及環境問題一直高度重視，積極提出并通過一系列政策，如1998年簽署的《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以及2002年的《京都議定書》， 2007年作為發展中國家第一個提出的國家層面的政策文件《中國應對氣候變化國家方案》；2009年底在歌本哈根（Copenhagen）世界氣候大會上中國政府做出重要承諾，即實現2020年單位GDP碳排放量在2005年的基礎上減少40%到45%。部分省市已開展有關低碳經濟發展的試驗和實踐。2008年吉林省吉林市獲得國家發展改革委員會批準，在低碳經濟前景、投資、政策、制度等方面確立了吉林市全面發展低碳經濟的方向，繪制了有關《吉林市低碳經濟路線圖》，成為中國第一個推動低碳概念的“低碳經濟示范區”。同年上海探索低碳經濟發展新模式也推進 “低碳經濟實踐區”建設。 2010年在低碳生態城市建設、低碳技術研發及應用等方面發揮示范及帶動效應的深圳市獲批成為我國首個“國家低碳生態示范市”。廣東省則啟動“國家低碳省”試點工作，以促進經濟轉型、節能減排及推動低碳經濟發展。2013年深圳開啟碳交易市場。
以上低碳經濟發展的實驗和實踐說明，發展低碳經濟將成為未來經濟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是促進節能減排、降低碳排放、應對全球氣候變化的重要戰略選擇。
二、地方低碳經濟發展及金融支持實踐
作為國務院批準的第二批“資源枯竭型城市轉型試點市”和全國循環經濟 “雙試點”城市——銅陵市，因銅立市，屬資源型城市，但目前正面臨著銅礦資源匱乏、產業結構亟待轉型和升級，所以發展低碳經濟是銅陵市推動經濟增長方式轉變和產業結構轉型的重要手段，是助推新興產業和謀劃未來重要戰略發展的動力，也是保持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唯一選擇。2009年作為入選第六批中國金融生態城市的銅陵市，其低碳經濟發展取決于碳金融的支持。
（一）銅陵市低碳經濟發展指標定量分析
銅陵市低碳經濟發展，可通過國際上應用最廣泛的Kaya公式來進行具體分解并進行定量分析。Kaya公式最初是1989年由日本學者茅陽一（Kaya Yoichi）教授提出的碳排放估算模型，該模型將碳排放與人口數量、經濟發展、能源結構、技術等變量聯系起來，主要估算能源消費產生的碳排放量。計算公式如下：
C=（C/E）×（E/GDP）×（GDP/P）×P
式中：C為碳排放量； E為能源消費量；GDP/P為人均GDP；E/GDP為能源強度，即單位GDP的能源消耗量；C/E為單位能源碳排放量，即碳排放系數；P為人口。
通過上述模型，可以結合GDP等相關數據，對未來某一個國家和地區的碳排放量進行計量和測算，從數量上表明其碳排放情況和未來低碳經濟發展目標。以銅陵市為例，2011年實現的地區生產總值達到579.4億元，單位生產總值能源消耗則為1.042噸標煤/萬元。碳排放系數根據國家發改委能源研究所的推薦值為0.67、日本能源經濟研究所（IEEJ）確定的參考值為0.68、美國能源信息署（EIA）的參考值為0.69，綜合以上參考值，相關碳排放系數取平均值可為0.68。以上數據帶入公式計算可得銅陵市2011年碳排放量為409.752萬噸，單位GDP碳排放量0.707噸/萬元（見表1）。
基于模型測算的銅陵市低碳經濟發展相關指標來看， “十一五”以來，銅陵市通過開展環境友好型社會及生態城市建設，堅決淘汰關閉了一批不符合產業政策、廢氣排放、粉塵污染較嚴重的落后產能，實施了有色一冶鼓風爐關閉，鋼鐵廠、焦化廠搬遷，關停80%以上的小水泥廠，關閉發電小機組等一系列加快淘汰落后產能、“三高”產能；另外，通過強化節能預警調控和監察，實行重點用能企業能效對標，實施新亞星干熄焦等重大節能技術改造，推動企業實施污染減排提標改造工程，推動污水處理廠正常運行、重點排污企業達標排放等有效措施，使得廢氣污染源得以有效控制，實現了省政府下達的二氧化硫、碳排放削減量年度目標，單位GDP碳排放從2005年超全國平均水平的1.958噸/萬元下降到2011年的0.707噸/萬元，城市大氣環境質量進一步得到改善，低碳經濟發展示范效應逐步顯現。
（二）銅陵市低碳經濟發展的金融支持實踐與挑戰
從銅陵市實際情況來看，金融助推低碳經濟發展的優勢已逐步顯現。銅陵市已有銀行類金融機構10多家、有色集團財務公司1家、擔保機構10多家以及20多家小額信貸公司，多元化的金融組織架構已初步形成。同時，以存貸款余額及上市公司流通股市值考查的金融機構信貸投放、存貸比、金融相關率等金融指標在安徽省居于前列，經濟金融化水平不斷提高（見表2）。
從銅陵市低碳經濟發展指標和金融支持指標綜合來看，金融支持對低碳經濟發展具有積極的正向作用，以碳強度和金融相關率指標為例，2005-2011年，銅陵市金融相關率 （FIR）由1.85上升至2.24，從長期看，基本呈逐漸走高態勢，而同期單位GDP排放指標則呈現逐年走低趨勢，尤其是2008年以來，伴隨FIR快速走高，單位GDP排放指標也有加快降低的趨勢（見圖1）。以上表明，金融資源在整個社會經濟資源配置、低碳經濟發展中的主導作用持續增強，金融支持與創新是低碳經濟產業發展的助推器，銅陵市低碳經濟發展應進一步發揮金融支持的驅動作用。
作為一種全新的經濟增長模式而言，在低碳技術研發、進行節能減排工程改造和相關基礎設施的建設中需要較大的資金投入，低碳經濟的發展需要一個完整的投融資體系支撐，但目前這一完整體系尚未形成。因受傳統資源型城市的固化影響，銅陵市信貸投放、股市融資等金融資源仍集中于高能耗、高排放行業，對新興產業和高新技術產業支持不足；另外，由于低碳經濟收益的長期性與商業銀行等金融機構的盈利性目標仍存在沖突，從而使得金融機構對低碳經濟的認知度不高、金融機構參與低碳經濟的積極性不足；最后，金融產品創新不足、資本市場階段性滯后、低碳經濟發展資金短缺等制約因素仍與現階段向低碳經濟轉型存在一定差距。
以上表明，銅陵市必須進一步明確以低碳經濟、循環經濟作為發展重點，加大金融支持力度，增加融資規模，調整信貸結構，提高投資效率，推動產業轉型和優化升級，堅定走低碳經濟新型工業化道路。
三、銅陵市向低碳經濟轉型的金融支持與創新路徑
從國際經驗來看，低碳經濟轉型的關鍵在于通過技術進步、產業升級、自主創新，淘汰能耗高、污染高、排放高的低端“三高”產能，促進經濟由 “粗放”到 “精細”，由“高耗低效”到“低耗高效”，由“高碳”向“低碳”轉型。同時，應加快建立全方位的創新型金融組織體系，有效增加銀行低碳信貸投入，加大低碳資本市場融資，多渠道創新產品和服務，為低碳經濟發展提供有效金融支持和動力。
（一）制定低碳經濟發展相關規劃，明確金融支持目標
低碳經濟作為一種新的增長模式，在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等方面與循環經濟具有一定的共性特征，銅陵市作為國家第一批循環經濟 “雙試點”城市，已率先在省內出臺了有關發展循環經濟的“十二五”專項規劃、“十二五”節能專項規劃、銅陵市低碳經濟試點實施方案、關于促進低碳經濟發展的意見等規劃方案。為進一步明確銅陵市低碳經濟發展目標、主要任務、重點項目、重大示范工程以及保障措施，發改委等有關部門應盡快研究制定低碳經濟發展“十二五”專項規劃，圍繞低碳經濟總體規劃，進一步制定有關新能源產業、節能環保產業等新興戰略性產業發展的專項規劃，明確低碳產業定位和布局，提出低碳產業和低碳技術創新應用等方面的統計和考核指標，將低碳經濟保障措施及金融支持納入金融規劃和相關支持保障計劃，明確低碳經濟發展金融支持目標和任務，引導金融機構積極參與，推動低碳經濟健康發展。
（二）加大“綠色信貸”投放力度
銅陵市低碳經濟的發展，離不開商業銀行等金融機構的信貸支持。而作為商業銀行等金融機構自身，支持低碳經濟發展，也為其帶來更多的產品和業務機會。為此，銅陵市政府、人民銀行、銀監會等有關部門應當制定綠色經濟扶持政策，建立激勵機制，加大考核力度，促使信貸資金向低碳產業聚集。而商業銀行總行等金融機構未來有必要借鑒和遵循赤道原則，主動接納赤道原則并演變為赤道銀行，商業銀行分支機構則應加快完善低碳經濟綠色信貸體系，將低碳經濟項目和企業作為未來信貸支持的重點，加大對低碳經濟的綠色信貸投放力度，擴大低碳經濟貸款規模，在貸款條件等方面給予低碳產業以優惠，創新低碳經濟金融產品及服務，增加對中小企業發展低碳經濟相關行業及產品的融資及服務支持力度，助推中小企業，促進低碳經濟發展。
（三）推進低碳“資本市場”融資力度
銅陵市已有的6家上市公司多集中在有色、化工行業，且2007年6月以來已無新的公司上市融資，以上表明資本市場在銅陵市低碳經濟發展中的支持力度仍有待加強。為此，推進低碳“資本市場”融資力度，政府及證券監管等有關部門可嘗試為低碳節能減排企業建立公開發行和上市的“綠色通道”，優先支持低碳企業在主板、中小板和創業板上市融資，簡化審批程序，優先支持符合低碳發展標準的企業和節能低碳建設項目發行“低碳債券”、中期票據和短期融資券，積極支持金融機構發行“低碳金融債券”，加大對節能減排、低碳企業和項目的資金投入。另外，還可以將能耗、污染和排放量標準作為公司上市、股票及債券發行中必須達到的強制性指標之一，從而建立對已上市公司和擬上市公司低碳減排的硬約束機制。
（四）開拓低碳經濟民間金融及其他外部資金
民間金融一直以來被視為正規金融的一種有效補充，民間金融的規范化發展將成為中小企業融資的重要途徑和手段，特別是在沿海城市，如浙江溫州等地區，民間金融更是成為了很多企業賴以生存的基礎。據央行有關報告推算，中國民間融資規模超3萬億元，占貸款總額的比例超過6%。為滿足低碳經濟發展中的資金需求，應當開拓民間金融參與低碳經濟融資與發展的渠道及有效機制，通過完善相關法制環境、建立跟蹤監測體系、開展風險教育等手段，扶持和規范民間金融公開有序進入低碳經濟投融資體系，建立低碳經濟多層次、多渠道融資與發展路徑。同時，地方政府部門也應通過地方性的政策傾斜、稅收優惠及公益宣傳等必要措施，引導民間金融及其他包括風險投資、外資等外部資金進入本地區低碳企業和項目，為低碳經濟快速發展做出應有的貢獻。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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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碳的措施范文6
關鍵詞：雙寡頭市場；最優策略；政府補貼；減排投入
中圖分類號：F273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1-148X（2017）06-0034-09
收稿日期：2017-01-25
作者簡介：徐朗（1990-），男，湖北荊州人，上海海事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能源經濟、物流與供應鏈管理；汪傳旭（1967-），男，安徽安慶人，上海海事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工學博士，研究方向：物流與供應鏈管理。
基金項目：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項目編號：71373157，71403120；江蘇高校哲學社會科學重點項目，項目編號：2015ZDIXM039；上海海事大學研究生創新項目，項目編號：2016ycx074；上海海事大學優秀博士論文培育項目，項目編號：2016BXLP005。
一、引言
隨著經濟的高速發展，環境污染和資源短缺問題日益凸現。為了實現經濟與資源環境協調發展，許多國家開始制定并實施能源節約和降低碳排放計劃，加快節能環保標準體系建設并逐步建立政府對綠色企業補貼制度[1-3]。企業在進行減排研發活動中承擔了成本和風險，但往往無法享有研發的全部收益。如新能源汽車制造商，面對消費者使用習慣和新能源汽車市場不成熟等原因，不易通過現有市場機制實現快速推廣。從橫向維度來看，進行新能源汽車的研發是提高減排能力的根本途徑，但由于研發行為存在外部性，競爭對手可能由于研發投入的溢出效應而受益，從而造成研發投入失靈；從縱向維度來看，政府將低碳化作為一種鞭策企業改進環境績效的策略，研發投入具有公共利益特征和不確定性，新能源汽車制造商進行減排研發往往提高了社會總福利而自身收益甚微。因此，減排研發投入在無政府補貼下，會大大削弱企業減排研發的積極性。近年來，為了引導消費者的低碳理念，政府制定了相關補貼、減免措施，如發改委、工信部和財政部聯合推動實施了新能源汽車補貼政策。那么，選擇何種補貼策略才能保證經濟和環境協調發展？如何選擇最優的補貼政策以促進企業減排研發，并實現社會總福利最大化？技術外溢和產品差異情況對政府補貼和企業決策會產生什么影響？上述問題的回答，將對實現全面發展和環境保護協調發展具有重要意義，并為政府實施各種環境補貼策略以及制造商進行減排決策提供參考。
針對技術溢出效應下的企業研發行為的研究，國內外學者大多數根據Aspremont′s和Jacquemin[4]的文獻分析雙寡頭決策。Femminis等[5]基于溢出效應下研究了企業研發策略，分析了企業在不同的研發方式下，吸收能力對企業R&D決策行為的影響。Veldman等[6]從研發投入出發，引入市場競爭因素，用動態博弈方法分別對企業的技術創新進行分析，得到企業利潤均衡解。Kamien等[7]基于多企業競爭情況，構建兩階段研發合作動態模型，并比較不同合作機制的效果，發現在溢出率較大時合作研發能夠帶來更大的技術進步。楊仕輝和魏守道[8]基于產品存在差異化競爭，建立了三階段政府與企業的博弈模型，并求解得到最優企業研發水平、政府管制水平和社會總福利。Qiu等[9]比較了企業先進行完全競爭的過程R&D活動后在產品市場上競爭的兩階段博弈中當產品市場分別為價格和產量競爭時博弈的均衡解?？梢园l現，上述文獻大多主要集中于雙寡頭市場下雙方博弈策略，并未分析技術溢出和產品差異對其決策的影響程度。
目前，企I減排及政府補貼策略的研究已經取得了豐富的成果。Clara和Jessica[10]研究了政府不同環境政策對企業技術投資行為的影響，并通過算例分析發現排污權交易條件下，技術投資水平僅取決于企業自身的技術特征和政府補貼率。Ben和Georges[11]假設寡頭市場上企業進行產量競爭，但通過從事研發活動來控制污染排放，并將企業的研發努力分為原始研發努力和提高吸收能力研發努力，發現政府可以通過財稅手段來實現社會總福利達到最優水平。宋之杰和孫其龍[12]在碳稅和碳限額機制下，討論了雙寡頭制造商的最優碳排放量和定價策略，為企業主動碳減排最優策略選擇以及政府財稅政策制定提供決策依據。Petrakis和Poyago[13]在碳排放權和碳稅限制下，研究政府對減排投入的最優補貼問題，并比較分析采取補貼和鼓勵合作兩種技術政策后企業的研發水平和社會福利。Ana等[14]構建了寡頭制造商與政府組成的博弈系統，研究企業在碳稅和碳補貼機制下的決策行為，并且探究了政府如何通過財稅政策使社會福利達到最優。簡言之，企業在減排研發投入決策和與政府進行博弈的過程中，現有的研究文獻僅將政府補貼策略作為一個外生變量進行討論，且僅考慮生產產量和消費者環境偏好的影響，缺乏綜合因素的分析。
鑒于此，本文系統地考慮了產品差異和消費者環境偏好等因素對雙寡頭制造商市場競爭的影響，假設兩制造商對減排進行投入存在技術相互溢出，建立政府與雙寡頭制造商之間的三階段博弈模型，在社會總福利最大化條件下，通過逆向求解法得到制造商最優決策和政府最優補貼率，并分析了技術溢出和產品差異對制造商最優決策和政府最優補貼率的影響。
二、模型構建與描述
本文在Aspremont′s和Jacquemin（1988）研究的基礎上，考慮市場上存在雙寡頭制造商生產差異化產品的減排研發投入博弈問題。假設博弈雙方均為理性的經濟體，以自身利潤最大化為前提進行決策。具體地：第一階段，進行減排研發投入，隨之增加消費者對產品的購買意愿；第二階段，兩制造商對產量進行決策。假設市場中存在兩制造商，且生產產品具有一定的替代性。所以，消費者需求的效用函數可以表示為：
Uq1，q2=q1+q2-q21μ21-q22μ22-2σq1q2μ1μ2（1）
其中，q1、q2分別表示兩制造商的產量，μ1、μ2分別表示兩制造商減排研發投入對消費者碳減排偏好的影響。由于雙寡頭制造商生產產品是差異的，故假設σ∈0，1為產品差異性。當σ0時，表示兩制造商生產的產品是相互不影響的；而當σ1時，表示兩制造商生產的產品是完全替代的?？梢园l現，消費者需求的效用函數Uq1，q2是關于兩制造商各自產量的函數，所以通過一階偏導條件可以得到逆需求函數為：
piqi，qj=Uqi，qjqi=1-2qiμ2i-2σq3-iμiμ3-i，i=1，2（2）
假設雙寡頭制造商通過加大減排研發投入，以提升產品質量，刺激消費者市場需求。同時，消費者碳偏好程度與雙寡頭制造商減排研發投入是相關的[15]，且存在：
μi=ε?I1/4i+ρ?I1/43-i（3）
其中，Ii表示制造商的減排研發投入；ρ∈0，1表示兩制造商減排研發投入的正向溢出程度，且當ρ0時，表示兩制造商研發投入沒有相關性的，當ρ1時，表示兩制造商研發投入具有完全互補性；ε表示研發投入對消費者碳偏好系數的影響程度。
制造商進行減排研發投入，在迎合消費者碳偏好的同時，也會降低單位產品的碳排放量，從而減少環境污染。環境效用函數ω表示制造商在一定的研發水平下對降低生產碳減排做出的貢獻[16]。所以，環境效用函數可表示為：
ω=θ?I1/21+ρ?I1/22（4）
其中，θ表示兩制造商減排研發對環境的影響程度，且θ>0。
三、無補貼下雙寡頭制造商決策
雙寡頭制造商之間的市場行為是完全對稱信息的動態博弈模型，因此可以通過子博弈逆向歸納法求解。針對無政府補貼情況下的雙寡頭制造商決策，按照逆序歸納法的步驟求解，即第一階段企業確定最優減排研發投入，以使得企業自身利潤最大化；第二階段企業進行古諾競爭選擇最優產量，最終得到雙寡頭制造商子博弈完美納什均衡。所以，兩制造商的利潤函數為：
maxπi=qi1-2qiμ2i-2σqjμiμj-Ii，i=1，2（5）
（一）雙寡頭產量競爭
第二階段博弈過程中，雙寡頭制造商在既定減排研發投入的情況下，通過古諾競爭確定最優產量qi，以實現各自收益Ri最大化，所以雙寡頭制造商的收益函數分別表示為：
maxRi=qi1-2qiμ2i-2σqjμiμj，i=1，2（6）
由于2Riq2i=-4μ2i
（二）雙寡頭研發競爭
第一階段，兩制造商以自身利潤最大化進行減排研發投入。由式（5），分別對兩制造商利潤函數求減排研發投入的一階偏導條件，可得：
πiIi=RiμiμiIi+RiμjμjIi-1=ε2-ρσ2μi-σμj4I3/4i4-σ22-1=0，i=1，2（7）
由于兩制造商是信息對稱的，可以發現當μ1=μ2=μ時，兩制造商利潤函數關于減排研發投入的二階偏導存在2πiI2i
假設政府的主要目標是實現社會福利最大化，無政府補貼情況下的社會福利可以表示為消費者剩余、生產者剩余與減排研發投入所造成的環境效益之和，即：
SW=CS+PS+ES
=ε21+ρ2-ρσε21+ρ22+3ρ-σ1+σ+ρσ+4θ2-σ2+σ282-σ22+σ4（8）
引理1：兩制造商的均衡利潤、產量和減排投入均隨著技術溢出率ρ增強而增大①。
由引理1可以發現，在兩制造商進行博弈過程中，制造商的均衡利潤、產量和減排投入隨著溢出率的增強而增大。隨著技術溢出率增強，制造商的減排投入所造成的社會福利大于自身利潤，有利于制造商提高產量、增加減排投入，提升自身利潤，這也充分說明溢出效應越強越有利于增強自身的市場競爭力。
引理2：兩制造商的均衡利潤、產量和減排投入隨著產品差異性σ增強而減?、?。
由引理2可以發現，在兩制造商進行博弈過程中，制造商的均衡利潤、產量和減排投入隨著溢出率的增強而減少。隨著產品差異性增強，制造商的減排投入所造成的社會福利小于自身利潤，造成競爭逐漸激烈，制造商往往采取減少產量、降低減排投入，從而保證自身收益，這也充分說明產品差異越強越不利于增強自身的市場競爭力。
四、政府對制造商的補貼策略
在現有的雙寡頭制造商三階段博弈模型中，并未考慮通過政府行為調控市場，往往這種情況所產生的均衡并非是最優的，市場易產生局部“失靈”狀態，所以需要利用政府財稅手段實現資源重新配置。而對政府部門而言，由于制造商進行減排研發投入的社會效應遠遠大于自身利潤的增加，再加上環境效益的高風險性，會大力支持制造商的研發投入行為。政府對研發投入的支持主要表現是對制造商的補貼，在補貼方式上政府主要有兩種選擇：投入補貼和產量補貼。
（一）政府對制造商投入補貼
政府對兩制造商的投入補貼是指對制造商研發投入進行直接補貼，刺激制造商增加研發投入，提高社會總福利。在投入補貼情況下，政府以社會總福利最大的目的，對兩制造商減排研發投入按照s的比率進行補貼。所以，兩制造商的利潤函數為：
maxπi=qi1-2qiμ2i-2σqjμiμj-1-sIi，i=1，2
st0s1（9）
1.雙寡頭制造商的產量決策
如無政府補貼情況下，由制造兩商減排研發投入與消費者碳偏好的關系，可得均衡減排投入為IISi=11-s2INSi。將其代入式（3），可得消費者碳偏好程度為μISi=11-s1/2μNSi。所以，雙寡頭制造商的均衡價格、產量和利潤分別為pISi=pNSi、qISi=11-sqNSi、πISi=11-sπNSi。
2.政府的補貼政策選擇
在政府投入補貼策略下，社會福利不僅要考慮消費者剩余、生產者剩余與碳減排的環境效益之和，還要減去政府對雙寡頭制造商減排投入補貼，即：
SW=CS+PS+ES-s?I1+I2
=ε21+ρ2-ρσε21+ρΔ1-σΔ2-σ2Δ3-4θ1-s2-σ2+σ281-s22-σ22+σ4（10）
其中，Δ1=21+3ρ-6s1+ρ，Δ2=-1-ρ+s1+ρ，Δ3=-1-s1+ρ。由社會福利函數SW關于兩制造商投入補貼率s求一階條件SWs=0，可得：
s*=ε21+ρ22+5ρ-3σ-σ21+ρ+4θ2-σ2+σ22-σε23+σ1+ρ2-σ3+2ρ-σ21+ρ+4θ2-σ2+σ2（11）
（二）政府對雙寡頭制造商碳減排產量補貼
政府對兩制造商的產量補貼是指對制造商生產數量進行補貼，鼓勵制造商增加產量，提高社會總福利。在產量補貼情況下，政府以社會總福利最大的目的，對雙寡頭制造商的單位產品價格按照每件g進行補貼。所以，兩制造商的利潤函數為：
maxπi=qi1-2qiμ2i-2σqjμiμj+g-Ii，i=1，2
st g0（12）
1.雙寡頭制造商的產量決策
如無政府補貼情況下，由制造兩商減排研發投入與消費者碳偏好的關系，可得均衡減排投入為IQSi=1+g2INSi。將其代入式（3），可得消費者碳偏好程度為μQSi=1+g1/2μNSi。所以，雙寡頭制造商的均衡價格、產量和利潤分別為pQSi=1-gpNSi、qQSi=1+gqNSi、πQSi=1+g2πNSi。
2.政府的補貼政策選擇
在政府產量補貼策略下，社會福利不僅要考慮消費者剩余、生產者剩余與碳減排的環境效益之和，還要減去政府對雙寡頭制造商生產產量補貼，即：
SW=CS+PS+ES-s?q1+q2
=ε21+ρ1+g2-ρσε21+ρ
SymbolQC@ 1+σ
SymbolQC@ 2+σ2Δ3+4θ2-σ2+σ282-σ22+σ4（13）
其中，
SymbolQC@ 1=22-3ρ+g，
SymbolQC@ 2=-1+gρ，
SymbolQC@ 3=-1+ρ。由社福利函數SW關于兩制造商投入補貼率g求一階條件SWg=0，可得：
g*=2+σε21+ρ1+3ρ-ρσ-σ+4θ4-σ22ε21+ρ2-ρσ（14）
引理3：政府對投入進行補貼時，最優補貼率隨減排研發對環境影響程度θ增強而降低，隨碳減排對消費者偏好影響程度ε增強而增加；政府第產量進行補貼時，最優補貼率隨減排研發對環境影響程度θ增強而增加，隨碳減排對消費者偏好影響程度ε增強而降低③。
由引理3可以發現，政府基于社會總福利最大化的目的制定最優補貼率，技術溢出率和產品替代性是決定的關鍵性因素。隨著技術溢出率的增強，兩制造商減排研發行為對消費者的偏好提高，這時政府應降低補貼率；隨著產品替代性的增強，兩制造商市場競爭日趨激烈往往會選擇減少研發投入，這時政府應提高補貼率。政府通過對制造商減排研發行為進行補貼，促進社會資源的最優配置，引導市場達到最優的均衡狀態。
通過對無政府補貼模型（NS）、投入補貼模型（IS）和產量補貼模型（QS）的均衡解進行比較，可以得到以下結論：（1）兩種政府補貼策略下兩制造商的均衡產量均高于無政府補貼情況，即qIS>qNS、qQS>qNS；（2）投入補貼策略下兩制造商單位產品的均衡價格與無政府補貼情況相同，而產量補貼策略下單位產品的均衡價格低于無政府補貼和投入補貼策略，即pIS=pNS、pQSINS、IQS>INS；（4）兩種政府補貼策略下兩制造商的均衡利潤均高于無政府補貼情況，即πIS>πNS、πQS>πNS；（5）兩種政府補貼策略下的社會總福利均高于無政府補貼情況，即SWIS>SWNS、SWQS>SWNS。
在自由市場競爭機制下兩制造商作為利益主體，其決策目標往往是實現自身利潤最大化，而這又與社會福利目標相違背。而兩制造商進行減排投入的社會福利遠遠大于制造商自身利潤，再加上投入行為的不確定性和復雜性，政府會通過補貼策略支持制造商進行研發投入行為。對制造商而言，獲得補貼是為了平衡研發投入成本，達到利潤最大化；對政府而言，進行補貼是為了達到社會福利最大化。無論是投入補貼還是產量補貼，都能有效地使兩制造商加大投入，并增加其利潤。同時，在補貼方式的選擇上，通過分析技術溢出率和產品差異性，合理制定政府補貼率，選擇更為有效的補貼方式，在保證制造商利潤的同時，可以有效地提高社會福利，提高市場減排研發投入，實現經濟與環境的協調發展。
五、算例分析
為了驗證模型的正確性和有效性，本文使用Matlab作為算例分析的工具，對加拿大境內的通用和福特兩家汽車制造商進行調查分析，并通過數值仿真來求解不同補貼模式下的兩汽車制造商的最優決策和政府的最優補貼率，分析技術溢出和產品差異的變化對決策變量和社會總福利的影響，并比較不同政府補貼策略下最優補貼率隨技術溢出和產品差異的變化情況。根據調查發現，消費者對新能源汽車的偏好的比例大約為總數的1/3以上，且經過減排技術改進后的汽車排放所減少的COx、NOx約為1/20左右。鑒于此，假設ε=3、θ=005。具體分析主要集中于，技術溢出和產品差異的變化對雙寡頭制造商決策和政府最優補貼率的影響。為研究參數變化對決策的影響，根據技術溢出和產品差異程度分為高、中、低不同情況進行比較，所以取ρ=01、05、09，σ=01、05、09進行分析。
（一）技術溢出和產品差異對制造商產量和價格的影響
根據前文模型，可求解出不同政府補貼策略下制造商的均衡產量、產品價格，計算結果如表1所示。
由表1可以看出：（1）在無政府補貼策略下，產品差異性與制造商的均衡產量和產品價格成負相關關系。這是因為，隨著產品差異性增強，使得市場競爭日趨激烈，從而使得制造商不得不采取減少產量降低價格。而技術溢出率與制造商的均衡產量成正相關關系，與產品價格保持不相關。這是因為，隨著技術溢出率增強，使得其他制造商減排投入對于在位制造商而言可以贏得更多消費者的青睞，但對產品價格無直接影響。（2）當產品差異性增強時，投入補貼策略下的制造商產量增加，單位產品價格均降低；而產量補貼下的制造商產量和單位產品價格均降低。當技術溢出率增強時，投入補貼策略下的制造商產量增加，單位產品價格不變；而產量補貼下的制造商產量增加，單位產品價格降低。同時，當產品差異性較弱技術溢出率較強時，投入補貼的產量低于產量補貼的產量；但產量補貼的單位產品價格始終低于投入補貼的價格。這是因為，政府進行投入補貼策略時，主要是刺激制造商的減排研發活動從而提高其積極性；而政府進行產量補貼策略時，主要集中于制造商生產產量。雖然不同的政府補貼策略對制造商都能帶來好處，但產量補貼策略是對制造商生產行為的補貼策略，并未對制造商減排投入產生明顯效果，而投入補貼是對制造商研發行為的補貼策略，主要將補貼轉移到環境效用中。
（二）技術溢出和產品差異對制造商利潤和社會總福利的影響
根據前文模型，可求解出政府不同補貼策略情形下制造商利潤及社會總福利，計算結果如表2所示。
由表2可以看出：（1）無論政府對制造商的減排投入補貼還是生產產量補貼，均能增加制造商利潤并提高社會總福利。但是，產量補貼策略下的制造商利潤總低于投入補貼策略下的制造商利潤；同時，當技術外溢率和產品差異性均較小時，產量補貼策略下的社會總福利高于投入補貼策略下的社會總福利。這是因為，政府對產量補貼僅僅是改善制造商生產活動的補貼，不僅不利于制造商加大減排投入力度，甚至會出現制造商隱利提高，降低其減排研發的積極性。（2）在技術溢出率和產品差異性變化下，社會總福利的變化與制造商利潤的變化趨勢相似。因此，無論何種決策情況下，制造商利潤和社會總福利依然是隨著技術溢出率的增強而提高，隨著產品差異性的增加而降低。同時，當技術外溢率較強產品差異性較弱，亦或是技術外溢率較弱產品差異性較強時，投入補貼策略相較于產量補貼策略更有效。這是因為，在強調技術溢出率和產品差異性條件下，政府對制造商產量補貼往往是次優策略，實際上相當于將消費者剩余通過產量補貼再分配給了生產者，從而導致局部資源錯配。
對制造商進行產量補貼時，政府的補貼支出相對于減排投入補貼往往更多，同時還會造成消費者剩余轉化為生產者剩余，從而導致企業得到更多的隱藏福利。
（三）技術溢出率和產品差異性對減排研發投入的影響
在兩種政府補貼策略下，通過分析技術溢出率和產品差異性對兩制造商減排研發投入的影響，如圖1所示。制造商減排研發投入與技術溢出率呈正相關關系，與產品差異性呈負相關關系。同時，產量補貼策略下的研發投入最大，投入補貼策略下的研發投入次之，無政府補貼策略下的研發投入最低。隨著技術溢出率的增強，制造商的減排研發投入增加，而減排研發投入作為社會公共品的特征就越強，政府作為社會公共利益的代表，需要提供更高補貼率對制造商減排研發行為進行彌補，保證社會總福利實現最大化，從而反過來更加刺激制造商減排研發投入。而隨著產品差異性的增強，兩制造商的市場競爭日益激烈，而減排研發投入并沒有起到顯著提高自身利潤和社會福利的效果，政府需要通過其他財稅手段調整市場，對雙寡頭制造商進行，引導帶動更多的減排研發投入。
（四）技術溢出率和產品差異性對消費者偏好的影響
在兩種政府補貼策略下，通過分析技術溢出率和產品差異性對消費者偏好的影響，如圖2所示。消費者碳偏好與技術溢出率的變化趨勢相似，與產品差異性的變化趨勢相反，且技術溢出率對消費者碳偏好的影響強于產品差異性。也就是說，隨著技術溢出率的增強，消費者碳偏好也同時增加；而隨著產品差異性的增強，消費者碳偏好卻降低。同時，當技術溢出率較小、產品差異性較大時，投入補貼策略對消費者碳偏好影響程度弱于產量補貼策略；而其他條件下，投入補貼策略對消費者碳偏好影響程度于產量補貼策略。這是因為，當技術溢出率較小、產品差異性較大時，兩制造商都很難利用“搭便車”現象提高自身利潤，而市場競爭程度很激烈，政府通過產量補貼能夠更為直接地刺激兩制造商加大研發投入，從而提高兩制造商利潤和社會福利。
（五）技術溢出率和產品差異性對政府補貼率的影響
在兩種政府補貼策略下，通過分析技術溢出率和產品差異性對政府最優補貼率的影響，如圖3和圖4所示。兩種政府補貼策略下的最優補貼率，與技術溢出率和產品差異性的變化是不同的。在投入補貼策略下，無論產品差異性如何變化均衡補貼率與投入溢出率呈正相關，隨著投入溢出率的增強而提高；而當技術溢出率較低時均衡補貼率與產品差異性呈負相關，當技術溢出率較高時均衡補貼率與產品差異性呈正相關。在產量補貼策略下，均衡補貼率與技術溢出率呈“U”型，即隨技術溢出率的增強先減少后增加；而均衡補貼率與產品差異性呈負相關，隨著產品差異性的增強而降低。
六、結論
本文基于技術溢出率和產品差異性，構建三階段政府與雙寡頭制造商的博弈模型，求解制造商最優生產產量和減排投入以及政府最優補貼率，并通過理論分析和模型推演對比三種補貼情景下的制造商利潤和社會福利差異。算例證明了模型的有效性。
第一，不論政府采取減排研發投入補貼還是生產產量補貼策略，在短期內均能刺激制造商加大減排研發投入，從而增加制造商利潤以及社會總福利。所以，政府應該根據不同的具體情況，通過對雙寡頭制造商制定切實可行的補貼策略，推動減排研發技術的進步，實現社會總福利的帕累托改進。
第二，在政府以最大化社會總福利的目的下，投入補貼策略的均衡補貼率與技術溢出率呈正相關性關系，而與產品差異性不確定；產量補貼策略的均衡補貼率與技術溢出率呈“U”型關系，在技術溢出率較小或較大時補貼率較高，而與產品差異性呈負相關關系。所以，在差異化產品市場競爭中，政府應加強對減排研發投入的保護。
第三，消費者碳偏好與技術溢出率的變化趨勢相似，與產品差異性的變化趨勢相反，且技術溢出率對消費者碳偏好的影響強于產品差異性。隨著技術溢出率的增強，消費者碳偏好也同時增加；而隨著產品差異性的增強，消費者碳偏好卻降低。同時，當技術溢出率較小、產品差異性較大時，投入補貼策略對消費者碳偏好影響程度弱于產量補貼策略；而其他條件下，投入補貼策略對消費者碳偏好影響程度強于產量補貼策略。
后續研究可以關注以下問題：第一，討論信息不對稱情況下的雙寡頭制造商的決策問題，分析政府應選擇何種補貼方式；第二，基于技術溢出和產品差異，研究供應鏈的研發投入決策，分析供應鏈系統如何影響政府補貼策略。
注釋：
①證明：對兩制造商的均衡利潤、減排投入和產量分別求技術溢出率ρ的一階偏導，得πNSiρ=
ε41+ρ2-σ4-σ+2ρ2σ2-5σ+6-2ρ2σ4-σ82-σ22+σ4、qNSiρ=ε41+ρ26-σ-4ρσ82-σ2+σ3、INSiρ=ε41+ρ4-2σ1+3ρ+ρσ21+2ρ82-σ22+σ4。由于00，即均衡利潤、產量和減排投入是技術溢出率的單調遞增函數，隨著ρ的增強而逐漸增加。證畢。
②證明：對兩制造商的均衡利潤、減排投入和產量分別求產品差異性σ的一階偏導，得πNSiσ=ε41+ρ23+51-σ2+ρ41-σ3-2σ-σ21+2σ+2ρ21+1-σ34-2+σ32+σ5、qNSiσ=-ε41+ρ341-σ2+ρ+3ρ2σ82-σ22+σ4、INSiσ=-2-ρσ1+ρ21+ρ2-σ-σ1-ρσ42-σ32+σ5。由于0
③證明：對不同補貼策略下的政府最優投入補貼率和產量補貼率，分別求碳減排對θ和ε的一階偏導，有s*θ=-16εθ1+ρ2-ρσ2+σ22-σε23+σ1+ρ2+4θ2+σ2、g*θ=22-σ2+σ2ε21+ρ2-ρσ、s*ε=8ε21+ρ2-ρσ2+σ22-σε23+σ1+ρ2+4θ2+σ2、g*ε=-4θ2-σ2+σ2ε21+ρ2-ρσ。根據假設條件可知，s*θ0、s*ε>0、g*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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